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篇1

一、“区域”概念阐释与区域文化研究基础

区域概念过去常常被作为地域、地方、地区概念使用，主要因其与行政区域概念紧密联系有关。但即便是依行政区域划分，历代都有所变化，呈现跨区域行政交叉现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行政区域划分，“秦王朝统一岭南，置桂林、南海和象郡，现在的广西含当年的桂林郡全部，南海、象及长沙、黔中等郡部分地区”，足以说明当时行政区域划分与现在区域划分也有跨域交叉现象。在现代社会发展及其特定语境下，区域含义有所扩大和延伸，一方面在地理空间范围含义基础上，赋予其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等空间范围含义；另一方面在行政划分所指区域含义基础上，超越行政区域而扩大延伸到非行政划分区域含义；再一方面扩大延伸为跨域、跨界所形成的区域范围，带有跨区域的特征和色彩。由此可见，以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构成的非行政化区域概念从古至今仍在使用。以江河湖海流域作为水域空间范畴的区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构成跨省水系区域；以洞庭湖为纽带与分界，划分湖北与湖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楚文化区域；以黄河为界划分河北与河南省域及其水系沟通形成的中原文化区域；广西西江水域由西向东的红水河与由北向东的桂江汇合入珠江，又构成泛珠江流域及其珠江水系区域；广西兴安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修筑灵渠，沟通北上的湘江水系与南下的漓江水系，形成湘漓分派与水域贯通的湘漓流域，形成跨省湘桂区域，等等。以山脉为纽带与屏障，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在先秦时期就称为岭南地区，此后所谓“两广”、“粤桂”表明其具有一定关联度的区域范围；处于岭南的广西与岭北的湖南通过湘桂古道形成湘桂走廊，构成湘桂之间连接的区域，等等。此外，以语言（方言）、民族、民俗、政治、经济、交通、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态为纽带构成的跨地区的区域概念使用不胜枚举。

其二，区域合作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语境下的区域概念使用，因全球化与多元化影响下的区域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共同体需求，越来越着眼于从经济发展视角建构与重构区域概念。从国际区域关系看，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及其世界各国发展需求，经历了“二战”后“冷战”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结盟以及意识形态阵营与三个世界的划分，形成国际社会（如联合国、世贸组织）以及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性跨国联盟（如欧盟、东盟）等概念含义；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视野中着重于经济的区域联盟或跨区域联盟，构建跨国、跨界、跨境的经济联合体、共同体、同盟体，以及不结盟的区域间合作、协作、协同关系，构成国际社会及其国际性区域经济合作基本格局。从世界性区域联盟产生背景与语境看，除相对于国际社会以及超级大国霸权，即区域相对于中心而言，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外，更多地是强调区域合作与协作，构成或紧或松的国际关系共同体与联合体。从国内区域关系看，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建构的区域发展视野中，除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所指区域概念含义外，一般所指省市县乡行政区域；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相继构建非行政化的、依赖于一定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基础的、以经济为纽带的、跨地区结合的经济开发区以及经济合作、协作区，如沿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经济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跨区域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合作区，还有更大范围的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等区域概念的划分。区域经济崛起与跨区域经济合作协作方式兴起极大地推动区域发展步伐，既通过竞争拉开区域间差距，率先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又通过区域合作协作，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地区赶超跨越，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构成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的趋向。总之，区域发展观念比任何时期都深入人心，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其三，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区域文化兴起。经济社会发展在推动区域经济崛起的同时也推动了区域文化建设发展，区域文化的区域概念也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扩大与开放。文化的交往性、绵延性与包容性特点不仅促使区域概念含义理解不仅仅涵盖地域、地方、地区含义，而且带有跨地域、跨地方、跨地区以及跨境、跨界、跨文化的意义；区域文化不仅局限于区域空间，而是超越区域空间而扩展为文化空间。其文化区域空间范围立足于而又不仅仅局限于自然地理空间与行政地理空间的地域范围，而且扩大为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其区域界定以及域界划分不仅仅为一个要素决定，而是包括自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交通、族群、语言、民俗、交往等各要素系统关系的综合性整体构成。尽管为了更为明确清晰界定区域概念内涵与外延及其所指对象范围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划分区域界限的需要，往往习惯于按照思维定式，简单化地将区域等同于主要依据行政化划分的地域、地方、地区概念，更便于构成条块分割的行政地区空间与从上到下的线性垂直行政管理域限，但则不能否认和掩盖依据非行政化的其它要素及其综合性要素所构成的区域及其区域文化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现代社会发展及其区域经济崛起的现实需求，更凸显出非行政化划分区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为凸显区域文化内涵外延的开放性与跨区域交往交流与融合的特征。区域文化含义不仅是因区域空间形成其内涵外延，而且是因文化传承、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性与传统性构成其内涵外延。通常所说的区域文化，往往指称当代社会区域空间及其行政区域的文化形态，诸如作为省域文化称谓的广西文化，作为市域文化称谓的桂林文化，作为县域文化称谓的临桂文化，等等。但历史上所称区域文化概念则丰富多彩，不仅从区域空间而言具有跨区域的开放性，而且从文化形态的内涵外延而言具有多样性、开放性与包容性。诸如中原文化，从区域文化角度而论，当然属于中原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空间的文化形态，中原所指区域指河南，古称豫州，即中州，“古豫州地处九州中间，称为中州。汉王充《论衡•对作》：‘建初孟年，中州頗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今河南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

《辞源》释“中州”有三义，狭义为河南，中义为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广义泛指中国。中州即中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或发祥地并非仅仅局限于河南，后扩大到黄河中下游区域或黄河流域，以及泛指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文化并不简单等同于中原，中原只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与传播源。文化的传播性、开放性与扩展性使中原文化跨区域扩大为黄河流域范围以及整个中国范围，并影响到海外、域外的周边更大范围区域，以致于此后中原文化影响全国，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正宗、中心，甚至常常用来指代中华文化，反而淡化其区域文化含义。由此可见，历史上所使用的区域文化概念，在充分考虑其产生区域空间含义的基础上，更为注重其文化含义及其特征，以及文化在历时性传承、传播和发展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扩张性。

广西历史上也有一些表征区域文化的概念，诸如岭南文化，显然作为区域文化而言的区域是指五岭以南的岭南地区，亦即广东广西的“两广”地区，但就其文化形态特征而论，既不能仅仅涵盖“两广”，其文化外延可以扩展到南方各地跨界区域以及沿边沿海跨境区域；又不能仅仅以之涵盖“两广”所有区域文化形态，况且广东与广西各自的区域文化也有差异性，下属各地文化形态更为丰富多样。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并非像地域那样固定，而是具有运动性、流动性、活态性的生命表征，岭南文化也是在与其它文化形态，尤其是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区域文化。粤西文化亦如此，历史上所谓粤西地区，指简称为“粤”的广东以西的广西，地域范围虽然涵盖广西，但粤西文化形态及其特质特征并非涵盖广西区域所有文化形态，粤西地区概念并非等同于粤西文化概念，粤西文化概念也并非等同于广西文化。这足以说明粤西文化具有超越粤西地区概念的跨区域性意义，粤西文化所指对象范围的模糊性正印证其开放性，其性质特征也并非仅仅与“粤”相关的广西文化形态，或者说两广文化的融合，或者说广西文化受到粤文化影响的结果，而且应该作为一个独立文化形态，其独立性与特殊性也正说明其相对性，具有跨区域文化交流、交融特征。由此可见，区域文化立足于区域而又具有跨区域特点，从而由区域空间范围扩大为文化空间范围，使之不仅具有相对性与多样性，而且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二、广西区域文化发展及其生成环境条件

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性概念理解，区域、区域文化应该成其界定以及内涵外延理解的前提，同时也需要从历时性建构与共时性构成的内在逻辑与时空关系角度深化认知，辨析其与通常所习惯使用的广西文化概念的异同及其在区域研究视野中凸显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一，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就广西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论，从自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区域划分与行政管理区域意义上的广西区域界定应该十分明晰；同时相对于广西与周边区域间关系而言，以及广西相对于中国所属关系的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定位而言，以确定广西区域概念及其区位特点也并非难事。而对广西区域文化理解则相对于广西区域界定而言就复杂得多了，不仅文化具有衍生性、融合性与开放性，而且文化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因此广西区域文化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广西文化，或广西区域内的地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区域空间大于行政空间，文化空间大于区域空间。尽管不难理解区域都必须界定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因此也会有广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等地方性概念使用及其所指含义及其对象范围，习惯上也是以这种称谓能够达到更为明确与简单表述的目的。但却不能将其简单化与封闭化，忽略其中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与开放性，以及非行政化区域界定范围及其跨区域文化构成的各种因素影响。

广西区域文化当然应该首先立足于广西来理解，其区域所指空间范围当然应该是落实于广西，将其简单理解为广西地域、地方、地区文化无可非议，这对于理解广西区域文化含义及其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对广西区域文化的理解应该更为宽泛和开放，而且广西区域文化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有着区域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范围需要更为宽阔深远的视野与背景。因此，对广西区域文化的外延范围理解应该拓展：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国及其中华文化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另一方面是广西与周边区域关系中跨域、跨界构成中的广西区域文化；再一方面是历史文化传承、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构成的跨时空、多样性与开放性的广西区域文化。作为一定区域的广西文化形态，其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独立性与关系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稳定性与流动性、自足性与开放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多样性与融合性等对立统一规律及其特征凸显，不仅对于广西区域文化概念含义及其内涵外延理解更为深化，而且也有助于对其性质特征作进一步理解。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历史建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形成与构成都应该有其背景与语境，区域文化形态的形成与构成也是依赖于所依托的区域空间和所属背景与语境。从历史文化传承角度而论，广西区域文化形成与构成应该与历史上所涉及其内容的相关文化概念使用有关，诸如百越、骆越、西瓯、岭南、岭西、粤西、八桂等，大致上可以认定为主要从文化地理空间界定的历史性概念，这些历史概念对于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与构成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些历史概念的含义及其内涵外延需要进一步厘清，广西区域文化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传承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历史文化概念的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具有区域性特征，所指区域及其区域文化都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二是具有跨区域特征，所指区域范围包括几个或多个相关区域范围；三是具有开放性特征，所指区域界限较为模糊，含义较有张力和弹性，外延范围有所扩展和绵延；四是具有文化交融性特征，包括中原文化与广西地方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民族文化等交流融合；五是具有历史性特征，这些区域性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形成，包含特指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内容，表明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因此，广西区域文化生成具有深厚博大的历史性依据与历史积淀厚重的文化传统，广西区域文化概念与这些历史性区域文化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具有彼此之间联系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广西区域文化与历史上存在的这些区域性概念及其所表征的历史文化是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其三，广西区域文化生成的当代背景。广西区域发展推动其区域文化生成与发展及其研究的崛起。广西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实施“富民强桂”新跨越及其“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区位特征与区域优势凸显。广西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特征、沿边沿海的地缘政治文化特征、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民族特色得到国家与地方的高度重视，在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广西发展战略不仅关系到广西地方自身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战略发展及其区域战略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将广西放置在国家与区域发展中定位，由此形成当代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区域文化发展的特点与优势，其区域性与世界性以及国家战略性地位凸显。

一是北部湾大开发，既将广西纳入国家沿海经济大开发战略发展进程中，又将区域经济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沿海经济大开发的整体推进，推动经济欠发达后发展的广西赶超跨越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沿海地区区域经济整体同步发展目标。从这一角度看，北部湾大开发在进一步推动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更强有力地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将广西区域文化放置在北部湾大开发背景下审视，区域文化才会具有更为广阔的区域与跨区域视野。二是广西地处沿边沿海的中国南疆，毗邻越南及其东南亚地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及其确定广西首府南宁为其一年一度的博览会永久性会址，使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既成为跨境、跨区域经济文化合作、协作、交流的实质，又增强了广西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动力与活力，形成其区域性与国际性的区位特色与优势。三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使广西不仅在西部地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作为西部唯一的沿海地区，北部湾及其海港成为大西南出海通道，发挥其交通枢纽的地位作用及其拉动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作用，实现孙中山先生对北部湾建成国家大型出海港口的遗愿，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及其南海开发战略实施。北部湾大开发将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经济开发及其港口建设连成一片，并扩展到南宁、崇左、玉林、来宾、百色等更大区域范围，辐射柳州、桂林、梧州、贺州、河池等广西区域范围，影响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地区，对于西部大开发及其大西南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使区域合作、协作、协同发展成为广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

四是广西作为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不仅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文化建设发展优势，而且创构了各民族聚居、文化融合、凝聚力与向心力强的民族生态环境；广西不仅享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国家民族政策的优越条件，而且享有民族团结模范的殊荣；广西世居十一个少数民族不仅与毗邻广西的云南、贵州、湖南、广东等省际交界少数民族关系紧密，而且与毗邻中国的越南以及东南亚各国民族具有历史渊源关系与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广西实施“民族文化强区”战略既推动区域民族文化发展，又跨区域影响与推动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步伐，确立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及其南方少数民族现展格局中的定位。五是桂林作为山水甲天下的世界旅游名城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特色与优势。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与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实质上将桂林旅游经济与服务业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轨道；最近，桂林世界旅游胜地建设规划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将桂林旅游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提升了桂林旅游的国内外影响力与竞争力，同时也将桂林旅游发展放置在国家旅游与世界旅游发展格局中定位，使桂林旅游具有区域性与国际性发展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民族、教育等各方面发展既必然融入和汇入各种跨域联结与合作所带来的内在与外在因素，也必然会以更为宽广与开放的视野理解广西区域概念的含义、内涵与外延、对象范围。同时，也会因区域发展及其跨区域共同发展需要推动区域合作、协作机制形成，如中国－东盟经济文化合作、中越经济文化合作、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西江流域经济合作、西南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桂港、桂台、两广、湘桂、滇桂、黔桂等区域经济文化合作，等等。当前，广西又面临国家海洋战略实施及其海洋经济文化开发机遇，以及海洋维护及其南海岛屿争端与边界纠纷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现实问题，广西处于沿边沿海的南疆第一线，更需要将区域发展视野扩大到国家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战略高度，将广西发展战略上升为区域发展战略，将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广西发展不仅仅具有区域发展意义，而且具有国家战略发展以及带动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意义。总之，广西在国家及其区域中的定位，使之区域概念范围既指称广西区域，也指称与广西关联的更为开放性区域，带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的特征与意义。因此，广西区域发展应该立足于广西、走向全国、放眼世界。

三、桂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内容及其跨区域研究视野

桂学可谓广西之学，是对广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民族、民俗等现象与事象进行分门别类与综合整体研究的地方性学科、学术、学问、学派。从区域研究角度而论，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为广西区域。从区域文化研究角度而论，文化并非局限于小文化与中文化的的狭义理解，而是将其包括在内而扩大延伸为广义的大文化，文化构成涵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同时，依据自然地理空间与文化地理空间的相应性与差异性，广西区域文化研究对象不仅仅指称广西文化，而且应该包括与广西区域文化密切相关的跨区域文化及其文化融合现象与事象，既生成广西区域文化的开放性、绵延性与融合性特质特征，又构成其研究的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因此，桂学从这一角度而论又可称之为广西区域研究之学，其学术研究视野与研究指向应该落实于广西区域文化研究，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也应该为广西区域文化。桂学研究可考虑将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及其内容范围，具体可从三个视角考察。

其一，区域文化研究的学科与跨学科研究视角构成。从学科研究视角而论，桂学既相对于湘学、徽学、楚学、粤学等而言独立自足的地方性学科，又可视为分门别类的区域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构成的学科群。桂学作为广西地方学科的总体性称谓，更大程度地表现为跨学科综合研究指向，可以针对一个具体现象或事象，从多学科、跨学科、学科协同研究角度进行立体综合性研究。历代广西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典籍往往都具有文史哲与地方民俗糅杂一体的综合性研究特点，如唐刘恂《岭表录异》、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张鸣凤《桂故》《桂胜》、清李调元《粤风》等广西历史文献均带有这一特点。桂学作为广西地方之学研究学科及其学科群，针对广西区域文化对象类型与性质内容可分门别类进行各学科研究，体现不同学科专业研究特点，如区域经济学其实就是从经济学学科角度对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将经济学理论方法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的特点。因此，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结合应该成为桂学指向。对于受一定区域范围限定的研究对象来说，学科研究也会在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关系的结合与协调上明确指向，目的在于拓展与深化研究视野以整体综合把握研究对象。

其二，广西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与融合性构成。桂学以广西区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必须在厘清其含义及其内涵外延与性质特征基础上认清其文化构成。区域文化形态的生成与构成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本土文化积淀、积累、传承与传播的结果；二是区域间和跨区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与碰撞的结果；三是在主流文化影响下，文化变革、转型与发展的结果。广西区域文化生成也通过这三条路径形成其构成，又因其沿边沿海与少数民族地区特点更形成其多样性、复杂性、融合性等构成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是广西本土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性。广西考古发掘，发现广西在新旧石器时代都有大量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及其文化遗物、遗址存在，如桂林宝积山洞人、柳州人、桂林甑皮岩人等广西先民遗存以及大石铲文化遗存，这是广西文化之根、本、源。先秦时期，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前，广西并未有行政意义上的统一性，尽管有百越、骆越、西瓯、岭南等称谓，但未能明确与具体指称广西文化形态。广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后，推动广西文化形态生成发展，但毕竟因其地处偏远与边缘，本土文化发展缓慢，各地区文化存在差异性。当然，也形成文化特色与优势、文化形态多样化、文化构成多元化、文化类型鲜明的本土文化特点。李建平等学者概括为，广西拥有民族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文人文化、民间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文化区域类型构成看，以桂林为中心的桂北文化，以梧州为中心的桂东文化，以柳州为中心的桂中文化，以宜州为中心的桂西文化，以南宁为中心的桂南文化，以合浦为中心的北部湾文化；从民族文化类型构成看，形成广西十二个世居民族文化形态，各民族之间既交往交流与文化融合，又存在各民族文化差异性与特殊性，呈现出各民族文化鲜明个性与特色；从语言及其方言文化构成看，广西至今都是全国方言富矿区，依托语言构建的文化形态也千差万别，形成彼此不同的方言区域及其方言文化区域；从自然地理风貌构成的文化类型看，江河湖海构成不同的流域文化，如西江文化、红水河文化、漓江文化、北部湾文化等，此外还因山地、湿地、平原、丘陵、森林等自然地理特点构成不同文化形态。二是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文化交流与交融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即便是本土文化，本土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必不可少，对于外来文化进入本土，广西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及其交流融合也是理所当然。这也是地方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构成部分，具有向心力、凝聚力与包容性特征所在。中原文化对广西文化影响从秦始皇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之后，主要通过行政建制及其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中央派遣或贬谪地方官吏、外派守护边疆驻军、人口迁徙、商贸往来、大型水利建筑工程等因素构成。旅桂士人、文人及其人口迁徙的客家人，带来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传播，并与当地文化交流与融合，形成广西政治文化、土官文化、藩王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戏曲文化、工艺文化、文学艺术及其各种社会生活文化形态。明清之后，常被中原地区称之为“南蛮”地区的广西，其文化形态与中原文化并无二致，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至晚清时期，粤西文化发展到高峰“，岭西五大家”步桐城派古文余绪，崛起于文坛；临桂词派入主词坛，名震京师，王鹏运、况周颐被称誉为“清季四大词人”。至近现代以来，广西在鸦片战争、帝制、民国建立与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功不可没，对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三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广西区域文化的构成性。与广西毗邻的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域各具有独特鲜明的区域文化特性特征，也都与广西在跨时空、跨区域交往交流中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区域文化融合的构成性特征。处于广西与湖南交界节点的桂林，历史上也是广西省府所在地。通过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修筑的兴安灵渠，沟通湘漓水域以及湘江沟通长江水系，漓江沟通珠江水系，从而贯通长江文化与珠江文化。并开发翻越五岭的湘桂古道，建立湘桂沟通交流的各种渠道。中原文化及其湘楚文化影响广西，尤其是桂北地区，构成具有湘桂文化融合特征的桂北文化形态。此外，先秦战国时期的楚国，其南面边界绵延至广西荔浦，楚文化影响广西不言而喻。处于桂东的广西与广东交界的梧州，古为苍梧地区，粤文化影响范围扩大到广西贺州、玉林等地；桂南沿海的广西合浦，构成现在北海、钦州、防城港三足鼎立的北部湾地区，与广东沿海毗邻，也是粤语区域，粤文化影响至南宁，广西桂东南文化交融特点显而易见。桂西地处广西与贵州交界的宜州、河池地区，广西与云南交界的百色地区，桂黔滇区域交往及其文化交流形成广西桂西文化特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语言，广西语言构成大体分为四大板块，一是以桂柳话为中心覆盖桂北、桂中、桂西地区，为西南官话，属北方方言语系，包括云南、贵州、重庆、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均属于这一语系；二是以南宁、梧州、北海为中心的桂东、桂南粤语地区，与广东粤语同属这一语系；三是以壮侗语系为中心的广西各少数民族语言；四是广西各地方言与土话。显然，广西语言及其方言具有区域性与跨区域性，通过语言进行文化交往与交流，形成文化交融与融合的文化构成性形态与特征。

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1篇2

作者：谢永新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

在《文化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文中，作者认为文化创新不仅在于它是塑造人的灵魂、构建价值体系和制度结构的创新，还在于它贯穿创新的全过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文明世代相传、生生长流而未中断的国家，中国之所以自秦统一后，虽遭数不清的灾难沉疴尤其是近代以来列强入侵的苦难深重，而维持了2000多年没有出现整体性分裂，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被世人仰慕，都是缘于中国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流程。这种从社会历史的视角来谈文化创新的视点，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文化创新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对电影实施精品战略的思考》一文中，作者在阐述电影实施精品战略的时代意义、内容和途径的基础上，着重指出，要振兴广西电影，重铸辉煌，必须做到:目标任务明确，敬业精神要强;拓宽题材领域，提高总体质量;准确反映生活，讴歌美好善良;打造精品品格，塑造典型形象。确实，新时期以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拍摄出《黄土地》、《血战台儿庄》、《有话好好说》等曾在国内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优秀影片，现在要想重振雄风，就必须深化内部机制的改革。作者在当下多元文化语境中提出的这个观点，应该说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广西十三年文艺探索的基本经验》(十三年是指1989年至2002年———笔者注)一文中，作者把广西十三年文艺繁荣发展的经验归结为九个方面:一是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把握广西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二是从发展战略的高度部署文艺，把文艺发展纳入广西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三是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从广西文艺的实际出发作出科学决策;四是抓住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和地域历史文化特色，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五是制定精品战略，实施精品规划，把主旋律和多样化统一起来;六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注意发挥文艺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七是加强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重视发挥期刊和媒体的阵地作用;八是扎扎实实抓好文艺人才队伍建设，是繁荣和发展广西十三年文艺的关键;九是改进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加强对广西文艺工作的领导。这些经验的总结，既涉及到文艺发展的理论政策，又涉及到文艺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到民族文化与文化产业等问题。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广西文艺发展的宏观视野和微观把握的能力，对广西十三年的文艺发展作出了恰如其分的阐述。其次是在文艺现象方面，陈教授对文坛“新桂军”现象、“刘三姐文化现象”、“相思湖作家群现象”、“大写作”现象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较为全面的概括，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学术观点。“新桂军”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活跃在广西文坛上一批青壮年作家创作的作品，在全国文坛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桂军”的出现，是广西的文学创作取得重大成就的集中体现，在理论上对“新桂军”现象进行界说，可以使我们对“新桂军”的创作历程有更为本质的认识。所以作者在《文坛“新桂军”方阵从开步到雄壮》等文中，对文学“新桂军”的崛起与发展、成就与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新桂军”新锐作家的共同点是具有现代意识，他们跨越农业文明而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与时俱进，同时又巧妙地将西方现代文化融汇在本土文化包括民族地域文化之中。其作品既有先锋性，又有大众性，尤其是民族苦难带来的悲剧色彩和对乐土的企盼。“刘三姐”是广西的民族文化品牌，从最初的《刘三姐彩调剧》到电影《刘三姐》再到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形成了著名的“刘三姐文化现象”。基于此，作者在《论刘三姐文化现象》中对“刘三姐文化现象”的特征进行了概括，认为刘三姐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历史、民族、地域和时代特征，包括历史的延续性、民族的开放性、地域的独特性、形象的品牌性等等。应该说，这种概括是非常中肯的。“相思湖”是广西民族大学校内的人工湖，因为广西民族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广西民族作家，所以人们称之为“相思湖作家群现象”。对“相思湖作家群现象”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探讨广西文学创作队伍培育的内在机制。在《从相思湖走来》一文中，作者正是从文学创作队伍培育的角度来论述“相思湖作家群现象”的。作者认为，“相思湖作家群现象”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归结为四个方面，即:时代造就、沃土栽培、传统熏陶和精神培育。我们知道，写作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基于这种认识，陈学璞教授在《面向21世纪:扬起现作学的风帆》一文中提出“大写作”的概念，认为“大写作”就是写作学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结合，走综合性、边缘性发展之路;就是利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之路;就是运用经济写作、管理写作、科技写作，直接为经济发展、国家管理、科学进步服务。笔者认为，“大写作”概念的提出，是陈教授对“大写作”现象的一种概括:写作学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国家管理需要写作，社会交流需要写作，个人表达需要写作。文章千古事，古人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不能离开写作。现代人从个人生活、日常工作到升学求职提级评职称，再从经济全球化、加入WTO、高科技网络文化到依法和以德治国、企事业管理，哪一条都离不开写作。陈教授所写的文艺评论文章，之所以具有“评论的力量”，使人读之受益，思之受启;所提出的学术观点之所以能在广西文艺理论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所具有的敏锐的思想、扎实的学养和独到的视角。敏锐的思想源自于作者对党的文化政策或文艺理论政策的领悟与解读。

陈教授就职于自治区党校，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培训干部的学府，是学习的课堂，知识的殿堂，拼搏的疆场”。在这里，陈教授既是“学道”者，又是“授道”者，所以能不断结合新的形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因而所写的评论文章或所发表的言论也都具有相当敏锐的思想观点。例如，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WTO后，陈教授就提出，我国入世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互动，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我国入世后，不仅要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的经济战略、政治战略，还要有文化战略。又如，针对有人把“中国—东盟博览会”简称为“南博会”，陈教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种提法不科学，因为:一是作为一个简称，缺少减缩语的语法支撑，二是不符合博览会由中国和东盟各国商务部共同举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实际，三是缺乏博大的政治眼光，把一个国际性区域性博览会变成一个城市的博览会，所以应该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称谓。这两个例子说明，陈教授作为一个党校的学者，所提出的思想观点是有“博大的政治眼光”的。扎实的学养源自于作者多年来的见闻、阅读、实践三者统一的写作探索。陈教授从事文艺评论工作30多年来，发表300多万字的各类评论文章。这些学术成果的取得，除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机遇外，与他个人扎实的学养是分不开的。翻开《陈学璞卷》，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从不同的侧面阐述文艺方针、政策，力求概括当代广西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又可以看到作者对新时期广西作家群现象、戏剧创作表演艺术的创新、广西文学创作60年主要成就的研究与概括。从文艺政策研究到文艺现象研究再到文艺作品研究，涉及范围之广，探讨问题之多，没有扎实的学养是不可想象的。笔者认为，评论文章的论点是否鲜明有力，论据是否充实合理，论证是否明晰细致，文笔是否畅达规范，都与论者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水平密切相关，也许，这正是《陈学璞卷》“评论的力量”所在。独到的视角源自于作者深深扎根于本土的民族文化，立足于广西，放眼于全国。陈教授很重视文艺的民族个性，他认为，文艺的民族个性是一个民族的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是民族生活、民族阅历、民族风貌、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语言等在文艺上的表现。他特别指出，鲜明的民族个性使文艺作品和文艺形象独具艺术魅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视角，陈教授对广西当代数百名作家，特别是对几十位成绩卓越的知名作家、艺术家所创作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美术作品以及文艺理论著作都进行了评论，并在评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例如，在《彩调:机遇与挑战同在》中提出广西彩调艺术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五点建议;在《关键词:文化介入———如何扩大文化对现实的影响力八人谈》中提出当前广西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八个问题;在《京族文化的民族性海洋性特色》中提出在全球化、市场化、民族化语境下，如何保护、传承、利用、开拓京族文化的建议;在《申遗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新的路径》中提出花山文化申遗的新思路，等等。这些建议的提出，为有关部门正确处理和解决文化建设的问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智力支持。可见，“评论的力量”有时也能起到积极的决策咨询作用。

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篇3

关键词：东亚；概念演进；论争

中图分类号：K90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199-02

一、“东亚”的社会或文化概念经历了三个时期的演变

（一）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自古就存在

东亚是世界伟大文明地域之一，在历史上就产生过一个独具特色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即西方学者发明的“朝贡体制”或“朝贡制度”，日本学者多用“华夷秩序”和“册封体制”，比西方人更为深刻地理解古代东亚秩序的真谛。

（二）东亚概念的产生

“东亚”、“远东”属于外来词语，是由欧洲人最早使用的。有学者考证，一位欧洲学者在1897年出版的有关东亚美术史的书籍中首先使用了“东亚”概念，此后这一概念开始流行开来并被广为使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亚洲的掠夺和侵略中，把对亚洲东部的争夺同西太平洋上的制海权联系起来，形成了“远东太平洋”的概念。欧洲把靠近它的西亚称“近东”、“中东”，把远离它的亚洲东部称“远东”，有时与“东亚”概念混用。当时西方人所说的“东亚”一般包括如下国家和地区：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这也是我们今天通常所理解的东亚地理区域，即传统的东亚概念之含义。显然，这些概念以西方为中心，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色彩。

（三）东亚概念的本土化

随着历史的发展，东亚概念逐渐为其所指地理区域的国家和地区普遍接受与使用。特别是在冷战以后，随着区域合作的发展，“东亚”正在从一个外来的概念变成一个代表地区意识和认同符号的本土概念。这是东亚地区意识正在形成的一个重要表现。

二、关于东亚概念的争论

目前，关于东亚概念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概念，学者们产生了质疑并引起争论。有学者认为，“东亚”是欧洲人以距离远近为标准，在没有意识到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社会文化差异前提下，对远东地区下的定义，并且错误地以为所有东亚国家都是建立在儒教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有学者在进一步考察这段时间的历史后发现，“当欧洲人最初向东方远行到达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时候，他们笼统地称呼这个遥远的地方为“远东”。然而，从地理上看，东亚是将亚洲一分为二的那片高山沙漠以东的地区；从人种上看，东亚是蒙古人种（作为蒙古人种分支的因纽特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除外）居住的地区；从文化上看，是植根于古代中国的那种文明所分布的地区。”并且特别指出，“这一地区，除中国以外，还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但不包括也在高山沙漠屏障以东、居民也属于蒙古人种的其他两个地区：一是亚洲腹地，这些地方的游牧民族通过商业、战争和征服与中国居民有着难以分开的历史联系；一是东南亚，其较高的文化大部分源于印度而非中国。”

其次，在东亚概念本土化过程中，学者们对概念所包含的地缘政治版图产生了争议。罗荣渠认为，“东亚，又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Asia），从地理上讲，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东部的大陆、半岛与海岛。狭义的东亚指中国大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台湾岛等；广义的东亚包括东南亚即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诸国；再扩而大之，甚至可把南亚即印度半岛诸国也包括在内。”张蕴岭认为，广义的东亚地区包括通常地理概念的“东亚”、“东南亚”和“北亚”的16个国家及1个地区，即东亚五国——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北亚的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东南亚十一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东帝汶。高连福认为，“东亚”无疑是一个地理概念，它通常指的是包括现今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地理区域。具体来说，今天东亚地区国家共有16个，即东北亚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蒙古国以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东帝汶。此外，在东亚地区还有一些非国家经济体（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也有人把俄罗斯联邦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纳入东北亚范畴之中。

最后，与地缘政治概念不同，社会文化视角下东亚概念的解读。有学者认为，东亚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社会概念或文化概念。东亚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且这一概念还处于建构过程之中。事实上，现代意义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作用空间也包括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碰撞磨合的地区，这也正是地缘政治的解释盲区。因此，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东亚所指地理区域范围尚未形成共识。

上述观点分别从大东亚和小东亚的角度去阐释东亚的含义，据此得出关于东亚概念的基本看法：随着历史的发展，单一的地理概念已不能解释东亚所包含全部的意义，东亚概念更多被注入了人文、历史、政治等因素。甚至在深度和广度上，未来的东亚会有更加丰富的解读。从东亚的地理概念出发，许多学者给出了自己明确的界定；从东亚概念的历史演变出发，也有学者认为东亚是社会内涵不断丰富、尚在建构中的概念。不管从那种角度来注解东亚的概念，都至少说明了两个现象：（1）东亚高低纬度的政治安全事件都能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在对某一问题进行阐述时都绕不开对东亚概念的解读，这在学理层面推动了东亚理论的发展。（2）大多数学者根据研究的需要而自由裁量东亚的地缘政治范围，但是东亚概念的核心政治力量一直都受到关注，如中国、日本等。

参考文献：

[1]朱阳明.亚太安全战略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

[2]张小明.美国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推动者还是阻碍者？[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7）.

[3]贾子健.东亚需要共同的语言——访奥地利学者魏格林[N].北京大学校报，2006-4-30（4）.

[4][美]费正清，埃文德·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M].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DiscussionaboutthehistoricalevolutionoftheeastAsiaconcept

QIANYan

（Publicadministrationcollege,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46,China）

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篇4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本质

（1）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出现了滞涨现象，导致西方对于这一现象也无能为力，人们就开始希望自由市场出现，随后新制度经济学出现。新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中的自由制度。那么什么才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侧重于交易的领域，并且其中包括交易主没有注意到的成本，还有讨价还价中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最终还有交易中存在的任何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其涵盖的范围特别广，因此至今定义不是非常明确。

（2）新制度经济中所涉及到的理论有很多，例如，交易费用理论，也是其中最基本的概念，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交易费用理论就说明其交易活动有所稀缺，市场的交易风险以及交易代价都是市场经济效率的问题，因此制度必须要建立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被挠如经济学中。

（3）新经济制度在古典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有的分析工具，也就是交易成本，所谓的交易成本就是，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也就是指是在交易中双方在交易之前和交易结束之后所产生的各种费用，这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演进

（1）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上出现了“滞胀”现象，人们对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情况产生了质疑，并且开始希望自由市场的回归。早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世界早已经阐明了新经济制度思想对于国民财富增加的重要性，并且西方的经济学者提出只有自然发展下的经济才能够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2）随着时间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的思想并没有继续传承下去，而是到了十九世纪人们在经济学的认识上提出了新的思想，把经济学和政治、法律分离，形成了现代主流的西方经济学，当时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就是从这上面演化出来的。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很多经济学派兴起，这些学派的新观点，取代了旧学派的观点，所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的经济学制度随之产生，并且继承了传统的经济学制度，成为了现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3）其中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新经济制度中也显得非常重要，其中就包括交易费用还有企业理论，交易费用是新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研究工具，并且使用交易费用这一概念来结石启程的边界问题。企业在选择市场合作的时候，也是交易费用影响到二者之间的交易能否展开一个长期的合同，这也在某方面影响到国家新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水平。而这其中还包括有产权理论，这也是经济学中另一个基本的研究对象，研究学者一直以来对于产权理论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概念，但是大概认同的说法就是产权者行使的行为权利，但是在一定程度下这些权利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这也是新经济中比较重要的两点理论体系。

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

（1）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时代不停发展的过程中，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进程迅速升温。为了实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目标实现，也为了满足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进行我国社会的经济政策制度改革，是时代赋予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2）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观察，不难发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国家政治管理和政策实施的环境下展开的。因此，我国社会对经济进行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进行的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完全的否定这一概念，主张所谓的自由化经济收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

（3）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侧重于对弈利益的追逐，过分的看重缩减成本的部分，进而忽视了社会整体的收益和发展。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健全的，不适用于我国社会发展的。

（4）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的进行了适应世界发展的整体政策变革。但是基本的出发点是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不能忽视集体的荣誉观念，不能违背共产主义发展的基本理念。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始理念主要是适用于西方国家的，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执行。因此，新制度经济学不适用与我国发展。

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篇5

一、经济学上的权威崇拜及传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的严重落后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无论是迈克尔·佩雷曼主张经济学终结[i]，还是陈纲先生指责经济学家不如农民[ii]，都已表明，人们对于经济学术落后性的极度失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庸俗化方向本身就决定了其灭亡的趋势。不论是其自身的反思还是对立流派的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非科学特征早已是不争的结论了......或许，下一代人将不再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iii]

的确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远不如其它自然科学。在18世纪时，物理科学、化学科学开始全面发展，同样，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吹响了经济科学发展的号角。自18世纪以来两百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物理科学、化学科学，甚至包括后来才开始发展的生物科学，现在都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早已经能自由地遨游太空，早已经能精确地计算出宇宙飞船飞入的轨道位置以及能精确地计算出着陆地点，人类早已能制造出异常复杂的机算机，人类早已能精确地分析出任何物体的成份含量，并根据需要合成出特定的化工产品和新材料。但是人类的经济科学却远没有这么发达，在权威崇拜下，从根本理论上来说，仍然基本徘徊在亚当.斯密1776年的思维起点，虽然后来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等不少人几百年来在作大力的推进和修正，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客观地说，在根本理论上几乎未作出革命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上严重的权威崇拜。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尖锐地批评经济学权威的危害，把某人的著作奉为圣经拒绝人们提出新理论和批评它的长短，对于真理必定是最严重的侵害。毫无疑问至今为止，甚至未来，不可能有哪一位大师的经济学术能够充当经济学圣经的角色，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人的智慧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真理而无一点纰漏甚至缪误的地方。只不过个别“天才”性的经济学大师的学术之中或许有多一点智慧性的东西罢了。

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工业化压抑、环境污染、沙漠化、自私自利、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等，都表明，传统经济学在权威崇拜意识的禁固下裹足不前，已不能解决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建设。世界银行在199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开篇诚恳、鲜明地指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理还远未被人们完全掌握”。

二、现代经济学新革命的系统构想

为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要敢于跳出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疆化思维，去努力寻求真理，进行一场现代经济学新的革命，以更好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

（一）经济学支柱概念的革命

我们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最落后的地方就是对支柱概念或者说研究的基本对象的固守，各国经济学家还深受数百年前的产品观影响。客观地说，数百年前，以农业生产和新兴的工业生产为主，当时的经济学家们能够提出产品的概念，并以产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以产品作为经济最基本的细胞是非常科学的。但是就如化学科学不能停留在分子阶段，还需进一步研究发展到原子、质子、量子，仍至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样，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支柱概念也需改变。

严格地说来，产品远不足以囊括人类的整个经济领域。诸如金融服务、保险、诗歌、歌曲、经济学家的著作等同样在商业领域流通的东西并非一定是产品。

因此，我们提出财富的概念，构想经济学上以“财富”替代过去“产品”、“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财富，我们将其定义为“就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财富在经济学上并不是指金钱，而是指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金钱或者说货币只是商品类财富的权力凭证、度量工具。我们的这一类似的定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iv]，一些学者也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当然都还缺乏系统性，并且未与产品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理，特别是只将以金钱来衡量的商品类东西才叫财富，反言之在过去的意识里财富就是金钱。为此笔者在《财富创造论》一书中尽可能全面地清理了财富与产品、商品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财富为经济基本单位的事实以及应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建议。根据定义，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包括物质类财富，也包括非物质类财富，包括有形的财富，也包括无形的财富，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是财富，都可以是经济学研究和考虑的范围。提出将财富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应该更为科学。

在经济学上进行这一研究对象的革命非常重要，它有助于经济学界及经济界更全面地研究社会的经济建设。例如，环境，当然不是产品，通常也不是商品，但因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也是财富。这有助于我们将其纳入经济建设考虑之中，而不是去发展“产品”、“商品”经济破坏环境财富。依据这一思想，我们就会明白，财富不只是商品，不仅一辆汽车是财富，一湾绿水也是财富，不仅一只山羊是财富，一片绿色的草地和森林也是财富，它们都满足我们的需要。当汽车造得很少时，因为其稀缺而显得价格很高，因而我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其是财富。而当我们的环境恶化，一湾湾绿水消失，符合需要的水变得稀缺时，我们每天生活上所用的水我们也不得不天天付出货币去购买，这时水似乎才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实际上水原来就是我们的财富，只是我们总觉得其太充足而不珍惜罢了。过去那种以稀缺性为预设前提的经济学术思想已显得非常落后而致命。长期以来，全球环境的破坏与恶化，与经济学上的产品观和商品观不无关系。当然，也有人会认为，经过投入资金人工改造过的环境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也可叫产品。实际上即使将改造过的环境称为产品，同样显得比较牵强，经济学作为科学是不宜为固守某一古老的概念和思维而牵强的。同时，未经改造的环境同样从远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领域，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这一庞大的部分我们更不能遗忘，它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同样，对于无数的非产品、非商品，因为有了财富作为总括，因此其创造、实现、分配、消费等情况也就能较好地纳入经济建设的考虑之中，这对于人类未来的建设非常重要。

总之，经济的最基本细胞是财富，而不仅仅是产品或商品，因此以“财富”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为科学。针对经济学的现状，现代新经济学的革命可能首先必须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支柱概念上进行革命，否则现代经济学仍然不可能有突破性发展。

（二）经济学中研究对象产生过程的革命

无论是非常局限的产品观、商品观，还是全面概括的财富概念，其产生实际上并非仅仅来源于生产。由于如上部分我们已提出了财富包括产品，也包括非产品，包括商品，也包括非商品。因此下面我们直接使用财富的概念。

我们认为，财富首源于智力创造，然后是实现，而并非仅仅生产，而传统经济学在财富产生过程上应该说还基本停留在两百年前的生产认识阶段。这的确需要我们现代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或者说革命。例如，电脑没有先经科学家们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生产的，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人员们不断研究创造出先进的电脑，其生产也几乎是不能进行的；再如小说，其首先是作家的智力创作，创造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高水平的小说才是至关重要，而并非印刷车间的生产至关重要，并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小说不需要印刷生产，通过网络即可销售给广大读者。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更好地反映现实的经济情况，应该将财富的产生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科学地研究与抽向归纳，只有这样抽向归纳出来的基本理论才更符合现实经济情况，从而才能更好地反过来演绎至现实经济建设中，更科学地指导社会、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动。

当然我们有必要对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产生及财富生产等重要的概念进行重新整理定义，以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所谓财富创造，是指人们为探索获得新种类、新形式、新规格、新用途、新领域等等方面的财富，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它并非单纯的大脑思维活动，也不是重复性地制作产品的活动。对于财富创造，我们提出了“以大脑思维创新为主导的发明、发现、创作、设计等新财富的活动”这一措辞，即创造不仅仅包括发明、发现、创作、设计这四大形态，还包括其它活动形态，这为现在复杂的各类创造形态以及未来可能新出现的创造形态留下思维的通道。定义中的“等”字非常重要，否则很可能使将来的研究、解释固步自封。财富实现，就是使创造的概念性的财富成为事实或使成为能为人们消费、使用的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所发明创造的新财富进行知识传播、生产、销售、服务等等活动，使其变成可以为人们直接需要并且供人们使用、消费的各类活动的总和。财富产生，就是人们创造实现财富的活动，它包括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个部分。财富生产，是指人们在农业和工业上，根据已经取得的财富知识，通过劳动和一定的要素的结合种植农产品和制造工业品的活动。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中的一部分。如上所述，财富产生包括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而财富生产只是财富实现的一部分。考察整个国民经济时，用财富产生的概念更为全面准确。我们提倡在经济理论上使用财富产生的概念，而避免再滥用产品生产的概念。如果一味使用生产一词必会使我们继续陷入过去的理论思维中，很难有系统的突破。

我们认为，财富的产生由两阶段构成：第一阶段，财富创造阶段。即财富首先要由科学家、研究人员等智力者创造，才可能有这样一种财富。否则生产上不知道能生产什么。例如，如果没有爱迪生发明创造出电灯，工厂再高明也不可能生产出电灯这一财富来。第二阶段，财富实现阶段。财富实现包括生产、运输、销售，还包括其它许许多多方面。这里我们用实现这一概念来概括财富产生的第二阶段，而不用生产来代替，因为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矣，尽管过去“生产”在我们的眼里是多么的伟大和至高无尚，在20世纪中叶供过于求以后，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有时甚至并不比销售高多少。在过去的传统经济理论中，财富产生过程的核心和起点都是生产，在旧四分法中是生产、交换，因此认为财富是从生产中生产出来的，除了销售可以对应于交换外，其它方面，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人员、后勤人员、管理人员、资本等等，都只是辅助甚或是寄生的，当需要强调其重要性时，于是牵强附会地称其为生产。运用综合财富观及财富产生的两段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解释诸如科学家、银行、国家、服务劳动者、后勤劳动者、管理劳动者、资本在国民财富中的作用，它们实际上都在进行着财富的活动，因具有财富价值或财富产生功劳而存在。

财富的产生由财富创造和财富实现两阶段构成。财富创造是首要的，没有财富创造，便无财富实现可言。生产的地位也并非那么显赫和功劳无量，在现代社会，没有科研人员等创造出优秀的财富，生产变得毫无意义，即使在财富的实现环节，生产也未必就是全部，对一些财富如歌曲、软件来说甚至未必就需要生产。这也告诉我们是到了应该好好全盘思考旧有的经济学术理论的时候了。

总之，经济学中财富产生的过程应该由过去理论中的生产一元观，革命地推进到创造、实现的两段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上对于财富的产生应该建立创造、实现的两阶段思想，生产实际上远不能囊括财富的产生过程，生产只是实现阶段的一个可能的程序而矣。例如，一个软件，先是经过科研人员设计创造出来，即财富创造阶段，然后还需要进行实现给社会，即实现阶段。然而，实现阶段也只是可能需要大批量地复制生产成光盘，即生产环节，然后通过运输环节、销售环节等实现到消费者手中。不难看到，即使在实现阶段，也未必就只有生产，还有运输、销售、广告宣传等活动。同时，应该指出，现在许多软件财富直接在网上进行销售以换得货币，未必需要生产。这也告诉了我们生产一元观在现代社会的落后性。尽管在农业上，粮实需要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在大部分工业制造上，工业产品需要大量的车间生产劳动，但是，经济学不能一味停留在18世纪只研究农业生产和新兴工业生产阶段，两百年后的现代需要更进一步，需要更全面地研究现代经济。况且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并不是否定生产，而是更全面的地囊括了生产，只是有的财富的产生过程需要生产环节，有的不需要生产环节，有的财富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占有极高的地位，有的则占有较辅助的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理论应该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应该说，财富的两段论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点。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基于初步进行研究，以及财富的无限复杂性，关于财富产生过程的研究及财富的两阶段理论，未必就包括所有财富，但它至少包括了现有经济学中研究的所有财富。对于部分自然类财富，其同样适用综合财富观思想，很大部分如煤碳、石油也能适用财富产生的两阶段论，少部分倘需要新的阐述或作例外处理，但其不影响科学理论的革命步伐。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完善中发展的。

因此，我们认为现代经济学上是可以在研究对象的产生过程

上进行革命性推进，树立财富产生两段论思想的。

（三）“四分法”的新革命

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后来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之外又添加了交换形成“四分法”之外，此后人们对这种根本性的经济理论问题未再作出什么突破性的见解，更无人对此作出否定性意见。后来的学者更是将生产作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和起点。把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划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三部分，应该说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不过，现代人类的经济理论应该在此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萨伊和穆勒的这一理论用于考察古、近代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有极高的价值，但这一理论以生产为经济的核心和起点，过份强调了生产的价值，排斥了许多重要财富要素的功劳，如创造、运输、传播、服务等许多方面都未包括进四分法中去，只是在现实中将其进行适应性解释。作为根本理论这是残缺不全的。在人类由工业生产时代过渡到新的时代后，这一理论运用于人类的财富经济领域已显得削足适履。现在已有许多经济学家深深感到过去以生产为中心或起点研究经济的严重局限性。如H.罗宾斯坦写道：“新古典的价格、生产和产出理论不会引出一个创新理论来”。

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划分，并非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更科学的划分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人类经济生活领域除了财富实现外，还需要财富创造，而且财富创造是源头。即使是财富实现，生产、交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服务、传播、运输等问题。在现代社会，服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毫不逊色于工农业品的生产与销售。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一些财富领域甚至不需要生产。就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例如一个智力创造精英设计创造了一种游戏软件财富供人们消遣享受，他未必需要将其生产成光盘，他可能通过网上传播就完成了财富的实现工作，即使需要生产成光盘，我们现在都已感觉到光盘的生产在这一财富经营活动中已显得无足轻重。再如，一首民间音乐经民间音乐家们创造出来后，人们口传声唱流传开来，这一财富未必就经过了生产。因此，我们在学术理论上使用了财富实现这一提法，希望能具有更高的概括性。财富实现在不同的财富方面可能包括的内容及划分会有所不同。对于大多数物质财富来说，它如传统经济理论划分的那样，具体包括生产、销售（交换）等环节，对于部分物质财富来说，可能只是销售，也可能只有生产，例如，农民自已种植稻米自己消费，他就只需要生产就行了，未必需要交换。而在许多财富方面，财富的实现并非一定需要生产，可能是服务等等。在理论研究时，我们不宜将财富实现界定为只包括生产、销售、服务，因为仅这三方面很可能还远不足以概括完财富实现的所有类型活动。我们主张在不能完全列举时，留有余地，使其在迅速发展的现代人类社会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现代社会远不是两百年前的工农业生产时代。在现代社会，生产已退出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让位于创造。因此，在萨伊和穆勒的理论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发展，还创造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应有的地位。财富创造的确处于财富的源头。生产、交换是在财富创造出来后的事。尽管诸如稻谷这样的财富，一万多年来人类每年都在不停地进行生产，而研究创造只是偶尔出现，但是依然是先有创造，后有生产，并且每一次重大的创造都是革命性的。没有远古时代智力精英们的创造，人类不可能知道生产稻谷。现代社会没有诸如袁隆平这样的智力精英的再创造，人类不可能生产高产的杂交水稻。创造在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不断创造出先进的手机财富，企业才能进行生产、销售，否则生产出来的手机因为落后根本销售不出去，企业只能停产倒闭。

经济上不仅仅只有生产，还有销售、传播、运输、服务、管理等等实现活动。用生产来代替这多得多的活动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四分法之中，继创造之后，应该用实现的概念来代表所有各种形态的实现活动。

为了更科学地论述新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还应将旧四分法中的交换进行分解，关于销售、流通方面的内容归入实现部分，关于财富利润方面的归入分配部分。即划分为：财富创造、财富实现、财富分配、财富使用，这样更清晰明了，便于把握经济的真实规律。

另外，我们基本继承了消费的提法，不过在这基础上改为使用。这样更有利于对于社会财富经济的考察。因为财富除了终端类财富，还有产生财富的财富。例如机床厂开发、生产供给的重型机床这一财富就不是终端类财富，而是生产财富的财富，该财富存在创造、实现以及分配问题，同时还存在使用问题，即许多企业购买该机床财富并非是拿去消费，而是使用。如果在财富四分法中使用“消费”的概念，显然是无法描述和考察这一类财富的。因此我们用“使用”这一概念更为准确。再如，人们购买电炒锅，虽然这一财富是终端类财富，但人们是将其用来炒菜，应该是使用，消费的提法好象也不太准确。人们购买笔、购买电脑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希望在新四分法中用“使用与消费”这一更准确的概念，基于语言简炼的原因，我们将其精简为“使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新四分法创造、实现、分配、使用中的“使用”实际上还包括“消费”，即严格表述应该是：创造、实现、分配、使用（消费）。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更全面地反映这一事实，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济学应该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旧四分法上进一步革命性推进到“创造、实现、分配、使用”的新四分法。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的概念和以“实现”的概念取代生产的概念，应该更为科学、全面。新四分法单独列出了创造，并以创造为首，对于国民经济以创造为主导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依据。

（四）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当人类发明创造了稻谷、麦子等的种植方法后，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了农业耕作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这些财富进行种植实现以满足人们稳定的生存需要。而当人类开始大量发明工业品，并发明了蒸汽机等机器化生产工具时，人类进入了工业生产时代，这一时代在于对工业品进行大量创造和大规模生产实现。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各国智力创造大规模展开后，人类进入了智力时代，在智力时代人们主要是更大规模地创造各类财富，然后将其进行实现。人类的发展总是围绕财富的创造与实现这一主线而演进。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均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一个企业诸如质量管理、成本管理、财务政策、经营战略无一不是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无不服务于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货币政策、投资政策等等都是围绕满足人们财富的需要，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的经济学理论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研究的基础和主线，然后针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具体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深入研究。尤其是现在，把握好这一主线，并特别注重最关键的财富创造问题，对于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是现实问题，还是理论发展的需要，现代经济学都应注重创造的研究。社会的经济由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实现、财富的使用、财富的分配构成。在21世纪，经济科学理论就应该反映这一基本事实情况，否则不可能科学发展。从现实来看，现代财富创造大规模展开，创造层出不穷，创造的情况几乎决定一切，创造由人类经济的幕后终于走上舞台并且已占据主角的地位。几乎每一种经济问题都因创造而出现，因创造而变化。在18世纪、19世纪，人类工业生产时代，一个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深谙工业生产，他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人类进行大规模创造时代，如果我们还忽视财富创造问题，我们将因理论脱离现实，而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

我们要注重财富的创造问题，以财富的创造、实现为基本主线，就需要走出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作为经济学，其最基本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基本的对象是财富，而绝不仅仅是产品、商品的问题。在过去许多经济学说里将产品和商品作为经济的细胞，这不完善，因而不可能是很科学的。我们认为财富才是经济的细胞，产品和商品只是财富中的一种。因此过去那种以产品、商品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不是完整的经济学。财富包括产品、商品，也包括不需要生产的非产品、不需要交换的非商品，也就是说凡是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应尽量纳入经济学研究考虑的范围，这样更为全面、科学。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是：创造、实现、使用、分配等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更不是以生产为核心和起点的问题，生产仅仅是财富实现环节的一部分而矣，实现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销售、运输、服务、传播等等。经济学应从生产一元观的误区中走出来，否则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统计调查的结果是，我们即使是情况最好的企业，也存在大量的设备闲置。车间里摆放着世界先进设备而企业停产倒闭者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惨痛代价与过时的生产经济理论统治整个社会的思想不无关系。既然“生产”是社会的核心，即然一切都决定于“生产力”的高低，既然发展的好坏取决于“生产率”，既然经济学理论上都是这么说的，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经济思想的学生们当然就“科学”地大力购买先进生产设备去促进“生产力”了。虽然一些经济学以现实修正的办法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但即然在根本理论上即萨伊—穆勒旧四分法上除了生产，只有交换，因此科学也就只是一种外来的东西而矣，一种在现实观察中因其现实的极端重要性和血的教训而才得以进入经济学领域的要素而矣。现在生产经济学的思维即使在美国也仍然根深蒂固。不仅仅保罗.萨缪尔森先生，还是格里高利.曼昆先生都深受生产经济思维的影响。被誉称为天下第一的经济学教材，并在中国继《经济学》后又一次掀起经济图书浪潮的曼昆先生著的《经济学原理》，在关于整体经济应如何运行上提出的原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生产率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工人接受良好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所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v]。实际上，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其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并与分配有关；各国及其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源于其财富产生力（包括财富创造力和财富实现力，而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差别；在考虑任何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人们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能力以及财富分配的情况，为此决策者需要让劳动者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创造财富和实现财富的良好能力，并尽可能考虑财富发展效率与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最佳结合。

显而易见，经济学应以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为主线，“生产”、“有效需求”、“货币”、“就业”、“价格”、“自由调节”、“国家干预”等都应该在此基础上作侧重研究，否则经济学很可能找错方向。

（五）由生产率思维向财富产生率思维革命性转变

数百年来经济学术上有一个错误的说法，认为生产率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工业经济时代前期，提高纺织机的生产效率的确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纺织品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后，旧产品的供过于求使得生产率并非还那么重要。遗憾的是经济学的思维一直以来都还停留在生产率上。例如，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最根本的问题与八十年代就有所不同，不再是生产率问题，在中国有大量从国外花高价购买的先进纺织生产机器闲置，生产率剩余了。生产率是为财富服务的，换句话主要是实现财富时在工厂里生产的快慢而矣。有没有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纺织品”财富以及能不能销售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创造或引入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并且卖得出去时，才可以进行生产，那时候生产率才变得有价值。

我们认为需要转变的思维是，不能将产品财富种类假定为是不变的，也不能将生产假定为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或起点。过去古典经济学发源于十八世纪工业生产革命时期，那时最显著、最激动人心的是纺织机器的发明，即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大大增进了社会的财富。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生产就是社会经济的轴心，生产率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经济学大师们是无可非议的，毕竟每位智者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应有所进步。如前所述，社会的经济并非仅仅只有生产，还有服务，还有销售，还有传播，还有运输，特别是还有创造，等等。因此应该更全面地来把握社会经济，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基础上推进一步，发展为创造、实现、分配、使用。另外，不能将产品财富作为全社会的所有财富，更不能假定其不变。全社会的财富，除了产品财富，还有文化类财富等等，除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上的物质财富，还有服务以及其它形态的财富，除了商品类财富，还有非商品类财富，以生产上的产品财富来代替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导致以偏概全，在考察社会经济时解释上就会显得牵强附会，在复杂的问题上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人类的财富种类永远在发展，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过去在经济学术上将社会的财富种类假定为固定，显然这样就会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了，使财富增多了，使经济发展了。“提高生产率”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了各国政府至今为止最时髦而又缺乏准确性的用语。而实际的情况是，电脑、因特网、手机等等信息财富的创造，并非仅仅是社会的生产率提高了，电脑、因特网、手机等更是一种人们直接消费使用的终端财富。

将人类现代创造出的类似这些难以穷尽的财富看作是生产率提高了，已显示出传统经济学术的严重疆化与落后。而比这更为严重的是，因为生产率被西方传统经济学术上视作发展经济的核心而传授给学生们，当学生们走上政府、走上企业领导管理者的岗位后，它们在思维上就会受到“生产率”的困扰，当他们无法摆脱生产率理论这种经济学思维支配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制定企业发展大计上，首要的就是大力提高企业机器每小时能生产产品的效率；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考虑的是引导社会大力购买生产率高的生产设备，而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创造实现财富的问题。当生产率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大于需求时，经济危机发生了，于是生产率成了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经济学上以生产率为核心的思维是不妥的。

客观地说，生产率的概念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前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那时社会财富的状况主要体现在生产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生产率越高，那么实现财富的能力越强。在生产不足的时代，能生产多少财富也就意味着能实现多少财富。提高生产率，社会、企业实现的财富也就越多。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生产率再高，生产出来的产品未必为社会所接受，当生产出的产品不为社会所接受时，这时生产率再高，对于财富也意义不大。显然，现在社会的重心已不再是财富的生产，而是财富的创造，我们更应该关心的不是生产率，而是财富创造率及综合的财富实现率，即应该关心社会或一个组织（如企业、科研机构）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

国民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仅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一方面是生产率提高、财富得到更广泛实现，另一方面是新财富的不断创造。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率提高。在十八世纪时的确如此，那时候，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英国生产出大量纺织品，满足国内人们的需要，并向外输出获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世界对特定的纺织品的需求总量是有限度的，当未达到限度时，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财富能被大量生产出来，因此生产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达到限度时，这时候不能再多生产，经济增长停止了，甚至如果消费者手里的纺织品更新不够快，那么将会出现严重的负增长。实际上，经济的增长在一定时期既有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还有财富在更广范围内实现的因素，更有各类新财富不断得到创造的因素。十八世纪以来，主要是电灯、电话、塑料、尼龙、洗衣机、空调、汽车、电视、电脑、因特网等等数不胜数的大量新财富的出现，使得人类的财富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而并非是纺织机等生产率的提高成为了人类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生产率，是工业生产时代的一个概念，顾名思义，就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效率。也有人认为是单位时间或者说单位劳动者生产产品的水平。实际上，生产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随着非生产性行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率的概念早已不能用来衡量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但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们仍然在采用生产率的概念来考察国民经济。而且在学术解释上将生产率内涵无限扩大，以弥补产品、生产、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支柱概念的先天不足。实际上，人类的经济全貌是：首先是科学家等智力精英们发明创造一种财富，然后组织生产，将这种还是概念性的财富生产出来，另外还需要进行销售将其最终变成为为人们消费的真真实实的财富。也就是说，在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时，应该采用财富产生率的概念。

财富产生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包括财富创造率和财富实现率。财富创造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水平。财富创造率也可称作智力创造率。财富实现率是指一个社会或组织在单位时间里人均实现财富的能力水平。它实际上包括传统上人们所说的生产率，但它比生产率更广泛、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产品量的水平（即生产率），还包括社会或组织人均在单位时间内可使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等财富为人们最终接受消费的能力水平。

财富实现率的概念还可用于解释和分析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基本不存在生产活动，而主要是销售、服务等实现活动，销售或服务的财富市场范围越广，目标对象越多，那么这一种财富实现的程度越高，财富也越多。因此财富实现率的概率也可用于考察一个商业企业的经营情况。这是劳动生产率所不具备的。

因此，在新经济学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思维上由产品生产率的概念向财富产生率的概念进行转变。

（六）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性推进

18世纪，亚当.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劳动）决定财富的价值。两百年后这一观点需要重新思考。一项财富的价值是其创造

诞生时起就已确定。例如科学家们发明了汽车，它具有陆上交通等价值，这时其价值一并与财富的名字及形状、结构的诞生而诞生了。后来车间的生产只是将这种财富一个一个地生产实现出来。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需求量的大小并不影响其价值的变化，价格也不影响财富的价值。财富的交换价值并不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主要的是其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情况和供需情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很难着摸和把握，实际上现代生产一种产品的劳动时间远远低于过去的劳动时间，但是其交换价值不减反增。

虽然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进一步研究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仍需要进一步发展。

让.巴蒂斯特.萨伊也不同意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萨伊认为生产的要素除了劳动外，还有资本和自然力。他提出效用、供求和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价值论，其中效用是各种财富的内在价值的基础和来源，物品的价值是物品的效用决定的。并认为商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并且虽然供求变动决定着价格变动，但供求对价格的作用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生产费用。这一论述虽然仍有一些不完善，但在当时是极具天才性。

站在现代社会，我们认为财富价值的高低自其被创造出来时就已确定，只要在实现中不会偷斤减两；另外，财富的价值不等于财富的价格，财富的价格由需缺度决定，从而可能随时变化。

当然对于财富价值的再思考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我们赞成陶俊杰先生在《中国经济大争论》中的观点：“经济学家首先是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社会需要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参与治国，需要由你带来充满远见、不囿于政治派系利益争斗的直言和坦诚！”

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理论永远是在发展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同样是必须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样才能维持其生命力。尤其是劳动价值理论，在18世纪、19世纪达到科学及真理的颠峰后，由于后人不恰当的疆化死守，一两百年来再没有得到发展和推进的机会，从而因落后而很少被人们真正接受。

站在现代来看，我们认为，科研等劳动创造了财富，而一般劳动继科研等劳动之后实现财富。也就是，将劳动进行细分，劳动中的如科研等类型的创造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中的一般劳动实现财富。如科研发明劳动、设计劳动、创作劳动等为创造劳动，如生产劳动、销售劳动、服务劳动、运输劳动、管理劳动、普通技术劳动等为一般劳动。人类社会的任何财富的产生，都离不开创造劳动与实现劳动，因此是劳动创造与实现了财富。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发展，

虽然只是将劳动细分为创造类劳动和一般劳动来发展劳动价值论，但这一推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推进，更符合实际，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从而使劳动价值论保持其真理性与生命力，更好地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一理论，使我们根据时代的进步，科学地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决部分问题，即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科研等创造劳动是首要的，没有科研创造劳动，就没有新形态的满足人们需要的新财富，一个社会很难进步与发展，社会需要更加重视创造劳动在现代财富中的极端重要性；而实现劳动则是必要的，没有大量的一般劳动去实现财富，财富也只是一个概念而矣，人们依然得不到任何现实的财富，社会需要充分肯定一般劳动的重要功劳。资本不创造财富，也不实现财富，但在现代社会一项财富的创造与实现，往往都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需要许多人组合起来进行创造和实现，要将劳动力组织起来，以及组织起必要的资料，就需要大笔的资本，资本也就起到组织财富产生的作用。往往是资本充足，那么创造上就能更好地组织优秀的科研人才进行创造，实现上则能组织足够的人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在更广阔的市场上进行销售。这就更好地说明，资本不创造财富，但它在一国财富的创造与实现上非常重要，这使我们能更好地从经济理论上正确地看待资本以促进国民经济建设。

也就是说，用社会必要劳动进间来解释劳动价值论已不适应需要，而将劳动进行深入研究细分为创造劳动和实现劳动后，我们能更好地科学继承与发展劳动价值论。

同时，应该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经济领域的科学，而不是政治学，不宜将其政治化，否则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使是关于创造劳动、实现劳动以及资本等各要素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这也只是经济学术的研究与探索而矣。

（七）财富的价值、价格及需缺度问题

我们认为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汽车自其创造出来后，其就具有运输的功能，创造得越好，其价值越高。生产率的提高，不影响其价值的改变。同样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财富的价值也不因为供需的变化而变化，它自其被创造出来后就已经恒定。财富的价值也就是财富的功能或效用，其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功能是跟随着财富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同意财富的价值因人们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需求变化，只能说财富需要不断地创造更新，以满足人们变化了的需求。某一财富的价值是不变的，除非其诸如老化等降低了效用、生产的不力使其功能不全等。财富的价格涨跌并不一定意味着财富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财富的价格往往是以价值为基础，当然一定程度上也以成本为基础，但同时深受供与需之间的影响。例如在涌泉边，水是一文不值的，但是水仍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其价值并不因为其价格为零而为零。虽然在沙漠里，也许一瓶水可能有人愿意以千金相买，但是其价值依然是恒定的，即仍然只能是满足人们对水的需要。人们在沙漠里不喝水要被渴死，同样在涌泉边不喝水也会渴死。不能因为某种财富稀缺时就认为其价值升高了。无论是生产多少，无论价格怎么涨跌，无论是提高了生产率还是未提高生产率，每一个该财富的价值量都是不变的。供需的差距也不改变财富的价值，人们一顿只吃一个面包，供应十个面包，人们还是只吃一个面包，每个面包的价值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其它九个面包的价值被浪费了。我们认为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不变的，当然进一步新创造出来的新一代财富，其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其财富价值是会提高的。但是新一代财富已不是原来特定的财富，就如今天的日光灯、艺术灯已不是爱迪生那时发明的白炽灯一样，即使今天改进了的白炽灯也不是那时的白炽灯，应该看作一类财富但是属两项财富或者属两种规格的财富。进一步创造，新的财富价值量提高了。财富的效用价值似乎也有时间性的情况。例如五十年前的一部法律可能对于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用价值的，但到了现在效用价值可能已所剩无几。但就这一例也不否定该法律的价值的恒定性。该法律的价值在于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具有特定的价值功能。不能苛求其在新的条件下也能满足新的需要。满足新的条件下的需要是新的法律的事。

一项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在生产上投入再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依然不变。同样财富的价格也并非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例如，农产品投入的社会必要时间远高于高科技产品，但是价格远低于高科技产品。因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很难适应现实经济问题。关于财富的价值及价格问题我们不主张经济学上仍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上徘徊不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充其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参考而矣。

我们认为财富的价格受需缺度的影响。所谓需缺度就是一项财富人们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购买能力与这种财富满足人们的情况、在供给上稀缺的程度两方面的结合。需缺度越高的财富，价格越高。需缺度低的财富，价格相应较低。财富首先要为人们所需要才可能有价格，这是前提。而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的影响。在十八世纪以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动物很多，但耕种的粮食很少，物以稀为贵，面包的价格比鲜肉还贵。在远古时代，一碗饭也能很轻松地换到一只野兔。如上面所述，水是我们必须需要的，当我们居住在涌泉旁时，水也就没有价格。相反，如果在沙漠的要道上销售水，那么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比石油还要贵若干倍。某种财富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少时，价格就会上升，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高，经营者就会增大实现供给，或新的经营者就会加入。相反，某种财富不为人们所迫切需要，并且供应量大时，价格就会下降，这时候生产销售这种商品利润就较低甚至亏本，经营者就会减少实现供给，或退出这一财富实现事业。财富活动与人们的需求密切联系，隐含了利润的价格在其中起到气象仪和调节器的作用。我们需要明白财富的价格深受供需情况影响。当粮食很稀缺时，粮食的价格会比任何工业品都还贵。只不过现代人类每年能生产供给的粮食量就一般地来看已经不为人们所忧愁，至少不为工业国家所忧愁。那种认为农业产品附加值很低的经济学说不正确。对于电脑，设想不存在继续创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生产供给的人非常多，那么每台的价格有一天会下降到令人吃惊的水平，其“附加值”将低得并不比粮食高多少。实际上由于已有大量人在生产和销售供给电脑，现在我们经常听到许多商家抱怨电脑这一高科技产品财富“附加值”并非很高。

在研究国民经济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财富的价值与财富的价格不对等问题。例如，一块电子手表，在二十年前值5元，今天其更先进，财富值更高了，但是其价格并未得到多大增长。再如，一部某款手机，5年前的价格设为5000元，现在其价格可能500元也难以卖出去。财富的价值与价格不一定是对等的，某一财富的价值是恒定的，而其价格则深受需缺度的影响。

（八）财富换财富原理

作为经济学，倘需论述财富换财富的问题，财富换财富这是人类的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支柱之一。

财富首源于创造，创造出来后人们依据所创造的财富知识进行生产，以满足生存、幸福的需要。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随着人类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人类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分工。这时候大多数人种植农作物，少数人开始进行手工工业产品的生产，双方都需要进行交换，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由于创造的财富还比较少，分工、交换都还比较初级。而随着纺织品机器、蒸汽机等的发明，以及大量其他不计其数财富的创造，人类进入工业生产社会后，这时候，社会分工深化。往往是一个人不可能生产满足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所有财富，只能创造、实现供给某一或某些特定的财富，然后进行社会化交换，供给社会中需要此种财富的他人，从他人手里获得可以购买到其他财富的货币（也即社会化财富的凭证），才能用货币去购买自己生活、生产需要的财富。也就说，人们各司其职，从事不同的工作，为社会供给特定的财富，从而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例如，一个工厂的工人们，他们需要生产出社会需要的某一工业品财富，销售供给其他人后，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货币去购买粮食、衣服等自己及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财富。再如，一个公司的服务员，他们需要向社会供给服务财富，得到社会的他人认可消费后，才能获得货币，然后用所获得的货币才能购买到自己及家庭生存、幸福所需要的财富。总之，随着人类所创造财富种类的众多，每个人或每组织体的人只能供给其中一种或少部分种类的财富，必须参与到社会分工中去。这就是分工的原因。

在社会化分工的时代，除了社会救济、赠与等外，社会更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要获得他人供给的财富以获得生存和幸福，必须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去交换，即财富交换财富。转财富换财富，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财富换财富，包括商品化的交换，也包括非商品化的交换。

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现代，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一个作家以自己全部的劳动来创造供给人们需要的小说财富。他需要生存、需要过上起码的现代生活，因此他所创造提供的财富，别人如果需要，应该用自己手里的财富来与其进行交换。如果其它人不用自己手里的财富交换就能免费获得作家创造的财富，那么这位作家实际上就是在无偿地向他人供给财富。而这位作家是需要生活的，是需要养活其家庭成员的，他除了自己拥有小说原稿这些特定财富外，就一无所有，而最终会被饿死，要么转行以求生存。著作权领域如此，整个专利领域也是如此。

一般说来，财富的商品化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在自然经济时代财富不商品化，人们通过自己种地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种一块自留地。在未来，甚至可能90%的人没有自留地，而只能从事其它非农业财富的供给。社会的这90%的人要获得粮食需要将自己供给的财富商品化，去向农民换取粮食。而农民也需要将自己种植的粮食的绝大部分商品化，去换回工业类财富、文化类财富、服务类财富等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财富，包括去换回化肥等生产类财富。而在这90%的人中，每个人又可能在从事着不同的财富供给，他们之间也需要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才能换回别人供给的财富。

总之，财富的商品化是一个趋势，实际上是财富换财富规则的体现。虽然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很难接受商品化问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财富更加广泛的创造与生产形成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使得商品化成为必然。财富的商品化实际上就是财富的社会化交换而矣。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财富都要商品化交换，而仍有大量财富是经过非商品化进行交换的。如许多基本财富就是由公共财政购买变成公共类的财富，作为全社会共享的福利。例如修建街道、普通公路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这些都是人们普遍需要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为修建它的人进行商品化经营，每个人从这里过都需要收费，那么显然是不妥的。但修建者又不能无偿劳动，如果这样，那么修建者会最终破产和饿死。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向大家聚集税收来购买这一财富，将其变为公共财富由全社会不再付费就可共享。

再如思想类财富以及许多难以商品化的科学学术财富，特别是基础研究，这些财富是难以商品化的，虽然它们是非常优秀且极为重要的财富，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和企业愿意花足够的价钱来购买交换这些财富。这样的结果是为社会创造供给了这些优秀财富的科学家们往往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要么他们有其它职业来支撑他们的这些高尚的财富创造供给活动。在历史上，以及现在，往往是这样，搞这些财富创造的通常是家境不错者，或者有其它职业获取生活来源者，或者是领取国家工资的少数科研工作者，而普通平民很难能从事这些财富的创造。秀才往往是贫穷的，这就是社会未很好遵循财富换财富的原理所致。这大大地制约了优秀财富的创造。这就需要政府代表全社会以公共财政来支持这些优秀财富的创造和供给。

社会化的现代社会，一个规律就是财富换财富，我们总是在从事着不同种类的财富供给，我们用自己供给的特定财富换取别人手里的社会化的财富。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然后拿去卖，从而能获得别人手里的货币。因为财富换财富得到良好的体现，因而我们自觉地大量地养山羊、种土豆、造汽车。可是，我们在环境财富上却很难看到财富换财富，因此我们很难看到有人专门去大量种树、植草。因为其植再多的树、种再多的草维护了环境，但没有人愿意拿钱去购买，其将因换不到财富而不能生存。以至于很长时间来，没有多少人去保护环境，反而是更多地人砍伐树木去换货币，养殖更多的山羊吃尽草坪去换货币，以至于无数森林变成戈壁，无数草原变成沙漠。良好的环境也是大家所需要的，由于很难让个体分别购买，只能由社会公共部门代表大家来购买。因而，将全社会聚集起来的税收的一部分拔给环保个体和地方也就理所当然。虽然这不是商品化的财富交换，但实际上也是符合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当环保上财富换财富的原理得到良好体现时，当进行环境保护能换到财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搞环保经济，专司环境保护。

当然，在社会财富换财富的基本规则之上，我们也需要发扬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但作为经济学理论应该充分考虑到人们往往只有在能基本生存的情况下才更容易无偿供给。

总之，在经济学中提出基本理论后，还需提出财富换财富的基本原理。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国民经济建设问题。

三、现代新经济学构想的演绎与验证

科学的理论应该从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抽象归纳，使其具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情况，使其尽可能具有时代性的真理意义。当然这还需要对其进演绎与验证，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或者不能解释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这一理论则是极科学的，可以上升为较长时期内的理论；如果有，那么显然这一理论还有局限性，但如果这一局限性远比过去的理论小，那么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以后倘需进一步发展，如果这一局限性比过去的理论大，那么这一理论则是失败的，应该给予否定。

对于经济学革命新构想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些演绎与验证。（一）理论验证

1、关于农业品的验证

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1篇6

本文作者：李岳川工作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近代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以华南理工大学唐孝祥教授及其硕士生发表的一系列著述和学位论文为代表，在研究对象上集中在广东的三大侨乡，主要包括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2003）、赖瑛《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吴妙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下面本文就这几部著作和论文进行详细的评析。唐孝祥的《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是一部从建筑美学视角对近代岭南建筑文化进行剖析的理论佳作，作者吸收和借鉴了现代美学和建筑美学的理论成果，在生存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有关建筑审美文化机制的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以此为理论工具，作者对近代岭南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进行了框架式的探讨。在论证岭南三大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机制和建筑适应性的基础上，《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这一颇有启发意义的概念，用来概括广东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精神，作者总结道：“从文化地域性格看，五邑侨乡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强烈的时代性和独特的文化性”①、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兼容性特征和创新性特征②”；兴梅侨乡“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反映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认同和持守……形式多样的客家侨乡建筑充分显示了对自然、社会和人文的高度适应性……建筑选址的风水观念反映了客家侨乡对建筑环境的审美选择”；而潮汕侨乡建筑则表现出“博采众长的开放品格”、“经世致用的商业意识”、“精雕细刻的炫富心理”③。可以看出，相较于现有的侨乡建筑研究文献，《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表现出了相对宏观和系统的视野，它不局限于对某种单一的侨乡建筑风格进行描述，而是采用普遍联系的方法，论述了不同区域、不同建筑现象背后的共同的文化驱动力，以及受不同历史地理条件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不同地域侨乡建筑的发展所表现出的不平衡性。总的来说，《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对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特征的概括是框架和要点式的，它为建筑美学在侨乡建筑领域的研究确立了方向，并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其方向即是坚持主客体相互契合的辩证思路原则，而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反映建筑审美标准辩证性的审美文化机制四层次说和建筑适应性理论。在唐孝祥教授指导的三篇硕士论文中，这些原则和方法被遵循和应用，使得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赖瑛的硕士论文《兴梅侨乡近代建筑美学研究》（2005）主要从审美文化背景、审美属性、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审美文化个性几个方面来论证兴梅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在审美文化背景的相关章节中，作者将兴梅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价值取向，慎终追远、重本溯源的宗亲观念，自强不息、无私回报的文化心理”④，这是该文对主体审美文化心理的概括，而在客体方面，除了对自然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的一般性探讨外，该文主要概括了兴梅侨乡建筑人文适应性特征，即“重贵轻富的价值取向，趋吉避凶的艺术追求，进退两宜的文化心理”⑤，以及建筑美的表现形态，即“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礼乐相济的文化意境，独具一格的环境模式”⑥，最后。根据主客体相契合的原则，作者概括了近代兴梅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即“尝试性的文化开放特征，恪守传统的美学特征，基于堂横屋的建筑性质特征”⑦。朱岸林的硕士论文《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在论文结构上和赖瑛的论文基本相同。主体方面，该文将近代广府侨乡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商崇利、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开放融通、博采众长的文化心理，恋祖爱乡、实业兴国的民系观念”①。客体上，广府侨乡建筑的人文适应性特征被概括为“积极主动的开放品格，汇通中西的融合思维，勇于创作的创新精神”②，在建筑美的表现形态上，该文主要从建筑造型、建筑意境、建筑环境三个方面做了一定分析。吴妙娴的硕士论文《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美学研究》（2006）比起前面两篇论文有了一些新的视角，主要体现于该文对侨资与侨乡建筑发展关系较为系统的探讨，该文总结了近代潮汕华侨投资的一些特点，包括投资房地产业比其他行业利润更有保障；地区城市人口增加，有发展房地产业的需要；以及传统心理和市政建设对房地产业的推动等。此外，该文也同样从主客体角度概括了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主体上，潮汕侨乡的民系精神表现出：“尊儒重商、开拓创新的价值取向，团结自强、博采众长的民系心理，微观技巧、经验直观的思维方式，精美细致、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③，在客体上，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属性表现为：“因地制宜的地域性，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内涵深厚的人文适应性特征”④。总结来说，近代潮汕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表现为：“（城乡）建筑形制发展的不平衡性，建筑技术的务实性及建筑装饰的炫耀性”⑤。前者来源于“潮汕民系保守与开放的二重性心态”⑥，而后者则“体现了潮汕民系务实与虚荣的矛盾心理”⑦，“这种矛盾心理深刻地反映了潮汕文化中儒家主体文化与海洋性文化的抗衡，同时体现了经验性文化及商业文化在潮汕近代建筑上的影响”⑧。以上三篇硕士论文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所建立的建筑美学理论为指导，深化和拓展了广东三大侨乡的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由此我们得以更加全面的认识广东各地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如广府侨乡建筑的崇商重利、积极主动的开拓创新；兴梅侨乡建筑的重贵轻富、恪守传统与尝试性的文化开放；潮汕侨乡建筑的尊儒重商，微观技巧等。若对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各自的审美文化特征正是地方乡土文化、儒家主体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三者博弈之下的不同结果，由于华侨群体的建造行为正是他们在中西文化抉择中自觉与不自觉的一种心理反映。是抛弃传统的建筑观念，对西方建筑文化全盘接收，还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这并不是一个单项选择，不同地域的华侨群体生存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由此产生多样的侨乡建筑风貌。

尽管现有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总体来说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作为审美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研究仍较为薄弱。主体审美心理没有客观的测量标准，华侨往往也不善著述，因此对其界定只能依靠对主体行为和建筑现象的解释。但现有研究往往从建筑现象做宏观的文化精神的概括，而对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主体行为缺乏清晰的分析。第二，对于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的概括缺乏建筑学的特征。诸如“开拓创新”、“尊儒重商”等形容事实上是建筑反映出来的主体精神，这些精神特征不仅见之于建筑，也反映在服饰、家具等等其他物质资料中，而建筑本身的审美文化特征应当更加类型化。这方面研究的缺失实际上反映了对主客体联系认识的断裂。第三，关于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与经济、政治、思想等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现有研究还较为表面化。社会经济政治对于建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如何参与到具体建筑形态的塑形过程中去，这是研究的难点之一，也是现有研究往往回避的问题。第四，现有研究较为忽视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与侨乡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是说，虽然他们认识到侨乡建筑文化是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但仍然使用相对静态和孤立的视角来考察建筑现象，而忽视其动态和过渡性的审美文化特征，以及其在整个建筑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五，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现实意义还有待深入挖掘。侨乡建筑是中西建筑文化体系冲突、分化、整合与调适过程在民间演进的生动实例，与当代世界建筑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具有相似性，但鲜有研究讨论近代广东侨乡所发生的建筑文化适应现象对当代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

解决以上学术缺憾的关键在于，寻求某种视角，或是某个概念，或是某种方法，来统合主体与客体，以及各种学科视野。正如唐孝祥认为，“美学的学科边缘性和建筑美学的边缘交叉性质，决定了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研究在对象上的复杂性，在目标上的多样性和在方法上的综合性”①。这一观点对于广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研究也同样适用。但是难点也出现在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上，即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客体的研究倾向与主体研究结合起来，以及如何将传统的建筑学重现象的研究倾向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结合起来。从而解决现有研究中各种视野和方法表面化和缺乏联系的问题，这里，我们试图引入“空间”概念作为建筑审美文化研究中联系主体与客体，建筑学与其他学科视角的一条桥梁。这里的“空间”不是单纯的建筑学意义上的空间，而是表现为多学科交叉视野的重合点。在社会学中体现为空间社会学，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空间经济学，在心理学中体现为环境心理学等，空间概念的不同层面为各学科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互通的渠道，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处于空间转型的历史阶段，传统空间模式被逐渐消解，新的空间模式开始扩张，这是其建筑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思想空间、艺术空间等各层面空间内涵的共同特征。其中，建筑空间与其它人工环境共同构成抽象空间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各学科视角的侨乡建筑研究得以整合并系统化，同时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出一个结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体现出过渡性的文化地域性格，它既推动了社会的空间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空间变迁的结果。见表1。通过考察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所推动和反映的社会空间变迁特征，可以得出另一个推论，即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流行性和大众性，它表现为一种“建筑风尚”。由于社会空间不会因为孤立的、偶然出现的新空间形式而发生变迁，只有当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为大众予以认可时，我们才能说整体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社会空间变迁，因此这里涉及到空间转型的动因、发展机制和结果。首先，从动因来看，任何文化模式在生长阶段都存在着空间的扩张现象，即通过对空间的占有，来实现文化原型的自我复制和繁衍。然而，客观空间的有限性则预示着增长的极限，导致了不同空间模式的冲突，近代广东社会的移民潮和西方文化的侵入正是空间冲突的表现；其次，从发展机制来看，空间文化模式转型是一种质变过程，与常态下的线性扩张不同，这一过程的空间扩张呈现指数化暴涨的特征，在物质实践上表现为某类建筑形式的流行热潮，流行既可以从原有空间模式的母体中产生，也可以通过跨文化方式产生，“当一种习俗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就可能演变为另一文化圈内的时尚并被再次流行。当然，此时尚已非彼习俗，它是一种经过了异域文化再加工后的时尚”1，近代广东侨乡西式风格建筑的流行即符合这一规律，国人眼中的西洋建筑自然迥异于西方本国人的审美经验，在模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文化误读和自由发挥的情况，因此侨乡建筑普遍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最后，从结果来看，在流行阶段以后，空间的扩张或衰落消失、或衰趋于稳定、前者仅表现为一时的建筑风尚，后者则成为稳定的建筑风格，然而还有第三种结果，即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近代广东侨乡建筑文化的演化结果，它们没有成为主流的空间文化模式表征，而是成为今天多元建筑文化的组成部分。

纵观近代广东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坚实的成果，但仍存在广阔的学术空间有待后继者深入发掘。笔者认为，主客体研究的联系性，以及建筑学视角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性是深化侨乡建筑审美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而加强联系性的途径之一即是在研究中引入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建筑审美文化与近代侨乡社会空间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审美文化的性质和地位上来说，侨乡建筑是近代民间建筑本土自主演进的一种途径，具有大众性、流行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它们参与到对传统地方建筑体系进行消解，和引入新的空间文化模式的历史潮流中，在民间建筑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今天，近代侨乡建筑审美文化成为广东两省侨乡空间文化模式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在推动广东地区的城乡建筑和社会发展，延续文化传统，促进侨务工作开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篇7

【关键词】人力资本概念理论计量方法

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模型面对“增长余值困惑”无能为力，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开创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异军突起，刷新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随着该理论的兴起、深入和发展，人力资本这一术语已被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广泛使用，以此为视角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尝试对其概念、理论和计量方法作简要梳理。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现代人力资本概念是在对西方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物质资本概念的批判中创立的。学界公认的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是体现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并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所构成的资本（舒尔茨，1962）。贝克尔强调了人力资本的获得途径，指出人力的投资主要是教育支出、保障支出、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他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意味着才干、知识和技能，还意味着时间、健康和寿命（贝克尔，1987）。而MM麦塔（1976）的定义较为宽泛：居住于一个国家内人民的知识、技术及能力之总和，更广义地讲，还包括：首创精神、应变能力、持续工作能力、正确的价值观、兴趣、态度以及其它可以提高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的质量因素。定义落脚于人力资本的实质，对人的内在精神的关注让人印象深刻。

我国的人力资本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人力资本的定义在早期一般借用西方学者的界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以人力资本的作用和功效为核心，如“人力资本为凝结在人体内，能够物化于商品或服务，增加商品或服务的效用，并以此分享收益的价值。”（李忠民，1999）有的以内容为核心，如“存在于人体中、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李建民，1999）王金营（2001）将这两种观点综合为“由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能够物化为商品和服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朱舟（1999）的说法较为详细，“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和薪金决定机制进行间接市场定价的，由后天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就业消息收集与扩散等途径获得的，能提高投资未来劳动生产率和相应劳动市场工资的，凝结在投资受体身上的技能、学识、健康、道德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的总和”。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对这些界定进行清理。朱必祥（2005）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投资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体中并能带来未来收益的以知识、技能及健康因素体现的价值。”他突出了人力资本的抽象形态或本质特征――价值。俞荣建（2005）则将各类说法概括为“因素论”、“费用论”、“价值论”和“资本论”，并提出新的定义：对具有能动性人格特征与自然遗传禀赋的人，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投资所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并表现为知识、技能、健康和经验等具体形态的依附于人体的特殊资本。他主张将人的天然遗传禀赋和能动性人格特征纳入其中。付一辉（2007）的归纳是“人力资本人力观”、“人力资本形成观”和“人力资本价值观”，他从人力资本财务理论的角度，认为人力资本体现为劳动者投入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能、能力、经验及情感意志力等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这一说法将人力资本局限于企业生产的劳动者身上，满足了论者的研究兴趣，却难以作为一般的学术概念。但他将情感意志力列入人力资本要素，体现了自己的独特之处。

虽然学界始终难以形成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人力资本概念，但对于人力资本的特征，学者们却逐步形成了共识，如收益递增性、生命周期性、意志性等。因此，对人力资本概念继续进行探讨和寻求共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国学者对概念的定义多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故而首先要确认的是人力资本所“属”。显然，人力资本属于资本的范畴。其次是“种差”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资本类型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表现为物质形态，社会资本附着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定义需要回答“它与其他两类资本的差别之处何在？”。此外，许多定义中也涉及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学者们普遍的观点仍是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的投资说。具体而言，俞荣建（2005）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迁移以及‘干中学’等”说法相对全面。

而对人力资本的实体形态的认可则是诸多定义的分歧所在。其中，部分学者仍停留在“知识、技能、健康”这一较为狭窄的研究视野之上。而有学者却将其扩展到了“人的信誉、社会关系、社会知名度及个人魅力”（吴震棚、韩文秀，2004）。但这种倾向同样有失偏颇――论者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混成一谈了。但是，思想观念和意志力等实体类型是不容忽视的。这类因素与人力资本的本质属性并无违背之处，且在现代劳动市场竞争中显得愈发重要。MM麦塔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指出了人体能动性因素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将这些要素纳入人力资本概念的呼声也日渐增多。（阙祥才，2004；付一辉，2007）因此，界定人力资本的难点最终落在对人力资本实体的类别划分上。在劳动社会学中，对劳动者的讨论包含劳动者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和劳动观念三个方面。（林勇，2006）对于劳动者素质，可概括为自然素质和社会素质。劳动者的人格包括外倾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性和自我控制等。劳动者的观念包括效率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民主观念等。

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内涵尚需进一步扩充。我们可将思想道德素质、劳动者的现代性和观念统称为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渠道中劳动迁移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了避免人力资本泛化的危险，将劳动者的人格纳入迁移能力来考察。于是，人力资本类型便可以概括为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五个部分。这种类型划分实际上也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渠道。综合看来，人力资本便可定义为：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于对知识经济为特色的“新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二战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增长中总产业增长率大于资本积累与劳动率增长之和的特征，德、日两战败国在战后重新崛起的奇迹超越了原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以及古典经济学家对人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重视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舒尔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系列文章成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一般被认为是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舒尔茨研究了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与途径，并对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的研究。而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加里・S・贝克尔也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他注重微观分析，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研究的缺陷，注意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其《人力资本》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经济思想中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把人力资本研究的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他首先建立了人力投资的收益率模型，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挣得函数，将人力资本理论与分析方法应用于劳动力市场行为和家庭决策。另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丹尼森则运用实证计量的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其对教育在美国经济中作用的研究为舒尔茨的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和发展使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复归。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全面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形成途径及其“知识效应”，并把人的消费视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这一理论也给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该理论采用了数学的方法，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克服了以往理论的一些缺陷。罗伯特・卢卡斯和保罗・罗默尔被公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他们构建的模型被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以在生产中累积的资本来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罗默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了经济增长模式，并将其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产生规模效益，专业知识产生要素递增效益。两种效益的结合使人力资本要素收益递增，并促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随之递增，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继而保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模型由“两时期模式”和“两商品模式”组成，以强调人力资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的差异。他将劳动力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为“技能”的劳动，并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两时期模式”是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反映内部效应。“两商品模式”是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反映外部效应。

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纳入增长模型。之前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尽管也涉及经济增长问题，但仅仅把人力资本和教育作为外生变量。罗默尔和卢卡斯的模型使人力资本内生化，同时也克服了经济均衡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的缺陷。另一方面，该理论从模型中阐发其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了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从而使此项研究更加具体化和数量化，也使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0世纪末以来，人力资本的理论得到发展和延伸。研究重心更多地从经济学范畴向管理学范畴倾斜，研究内容越来越强调研究人力资本构成及其具体的作用途径。英国学者布鲁金将组织中的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市场资本、知识产权资本和基础结构资本。美国学者斯图尔特进一步将后两项资本合并为结构资本。西方管理学家和企业管理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组织人力资本管理的思想和方法，诸如重视职业开发与培训、人力资本成本控制、员工人力资本回报等。这就意味着人力资本理论已经从学术研究逐步走向社会实践，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

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介绍引进―概念推广―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中国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价值计量、人力资本收益及参与分配等研究。（郭庆松，2006）由于该理论已经在西方学术界发展成熟，因而国内的研究多属应用性质，基本上是在认可西方理论的前提下做一些解释性工作，基础理论成果较少。而我国处于转型期的经济状况、制度环境和人口特征与西方国家有着较大差异，常规性的照搬照抄使得合乎国情的理论建构相对缺乏，甚至不同领域的研究结论相互矛盾。因此，在深入开展应用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构建本土化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国内研究者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三、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存在人体中的资本形式。无论是对人力资本理论假说的检验还是进行人力资本理论指导下的应用研究，对其存量进行计量都是上述研究得以开展的关键。归纳起来，人力资本计量可分为基于成本、基于收入、基于教育指标和基于直接能力四种方法。

第一类，基于成本计量法，即根据创造人力资本所需成本对其进行计量，大致有四种。历史成本法。将开发和取得人力资本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人力资本价值。该法根据实际支出记录人力资本投资，使得人力资本信息与其他资本信息具有可比性，但很重要的社会投入部分未予以考虑，无法反映人力资本的真实价值。重置成本法。计量企业在现实条件下重新培训和现有职工的技术水平、素质和工作能力相当的职工所发生的全部费用，或者是取得和培训符合特定工作岗位要求的职工所应发生的全部成本。该法注重人力资本价值的变化，试图反映其现实价值，但估价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机会成本法。认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应该与其机会成本而不是会计成本直接相关。显然，这更是一个难以估算的价值量。内部竞价法。认为只有稀缺的人力资本才有价值，应由各个部门投标竞价来确定，竞价最高者即可获得。最高竞价就是该项人力资本的价值。此法引入了市场机制，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最佳配置，但不适用于普遍的价值计量。

第二类，基于收入计量法，即根据人力资本所有者做出的贡献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大致有五种。未来收益折现法。将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剩余服务期内做出贡献的现值作为人力资本价值。该法考虑了职工预计服务年限，但特定人力资本的贡献和离职概率的确定存在诸多困难。经济价值法。将企业未来收益折现按人力资本投资比例计算人力资本价值。该法注重人力资本在整个企业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但未来净收益是一个估计值，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且人力资本价值并不一定与投资比例呈线性关系。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认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在于有无特定人力资本情况下按照自由现金流量计量的企业价值之差。该法突出了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关键性和不可替代性。但其中诸多参数的测定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未来超额利润折现法。认为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是人力资本带来的，这部分超额利润应资本化为人力资本价值。但超额利润是否代表人力资本价值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证实。未来工资折现法。将一个企业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在未来期间支付的工资额进行折现，再乘以反映本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差别的效率比率即得出人力资本的价值。同样，仅以人力资本所有者工资额的多少来反映其资本价值难以令人信服。

第三类，基于教育指标计量法，即以教育的成就或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地描述人力资本的水平。其基本思路在于：教育形成的知识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教育成就越大，人力资本投入通常也越多，国民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也越大。具体指标主要有成人识字率和入学率、教育经费、教育总年限和平均教育年数。前两项主要用于宏观层次的计量，后三项宏观和微观计量均可。尽管这类仅仅依靠受教育程度来测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遭受颇多非议，但由于其易于观测和统计的特征仍被广泛采用。

第四类，基于直接能力测算的方法。这类计量方法并非为人力资本研究者首创，而是分布于生物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之中。在内容上可包括生理、心理、知识等能力素质的测评，在测量工具上包含体检报告、技术或职称等级证书、心理健康量表、韦克斯勒成人智力表、吉尔福德创造力测验量表、卡特尔人格问卷等等，在算法上一般是将各层次的测评值按一定权重转换累加。显然，这类方法的权重判定带有主观性，且大范围的实际操作成本巨大。

可见，人力资本的计量难度系数颇高。对其定义理解不同，计量方法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对于思想观念部分，较少有研究者进行精确计量的尝试。近年来，不少学者为构建科学的人力资本计量体系而努力（钱雪亚，2005），但往往成果的出现都伴随着批判和质疑。事实上，不同的度量方法都各有优缺点，研究目的、研究手段、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等都影响其选择。钱雪亚（2005）提出的几点原则实可作为方法选取的依据：系统性和层次性相结合、静态描述与动态反映相结合、总量反映与结构反映并重、科学性与重点性相结合、可行性和可比性。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日益多样化，存在于人体中可产生经济价值的因素也逐渐增多。劳动者对物质世界和个体本身的掌控能力以及与他人的互动能力都影响其经济效益。这就增加了人力资本概念界定的难度，同时也使得人力资本计量的全面性和准确度更难把握。另外，嵌入在我国转型时期独特社会结构之下的市场经济结构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将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直接用于我国经济现象研究的方法所受争议较多，结论上的差异较大。但这并不能否定人力资本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相反，这种来自现实的挑战或许正孕育着本土人力资本理论和方法上的革新。

（注：本文为华中农业大学校科技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52204-061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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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篇8

关键词：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技术支撑；制度

1广西西江经济带概述

西江起源于滇（云南），流经黔、桂粤4省（区）23个地区160多个县市，全长2，214公里，货运量仅次于长江。西江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直到广西、广东交界处的梧州汇桂江后始称西江。分布于西江流域两岸的各类矿藏达50多种，储量亿吨以上的就有煤、铁、钨、锑、铅、磷、锌、锰、石灰石、重晶石等20多种，西江自广西梧州向东流入广东省境内。西江运输通道主要以广（州）——梧（州）高速公路和西江航道为主，辅以一般公路和航空运输方式。[1]在广西，西江由连接南宁、贵港、梧州、百色、来宾、柳州、崇左市的1，480公里内河水运主通道所组成，并涵盖流经桂林、贺州、河池、玉林市等地区性重要航道1，218公里。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出了打造“西江亿吨黄金水道”的重大战略决策。2009年6月，自治区党委、政府又从促进广西区域协调发展出发，提出要建设西江经济带，把西江经济带与北部湾经济区发展协调起来，形成“两区一带”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2009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42号）明确指出“积极打造西江经济产业集聚优势”，把打造西江经济带提升到国家战略。[2]大力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低碳经济与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发展

2.1低碳经济概述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推动经济增长，人类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环境的恶化，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们终于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将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作为人类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环境问题，人们已经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低碳经济理念应运而生。

低碳经济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政府于2003年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的，其出发点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所谓“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因此，低碳经济追求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在减少污染、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

2.2低碳经济与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发展

2006年，南宁市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所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20.51万元[4]，到了2008年，南宁市发生环境污染事件所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达到802.75万元[5]，虽然说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应该是有所减轻的，但事实却相反，随着经济的发展，为此付出的环境代价却在不断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广西西江经济带存在高污染的经济增长之路。如果我们继续以牺牲环境、耗费大量资源的方式来换取经济的增长，那么终有一天，我们将会由于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以及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失去任何发展的机会。而低碳经济以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为目标，其发展必定可以为西江经济带获得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创造条件。因此，低碳经济在西江经济带的发展势在必行。

3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和制度障碍分析

3.1广西西江经济带的绿色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有待提高

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实现低碳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广西西江经济带虽然在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来说技术不够先进。广西的能源资源禀赋其实是比较丰富的，西江经济带也是如此，包括太阳能、海洋能等等，但是由于资金不足，技术限制，对于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程度并不高，以水能为例，广西是西电东送的输出地之一，堪称资源丰富，但丰水季节和枯水季节差异很大，季节性短缺非常明显，供应旺季用不完，供应淡季不够用，又以沼气为例，广西农村沼气池拥有率全国第一，但如何大规模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能源还缺乏研究[6]。要实现对绿色能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离不开先进的技术，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广西西江经济带绿色能源开发和利用技术仍需要提高。

3.2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工作有待推进

早在2004年，广西就已经公布了《关于我区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意见》，为广西清洁生产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这也为广西西江经济带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经过几年的努力，广西西江经济带的清洁生产情况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百色平果县的广西百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清洁生产，三废综合利用产值1847万元，吨产品的水消耗下降了近百吨，二氧化钛回收率由76%上升到81%[7]。但是，由于研发和推广清洁生产技术需要一定的资金和人才，而广西西江经济带区域的很多企业规模并不大，缺乏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并不广泛，资源消耗比较高，污染比较严重，以制糖产业为例，位于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投入较大，因此清洁生产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散布于西江经济带的许多小规模的制糖企业却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存在着高污染、高消耗的问题。

3.3相关招商引资的政策在环境保护措施上仍有待完善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建立，广西是我国唯一和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对广西产生重要影响，可以推动广西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并且可以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各类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这为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在招商引资的政策方面，环境保护措施还不够完善，因此发展的过程也带来了一些环境问题。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广西吸引了大量投资，其中包括产业转移，而在这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据有关资料显示，2008年广西100万元以上利用内资中，化工、医药、制革、水泥等对环境破坏性和污染性项目均比上一年快速增长[8]。据广西水产部门调查，上个世纪80年代广西境内西江中上游干流有1，700多公里，流经20个县市，原有水产资源比较丰富，初步统计经济鱼类有近250种，但最近几十年来，由于渔业环境的逐渐恶化，渔业资源遭受严重破坏，许多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已经难觅踪迹，鱼类资源呈现衰退的迹象，原因包括沿江地区鱼类的过度捕捞、水域污染和水工建筑等[9]。CAFTA背景下，广西西江经济带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相关招商引资的政策在环境保护措施上仍有待完善。

3.4促进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还有待完善

在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产业政策中，广西确实已经颁布了一些相关政策，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发展，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推广清洁生产技术的政策，当然还有鼓励生态工业园发展的相关产业布局政策，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促进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还有待完善。以产业技术政策为例，对于鼓励企业进行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对污染物的处理方面，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企业不易获得；排污费返还，往往用于末端治理工程[10]，要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广西制订相关产业技术政策的实施细节。

4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和制度保障研究

4.1构建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

为了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的发展，我们试图构建一个平台式的技术支撑体系。平台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汽车实现大批量、流水线作业的时候。据有关学者考证，亨利·福特著的《现代人（ModernMan）》中有一章详细描述了组成汽车的各子系统，探讨了为提高汽车的舒适性、易使用性、耐用性而在公司内外出现的技术，其中就用到了平台的概念（MeyerandSeliger，1998）。[11]至此，平台概念被广泛地使用到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产品平台、技术平台等概念。其中，技术平台是指为了实现一族产品所共享的设计技术、工艺技术及生产制造技术等的整合。技术平台由不同的梯级所构成，其中处于最上层的是为实现某一产品族所必需的核心技术，如设计数字式处理彩电所必需的数字化处理芯片技术。处于最底层的是支撑其核心技术以使其能够转化为最终产品的基础技术，包括机械、加工、冲压、铸塑、成型、基础元器件制造等。两者之间的中间技术是连接基础技术和特殊技术的桥梁，它包括生产技术、组装技术等；同时还包括已被视为一般技术的过去的高技术，如彩电的彩色显示技术。一个良好的技术平台应是这三个层次的平台梯级的平衡整合[11]。鉴于此，我们构建了一个平台式的技术支撑体系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如图1所示，体系的最上层是低碳经济的原则，也是系统的指导思想，所有的技术都要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处于中间的是清洁生产技术，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核心技术，处于体系最底层的是将清洁生产技术运用于各个行业的具体技术，包括对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等。这个平台式的技术支撑体系以低碳经济的原则为指导，以清洁生产技术为支柱，将清洁生产技术运用于各个行业，从而为广西西江经济带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4.2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

为了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的发展，配合上述技术支撑体系，在制度方面，我们应该提供相应的保障。

首先，在推动相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方面，包括对于绿色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等方面，除了要制订鼓励广西西江经济带发展相关技术的政策吸引和激励相关人才之外，还要加大地方财政投入，税收优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通过对进行技术研发的组织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激励各行各业开展技术研发活动，减轻企业发展相关技术的资金压力，增加广西西江经济带企业投身低碳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其次，完善广西西江经济带招商引资政策，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的结合。虽然为了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的发展，原有的招商引资政策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急需我们解决，今后在完善相关政策的时候，应该在环境保护方面提出更严格的限定。

第三，完善现有的与推动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产业政策。对于已有的政策法规，要对具体操作细节进行详细规定，制定实施细则，对于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行修改以及补充，要不断的进行修订完善，做到与时俱进。

第四，要科学选择并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广西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的健康运行。能源产业方面，要积极探索新能源，实现节能减排；农业方面，要大力支持有机农业的发展，引导农户在资源使用和技术运用方面尽量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从源头上杜绝环境污染问题，减少碳排放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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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

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演变一般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只承认这一脉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都是立足于本国资本主义，有其偏颇之处。要了解市民社会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情况，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演变的基本情况。苏联是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尤其是斯大林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是存在偏颇的，在一定程度上它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早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根本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再容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了，这一根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无法靠资本主义自身来解决，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产浪费。每个企业家都是“理性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哪个行业能赚钱，他们就会将资本投向哪个行业，但是当众多的资本家将资本投向某个行业的时候就会出现供求相当，或供过于求，即便出现了供过于求，被利益激起热情的资本家也不会停止他们源源不断地将资本投向该领域，因为他们缺乏宏观经济意识，这最终将导致某一行业的生产“供”远远大于“求”，经济危机的发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一边是贫困工人急需生活资料的救济，一边则是大量的物品被浪费，因为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家不可能像慈善家那样将物品白白赠送给工人。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要求整个社会对经济有宏观的指导，但资本家不可能将手中的生产资料拱手让予社会，所以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社会是发展进步的，未来的代替资本主义的先进社会应该扬弃资本主义的不足，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有计划的社会，这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这是早期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这种认识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而且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应该是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起来。到了19世纪后期，马克思发现地处东方的落后国家俄国革命形势良好，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只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来得及做详细论证。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忙于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无暇研究在贫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话题。“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最终还只是设想，没有详细论证。

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难题就摆在了苏联面前。列宁曾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政策，应该说这些政策是适应当时的生产状况的。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逐渐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发展出了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他将这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向其他国家强行推广。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框架就是吸收借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应该说，苏联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有其优越之处，但这种模式的问题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缺乏社会空间和社会活力，整个社会都被政治所宰控，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要服从政府指令。这种社会主义并没有融会贯通马克思的理论要旨，而是片面夸大了计划经济的作用。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因为正如前文所说，市民社会是非政府的领域，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苏联都不存在。市民社会没有现实基础，逻辑和历史是辩证统一的，所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关注市民社会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相似，没有社会空间，所以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很少受人关注，相关的研究文章非常少。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社会的管控，社会空间逐渐扩大，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有了，学界也开始关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了。学界关注市民社会理论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邓正来和俞可平等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在我国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有大量的有关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论文公开发表，活跃在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有俞可平、邓正来、郁建兴、韩立新、张一兵、王南湜、李佃来等，也有相关著作问世，如郁建兴的《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蒋红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洪岩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就是典型成果。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不仅有概念的辨析、文本解读，也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不仅重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也重视《资本论》等著作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不仅注重从文本中归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还注重翻译、引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研究，等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研究已经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了。总体而言，从市民社会概念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命运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概念存在一个被边缘化，而后又被重新关注的过程，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市民社会概念之所以不被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认同，就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没有社会空间，没有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作为现实能动反映的理论也自然没有为市民社会留下理论空间。而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空间的出现为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现实基础，实践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范式，市民社会理论逐渐为大家所关注。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反映思维方式的变迁。在苏联社会主义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思维方式认定，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这是当时的思维定势，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市民社会、人道主义等理论的深入研究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迁，已经从原来那种思维定势中解放了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思维方式。第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也在发生着一定的改变。苏联时代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主要是无产阶级、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一些话语开始发生改变，联产承包、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按劳分配等话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市民社会概念的被关注就是新的话语体系变迁的一个重要例证。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传播

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并非马恩之后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和研究，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学术派别，它包括观点各异的众多学派。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并非这些国家的主流，但它们也有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优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关注并不系统，但有三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以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市民社会派。我们这里就以这三个方面简要梳理非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关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也是20世纪最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并没有亦步亦趋地沿用马克思的思路，他没有单单从物质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概念，他更多地从文化角度，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角度来关注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包含在国家之中，“我们往往把国家和政府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恰好是经济—团体形式的新的表现，也就是混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新的表现，因为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7］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的层次，只不过它是观念上层建筑。在葛兰西看来，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不仅包括以暴力和强制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机器，还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其阶级统治是通过有形的国家强制和无形的文化领导权来实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领导权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形式来实现的，而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这些领域就是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看来，要“剥夺剥夺者”，资产阶级的统治，光靠取得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还远远不够，还要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如果仅仅取得了国家机器———政权，而没有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那整个社会是不会认同新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旧的资产阶级复辟的文化基础还很深厚，所以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暴力革命和文化革命两个层次。葛兰西还指出，在东方国家，市民社会薄弱，革命只要砸烂反动政权就能成功；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不仅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还拥有强大的市民社会领导权，所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够打稳扎稳打的“阵地战”，而不能打速战速决的“运动战”，因为速战速决只会取得机器，而无法获得市民社会领导权。［8］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更多地强调文化领导权，这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和葛兰西既有相似性，又有重要区别的是哈贝马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既受葛兰西影响，也有重要的创新，他的市民社会概念更多的是结合他的公共领域理论来解释的。在哈贝马斯看来，18世纪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就是私人领域（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但“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9］35在哈贝马斯看来，市民社会不仅包括市场这样的私人领域，也包含公共领域，他指出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9］29这里的市民社会概念和当代市民社会概念较为相近，这样的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有别于公共权力领域，它是介于公共权力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领域，是公共舆论形成的领域。随着哈贝马斯理论旨趣的转变，他改造了普遍语用学并引入交往范式，将公共领域概念发展成为生活世界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以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个时期的市民社会概念排除了私人经济领域，成为不同于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如果说此前哈贝马斯总体分析框架是“政治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公共领域）”，那么这个时期哈贝马斯的分析框架调整为“系统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世界（市民社会）”，以此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就会发现，晚期资本主义最大的危机是系统世界的工具理蚀和吞没了生活世界，因此抵御系统世界的工具理性，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就成为了重构理想市民社会结构的必要前提。［10］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也是一个文化领域，但是他毕竟不同于葛兰西，他更多地从公共领域这个角度来关注市民社会。

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篇10

一、朗诵

朗诵似乎是语文学习的专利。但在教学中发现，随着新课程的深入，新的政治教学中有许多人文性、情感性的东西，比如：亲情、友情、民族精神等，对于这些人文性、情感性较强的内容，我觉得讲授起来比较枯燥，效果也不是很好。只有我们感受到的东西才能更好地理解它。正好新课程的教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感受这些情感的工具――朗诵。比如：在学到友情时，关于真正的友情是什么是值得每一位学生思考的问题，答案也很广，此时课本中的中英文对照诗歌“朋友”引起了我的注意，干脆举行一个小小的朗诵比赛，学生们很起劲，有的干脆用英语版的朗诵。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此时再去讨论，他们对友情的理解便已经基本到位。再比如学习长征精神时，我想再多的解说也比不上的“七律•长征”那样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所以我就干脆让学生朗诵甚至要求背诵，这样不仅使学生对长征精神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还提升了人文素养。

二、概括段落大意、划分层次

概括段落大意、划分层次是最基本的语文学习方法，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各个学科之间的综合越来越加强，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政治课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语文成绩不好、理解能力较差的学生很难学好政治，尤其是一到综合试卷，试题所提供的材料一长，有些学生就无法下手了。不会看材料，看不懂材料，看不懂问题的现象非常严重。正因为如此，在平时上课的过程中，尝试借鉴一下语文的分层、概括大意的方法，让学生得到锻炼。比如在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拿出一小节，让学生分层，并概括每一层的大意。由学生概括出每层的大意：一是什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是在复习时加上我国哪些政策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这样一种概括式自主学习得出的东西远比教师讲授理解得深刻，同时也理清了“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这样一种最基本的认识问题的基本思路。

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篇11

【关键词】会计理论体系;西方会计理论体系;比较

会计理论体系是由各种理论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会计理论成为体系,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和研究中,对客观会计规律性的认识。对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认识与运用,对发展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工作和发展会计教育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

(一)会计理论体系的多元性

会计理论体系是人们对客观会计事物的全面认识。客观的会计是浑然一个整体,需要对它进行分解,从不同方面去剖析,要按体系的要求从不同方面去研究,从而形成不同的体系以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由此形成了会计理论体系的多元性,即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按不同的标志划分为各种会计理论体系,从不同方面去揭示客观存在的会计事物的规律性。也就是说,会计理论体系有多种表现形式,会计理论体系按构成要素标志不同,而划分为会计理论性质体系、会计理论作用体系、会计理论逻辑体系、会计理论概念体系和会计理论学科体系等。

1.会计理论性质体系

会计理论性质体系是指会计理论按其内容的性质不同划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理论要素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会计理论性质体系由于按会计理论内容的性质有不同的划分,而对会计理论体系有各种不同观点。会计理论性质体系由于对起始理论或导向理论的不同认识,而有不同的会计理论性质体系。主要有:(1)会计理论对象体系,会计理论按其内容以会计对象为起始划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理论要素而形成的有机整体;(2)会计理论本质体系,会计理论按其内容以会计本质为起始划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理论要素而形成的有机整体;(3)会计理论目标体系,会计理论按其内容以会计目标为起始划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理论要素而形成的有机整体;(4)会计理论假设体系,会计理论按其内容以会计假设为起始划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理论要素而形成的有机整体;(5)会计理论环境体系,会计理论按其内容以会计环境为起始划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理论要素而形成的有机整体。

2.会计理论作用体系

会计理论作用体系是指会计理论按其内容作用不同划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理论要素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会计理论体系按内容的作用分为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应用理论和会计开发理论。

3.会计理论逻辑体系

会计理论逻辑体系是指会计理论按其内容表达逻辑形式划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理论要素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会计理论按其内容表达的逻辑形式分为会计概念、会计判断和会计推理。

4.会计理论概念体系

会计理论概念体系是指会计理论按其内容表达的概念形式划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会计概念而形成的有机整体。会计理论概念体系按其性质包括财务会计概念体系和其他会计概念体系,主体是财务会计概念体系。反映会计理论概念体系的是出版了各种会计书籍。如1982年出版的《会计辞典》①,1990年出版的《会计辞海》②,1994年出版的《现代会计百科辞典》③等。

5.会计理论学科体系

会计理论学科体系是指会计理论按其内容学科性质不同划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学科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它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各种学科,按学科性质与范围不同可分为:会计基础学科;会计单位学科;会计专门学科;会计综合学科。或分为:会计基础学科;企业会计学科;事业会计学科;个体经济会计学科;人本会计学科;专门性会计学科;综合性会计学科等。

(二)构建会计理论体系的原则

构建会计理论体系要依据以下原则:

1.总体性

总体性原则是指按照一定总体的会计理论构建其体系。会计理论体系是指一定会计总体的理论体系。会计总体是一定会计事物构成部分的总和;一定会计事物,是说明在不同条件下的会计事物其会计总体是不相同的;会计事物构成部分的总和,也就是会计事物对象的总和,即会计事物内容的范围,计事物不相同的范围形成的会计总体也是不相同的。在企业,会计工作是由会计预测工作、会计决策工作、财务计划工作、会计控制工作、会计核算工作、会计检查工作、会计考核工作和会计分析工作等构成要素总和而形成的一定会计总体。会计工作中的会计核算工作,又是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核算工作构成要素总和而形成的一定会计总体。所以,会计总体是被确指的一定的会计总体。不同会计总体对其反映的会计理论也不相同。如反映企业会计工作的企业会计理论范围,不同于反映企业事业会计工作的企业事业会计理论范围。在我国,反映对企业会计理论研究的是《会计学》和《企业会计学》。如早期1984年由胡文义编著的《现代会计学》④,其内容包括基础会计、财务会计、管理成本会计和审计四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编写的《会计学》基本上是对企业会计学的综合反映,其内容也都是《会计学》一分为三(基础会计、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或《会计学》一分为四(基础会计、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与《会计学》内容相同的是《企业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编的《企业会计学》⑤,全书由三编组成:上编基础会计,主要讲述会计的基本原理和复式记账方法;中篇财务会计,讲述各项会计要素的核算方法和财务报告的编制及分析;下篇行业会计,讲述工业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金融企业三个行业在成本核算及一些特殊业务处理方面的基本做法。有的《企业会计学》⑥,其内容基本上与《财务会计学》或《中级财务会计学》相同。以上《会计学》和《企业会计学》都是一定会计理论总体的反映。因此,研究会计理论体系要确定一定的会计总体及其相应的会计理论体系。会计总体具有层次性,一般分3个层次:反映企业会计的会计总体;反映企业会计和其他经济单位会计的计量会计总体;反映计量会计和非计量会计的会计总体。可根据会计研究的需要确定一定的会计理论总体。

2.结构性

结构性原则是指按照一定依据确定一定会计总体的会计理论体系的各个构成部分(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确定的一定会计总体理论的前提下,确定会计理论体系的结构,划分各个构成部分(要素)。为此:(1)要确定揭示结构的依据。在确定研究会计总体的基础上,按照研究任务的要求,确定揭示研究总体结构的依据。一个研究总体,可以从不同方面根据不同的依据揭示其结构。(2)确定结构的层次。研究总体的层次性决定了结构的层次性。按照研究任务的要求,确定研究总体的结构层次。(3)确定结构的功能。在揭示研究总体结构的基础上,可以确定每一构成部分(要素)的功能,发挥每一部分(要素)的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同时,要确定各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上的功能,整体功能大于各构成部分功能相加之和,以发挥整体的作用。(4)确定结构转换的条件。研究总体各构成部分(要素)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当其条件发生变化,影响研究总体或影响某种构成部分(要素),而使其结构的构成部分(要素)及其功能发生转换。(5)结构要优化。根据研究任务的要求,研究总体的各构成部分组成是合理的,各构成部分相互联系的形式是科学的,各构成部分相互作用的整体功能是最大的,使研究总体达到最优化。(6)结构可以模型化。对研究总体结构的研究,在结构最优化的基础上,按其规律性的要求,将研究总体结构抽象为标准形态而模型化,以文字描述或数学公式表示研究总体的结构模型。

3.分类性

分类性原则是指按照一定标志划分一定总体的会计理论体系的各个构成部分(要素)。分类是根据总体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总体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为此:(1)确定分类标志。根据研究的要求,选择会计理论总体的某项外部标志或内部联系为标志(根据)进行分类。如以会计理论内容的范围或性质、作用等为标志,划分会计理论体系的构成部分(要素)。分类的根据是总体的共同点和差异点,由于总体存在的共同点,才能将相同的或相似的归为一类;由于总体存在的差异点,才能将不相同的或不相似的相区别而分成不同的类别。(2)分类要相称。对研究的总体(分类的母项)进行的分类,划分的类别(分类的子项)之和,必须与被分类的总体(母项)正好相等,既不能大于母项,也不能小于母项。(3)划分的类别应该是相互排斥的。分类总体按照一定标志分类的结果,划分的各种构成部分(要素)相互之间应该是排斥的,即各构成部分(要素)是相对独立的,各构成部分(要素)之间相互矛盾,没有包容,没有交叉。

4.相关性

相关性原则是指确定的会计理论总体及其结构要考虑有关的要求。相关的要求主要有:(1)继承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一批学者和专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为发展会计理论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对这些理论成果要继承和发扬,以便充实和丰富现代会计理论。(2)借鉴西方会计理论的成就。主要发达国家的会计,在近代和现代会计理论发展中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为建立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内容。(3)反映会计研究新成果。我国会计人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会计工作经验,吸收(移植)现代科学和技术,在会计理论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充实和丰富了原有的会计理论,也发展和开拓了新的会计理论。

5.实用性

实用性原则是指按照一定标志划分一定总体的会计理论体系的各个构成部分(要素)是有现实作用的。一定总体会计理论体系划分的各个构成部分(要素),对于在认识会计理论各要素间的关系,明确会计理论的功能,判断会计理论体系发展的重点的基础上发展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工作,发展会计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积极作用。

(三)构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会计理论体系是有序的,是各种构成部分形成的有机整体,选择好有机整体的开始环节,即会计理论的起点概念或起始理论,是至关重要的。按照会计理论起始理论来选择会计理论性质体系,要遵循如下原则:一是揭示认识的起点。会计理论体系的起始理论要能揭示认识的起点。从会计实践的内容来考察,在企业、事业等单位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活动,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经济业务,既是会计实践的内容,也是认识的起点。这些资金流入、流出的资金运动,抽象为会计对象,有关会计对象的理论,就成为会计理论体系的起始理论。会计对象是我们认识会计规律的起点,企业、事业等部位只是由于资金运动,才能发生会计核算工作,才需要对资金运动进行会计管理,以致形成相应的各种会计理论。可见,揭示会计认识起点的是资金运动,即会计对象。二是反映科学的特点。会计理论体系的起始理论要能反映会计学的特点。各种科学的研究任务和内容是不相同的,这种区别在于它各具特点。从会计科学的内容来考察,它区别于其他科学,就在于它的研究内容是资金运动。如何来反映资金运动,怎样对资金运动进行管理,用什么方法来揭示资金运动的规律?相应形成一系列的会计理论。可见,反映会计科学特点的是资金运动,即会计对象。科学只有研究对象的不同,才能区别不同的科学。会计的对象是资金运动,不同于审计、统计和其他科学的对象,也才区别于其他科学。

根据选择会计理论体系的以上原则,选择以会计对象为起始理论的会计理论性质体系。以会计对象为起始理论,相应建立其他会计理论,形成会计理论性质体系。选择以会计对象为起始理论,与选择以会计本质或以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环境为起始理论相比较,以会计本质或以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环境为起始理论,不能揭示会计认识的起点,不能反映会计科学的特点。为什么有这种会计本质,为什么要确定这种会计目标,依据什么来确定这种会计假设,是什么客体所处的这种会计环境,都要追索到它的源头,即会计客体──会计对象。如果会计对象不是资金运动(资本运动、价值运动),就不会有相应的会计本质、会计目标和会计假设等。会计所处的环境也是其他科学所处的环境,会计环境是各种科学所处的共同环境,只是在共同环境下科学对象不同才能区别不同的科学。因此,选择以会计对象为起始理论建立的会计理论性质体系是科学的。

构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即会计理论的起点概念或起始理论是会计对象理论,以便明确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基础,会计理论是围绕会计对象而展开,会计理论体系实际上是反映会计对象运动的体系。会计理论体系的各种要素都是从不同方面来反映会计对象的,或会计对象在各方面得到反映。(1)会计对象的确认——会计基础理论,如会计客体、会计系统、会计本质和会计职能等理论;(2)会计对象的运行——会计应用理论,如会计目标、会计行为、会计方法、会计对象要素、会计信息和会计时空等理论;(3)会计对象运行的制约——会计体制理论,如会计规范(会计基本前提、会计准则、会计法规、会计制度)、会计管理、会计模式和会计国际协调等理论。

确定以会计对象为构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有利于建立科学的现代会计理论体系。

(四)建立现代会计理论体系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对会计的影响下,对会计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在这种大环境下需要建立反映当今会计研究成果、借鉴西方会计理论新成就和反映中国会计特色的现代会计理论体系。

对建立会计理论体系的不同要求,相应形成在不同会计层面建立的会计理论体系。在会计理论研究中,会计按其范围不同有三个会计层面:一是以企业会计为会计总体的会计层面;二是以企业事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为会计总体的会计层面;三是以计量会计(企业事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会计)和非计量会计为会计总体的会计层面。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需要建立以计量会计和非计量会计为会计总体层面的会计理论体系。

建立会计理论体系由于对会计总体层面的不同认识和不同要求而在会计学界有不同认识。

对会计学层面认识不同。基于企业会计学的层面,或稍有扩大的会计学层面,或会计学总体层面,相应有不同会计理论体系结构:第一种三要素结构论,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应用理论;会计开发理论。第二种三要素结构论,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应用理论;会计体制理论。第三种三要素结构论,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核算理论;会计管理理论;会计体制理论。第四种三要素结构论,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研究方法论;基本会计理论;应用会计理论。第五种二要素结构论,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应用理论。第六种四要素结构论,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理论与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会计基本理论;会计准则研究;财务报表与财务报告。第七种四要素结构论,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环境理论;会计基本理论(会计本质、目标、职能、对象、要素、假设、信息质量特征等);会计中介理论(亦称会计准则基本概念理论,类似于西方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应用理论(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工作的组织机构等)。

对会计本质认识不同。基于会计是信息系统的范围,或会计是信息和管理系统的范围,相应有不同会计理论体系结构:第一种四要素结构,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的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概念体系(包括起点概念、基本概念、一般概念和具体概念);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第二种五要素结构,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定性、定职和目标的研究;会计理论概念体系的研究;会计假设、会计原则的研究;会计方法理论体系的研究;会计理论超前性的研究。

对会计学研究起点认识不同。基于不同的研究起点的认识,相应有不同会计理论体系结构:第一种四要素结构,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学理论基础;会计学对象;会计行为;会计体制。第二种五要素结构,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的对象、职能和任务;会计的概念体系;会计的规律体系;会计的方法体系;会计的学科体系。第三种六要素结构,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假设;会计原则(确认原则、计量原则、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程序;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第四种八要素结构,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一般会计理论;会计目标;会计对象;会计要素;会计假设;其他会计特征;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会计报表的分析和利用。第五种八要素结构,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原则(确认原则、计量原则、信息质量特征);会计程序;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比较以上各种认识,选择以会计对象为起始理论的会计理论体系。

建立总体层面的会计理论体系,需要对以上各种会计理论体系结构进行比较和选择。选择的原则是:实践性,具有现实的客观基础;全面性,反映会计全部内容;系统性,揭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个要素;国际性,借鉴国际上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指导性,有利于指导实际会计工作。

笔者认为,根据以上选择原则,需要从会计学总体层面、会计是信息与管理的系统和会计学研究的起点是会计对象出发,来构建总体层面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按照会计理论的性质与作用,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会计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应用理论和会计体制理论三部分。

会计基础理论或会计一般理论,是以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运用会计学和其他科学知识,阐述会计领域会计运行规律的理论。它包括:会计环境;会计对象;会计本质(会计性质);会计目标;会计学等。会计基础理论的特点是普遍性、稳定性和指导性,体现会计的基本规律。

会计应用理论或会计行为理论,是以会计基础理论为基础,运用其他科学知识,阐述会计基础理论在会计实践中创造性运用的理论。它包括:会计核算程序;会计核算;会计管理;会计方法等。会计应用理论的特点是特殊性、可变性和实践性,体现会计的具体规律。

会计体制理论,是关于建立会计机构、配备会计人员、制定会计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理论。它包括:会计组织;会计人员;会计规范等。会计体制理论在性质上与会计应用理论相同,其特点同样具有特殊性、可变性和实践性,体现会计的具体规律。

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应用理论和会计体制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会计基础理论是指导,依据会计基础理论指导实际会计工作和建立会计体制;会计应用理论是会计基础理论在会计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在会计实践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会计基础理论;会计体制理论是会计基础理论在会计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据以建立和健全会计体制,保障会计活动的正常运行。

从会计学总体层面上探讨会计学,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是有利于进一步发展会计学;二是确定会计学的发展方向;三是探索与发展新学科;四是建立会计学科新体系。

二、西方会计理论体系

(一)形成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点:会计定义

对会计的认识是形成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点。会计定义是对会计认识的集中体现。对会计的不同定义,或对会计定义的不同理解,相应形成不同的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根据1941年美国权威会计专业机构——美国注册公共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会计名词委员会发表的第1号《会计名词公报》,对会计所下的定义是:会计是以货币形式记录、分类和汇总具有财务特征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并说明其经营成果的一种技术。这个会计定义曾经被引用许多年,并被会计界知广大会计人员所接受。

随着决策论和信息论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会计学界对会计有了新的阐述。根据1966年美国会计理论权威机构——美国会计学会对会计所下的定义,扩大了会计的内容和职能。其定义是:会计是鉴定、计量和传送经济信息的过程,借以使信息使用者能够作出可靠的判断和决策。从上述定义的变化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有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在会计定义中更明确地阐述出会计的目标,即会计是为报表使用者制定决策服务,提供制定决策相关的信息;二是会计信息的内容和范围扩大了,它所提供的不仅限于财务信息,而是提供经济信息。

1970年,美国注册公共会计师协会所属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在其第4号说明《企业会计报表所依据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中,对会计所阐述的定义与上述定义相类似,即会计是一项服务活动,它的职能是提供有关经济单位的数量信息(主要是财务性质的信息),借以制定经济决策。会计原则委员会所谓的“数量信息”的范围,不仅宽于“财务信息”,而且也宽于“经济信息”。另外,它说明了会计信息是为制定经济决策服务,而并不限于为企业制定经营决策服务。从上述会计定义的发展变化过程来看,说明了会计职能在不断扩大。但这种对会计本质的解释,并未被整个社会所接受。这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中,有很多专业人员的职务是提供制定经济决策所需要的数量信息,但他们并不是会计师。例如,财务分析师、市场调查研究专家和运筹学专家等,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编制企业经营计划和预测等方面,他们的能力超过会计人员,并且有逐渐替代会计人员的趋向。他们认为会计人员仅应负责编制会计报表,确定产品成本和计算应纳税额,这个观念与会计的新定义有着相当大的分歧。⑦

在(美)卡尔·s·沃伦等著《会计学》一书中,会计定义是:会计是“确认、计量并递送经济信息的过程,其目的是支持信息使用者利用信息进行判断和决策。”⑧在(美)查尔斯·t·亨格瑞等著《会计学》(第三版)一书中,会计定义是:“会计是计量企业经济活动,处理并加工经济信息,并将处理结果与决策者进行交流的信息系统。”⑨在《会计学—面向使用者·面向决策》(f.s.b.hamilton等著)一书中指出:美国会计学会(1966年)对会计下的定义是:“确认、计量和传达经济信息的过程,以使信息使用者作出明智的判断和决策。”⑩

比较以上各种会计著作中会计的定义,基本是采用美国会计学会(1966年)对会计下的定义即,会计是确认、计量和传达经济信息的过程,以使信息使用者作出明智的判断和决策。

(二)西方会计理论著作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的确定

从西方会计理论著作中,可以探讨西方会计理论体系。现选几本西方会计理论名著比较如表1。

在美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著《会计理论》一书中,会计理论按“预测层次”分类,分为:机制性理论,“试图说明现行会计实务,并预言会计师对某些情况将会如何作出反映,或对特定事项将会如何进行陈报”的与机制有关的理论;解释性理论,“着眼于事物或事项以及用来表示它们的名词或符号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行为性理论,“强调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以及会计报告和报表的行为或决策作用的理论”。⑾并提出“会计的理论体系,可从以前所述的这样三个会计理论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的角度来研究:一是关于包括各种规则和程序及其与正式财务报表的相互关系在内的会计处理手续的正式机制的理论;二是关于那些着眼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用来表示它的名词或符号的理论;三是用来强调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以及会计报告和会计报表的行为或决策作用的理论。会计理论的完善体系应包括所有这三个层次的理论,并且不管其出发点如何,为建立合理的会计实务而按逻辑引申出来的理论体系则应包括以下各项考虑:1.说明关于会计实体及其环境性质的假设;2.说明财务会计的基本目的;3.评价使用者的需要以及使用者在理解、解释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上的限制;4.选择应予陈报的内容,包括实体或其环境的对象和活动,以及那些与会计目标相关的特殊属性;5.评价关于传送企业及其环境的信息所可能用的计量和描述程序;6.评价关于实体及其环境的计量和描述的限制;7.建立那些作为指导制定各种程序和规则的原则或一般建议;8.制定关于收集和处理数据,以及汇总和陈报相关信息的结构和形式。”⑿

在(美)阿迈德.贝克奥伊著《会计理论》一书中,把会计理论按其作用分为:描述性会计理论(或实证会计理论),“通过对会计实务中各种实例的描述、论证和解释,试图证实会计理论就是说明会计‘是什么’”的理论;规范性会计理论,“试图说明会计‘应当是什么’,而不是限于说明会计‘是什么’”的理论⒀,并指出:“会计是特定领域里的有益的技术,尽管其理论框架或结构是不严谨的,但它正客观地存在于经济实践中,一般来说,会计理论框架或结构是由基本理论和大量的实务组成,长期以来它蠃得了广大会计师们的认同,因为这个框架或结构被说成是有益的和符合逻辑推理的。”⒁在《会计理论》第四章会计理论结构中,作者进一步指出会计理论结构要素,包括财务报表目标、会计假设、会计的理论概念、会计原则和会计技术等5项要素。⒂

从以上三本会计理论著作体系的比较及其论述中可以看出,西方会计理论著作的会计理论体系一般包括会计基础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或包括财务报表目标、会计假设、会计的理论概念、会计原则和会计技术等5项要素。其具体内容包括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会计理论发展、会计的理论概念、会计假设、会计原则、财务报表、收入与费用、利得与损失、现金与资金流转、资产及其计量、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负债及其计量、业主权益和股东权益等。

(三)西方《会计学》著作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的确定

“在西方国家,财务会计始终是现代会计的一个主要分支,它虽是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分化所形成,但财务会计继承了传统会计的主要特点,因此,在西方,现代会计理论通常就是指财务会计理论。”⒆因此,西方会计理论体系实际上是西方财务会计理论体系。

从几种西方会计著作分析西方会计理论体系。

从以上三本《会计学》著作体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会计理论体系一般包括会计与会计环境、经济业务分析、配比原则与账项调整、会计循环、会计信息系统与内部控制、商业企业会计、资产、现金、现金交易和职业道德问题、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公认会计原则、股票交易及股利、收入和税收、股东权益以及股票投资、应付债券和债券投资、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分析、成本核算制度、预算和责任会计、业绩评价、差量分析法和产品经营决策、公司融资、长期投资和资本投资分析等。

(四)中国会计著作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的确定

中国会计学家对西方会计理论在引进、吸收和消化的基础上,也从不同方面进行了综合性的归纳,并描述了西方会计理论,为我们探讨西方会计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依据。有代表性的两本著作比较如表3:

在陈今池编著《西方现代会计理论》的第三章会计理论的结构中指出:会计理论结构的要素包括: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概念,指对会计基本要素(如资产、负债、业主权益等)所下的定义;会计准则;会计程序和方法。

从以上两本会计理论著作体系的比较及其论述中可以看出,西方会计理论体系一般包括会计理论的历史发展、财务会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公认会计原则、会计计量、资产及其计价、流动资产及其计价、长期资产与无形资产及其计价、负债及其确认与计量、业主权益及其确认与计量、收益及其确认与计量、财务报告与信息披露、现金流量与现金流量表和物价变动与物价变动会计等。

(五)西方会计理论体系的框架

以上“西方会计理论著作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西方《会计学》著作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和“中国会计著作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比较如表4:

从以上“西方会计理论著作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西方《会计学》著作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和“中国会计著作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会计理论体系包括会计基础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两部分;或包括财务报表目标、会计假设、会计的理论概念、会计原则和会计技术等5项要素;或包括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概念(指对会计基本要素,如资产、负债、业主权益等所下的定义)、会计准则和会计程序方法等5项要素,其具体要素包括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会计理论历史发展、会计、会计环境、会计目标、公认会计原则、会计假设、会计准则、职业道德等;经济业务、账项调整、会计循环、资产、流动资产、现金、现金交易、现金流量、应收款项、存货、长期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负债、收入、税收、成本核算制度、所有者权益、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等;公司融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预算、内部控制、责任会计、财务报表分析、业绩评价等。

会计理论体系的以上内容按两部分和构成要素划分,其构成如下:

1.会计基础理论

(1)会计目标(财务报表目标),包括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会计理论历史发展、会计、会计环境、会计目标等。(2)会计假设,各种会计假设。(3)会计准则,包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职业道德等。

2.会计应用理论

(1)会计概念(会计的理论概念,即会计对象要素定义),包括资产、流动资产、现金、现金交易、现金流量、应收款项、存货、长期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负债、收入、税收、成本核算制度、所有者权益等。(2)会计程序和方法(会计技术),包括经济业务、账项调整、会计循环、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等。(3)管理会计,包括公司融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预算、内部控制、责任会计、财务报表分析、业绩评价等。

三、中西方会计理论体系比较

中国会计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应用理论和会计体制理论三部分。会计基础理论包括会计环境、会计对象、会计本质、会计目标和会计学等;会计应用理论包括会计核算程序、会计核算、会计管理和会计方法等;会计体制理论包括会计组织、会计人员和会计规范等。

西方会计理论体系构成要素包括会计基础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两部分。会计基础理论包括会计目标(财务报表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准则等;会计应用理论包括会计概念(会计的理论概念,即会计对象要素定义)、会计程序和方法(会计技术)和管理会计等。

将以上中国会计理论体系和西方会计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比较如表5:

以上比较表明:

中国会计理论体系有以下特点:一是内容比较全面,包括会计基础理论、会计应用理论和会计体制理论三部分。二是突出会计基础理论研究,比西方会计理论体系增加了会计对象、会计系统、会计范围、会计本质、会计职能、会计任务和会计学等内容。三是增加了会计体制理论研究,包括会计组织、会计人员和会计法规等内容,这些内容一般在西方会计理论体系中不专门研究。

西方会计理论体系有以下特点:一是在会计基础理论中突出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研究,一般认为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体系研究的起点,一般不专门研究会计对象、会计系统、会计范围、会计本质、会计职能、会计任务和会计学等内容。二是突出会计应用理论研究,在会计理论体系中主要是对会计应用理论研究,强调会计概念或会计的理论概念要素,实际上是指对会计对象要素(资产、负债、费用成本、收入和权益)的研究。三是一般不专门研究会计体制,主要是不专门研究会计组织、会计人员和会计法规等内容。

中西方会计所处环境不同即所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同,决定了中国会计具有特色性。通过对会计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揭示其共性即相同的方面和特殊性即不相同的方面,分析原因,以便借鉴学习和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强调了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并不是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回到闭关锁国排斥西方文化的老路上去。因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会计的过程中,既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会计的理论、方法与实务,也不能全盘对其否定,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会计的理论、方法与实务进行分析、鉴别和批评。本着“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我一家”的原则,学习其先进的会计方法和有益的会计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改造并加以应用,以便逐步与国际会计通行规则相协调,使中国会计理论体系具有国际性。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刘峰.编著会计理论(会计大典第一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西方经济学概括范文

[关键词]管理会计；体系构建；西方会计理论；会计环境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5.11.018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5）11-0033-02

1中国管理会计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我国引进西方管理会计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但建国初期便有西方管理会计中的“责任会计”，只是当时不称为“管理会计”。50年代初，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围绕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我国采取了许多措施。主要包括：①班组核算。通过班组核算和劳动竞赛相结合。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了显著成效。班组核算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解决了西方责任会计难以解决的问题。②经济活动分析。

从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来看，我国企业运用得比较多的是责任会计，并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注重的只是方法的应用，较少进行理论总结，而在引入企业西7b-的管理会计时，却忽视了研究其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我国现有实践的异同，导致我国原有的管理会计实践难以推F-或少有成效。另一方面，管理会计内容包括了决策会计和执行会计两大部分，责任会计只是其执行会计的一个部分。

2如何确定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会计理论的起点

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是以会计目标为中心，由一些相互有逻辑关系的概念所构成。目标与概念是前后一致的，其目的是为了制定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提供会计理论支持。

首先，要构建我国特色会计理论体系，必须对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现状有一个完整而深刻的全面认识。总的来说，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因而人们对会计理论体系的认识也不一致，具体表现：

（1）缺乏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要素的科学归类。目前，理论界既没有按各要素的本质属性及其特征将其进行科学的归类，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加以组合，也没有确立各要素在体系中的方位，因而不成为体系。

（2）缺乏系统性。由于没有按各要素的内在逻辑关系排列组合，对每一项要素也没有系统地研究，将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也不成为体系。

（3）缺乏首尾一贯性。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应该首尾一贯。

（4）缺乏国际相似性。现代会计理论起源于西方会计理论，然而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有时与西方会计规则格格不入。

其次，在着手构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框架结构之前，首先应确立构建的起点和基本思路，即现代会计理论框架结构的构建应从何处入手。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要从宏观上把握以下3点：①合理地选择逻辑起点；②以逻辑起点为连接环，归纳会计理论体系应包括的内容，并进行科学分类；③建立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确立各种理论的功能的配合与互补。适当的逻辑起点是“纲”，合理的内容是“目”，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纲目并举。

目标决定论中会计目标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外在性。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会计目标主要取决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会计信息提供者（即企业管理人员）的意愿、会计特征和会计技术水平等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身又总是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制约，因而会计目标会极大地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会对会计目标提出不同的要求。我国的会计目标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系统理论体系”，而西方的会计目标可以说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两者显然不同。考虑到当前的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格局，以会计目标作为构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们认为，应以会计环境作为逻辑起点。

3以会计环境为逻辑起点而构建我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以会计环境为逻辑起点而构建的理论体系，可大致划分为以下两大模块。

3.1会计本体理论

主要指会计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原理等基本会计理论问题及由此推演出来的派生概念、条件、规定与方法等。它是具体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的会计理论，而不包括其在时间或空间上的追溯或拓延，它构成会计理论体系的核心部分。会计本体理论又可分为以下两部分：

①会计基本理论。主要指会计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原理等基本性的会计理论问题，包括会计环境、会计目标、会计本质、会计职能、信息质量特征、会计对象及要素、会计程序与方法和会计信息使用者等。②会计应用理论。主要指由基本概念与原理推演出来的派生概念、条件、规定与方法等。包括会计假设、会计原则、准则与制度，它们是人们为了保障会计目标的实现而制定的，由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决定，并对会计具体目标的实现手段及会计实践过程起指导与限制作用，实际可操作性很强，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接口，与具体理论层一起决定了会计行为的方式。

3.2会计外延理论

主要指由会计主体拓延和派生出来的各种会计理论。它又可分为会计事项理论、会计教研理论和会计行为理论等不同的部分。会计事项理论包括会计工作组织理论、会计管理体制理论、会计法制理论和会计改革理论等；会计教研理论包括会计教育理论、会计学科设置理论、会计研究方法理论、会计思想发展理论、比较会计理论等；会计行为理论包括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理论等。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