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农民增收工作总结范文

【关键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贵州省

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联方式，包括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包括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经济增长是指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加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1产业结构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同事，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整个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它的合理性对经济增长、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调整会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优化调整。一地区农村经济大力发展的产业结构对农村经济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是指能够充分利合理的应用本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贵州省是农业大省，在发展弄春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过程中不仅着眼于农业乃至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应当时时关注国家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变动趋势，才能统筹好城乡经济同步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一、贵州省农村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

贵州省地处黔中腹地，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份。中央近十几年连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无一不提及贵州省农村乃至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出台了相应的惠农强农政策。2000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1361.74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55.1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139.63元/人；2001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1333.69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63.33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139.51元/人；2002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1293.95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62.06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157.85元/人；2003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1326.1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51.2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163元/人；2004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1563.4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52.3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164.2元/人；2005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1622.9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53.3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218.2元/人；2006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1525.8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59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296.2元/人；2007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1851.3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60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205.3元/人；2008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2187.6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69.1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284.6元/人；2009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2105.5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77.8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319.3元/人；2010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2271.4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66.8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336元/人；2011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为2620.4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二产业收入为107.5元/人、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为639.7元/人。从以上贵州省农村人均从一、二、三产业所得收入不难看出贵州省农民从三次产业中所得收入大致趋势是逐年上升的，但是结构依然为一产、三产和二产，其中农民主要你的收入来源于第一产业，收入的地二来源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则占农民收入的比例最低。合理的三产比例应为第三、二、一产业。然而贵州省的比例则为第一、三、二产业。由此可见，贵州省当前的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较为不合理，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农业，而非服务业，长此以往，贵州省的农村经济发展将会面对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局面。

二、贵州省农村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对贵州省的农村产业结构现状分析，总结得出贵州省农村产业结构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升级。

（一）农村经济的总体实力弱

贵州省深居中国内陆，地处黔中腹地，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农业的自然条件与平原地区相比比较欠缺，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贵州省的耕地大多呈现小而多的形式，无法实现大面积的机械化耕种，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农业，耕作效率很低。由此可见，贵州省是一个农业大省而非农业强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特征已由单纯数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经济实力增长很快。而贵州省农村经济还比较落后，农村经济的整体实力不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农民收入不高，城乡差距明显。

（二）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村就业结构水平低

贵州省农村就业结构水平较低，2014年，贵州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为5516.46千公顷，耕地面积少，大量人口束缚在小块耕地上，束缚在农村地区，农村人口自然就业、农业生产、就业特征还处在较为典型的传统农业状态。2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分布在农村和农业，造成劳动力资源浪费，制约了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唯有通国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一措施，才能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再浪费，及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向城市第二、三产业转移，还向农村的第二、三产业转移。

（三）城镇化水平低下，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不强

2015年，贵州省城镇化率为42.01%，远低于全国56.1%的平均水平。城镇的经济主要以传统工业为主，工业经济相对落后，产业层次较低，经济实力较弱，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力及带动力都不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弱。城镇化水平落后，必然会影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结果最终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三、调整优化贵州省农村产业结构的措施

农村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大幅度增长。贵州省农村经济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坚持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实现农村经济增长质和量的跨越式的提高。贵州省必须意识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迫切需求，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对于推动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贵州省省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贵州省农村存在三次产业的效益低、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资源少、资源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贵州省需要根据自身特点，站在科学发展观层面，发挥自身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推动农村产业结构整体优化升级，向新型产业化道路升级。

（一）加快农业发展向产业化迈进

贵州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多种中草药的产量居全国前列，但是总的来说，贵州省的农产品产量较大但是农产品的价位长期处于低位，数量虽多但经济效益低，农业初级产品多但相对配套的精深加工产品较少，经济效益低。因此，贵州省要想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延长并完善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产业链，逐步建立完善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连成一体、协调运转的农业产业体系。要利用自身地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尤其是加大力度发展食品加工业。要把农户和农村企业有机地联系起来，建立企业基地农户三点一线的合作模式，做到三者之间互利互惠。要从政策、服务、环境等方面为农村现有的龙头企业提供支持和保障，推动龙头企业快速、良性发展、从而带动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二）调整优化贵州省现有农业生产结构

农业作为农村产业中的基础产业，也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同时，农业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源及原材料。优化升级贵州省农业产业结构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还能将土地对劳动力的束缚解放，为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及消费动力，优化升级农村产业结构是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贵州省农业资源丰富，要利用自身的资源，普及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率，要在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增长、稳固粮食生产核心区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其他产业即养殖业、林果业、蔬菜业、花卉业；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扬长避短，发挥区域特色和规模效益，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提升农村工业的规模和层次

贵州省农村工业存在结构单一、规模小、粗放经营等问题，调整贵州省农村现有的工业的比例和布局，提升农村工业的规模和层次。推进农村工业结构调整，发展集聚优势的高副加值工业产业。农村工业作为农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同时，农产品加工业也是工业化进程的主力军，所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大力发展，可以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农产品销售渠道得到拓宽，农业产业链得以延长，同时实现了农产品多面增值。贵州省应充分发挥自身良好的农村生态资源和农产品资源优势，将农产品加工业作为重点，出台相应政策促进招商引资，大力促进乡镇工业发展。同时，建立完善贵州省乡镇企业及民营经济的结构调整、引进和普及先进技术，优化贵州省农村工业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和保障。

（四）大力发展贵州省农村第三产业

贵州省现有的农村第三产业呈现规模小、层次低的现象，对经济增长推动力不足，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合理的产业结构一般是第三产业收入所占比重较大，然后是第二产业收入，最后为第一产业收入。所以，贵州省首先要根据现在三产的收入比例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对第三产业扶持力度，鼓励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形成合理高效的农村产业结构；其次政府应制定出台相应的政策，刺激潜在需求，改变管理体制，去除第三产业中的行政管理色彩浓、行业准入限制多的弊端，鼓励第三产业发展，使之形成产业规模化经营；三是要提高现有的第三产业发展效率，加快促进新兴产业发展，避免农村地区形成垄断经营、管制经营、限制经营等的状态，提升贵州省农村第三产业的层次，跟随社会经济发展脚步。

参考文献：

[1]金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湖南省为例[J].贵州农业科学，2012.

促进农民增收工作总结范文

一、研究背景

农民收入问题是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也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共中央最近5年出台的一号文件(2004-2008年)都与“三农”有关，其中2004、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题。随着次贷危机的持续蔓延，欧盟、美国等我国出口商品的主要进口国经济增长放缓几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已成为多方共识，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农民购买力显得更为迫切。但是，一方面，农业资金投入不足始终制约着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技术落后也一直是困扰我国实现农民增收的因素(黄祖辉，2005)。从理论上讲，FDI不但可以给东道国带来充足的资金，也带来了先进技术，因此研究利用涉农FDI促进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可行性更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把农业及其相关行业视作农业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可以分为为农业生产提供原料的行业、农业自身、农产品加工业。由于我国对农药、种子、化肥的生产实行较为严格的垄断，使得FDI鲜有机会进入农业上游领域，而我国农业的种种不足使得FDI较少投资农业(详见第三部分的分析)，涉农FDI主要投向了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橡胶制品业等12个行业，在农产品加工业FDI中，农副食品加工业FDI、食品制造业FDI占了较大比重，例如，2004-2006年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外资企业资产总额占农产品加工类外资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20.92％、20.55％、21.05％，本文便是立足于农副食品加工业FDI和食品制造业FDI，把这两类FDI定义为食品类FDI，着重分析食品类FDI对我国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以及我国利用食品类FDI的有利与不利条件，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食品类FDI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分析

作为一般性的食品类企业，外资食品类企业会进入农产品流通市场寻找生产和加工原料，他们会同农民接触、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购买农产品：对于农民而言，一方面，协议的签订意味着提前锁定了农产品价格，这有助于降低农作物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农民按照订单进行生产，相当于农民取得了来自公司的关于农产品未来市场需求的有效信息，这将大大减少农民由于盲目跟风而造成“谷贱伤农”局面。

此外，作为一种FDI，食品类FDI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又有着其自身的巨大优势。同我国私营食品类企业相比，食品类FDI有着显著的规模优势，我国2005、2006年外资农副食品加工企业平均规模分别为0.89亿元、0.80亿元人民币，而2005、2006年私营农副食品加工企业平均规模分别只有0.22亿元、0.20亿元人民币；我国2005、2006年外资食品制造企业平均规模分别为1.03亿元、0.92亿元人民币，而2005、2006年私营食品制造企业的平均规模则只有0.27亿元、0.24亿元人民币。较大的经营规模将促使食品类FDI不断拓宽经营领域，将触角向产业链的上端、下端延伸，使得其资金与技术同农业相结合成为可能。

我国国有食品类企业尽管拥有着与外资食品类企业相似的平均规模，但其在公司经营管理、技术应用等诸多方面同外资食品类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图一显示了1999-2006年外资食品类企业与国有食品类企业总资产收益率(息税前收益／资产总额)的变化情况，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局网站。可以看出，国有食品类企业在效益上与外资食品类企业存在着较大差距，这很可能是因为外资食品类企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模式方面具有优势，凭借着上述优势，外资食品类企业将通过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来促进国有食品类企业与私营食品类企业的发展，促使我国食品行业整体效益的提高和食品行业投资的增加，进而使农业的投资增加。另外，食品类外资企业还具有在整条食品产业链下经营运作的丰富经验，如已投资于中国的ADM(ArcherDaniels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四大跨国粮食企业都很注重从农场到终端的产业链的完整性。在食品市场前景看好、自身资金充裕且进入壁垒较小的情况下，外资食品类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更易于投资农业，促使资金技术与农民充分结合来最大限度提高食品产业链上端领域的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表一列举了食品类FDI促进我国农民增收的案例。农民购买力的增加将促使农民增加对高附加值食品的消费，因此就会吸引更多的外资食品类企业来华投资以打开我国农村市场，由此便会形成一个“FDI促进农民增收――农民增收吸引FDI”的良性循环。

三、利用食品类FDI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分析

(一)利用食品类FDI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

已有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认为中国食品产业FDI主要是以中国国内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出口为导向(吕立才，2006)。以2004年为例，我国食品工业的销售额为15880.13亿元，而出货值只有1258.80亿元，仅占前者的7.93％，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是一个有着厚重饮食文化的国家，消费者进行饮食消费的意愿较强烈，但由于我国居民收入较低，目前我国加工食品消费只占饮食消费的3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产值方面，2005年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仅为0.5：1，而发达国约为2.0-3.7：1。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逐年增加，我国的食品市场，尤其是高附加值食品市场的前景将变得更为广阔。图二显示了1997-2006年我国城镇、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年支出额，以1996年为基期，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剔除了物价波动因素。

我们发现，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都呈增长态势，而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增长显著。尽管我国食品类FDI目前的规模相对于其它类FDI而言并不大，但是我国居民日益增长的购买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比广阔的食品市场必将促使更多的食品类FDI流入。

(二)利用食品类FDI促进农民增收的不利因素

农业是食品类企业的上游产业，农业的发展事关食品类FDI的发展，随着食品类FDI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必然会向上

游领域延伸，表现为直接投资于农业。但是，食品类FDI直接投资于我国农业的量很少，这表现为我国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业)利用外资量很少，且明显滞后于其它领域。我国2004-2006年度第一产业实际利用FDI金额与我国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84％、1.19％、0.95％，比重过小且不断下降。究其原因：首先，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过小，目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使得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济的技术应用受限，我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受到的自然灾害损失居世界第三，经营农业的风险较大，以上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相对低下；其次，为了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倾斜配置资源的战略，大量资源流入到工业，而农业则通过“剪刀差”的方式哺育工业，这使得我国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特征，这一特征制约了食品类FDI流入农业领域；再次，我国对待FDI的某些政策影响了食品类FDI的投资，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侧重于吸引有助于短期提高GDP的外资，因此对第二产业FDI提供许多优惠政策，而对第一产业FDI提供的优惠政策则相对有限。此外，我国对农业的某些领域限制较为严重，如对农药、化肥、种子生产环节实行较严格的垄断，同时对农产品流通环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控制。

上述因素阻碍了食品类FDI投资于我国农业，使其不能顺利地将触角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食品类FDI进人我国的热情。因此，食品类外资企业通过投资农业而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便较为有限。下面我们建立一个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检验农业FDI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由于我国农业FDI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因此为了增加说服力，我们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是我国吸收农业FDI较多的省份之一，以2005年为例，江苏省第一产业FDI吸收量与全国总额的比重为10.82％。我们把江苏省农民年纯收入额的对数值拟作为被解释变量，用LNI表示。用该省第一产业FDI代替农业FDI，将江苏省第一产业FDI年流入量的对数值拟作为解释变量，用LNF表示，时间跨度为1998－2007年，相关数据来自江苏省统计局网站。

在建立回归模型之前，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干扰模型统计结果，我们对两组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表二为两组时间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表明，LNF为零阶单整序列，而LNI不是零阶单整序列，两个变量由于具有不同的单整阶数而不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江苏省农民年纯收入额的变动不能由该省第一产业FDI流入量来解释，实证检验也证明了食品类FDI通过直接投资于农业而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不足并存在着较严重的进入壁垒所致。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我国广阔的食品消费市场对于食品类外资企业来说充满了吸引力。从这个角度讲，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食品类FDI流入，这将增加食品类企业对农业的投资。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到，我国农业的种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食品类外资企业投资于农业，从而降低了其投资我国的热情，利用食品类FDI促进农民增收的目的也将较难实现。因此，我们应该从改善农业投资环境人手，着力为食品类外资企业和国内食品企业创造出良好的投资环境。首先，要切实落实“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为食品类企业投资农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权相关法规的出台，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有利条件，方便食品类外资企业将适用于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技术应用于我国农业；再次，加快垄断性涉农行业以及粮食流通领域的市场化进程，逐步消除食品类外资企业的进入壁垒。

促进农民增收工作总结范文篇3

1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是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证明，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王继昌，2000)。面对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到2022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挑战，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收入结构调整成为了扶贫攻坚、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村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伴随着改革进程进一步向纵深推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在此过程中，农村产业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动的同时，农村经济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刘乔，2011)。经济的发展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变化(李良，2009)，“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和制约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提升的瓶颈，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朱伟民，2004)。针对这一问题，我国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刘秀兰和胡文君、付勇(2010)以1991～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和我国产业结构构成数据以及我国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劳动力结构构成数据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方程，采用SPSS16进行回归分析，用逐步回归法求得的多元回归方程式验证了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产业结构越优化，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越快，农村居民收入越高，反之，农村居民收入就越低。西部民族地区相对来说，产业结构还不够优化，农村居民收入还处于全国最低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杨烨军和宋马林(2008)在阐述农村产业结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从农村产业第一、二、三产业的结构角度研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吴愿(2014)运用DEA模型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对农民收入具有积极作用，并建议通过加快发展农村特色产业、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转型、扩大二、三产业在农村的发展等方法，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以便于更大程度地提高农民收入。更多学者对各省、市进行了研究，何长辉和乔继红(2010)以湖北省荆州市为研究对象，对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相关性作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以验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聂雷和何如海(2012)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了安徽省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并提出了如何通过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建议。金晶(2012)为揭示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湖南省为例，运用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湖南省1985～2008年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互相促进。

林芝，藏语意为“太阳宝座”，是西藏自治区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平均海拔3100m，总面积11.7万km2，截至2014年，林芝市的总人口20.3万人，其中藏族12.2万人，门巴族7800人，珞巴族2800人，僜人1500人，其它少数民族人口约650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汉族、门巴族、珞巴族等11个民族和僜人和睦相处的多民族聚居区，素有“西藏江南”、“雪域明珠”、“东方瑞士”等美誉。近年来，林芝生态旅游产业、农牧特色产业、水电能源产业、藏医药产业、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迅猛发展，农牧业特色产业健康发展，水电能源产业加快发展，藏医药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到2014年，林芝市生产总值市生产总值已达92.86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6.67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9582元，为西藏自治区地级市(区)农民收入最高城市，比第二名拉萨市多324元，比昌都市多2966元。虽然林芝市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且一直位列西藏自治区前列，但是仍存在较多问题和困境，县域经济和产业收入严重制约着林芝市农民人均收入的提升，以及影响林芝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倾向于产业结构、农业产业结构与农民收入、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对更具针对性的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鲜有研究，同时林芝市在西藏自治区极具代表性，因此本文针对性的对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进行深入的探讨，为后发展欠发达地区发展农村经济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供理论支撑，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2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2.1计量模型

农村收入结构涉及第一产业(种植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第二产业(工业收入、建筑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交通运输业收入、商业、饮食业收入、服务业收入和其它收入)，与农村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本文利用三次产业收入表示农村收入结构，以农村经济总收入表示农村经济。为了考察农村收入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本文构建计量方程将四个要素纳入框架中进行分析，其方程如下：

(1)

式中，表示农村经济，、、分别表示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为农民收入结构的回归系数，为残差向量。

2.2数据说明

选取林芝市1995～2014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作为研究样本，并且对数据取自然对数。

3实证分析

3.1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回归产生谬回归，回归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我们采用ADF方法来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四个变量在一阶差分情况下是平稳序列，且通过5%显著水平，即该组变量为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条件。

3.2协整检验

运用EViews6.0计量软件，根据(1)式计算结果见表1。从结果可以看出，农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高度拟合，其回归方程为：

(2)

从式(2)中可以看出，农村收入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正向促进效应，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服务业)。第一产业收入、第二产业收入和第三产业收入每提高1%，将促进农村经济分别增长0.5104个百分点、0.0832个百分点、0.3632个百分点。

从表3可以看出，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因此，LnIre、LnAgr、LnInd、LnSer存在协整关系，即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收入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3.3Granger因果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检验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的因果检验结果得知，在10%的显著水平下，农村经济增长与第一产业收入是相互因果关系，即第一产业(农业)的增长，收入增加，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反之农村经济增长也会促进第一产业收入的增加;第二产业(工业)收入不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是第二产业收入的Granger原因，这可能是因为农村工业发展缓慢、弱小，根本无法对农村经济起到促进作用，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工业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收入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经济增长不是第三产业收入的Granger原因，这可能是因为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生态旅游业、农家乐等，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较好的促进作用，而农村经济增长尚未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未能促进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4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可知，农村收入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收入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起着正向效应，其中第一产业(农业)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服务业)，并且农村经济增长与第一产业收入是相互因果关系，第三产业(服务业)收入是农村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即农村收入结构的变动将会引起农村经济增长的变动，调整农村收入结构，将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结合林芝市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调整及优化农村收入结构，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加快建立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围绕农林牧渔业调整种养结构，提高单产效益，引导农牧民，种植单产效益高的农作物，养殖市场效益好的水产和牲畜，增加农牧民收入。积极推进生态旅游和现代农业观光旅游、农家乐等，扩大农民多样化的生产收入。

二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加农牧民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加快农村产业结构格局，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农牧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要加大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农牧民素质水平;依托农业龙头企业，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以及依托农业生态观光旅游、餐饮等行业的发展来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水平。

三是加大惠农支农、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切实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的惠农、强旅政策，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旅游业快速发展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加大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逐年加大财政投入，改善农村水利、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