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篇1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曾的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显示，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是导致全球温度上升的主要温室气体，而其中又以二氧化碳的作用尤为显著。《京都议定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订和实施，进一步反映出全球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金融在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金融与环境问题间关系的探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益引起重视。发展低碳经济离不开金融支持，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以及金融支持工业行业碳减排等方面。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有关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减排影响因素、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并促进碳减排、金融资金支持对碳减排的作用研究等方面。

（一）碳减排影响因素研究

关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ShafikN.（1992）等认为在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的时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少；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急剧增加，此时经济增长伴随碳排放的急剧增加；当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时，经济发展对资金、技术的需求增加，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减少，且随着技术的提高促进能源利用率提高、碳排放减少，此时环境质量得以改善[1]。LesterR.Brown（2005）提出经济发展要以B模式代替A模式，A模式是指高碳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以环境破坏为代价；B模式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倡导低碳化经济发展模式[2]。

关于环境金融的研究方面。JoseSalazar（1998）较早提出环境金融，认为环境金融是连接环境产业和金融业之间的桥梁，对金融业与环境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提出发展金融创新，以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3]。CowanE.（1999）认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学和金融的结合，在环境金融的基础上，探讨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金配置功能为环境经济进行融资的渠道[4]。MarcelJeucken（2001）分析了银行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认为银行业对待可持续发展的态度由抗拒、规避，转变为积极和可持续发展阶段，其通过激励手段促进经济主体保护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5]。SoniaLabatt和RodenyWh-

ite（2002）研究了气候变化问题给金融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将环境风险纳入企业评级，并介绍了金融行业进行环境风险评价的方法，以及为环境保护而开发的环境金融产品[6]。T.E.Gradel和B.R.Allenby（2003）探讨了金融在环境保护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金融促进环境保护的相关建议[7]。

在碳减排影响因素研究中，Wang（2005）对中国1957―200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数据做了分解，发现能源强度降低对中国碳减排贡献最大，其次为能源结构和可再生能源的投入[8]。Chang（2008）通过研究台湾地区1989―2004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发现，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变化，对碳排放影响较为明显[9]。SalvadorEnriquePuliafito（2008）等从人口规模角度研究低碳经济，通过分析人口、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碳排放量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结论[10]。UgurSoytas（2009）采用VAR模型对美国和土耳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能源消耗是碳排放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而非GDP，并据此提出了通过增加使用清洁能源、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来实现碳减排的政策[11]。

（二）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碳减排研究

King和Levine（1993）认为一个功能健全的金融体系会通过金融支持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进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他们对1960―1989年8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对技术创新和进步有重要的影响[12]。Fuente和Marin（1996）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将资金高效地运用在风险项目上，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进而有助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推动碳减排的实施[13]。

Beck，Levine和Loayza（2000）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支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是增加了资本的存量，更重要的因素是金融支持提高了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即金融支持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有利于碳减排的发展[14]。Gradel和Allenby（2003）在《产业生态学》中把金融纳入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中，认为金融作为一种服务能促进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相协调[15]。

Hanson和Laitner（2004）通过产业增长评估模型对美国的研究得出，实施引导技术进步的投资政策可以保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表明美国要减少碳排放需要对低碳技术投入大量的资金[16]。在金融支持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碳减排研究中，Kneller和Stevens（2006）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对R&D的资金投入有利于技术效率提高，以及提升企业碳减排的水平[17]。

Tamazian等（2009）选取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1992―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并加入美国和日本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起到重要作用，金融支持高水平减排技术研发的直接投资利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进而抑制环境恶化[18]。

Nakhooda（2009）对世界银行管理的清洁技术基金的创新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通过埃及、墨西哥和土耳其三个国家的研究发现清洁技术基金需要政府政策和监管环境的配合才有助于发展低碳经济[19]。Knox-

Hayes（2009）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间合作的重要作用，认为金融支持可以增加低碳经济发展的规模、范围和速度，而金融的支持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20]。Richardson（2009）认为目前金融支持低碳经济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作为中介，公众出于环境保护目的的社会责任投资的资金支持会大大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并认为可以推动保护环境社会责任投资对低碳经济的支持[21]。

Linares和Perez-Arriaga（2009）基于监管和技术动态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如何在全球发挥低碳技术并广泛应用的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低碳技术，离不开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亦是应对气候变暖的关键[22]。Alain（2010）认为在碳市场机制作用下，低碳技术转让和低碳投资在国际间大规模进行，低碳技术发展利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23]。Gouvello（2010）对巴西低碳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表明巴西投资新能源的发展，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走向低碳经济发展道路，需要对低碳经济相关的新能源、二氧化碳减排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24]。

（三）金融资金支持对碳减排的作用研究

Kepple（2008）分析了银行业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激励等手段，鼓励经济主体参与环境保护，在可持续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5]。Tamazian等（2009）对俄罗斯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金融资本开放程度与二氧化碳的降低呈现正相关。

Sadorsky（2010）选取2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模型（GMM）方法检验这些国家金融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得出结论：当金融发展用股票市场度量时，股票市场交易额与股票市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对能源需求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26]。Bello和Abim

bola（2010）通过对尼日利亚的金融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发现，由于该国投资缺乏必要的监管，因而以证券市场资产表示的金融发展会导致环境恶化[27]。

Shahbaz（2011）等对巴基斯坦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研究，认为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和能源消费等因素后，金融业发展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这暗示促进金融部门的发展可成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一个政策工具[28]。

Ashina，Fujino和Masui（2012）基于日本在205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要减少80%的目标，利用反推法结合日本的国情，得出日本实现该目标的可行路径是2022年碳排放量减少16～20%，2030年碳排放量减少31～35%，2040年碳排放量减少53～56%，而要实现以上阶段性目标，就需要大量投资的支持[29]。

HarunaaGujba和StevebThorne（2012）等立足于非洲大陆，阐述了为非洲低碳能源提供金融支持的渠道，并探索了这些渠道面临的机遇及风险等情况[30]。KennedyChri

stopher和CorfeeMorlot（2013）讨论了投资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认为虽然投资低碳基础设施会增加企业运行成本，但这一举措显现出投资对于提升技术水平，以及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31]。

JulieRozenberg，StéphaneHallegatte（2013）等认为实施低碳税很困难，因为这意味着这代人要为后几代人的利益做出牺牲，但发行碳认证证书却是可能的，这主要由于碳认证企业虽然增加了支出成本，但却因为发展低碳经济，而在贷款利率下降上得到了补偿，所以认为碳认证比低碳税更具有可行性[32]。

RorySullivan，AndyGouldson，PhilWebber（2013）探讨了如何为低碳城市融资的问题，以及其中存在的机会、风险与障碍，研究认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政府支持、政企合作以及技术创新降低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来缓解这些风险和障碍[33]。

YasukoKameyama，KanakoMorita和IzumiKubota（2015）提出，近几年金融已经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亚洲发展低碳经济每年需要约1250―149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公共投资要比预计的低得多，研究认为如果亚洲国家能够达成共识，超过一半低碳经济投资资金可以由公共投资来达成，而剩下的部分则需要依靠私有投资[34]。

AidyHalimanjaya（2015）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评估了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与官方减缓气候变化资金流入量的关系，并呼吁官方应大力发展援助气候变化的金融[35]。

二、国内研究

（一）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研究

1.金融服务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

碳金融服务是碳金融稳健发展的保障，金融机构是碳金融服务体系的主体。企业的参与构成了碳交易的供需主体，交易平台的搭建为供需主体提供了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的机制，而金融机构围绕碳交易市场的金融服务可以促进碳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大广度和深度、加强流动性和提高透明度。金融机构的参与有助于碳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动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有利于完善金融体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与低碳经济相关企业的联系。

陈雁（2008）通过分析可持续金融，指出绿色信贷对银行业可持续经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36]。苏宝梅（2009）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指出绿色信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37]。古小东（2010）考察了国外“赤道原则”约束下的银行环境风险控制，从法律制度、激励机制、环境标准、监督机制等方面对我国的绿色信贷提出建议[38]。曹洪军、陈好孟（2010）建立了不确定环境下的博弈模型，认为绿色信贷需要配套机制[39]。

张建军、段润润（2013）指出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绿色信贷是中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指引[40]。张靖霞（2013）指出绿色信贷支持生态城镇化建设需要政府、环保部门、银行、企业共同努力，探寻合适的绿色信贷支持路径对于加快生态城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41]。张继宏（20

14）认为金融支持可以有效地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国内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体现为增加新能源和减排技术的信贷规模，降低高耗能和产能过剩产业的信贷规模，利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42]。

表1进一步反映了其他金融服务如碳金融理财产品，以及发展与低碳经济相关的证券、基金和保险等对低碳经济的影响。

2.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

碳金融政策是碳金融发展的前提，对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政府监管可以解决碳金融“市场失灵”问题，政府急需制定碳金融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并根据碳金融发展情况及时更新完善，同时做好政策引导，引导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参与到碳金融活动中去，为碳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张伟伟（2013）等的研究认为需要广泛建立以中央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碳基金，吸引更多的低碳资金流入，提出政府需要做好低碳投融资预算安排，通过碳税收、碳配额的拍卖获取低碳收入，并使得低碳收入成为低碳投资的资金保障[46]。石敏俊（2013）等基于动态CGE（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模型构建了我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根据碳税和碳排放交易的政策属性，研究得出：碳排放交易与适度碳税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可以确保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使较为分散的碳排放源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47]。胡梅梅、邓超、唐莹（2014）的研究认为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社会建设和产业发展是经济社会的必然发展方向，在这一背景下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金融支持[48]。李健（2014）等认为随着公众能源消费碳排放比重的不断增加，加强消费端碳减排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低碳理念宣传、低碳制度等运行机制，以及激励和引导公众形成低碳消费模式，能够更好地发挥碳减排机制和碳税制度的相关作用[49]。表2反映了国内学者探究法规建设、政策引导等方面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金融支持工业行业碳减排发展研究

1.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主要针对工业行业碳减排影响因素、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碳减排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对某一工业行业碳减排具体情况的研究等方面。

在对工业行业碳减排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吴滨（2010）认为需从行业结构、行业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和各种能源碳排放系数等方面展开研究[53]。陈诗一（2011）研究表明能源强度减少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波动性，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调整能够降低工业行业碳排放[54]。刘红光（2011）将我国1992―2005年工业碳排放量进行分解，发现经济总量增长、能源利用效率低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导致我国碳排放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行业结构调整和技术等因素对碳减排的作用并不明显[55]。张在旭（2014）认为工业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工业规模、管理水平、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56]。任建兰（2015）通过对整体工业行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分析，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效率是碳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57]。

在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中，王群伟（2010）分析了1996―2007年间影响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绩效的诸因素，发现技术进步是促进我国工业行业二氧化碳减排绩效不断提升的主要原因[58]。李凯杰（2012）等认为长期内技术进步可以减少工业行业碳排放，短期内技术进步对工业行业碳减排作用却不明显[59]。姚西龙（2013）测算了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与中国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发现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在不断下降，并认为技术进步是促进中国制造业碳减排的主要因素[60]。王兵（2015）的研究认为低碳技术可以实现碳排放减少的同时增加工业产值，并且低碳技术越强，双赢也越大；并认为强低碳技术比弱低碳技术更具有降低减排成本的优势，这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地区更为明显[61]。

在减排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方面，修静（2014）认为现阶段的节能减排规制措施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的影响有自东向西递增的趋势，说明工业化水平越低，行政命令式的规制措施相对越有效，并且行政命令式的规制措施相较于技术进步，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62]。王宇飞（201

5）等通过对比工业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OrganicCompounds，VOCs）经济手段（环境税）和工程技术对碳减排的影响，借助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工程技术减排与经济手段（环境税）进行政策模拟，探讨了两种减排方法的优劣，并认为相同碳减排量情况下，考虑宏观经济损失，环境税减排的成本远高于技术减排[63]。任曾（2015）认为推动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税收政策，保持税收优惠政策的稳定，可使工业企业对节能减排的收益有一定预期，有利于充分调动工业企业致力于节能减排生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64]。

在对某一工业行业碳减排具体情况的研究中，刘贞（2

012）认为对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应进一步加强节能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有选择性地进行技术投资，提高资金利用效率[65]。霍沫霖（2014）认为电力行业的碳减排需要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和先进火电技术，应支持研发创新，提高规模效益，发展建设智能电网，提高环保标准等[66]。史君（2015）认为水泥行业只有在实践中开发和研究创新技术、改进工艺流程、使用节能设备，才能实现水泥行业综合节能减排的目标[67]。工信部（2015）认为电器行业节能减排工作主要包括用信息化手段完善节能减排管理体系，扩大终端用能产品标准等方面[68]。其他学者研究工业行业碳减排的主要观点如表3所示。

2.金融支持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

当前关于金融支持我国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融资、金融服务、金融政策及金融支持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等方面。

在金融融资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中，杨劬（2011）运用委托理论研究绿色信贷推动企业节能减排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发挥绿色信贷政策的激励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运用绿色信贷政策激励企业改善技术，在长期内对环境保护的积极影响效果显著[73]。韩旺红（2012）提出我国应出台相关政策激励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降低绿色信贷门槛，提高贷款监管效率，完善绿色信贷体系，从而推动我国工业行业低碳化转型[74]。徐建波（2014）以徐州市为例，分析了商业信贷、资本市场和财税政策对工业行业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提出推广绿色信贷、加强金融产品创新、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提高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等建议[75]。

在金融服务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中，潘小军（201

1）认为需要探索区域性碳金融衍生品的设计和交易模式，制定基于区域性环保融资额度及其衍生品的合理价格，以碳信贷、碳证券、碳保险等具体的碳金融创新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通过优化能源使用结构，以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76]。张金山（2013）认为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应不断完善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体系，积极转变和调整金融业务模式，通过信贷等融资服务，发挥金融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融通、中介服务作用，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77]。

在金融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研究中，彭江波和郭琪（2010）认为节能减排需要政策导向进行激励和约束，金融具有的资金、市场、信用等优势，可以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等助推节能减排[78]。张兆国（2013）的研究认为税收政策、财政补贴、信贷政策和社会舆论对低碳经济有显著正向影响；法律制度和市场化程度对低碳经济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制定能耗与排放标准对企业有一定的约束力，对碳减排具有指导意义[79]。陈小龙（2013）认为碳税、补贴、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具有资源配置作用，有利于激励建筑企业进行节能减排[80]。刘鹏翔（2014）认为对于工业行业的碳减排，需要提高金融环保意识，突出金融支持政策的引导作用，营造有利于工业行业节能减排的金融生态环境[81]。

金融支持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实证研究中，汪陈（201

0）等通过实证研究我国存贷款余额与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分析我国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提出了进一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行为的相关建议[82]。李超（2010）构建了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产业与实体低碳产业间的联动模型，在论述低碳系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金融部门和低碳经济发展间的互动效应[83]。史亚东（2010）通过建立两阶段最优化模型，对当前我国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最优出口规模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我国CDM项目的开发存在最优交易规模[84]。张秀生（2010）等通过建立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的博弈，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提高环保执行效率的途径之一[85]。杜莉、丁志国和李博（2012）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欧盟18国的碳交易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碳排放权的购买成本增加了工业发展成本，导致投资从工业行业流出，利于工业行业的碳减排[86]。其他学者关于金融融资、金融服务及金融政策对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如表4所示。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学者展开关于金融与环境的相关研究，主要贡献：（1）探究了碳减排的影响因素，其中提出了环境金融、金融创新对于碳减排的重要作用；（2）结合相关国家的经验数据，借助定量分析工具，实证检验了金融支持技术创新，进而对碳减排产生作用的路径，这为进一步详细分析金融支持碳减排的作用机理奠定基础；（3）分析了金融资金支持对于碳减排的有利影响，亦提出存在资金监管、运作风险等方面问题，并着重强调了资金支持对于碳减排的重要作用。国外学者的研究尚存在进一步深入探究的方向：（1）需详细梳理与分析金融支持碳减排的主要传导路径、作用机理；（2）结合具体传导路径及经验数据，探究有效的实证研究过程，检验金融支持与碳减排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分析相应对策；（3）国外学者的研究针对金融支持某一具体行业碳减排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必要详细研究金融支持某一行业，如对在碳排放中占很大比重的工业行业碳减排的影响作用。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经济增长;制度安排;国别研究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9-001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9.004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限上升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世界气候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由化石燃料过度消耗所导致的全球变暖,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全球变暖严重危害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深刻触及到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一现象亦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lowcarboneconomy)的概念应运而生,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由英国政府在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中提出,题为“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后,各国纷纷相应。学术界围绕低碳经济的研究也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国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总结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研究重点在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碳减排对行业发展的影响等;二是低碳经济实现的制度安排,研究主要集中对碳税(carbontax)和碳交易(carbontrading)的讨论;三是不同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

1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

关注“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碳排放量(carbonemission)的控制,碳排放量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发现,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Kaya公式所揭示的人口、GDP和能源消耗[1],还包括国际贸易,两国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创造了一种转移机制。

1.1人口规模、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影响

不言而喻,人口越多,碳排放量就越多。即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也不足为怪,因为中美人口相差4倍多。此外,人口结构对碳排放量也有影响。SalvadorEnriquePuliafito,etal采用LotkaVolterra模型对人口、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相互关系的探析,MichaelDalton,etal采用PET模型(PopulationEnvironmentTechnologymodel)的研究,均验证了上述结论。随着世界人口转型,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凸显,发达国家将在2022年前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因素会降低碳排放量,这一效果与技术变革的效果相当[2-3]。

1.2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因果关系

低碳经济不是贫困的经济,因此不能通过降低GDP实现碳减排。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是能源的消耗,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是衡量能源消耗的两个重要指标。“能源强度”(EnergyIntensity)是指单位GDP的能源用量。不同产业的能源强度不同,一般第二产业的能源强度最高,而第二产业中,重化工的能源强度又远高于一般制造业。能源强度还受到技术的影响,同一行业中技术水平低则能源强度高。因此降低能源强度,提高技术水平是减排的有效方向之一。而单位能源用量的碳排放量,则称为“碳强度”(CarbonIntensity)。能源种类不同,碳强度差异很大。化石能源中,煤的碳强度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气较低。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有一定的碳强度,而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等都是零碳能源。

尹希果等:国外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9期学者也对GDP、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RamakrishnanRamanathan采用DEA方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法)同时分析了GDP、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之间的联系。他指出以往研究的缺陷是,只分别分析了GDP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或者能源消耗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没有对三者的联系进行分析。在指标选取上,他以化石能源消耗释放的二氧化碳代表碳排放量,化石能源包括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以全球生产总值衡量经济增长;能源消耗中只选取了非化石能源消耗量,包括水利、核能和地热能,没有包括化石能源消耗量是为了避免与第一个指标的重复。在DEA分析效率指标构建中,将GDP和碳排放量作为产出,非化石能源消耗作为投入。结果显示效率指标在1980年时最高,接下来的7年急剧下降,随后呈现反复震荡下跌趋势,1996年开始回升。基于DEA分析的技术预测(technologyforecasting)得到了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的曲线图[4]。

UgurSoytas,etal采用包含GDP、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劳动力和固定资本总额等变量的VAR模型研究了美国能源消耗、GDP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碳排放量的格兰杰成因不是GDP增长,而是能源消耗。并提出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应该从降低能源强度角度考虑,还应该增加如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5]。后来,UgurSoytas,etal对土耳其的实证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6]。

XingPingZhang,XiaoMeiCheng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及方向。他建立了一个包含GDP、能源消耗量、碳排放量、资本和城市人口指标的多元模型,以1960-2007年的实证结果显示,GDP对能源消耗量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能源消耗量对碳排放量存在单向格兰杰成因,而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可以推行渐进的能源政策和碳减排政策,而不会妨碍经济增长[7]。

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低碳经济是经济增长与化石能源消耗脱钩的经济。化石能源消耗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在低碳经济模式下,经济增长不依赖于化石能源的消耗。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而能源消耗是碳排放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碳减排政策应关注能源消耗:通过技术改革、产业结构升级,降低能源强度;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碳强度。

1.3行业碳排放量存在差异

碳减排的重要措施是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而由于行业差异以及不同行业使用能源的差异,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相差很大。因此将行业分类,并研究其在低碳经济下的发展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TCChang,SJLin采用灰色关联分析(GreyRelationAnalysis)测算了台湾34个行业产值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总能源使用量以及各种能源使用量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研究结果显示,在分辨系数取0.5的情况下,从34个行业的平均情况来看,产值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940,总能源使用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912,单个能源与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系数分别为电力0913、煤炭0.800、石油-0.79、天然气0.513。这些结果说明了台湾经济依赖于二氧化碳密集型的行业,电力能源在台湾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分行业来看,根据产值与碳排量的灰色关联系数、能源使用与碳排量的灰色关联系数的正负及其大小关系,可以将行业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采矿业、有色金属、电力和发电业、公路运输业为“三低行业”,即能源强度低、碳强度低、碳排放系数低。而农林渔业、食品业、纺织业、皮革业、造纸业、石化原料业、橡胶业、化工产品业、金属制品业、运输设备业、燃气及水供应业、建筑业等11个行业为“三高行业”,它们的能源强度高、碳强度高、碳排放系数高,因此减排政策的制定应主要关注这些行业[8]。

此外,MarcoMazzarino采用比较静态方法(comparativestaticapproach)和货币估值技术的研究发现运输业是OECD国家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约占到总碳排放量的三分之一[9]。R.Rehan,M.Nehdi(2005)认为水泥业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行业,并探讨了在清洁发展、联合履行、排放交易三种机制下水泥业的发展前景[10]。

1.4碳排放量随国际贸易而转移

关于碳排量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国内因素,如人口、GDP、行业等,同时国际贸易也是影响碳排放量的一个重要因素。PaulBStretesky,MichaelJLynch以1989-2003年世界16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各国人均碳排量与对美国出口量之间的关系。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因变量,各国对美国的出口量为自变量,人口密度、GDP和FDI为控制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均碳排放量与出口有着显著的关系。细分产业后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出口行业中,天然气、石油和煤炭、化工产品和再进口产品等四个行业对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这意味着,在控制了人口密度、GDP和FDI的情况下,一国对美国出口越多,人均碳排放量也越大,出口产品中天然气、石油和煤炭、化工产品和再进口产品所占的比重越大,人均碳排放量就越大[11]。

YanYunfeng,YangLaike提出,国际贸易创造了一种转移机制,不仅使产品可以在世界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同时也使得碳排放可以自由转移。1997-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的10.03%-26.54%是由出口产品的生产所引致的,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仅占到4.40%(1997年)和9.05%。世界其他国家因转移机制减排的二氧化碳从1997年的150.18Mt增加到2007年的593Mt,而中国在1997-2007年间因生产出口产品而净增的二氧化碳达到4894Mt。他们的研究为近年来中国碳排放量激增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同时这些数据也印证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催生着像在国际贸易中征收碳关税这样的动议,有学者担忧这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12]。

2低碳经济实现的制度安排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恶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实现经济发展中的“低碳”,各国主要的制度安排有征收碳税和碳交易制度。前者是由政府通过税率来确定进行碳排放的活动要付出多少代价;后者是在《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下,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实现全球范围内碳减排的目的。

2.1碳税

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的。碳税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征,此后,瑞典(1991年)、挪威(1991年)、荷兰(1992年)、丹麦(1992年)、斯洛文尼亚(1997年)、意大利(1999年)、德国(1999年)、英国(2001年)、法国(2001年)等国也相继开征。近年来,为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一些国家如日本、加拿大、瑞士等国也纷纷开征碳税。

关于这些国家实施碳税的经验,AndreaBaranzini,etal在分析了各国能源产品的碳税税率后指出:各国的能源税(energytax)税率差别相当大,从而碳税税率各不相同,这成为国际协调碳税的一个主要障碍;从理论上说,征收碳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碳减排的激励机制,但在实践中存在其他目的,如基于财政(筹集资金)的目的,对需求弹性很小的产品征收很高的碳税;对于某些能源产品,如煤炭,有些国家的碳税税率相当低,有些国家还实行补贴,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碳税;要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实施碳税的同时要对能源税进行改革[13]。

在此之后,日本的研究发现,能源税和碳税的使用能够使碳排放下降到预计目标水平,同时也使能源种类的使用发生了变化,即由煤到天然气[14]。对碳税征收先行国挪威的研究发现,1990-1999年挪威平均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降低了12个百分点,但碳税对碳减排的贡献只有2.3%,碳税的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挪威对不同的产业实行差别税率,且不同类型燃料的碳含量与税额的比率也不相同[15]。ChengFLee,etal在灰色理论(grewtheory)和投入―产出理论(inputoutputtheory)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目标规划(fuzzygoalprogramming)方法构建模型,模拟了三种碳税方案下碳减排的力度和经济影响。预测碳税实施的影响有助于各国碳税方案的选择,也能更好的发挥碳税的效果[16]。

2.2碳交易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17]。其兴起源于《京都议定书》所制定的三种减排机制:一是排放贸易机制(ET,EmissionTrade),允许附件一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转让它们的部分“容许的排放量”(“排放配额单位”);二是联合履行机制(JI,JointImplementation),允许附件一国家从其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投资项目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取减排信用,实际结果相当于工业化国家之间转让了同等量的“减排单位”;三是清洁发展机制(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允许附件一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核证的减排量”。即允许附件一国家出资支持无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工业技术改造、造林等活动,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抵顶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指标。

根据以上三种机制,碳交易可以分为两种形态:基于配额的交易和基于项目的交易。配额型交易指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交易,主要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附件一国家之间超额排减量的交易,通常是现货交易。项目型交易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如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排放减量权证(CERs)”、联合履行机制下的“排放减量单位(ERUs)”,主要是通过国与国合作的排减计划产生的减排量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碳交易市场发展迅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碳交易市场成交总额为1263.45亿美元;预计2012年成交总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中唯一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机制,并且《京都议定书》还承认了森林碳汇(carbonsink)对减缓气候变暖的贡献,并要求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和植被恢复及保护,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开展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将项目产生的碳汇额度用于抵消其国内的减排指标[18]。这些规定的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碳交易市场。CDM项目和碳汇CDM项目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3低碳经济的国别研究

3.1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

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传统的消费模式,预计2022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因此英国于2003年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并积极推动世界范围的低碳经济。随后,JohntonDet.al(2005)探讨了英国大量减少住房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可行性,认为利用现有技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排80%是可能的[19]。TreffersT,etal探讨了德国在2050年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80%的可能性,认为通过相关政策措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共同实现是可能的[20]。KojiShimada,etal构建了一种描述城市尺度低碳经济长期发展情景的方法,并将此方法应用到日本滋贺地区[21]。

在实践中,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各国政府组织的广泛关注和青睐,向低碳经济转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英国把发展低碳经济置于国家战略高度,2008年颁布实施的“气候变化法案”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按照该法律,到2050年英国要达到减排80%的目标。另外,政府大力促进商用技术的研发推广,以占领低碳产业的技术制高点。在低碳生活上,英国社会运用多种手段引导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比如,要求所有新盖房屋在2016年达到零碳排放,新建房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要体现碳足迹减少计划,不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等等。在洁净能源的开发上,英国发挥其海岛国家的自然优势,注重利用海洋资源,在发展海上风能、海藻能源等低碳能源方面居于全球领先水平。

同样是岛国的日本也在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日本内阁会议于2008年7月通过的“低碳社会行动计划”阐述了在未来三五年内将家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减少一半等多项有关减排的措施,其重要内容都与开发新能源有关。根据日本内阁政府2008年9月的数字,在科学技术相关预算中,仅单独列项的环境能源技术的开发费用就达近100亿日元,其中创新性太阳能发电技术的预算为35亿日元。2009年4月,日本又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为带动欧盟经济向高能效、低排放的方向转型,2007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一揽子能源计划,承诺到2022年将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减少20%,将生物燃料在交通能耗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10%。此外,2007年年底,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能源技术战略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推广低碳能源技术,促进欧盟未来能源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建立和发展。欧盟国家利用其在可再生能源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力图通过技术转让为欧盟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能源环保市场创造条件。

3.2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

《京都议定书》是旨在限制发达国家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协议,发展中国家未被规定必须承担减排义务。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迅速增加。虽然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还相对较低,但是在后京都时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减排压力已经越来越大。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是否应该承担减排义务及能否获得资金支持成为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

发展中国家中尤其是中国,被指责为一个“搭便车者”,在降低碳排放、延缓气候变暖上毫无贡献。ZhongXiangZhang(2000)通过分析中国1980-1997年间二氧化碳排量的历史演变,以及中间燃料转换、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和人口规模增长对二氧化碳排量的影响,指出上述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中国在能源节约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97年单位GDP能耗只有1980年的一半。如果没有这些努力,1997年的能耗总量将比实际排量多出50%[22-23]。WalterVReid,JoséGoldemberg的研究也指出,发展中国家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遏制二氧化碳的排放。他指出中国从80年代开始实行能源价格改革,碳补贴从1984年的37%下降到1995年的29%,石油补贴从1990的55%下降到2%。另外,中国在提高能源利用率,开发可再生能源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4]。PaulB.Stretesky,MichaelJ.Lynch(2009)、YanYunfeng,YangLaike(2010)的研究则指出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为碳排放提供了一种转移路径。中国为美国的碳减排做出了很大的潜在贡献,因此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气候与环境友好型技术援助。

尽管中国的碳历史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相对较低,但是其排放总量的激增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国的碳排放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为迈入低碳经济中国应如何改进措施,HuChuzhi,etal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基于EKC模型,采用平均分配余量的分解方法,构建了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1990-2005年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的贡献,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结果表明:①采用EKC曲线模拟结果显示,我国碳排放量呈现“N”型,并没有呈现严格的倒“U”型特征,这与规模效应具有一致性。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发导致碳排放量的减少,经济增长也并不一定引发碳排放的增加,关键是我国的环境治理的机制、市场和政策不完善,若不施行合理有效的控制措施,未来在降低碳排放方面面临着许多风险。②我国的碳排放政策的缺失,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滞后,这是导致我国碳排放持续上升的又一重要因素。③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中,只有结构效应的平均值为负,表明经济结构优化能降低碳排放,是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手段。④我国碳排放技术效应具有随意性,这说明技术在降低碳排放方面并未发挥优势,现行技术应用主要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技术进步并非与提高环境质量有关,尽管技术进步非常快,但对降低碳排放的作用并不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性建议:建立和实施不同时间尺度上的环境调控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向节能型、高级化发展,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推行削减碳排放的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25]。

GuoRu,etal以上海为例,采用情景分析法(scenariosanalysis)对上海2010-2022年的碳排放量进行了估计,并提出了一些碳减排建议。研究结论显示:①上海的主要能源消耗在过去的15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②上海的能源主要是用于生产,而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占比最大。③上海2005年的碳排放量达到58.05MtCeq,是1990年的两倍。④在“十一五”计划指导下,上海的碳减排量将分别达到17.26MtCeq(2010年)和111.04MtCeq(2022年)。作为中国的发达城市之一,上海在碳减排上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基于以上分析上海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低碳经济:①上海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因此提升产业结构是第一要务。发展能耗低且产品附加值高的行业,同时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②优化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结合地域优势开发使用清洁能源,如上海可以开发风能。③加强碳汇建设,树木、绿化带、湿地、农田是上海重要的碳汇。扩大城市树木和绿化带的范围,对崇明和南汇的湿地要加强保护[26]。

4结语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源于全球气候恶化的背景,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及至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气候问题而努力。围绕低碳经济,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不同区域(全球、国家、地区)进行了研究。

关于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目前比较一致的结论有:①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能源消耗、技术水平等,国际间的商品贸易也可以导致碳排放的转移。②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通过能源消耗来实现的,为实现低碳经济,应该增强能源强度及碳强度,逐渐由化石能源过度到清洁能源的使用。③不同行业的碳排放量有显著差异,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在总体层面上规划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在研究方法上,灰色关联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以及对人口经济学中LotkaVolterra模型的应用等,值得国内研究者的借鉴。在实践中,实现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征收碳税和碳交易制度。发达国家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倡导者,在向低碳经济的转变进程中,推出了各种法案措施。低碳经济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也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各国都致力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并从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省略/anglais/documentationa/greenhouse/kayaequation.htm

[2]SalvadorEnriquePuliafito,JoséLuisPuliafito,MarianaConteGrand.Modelingpopulationdynamicsandeconomicgrowthascompetingspecies:AnapplicationtoCO2globalemissions[J].EcologicalEconomics,2008,(65):602-615.

[3]MichaelDalton,BrianO'Neill,AlexiaPrskawetz,LeiwenJiang,JohnPitkin.PopulationagingandfuturecarbonemissionsintheUnitedStates[J].EnergyEconomics,2008,(30):642-675.

[4]RamakrishnanRamanathan.AmultifactorefficiencyperspectivetotherelationshipsamongworldGDP,energyconsumptionandcarbondioxideemissions[J].TechnologicalForecasting&SocialChange,2006,(73):483-494.

[5]UgurSoytas,RamazanSari,BradleyT.Ewing.Energyconsumption,income,andcarbonemissionsintheUnitedStates[J].EcologicalEconomics,2007,(62):482-489.

[6]UgurSoytas,RamazanSari.Energyconsumption,economicgrowth,andcarbonemissions:ChallengesfacedbyanEUcandidatemember[J].EcologicalEconomics,2009,(68):1667-1675.

[7]ZhangXingPing,ChengXiaoMei.Energyconsumption,carbonemissions,andeconomicgrowthinChina[J].EcologicalEconomics,2009,(68):2706-2712.

[8]TCChang,SJLin.GreyrelationanalysisofcarbondioxideemissionsfromindustrialproductionandenergyusesinTaiwan[J].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1999,(56):247-257.

[9]MarcoMazzarino.Theeconomicsofthegreenhouseeffect:evaluatingtheclimatechangeimpactduetothetransportsectorinItaly[J].EnergyPolicy,2000,(28):957-966.

[10]RRehan,MNehdi.Carbondioxideemissionsandclimatechange:policyimplicationsforthecementindustry[J].EnvironmentalScience&Policy,2005,(8):105-114.

[11]PaulBStretesky,MichaelJLynch.AcrossnationalstudyoftheassociationbetweenpercapitacarbondioxideemissionsandexportstotheUnitedStates[J].SocialScienceResearch,2009,(38):239-250.

[12]YanYunfeng,YangLaike.China'sforeigntradeandclimatechange:AcasestudyofCO2emissions[J].EnergyPolicy,2010,(38):350-356.

[13]AndreaBaranzini,JoséGoldemberg,StefanSpeck.Afutureforcarbontaxes[J].EcologicalEconomics,2009,(32):395-412.

[14]ToshihikoNakata,AlanLamont.AnalysisoftheimpactsofcarbontaxesonenergysystemsinJapan[J].EnergyPolicy,2001,(29):159-166.

[15]AnnegreteBruvoll,BodilMeretheLarsen.GreenhousegasemissionsinNorway:docarbontaxeswork?[J].EnergyPolicy,2004,(32):493-505.

[16]ChengFLee,SueJLin,CharlesLewis,YihF.Chang.Effectsofcarbontaxesondifferentindustriesbyfuzzygoalprogramming:Acasestudyofthepetrochemicalrelatedindustries,Taiwan[J].EnergyPolicy,2007,(35):4051-4058.

[17]JohnAMathews.Howcarboncreditscoulddrivetheemergenceofrenewableenergies[J].EnergyPolicy,2008,(36):3633-3639.

[18]JLiski,TKarjalainen,APussinen,GJNabuurs,PKauppi.TreesascarbonsinksandsourcesintheEuropeanUnion[J].EnvironmentalScience&Policy,2000,(3):91-97.

[19]JohnstonD,LoweR,BellM.AnExplorationoftheTechnicalFeasibilityofAchievingCarbonEmissionReductionsinExcessof60%WithintheUKHousingStockbytheYear2050[J].EnergyPolicy,2005,(33):1643-1659.

[20]TreffersT,FaaijAPC,SparkmanJ,SeebregtsA.ExploringthePossibilitiesforSettingupSustainableEnergySystemsfortheLongTerm:TwoVisionsfortheDutchEnergySystemin2050[J].EnergyPolicy,2005,(33):1723-1743.

[21]KojiShimada,YoshitakaTanaka,KeiGomi,YuzuruMatsuoka.DevelopingaLongtermLocalSocietyDesignMethodologyTowardsaLowcarbonEconomy:AnApplicationtoShigaPrefectureinJapan[J].EnergyPolicy,2007,(35):4688-4703.

[22]ZhongXiangzhang.DecouplingChina'sCarbonEmissionsIncreasefromEconomicGrowth:AnEconomicAnalysisandPolicyImplications[J].WorldDevelopment,2000,(28):739-752.

[23]ZhongXiangzhang.CanChinaaffordtocommititselfanemissionscap?Aneconomicandpoliticalanalysis[J].EnergyEconomics,2000,(22):587-614.

[24]WalterVReid,JoséGoldemberg.Developingcountriesarecombatingclimatechange:Actionsindevelopingcountriesthatslowgrowthincarbonemissions[J].EnergyPolicy,1998,(26):233-237.

[25]HuChuzhi,HuangXianjin.CharacteristicsofCarbonEmissioninChinaandAnalysisonItsCause[J].ChnPopuResEnvi,2008,18(3):38-42.

[26]GuoRu,CaoXiaojing,YangXinyu,LiYankuan,JiangDahe,LiFengting.ThestrategyofenergyrelatedcarbonemissionreductioninShanghai[J].EnergyPolicy,2010,(38):633-638.

ASynthesisofForeignScholars'ResearchonLowCarbonEconomy

YINXiguoHUOTing

(InstituteofPopulationResourceandEnvironmentalEconomy,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44,China)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二氧化碳；碳排放权

从“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气候问题备受关注，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前的全球性共识。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我国现有碳交易主要是清洁发展机制(cmd)项目以及个别地域、行业的交易个案，对于占比超过80％的国际配额交易市场，我国依然没有涉足。由于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国际碳交易规则基本上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我国被迫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我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这导致我国难以发挥资源量大的优势，难以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定价机制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因此，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体系迫在眉睫。

一、碳交易的内涵

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的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排污权交易概念。科斯定理一直被认为是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进行生产经营，为社会提品和服务的，问题在于企业获得利润的同时并未承担排放二氧化碳的环境污染成本，使得经济活动不能体现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稀缺的环境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科斯认为解决环境资源市场失灵的关键是产权，明确环境资源的所有权或财产权，使其成为稀缺资源，可以解决污染外部性问题。据此，经济学家们提议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让市场机制评价环境资源的价值，使其外部性内部化。《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意味着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或碳产权。目前，在欧洲、美国等金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些大型的碳排放交易中心，如欧盟co2排放量交易体系、欧洲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譬如《京都议定书》下的分配数量单位(aau)，或者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其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买主向可证实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

碳交易从资本的层面人手，通过划分环境容易，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而碳交易市场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使得金融资本通过碳交易市场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碳交易的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该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二氧化碳的最大的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放权；接着，政府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碳排放权，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公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放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力能合法交易。在市场上，排放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放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本质就是承认碳资产商品化，提供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数量化、资产化、市场化的途径，使之成为非公共物品，成为一种生产过程中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对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达到二氧化碳减排的目的。

二、碳交易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宏观经济帕累托改进

发展碳交易市场首先要确定我国范围内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凸显环境资源稀缺性。碳交易市场机制的价格发现功能可实现碳排放权的合理定价，使环境资源成本外部性向企业生产活动内部化转化。碳排放权获得类似垄断资源的身份，微观经济主体受成本一收益的驱动会珍惜有限的碳排放权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可诱发一系列的低碳经济活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限制、微观主体排放成本控制及低碳经济活动将会使我国宏观经济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使污染治理总体费用得到大幅降低，逐步建立起高效的经济一能源系统。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最终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及整体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二)能使减排成本收益转化

碳交易市场机制下的碳排放权具有商品属性，其价格信号功能引导经济主体把碳排放成本作为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碳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和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碳排放权进一步衍生为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企业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碳资产管理将促进经济发展的碳成本向碳收益转化。碳交易市场兴起并可带动形成以碳排放权为中心的碳交易货币以及包括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形成能源链转型的资金融通——减排成本收益转化——低碳资金投入的良性低碳循环。

(三)促进低碳技术转移

通过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使得碳排放边际成本较低的排污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优势或成本优势转让或储存剩余的排放权，碳排放边际成本较高的企业则通过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权。购买行为的本身既包含实际减排额度的转让也包含低碳技术的交易。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污染治理的最终任务必将落在减排成本最低的企业或专业化减排处理的企业身上，客观上促进了包括节能和清洁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核能、碳捕集和封存、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技术应用和创新。

(四)引发低碳能源革命

低碳能源是低碳经济的基本保证。新能源属于低碳能源，新能源的各种形式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来自于太阳或地球内部深处所产生的热能，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核聚变能、水能和海洋能以及由可再生能源衍生出来的生物燃料和氢所产生的能量。也可以说，新能源包括各种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相对于传统能源，新能源普遍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对于解决当今世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特别是化石能源)枯竭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碳交易市场机制解决了二氧化碳的供求、价格、竞争、风险等要素问题，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定价，使其成为经济主体生产活动的要素。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势必会引发能源革命，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开发，降低化石能源比重，改变能源结构，促进经济主体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其它污染物的排放量，能源消费由传统高碳能源逐渐向低碳新能源过渡。

(五)促进低碳经济转型

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排成本收益转化、资金融通功能以及促进低碳技术转移功能有利于企业加强低碳产品的投资，有利于打破产业投资锁定效应，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及新型低碳产业的兴起。宏观上有利于政府以低碳经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要求，调整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的重点和方向，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降低“高碳”产业的比例，优化产业结构，扩大低碳产品的出口。调整我国目前技术含量、环保标准和附加值都比较低的出口产业结构，鼓励能效较高的产品出口，以应对各类环境贸易壁垒，最终构建以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为核心的新型低碳经济体系。

三、我国建立碳交易市场的路径选择

(一)碳交易市场体系构建的要素

1污染总量控制。只有控制了碳排放空间的使用上限，才能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的经济物品，碳排放权才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因此，构建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以实现排放总量控制为前提。碳排放总量由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环境质量现状、污染源情况、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来确定。碳排放总量限定直接关系到交易能否顺利开展，排放权数量过大，会使区域内碳排放超过环境容量，减排效果难以实现；排放权数量过小，则会导致碳排放成本超越社会经济技术承受能力，较高的碳排放权价格使得企业不愿购买排放权而引发非法排放行为。

2环境产权明晰。环境资源等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特征，即产权通常是不明晰的，私人对其的损耗和破坏带来的后果皆由社会分担，导致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科斯定理将外部不经济性与产权联系起来，强调通过或依靠私人行为来解决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界定完善的资源产权制度。据此，在环境产权界定明晰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率的市场，可以执行市场转让的产权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解决二氧化碳排放不经济问题，达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

3市场自由交易。碳交易市场必须保证经济主体之间能够自由交易。对排放权卖方而言，由于超量减排而剩余排放权，出售排放权获得的经济回报实质上是市场对有利于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对买方而言，由于无法按政府要求减排而购买排放权，支出的费用实质上是外部不经济性的代价。市场决定着碳排放权的价格，市场机制的配置促使经济主体约束自身排放行为。允许碳排放权自由交易的市场既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又能有效地配置环境资源。企业为了节约环保开支，必然要采用先进的治理技术，并不断地开发更加有效的技术，由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排放权节余又会给企业带来收益。

4政府适度干预。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会导致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政府调控行为则可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政府主要作用在于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政府行为包括：制定排放总量、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监督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对交易进行管理等。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中政府也作为普通的市场主体进行购买或出售排放权的交易，但政府主要行使监管职能，参与市场交易是次要的，并且政府交易在整个交易市场中不占主要份额。

(二)我国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路径选择

1以总量控制为前提的碳排放权初始分配。碳排放权一级市场是指排放者与政府之间进行交易，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和有偿取得。首先，必须坚持碳排放总量控制为前提，对我国环境容量科学测算，规定一定时间和区域内可供使用的容量资源的总量和上限。然后，按照“污染者付费”(poiluterpayprinciple，ppp)原则，排放权应以一定方式有偿分配给排放者。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看，一般情况下政府每年定期与排放者进行交易，交易形式主要有招标、拍卖、以固定价值出售，甚至无偿划拨等。对社会公用事业、排放量小且不超过一定排放标准的排放者，可以采取无偿给予或低价出售的办法；而对于经营性单位、排放量大的排放者，多采取拍卖或其他市场方式出售。一级市场无需固定交易地点，交易时间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

由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初始分配方式的设定必须考虑国情的适应性。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着国内改革和外部竞争的双重挑战，对于政策风险的冲击比较敏感，企业排放权拍卖会增加企业交易成本，而免费分配模式则可以在不改变现有排放权分配总体格局的前提下，顺利实现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现存排放收费制度的对接。因此，我国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宜采用混合分配方式，在排放权交易计划的最初，可以确定一个免费分配或固定价格出售的比例，再将该比例进一步划分成若干个阶段，逐渐降低免费分配或固定价格出售的比例数额，直到实行完全拍卖。

2以市场自我调节为主导的二级市场。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中，主要由法律决定排放权一级市场(初始分配)的公平性，由市场决定排放权二级市场(再分配)的效率，两者在实施手段、参与主体、风险大小、作用效果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别。二级市场是排放者之间的交易场所，是实现碳排放权优化配置的关键环节。(1)价格机制。定位为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主要由市场主导。二级市场一般需要有固定场所、固定时间和固定交易方式。排放者在一级市场上购买排放权后，如果排放需求大，就可以在满足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二级市场上买人；相反，如果企业减少排放有富余的排放指标，则可以在二级市场售出获利。新建、扩建和改建企业可以从一级市场获得排放指标，也可通过二级市场获得排放指标。(2)交易方式。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具有分散性、低透明度、信息不易收集、不易调控的特点，导致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信号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不准确性。碳排放权期货交易的透明度高，竞争公开化、公平化，交易者众多，有助于形成公正的价格，合约标准化、交易成本低，并可进行套期保值交易，以控制风险。因此，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可采用现货交易为基础，期货交易为辅的交易方式，期货市场为现货市场上碳排放权的供给和需求的企业提供经营决策的主要依据。(3)交易平台。第一，区域性与全国易平台相结合。碳交易平台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必须考虑区域差异性，首先应按照区域发展条件和经济基础内在一致性与区外有较大的差异性、区域中心城市带动性和区域联系紧密性的原则成立若干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在此基础上，整合各种资源和信息，逐步形成全国碳交易统一市场框架体系。第二，实体交易与网络交易相结合。在建立实体性的交易市场同时，构建基于网络的市场交易平台，以便注册用户通过网上进行交易。利用此交易平台，会员可以卖出超标减排量来获得额外利润，或者买人不足的减排量以履行义务；系统地做好可持续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计划；向股东、评议机构、市民、消费者和客户展示有关气候变化的战略远景；通过及早采取具有信用度的减排和认购补偿行动，使企业在同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认同；通过交易所聘请的具有温室气体减排量审核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定期测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有选择地采用各种减排技术和措施进行碳减排。

3严格的交易管理与监测制度。在我国要实施排放权交易制度，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排放权交易中必须发挥监督和审核作用。具体来说，各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现阶段可委托各级环境监察机构来具体实施。(1)交易过程管理。第一，确认交易权，鉴定审核交易标的。在交易活动之前，须经过调查监测；第二，确认交易出让方富裕排放指标的真实性，指导交易参与者确定交易指标价格或价格幅度；第三，确认交易双方交易协议的有效性，确认双方交易转让的排放量、排放去向以及有关技术要求；第四，督促双方在交易完成后及时办理排放许可证变更手续，明确各方责任；第五，对排放交易工作进行整体评估、统计，总结、完善交易管理体制。(2)交易监测体系。构建污染源基础数据库信息平台、排放指标有偿分配管理平台、污染源排放量监测核定平台、污染源排放交易账户管理平台等的力度，建立企业排放合帐制度，全面管理参加有偿分配和排放交易体系的污染源，保障碳排放在有效的监控之下。严格查禁企业超标排放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促使企业减少排放，积极走向排放权交易市场，实现总量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要及时制止滥用转让权，以及非法转让排放权的买卖行为，规范转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无序现象，确保排放权在二级市场上能够正常交易。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篇4

一、我国农业碳排放情况

农业碳排放主要源于农地利用、水稻种植和畜牧养殖，其中农地利用主要由生产过程中农资使用和土地翻耕直接或间接产生碳排放，水稻种植主要是通过淹水性稻田产生甲烷，畜牧养殖主要是通过动物肠道发酵和粪便产生甲烷。

表1可见，2000年以来，水稻种植是我国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碳排放来源，每年碳排放量均超1亿吨，占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比重高于44%，但地位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我国水稻种植面积长期徘徊，部分年份出现下降，导致2000―2012年水稻种植中碳排量年均增长率仅为0.1%。受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柴油消费快速增长影响，2000―2012年农地利用碳排放量年均增长3.2%，成为农业第二大碳排放来源，2012年农地利用碳排放占总排放量的比例达31.7%，比2000年提高了7.9个百分点。相反，畜牧养殖中牛释放的甲烷量最大，近年来因牛存栏量（数量相对少的奶牛除外）的大幅下降，2000―2012年畜牧养殖碳排放量年均下降0.4%，占农业碳排总量的比例也降低3.8个百分点。

2000―2003年，我国农业碳排总量出现了短暂下降，主要原因是该时期我国水稻种植面积减少和牛养殖数量减少。此后我国农业碳排总量保持了连续增长，2004―2012年年均增长1.6%，2012年达到了27749.7万吨（见表1），未来我国仍面临严峻的农业碳排放增长态势。

二、我国农业低碳发展政策梳理及评价

针对农业碳排放的严峻形势，近十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低碳农业政策，重点解决农业低碳发展中的资金、市场和技术等难题。

（一）出台综合性低碳农业政策

为落实《“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推进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农业部于2011年底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到2015年，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比2010年降低8%，氨氮排放总量比2010年降低10%。借助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推广节能高效农业技术来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排放；通过建立目标责任制，将农业减排目标落实到位，并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和统计监测体系，完善农业减排政策体系和监管考核机制。

（二）实施一系列专项低碳农业相关政策

从2002年开始，中央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农业低碳发展的专项政策措施。

第一，支持保护性耕作。从2002年起，中央财政每年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推广保护性耕作，通过技术培训、宣传咨询、作业补贴与样机购置等形式，开展保护性耕作示范工程建设，2009年起实施《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2009―2015年）》。

第二，推进测土配方施肥。2005年起中央财政实施测土配方施肥专项补助政策，8年累计安排补助资金71亿元，2013年《全国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指导意见》，全面推进农民“按方施肥”。

第三，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政策。2006年起中央开展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政策试点工作。2012年中央投入8亿元，通过技术物资补贴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应用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技术，促进秸秆等有机肥资源转化利用，减少化肥使用量，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第四，支持标准化规模养殖及其污染防治。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有助于减少粪便处理中甲烷气体排放。从2007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5亿元，支持全国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资金，支持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场）建设，2009年起中央资金增加到5亿元。2012年中央财政新增1亿元，支持内蒙古等7省区肉牛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扩建。从2014年1月1日起，全国施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第五，补助草原生态保护。从2011年起，国家在内蒙古等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36亿元，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2年该资金增加到150亿元，全国13省（区）所有牧区半牧区县全部纳入政策实施范围。

第六，鼓励绿色信贷。2012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了《绿色信贷指引》，对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和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和绿色制造以及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

第七，支持农机节能减排。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农机工业发展政策》，以财政性资金为导向，借助信贷扶持、税收优惠、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进口支持等手段，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型农用动力机械、保护性耕作机械、种肥药精准施用装备、农作物秸秆和牧草饲料储运机械、新型节水灌溉等装备。

（三）政策局部效果开始显现，总体效果尚不明显

目前，经过一系列农业低碳发展政策的实施，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农业节能减排政策体系，局部效果开始显现。凭借保护性耕作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政策，低碳耕作和施肥方式的生产面积持续增加，为农业节能降耗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2012年，通过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全国累计减少不合理施肥850多万吨，相当于减少二化碳排放量5730万吨。通过土壤有机质提升工程，项目区田间地头秸秆焚烧现象显著减少，化肥亩均使用量也出现了下降。借助畜牧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粪污得到规模化规范处理。依托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主要草原牧区省（区）草场生态环境加剧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了遏制。然而，农业温室气体排放规模并没有随着低碳农业政策的实施而出现下降。2005年之后，集中出台了一系列低碳农业政策，但是2005―2012年农业碳排放量年增长率仍达1.1%，而2003年前的农业碳排总量的下降也主要源于水稻种植规模下降和牲畜养殖规模的下降，与低碳农业政策关系不大。

三、我国低碳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与问题

（一）低碳农业发展与国家粮食安全之间存在两难选择

低碳农业发展方向与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矛盾，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挑战。由于水稻生产和农地利用是我国农业碳排放的最大来源，而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偏向高蛋白质的消费结构变化，使得口粮和饲料粮种植面积很难大规模压缩，一旦大规模应用低碳农业生产方式，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目标。基于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当前农业政策的低碳化倾向较为保守，政策实施力度和效果受到制约。

（二）石油农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与节能减排目标冲突

农资和农业机械的大规模应用与农业低碳发展之间存在矛盾。我国中西部地区更偏重于农机应用和推广，对农机减排考虑不足，农用柴油使用量上升空间很大。同时，我国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农膜等超常使用在保障粮食持续增产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农资浪费和环境污染，引发了农业生产中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快速增长。虽然近年来测土配方施肥在减少化肥过度使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企业参与积极性仍有待提高，对农业节能减排更为有效的精准施肥施药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

（三）低碳农业的制度和政策不完善

发展低碳农业非常契合节能减排需要，但是当前低碳农业口号性意味浓厚，缺乏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针对性还有待加强。同时，已有政策比较分散，农业部、发改委、工信部、银监会等多个部门相继出台相关政策，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不少支持低碳农业的政策还缺乏准确的事后评估和监管，加以政策投向面太广或指向不明，导致效果评价难以进行。

（四）不成熟的配套制约金融工具发挥作用

因为缺乏农业碳排放评估等配套措施，农业减排效果不能准确量化，不仅无法对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活动提供合适的补贴，也因为标的物缺乏，制约绿色农业金融发展。而且，因为政策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工业节能环保项目上，涉农优惠贷款数量有限，当前实施的绿色信贷政策还没有真正对低碳农业发挥积极作用。

四、推进我国农业低碳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稳步推广低碳农业生产方式

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发展低碳农业的前提，遵循“分步实施、梯次推进”的方针，形成低碳农业未来发展良好预期。近期重在宣传低碳农业理念，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组织参与低碳农业知识宣传和技术推广，重点推广有助于增产降耗的测土配方施肥、精准施肥施药等低碳农业技术。远期可借鉴欧洲和日本经验，依托农业科研院所，出台专门的低碳农业生产规范，制定不同层级低碳农业生产规范奖励办法，通过直补方式，奖补满足条件的农户。

（二）以石油农业减排为重点，创新农业补贴新机制

将农机补贴与碳排放水平相挂钩。参照美国经验，划分农机碳排放国家标准，鼓励低碳农机技术研发立项，鼓励进口低排放农机。分区域差异化实施低排放农机补贴政策，对于东部、东北等一些农机使用相对饱和地区，只对低排放农机发放农机补贴；对于中、西部等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的地区，制定不同碳排放标准农机等级补贴办法，低排放农机享受更高额度的补贴标准。在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政策中，完善企业参与机制，制定配方肥专门标准，取消配方肥生产许可证制度。对精准施肥施药设备和技术研发予以财政扶持，鼓励社会资本从事精准施肥施药技术推广。

（三）以农业低碳化发展为战略，推进低碳农业立法建制工作

尽快确立低碳农业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提高低碳农业战略定位，将农业低碳发展列入立法议程，明确未来农业温室气体总体减排目标，以法律形式建立农业减排硬约束。建立农业减排目标责任制，按各地情况分解落实减排目标，为未来逐步建立农业碳汇交易奠定基础。制定农业低碳发展规划，整合现有农业低碳发展政策，形成支持农业低碳发展资金池，切实降低广大农户参与农业低碳发展的成本。开展农业碳排放统计测量工作，建立覆盖面广的农产品碳足迹及标签评估监测体系，以量化指标评估考核各项低碳农业政策实施效果。

（四）以完善配套服务为推手，构建低碳农业金融服务体系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篇5

碳交易是国际社会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可协同治理大气污染，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相应减排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等大气污染物。

眼下，用市场化手段代替行政命令，解决中国资源环境问题已逐步达成共识。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发改委已经着手研究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北京则是全国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之一。

筹备两年，七个试点

就在北京碳交易启动的五天前，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华沙会议刚刚闭幕。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分歧，在气候资金和损失损害补偿机制等核心议题上，实质性争议未能解决。

相比发达国家在气候适应问题上难以兑现的承诺、迟缓的行动，中国及时启动碳交易，被部分外媒视为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

从华沙会议参会归来不久，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低碳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潮流和各国新一轮经济、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无论从顺应市场发展潮流，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应尽责任，还是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现实需要来看，我们都必须加快推动低碳发展。”

在国家层面的低碳战略规划下，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已经过近两年的准备。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等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通过标杆配额分配法调控相对总量

“欧盟碳交易用了几年时间筹备，中国只用了几个月就上线交易了。”德国柏林生态研究所、世界银行碳交易专家JoshMagolis感叹。

而据本刊记者观察，中国对于碳交易的酝酿，其实为时已久。本刊2008年报道的《中国环境权益产品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中提及，北京环境交易所以及上海交易所在创办期，均以建立碳市场为目标，开始了各种环节和要素的准备。只是当时交易启动的时机，尚不成熟。

解振华表示，在国内7个地区开展碳交易试点，目的是在交易机制、交易规则和核算体系等方面进行技术和机制的创新探索，为中国找到“既适合国情、又简单适用”的市场体系。

北京市发改委委员洪继元指出，北京碳交易市场的总量控制思路，并非对每个行业实行绝对总量。“对电力、热力等公共服务部门，通过标杆配额分配法实行相对总量调控，对生产效率提出较高要求，提高行业节能减排技术标准；对占比76.4%的服务业，则实行严格总量控制。”

效法欧盟经验

从碳税、碳足迹到碳汇，市场化的节能减排方式正在逐步逼近。2013年4月，个人自愿减排终端在中国贵阳面世。

相比于尚未真正实现的个人自愿减排交易，超额排放企业则须在环境交易所购买碳排放权，排放企业也可卖出富余的碳排放权配额，达到整体节能减排。

“碳交易市场的推出为控排企业和减排项目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控排企业利用减排技术和工艺以后，可以减少配额，从而在碳交易市场获得资金补偿。非控排企业的资金项目可以产生自愿减排量，通过抵消机制获得市场补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厉无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根据欧盟的经验，碳交易市场为欧盟的可再生能源和电力改革提供了很重要的资金保障。欧盟是世界上首个建立区域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经济主体。通过碳排放交易体系，欧盟以最小的成本实现了减排目标。

道是政府开的，锣也是政府鸣的

在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运用市场机制和金融工具实现节能减排，被寄予厚望。

据预测，到2050年，欧盟仅低碳能源产品至少会形成5000亿美元以上的市场需求。

“中国碳市场建设是不可回避的选择。”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碳排放总量是全球排放量的25%，新增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60%，中国减排压力很大。目前，欧盟等不少经济体都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各自的碳市场，中国不得不加紧碳市场建设步伐。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发展；节能减排；碳中和技术

中图分类号F4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08)03-0014-06

由过度消耗化石燃料所导致的全球变暖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而全球变暖又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损失，深刻触及到能源安全、生态安全、水资源安全和粮食安全，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全球变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度关注和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低碳经济模式受到政府组织的广泛关注和青睐。发展应对气候变暖，建设环境友好型的低碳经济模式，不仅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还有利于化解因全球变暖所产生的国际压力，也是我国承担国际义务，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战略举措。

1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

1.1中国面临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对能源生产和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目前，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尽管《京都议定书》中没有规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的具体减排量，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承担的国际义务，我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见表1），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很高，2002年为605t/百万GDP美元，为印度的1.86倍，日本的1.69倍，西欧发达国家的1.6倍。据美国能源署预测，我国碳排放强度呈逐年下降趋势，2002至2025年期间年均下降2.1%，高于发达国家的下降速度，但是由于我国经济规模的逐年增加以及煤炭主导的能源结构，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2.6%)，2022年将达到81.45亿t，届时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

1.2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重要方面，它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我国能源总量较为丰富，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开采储量只有2.6t，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只有1074m3，人均煤炭可采储量90t，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和55.4%［1］。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图1显示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进口量持续增长，2004年对外依存度达到近十年的最大值47.5％，2005年有所下降，仍在40%以上。石油进口规模的不断增加势必使我国经济受制于石油出口国，也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

1.3自然资源超常利用，生态环境恶化

近年来，我国经济呈高速增长态势，资源消耗增长迅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2006年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GDP总量大约占世界GDP总量的5.5%，但是，能源消耗达到了24.6亿t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水泥消耗12.4亿t，占54％，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长了9.61%和18.1%。2003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为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单位GDP水耗是发达国家的5.1～35.8倍［2］。2006年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达50%，资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淡水供应趋于紧张，水源危机来临，许多地区淡水供给不足，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粮食生产的重大障碍；耕地面积持续减少，逐渐逼近18亿亩的耕地面积警戒线；2007年太湖、巢湖和玄武湖等内湖出现大面积蓝藻聚集，严重威胁当地城市用水；沿海滩涂、湿地生态破坏加剧，海域和流域污染仍未好转。资源的超常利用，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重威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低碳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

2.1低碳经济的理论内涵

“低碳经济”概念首先由英国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①的白皮书中提出。《能源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随后，Johnston等学者探讨了英国大量减少住房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可行性，认为利用现有技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排80%是可能的［3］。Treffers等学者探讨了德国在2050年实现1990年基础上减少GHG排放80%的可能性，认为通过采用相关政策措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GHG排放的减少的共同实现是可能的［4］。Kawase等学者回顾和描绘了长期气候稳定的情景，将排放变化分解为三个因素：二氧化碳强度、能源效率和经济活动等，指出为实现60%～80%的减排目标，总的能源强度改进速度和二氧化碳强度减少速度必须比以前40年的历史变化速度快2～3倍［5］。Shimada等学者构建了一种描述城市尺度低碳经济长期发展情景的方法，并将此方法应用到日本滋贺地区［6］。气候集团在的报告《赢余：低碳经济的成长》中介绍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回顾了市场的发展并分析了低碳经济道路带来的收益，表明低碳经济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能够显著地增加产量、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可靠性、改善产品质量、改善工作环境并鼓舞员工士气，在新增就业方面具有出色的潜力，其增长速度也大于其它经济形态［7］。

①游雪晴,罗晖.“低碳经济”离我们还有多远？［N］.科技日报，2007-7-22.我国学者庄贵阳认为，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较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减缓气候变化［8］。游雪晴等认为“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①。可以看出，自英国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概念、实现的可能性、市场价值等方面给予了自己的理解和探析。尽管他们研究的角度不同，所提出的概念也有所差异，但都是为了表达同样的内涵：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2.2英国低碳经济的实践现状

低碳经济自2003年由英国提出以后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一些国家也开始展开低碳经济建设的行动，诸如欧盟国家、日本等。尽管中国在2012年前没有温室气体减排量的规定，但随着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到来，中国面临着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近年来中国也在节能减排方面展开了行动。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低碳经济在英国的发展现状，可为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2003年2月24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了题为《英国政府未来的能源――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的白皮书。在该白皮书里，英国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并宣布了到2050年英国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着力于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新的商机和就业机会；同时在支持世界各国经济朝着有益环境、可持续的、可靠的和有竞争性的能源市场发展方面英国将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先导。

2004年颁布能源法，核心内容为可持续能源、核能问题和竞争的能源市场。2006年7月能源回顾报告，陈述如何应对英国能源政策面临的两大长期挑战，并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广泛的公众咨询。2006年10月30日，受英国政府委托，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英国政府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NicholasStem)领导编写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简称斯特恩报[CM)][LL]告)［10］，详述了气候变化造成影响的经济代价和相关温室气体减排的花费和收益。报告强调为了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各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减排行动，否则气候变化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其损失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全球GDP的5％～20％，而且损失将一直延续。如果立即行动，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00～550mL／m3CO2e(二氧化碳当量)的成本可以被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斯特恩报告提出有效的全球减排政策的3个要素，即通过税收、贸易或法规进行碳定价；支持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应用；以及消除提高能源效率和其他改变行为方面的障碍［11］。

另外，2007年3月，英国通过《气候变化草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主要内容包括：碳财政预算提供目标管理，建立气候变化委员会，为英国2050年达到温室气体减排量60％的法定目标出谋划策，给政府在排放交易方面提供更大的权力，从而建设英国的低碳经济。2007年5月23日，在英国第七届能源展览暨研讨会上，英国政府公布了堪称可再生能源开发政府纲领的《英国能源白皮书》［9］。

3低碳经济发展模式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运用低碳经济理论组织经济活动，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经济模式。具体来说，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其中，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分别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论述了低碳经济模式(见图2)。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不同于具体的发展方法，它是指在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过程的基本操作手段以及行为、态度和认知取向，是区域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所采取手段的共同特征。在完成发展目标过程中，我们会采取一系列步骤或措施，每个步骤和措施称为发展方法。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不但具有尺度的不同，还具有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只有将不同的低碳经济的发展方法成功运用到发展实践中，才能逐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稳定的低碳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

3.1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低碳发展

所谓低碳发展是指在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发展，重点在低碳，目的在发展①，是一种更具竞争力、更可持续的发展。低碳约束将制约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决定经济社会向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向演化发展。在保持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碳排放的总量约束会限制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在保持现有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不变甚至更优的条件下，通过改善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增加碳汇等措施可以实现碳排放总量和单位排放量的减少。由此看来，为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和经济规模持续增长的双重目标，我国需要重新审视现有发展模式，重新选择更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低碳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首选，低碳发展是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向。当然，要实现低碳发展，技术创新是关键，因为能源效率的调高，低碳新能源的开发，化石能源的低碳化都要依赖于技术创新。

3.2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节能减排

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减少能源消费和增加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使用是减轻能源生产和消费负面影响的主要手段［12,13］，前者属于节约能源的范畴，而后者属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范畴。概括起来，要实现经济的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手段。节能就是在尽可能地减少能源消耗量的前提下，获得与原来等效的经济产出；或者是以原来同样数量的能源消耗量，获得比原来更有效的经济产出。换言之，节能就是应用技术上现实可靠、经济上可行合理、环境和社会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有效地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14］。本文中减[CM)]排的涵义不仅是指污染物排放的减少，还指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偏重于温室气体减排这一内容。节能减排是应对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压力、能源供需矛盾和生态日益恶化问题的主要手段，是实现节约发展、低碳发展、清洁发展、低成本发展、低代价发展的方式，是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发展目标的着力点。

3.3低碳经济的发展方法：碳中和技术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认为低碳或无碳技术的研发规模和速度决定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规模［15］。低碳或无碳技术也称为碳中和技术。“碳中和”(Carbonneutral)这术语是由伦敦的未来森林公司于1997年提出的②，意思指通过计算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二氧化碳捕捉和埋存等方法把排放量吸收掉，以达到环保的目的③。碳中和技术主要包括三类：①温室气体的捕集技术，主要有三条技术路线，即燃烧前脱碳、燃烧后脱碳及富氧燃烧，燃烧前脱碳的关键技术是转化制氢，涉及高温下氢的膜分离技术，包括膜式转化装置、膜材料等方面的技术开发；燃烧后脱碳的技术核心是胺吸收脱除CO2，难点在于分子水平吸附剂的开发，此外，低能量CO2吸附、溶剂、小型高效压缩机、过程标准化等均待进一步研究；富氧燃烧技术属于提高能源效率的范畴，技术的关键是氧气供应及高技术涡轮机的开发。②温室气体的埋存技术，即将捕集起来的二氧化碳气体深埋于海底或地下，以达到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目的，目前的研发工作主要集中在探索地下盐水储层、采空的油气藏储层、不可开采的煤层以及深海下的地层作为CO2储库的可能性［16］。③低碳或零碳新能源技术，如太阳能、风能、光能、氢能、燃料电池等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目前，碳中和技术仍处于研发阶段，从技术经济角度来看离全面推广应用还有很大距离。

4我国实施低碳经济模式的政策措施

4.1节能优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高是以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研究表明［17］，我国的能源系统效率为33.4%，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侯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这说明我国能源利用比较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潜力是巨大的。因此，提高经济活动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是控制碳排放量的重要战略措施。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看，更有效地利用每一度电、每一桶石油和每一方天然气比开采更多的煤、石油和天然气更具经济价值和生态意义。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前提下，必须坚持节能优先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淘汰高耗能的产业和生产工艺，另一方面，在照明设备、家用电器、工业电动机和工业锅炉等领域进行技术改进，提高热的有效利用和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只有不断提高节能水平，才能有利于能源供应安全、环境保护和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目标的实现。

4.2化石能源低碳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我国化石能源的“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结构特征决定了煤炭是能源消费的主体。当前，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接近70%，比国际平均水平高41个百分点。虽然石油的比重有所上升，但只能以满足国内基本需求为目标，不可能用来替代煤炭。因此，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难以在近10年得到根本改变。这就需要碳中和技术，在消费前对煤炭进行低碳化和无碳化处理，减少燃烧过程中碳的排放。在此格局下，加速发展天然气，适当发展核电，积极发展水电，深入开发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方向。

4.3设立碳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碳基金主要有政府基金和民间基金两种形式，前者主要依靠政府出资，后者主要依靠社会捐赠形式筹集资金。目前中国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但是，现有的这两个基金主要资助碳汇的项目，还未将基金用于低碳技术研发的支持和激励上。碳基金的目标应该除了关注碳汇的增加外，还需要更加关注通过帮助商业和公共部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从中寻求低碳技术的商业机会，从而帮助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社会。碳基金的资金用于投资方面主要有三个目标，一是促进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二是加快技术商业化，三是投资孵化器［18］。我国碳基金模式应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按企业模式运作。碳基金公司通过多种方式找出碳中和技术，评估其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鼓励技术创新，开拓和培育低碳技术市场，以促进长期减排。

4.4确立国家碳交易机制

在我国的不同功能区，一些区域是生态屏障区，一些地区是生态受益区，依照国际通用的“碳源-碳汇”平衡规则，生态受益区应当在享受生态效益的同时，拿出享用“外部效益"溢出的合理份额，对于生态保护区实施补偿。补偿原则是碳源大于碳汇的省份按照一定的价格（双方协商或国家定价）向碳源小于碳汇的省份购买碳排放额，以此保证各省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总和的相对平衡。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中国科学院能源战略研究组.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StudyGroupofEnergyStrate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M］.StrategicResearchReportsonChinasSustainableEnergyDevelopment,Beijing:SciencePress,2006］

［2］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TheStudyGroupofSustainableDevelopmentStrategy,ChineseAcademyofSciences.2004StrategicReport:China'sSustainableDevelopment［M］.Beijing:SciencePress,2004.］

［3］Johnston,D,Lowe,R,Bell,M.AnExplorationoftheTechnicalFeasibilityofAchievingCO2EmissionReductionsinExcessof60%WithintheUKHousingStockbytheYear2050［J］.EnergyPolicy,2005,(33):1643～1659.

［4］Treffers,T,Faaij,APC,Sparkman,J,Seebregts,A.ExploringthePossibilitiesforSettingupSustainableEnergySystemsfortheLongTerm:TwoVisionsfortheDutchEnergySystemin2050［J］.EnergyPolicy,2005,(33):1723～1743.

［5］Kawase,R,Matsuoka,Y,Fujino,J.DecompositionAnalysisofCO2EmissioninLongtermClimateStabilizationScenarios［J］.EnergyPolicy,2006,(34):2113～2122.

［6］KojiShimada,YoshitakaTanaka,KeiGomi,YuzuruMatsuoka.DevelopingaLongtermLocalSocietyDesignMethodologyTowardsaLowcarbonEconomy:AnApplicationtoShigaPrefectureinJapan［J］.EnergyPolicy,2007,(35):4688～4703.

［7］苏瑾，赢余.低碳经济的成长［J］.世界环境,2007,(4):32～34.［SuJin.IntheBlack:TheGrowthoftheLowCarbonEconomy［J］.WorldEnvironment,2007，(4):32～34.］

［8］庄贵阳.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途径与潜力分析［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8(3):79～87.［ZhuangXiangyang.TheWaysandPotentialofDevelopingLowcarbonEconomy［J］.StudiesinInternationalTechnologyandEconomy,2005，8(3):79～87.］

［9］潘泽勇.更有效的低碳和安全的英国能源政策［J］.全球科技经济望,2007，(9):56～59.［PanZeyong.MoreEfficientLowcarbonandSecurityEnergyPolicyinBritish［J］.ProspectsofGlobalSciTechEconomy,2007,(9):56～59.］

［10］Stern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TheSternReview［M］.Cambridge，U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

［11］陈迎,潘家华,庄贵阳.斯特恩报告及其对后京都谈判的可能影响［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7，3(2):114～119.［ChenYing,PanJiahua,ZhuangXiangyang.TheSternReviewandItsPossibleImpactsonPostKyotoClimateNegotiations［J］.AdvancesinClimateChangeResearch,2007，3(2):114～119.］

［12］ReddyA,WilliamsR,JohanssonT.EnergyafterRio:ProspectsandChallenges.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J］.S.

［13］AbdeenMustafaOmer.FocusonLowCarbonTechnologies:ThePositiveSolution［J］.RenewableandSustainableEnergyReviews,2007,(4):1～27.

［14］石丰,郭成斌.建筑工程中有关集中供暖和供热的节能问题［J］.应用能源技术,2004,2007,(11):19～20.［ShiFeng,GuoChengbin.EnergysavinginCentralHeatingofArchitectureProjects［J］.AppliedEnergyTechnology,2007,(11).］

［15］IPCC.In:Metz,B,Davidson,O,Swart,R,Pan,J.(Eds.),ClimateChange2001:Mitigation:ContributionofWorkingGroupIIItotheThirdAssessmentReportofthe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UK,2001.

［16］王涛，陈立滇.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世界石油大会联合研讨会的信息――CO2捕集与储存技术［J］.世界石油工业，2004，12（6）：38～42.［WangTao,ChenLidian.TheInformationfromtheOrganizationofPetroleumExportingCountriesandWorldPetroleumCongressJointWorkshop：theTechnologytoCaptureandStoreCarbon［J］.WorldPetroleumIndustry,2004，12(6):38～42.］

［17］邢继俊，赵刚.中国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J］.中国科技论坛，2007,(10)：87～92.［XingJijun,ZhaoGang.ChinaShouldVigorouslyDevelopLowCarbonEconomy［J］.Forumon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2007,(10):87～92.］

［18］章升东,宋维明,何宇.国际碳基金发展概述.林业经济,2007,(7):46～48.［ZhangShengdong,SongWeiming,Heyu.Summaryonthe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CarbonFund［J］.ForestryEconomics,2007,(7):46～48.］

DevelopmentPatternsofLowCarbonEconomy

FUYun1,2,3MAYonghuan1,3LIUYijun1,3NIUWenyuan1,3

(1.ChineseAcademyofSciences,InstituteofPolicyandManagement,Beijing100080,China;

2.Graduate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80,China;

3.CenterforInterdisciplinaryStudyofNaturalandSocialSciences,CAS,Beijing100080,China)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1篇7

上海港现已开展了绿色港口建设规划研究，并采用新型节能减排技术设备。2010年7月，上海港与中国海运集团联合发表港航携手共建绿色水运宣言，启动岸基船用供电系统，中国首个港口移动式岸基船用变频变压供电系统投入使用。以港口岸基供电取代船舶油料发电的形式，减少港口碳排放，实现绿色港口的发展目标，在洋山三期配置混合动力RTG71台。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若将该技术推广至全国，则可减少CO2排放917万t，效果十分显著[2]。

天津港从2006年开始应用集装箱轨道式场桥，三年累计节约能源1.29万t标煤；在此基础上，集装箱轮胎式场桥“油改电”工程，每年可节约能源约1.31万t标煤；与此同时，天津港还大力推广应用PLC变频调速技术，既有效降低了能耗，又实现了港口装卸设备工艺水平和技术含量的新提升。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的同时，天津港不断加大节能科研投入，推动节能技术进步。成功完成了“清洁可再生能源在天津港区的创新技术研究与应用”等三十余个节能项目的研究与应用。现今，天津港保税区已经形成七大低碳产业集群，汇集大批节能环保型企业，初步形成高端化、精细化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格局。

青岛港开启生产效率“秒时代”，优化经济结构，积极推进低碳与生态经济发展，实现资源节约最大化，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果。“十五”以来，港口年吞吐量增长了近三倍，综合能源单耗却下降了29.7%，年均降低4.1%，实现了港口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同时，青岛港对矿石码头实行流程化技术改造，一年就减少了矿石搬倒720万t，节油79.2万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074t，节支1,245.6万元。通过开展“油改电”的技术，使单箱能耗下降了40%以上，单箱的成本节省了70%以上，基本实现了废气的零排放。这项技术在国内外十几个港口，200多台设备上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年节油约2,000万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此外，连云港港、蛇口港、武汉港、大连港等港口，也采用船舶岸电技术、码头船用供电系统节能减排改造技术、“油改电”技术，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

随着我国低碳港口的不断发展，2012年3月，交通运输部在《关于组织开展交通运输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区域性和主题性管理试点的通知》中，提出天津港、连云港港、青岛港和蛇口港四港为“低碳港口建设”试点单位，标志着我国港口步入低碳经济发展的新里程。

低碳视角下中国港口发展的挑战

在低碳经济的视角下，我国港口实行节能减排、走低碳发展道路，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运输工具低碳化给我国港口低碳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随着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运输工具的碳排放量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相同条件下，柴油动力机车比电动机车碳排放量要多得多，燃油中硫含量越高的动力机车碳排放也相应高。由于港区内有较多运输工具进行作业，如吊车、叉车、拖车等，而目前这些运输工具基本是燃油驱动，碳排放量较大。因此，运输工具的低碳化发展对港口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现代港口的低碳发展中，选择碳排放量较小、综合成本较经济的运输工具以及运输线路，或者对现有运输工具进行改造或者清洁化，是现代港口在低碳时代谋求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物流环节减碳诉求为我国港口发展低碳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众所周知，物流活动包括储存、运输、包装、加工等环节。其中，为保证货物质量，需要对货物进行包装，有的包装在环保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应满足安全可靠、地碳排、可循环利用的要求，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此外，港口有时会对货物进行加工处理，虽然该过程较为简单，但是中间仍有可能造成污染和增加碳排放。例如，很多的货物（水泥等）在分拣、加工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人力、物力等，甚至有的会造成二次污染，增加碳排放。因此，在加工环节也对港口的作业提出了较高要求，要本着少消耗、少污染、少碳排的准则，以期实现港口的低碳发展。

再次，能源结构的高碳化对港口低碳发展带来了较大挑战。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大约占总量的70%，石油和天然气次之，虽然水电、风电等新能源的利用量逐渐增长，但所占比较仍旧较小。对于港口来说，其对石化燃料的依赖度十分高，较少利用一些可再生清洁资源和新能源。煤炭、石化燃料是产生大量CO2的源头。因此，这种不合理的能源结构，不利于港口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其发展提出了较大挑战。

中国港口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与建议

首先，完善我国低碳港口管理机制。港口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其在低碳发展中，应首先从国家宏观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港口节能减排管理体系，逐步淘汰排放超标设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颁布港口行业发展的耗能标准和碳排放标准，以减少能耗和碳排放。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国节能减排监督制度，制定相应的奖惩机制，以推动我国港口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做好低碳港口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我国港口建设掀起热潮，对于新建港口，要从港口布局规则着手，进行合理选址，合理规划各功能区，并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设计理念，以及采用轻型、高效、变频控制的设备，构筑能耗小、排放少的港口低碳发展体系。

第三，应用可再生资源和新能源。由于港口辅助生产生活建筑的耗能量在港口能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例如建筑物的供热及供冷能耗，因此，采用节能新技术实现港口辅助生产生活建筑物能源供应是港口企业节能工作的重点之一。港口应大力开展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利用工作，将太阳能、地源热泵及海水源热泵技术用于采暖、制冷等方面在港区内的建筑工程中应用，并从中摸索出一些解决方法，为淤泥海岸推广使用海水源热泵系统提供可借鉴经验。

第四，加快低碳技术的研发。通过港口低碳技术的研发，可以降低港口能耗，有效的降低碳排放，为低碳绿色港口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例如，开发应用港口能耗自动采集系统，推广码头RTG（轮胎式集装箱起重机）“油改电”工程，研发移动式岸基船用变频变压供电系统，以及港口运输工具的低碳排放改造技术等，我国港口应因地制宜，研发适合自己发展的低碳技术，为其低碳化、绿色化发展奠定基础。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1篇8

关键词碳币碳排放权交易低碳经济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在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碳排放问题的争论不但没有暂时放缓，更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减排计划似乎有着空前的热情――在制定自己国家减排目标的同时，更是“积极”地制定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发达国家为经济复苏和经济转型所做出的努力。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金融市场上对美国制定的减排计划的高调反映，一些金融机构对此计划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支持，这样的态度不仅仅是因为减排计划在给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盈利和创新空间；更是因为按照发达国家意志制定的减排计划一旦实施，碳排放权的交易将会推动碳币时代的到来。这样一来，这些所谓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将会以碳币为工具，迎接属于他们的碳币时代。因此，我们要看到减排计划背后所酝酿的碳币，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掌握先机。

一、碳币及其生成的历史条件

(一)碳币

首先要明确的是，碳币并不是一种像金属币、纸币、电子货币等那样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形态，它是一个意想中的货币体系，也可以说是一个衡量世界上各种货币币值的新标准。甚至有人将其理解为一种货币本位，像金本位和虚金本位制那样，使信用货币和“碳”关联起来，进而影响到某一种货币在世界市场上的信用地位和币值。目前我国对碳币的定义为：碳额度与黄金额度可以互换并作为国际货币的基础(戴星，2009)，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准确定义和衡量标准还没形成，不过很明显的是，在“碳币体系”下，除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和黄金储备，碳排放额度将会成为影响该国货币地位和币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二)碳币生成的历史条件

促成碳币诞生的最直接因素是国家之间碳排放权的交易(CDM)。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努力降低碳排放以达到该协议所规定的减排目标。但是短时间内降低碳排放量不仅需要大量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资源，更有可能由此引发社会各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失衡。即便不会给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严重的冲击，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这当然是发达国家不愿意面对的结果。《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在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这个时间差便成了国家之间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条件之一。

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世界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就要在2012年之前完成该协议规定的减排目标(与1990年的碳排放量相比)。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家地区之间的减排任务差距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各国的历史排放量、经济和技术实力不同，所要承担的减排任务也不尽相同。从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目标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并不是很轻松就能实现的，或者说要实现该目标势必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而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不愿意用放松经济发展的步伐来换得该目标的实现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要么通过采用新技术或者转变能耗模式来实现这一减排目标，要么就向率先完成减排目标的国家或者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购买碳排放权力，即以付出货币的形式将自己的减排任务转移出去。如果购买碳排放权的实际成本要小于该国在短时间内实行本土减排而付出的成本，那么碳排放权的交易无疑就成了这些发达国家的首选。

以欧盟为例，1990年欧盟的碳排放量约为4.57亿吨，我们假设欧盟每年按1％的速度降低碳排放量，则2008年其减排任务在300万吨左右。在欧洲市场上2008年的碳排放交易价格约为30欧元／吨，而在中国市场上大约为10欧元／吨，这就意味着如果欧盟将减排任务完全转移到中国要比完全转移到欧洲市场上节省6000万欧元，而同样完成了减排目标。对于中国来说，欧盟所支付的减排价格则可以转化成中国的外汇储备。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假设的例子，不过足以说明在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碳排放交易空间。

随着《哥本哈根协议》(草案)的制定，国际市场上的碳排放交易会越来越多，而碳排放的交易价格也会逐渐上涨。很明显的，碳排放权的交易已经开始影响到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货币关系，但是这样以碳排放权交易为纽带的货币关系还不是“碳币体系”。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和碳金融产品的出现，碳排放权交易将会逐步在金融市场上显示出其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影响力。

二、“碳币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迫于缓解气候问题和《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等国际规则的压力，世界各国将会逐步降低碳排放量。但是如前所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或者愿意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减排目标。这样一来，世界市场上的碳排放权交易会越来越繁荣，碳排放权也会逐渐成为各国货币之间的一条纽带。目前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提议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来适应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比如碳排放权期货和现货。这些金融产品使得各国在金融市场上可以直接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如我们所知，目前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影响各国货币的主要金融产品有黄金和石油，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日益繁荣，如果碳排放权也进入到金融市场，将会成为和黄金、石油并列的影响货币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个时候，碳币便基本上形成了雏形。

可见，在2012年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肩负起减排责任，碳排放权货币化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即便是碳排放权拥有了货币职能，碳币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一)碳币体系下的货币本位问题

之前已提到，目前一些人将碳币理解为一种新的货币本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碳币的片面理解。因为随着金属货币退出历史舞台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信用货币逐步占领了市场并且适应着经济的发展，但是信用货币背后依然有着国家黄金储备和国家信用的支撑，这也是信用货币的基础。碳币不

同于黄金和国家信用，它最初是一种由部分国家制定出的规则而促成的交易，这种交易在未来的金融市场中又变成了一种金融产品，而最终这种金融产品被赋予了货币的职能。所以我们可以说，支撑碳币的是由人为规定的碳排放目标和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信用关系”。更何况碳排放目标的制定和类似于《哥本哈根协议》之类的国际规则不可能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所以这种信用关系本身就带有着比国家信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如果这种碳排放权交易的信用关系也充当了信用货币的货币本位，那么它在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更大风险的同时，势必也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使世界货币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在未来的碳币时代，究竟什么会充当碳币的货币本位――依旧是黄金，还是带有碳排放权交易信用的参考一揽子货币币值的多重本位制?这将是世界各国努力的方向之一。

(二)碳币的发行权问题

无可厚非的，碳排放权的制定者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制定出更有利于该国的减排目标。以美国为例，假如《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到期以后，美国在2032年新的减排目标是比2012年降低10％。如果以其自身的实力来看，到2022年美国就有可能实现该减排目标，那么美国就可以将剩下十年的减排能力通过金融市场交易出去，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拥有了十年的碳币发行权，而其究竟有多少的碳币发行量，就要看他自身的减排能力了，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

如果美国拥有着到2032年可以实现比2012年降低30％的减排能力，那么他额外拥有的碳排放权就是：2012年碳排放量×(30％-10％)=A；假设2022年到2032年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均价为P，那么A×P=Q，Q就是美国可以控制的碳币发行数量。至于何时发放，发放多少，就要由其自己说了算了。

可见，碳币的发行权问题主要在于减排目标的制定方面。谁在减排目标的制定上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谁就在碳币体系下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权，这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是很不平衡的。所以碳币的发行权问题也将会是未来各国争论的焦点。

(三)碳币体系的影响

在碳币体系下，各国的贸易商品、关税和汇率水平都会受到碳排放量的影响。对于贸易商品来说，如果以碳币衡量各国的货币币值，那么世界市场上的贸易商品价格的形成除了受到目前已有的因素影响之外，还要受到该国减排目标的影响。对于拥有着较轻减排负担的国家来说，在实现减排目标之后，可以通过卖出碳排放权来获得额外的外汇储备，并且节省购买碳排放权的货币，这样就保障了这些国家的正常流动性和币值稳定，也维持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即不会因为国内缺乏资金而导致商品生产萎缩或者落后，其产品可以用更低单位的碳币价格表示出来，在国际市场上就有了更强的竞争优势。相反，对于有着较重减排任务的国家来说，一方面需要支出额外的货币来购买碳排放权，另一方面也要在减排技术和设备方面花费资金，这将会影响到国内正常的经济秩序，使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碳币标价较高，从而降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经济发展带来恶性循环。

碳币体系对关税的影响类似于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拥有碳币发行权的国家在制定关税方面有着更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其可以借用碳币工具，对那些没有碳币发行权国家的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对于没有碳币发行权或者较少碳币发行权的国家来说，只能在关税的制定方面处于被动的地位。至于各国关税的变动水平，其中主要依据就是碳币发行权的多少。

在外汇市场上，碳币发行权所属国的货币和碳币之间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因此其货币的币值在碳币体系之下会有着更加强势的地位，币值稳定且剧烈变动的风险较小；没有碳币发行权的国家的货币币值就会由于缺少了碳交易信用而变得相对弱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势货币币值的影响，缺少了变动的主动性就意味着存在着较大的汇率风险。

三、碳币体系下规则的制定和作用途径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拥有着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因此要实现他们自己制定的减排目标困难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完成发达国家为其制定的减排目标就比较困难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若要完成减排目标，途径有三个：

一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发展低碳技术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能耗模式。不过如之前所述，这势必会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大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样即使完成了减排目标，在新一轮的减排计划制定当中，发达国家又会重新针对这些没有参与权的国家制定出新的减排目标，如此循环下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拉越大。

二是向发达国家购买先进的减排技术和设备。虽然说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但是在未来的碳币体系之下，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发达国家不会无偿无尽地向发展中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而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向发达国家购买技术和设备来完成自己的减排任务。

三是向提前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购买碳排放权。采取这条途径就意味着正式的将本国货币纳入到了碳币体系之下，也就是说该国货币在碳币体系中的地位受到“碳币”的左右，被左右的程度就取决于所购买的碳排放权的多少，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购买碳排放权的国家的货币将受控于碳币体系规则的制定者。

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碳币体系规则的制定者都拥有着绝对的主动权，碳币将是这些规则制定者的工具，而不能参与制定规则的国家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将财富以“碳币”的形式转移到规则制定者的囊中。

因此，碳币体系的规则制定势必会成为各国争取碳币主动权的焦点。不过由于综合国力不同，减排计划的制定不可能顾及到所有国家的利益，这种规则最终也会向制定者的利益靠拢，维持着制定者的意愿。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及早的认清减排计划背后所掩盖着的“碳币”，在规则的制定中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

四、目前中国面临的碳交易状况和建议

作为一个碳排放大国，我们一贯坚持的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过《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规定2012年之前中国的减排目标，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却积极的为中国制定着2050年的减排目标，甚至要中国和印度承担全球减排总量的20％。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实现这个减排目标。显然，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出来的减排标准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参与未来减排计划的制定，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维护自己国

家的利益，掌握主动权。

从目前的碳排放权交易情况来看，我国签订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已经超过了印度，居于世界第一位(如图1)。

目前我国拥有着数量众多的碳排放交易项目，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拥有着潜在的减排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正在努力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资金和活力，又发展了我国新兴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使我们逐步熟悉该市场上的交易规则，为以后碳币时代的到来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从目前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来看，国内市场上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要远远低于世界市场价格。虽然这样可以为我国带来更多的交易项目，但是并不能很好的为我国带来应有的收益。因此，我们还应该合理的对碳排放权进行定价，使国内的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打造碳交易市场的宏观经济环境：

第一，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经济转型，努力将减排压力转化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如何将这个特殊的经济时期同节能减排联系起来，实现经济发展和降低排放的双重目标，将是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既有利于我国在未来的碳币时代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也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碳币时代到来之前，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将会稳步推动我国经济向碳币时代平稳地过渡。

第二，参与国际减排计划的制定，维护自己的权益。碳币体系的关键之一就是减排规则的制定，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掌握规则的制定权就意味着碳币的发行权。若要在碳币时代拥有更多的碳币发行权，使我国在碳币体系之下处于主动的地位，就必须参与到减排计划的规则制定中来，通过参与规则的制定维护本国在碳币发行方面的权益。

第三，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打好碳金融产品发展的基础。碳币一旦开始生成，必然首先出现在宏观条件良好的金融市场上。所以我国应该从现在的碳排放权交易开始，努力熟悉碳交易的交易规则和发展趋势，并且及时地改善宏观金融市场环境，做到市场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协调，这样才能在碳币时代到来的时候，使碳币在第一时间拥有良好的发展空间。

第四，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碳排放权的价格还没有固定统一的货币单位，目前还处于排放权购买国以该国货币支付的阶段，在不同的市场上计价单位不尽相同。但是为了实现碳币体系的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最终会有一个国际通用的计价标准，并以此标准来衡量世界各种货币的地位和币值。所以目前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强人民币和碳排放权价格之间的联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篇9

流通的碳积分

买入产生于深圳的减排量，再把它卖给上海的酒店，这是碳批发商“环保桥”完成的工作。就好像在金融领域通过银行的汇票实现异地转移资金，碳批发商们把减排量像货币和证券那样进行交易，在纸面上实现了客户“碳中性”的目标。

总部在伦敦的“环保桥”从2005年开始先后在印度和中国设立分公司进行碳批发交易。而在当年1月份，欧盟刚刚建立了碳排放市场，通过确定碳排放的价格，一方面激励欧洲的公司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另一方面帮助它们购买世界上其他地方削减的排放入计量。

作为碳批发商的“环保桥”与“点碳”等国际碳买家和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等金融机构先后进入中国。他们参与减排项目的开发与中介，在帮助这些项目成为CDM项目之后随即收购其中的减排量。进入流通领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被称作碳积分。碳积分市场三年来的交易金额超过了200亿欧元，除了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企业在买进碳积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开始向零售商自愿购买碳积分。

SEALCARBON的崔萌萌从事碳零售有两年多了：“由中国提供的碳积分目前占全球的1/3，是巨大的卖方市场；而低碳生活的观念正随着减排项目的不断增加而流行。”事实上，已经开始有人通过海外的公司购买碳积分来消除自己的碳足迹。

2007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主持人芮成钢购买了自己开车一年的碳排放额度，按每周平均行驶200千米计算，他为一年开车产生的2.39吨二氧化碳支付了300多元人民币。他是通过一家面向自愿市场的碳积分零售商“气候之友”（ClimateFriendly）购买的碳积分。零售商把资金投入新西兰和马达加斯加的风力发电项目、美国和哥斯达黎加的太阳能项目以及印度的农作物发电项目等，然后从全世界寻找碳积分的消费者。“气候之友”公关经理布莱尔•帕丽斯透露，“目前我们在全球有数千名客户，芮成钢是最早的中国客户之一。”

排放越少利润越高

形成碳积分自愿购买市场的还有众多的企业。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首先开始通过每年购买35~45万吨碳积分实现了“碳中性”银行的形象，随后澳洲普华永道、谷歌和雅虎等国际大公司也纷纷买碳，成为“碳中性”公司。“在国际上，自愿购买碳积分已经成为一种公关手段既可以赢得顾客欢心，也可以借此树立与竞争对手不同的形象。”崔萌萌这样解释说，“其实中国也正孕育着一个自愿减排的市场，然而目前却还没有本土的零售商。”她曾为一家国际碳交易公司工作，而如今她和朋友合伙成立SEALCARBON公司从事环境咨询和碳积分零售。

“除了大型跨国企业，很多小公司也会购买碳积分。”崔萌萌向记者透露，一家做竹艺的美国厂家正在和她们接触，也许将成为公司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客户，“用竹子做家具和工艺品，本身就比用工业材料要环保。如果能再赋予它零排放的意义，会使产品的档次升高。或许这些竹艺能卖出更高的价格，而碳积分会在提升的利润空间里得到增值。”而且对有些排放本来就不高的行业来说，实现“碳中性”的代价几乎微乎其微。举例说，一个100多人的广告公司，一年的排放量大约500吨，只需要花5万元就可以做到“碳中性”。“价格低廉到都不如办一次企业年会，低碳一定会成为每一个企业都乐于购买的标签。”崔萌萌花了两年时间逐步认清了碳积分的零售市场，与此同时碳积分的金融价值也逐渐凸显。2007年8月，北京环境交易所在北京金融街正式挂牌。这使得减排量就像在欧洲一样，如同小麦、原油等商品一般可自由流通。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表示，这减少了中国项目方寻找买家的交易成本，从宏观层面来看也增加了中国对国际碳交易定价的话语权。同时交易市场给交易方提供了套利的机会，同样也向企业抛出了减少排放的诱因。

全球碳交易市场仍为传统的期货交易方式。碳交易作为一种金融工具，甚至逐渐演变成了对冲基金的重要投资新领域。然而，与其他交易品不同的是，碳交易的产品来自于“减少”，只有减少得越多，才能提供越多的交易量。目前由中国提供的碳减排量已经占到全球的1/3，而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取得联合国全部碳积分交易的41％，成为全球第一。

经营未来绿色

“有人说碳交易到2012年的交易量也许会超过A股，不过我们并不是用博利的心态在做这个事业。”崔萌萌在进入碳交易行业之前在“北京地球村”工作过，在NGO组织的经历，让她在关心经济效益之外会更多的关注自己的新公司能对中国环保减排理念带来的影响。

“网络是目前最便捷的传播工具，所以我们会效仿国外零售商，采用电子商务在线交易碳积分。同时在我们的网站上的碳排放计算系统也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目前中国客户购买海外零售商的碳积分时，先要按照国外的公式计算出碳足迹，这在她看来并不符合实际：“不同的生活习惯会造成排放因子不同。比如各国天然气的热值不同就会导致排放废气的差异；而不同地区的冰箱制冷机环保标准不同更是会造成排放的巨大差距；在生活方式上，中国人大多有随手关灯的习惯，而美国人恨不得24小时开着灯！”

灵锐媒体在今年7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非常乐意选择更绿色的生活，意愿非常强烈，位居全球第二。对于这个调查结果，崔萌萌认为：“这无疑鼓励我们提供更为准确的消费指导，使大家生活得更好。同时，我们觉得给出更符合生活传统的生活建议，会真正促进低碳理念的推广。”

到2012年，也许中国也要面临强制减排的义务。而低碳的生活理念伴随着碳交易在今天已经开始被经营，经营绿色的商人也许能与我们一起更快地找到“低碳时代”最舒适的生活方式。

TIPS

《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补充条款，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目前共有156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占全球排放量的61％）。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被强制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比1990年减少排放约5％的温室气体。

CDM

议定书中提出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入资金和减排技术，并从所产生的减排量获取可以交易的碳积分。

碳的交易

cDM项目产生减排量

批发商开发cDM项目

减排量转化为碳积分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篇10

[关键词]碳交易；碳排放；投资模型；系统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3－0062－04

当前全球面临着化石能源消耗增加、生态环境恶化、极端天气频现等问题，可持续发展道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中国需要在未来20年～50年间，在工业化发展和温室气体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只能以继续化压力为动力，寻求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低碳经济既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又要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既要进行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又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涉及经济、环境、能源、科技、外交等多方面[2]。因此，这一经济模式的建立和推广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充分发挥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3]。根据英国的经验，政府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发展能源技术以提高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贸易市场机制、设立碳基金[4]。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5]。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陈佳贵等针对中国当前不同的经济区域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东部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东北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中部与西部地区整体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期，四大经济区域的工业化水平差距巨大[6]。因此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也应该就各地的情况区别考虑。

谭丹等计算了1986年到2005年我国三大地区单位GDP碳排放量，得出从历史数据看东部地区数值最小,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大,在单位GDP碳排放的递减速度上,中部地区最快,年均递减速度为9.8%，东部地区第二，年均递减速度为9.2%，西部地区最慢，年均递减速度为8.4%[7]。张雷利用产业-能源关联和能源-碳排放关联评价模型，解析了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的变化[8]。李爱军给出了一个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区域间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9]。也有一些研究工作把样本定位为省级区域[10]。

本文首先介绍低碳经济为各地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第二节提出建立区域间碳汇投资机制，在第三节给出了实现这一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低碳经济兴起为我国各地区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凭借传统资源与劳动力优势，我国工业化进程逐渐加快，在这一阶段东部沿海地区依靠高碳经济模式获得了先发优势，我国东、中、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被渐渐拉大，鉴此，国家出台了西部大开发计划以及中部振兴规划。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面临空前挑战，内外条件都不再允许中、西部地区再接着按高碳经济发展，传统发展模式下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愈发困难。中、西部地区要跳过累积关系，就需要新的机会，国际上低碳经济的兴起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低碳特别适合产业发展，它的产业链长，概括起来包括碳的吸收，这主要是生物、物理过程，还要碳的减少，这主要在碳产出时进行。碳的吸收对中、西部地区发展有益，通过在中、西部地区大量造林，依靠碳汇交易机制，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就可以被加以充分利用了。

另外，森林植被、森林资源的增长，是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例证之一，体现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据国家林业局统计，1980年至2005年，中国通过持续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46.8亿吨；通过控制毁林，减少排放二氧化碳4.3亿吨，两项合计51.1亿吨，相当于同期二氧化碳工业排放总量的8%，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森林面积已达1.9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0.36%。人工林保存面积6，200万公顷，继续保持世界首位。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行前夕，中国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行动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到2022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这将为削减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发挥重大作用。

目前，在西部主要通过政府发放生态效益补偿金、合理采伐、林间养殖、生态旅游等，让树木为农民长期创造财富。如青海省发给林农的公益林（即用于生态保护等目的而禁止砍伐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已从每亩5元增加到10元。承包林地多的农牧民家庭，每年最多可拿到5万元。但现在政府提供的生态效益补偿金还是偏少，远远抵不上卖木材的收入。

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出资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造林和再造林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实质性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用来实现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目标。如全球首个基于气候、社区、生物多样性（CCB）标准的森林碳汇项目――“中国四川西北部退化土地的造林再造林项目”2009年11月在成都完成交易，项目业主省大渡河造林局，以每吨不低于5美元的价格，向中国香港低碳亚洲公司出售了约46万吨二氧化碳减排当量，实现碳汇收益超过230万美元。但国际间碳交易进展缓慢，碳定价权又不由我国掌握，单纯依靠CDM项目难以实现中、西部跨域式发展。

如何把政府财政转移与市场化碳汇交易结合，通过两条腿加速中、西部发展，正是本文论述的要点。本文设计了一种我国内部区域间碳汇投资机制，通过区域间投资，带动中、西部地区碳汇建设，并实现减少我国净碳排放的目标。

二、区域间碳汇投资机制的建立

碳排放受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据徐玉高等对中国1970年～1994年间各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经济增长是中国20多年来碳排放迅速增加的最主要因素，仅此一项引起的碳排放变化占总量的94%以上[11]。另据文献[7]，在我国东、中、西部间，东部地区的碳排放量在2005年达到全国碳排放量的一半以上，这是与东部地区较发达的经济紧密联系的。

有效减少净碳排放量的方式可归纳为两种：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碳排放量；二是增加森林面积加大碳吸收量。但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发达，投资收益率比中、西部要高，受土地等因素制约，大面积种植森林将减少宝贵的建设用地，而我国中、西部地区有大量土地资源闲置，要促进我国低碳发展整体格局的形成，需要体制机制上的改革。

为此，本文提出建立区域间碳汇投资方式，可用图1示意。该模型由三部分组成，东部、中部与西部，分别对应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三大区域。在每个区域模型内部，包括由森林面积决定的碳吸收量，由经济水平决定的碳排放量，以及两者之差即该区域净碳排放量。

东部地区在自己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政府层面拿出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在民间层面企业拿出一定利润所得，投资于中、西部地区的碳汇建设，从而在发达地区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增加我国的森林种植面积，削减全国的净碳排放量。

图1可以进一步利用系统动力学流程图表述，如图2所示。其中标号1，2，3分别代表东、中、西部，Economics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由es决定；Forest代表森林种植，其变化速率是fs，fs由可用土地Useable-A决定，可用土地又有总土地面积Area决定，森林变化速率fs还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影响水平为ef，由于经济水平对森林种植变化具有时间延迟，这种延迟用delayT表示；经济发展带来碳排放C-Emi，碳排放的变化用em表示；森林可用吸收碳，碳的吸收用C-Abs表示，变化速率为fa；用碳排放减去碳吸收就得到净碳排放C-Net，itemin，itemout表示单位进出速率。

这里我们用到了文献[11]的结论，即碳排放量可由经济发展程度来决定，具体定量关系可利用文献[12]对165个国家在1980年～2003年间进行分组检验后的结论，在0.944显著性水平下，pC-Emi与pGDP有二次曲线关系：

pC-Emi=7.836+2.95E-4pGDP-5.14E-9pGDP2（2）

其中pC-Emi代表年人均碳排放量，pGDP是人均GDP。

当然，子模型数量可以不局限于3个，事实上，我们可以以省份为子系统建立整体模型，相应机制可以做扩展。

三、政策建议

在各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变高碳增长为低碳化发展基础上，上节提出的区域间碳汇投资模型可从全国范围内有效减少净碳排放量，为此需要首先抓三方面工作。

（一）发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作用

日前，国家发改委鼓励东部人均GDP高于1万美元、地方政府有意愿的地区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有些地区也已经有了这样的交易所，如设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全国碳排放交易所，但距离全国易还有较大距离。在各地发展碳排放交易所的同时，应建立排放所之间的交易信息沟通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待各地交易试点发展良好后，整合成立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原有各地交易市场成为全国市场的地方分支机构。

（二）开展区域碳排放联席会议

我国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而温室气体排放事关全国发展，应建立区域间研讨、信息交流会议机制。可首先在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中部六省等主体功能区内成立低碳发展会议机制，平衡区域内净碳排放。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碳排放通气会。

（三）建立碳排放跨区域财政补贴机制

金融是低碳产业发展的主渠道，要发挥财政的引导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部分。东部地区应从财政收入中拿出适当部分支持中、西部地区开展植树造林，增加森林碳汇。为管理好这部分资金，应成立全国碳排放专项资金管理中心，负责资金的收缴与发放。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A].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张坤民,等.低碳经济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3]邢继俊.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政策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

[4]社论.英国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理念和最新进展[J].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09,29（1）：43-45.

[5]张坤民.低碳世界中的中国:地位、挑战与战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1-7.

[6]陈佳贵,等.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与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6（6）:4-17.

[7]谭丹，黄贤金.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关联分析及比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54-57.

[8]张雷.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J].地理学报，2003，58（4）：629-637.

[9]李爱军.我国能源-环境-经济系统的区域间建模[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7,37（6）：11-17.

[10]邹秀萍,等.中国省级区域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09（3）：34-37.

[11]徐玉高，郭元.经济发展,碳排放和经济演化[J].环境科学进展，1999,7（2）：54-64.

[12]韩玉军,陆.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3）：5-11.

ResearchontheEstablishment

ofInterregionalCarbonSinks'InvestmentMechanism

WuJianxin

（TianjinBinhaiComprehensiveDevelopmentInstitute，Tianjin300457,China）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篇11

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呼声高涨。从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不承担减排义务，但作为全球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减排压力与日俱增。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公布了2022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相对于2005年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根据Laspeyres指数分解和Kaya公式可知，二氧化碳排放受人口、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原因。因此，气候变化问题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重化工比例较高，能源消费增长较快，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较大，虽然实施碳减排政策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但要强制性减排必将对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在充分考虑国际环境与本国国情的情况下，十二五”规划适度放慢了经济发展速度，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减少污染物排放等，说明我国越来越注重经济质量发展，注重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把总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合理地分配到各省区，对实现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双重约束目标非常关键。

许多学者对碳减排成本和配额分配进行了详细研究。高鹏飞等(2004)对2010－2050年中国的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碳边际减排成本是相当高的且越早开始实施碳减排约束越有利。王灿等(2005)分析了部门碳减排边际成本曲线，发现重工业、电力、煤炭部门是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行业。随着减排率的提高，所有部门成本急剧上升，重工业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相对较大。韩一杰等(2010)在不同的减排目标和GDP增长率的假设下，测算了中国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所需的增量成本，发现GDP增长速度越快或减排目标越高，减排增量成本也越高；但由GDP变化所引起的增量成本变化远小于由减排目标调整所引起的增量成本变化。巴曙松等(2010)发现各种主要能源消费的碳减排成本之间存在差异性，提出施行燃料转换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减排政策选择。也有一些文献研究了省区减排成本和配额分配问题。褚景春等(2009)以综合能源成本为准则，对省区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筛选，得出总成本最小的电力资源组，然后将减排成本计入综合资源规划，使系统排放量达到最优水平。Klepper,G.等(2006)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减排成本、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李陶等(2010)基于碳排放强度构建了省级减排成本模型，在全国减排成本最小的目标下，得到了各省减排配额分配方案，但其各省减排成本曲线与全国类似的假设，与现实情况有些差距。以上文献均是基于碳排放强度的单约束，通过估计碳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来分析减排配额的。但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的双重约束目标，为完成此双重强度约束目标，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2011］26号)(下文简称《节能减排方案》)对各省设定了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各省也相应制定了经济发展的年度规划目标。如何在双重强度约束下，实现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最优分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基于以上想法，从全局最优的角度，建立在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目标约束下的省际经济增长优化模型，考察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及省际经济增长扩张约束对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找到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比较各种情景下的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析全国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对全国生产总值的脱钩状态，并对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最大降低幅度进行了预测。

二、优化问题及模型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发展经济是当今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因此，本模型的目标函数为最大化各省区生产总值总和，约束条件为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目标约束，以及经济增长扩张约束。根据分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可建立如下两个优化模型。

(一)如果2010－2015年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至少降低16％和17％，各省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与2005－2010年变化幅度相同，各省经济增长遵循历史发展趋势并兼顾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并且各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等措施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各省区能耗强度的降低目标，那么就有关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应该如何优化分配问题，可建立如下模型来考察。

利用模型Ⅰ可分析以下两种情景：

情景1：2015年全国能够完成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的目标，各省能够完成《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各省2010－2015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以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2011年各省经济增长速度作为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约束上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2010－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的预期目标，本情景以7％作为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下限。

情景2：为适当减缓因经济发展过快而造成能源的过度消耗，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情景中各省经济扩张约束上限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其他假设与情景1相同：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各省能耗强度能够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各省2010－2015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率与2005－2010年相同；2010－2015年各省经济年均增长扩张下限为7％。

(二)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共同决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最大降低幅度是多少，以及全国能耗强度降度最大时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又是怎样的？此问题可转化为情景3。

情景3：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全国能耗强度降低率为可变参数。其他假设与情景2相同：2015年各省能耗强度能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2010－2015年各省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下限为7％，上限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可利用以下模型分析。

三、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样本期为2005－2010年，基期和分析期分别为2010年和2015年。因西藏能源消耗数据缺失，模型中暂不考虑。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消耗，本文主要计算了各省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主要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排放系数分别为2.69kg/kg、2.67kg/L、2.09kg/kg(采用IPCC推荐值)。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所有省区生产总值总和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不等，本文所说全国生产总值为所有省区(除西藏外)生产总值总和，所说全国能耗强度为所有省区能源消耗总量与全国生产总值之比，所说全国碳排放强度为所有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全国生产总值之比，所说全国能源碳强度为所有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所有省区能源消耗总量之比。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得2005－2010年各省区生产总值(2005年不变价)。从历年《能源统计年鉴》可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耗量。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量与它们相应的排放系数相乘，可分别得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而可得样本期每年全国及各省区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可得样本期内各省及全国能源碳强度的变化率。能耗强度的降低率来源于《节能减排方案》。由于2010年各省区各种化石能源消耗量数据目前没有公布，无法算出2010年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此假设2010年各省化石能源消费结构与2009年相当，则各省2010年能源碳强度与2009年能源碳强度相同。情景1中参数标定见表1，其他情景中参数的具体变化见本文分析过程。

四、情景优化结果分析

下面利用所建模型来分析三种情景中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优化分配。

(一)地区GDP优化分析

优化结果显示三种情景下模型均有最优解，说明从全局最优角度看，在全国及省际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约束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能够找到各省区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进而可分析三种情景下各省区经济增长最优分配值的异同(见表2)。

情景1优化结果显示，2010－2015年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2％，八大经济区域中，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各省经济年均增长率均大于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京津、北部沿海、华东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均低于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但均在9％以上。说明若各省能够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八大经济区域就能够协调发展，尤其是东北、中部和西南地区经济能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从省区看，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中山西年均增长率为8.5％，没有达到本省经济增长扩张上限；贵州、青海和宁夏的年均增长率为7％，取值为经济增长扩张下限，经济增长速度最慢。其他省区经济年均增长率取值为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上限，经济发展较快。说明如果经济发展保持目前势头，现行的全国及各省能耗强度约束对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发展较为不利，对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较为有利。

为了维持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能源过度消耗，需要适度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情景2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经济扩张上限，为保证2010－2015年间各省年均增长率不低于8％，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扩张上限缩小比例不超过4.504％。优化结果显示，同比例缩小上限约束对各省及全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当各省经济扩张上限缩小比例为4.504％时，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下降了1.2个百分点。从八大经济区域看，京津、华东沿海、南部沿海、中部、西南、东北、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程度依次增大。从省区来看，河北、内蒙古、云南、甘肃和新疆经济增长率为7％，最优值从经济扩张上限降到经济扩张下限；辽宁年均增长率为9.1％，没有达到经济扩张上限。除此之外，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4.504％，最优值为经济扩张上限。

情景3优化结果显示，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为17.27％，与此同时全国碳排放强度降低了21.07％。与情景2对比，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从八大经济区域看，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分别下降了2.9、1.7、1.2和2.8个百分点；其他区域没有改变。从省区来看，河北、山西、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最优值仍然是经济扩张下限；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陕西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最优值从经济扩张上限降低到经济扩张下限；辽宁年均增长率从9.1％下降到7％；广西年均增长率从扩张约束上限下降到7.3％，接近经济增长扩张下限。说明进一步降低全国能耗强度对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阻碍作用。

(二)地区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优化分析

各省GDP优化值乘以相应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可分别得到各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图1和图2分别为三种情景下各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量的变化情况。

图1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能源消耗的增加量单位：10000tce

从图1中可见三种情景下，山东、广东、江苏、河北、河南、辽宁等省区能源消耗较大，北京、上海、江西、海南、贵州、青海、宁夏等省区能源消耗较少。情景2与情景1相比，北京、上海、贵州、青海和宁夏能源消耗量没有改变；其他省区均有不同幅度的减少，其中能源消耗变动幅度排在前十一位的省区依次是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甘肃、新疆、云南、江苏、广东、河南和山西。情景3与情景2相比，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地区能源消耗进一步减少，其中河南、四川、重庆、黑龙江和辽宁的能源消耗减少幅度较大；其他省区的能源消耗没有改变。同理可分析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三种情景中二氧化碳排放变动均较大的省区有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广东、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从图2中可看出，情景2与情景1中各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减情况与能源消耗的增减情况一致。二氧化碳排放变动幅度排在前十一位的省区依次是内蒙古、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新疆、甘肃、河南、云南、江苏和广东。但其省区排序与能源消耗变动大小的省区排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不仅受能源消耗量的影响，而且还受能源碳强度的影响，即各省能源碳强度不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与能源消耗的变化不一致。情景3与情景2相比，二氧化碳排放没有变化的省区和能源消耗没有变化的省区相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省区与能源消耗减少的省区也相同，但省区排序有所不同。

图2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量单位：10000t

结合情景2与情景1中的经济增长优化结果可知，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动较大的省区比较容易受经济扩张约束上限变化的影响。缩小经济扩张上限，虽然放慢了全国及一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结合情景3与情景2中的经济增长优化结果可知，当2010－2015年各省能源碳强度与2005－2010年的能源碳强度变化相同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动较大的省区比较容易受全国能耗强度变化的影响。为了实现全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配置，各省区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本省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合本省低碳发展的路径。

(三)三种情景下全国节能减排成本与脱钩状态分析

我们把各种情景下全国总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优化结果进行对比，当GDP改变量与能耗改变量为负值时，令GDP改变量与能耗改变量比值为节能成本；当GDP改变量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变量为负值时，令GDP改变量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变量比值为减排成本。由三种情景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化分配可看出，情景2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经济扩张上限，减慢了某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别为0.963万元/吨标准煤和0.310万元/吨。情景3在情景2基础上考察了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在此种情况下，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别为1.010万元／吨标准煤和0.339万元/吨。两种对比结果显示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均较低，说明适度放慢经济发展过快省区的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加快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虽然对全国及个别省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对全国总体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起着较强的抑制作用。

本文采用Tapio脱钩指标，将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分解如下：

其中分别称为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能源消耗弹性脱钩指标和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采用2010－2015年年均增长率。由三种情景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化分配，可计算出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年均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能源消耗弹性脱钩指标、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见表3)。结果显示，能源消耗在情景1中处于增长连接状态，在情景2和情景3中处于弱脱钩状态，且能源消耗脱钩指标值越来越小，说明能源消耗和全国生产总值的弱脱钩程度越来越强。能源碳排放在三种情景中虽均处于增长连接状态，但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值越来越趋于0.8(增长连接与弱脱钩状态的临界值)，说明虽然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耗之间还处于增长连接阶段，但越来越趋于弱脱钩状态。二氧化碳排放在三种情景中均处于弱脱钩状态，而且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值越来越小，说明二氧化碳排放与全国生产总值的弱脱钩程度越来越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所分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从全局最优的角度，建立了两个在全国及省际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约束下省区经济增长优化模型。分析了三种情景下各省区经济增长的优化问题，比较了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路径的异同。发现三种情景下均能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单位GDP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约束目标。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约分别为17.27％和21.07％。

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本文比较了三种情景下各省经济增长最优分配的异同，分析了缩小经济扩张上限和进一步降低全国能耗强度对全国及各省区的影响，指出了经济发展较慢和较快的省区。如果经济保持目前发展势头，那么现行的全国及各省能耗强度指标约束对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发展较为不利，对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同比例缩小经济扩张上限，对各省及全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中部、西南、东北、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程度较大，其中河北、内蒙古、云南、甘肃、新疆和辽宁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若全国能耗强度降低率从16％进一步降低到17.27％，则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1.2个百分点，西北、中部、西南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慢，其中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辽宁和广西成为经济发展较慢省区的新成员。说明进一步降低全国能耗强度对西北、中部、西南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阻碍作用。

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范文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而气候变化的威胁使低碳城市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这篇文章从不同侧面阐述了低碳城市的多重内涵，介绍了国外低碳城市的实践，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低碳城市的国际经验及其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借鉴。

关键词：低碳城市建设国际经验借鉴

IPCC第四次报告提供了人类活动加剧了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随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低碳经济逐渐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城市是低碳经济、低碳产业的重要场所，也是低碳生活、低碳社会的重要载体。城市消耗了全球80%的化石能源，排放了全球75%的温室气体（Stern,2007）。因此，倡导经济转型，低碳发展，就必须建设“低碳城市”。这样，构建低碳城市，在城市空间范围内，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就成了未来城市发展的重点。

低碳城市的内涵

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低碳城市的内涵并不统一，不同的学者和机构从不同的角度对低碳城市进行了定义。有学者认为，低碳城市指的是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增长及CO2排放相脱钩，如果化石燃料使用及CO2排放量的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或城市发展是非常小的正增长，就属于相对脱钩；如果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就属于绝对脱钩（诸大建，2009）。

还有一派观点，是从政府、企业、公众的角色来给低碳城市下定义，认为低碳城市，是指以低碳经济为发展模式及方向、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公务管理层以低碳社会为建设标本和蓝图的城市。该定义强调“城市以低碳产业和低碳化生产为主导模式，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政府以低碳社会为建设蓝图的城市”。通过政府职能的重塑、经济发展模式、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来构建低碳城市。

而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低碳城市是指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下，保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换句话说，就是在保证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地消耗能源。这个概念从低碳城市构建的目标出发，强调在保证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实现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城市建设模式和社会发展方式。

国外低碳城市的探索

（一）伦敦

英国是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积极倡导低碳经济的国家。前任伦敦市长利文斯顿于2007年2月发表《今天行动，守候明天》（ActionTodaytoProtectTomorrow），宣布到2025年将二氧化碳减排降至1990年的60%。

伦敦市低碳城市建设采取主要的措施有：

帮助企业减少碳排放。帮助企业提高减碳的意识，并提供改变措施的信息。鼓励所有企业的新投资都要向低碳一体化过渡。

绿色交通。通过引进碳价格制度，征收二氧化碳税，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向进入市中心的车辆征收费用等激励机制，降低地面交通运输的碳排放，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将伦敦打造成为欧洲电动汽车的首都。

绿色建筑。改善现有和新建建筑的能源效益。推行“绿色家居计划”，向伦敦市民提供家庭节能咨询服务；要求新发展计划优先采用可再生能源。

智能电网。推行智能电网，发展低碳及分散的能源供应。在伦敦市内发展热电冷联供系统，发展小型可再生能源装置（风能和太阳能）等，代替部分由国家电网集中供应的电力，从而减少因长距离输电导致的损耗。

政府绿色采购。市政府严格执行绿色政府采购政策，采用低碳技术和服务，改善市政府建筑物的能源效益，鼓励公务员养成节能习惯。

（二）纽约

为了让纽约可持续发展，在2007年市长彭博公布了《策划纽约》计划详情，并确定全球气候变化是纽约面临的一项重要的挑战，目标是到2030年，在2005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30%的温室气体排放。《策划纽约》针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出的措施主要有：

1.成立“能源规划部”。该部门掌管本来分散于不同政策部门的能源工作，如能源需求管理、扩大清洁能源供应、推广节约能源等。

2.拨款支持节能。每年投入相当于政府一年能源开支（电费和暖气费）的金额，用于研发推广节能技术，针对政府、工商业、家庭、新建建筑及电器用品五大领域制定节能政策。

3.提高建筑物能效。制定更严格的建筑物能耗标准，如提出更严格的通风标准，推广水泥成分减少30%～40%的混凝土，以减少生产水泥时排放的二氧化碳。

4.增加清洁能源的供应。给予太阳能发电装置以税收优惠，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

5.减少来自交通的温室气体排放。扩建铁路系统和改善巴士服务；试行道路收费计划，在工作日每天早上六点至晚上六点，进入曼哈顿区的汽车需付8美元，货车需付21美元。

（三）东京

低碳东京的基本政策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资助私人企业减排。协助私人企业采取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推行限额贸易系统（capandtradesystem）为企业提供多种减排工具，成立基金资助中小企业采用节能技术。

2.家庭减排。在家庭部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以低碳生活方式减少照明及燃料开支，大力提倡使用节能灯照明，要求居民放弃浪费电力的钨丝灯泡，与家装公司合作，提醒客户在翻新住房时采取节能措施，加装隔热窗户。

3.建筑减排。减少由城市发展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新建政府设施需符合节能规定，要求新建建筑物的节能表现必须高于目前的法定标准

4.交通减排。减少由交通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制定有利于推广使用省油汽车的规则。

（四）西雅图

西雅图是美国第一个达到《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的城市。市长尼克勒斯积极推行公共交通系统，让汽车“放假”，鼓励自行车出行。同时大量发展绿色建筑，鼓励开发可再生能源发电，鼓励企业改变传统的耗能方式，例如波音公司正在研制生物质燃料替代燃油等。

（五）哥本哈根

2009年丹麦的哥本哈根宣布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性城市，使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为零。其计划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到2015年把该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0%，第二阶段是到2025年使哥本哈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为零。

所谓碳中性，就是通过各种削减或者吸纳措施，实现当年二氧化碳净排量降低为零。市政府现已启动了50项减排计划，从新建清洁能源发电站，推广混合燃料汽车，到鼓励自行车出行、垃圾精密分类回收利用、制定严格建筑节能标准，推广节能建筑。

（六）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环境保护规划，至今已经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市政府的所有政策过程包括预算、执行、报告和监测都会充分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因素。斯德哥尔摩目前已经实现比1990年减排25%的目标，并计划到2050年去除所有的化石能源供给，成为零碳城市。

（七）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

2005年10月，由伦敦市长利文斯顿提议，成立世界大城市气候领导联盟（WorldLargeCityClimateLeadershipGroup），18个世界一线城市的代表在伦敦集会，会上承诺通过彼此的协作来应对气候变化。此后，该组织成员逐步扩充到40个世界级大城市，简称C40。C40是一个旨在加强国际城市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探索城市低碳发展的国际大型城市间组织。2006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利文斯顿宣布，克林顿气候动议与C40建立合作关系，CCI为C40城市提供清洁交通、可再生资源、废弃物管理等领域的专业技术支持，提高大城市的能源效率，鼓励C40联盟成员参与CCI的减排项目，减少碳排放。2007年5月，第二届C40会议在纽约举行，主要议题是帮助各个城市设定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第三次大会于2009年5月在韩国首尔举行，通过了《首尔宣言》，量化减排目标，履行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国际经验与借鉴

（一）明确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城市要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最关键是要有明确的纲领和行动计划，制定严格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标准。伦敦发表《今天行动，守候明天》，宣布了《市长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纽约公布了《策划纽约》的计划详情，宣布《纽约规划应对气候变化》；东京宣布《气候变化策略》，东京政府坚决推行“世界最高水平的应对战略，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上领先全国；伦敦计划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研发和金融中心；纽约政府决心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先锋。

（二）全方位的规划设计

低碳城市有两层含义：第一，城市本身是低碳的，城市的规划、交通、建筑尽量朝低碳的方向发展，城市居民有很深的低碳理念；第二就是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因此，构建低碳城市，必须制定全方位的政策，重视产业结构的低碳化改造；倡导绿色建筑，设定节能标准，实施太阳能屋顶计划，通过定量分析，合理设计遮阳、建筑朝向、绿化带分布，控制热岛效应，实现最佳的自然通风效果；重视交通规划，降低交通过程的碳排放需要，在城市规划阶段采取预留公交、自行车空间，限制私家车的使用等措施；合理设计供水、排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减少碳排放。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更是城市实现低碳的有利条件。

（三）量化的减排目标

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战略，需要清晰的目标作为前提。各市都制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哥本哈根宣布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碳中性城市；东京的目标是以2000年为基准，到2022年减少25%的温室气体排放；伦敦决心到2025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60%的排放；纽约计划于2030年，在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30%的温室气体。只有制定了具体的可量化的减排目标，才能让公众有明确的预期和监督政府的措施是否有效。

（四）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

低碳城市的启动和发展依赖于制度层面的变革，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安排，没有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没有主要领域标杆性项目的示范，城市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幅度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建设低碳城市应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类主体的作用，政府要承担统筹低碳经济发展的领导与管理功能，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以及搭建碳交易平台，营造有利于低碳发展的外部环境；企业应该成为低碳产业和低碳产品的开发主体；社会、居民应该成为低碳消费和低碳生活的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由政府主导，促进政府、企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合作，促进企业决策者和公众转变观念，发动全民参与低碳城市建设，引导公众进行相应的行为建设。

（五）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共赢

一般认为环境和经济增长是不可兼得的，但是英国政府在过去10年间实现了200年来最长的经济增长期。经济增长了28%，但温室气体排放却减少了8%。这是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第一次打破了经济增长和排放污染之间的联系，证明了经济增长和减排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而伦敦和纽约的经验说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不但不会妨碍经济发展，还能带动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增加就业，提高经济效益。纽约政府估计，通过节能和增加清洁能源供应，全市的电费和暖气开支，预计在2015年前每年减少20亿～30亿美元。伦敦政府估计，节能措施可以在未来二十年替市民节省10亿英镑的能源开支。此外，伦敦决心发展环保技术带来的商机。

参考文献：

1.诸大建.低碳经济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吗[N].解放日报，2009.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