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例(12篇)

daniel 0 2024-03-16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篇1

关键词:农业投资;农产品;国际贸易;FDI;农户投资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129-02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进步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的投入。农业投资是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的有效实现手段之一,农业投资往往决定着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影响着农产品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的变化,只有合理的农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才能有效地促进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投资固然重要,但从农业投资的现状来看,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和农产品贸易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加强对农业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是金融危机过后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必然选择。

一、农业投资的相关理论研究

1.投资理论的研究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理论探讨的是投资或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关注的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增长可由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推动而和谐地进行下去。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众多发展经济学家都一致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刘易斯(w.A.Lewis,1954)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是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的储蓄达到收入12%―15%的过程。纳尔逊(R.R.Nelson,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1943)的“大推进”理论,都把资本形成视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罗斯托在经济“起飞”理论中,更把净投资率达到10%以上作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而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投资和资本。李占风等(2009)对我国经济1978―2006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农业投资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1999)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农业投资在农业发展的因果链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李健等(2005)这样认为,农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弱质产业,农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回报率低。在我国,随着投资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独立化和资本运作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通过市场机制流入农业领域已经越来越困难。为了保持农业投资持续、稳定、协调增长,政府在不断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的同时,还必须制定扶持、鼓励和保障农业投资的政策法规,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的保障机制。

在农业投资主体方面,韩东林(2007)认为,农业投资主体应该不仅是指对农业直接投入资金的权利主体,而且还应该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金融机构并不是独立的农业投资主体,金融机构并没有直接参与农业生产过程或者为农业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只是为农业微观投资主体提供资金等金融服务。在农业投资结构方面,王国敏,马慧吉(2004)对我国农业投资研究发现,其结构呈现严重的扭曲态势,具体表现在投资总量、投资主体和资金投向等方面的扭曲上。

二、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相关理论的研究

1.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

国际贸易主要基于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大理论。Adam.Smith(1776)和David.Ricardo(1817)先后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贸易保护理论是伴随自由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运而生的。以汉密尔顿、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以凯恩斯为主要代表的“超保护贸易理论”为贸易保护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ColinA.Carter和Li-Xianghong对1980至1996年中国的整体贸易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在对照中国非农产品贸易变化的情况下重点研究了同一期间中国农产品贸易的结构变化,最后得出了“与中国的工业产品贸易相比较,中国农产品贸易变化只是有限地反映了其比较优劣势”的结论。P.A.Samuelson和W.D.Nordhaus(1998)揭示了由于国际贸易的重要传递渠道作用,某些国家的某些农业品种在某些时候可能因国际贸易而受到利益损失。

2.国内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

唐盛尧(2008)对东盟各国和中国的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研究和比较后发现,中国和东盟的谷物都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和东盟的奶类都不具有比较优势;中国的蔬菜、豆类、植物纤维、烟叶、油料作物、肉类和蛋类具有比较优势,东盟的糖、淀粉块根和植物油具有比较优势。刘德江等人(2002)在《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一文中也指出,谷物及其制品在内的粮食产品、纺织纤维已经基本失去比较优势;肉及其制品、园艺类农产品仍具有比较优势。张辉等(2006)利用FAO的贸易统计资料,分析1960―2000年间中日韩三国农产品贸易比较优势,论证三国之间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基础。研究表明,中日韩三国由于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表现出不同的比较优势,尤其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贸易方面更为明显。翁克瑞等(2003)指出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农业分工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资源的基础上。基于此种理论,人们会得出劳动集中度高的农业内部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应当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但是,他的实证分析却得出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没有成为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三、农业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关系的研究

在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产品贸易关系方面,侯石安(2001)指出,农业出口贸易补贴不足,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开始显现。由于财政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流通环节投入和占用了大量的资金,难以有充足资金用于补贴农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徐祺娟,叶善文(2005)通过实证分析,构架相关模型,明确了“绿箱”投入中基础设施投入、农业科技投入、农村救济费对优势农产品出口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顾和军(2008)通过将我国与其他国家相应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比较发现,农业税减免、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两项政策的实施会提高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其国际竞争力。由于研究目的的限制,这些研究并没有给出“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产品国际贸易”实现而具体的关系,只是部分或局部地论证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也给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为两者具体关系奠定了基础。

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关系的相关文献主要侧重于农户投资行为的研究,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关系研究甚少。黄飞和熊吉峰(2004)指出,WTO协议中“绿箱”政策、微量允许标准、“蓝箱”政策里都有保护农产品投资的条款,大多数条款都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来实施。政府应全面调整农业政策,利用“绿箱”政策扩大农户投资规模,为农户生产创造便利条件。张改清(2005)对农户投资量、投资结构、投资效率的变动规律及与农户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做了较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也得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结论。本研究的其中一部分拟将从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农户投资现实背景出发,试图用全新的思路和方法,揭示和实证农户投资与农产品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关于FDI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具体关系的研究,国内的学者作了许多相关的实证分析。费平,徐立青(2009)以1984―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协整分析和VAR模型对农业FDI与农产品国际贸易额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FDI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增长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在短期内可能发生FDI对进口的替代而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现象。廖力平等(2005)通过利用面板数据对全国和东、中、西三大经济带FDI与进出口额进行回归分析,论证了FDI与贸易的关系依地域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部各省市进出口关系最密切,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吕立才等(2007)指出,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实现农业技术的国际转移,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取国外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本国的农业生产率,从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农业技术差距。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篇2

关键词：服务贸易；技术外溢效应；贸易内生技术进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业升级机理与路径选择研究”（项目编号：15BJY074）；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外商直接投资对省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理论框架及河南的应用”（项目编号：15A790039）

中图分类号：F7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2-0012-05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年间，与货物贸易相比，全球服务贸易发展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在2009年出现了唯一一次负增长（-9%）后迅速于2010年恢复至金融危机前的水平；2014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更是实现了5%的净增长，而同期货物贸易出口仅增长了0.5%。这些事实说明，服务产业对全球宏观经济波动具有更大的弹性。长期来看，虽然服务贸易额近10年间增长了约1倍，但2015年度却较上一年度出现了小幅下跌，其原因主要是发展经济体对集装箱运输需求严重不足引致了运输服务部门10%的下滑，全球旅游收入因汇率剧烈波动而出现大幅减少，占世界一半以上的其他商业服务收缩了5%，建筑服务部门则同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出口受袭最严重的部门，降幅高达15%。

从世界服务贸易主要出口部门的年均增长率来看，1995年至2014年期间，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增速最快（18%），其后依次是金融服务（11%）、其他商业服务（10%）、特许权使用费（9%）、通信服务（8%）、保险服务（8%）、旅游（6%）、运输服务（6%）、个人及文化娱乐服务（5%）和建筑服务（5%）。至2015年，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在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方面形成了显著差异，发展中经济体各出口部门及占比分别是旅游（37%）、运输服务（20.2%）、其他商业服务（20%）、电信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9.1%）、金融服务（4.1%）、建筑服务（3.2%）、与货物相关的服务（3.1%）、保险与养老服务（1.7%）、知识产权使用费（1.1%）、个人及文化娱乐服务（0.7%）、其他服务（0.3%），而发达经济体各出口部门及占比分别是其他商业服务（23%）、旅游（20.7%）、运输服务（17%）、金融服务（11.2%）、电信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10.5%）、知识产权使用费（8.9%）、与货物相关的服务（3.2%）、保险与养老服务（3.1%）、建筑服务（1.6%）、个人及文化娱乐服务（0.9%）。

从服务贸易依存度来看，2010年至2014年，世界平均水平由11.6%升至13%，高收入国家由13.1%升至15%，中高等收入国家由6.9%升至8.5%，中低等收入国家由12.1%降至11.8%，低收入国家由15.6%增至16%。在2014年，前六大服务贸易国的服务贸易依存度从高到低依次是英国（19.3%）、法国（18.7%）、德国（16.3%）、日本（7.8%）、中国（7.1%）和美国（6.8%）。至2015年，英国（19.5%）和德国（16.8%）的服务贸易依存度仍然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8%），而日本（8.2%）、中国（7.0%）和美国（6.7%）却依旧相对较低。

作为世界服务贸易大国，中国在2014年位列世界服务贸易出口第五名和进口第二名，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占比约为6.2%，其中：出口占比4.5%，进口占比7.9%。然而，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脆弱与结构性失衡问题依旧突出，自1992年起中国服务贸易专业化指数呈现负向发展趋势，服务业经历了长达20余年的比较劣势阶段。尽管中国服务贸易的综合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从其纵向发展历程来看，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占比持续增大，从2007年的10.34%升至2015年的15.4%；二是以金融服务、通讯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2014年的增速分别为59.5%、24.6%、25.4%；三是服务贸易与相关产业在拉动内需和带动就业方面的关联性日益增强；四是服务贸易在国内的区域分布上更加均衡，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占比2015年达到15%，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区域服务贸易发展强劲。毫无疑问，服务贸易将成为中国后工业化时期的外贸发展重要引擎，服务产业也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动力源①。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服务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与效果以及服务贸易部门自身的效率水平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货物贸易以及服务产业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但具体到服务贸易领域，其成果则相对有限，且基本围绕服务贸易的各类效应展开探讨。譬如：李慧中（2002）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两部门生产率对比，发现其效率差异导致服务价格在发达国家相对偏高②；苗秀杰（2005）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正效应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优势效应、经济刺激效应、资源充分利用效应及学习效应，特别指出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技术的引进与吸收，并从外在竞争压力和内在低成本动力两方面促进本土服务业的效率提升③；徐光耀（2008）认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产业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如新兴的资本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显著④；而蒋昭乙（2008）的研究表明，出口服务贸易具有比进口服务贸易更强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二者的作用远不及货物贸易⑤；唐保c（2009）探究了不同要素密集型进口服务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技术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作用不显著⑥；陈健和余翠萍（2014）研究了服务进口对产业就业的影响，认为其技术外溢的就业效应在产业间更为显著，且存在技能偏向性特征⑦。

国外学者对服务贸易的研究主要是讨论传统贸易理论在服务贸易领域的适用性，以及服务贸易在知识累积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例如：以Dick&Dicke（1979）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服务贸易的交易特性使传统贸易理论仅能对货物贸易模式做出合理解释，而即便适用，也必须建立在要素不能国际流动这一假设前提上；而以Bhagwatti（1984）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传统贸易理论适用或基本适用于服务贸易；Sagari（1989）认为服务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缩小技术领先国与技术落后国之间的差距；Romer（1990）提出知识型服务部门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故其生产的边际成本相对较小⑧；Hindley（1994）指出知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能够相互联动和彼此促进；Wolfson（1999）认为知识型服务是影响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Robinson，Wang和Martin（2002）利用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对进口国服务型生产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提升作用，且收益巨大；Li，Greenaway和Hine（2003）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进口服务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却有损于发展中国家；Khoury等（2003）则认为服务贸易对一国的作用效果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特别指出新兴服务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⑨；ShermanRobinson等（2002）指出进口新兴服务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⑩；OECD（2006）研究了服务开放对技术转移或扩散的影响，发现市场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技术扩散与社会全体经济部门的生产率提高，特别是明显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成本11。

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学者们对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热情显然不及对货物贸易的研究，其原因主要是货物贸易规模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学者们在讨论有关服务贸易技术外溢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中使用的技术方法也远不如货物贸易领域研究复杂，大多数是相关性研究且缺乏理论基础。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内生技术进步的新增长理论，实证分析中国服务贸易整体及各结构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以丰富现有理论成果并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建议。

三、模型的设定与数据分析

1.理论模型

AndrewLevin&LakshmiK.Raut（1997）在从事经济增长中的出口贸易与人力资本关系研究中提出了出口贸易内生技术进步的新增长模型，从而为定量化分析出口的技术外溢效果与出口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奠定了基础。本文则将其理论模型扩展至服务贸易领域，并分别从总体和结构两个视角实证研究中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

建立基本生产函数：

假设I：当技术进步由出口服务贸易引致时

假设II：当技术进步由进口服务贸易引致时

上式中，Yt、Lt、Kt、Xt、Mt、At分别为t时期社会的产出、劳动、资本存量、出口服务贸易额、进口服务贸易额与全要素生产率，α和β为待估计参数，Bt和Ct均为随机扰动因素，η和γ分别度量对应服务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θ和φ分别度量对应服务贸易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此外，定义δX和δM用来表示出口与进口服务贸易部门各自相对于国内非开放部门的效率差异，其中：δX=（η+θ）/（1-η-θ），δM=（γ+φ）/（1-γ-φ）。

对于假设I，将（2）代入（1）得到：

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有：

式（6）即为出口服务贸易内生技术进步的基本模型。同理，对于假设II，重复上述推导可得进口服务贸易内生技术进步的基本模型：

为研究不同要素密集型服务贸易分类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以下标L、K和T区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与进口，修改式（2）和（3）如下：

经推导，可得扩展的出口服务贸易与进口服务贸易内生技术进步模型：

2.实证分析

参考相关研究文献，本文定义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包括旅游和建筑服务，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包括运输服务和通信服务，将剩余的八类行业统一归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数据分析的样本期确定为1997年至2014年，全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TradeStatisticsDatabase），且数据均经过了以1997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缩减。同时，产出Yt选择GDP，劳动Lt选择就业人员年底数，资本存量Kt则根据GoldSmith（1951）和张军（2003）所提供的方法进行估算12。模型（6）、模型（7）、模型（10）和模型（11）的估计结果见表1和下表2。

由表1可见，两类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很好，其中，出口服务贸易部门自身的生产效率水平不高（参数-12.37），且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负向作用，但该部门对社会其它封闭部门产生了正向的技术外溢（参数0.52），劳动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资本促进了经济增长；进口服务贸易自身的生产效率水平亦较为低下（参数-18.96），且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向作用，但该部门仍对社会其它封闭部门具有正的技术外部性影响（参数0.79），其影响力度高于出口服务贸易部门，劳动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资本却影响不显著。进一步计算两类模型中服务贸易部门与社会其他部门的效率差，可知开放的出口服务贸易部门与进口服务贸易部门分别较其他部门效率低92.2%和94.8%。

表2的扩展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出与前述基本模型估计相近的结果，即：出口服务贸易按要素密集度区分的三类结构性部门均呈现出生产和竞争效率不高的状况（参数全部为负数），且对经济产生了负向影响，而进口服务贸易中除了劳动密集型部门显著表明效率低下外，其余部T的效率参数尽管为负数但未通过检验；出口服务贸易与进口服务贸易整体上具有的正向技术外溢效应没有发生改变，且出口的正技术外部性影响略大；劳动对经济作用不明显，但资本促进了经济增长；出口服务贸易部门与进口服务贸易部门分别较其他社会部门效率低97.4%和96.8%。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我们发现服务贸易整体及各结构部门自身的生产效率与竞争能力较为低下，且其效率相对于社会其它封闭部门也处于劣势水平。这一结论符合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出口服务贸易，其原因在于中国涉外服务型企业大多停留在以提升国际市场份额和能力为主的低附加值服务领域。但是，服务贸易却通过外部性影响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技术外溢，这说明当前中国服务产业开放的红利集中体现在以服务贸易为载体的国际技术扩散这一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上，开放从长远看有利于技术进步与服务产业成长。作为中国后工业化时期主导产业的服务业，其未来的国际竞争力与创新水平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上顺利实现跨越。对此，应当采取以下措施，切实增强中国服务产业与服务贸易的核心竞争优势。

1.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导向助力服务产业可持续发展

由于创新是企业应对产品或服务生命周期约束的唯一可行选择，亦是带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因而必须使创新理念内化于人们的思维、生活与生产全过程，使其在中国的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成为灵魂。对此，服务产业创新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定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政策，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具体措施是完善人才信息库建设，提升人才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和效率，为服务业高层次人才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和良好的生活保障，大力支持有实力的服务业企业同高校与科研院所实施联合创新与协同发展；二是通过创新金融制度增强其对服务业的支撑度，积极引导和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发针对高成长型企业的个性化金融产品，同时通过不断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和完善融资担保制度来保证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三是基于“互联网+”战略和大数据技术等发展机遇，精准品牌定位和新商业模式，提高服务产业同现代科学技术的适应度与融合度，充分挖掘服务业的增长潜力。

2.以遵循WTO规则为基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服务贸易必将超越货物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的主要领域，中国必须严格按照WTO的要求调整有关法律法规以实现内外制度匹配，进而为在此高附加值领域赢得先机和减少贸易摩擦做好基础性政策保障。具体措施就是在融资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重点发展具有高知识水平和高技术含量的服务型企业，通过宣传增强消费者对旅游、信息、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行业的认识并采取措施鼓励消费，扩大这些领域的本国市场份额与市场成熟度，以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

3.以协同发展理念为指导加强三次产业的跨界融合

尽管从行业属性来看，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是界定清晰的，但从自然关系来看，它们是彼此互补、相互渗透的整体协同关系，如现代制造业的成功密切依赖于研发设计、软件与信息服务、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因此，中国必须加强相关产业与服务业的匹配度，促进制造与服务两业协调发展，打造“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两大品牌。各级政府机构则应当依托制造业产业集聚区的既有优势，继续优化公共服务平台中的各项宏观管理流程与服务工作，加速推进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此外，对于传统农业，应当通过拓展其产业链与功能等方式加速其朝着现代农业方向的改造与升级，促进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优先培育发展与现代农业需求相一致的经营主体，借助信息技术变革农业经营模式，通过提升包括金融、土地、人才、技术、设备、物流等在内的农业综合配套服务体系来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4.以做大做强为目标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

政府应大力引导服务企业走专业化发展之路，着力支持经营理念先进、创新能力突出的服务企业不受地域、行业、产权等限制实施并购，打造具有强大跨界融合发展能力的行业巨头或联盟，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品牌卓越、影响力强的龙头型服务企业或集团。同时，政府也应确保相应的支持性政策落地并被有效执行，如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环节，优先推荐其成为国家服务业改革试点单位或示范企业，鼓励金融机构给予该类企业更高的授信额度等。

5.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为宗旨构建现代服务业新格局

正如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的服务产业开放会促进技术外溢，中国应重点研究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新问题、新趋势，并集中优势资源做好战略性部署，通过优化服务贸易的结构特别是提升高技术含量、高知识水平的现代生产的水平来带动中国贸易模式的转型。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标准方面秉承渐进式开放原则，持续扩大开放领域，在坚定维护中国产业安全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强的力度破除一切制约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的制度障碍，实现服务要素在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二是通过建立更多的服务贸易研究与培训平台，以及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高等学校的学科与专业结构来加速服务贸易行业具有国际化视野、专业知识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三是采取措施促进金融、保险、通信、运输、计算机和信息、专利许可等生产性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提升；四是鼓励服务贸易领域更多地向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敞开，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来激活服务企业的创新力；五是实现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基础优化服务行业的外资利用质量，吸引国际知名的外资服务机构积极参与软件开发、跨境外包、技术研发、物流服务等高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同时，支持本土有条件的服务型企业走出国门从事高附加值的对外直接投资。

注释：

①GaryHufbauer，SherryStephenson，ServicesTrade：PastLiberalizationandFutureChallenges，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2007，10（3），pp.605-630.

②李慧中：《贸易与投资动因：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差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苗秀杰：《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我国的正负效应分析》，《理论前沿》2005年第11期。

④徐光耀：《我国服务贸易与经济发展――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

⑤蒋昭乙：《服务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3期。

⑥唐保庆：《我国服务贸易进口的技术效应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9年第4期。

⑦陈健、余翠萍：《中国服务进口技术外溢的就业效应及其就业增长技能偏向性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11期。

⑧P.M.Romer，TheOriginofEndogenousGrowth，Th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4，8（1），pp.42-56.

⑨DeniseEbyKonan，KeithE.Maskus，QuantifyingtheImpactofServicesLiberalizationinaDevelopingCountry，The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2003，6，pp.42-62.

⑩ShermanRobinson，ZhiWang，WillMartin，CapturingtheImplicationsofServicesTradeLiberalization，EconomicSystemsResearch，2002，14（1），pp.3-33.

11OECD，TheLinkagesbetweenOpenServicesMarketandTechnologyTransfer，OECDTradePolicyWorkingPapers，OECDPublishing，2006.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

关键词：直接投资；一带一路；贸易效应

理论研究表明，直接投资对出口既有创造性，也可能存在替代性。研究我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可以验证我国对中亚国家的投资是促进了贸易发展还是代替贸易。如果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中亚的贸易就说明可以实现“走出去”和出口并重，我国就应该加大对中亚国家的市场开拓并实现产业升级；如果直接投资替代了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就说明我国对中亚的投资集中在中亚国家的进口替代行业，我国就应该在投资和出口之间做出权衡。这种背景下，我们研究中国对一带一路向西率先经过的中亚五国的贸易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是一国参与世界经济的两个重要途径，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得知国际直接投资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但两者关系问题上并无定论。Mundell（1957）最早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替代效应；R.Vernon（1966）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产品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生产阶段投资对贸易的替代互补效应是不确定的；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则认为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Markusen和Venables（1998）指出当两国市场规模和要素禀赋相近时，横向一体化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国际贸易。

张春萍（2012）通过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对不同类型的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创造效应程度是不同的；柴庆春，胡添雨（2012）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对东盟和欧盟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差异，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对发展中地区的投资产生较大的贸易促进作用；胡颖，董莉（2014）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为样本，通过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得出中国对俄罗斯既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有明显的出口促进效应，除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外也都具有进口促进效应。已有文献对我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中，大多是从总体上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或对不同类型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主要侧重于对直接投资存量的考查。本文运用引力模型，同时考查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对出口的影响，对近十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来探讨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二、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直接投资的现状

1.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发展现状。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增长迅速。从近十年数据来看，2005年～201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速达36%，2013年增速显著放缓，2014年受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贸易额有所下降。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虽有波动，但总体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441.53亿美元（UNContrade），与建交之初相比增长了100多倍。

从图1中可以看到，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2014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有所下降，较2013年有所下降，2013年502.74亿美元较2012年的469.28增长了7.13%，与2011年、2012年的年增长率18%和31.58%有所放缓。而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出口额除在2008年金融危机波动较大外，均保持增长。

2014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量从多到少依次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如表1所示，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贸易量始终位于五国之首；以2010年为基期中国与土库曼斯坦贸易增长速度最快。

2.中国对中亚五国OFDI现状。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自2005年以来持续增长，如图2所示，2014年底，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00.93亿美元。中国对中亚五国的OFDI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2014年底，中国在哈萨克斯坦OFDI存量达到75.41亿美元，占中国对中亚五国OFDI存量的74.7%。而且在中国对亚洲投资存量分布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存量仅次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位于第三名。

从趋势来看，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是增加的，但是各年份波动较大，如图3所示，其中2012年达到峰值33.8亿美元。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2013年增速放缓，2014年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流量为负，而在同期对乌兹别克斯塔和土库曼斯坦直接投资流量增幅较大。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看出，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对中亚五国贸易都呈增长趋势，而流量波动较大与贸易关系不明显。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观点，本文接下来通过引力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

三、实证研究

通过文献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因地区和投资方式不同而有差异。在以上中国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与贸易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模型进一步验证我国对中亚OFDI的贸易效应。

1.建立模型。本文采用引力模型来分析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引力模型最先来源于万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首次将贸易引力模型应用到贸易领域，Linnenman等人将引力模型应用于FDI与贸易流动的实证研究，引力模型成为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有效工具。

本文选取确定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出口额为因变量，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存量和直接投资流量为自变量，建立中国对中亚五国的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模型，研究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对进出口的影响。采用的模型为：

lnEXit=？琢+？茁lnOFDIit+？姿lnOFDILit+？着it

其中，EXit代表时间中国对中亚五国中国家的出口，OFDIit代表t时间中国对中亚五国中国家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琢、？茁、？姿为带估计参数，？着为误差项。

2.数据来源。由于我国从2002年开始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因此本文选择了近十年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2005年～2014年，横截面为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本文利用贸易引力模型，运用OLS回归方法，研究中国对中亚五国OFDI的贸易效应。具体数据选择2005年～2014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存量、直接投资流量、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额。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5年～2013年中国对中亚各国的进出口额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对中亚各国的进出口额来自于UNContrade。实证研究工具运用Stata13.1。

3.中国对中亚五国OFDI出口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

（1）Hausman检验。运用stata13.1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于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0

（2）F检验。F检验的目的是在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间进行选择，原假设为？琢i=0。通过检验得到结果，在出口与直接投资的F检验中，F=14.41大于0.05显著性水平下F的临界值，应当选择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3）回归分析。分析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直接投资流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直接投资存量的回归系数再5%的置信度下显著。回归结果说明了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在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明显，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果才能体现。因此，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是出口促进型的。从系数来分析，该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对中亚五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则会导致中国向中亚国家出口增加0.344%。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1）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知道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为互补关系，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促进作用，这与我们在第二部分中的分析相一致。

（2）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的长期效应显著。以上计量分析显示，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流量的系数均不显著，而直接投资存量回归系数显著。这一结果说明短期内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不能带来出口的明显增长，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的影响显然大于直接投资流量对出口的影响。

2.政策建议。

（1）从长远来看，一方面要明确加大中亚投资的战略意义，打造中亚利益共同体。实证分析的结论揭示了我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所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和即远期的具体影响。这就给出于中亚地区的战略安全、能源策略、国家博弈等地缘政治因素需施加经济影响的原因之外，更增加了现实经济性因素的实证支撑。因此，扩大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应成为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最为重要的子战略，本着打造中亚利益共同体的高度，完善我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机制，力促投资份额的扩大。

另一方面，对中亚的投资做到“统分结合、高低兼顾、予取相权”。从投资对象上，要将中亚五国作为整体来对待，以形成良好的规模效应；但各国的差异性又需要在投资策略中有所区别，要发挥对重点国家的示范效应。从投资主体和行业定位上，应做到国家主导的主体和民营主体的有机结合，投资的行业选择应该做到战略性产业与边贸经济相关产业的有机结合。从对投资回报的预期上，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建立在存量积累的效果上，所以对于当期产出的关注应放在一个相对长远的立足点上，而不应过分拘泥短期效果。

（2）从目前来看，要完善合作机制、加大政策扶持。当前亚信会议和上合组织的合作机制为促进中亚投资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但在多元博弈的格局下，如何寻找更有利于我国与中亚双边投资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机制显得很紧迫。在巩固现有的框架的基础上，我国应该更为主动的通过经济援助、利益互换、园区建设、基金投资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对中亚地区投资便利的政策谈判，从国家政策层面加大对投资优惠政策、投资环境保障、投资服务配套等便利性措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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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篇4

关键词：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引力模型；贸易潜力

中图分类号：F752.7；F22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2015年3月28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中提出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2015年5月8日，中俄两国在俄罗斯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俄罗斯表明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也将积极支持俄方的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的一体化。从1999年开始到2014年，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蒙古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2年蒙古国政府提出建设“草原丝绸之路”，将中蒙俄过境运输公路连接到一起。随着“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和“草原丝绸之路”的建设，中蒙贸易发展也必将进一步加强。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蒙俄经贸关系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和实证两个方面。郭连成和边中悦（2014）从政策方面指出对外贸易对中俄两国经济增长均起到促进和拉动作用，中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表现更为稳定，然而俄罗斯依靠天然的资源优势，出口方面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1]；周念利和黄宁（2014）认为中俄之间贸易合作远远不及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究其原因是中俄在重要领域缺乏政治互信，以及两国的贸易互补性与俄罗斯发展战略存在矛盾，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双方的政治互信，以及用贸易替代向俄罗斯施加压力[2]；姜振军（2015）认为在诸多外部因素下，中俄之间将步入“超常态”发展新机遇，双边经贸规模将会全方位提升[3]；李新（2015）则从更开阔的视界阐述中蒙俄要借助“一带一路”契机，实现经济带与欧亚联盟对接，与蒙古的草原之路对接，东三省老工业基地与远东开发战略和蒙古国矿业立国战略对接，最终建成中蒙俄FTA自由贸易区[4]；张秀杰（2015）认为中蒙之间应重点深化和扩大矿业与农牧业合作[5]。也有部分学者从实证方面进行研究：高晓慧（2014）通过计算中俄之间贸易贡献度来分析中俄之间的贸易潜力，得出中俄之间仍以互补型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亟待发展壮大[6]；余振等（2014）利用SMART模型估算中俄之间的FTA福利效应，计算出两国都从贸易规模扩张中受益，提出如果能尽快推动中俄FTA谈判，则双方受益将更大[7]。

上述研究对于中蒙俄贸易的定量分析和潜力分析还不够全面。中蒙俄经济合作走廊的贸易现状到底如何？中蒙与中俄的贸易潜力发挥如何？在中蒙俄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基础上，如何利用中国与蒙古和俄罗斯在贸易结构上的特征，找到影响贸易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本文将中蒙俄双边贸易结构指数和出口集中度指数引入到贸易引力模型，并对双边贸易潜力进行研究。

二、中蒙俄双边贸易格局

（一）中蒙俄贸易现状

蒙古是典型的内陆国家，以畜牧业和矿产业为主，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2014年，蒙古对中国的出口额达到51亿美元，占蒙古出口总额88.36%，比1998年出口额增长约53倍。蒙古与中国的进口额从1998年的5980万增长到2014年的17亿美元，增长约28倍。

俄罗斯对中国出口截止到2014年上升到374.1亿，占俄罗斯出口总额7.5%。在1998年进口额为11.6亿，占俄罗斯总进口额的2.7%，到2014年进口额达到508.5亿美元，占俄罗斯总进口额17.7%。具体如图1（a）、（b）所示，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中蒙、中俄之间的贸易额有所下降，其他年份均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通过（1）式计算中蒙、中俄贸易结合度指数，结果见表1。

出口方面，蒙古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始终较高；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近些年则处于下降趋势，到2008年以后双边整体处于稳定的合作模式。进口方面，蒙古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依然很高，但不及出口强度，说明蒙古在进口合作方面相对更加多元化，中蒙双方在2008年达到峰值后，近些年呈现小波段的下降趋势；俄罗斯对中国进口贸易结合度处于小幅上升趋势，2010年达到峰值，俄罗斯进口依赖度的上升与中国经济崛起有直接关系，也与欧美国家对俄罗斯近些年经济制裁与封锁有一定关系。俄罗斯作为金砖大国，进出口强度值均在1左右，不属于依赖型的合作关系，而蒙古对中国的进出口则明显地表现为依赖合作型关系。

（三）贸易互补性指数

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complementarityindex，TCI）是常见于分析两个国家贸易关系的指数，它主要用来衡量两个贸易国家之间贸易结构互补程度的指数[8]，以此分析两个国家出口扩张潜力，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贸易互补性指数提出了几个成熟的度量公式，本文以国际上广泛应用于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计算方法，具体内容如下：

从两国的贸易结合度可以看出中俄与中蒙之间现有的贸易紧密情况，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如果两国之间的贸易具有互补型，也就是说一国具有优势的出口产品正是另一国的紧缺产品，那么贸易发展将会得以持续，可以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发展规模经济及降低运输成本等方面使两国达到长期稳定的合作，同时还可以降低调整产业成本，避免其他国家的过度竞争所引发的负面影响[10]。

本文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10大门类进行计算，其中：0-食品和活畜，1-饮料和烟草，2-非食用粗材料，3-矿物燃料和相关材料，4-动物和植物油、油脂和蜡，5-化学品及其有关产品，6-主要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7-机械和运输设备，8-杂项制品，9-分类商品。根据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如图2所示。

中蒙两国以中国为出口国时，具有优势的类别SITC6、SITC7、SITC8，以蒙古为出口国时，蒙古具有的优势类别为SITC2、SITC3、SITC9，中蒙两国的贸易结构互补性非常强。其中SITC2类产品蒙古具有极其高的优势性。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SITC6类和SITC8类具有优势，在工程机械运输设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中俄两国当中国为出口国时，可以惊喜地发现两国之间存在着更完美的贸易互补性，其中，中国具有优势的类别为SITC0、SITC1、SITC6、SITC8、SITC5和SITC7；以俄罗斯为出口国时，俄罗斯具有优势的类别为SITC2、SITC3、SITC4、SITC9。中国出口贸易中不具有优势的产品在俄罗斯全部具有优势，除了9类产品外，其他产品的互补性指数远大于1，说明两国之间基本上不存在贸易竞争关系。从互补性指数波动情况来看，中蒙之间互补性比较稳定，所有分类产品在2007年达到峰值后有所下降；以俄罗斯为出口国计算的中俄贸易互补性整体表现比较稳定，也是在2007年左右到达峰值后有所下降，并在近些年趋稳；而以中国为出口国计算的贸易互补性中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逐渐增强，在2012年达到峰值后近两年有所下降。

（四）中蒙俄出口集中度指数

出口集中度指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是出口多样化指数，常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种类的集中程度指数[8]，本文用赫谢尔曼指数来表示：

三、中蒙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及潜力测算

（一）理论模型及变量选择

贸易引力模型最早由Tinbergen和Poyhonen提出，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流与两国之间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者之间的空间距离成反比，但其引力模型并未考虑到理论基础问题。之后国外学者对引力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从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探寻，使得引力模型的理论根基日渐稳固[11-13]；另一方面是通过引入了人口变量、边境因素等一系列新解释变量，寻找促进贸易和阻碍贸易的因素。近年来，部分学者还从理论基础和应用等不同视角进一步推进了引力模型的相关研究[14-15]。目前对引力模型的扩张主要在增加解释变量上。本文根据研究目的，在模型基本设定的基础上，将进出口贸易结合度和出口集中度加入方程中，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如下：

lnEIijt=β0+β1（lnGDPjt）+β2（lnpGDPjt）+β3（lnITijt）+β4（lnDISTijt）+β5ETIIjt+β6ITIIjt+β7HIjt+β8FTA+εijt（7）

在数据可得的基础上尽量扩大研究范围，以增强结论的普遍性。研究样本期间为1998-2014年，选择的样本国家为部分新兴国家代表和部分重点“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19个样本国家，这些国家虽与中国有很大差异性，但也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或经济转型期，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来估算中国与蒙古和俄罗斯的贸易潜力将更加有说服力[16]。具体国家为俄罗斯、蒙古、墨西哥、巴西、印度、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智利、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伊朗、波兰、哈萨克斯坦、乌克兰、菲律宾、土耳其、尼日利亚、南非。

关于被解释变量含义、预期判断、资料来源和理论说明见表2。

（二）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Stata12.0基于面板数据对构建的引力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由于引力模型中包括了一项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距离变量，而固定效应模型的截距项是不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如果将距离变量加入固定效应模型中则会发生被差分或者within时变为0，最终导致变量无法识别，所以首先在扩展贸易引力方程（1）、（2）、（3）、（4）、（5）中均包括DIST变量，通过最大似然比检验，结果均拒绝原假设，说明随机效应优于混合效应。方程（6）为除掉DIST变量后的扩展引力方程，通过Wald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即个体效应显著，说明固定效应优于混合效应。整个方程的拟合度也非常高，

扩展贸易引力方程（1）到方程（4），拟合优度不断增加，残差减少，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逐步增加。方程（5）中加入了FTA变量后，R2值变小，这与选取的国家样本有很大关系，因为样本国家中只有东盟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与中国签订东盟自贸协定，所以本方程舍弃FTA变量。固定效应方程（6）拟合度虽高，但是考虑到DIST作为核心变量无法舍弃，最终确定采用方程（4）。从方程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符号和理论预期一致，因此可以作为本文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三）相关变量影响效应分析

参照方程（4）回归系数，核心解释变量经济贸易总量与人均GDP对贸易总量的解释依然显著，两国之间国民收入差距系数为-0.078，与Linder假说相符。但由于本文中所选样本均为新兴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人均收入差距不大，有着相似的贸易需求，变量表现相比其他变量不显著；另一个方面也可能由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迅猛发展，新兴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可以改变以往承接发达国家下游生产的低端锁定局面。进口贸易结合度相比出口贸易结合度解释系数更显著，说明一国进口相比出口依赖性越强，越会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量。出口集中度解释系数为-0.727，说明出口集中度越高，则一国可贸易产品种类相对较少，国际上产品的竞争力相对越弱，最终将影响其它国家对其贸易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的多样化有助于经济发展。方程（5）中FTA对贸易总量的解释系数为0.199，显著性检验概率为18.5%，这与样本国家选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样本中仅有四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东盟自贸区协定，实证结果说明建立FTA会比非FTA成员更能带动双边贸易额，同时中国与样本中的新兴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应该加快自贸区建设的步伐。

（四）贸易潜力测算

根据引力方程对蒙古和俄罗斯的贸易总量进行预测，然后实际贸易值和预测贸易值的比值计算出贸易潜力值。根据吴丹（2008）对贸易潜力的分类[18]，如果比值小于0.8，则说明双边贸易具有较大潜力，两国的双边贸易具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若比值介于0.8-1.2之间，则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还未充分发挥，具有一定的扩大双边经贸关系的空间；若比值大于1.2，则说明两国现有的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利用，需要发展和培养新的要素来刺激双边贸易增长。

根据表3的方程（4）得出以下引力方程：

lnEIijt=1.1lnGDPjt+0.586lnpGDPjt-0.078lnITijt-1.121DISTijt+0.037ETIIijt+0.265ITIIijt-0.802HIijt+0.015（8）

从图4中可以看出，1998年至2014年中国与蒙古的贸易潜力一直低于1.2，只在1998年和2014年高于1.2，说明两国的双边贸易潜力一直未充分开发；自2014年开始双边贸易呈现井喷形式，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战略在中国与蒙古之间的贸易合作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中国与俄罗斯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值一直在0.4左右，属于“贸易潜力巨大型”，两国贸易合作有待充分挖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中国与蒙古和俄罗斯的双边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及出口集中度指数用来测度中国与蒙古、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经贸合作现状及其合作潜力。经过计算发现，中国与蒙古和俄罗斯贸易结合度和贸易互补性指数都较高，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互补性在SITC10分类下呈现出完美的互补性，中国相对俄罗斯具有优势的产业为食品类、劳动密集型产品、机械及运输产品及电子产品等，俄罗斯相对中国具有优势的类别为矿产燃料、矿物油、木材及其木材产品、化工产品以及军工产品；中蒙俄三国在出口集中度方面整体偏高，蒙古出口产品近些年种类有所增加，俄罗斯出口产品种类虽也略有增加，但是大部分仍集中在能源和矿产，形成了以能源和矿产为绝对主导的出口产品结构。通过引力模型分析发现贸易总量与经济总量、人均GDP、进出口贸易结合度成正比，与贸易距离、两国间人均收入差距、出口集中度成反比。并通过贸易引力模型测算潜力值，中蒙贸易潜力在2014年得到迅速提升，而中俄贸易潜力并没有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得到提升，“政热经冷”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本文根据贸易结构分析、引力模型的影响因素及其贸易潜力研究结果，给出以下政策建议：

1.中蒙俄三国应进一步扩展产品的多样化，并加强彼此间垂直化产业内与水平化产业间分工贸易合作机制。目前很多研究结论认为，在反映能力理论本质含义方面，产品的多样化会使国家优势地位得到加强[19]，对于持续推动经济增长也具有积极的作用[20]。目前中国与蒙俄的贸易结构滞后，处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贸易阶段，与美日和东亚的水平与垂直产业贸易还存在较大差距。按照国际贸易理论，国家间的贸易发展趋势为初级的要素禀赋向更深入的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合作过渡，中蒙俄三国之间不仅在现有贸易结构上具有强烈互补性，而且在未来的产业内与产业间贸易合作同样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三国之间互相加强投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2.积极促进中蒙俄自贸区的建立，加快互联互通与“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从国际经验来看，自由贸易区和保税区的建设将会大大促进合作国间的贸易和投资。中蒙俄目前还不具备全面自贸区合作的条件情况下，建立小范围的跨境自贸园区和保税区为试点，为中蒙俄三国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签订奠定基础。同时加快边界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路桥建设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弥补贸易距离成本。对于商品贸易来说，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中俄和中蒙之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两国之间的贸易运输和通关要求，所以中蒙俄三方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高公路、铁路、水路的运输能力，加强电力和通信能力的建设。

3.强化中俄、中蒙政府之间的互信互利关系，加强双边沟通，增强三国间政治互信。通过发展民间合作关系，扩大中蒙俄之间的学术、科研交流，促进双方在科技合作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解决由于文化观念加等历史性问题造成的不信任危机，破解以“经济扩张论、人口扩张论、军事”为主的“中国”带给中蒙、中俄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金融方面目前中蒙俄三国贸易融资、国际结算等金融领域合作仍在初级阶段，在经贸合作纵深发展的同时应积极促进贸易中用本币尤其是人民币的使用，减少美元作为结算货币来有效降低国际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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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fTradePatternandTradePotentialofSino-Mongolia-Russia

EconomicCooperationCorridor

LIUWei1，2，DINGYi-bing1

（1.SchoolofEconomics，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2.EditorialDepartmentof

ContemporaryEconomicResearch，Jilin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Changchun130117，China）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

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吸收能力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并创造了贸易增长的奇迹。但是，此种带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愈加明显，特别是持续的贸易顺差不仅使我国遭遇到空间严峻的贸易摩擦，同时严重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到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愈加失衡的状态下，通过更大规模的进口以实现长期内国际收支的均衡，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而注重进口，一个关键内容即在于如何利用进口贸易这一物化型技术扩散渠道间接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展开述评，以期对我国如何开展进口贸易有更深的认识。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理论研究

自schumpeter（1912）开创性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以后，技术创新理论及与之相应的技术扩散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得益于本国的r&d投入，同时本国的r&d活动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fdi、劳务输出、信息交流以及人口迁移等多种途径将本国的r&d成果间接传播到他国，贡献于他国的经济增长（keller，2001）。早期学者对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象描述与分类上。arrow（1962）最早基于外部性的视角解释了技术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基础上，findlay（1978）用“传染理论”来描述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溢出现象，并指出越是开放国家其了解国际市场产品与技术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从他国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mansfield&wagner（1981）则将国际间技术溢出按“同级转移”和“纵深转移”的方向将其划分为水平型技术溢出与垂直型技术溢出，而wilkin（1988）根据技术溢出效果进一步将国际间技术溢出区分为了“简单型技术转移”和“吸收型技术转移”两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构建了一个分析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全新框架。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r&d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等各种内生因素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因此，发展对外贸易如果能有效刺激一国的技术创新活动，或者国外r&d活动能通过贸易渠道间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则其便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1991）一书中，grossman&helpman首次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技术变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通过存在水平差异与垂直差异中间品贸易以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机理：一方面，种类更多的中间贸易品能有效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同时进口国也不必对新中间贸易品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更为专业化的中间贸易品的进口会刺激进口国的学习和模仿，开发出同类甚至更具竞争力的相似产品。

在grossman&helpman研究的基础上，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与条件问题。romer（1992）、barro（1995）等人认为更加开放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接受新思想、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在chuang（1998）建立的关于贸易引致技术学习与模仿进而促进贸易国经济增长收敛的追赶模型中，学习效应的产生与强弱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与进口两大技术学习来源的相互作用以及贸易品的特征与属性，二是决定可获技术的贸易伙伴国技术发展水平；vamvakids（1999）等学者重点探讨了机械设备等资本品进口对于促进一国学习新技术的理论机制，并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贸易开放度与制造业占gdp比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endrick（2

000）则进一步认为劳动者技能与资本品中隐含技术进步存在互补关系，通过使用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品可以增进工人的工作技能。归纳起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机制在于：一国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接触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发明，并在相应学习与模仿的过程中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本国技术进步的速度。

当然，也有学者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如stokey（1991）就认为，一国产业的成长必须经历自身知识积累与规模经济的过程，鼓励进口、国际竞争的过早放开都将阻碍这一进程的实现，从而导致一国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在young（1991）的研究中，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以强化后进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前提的，自由贸易会阻碍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并将其锁定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除非南北差异比较小，否则南方国家在封闭情况下反而能获得更快发展”。

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技术进步的强调以及众多学者的理论分析，为后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进口贸易能有效刺激贸易国技术进步的观点。

已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都通过比较tfp（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外r&d的弹性来获得，coe&helpman（1995）对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coe&helpman在grossman&helpman“创新驱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进口国国内r&d存量、贸易国双边进口比重加权的出口国r&d为自变量，以tfp水平为因变量的经济模型（简称ch模型），首次从实证角度估算了出口国r&d对进口国tfp的影响。通过对相关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其一，进口国tfp的增长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投入，贸易伙伴国的r&d投入也与之存在密切正相关关系；其二，越是开放国家（进口贸易额所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外国r&d投入对其国内tfp影响越强烈，因此小国较之于大国，贸易伙伴国r&d对其tfp影响更加明显。coe&haffmaister（1997）进一步在ch模型中加入了自变量“中等教育水平”，并以机械设备占贸易总额比例加权得到贸易伙伴国的r&d存量，分析了南北贸易中的r&d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南方国家tfp的提高与北方国家r&d投入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得出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分享发达国家r&d成果的结论。coe、helpman&haffmaister三人的研究为后来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采用进口份额以及资本品占进口份额的比例对出口国r&d加权也成为研究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普遍做法。后续的研究主要是对ch模型的完善与改进，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因变量的选择与相关数据资料分析的拓展

在对ch模型因变量的选择上，以sjoholm（1996）和engelbrecht（1997）的研究最具代表性。sjoholm将专利引用作为重要指标引入ch模型，并通过研究瑞典企业对于外国专利的引用情况，发现进口贸易对于专利引用具备强解释力，从而证实了进口贸易作为一国技术进步渠道的论断。engelbrecht则在对ch模型的改造中，将人力资本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研究发现虽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最终估计值较之于ch模型有所下降，但贸易伙伴国r&d投入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仍然显著。

而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从总量分析拓展到了行业分析以及其他方面。lee（1999）利用加拿大和美国产业部门数据分析了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进口贸易对于加拿大所有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均具有贡献作用。eaton&kortum（2001）认为，不仅一国tfp水平提高与资本品进口密切相关，同时其差异与进口资本品价格从而与贸易壁垒也密切相关。在他们的实证分析中，tfp差异的四分之一要归结于资本品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的一半又要归结于贸易壁垒。lee（2001）进一步将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分解为种类效应与数量效应，并通过对13个oecd国家行业数据的分析得出两大结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中种类效应要强于数量效应；在贸易与fdi两大技术进步渠道中，与贸易相关的r&d溢出居于主导地位。

（二）如何计算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以及权重的选择问题

在对ch模型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贸易伙

国r&d加权权重的处理对于实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处理方法的差异可能导致结论的完全相反，因此对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合理构造，成为实证分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的重点之一。

keller（1998）首先对ch模型关于贸易伙伴国r&d的权重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进一步采用随机生成贸易伙伴国进口份额权重的方法对ch模型的结论进行了重新验证，结果发现采用这一方法仍会有正的技术进步效应产生，即ch模型不能说明通过进口贸易渠道，出口国r&d投入能对进口国tfp产生显著影响。coe（1999）在对ke11er质疑的回应中，认为其方法并不能真正体现随机性，同时在其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随机进口份额实证分析中，发现ch模型的结论仍然正确。

lichtenberg&lapotterie（1998）指出，ch模型存在权重与指数问题两大缺陷。他们认为，采用进口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密度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比ch模型中采用的用双边贸易份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存量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更能降低总和数据的敏感性，因而更能反映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简称lp方法）。而采用lp方法的验证结果表明，ch模型高估了进口贸易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但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最终结论一致。

hejazi&safarian（1999）采用同时考虑贸易份额与fdi对外国r&d存量进行加权的方法重新研究了ch模型，结果发现较之于ch模型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估计值，fdi技术溢出效应系数估计值更高，从而得出fdi技术进步效应可能弱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falvey、foster&greenaway（2002）按照技术与知识在接收国是公共物品还是私有物品的假设，对外国r&d加权权数进行了重新构造。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6种方法计算了外国r&d存量，并利用52个发展中国家与5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与知识是私有物品还是公共物品的性质对于接收国而言十分重要，若溢出技术为公共产品，则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尽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普遍证实，但通过对学者们研究的对比，不同国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也较为显著。sjoholm（1999）、griffithetal（2000）、jorge（2002）和francisco（2002）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技术差距，一般认为技术差距越小，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越是明显，而较大的技术差距会阻碍进口国的学习与追赶；第二是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基础、技术知识积累、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贸易开放度有利于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第三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可以直接地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人力资本积累也可增强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第四是地理距离，商品贸易量与贸易国间的地理距离成反向关系，因此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地理距离作用下也呈现出地区化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将这些因素概括统称为“吸收能力”。

四、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受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以及出口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而相关进口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传播以及进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以及作用机理与影响因素上。

（一）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方希桦（2004）等使用1978——2000年我国与“七国集团”的相关数据，采用ch模型的基本方法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通过进口贸易途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国内r&d投入对我国tfp的提升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黄先海、张云帆（2005）通过将外资依存比例引入ch模型，从而得到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外向型fdi与内向型fdi三种技术溢出途径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模型。在实证分析中，他们进一步将中国的进口贸易伙伴国分为先进工业国和亚洲国家两类，并利用进口比例与其它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国别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与fdi对我国tfp提升都具有显著效应，其中fdi所产生效应略大；进口贸易与fdi

i对于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均小于国内r&d投入的影响；在不考虑fdi因素的情况下，通过进口先进工业国产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要大于从亚洲国家的进口。

李平、钱利（2005）综合考虑了进口贸易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采用lp方法对进口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而fdi却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负向影响。

喻美辞、喻春娇（2006）在运用lp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力资本要素加入其计量分析模型，在采用g-7国家和我国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中，无论是国外r&d还是国内r&d都能有效促进我国tfp的提高。

朱钟棣、李小平（2006）采用falvey、faster和greenaway计算国外r&d资本存量的6种方法，并运用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是促进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李平（1999）在对技术进步的途径进行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吸收能力与其对外贸易的规模、模式以及收益会产生互动效应，技术创新与技术吸收既是对外贸易的前提，也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岳昌君（2000）、孙兆刚（2005）等学者指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主要由干中学、示范、传染、竞争四个组成部分构成；同时，他们还从进口品结构角度分析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一国在国际市场上不仅可以购买先进的最终资本品与消费品，而且还可在国际贸易分工不断细化的条件下，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来提升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

郭晶（2005）则在对进出口贸易互动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机制问题。在其研究中，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通过对国内稀缺资源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直接引进，使出口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其二是通过进口贸易间接获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在“干中学”过程中完成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掌握、吸收和消化，从而以较低成本完成本国的技术积累。通过进出口的相互作用机制，既可促进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又可形成充分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机制。

（三）关于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研究

从当前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主要将人力资本作为制约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核心因素来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黄先海（2005）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人力资本虽然对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却可通过强化一国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间接提升一国tfp水平。而彭水军（2005）等人则综合考虑了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差距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一国技术吸收能力与经济产出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间品种类扩张模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适度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增强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而贸易开放度、技术差距对于tfp水平的影响则不确定。

陈涛涛（2003）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作为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予以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当国内企业的这些能力因素与国外企业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能够得到有效吸收。

卢健（1998）、杜兰英（2002）、李平（2005）等更加全面地从内外部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发挥的限制因素。从外因来看，为了维护自身技术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贸易壁垒等多种形式限制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致使欠发达国家无法获取行业核心技术；同时，当发达国家企业发现欠发达进口国同类生产商可能成为其潜在竞争对手时，其也会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技术的扩散或降低技术扩散的速度。而从内因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研发投入少、市场机制与知识产权等制度的不完善等限制因素，通过进口贸易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往往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结论

（一）更加注重进口贸易的溢出进步效应是我国获取贸易动态收益的必然选择

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普遍证实了进口贸易对于一国tfp的促进作用，而有效吸收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于

前我国经济增长更具现实意义：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失衡愈加严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进口贸易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并以此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成为我国贸易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是有效吸收技术溢出的关键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的回顾，一国能否有效吸收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取决于贸易开放度高低、国内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差距、制度保障等诸多“能力因素”，而其中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重视以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为中心的一系列“能力因素”的建设，最终形成“因能力增强而取得更强能力”的良性机制。

（三）注意现代国际分工形态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避免成为发达国家全球“技术分配”的附庸

当前，由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产生的市场需求层次的“质量差距”，我国必须通过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高质量中间品来实现出口的顺利进行。在此种“进口引致型出口”的贸易范式下，一定要注重对行业核心技术的吸收和掌握，避免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及其动态转化能力的丧失，从而避免成为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分配”掌控全球经济的附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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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伟，管汉晖.贸易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4（12）.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对国内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量化研究的方法和利用这些方法所作的一些研究成果沿贸易导向和福利导向进行分析和总结，从中可了解到当前国际上对技术性贸易壁垒量化研究的进展，分析研究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我国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论文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标准法规福利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国内外学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但与传统贸易壁垒相比较，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身的复杂性和隐蔽性、数据收集的困难以及很难从其他关税、非关税壁垒中剥离等特点，如何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仍倍受困扰。“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难量化的非关税壁垒之一”(DeardorffandStern，1998)，如何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影响成为当前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不少学者主要是国外学者为有效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进行了各方面的尝试，相应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量化方法。但总的来说，由于受数据和方法等条件的限制，有效的量化方法仍处在探索中。一、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分析框架Roberts，Josling和Orden(1999)提出了一个非关税壁垒的分析框架，总结了之前各类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有三种经济效应。一是“法规保护”效应，指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加了外国供应商的成本，限制了进口。单从这种效应来看，主要侧重的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但同时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就像关税一样会给进口国带来很大的损失。由于没有关税收入，损失要比关税等价更大。这也表明关税等价仅适于测量贸易量效应而不能反映福利变化。二是“供给移动”效应，主要包含进口对国内生产者的影响和技术法规本身可能的收益效应。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特征:法规对大型和小型企业的成本影响不同、改变了竞争结构或市场规模、引起价格上涨和产生租金(Neven，2000;Fisher和Serra，2000);Maskus，Wilson和Otsuki(2002)通过出口国的过剩供给曲线和进口国的过剩需求曲线的相对移动说明了法规的歧视性。三是“需求移动”效应，指法规所带来的信息增加了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大量产业组织方面的文献对此也作了阐明。Bureau，Marette和Schiavina(1998)专门说明“需求移动”效应的信息方面:法规可避免“柠檬市场”问题、消除质量不确定性和减少消费者寻求产品的成本。Casella(1996)以及Fisher和Serra(2000)阐明了法规的公共物品效应，有些法规和标准可引致交易成本减少。Roberts，Josling和Orden(1999)提出的分析框架可扩展至多个市场情况，标准和法规可使需求替代弹性变大、带来网络外部性、甚至规模经济及其他贸易便利(Harrison，Rutherford和Tarr，1996;Maskus，Wilson和Otsuki，2002)。Roberts，Josling和Orden(1999)采用局部均衡分析阐明了非关税壁垒的三种不同效应即非关税壁垒对福利的影响，许多学者在此分析框架基础上作了很多发展。然而，在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分析框架和经验估计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供给的影响、引致的额外成本、国内外产品价格差异是模型模拟的关键，但这些方面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其他更复杂的信息和贸易便利方面的效应就更难量化了，比如标准对消费者信心、支付意愿等方面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从理论上，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可以说明技术规定对贸易的效应;但实践中，许多模拟只是在总量水平上完成的粗略估计，很多时候结果是值得商榷的。纵观国内外学者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和福利影响的分析上，为此对其的量化研究也大致分为贸易导向和福利导向两大类。从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制定上看，福利分析更为全面客观，但由于国际谈判一直以来都强调对贸易的影响，所以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下面就各种相关研究从贸易导向和福利导向两个方面进行介绍和评述。二、贸易导向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其影响的方法及相关研究成果评述经济学界普遍承认，技术性贸易壁垒在限制贸易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以Maskus与Wilson(2000)、Baldwin(2000)等学者为主，试图从贸易导向的角度对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定量测算，在此基础上就其对贸易的限制效果进行检验。从贸易导向对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有三类度量方法。1、以价格差/关税等价为基础的方法及相关研究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比较本国价格和参考价格来衡量，最常用的方法是关税等价法。关税等价通过比较进口品价格和本国市场上可比商品的价格差计算得出。如果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保持不变，正确的方法是比较不存在壁垒时的价格和存在壁垒时的本国价格之差(DeardorffandStern，1998)。然而，这两种价格都难以获得，实践中通常对本国和进口产品的贸易数量及供给、需求弹性作出调整以估计出不存在壁垒时的价格。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与本国进口商支付给外国出口商的发票价格(如进口商品的CIF价格)进行比较，通过价格差减去关税、运输成本和产品质量差异等可测度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等价。Campbell和Gossette(1994)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包括农产品和食品在内的许多部门。他们做了复杂的调整使得产品为同质的，这种方法在两项研究中被专门用于农产品和食品部门。Calvin和Krissoff(1998)测算了在苹果部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率等价。为了测算，他们比较了美国苹果在外国的CIF价和外国市场的批发价。他们假设价格差由关税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关税率构成，尽可能采用市场中同时空的同质苹果(同种类、级别和大小)的价格，并构建了运输成本。一旦知道了美国苹果在外国的价格和类似苹果在该外国批发市场类似苹果的批发价格之差，月度价格差比率就测算出来。该月度价格差由已知的关税率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率等价组成。EC(2001)也采用此办法比较了在欧盟市场上美国生猪和禽肉的月度CIF价格和欧盟内可比商品的批发价格，在EC的同一个项目中还用类似办法度量了美国西红柿和苹果。Calvin和Krissoff(1998)得出结论:价格差方法可有效测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关税等价;而EU研究认为这种方法不是很有效，在对西红柿的测算中结果取决于价格的选取。而出口价格随时间不同和产地不同变化很大，品质原因亦不能解释该变化。以价格差/关税等价为基础的方法局限在于:第一，它量化的是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非关税壁垒的综合影响，而无法单独度量出技术性贸易壁垒这样一种具体壁垒的影响。第二，它的前提假设是进口商品与本国商品是完全可替代的(同质的)，局限性较大。第三，最主要的局限在于很难取得剔除了质量差异影响的价格数据。由于受数据所限，这种方法相对来说仅适用于同质或标准化产品。2、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及相关研究该方法最早由美国贸发会提出，可以用来量化非关税壁垒和估计贸易受到非关税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Beghin与Bureau(2001)认为可用该方法来定量和定性评估国内法规的重要性。有三类信息资源可利用:一是法规本身的数据，如法规数、本国法规文本的页数。二是产品被阻碍的频率数据，包括限制的数量、发生频率的比率、进口覆盖率等。经过严格假设，还可派生出某些指标，比如以采用国际标准的比率可作为符合国际标准的程度指标。三是企业就歧视性法规提出指控的数据以及国际贸易组织和机构对此类案件通报的数据。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被广泛采用。两项研究以一国的标准存量为指标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Swann等(1996)在一项计量研究中采用英国和德国的自愿性国家标准数、两国认可的国际标准数，基于标准的频数指标对1985—1991年期间英国的净出口、出口、进口作了回归分析。Moenius(1999)也采用了存量指标的方法做计量分析。两项研究都把既定行业中的标准数用来度量标准的强度。Otsuki，Wilson和Sewadeh(2001)进一步扩展了该方法用最大允许的污染量来直接度量食品安全标准的强度。Fontagne等(2001)采用一个更复杂的指标来评估环境法规的影响。其他一些研究采用了边境限制数据。Lux和Henson(2000)分析了在美国边境被限制的数量以评估进口程序和边境检验如何阻碍欧盟出口，他们的分析表明保护主要发生在特定部门，如乳制品。Henson等(2000)还研究了因卫生和技术原因美国对非洲、亚洲、拉美国家产品的进口限制。鲍晓华、朱钟棣(2006)以频数比率和进口覆盖率为量化指标，测定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进口贸易的限制效应，得出技术性贸易壁垒频数比率、进口覆盖率和进口贸易额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说明中国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内生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体系。由于部门和产品间标准的重要性不同，不同标准产生的影响不同，用标准数或国内法规页数作为变量是比较粗略的;由于国家报告的不稳定性和跨国间未有统一的覆盖率指标，基于有关频数数据的估计也是有漏洞的;基于在边境事实上被阻碍的数据的测度相对可靠，但除了美国，各国这方面的数据都难以获取。受以上限制，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方法可直接用来计算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某一部门针对某一个或某一组国家发生的频率，评估贸易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这种方法可为计量估计构建指标，用这些指标作为计量模型(如引力模型)的变量的研究在进一步探索中。以标准数或频数等存量指标为测算变量，运用引力模型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考察该变量对贸易的影响是目前贸易导向测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相对来说最有启发性和拓展潜力的一个方向。前述Moenius(1999)作的计量分析即在对标准引力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将标准引力模型中的GNP、人口、地理位置等因素作为常量，对双边互认标准、各国国内特定标准的数量及一系列虚拟变量进行估算。他指出两国之间技术标准信息的获取是造成双边贸易中成本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双边共享标准导致进口明显增加;进口国异质标准虽然会大大降低非制造行业的进口，但同时也会大大促进制造业的进口。由于没有对规模效应和其他一些阻碍因素进行适当的处理，因而很难解释其回归结果。比如忽略了区域贸易协议中成员国会采取一致政策的指标，在估算中只考虑到颁布技术标准的数目，而没能区别技术标准和技术法规的不同等。Maskus等(2002)针对此问题搜集了技术法规的信息，并将其考虑到模型的贸易等式中，从而获得关于自愿标准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不同影响的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技术法规制定情况结合起来，建立了引力模型。模型区分了标准与法规影响的不同:标准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对贸易有促进作用;而法规则限制贸易。引力模型不仅能找出在“边境效应”中法规的影响，还能处理二元或离散变量，这正是标准的统计特征。这种将存量指标和引力模型及计量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得出对贸易的影响，还为分析此影响和某一变量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桥梁，能更深入地分析问题。3、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及相关研究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不能将具备贸易限制作用的法规和不具备该作用的法规区分开来。调研是通过对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主要国家、行业及企业的经营者或管理者的会面或调查问卷方式进行调查分析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通常是定性的，但可以缩小分析的范围，集中了解那些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不同对象国家的影响程度、重点影响的行业，从而有针对性的为政府采取正确的贸易政策措施提供信息方面的支持。调研方法还可用来为计量研究提供信息。如欧盟(2000)就美国贸易壁垒提交的年度报告中和美国贸易代表处(2001)就国外贸易壁垒提交的年度报告中都采用的是通过调研行业就其出口遭遇的限制提供的信息数据。OECD(1999b)对美、日、英、德四国三大行业55家公司进行了调研，其中一大行业为乳制品业。美国农业部(USDA)1996年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技术壁垒做了一次跨部门的调研，其调研的跨部门数据库主要用来说明基于经济利益的保护程度。许多学者都采用该次调研的结果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量化研究(Roberts和DeRemer，1997;Thornsbury等，1999;Thornsbury，1998)。Maskus等(2005)还利用世界银行对16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调研数据库进行了计量分析。一些研究还专门就发展中国家如何达到SPS要求和遵守SPS条款进行调研，如Henson，Loader和Swinbank(1999)将调研和深入采访结合起来，把问卷发到发展中国家的联络点。里丁大学做的一些研究也是将调研和深入采访相结合。这种方法可以鉴别出最相关的一些问题并暴露出一些通识但属误解的看法，如Henson，Lux和Traill(2001)的研究表明欧盟出口厂商对美国主要抱怨的不是关税和卫生要求而是行政方面的延误及缺乏预见性;OECD(1999b)对乳制品的调研得出企业认为认证和批准方面的延误限制作用甚于标准。以调研为基础的方法的局限性在于:由于被调研对象认为调查结果可能对政策出台产生影响，所以提供的数据和结果有可能出现偏差。在缺乏足够数据时使用该方法是有效的，比如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欧的产品面临的一些障碍等问题的认识。此外，在对一些壁垒衡量中容易混淆或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如行政管理中出现的贸易障碍等情况可以通过调研的方法了解到。而且一些技术法规主要是行业关心的问题，而经济学家们分析时往往考虑不到而没有作为模型中分析的变量，通过调研也可以弥补。三、福利导向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方法及相关研究成果评述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严格的技术法规、标准和相关合格评定程序来实施对贸易的影响。这些实施手段在短期会对贸易产生影响，还会对一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并且从长期来看，对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还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要全面分析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福利的影响，需采用测量范围全面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但限于数据搜集的极大困难，国内外学者更多使用的是以下两种方法来度量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福利的影响。1、以风险测评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法及相关研究以风险测评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法是根据风险测评的损失概率及大小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方法能表明法规对福利的影响包括哪些效应，而不是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具体效应。对于纠正市场失灵的SPS规定，困难之一是难以识别其保护的强度。对达到法规要求所花费的成本与减少外部性的收益进行比较可以分解出一项法规的效率及保护的效果。通过分解福利效应，当其成本超过收益可以得出一项措施是福利损失的。当收益可忽略时，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检验贸易扭曲，用来评估当前法规是否具有保护性。Bigsby和Whyte(2000)提出了一种方法度量针对虫病检疫法规的经济效应和风险的概率。James和Anderson(1998)评估了检疫法规的效应，他们得出那些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检验的检疫限制才是合理的。Arrow等(1996)对环境卫生部门运用更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评估其法规的合法性。Orden和Romano(1996)还运用这种方法就墨西哥鳄梨进口进行了USDA贸易政策分析，表明结合使用风险测评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以量化估计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解决SPS贸易争端。将风险测评和成本—收益结合使用的方法是鉴别和评估技术性贸易壁垒效应研究的最有潜力的方向之一，多被用于分析食品、农产品等与环境卫生有关的产品。但这种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于风险的概率和大小估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在实际应用中分析的范围较窄，许多经济影响不能包括进去:就收益分析来讲，收益的重新分配可能涉及到许多相关方面，要计算所有相关人的影响非常复杂，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变化很难估计;就成本分析而言，不仅要计算供应商自身的损失，还应包括管理成本和寻租代价等。2、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及相关研究就某一行业或产品进行单市场或多市场分析的局部均衡分析法以微观经济学的供需平衡为测度基础，分析某一特定政策对均衡价格、数量和福利的影响。局部均衡分析模型的建立可以是基于成本增加原因，也可以是由于需求的变动或由于两种因素共同影响。从成本方面的影响来看，技术法规可以改变边际成本，也可以改变固定成本，而收益的大小则取决于进出市场的难易程度和竞争性质。如果是完全竞争市场，基于弹性大小假设前提下，边际成本增加可以直接分析对数量、价格的影响范围，直接计算区域内标准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而在差异产品情况下则不同，厂商的固定成本要考虑到规模收益递增，这些成本可能因技术法规的不同而变化。因此，模型取决于市场准入的难易和产品可替代的程度。模型会根据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校正市场上的厂商数量，可以用于需求一方有固定的替代产品，也可用于标准和法规性质不同、替代弹性不同的产品。此外，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还经常和价格差法、存量指标法、风险测评等结合起来，能更精确地分析标准或技术法规对生产、消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Thimany和Barrett(1997)研究了美国向其他NAFTA国家出口奶制品受到的技术法规的影响。他们强调了需求和供给曲线变化的影响，得出进口国需求和供给曲线都向上移动。向上移动的需求曲线代表了标准能缓解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而供给曲线的上移则是包括相符成本在内的出口成本增加所致。结果是标准不会影响进口国国内生产商，反而与关税一样会起到对生产商保护的作用，但却损害了国内消费者的福利。Sumner和Lee(1997)则具体到市场营销各个环节上发生的成本。Calvin和Krissoff(1998)采取了价格差法和局部均衡分析模型相结合的方法。Paarlberg和Lee(1998)结合风险测评和局部均衡法研究了美国运用关税政策对可能传播口蹄疫的国家实行牛肉限制进口的效果。除了这些对单市场进行局部均衡研究外，Overton，Beghin和Foster(1995)就欧盟对烟草的化学成分残留值规定进行了美欧两个市场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果出人意料:欧盟设定的具有保护主义倾向的残留值规定最终却使美国制造商撰取了绝大部分的收益。局部均衡分析法是目前对福利导向测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应用较多且较有发展潜力的一种方法，可用于评估标准或法规对某一产业或某一市场经济活动的影响，无需直接联系其他产业的影响，只需利用价格、数量、相符成本信息及生产厂商对市场价格变动的反应，就可进行相对简单的计算。其模型在研究法规或标准对不同市场的影响上可以做不同的改变，其有效性还有待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差异化产品和不完全竞争等微观经济学理论定量计算方法上的进一步发展。四、总结以上是沿贸易导向和福利导向介绍了到目前为止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身和与之联系较为紧密的一些分析方法以及采用这些方法的主要研究成果，评价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和不足。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远大于单纯对贸易的影响，所以从福利角度进行研究更有说服力。为了全面有效地分析其影响效果，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对进出口国贸易流量的影响;对国内外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对第三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消费者的反应等。价格差/关税等价率法、存量指标(如标准数等)法以及调研数据法是常用的量化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身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还需进一步改进。把它们和引力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比较适合于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影响;而把它们和局部均衡模型或一般均衡模型相结合的方法是目前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社会福利影响比较有拓展潜力的方法。(注:本文获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对策研究”的资助，项目编号07BGJ008。)【J.，R.Loader，andA.Swinbank，M.Bredahl，andN.Lux.ImpactofSanitaryandPhytosanitaryMeasuresonDevelopingCountries[M].CenterforFoodEconomicsResearch，UniversityofReading，Reading，2000.鲍晓华、朱钟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测量及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6(7).Thornsbury.PoliticalEconomyDeterminantsofTechnicalBarrierstoU.S.AgriculturalExports[D].PhDdissertation，VirginiapolytechnicInstitute，1998.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篇7

关键词：贸易；潜力；中国；德国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近些年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1]，而德国又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德国都占有明显的比重优势，是中国在欧盟的最大进口来源地和最大出口目的地[2]。2013年主席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加强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的决心[3]。德国是“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国家和重要的目的地[4]，所以研究中国与德国的贸易潜力，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引力模型起源于物理W中牛顿的“引力定理”，后被修正改进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是学术界探析影响贸易相关因素的重要手段。学术界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范畴的是TimBergen和Poyhonen，他们认为两国或两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总流量与两国之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呈正向关系，与两国之间的空间距离成反向关系。之后很多学者开始扩展引力模型的解释变量，并对不同地区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5-8]。目前学术界对中欧贸易的研究已比较丰富，但对中德双边贸易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宋坚梳理了中德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中德双边贸易的现状和发展前景[9]；厉无畏、陈继勇、毛蕴诗、刘爱龙等分析了德国在华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并对中德双边贸易进行了简单分析[10-13]。孙楚仁等将1978年来中德两国的贸易情况分为三个阶段，细致研究了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并总结了影响因素[14]。周建明分析了1906年～1934年中德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得出当时的中德出口商品结构基本相似[15]。董芳、高金田等通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指数、结构收益性指数及出口相似度指数来测度中德两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竞争力，进而分析影响中德两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主要因素，得出中国出口商品存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过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偏低等问题[16-17]。杨解朴研究发现，德国在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更大的依赖性，进一步研究两国贸易结构发现中德贸易产品的互补性较强，中德双边贸易规模扩大在未来依然有巨大的潜力[18]。梅兆荣认为新形势下中德贸易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德经贸关系在新时期新情况下面临着一些误区，这制约了中德贸易的发展[19]。

综上可以看出，学术界现有研究更多从定性分析的角度关注中德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德双边贸易的现状及前景、德国在华投资、两国出口商品结构比较等五个方面，而定量分析中德双边贸易关系的文章较为缺乏。本文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和引力模型，利用2014年37个国家的数据，定量分析中德双边贸易的发展潜力，为进一步深化中德双边贸易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

1中德双边贸易现状

1.1增长速度较快，贸易逐渐深化

1998年～2014年，中德双边贸易规模不断增大，增长速度较快，贸易总额从143.75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777.16亿美元，增长了12.36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7.86%（图1）。除2009年和2012年出现小波动外，其他年份中国对德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均呈现上升态势。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德双边贸易额有所下降。2012年是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叠加年，受美、欧债危机的影响，国际经济环境依然严峻，全球经济增长缓慢，主要表现为：对于中国而言，处于“十二五”规划的开局年，各地政府上项目热情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对于德国，其正处于政府选举时期，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对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进出口额方面，1998年年～2014年间中国对德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从70.2亿美元和73.54亿美元上升至1050.13亿美元和727.0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13.96倍和8.89倍，增长显著。中德双边贸易进口、出口和贸易总额的增长率方面，1998年～2002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远高于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增长率和中德贸易总额增长率，2003年开始出现大反转，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增长率高于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和贸易总额增长率。

此外，中德双边贸易逐渐深化。特别是中国作为贸易伙伴国在德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上升较快。如图2所示，中德贸易额占德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2年的2.51%增加到2014年的6.53%，增加了接近两倍，并且还有上升的态势，这也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德国重要贸易伙伴；中德贸易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年平均值为4.47%，也不容小觑。

1.2中德双边贸易有较强的互补性

2012年～2014年，中国对德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杂项制品等，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产品（表1）。德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有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光学/钟表/医疗设备等，多为资金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品（表2）。虽然从比例上来讲，机电产品是中德两国贸易的主要产品，但是两国贸易的产品等级不同，中国向德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大多属于加工贸易，而且多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而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是附加值更高的高新技术产品，他们更注重技术、品牌、质量等非价格因素。

这是由中国和德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德国工业起步早，资本丰裕、技术先进，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德国的产业结构特点决定了德国位于全球价值链条的顶端，参与全球的高端专业化分工。德国主要从中国进口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是初级加工产品，然后对其进行深加工，增加其附加值，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工业化起步晚，资本积累相对较少，技术比较落后，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需要从国外引进大量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两者都是德国的强项。因此，中德双边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2中德贸易结合度评估

贸易结合度指数（TI）是由经济学家布朗（A.J.Brown）提出，后经过小岛清等人的研究得到了完善，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贸易结合度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TCDab=（Xab/Xa）/（Mb/Mw）（1）

式中：TCDab表示b国作为a国出口市场的重要性程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的出口总额；Mb表示b国的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的进口总额。如果TCDab和TCDba均大于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出口市场。如果TCDab和TCDba均小于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松散。

由中德贸易结合度指数可以看出（表3）：第一，无论是TCDcg还是TCDgc的值都小于1，说明中德之间的贸易联系还不够强，而中德之间的出口商品结构又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也就意味着中德双边贸易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二，TCDgc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说明中国日渐成为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德之间的双边贸易潜力巨大。第三，2005年以后，中国对德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在波动中减小，主要原因在于中德双边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逆差加剧，相互间摩擦逐渐增多。特别是近年来中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提高，而中国对德国的出口没有同比增长，因此中国对德国的出口额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与此同时，中国从德国的进口额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在上升，从而对中国对德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产生影响。

3中德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贸易潜力进行测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指数测算分析和引力模型回归。相比较而言，引力模型不仅具有操作简易、数据处理过程方便的特点，而且还能探析相关因素对贸易潜力的影响大小及程度，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本文选择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德贸易潜力进行测算和分析。

贸易引力模型的计算公式如下：

Xij=A（YiYj）/Dij（2）

其中Xij表示i国家对j国家的出口额，A表示常数项，Yi表示i国国内生产总值，Yj表示j国国内生产总值，Dij表示i国和j国的空间距离，一般用两国首都距离或经济中心距离来衡量。

3.1中德双边贸易流量分析

（1）影响因素分析

国际双边贸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主要包含GDP、人均GDP、两个国家之间的距离、区域贸易合作、政治关系及文化背景、国家科技进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参考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20-22]，根据中德两国国情，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指标的可度量性，本文主要选取中国与伙伴国的GDP、中国与伙伴国的人均GDP、中国与伙伴国首都之间的绝对距离、中国与伙伴国是否同属于APEC、中国与伙伴国是否同属于WTO等5项指标进行模型回归分析（表4）。

（2）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包括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爱尔兰、澳大利亚、巴西、比利时、丹麦、德国、俄罗斯、法国、芬兰、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哈萨克斯坦、韩国、荷兰、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秘鲁、摩洛哥、墨西哥、南非、挪威、葡萄牙、日本、瑞典、瑞士、泰国、西班牙、新加坡、新西兰、意大利、印度、印度尼西亚、英国和智利等37个国家2014年的数据，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选取原因在于，首先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规模较大，有利于对中国国别出口潜力的估算和分析；其次，这些国家分布在各个大洲，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及生活水平各不相同，极具代表性，可以较好地反映总体的特征。中国与各伙伴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来自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各国的GDP及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国首都与各国首都之间的距离由GoogleEarth软件测量而得。

（3）模型构建

为使引力模型转化为线性模型，两边都取对数，然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新的模型为：

LnT=？琢0+？琢1LnYYj+？琢2Ln■■j+？琢3LnDS+？琢4WTO+？琢5APEC+？着（3）

式中，T表示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总额，即双边贸易流量；Y表示中国的GDP；Yj表示贸易伙伴国的GDP；■表示中国的人均GDP；（■）j表示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DS表示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WTO和APEC为虚拟变量是否加入WTO和是否加入APEC，加入时取1，反之取0。

（4）回归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8.0对包含5个解释变量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OLSE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结果（表5），得到回归方程为：

LnT=3.28+0.48LnYYj-0.06Ln■■j-0.77LnDS+0.56WTO+0.65APEC（4）

回w结果表明，整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50%，在0.05的置信水平下，F统计量通过了检验，这表明回归方程整体通过了检验，模型检验比较成功，且解释力比较强。

具体到每个指标来说，在0.05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的GDP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两国人均GDP呈较弱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流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国的GDP，贸易流量的大小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息息相关；而人均GDP对双边贸易有微弱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不断完善，消费者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进而使进出口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伙伴国的GDP每增加1%，两国的贸易流量增加0.48%。在0.05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距离每增加1%，两国的贸易流量减少0.77%。这是因为两国之间的距离大小代表两者贸易的运输成本大小，是阻碍双边贸易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区域合作组织内部经济合作机制将促使双边贸易流量增加。在0.1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是否同属于APEC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属于APEC对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的促进作用是0.65%，这表明与贸易伙伴国同属于一个经济组织，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同样地，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是否同属于WTO也是正相关关系，同属于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与伙伴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正向拉动作用要小于同属于APEC的拉动作用，究其原因在于，同属于APEC的国家之间，地理位置相近，贸易联系更加密切。

（5）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

根据建立的贸易引力模型，将中国和德国两个国家的数据代入，得到中德两国双边贸易额模拟值。与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图3），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增长相对稳定。受2008年金融危机和美、欧债危机的影响，2009年和2012年，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出现小幅下降，但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在该年份仍表现为小幅增长，主要原因为模型选取的变量中缺少经济环境方面的变量，忽略了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德双边贸易的影响。2003年以来，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和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之差逐渐扩大，中德双边贸易额实际值远高于中德双边贸易额模拟值，这说明中德双边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

3.2中德双边贸易潜力估算

用实际贸易流量与运用引力模型计算的模拟贸易流量相比较以估算国家间双边贸易流量发展的潜力（表6）。根据刘青峰和江书竹关于贸易潜力的分类，实际双边贸易额与模拟双边贸易额比值大于1.2的称为“潜力再造型”，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潜力非常有限，双边贸易只有在发展新的积极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才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比值介于0.8和1.2之间的称为“潜力开拓型”，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间仍然存在一定的贸易潜力，具有一定的扩大双边经贸的空间；实际双边贸易额与理论双边贸易额比值小于0.8的称为“潜力巨大型”，这种类型的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潜力很大，可尽量排除双边贸易障碍以推动贸易的正常发展[23]。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估算只是在现有条件基础上进行的，其他新影响因素的出现还会使贸易潜力发生变化。

由2002年～2014年中德双边贸易潜力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图4），2001年中国刚加入WTO，贸易摩擦有所减少，中德两国之间的贸易逐渐深化，2002年～2003年贸易潜力表现为潜力巨大型。2004年～2012年，中国与德国的双边贸易潜力均大于1.2，说明中国与德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已经得到充分发挥，双边贸易只有在发展新的积极影响因素的条件下才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13年以后，虽然贸易潜力值仍大于1.2，但是下降明显，这与“一带一路”战略息息相关，“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德双边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两国的贸易领域得以扩大，双边贸易得到加强。

4结论与讨论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1998年～2014年中德两国双边贸易规模大、增长速度较快、贸易逐渐深化。从贸易平衡角度来看，中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且逆差越来越大。从整体性贸易结合程度来看，中国与德国的贸易结合程度现在处于较低水平，但是有逐渐增强的趋势，特别是中国作为德国贸易伙伴的地位逐渐加强。商品结构方面，中德两国的商品结构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主要向德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德国主要向中国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贸易潜力分析的结果看，2002年～2014年中德贸易潜力值在波动中增大，说明中德的贸易潜力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

基于上述分析，中德两国应该保持现有的有利因素，并积极培育和发展其他促进贸易发展的因素。首先，两国应在互相尊重、和平共处的原则下，共同进行市场、文化等方面的调查，科学分析中德两国消费者偏好和消费市场特点，利用两国逐渐增强的贸易结合度，以及商品结构的互补性，促进两国的经贸发展。其次，改善贸易市场环境，德国应改善市场准入条件，正视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吸引中国投资者；对于中国而言，要建立透明的法律制度，积极引进德国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从而提升生产水平和贸易产业结构。第三，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培育中德自由贸易区，促进商品流动、投资和技术合作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双方除在贸易、金融、保险、旅游等方面开展合作外，还可在高科技、农业、环保等行业进行合作，拓宽服务贸易领域。此外，要以“一带一路”为抓手，重视中小企业的投资与合作。德国大多以中小企业为主，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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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rrentsituationandpotentialevaluationof

Sino-Germanbilateraltradebasedongravitymodel

ZHANGJun-ling，ZHANGYu-ze，ZHANGXiao-qing

（SchoolofGeographyandEnvironment，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篇8

[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and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etal.，2011；Feenstraand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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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1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迅猛增长，30多年来实现了高速度和跨越式的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动了整体经济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但是，我国加工贸易也出现一些问题，如加工贸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高投入、低产出，中国获利甚少。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也逐渐失去了比较优势。据海关总署统计，2012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为38667.6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6.2%，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3439.5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2.9%；内容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加工贸易不断发展。针对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我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加工贸易，使我国的加工贸易得到很大的提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近年来加工贸易的发展也暴露一些问题，显现出我国加工贸易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本文把加工贸易纳入全球价值链视角，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及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现状，通过构建相关模型，对加工贸易产业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并在借鉴日本、新加坡、韩国的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状况，提出了推进我国加工贸易应发展高端加工贸易、实现产业升级、协调东中西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关键词：加工贸易中国全球价值链附加值转型升级2013年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1603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7.6%，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3578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1%。在进出口中，加工贸易占比较大，但加工贸易增长存在放缓趋势，占进出口额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我国加工贸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之下，但主要处于低端，面临失去一些比较优势，因而我国需要改变传统的加工贸易方式，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013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十七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认为应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2014年3月，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应该推动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可见，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高度重视，我们必须基于全球价值链分析我国加工贸易发展问题，促进其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增长。国际化营销战略，一般指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具有长远眼光的发展规划与实施路径，是企业在国际化的发展中实现营销目标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策略。目前我国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全球价值链的体系下开展企业的营销活动。但是，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看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其正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具有高投入、低收益特点，因此我国加工贸易必须转型升级，有针对性的实施国际化的营销战略。本文就中国加工贸易存在的问题，提出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加工贸易营销战略，以期为更好地提升我国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供帮助。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篇10

关键词：近代中国；贸易史；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14-02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海关及关税

（四）其他方面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J].历史研究，2001，（2）：82.

[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72.

[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6]王军.略论近代货栈业与天津华北物流中心地位的形成[J].现代财经，2008，（11）：97.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篇11

一、引言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无论从进出口的规模、进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我国贸易对全球贸易的贡献来看，我国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在既有的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有相当多的文献，但对外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的重要方面正是对外贸易结构的迅速提升”2007，忽略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注定是存在偏颇的。国内外部分学者探讨了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e（1995）根据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强调一国国内含有先进技术的进出口投入到国内生产，可直接提高国内既有生产函数的效率，进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Keller（1999）通过不同贸易结构与技术转移影响本国TFP的视角，发现国内TFP的增加与进口份额存在正相关关系。关于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结论。如国内学者王永齐（2004、2006）基于Baldwin（1992）和Mazumdar（1996）关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争论，构造了一个贸易结构测度指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估计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结构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徐光耀（2007）得出了在不同的贸易结构下，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不同促进作用的结论，李兵（2008）的研究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进口则有抑制作用。二、变量、数据与研究方法

贸易结构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附加值的高低，可以用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相对比例来表示贸易结构。初级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弱；工业制成品附加值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往往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而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却相反，以进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经济学家通常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进出口中的相对比重来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劣。本文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我们考虑构建三变量VAR模型来进行考察。这一方面是因为VAR模型较单方程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因为本文所考察的经济变量多为水平变量，具有非平稳性，简单回归方程容易产生伪回归问题，必须进行协整检验，因此我们选择在多变量VAR系统中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式中，表示外生变量，表示残差，为各变量的系数，p为滞后阶数。可根据研究需要而改变各变量的具体指标内涵，从而得出最合适的结论。

三、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几乎所有表示绝对量指标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因此我们在对变量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检验其平稳性。本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的水平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其中，检验过程中滞后期的确定采用AIC最小准则，以保证残差值非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1。

注：检验形式（C,T,L）分别表示带常数项、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D表示差分算子*（**，***）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由表1可以看出，在变量的水平值上，所有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可认定LNGDP、LNEXM和LNIMM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变量是平稳的。于是，我们认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为I（1）。对于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他们的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

2.协整分析。由于VAR模型的稳定性与其滞后期有很大的关系，滞后期越长模型的稳定性越差，因此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在选择滞后阶数时，一方面要使滞后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地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滞后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减少。所以通常在进行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依据上述思路，本文根据Eviews软件中的LagLengthCriteria综合考虑LR检验、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等检验方法，并对模型的异方差、自相关和正态性进行检验，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通过对各最优滞后期模型进行AR视图检验，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均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时，VAR模型是稳定的。

为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对原始数据序列的分析来确定数据空间中是否存在线性趋势，并根据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所得的结果，从而确定我们选择的检验形式（具体检验步骤略），综合检验结果见表2。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范文1篇12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andStevens，1974;Gopinath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and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andKlein(1998)、Eatonand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and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and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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