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审慎；艺术；文化；哲学；超越性

拜伦在1821年希腊独立革命爆发之时，曾写下感人肺腑的诗篇《哀希腊》“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一刻钟，梦想希腊仍旧自由和欢乐；因为，当我在波斯（人）墓上站立，我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奴隶”，对文学史世界而言像一面为自由而战旗帜般的拜伦，于1824年因感染伤寒，死于希腊西部的米索朗基。

这一场希腊之战的奈何有如此大的震撼力，毋庸置疑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对文化的保卫都来自本能，而希腊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对于其他国家及地区更有着一衣带水的作用与意义。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人类智慧的象征，她不但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明，在艺术与哲学等诸多方面都独领，还孕育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胚胎。

一、希腊艺术之于西方的永恒性意义

对于希腊艺术的辉煌成就和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没有希腊艺术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8世纪中叶，温克尔曼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变得伟大，如果可能的话，伟大得无可比拟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古代人。温克尔曼认为希腊人关于美的观念虽然源于自然，但却“高出于自然”，“是完全出自心灵之理想的自然”。这一论著对当时欧洲盛行的审美和文化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温克尔曼认为西方艺术如果要具有创造性，要达到纯粹的美，就应该模仿古典希腊艺术，而不是模仿自然。希腊艺术是单纯、完美与和谐的典范，代表了“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后来他还以一种有机理论对希腊艺术的发展进行了完整的解释：希腊艺术就像个完整的有机体，经历了起源、发展、变化和衰落四个阶段。在温克尔曼的眼中艺术史不再是以对于单个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细致描绘为中心，而是基于对艺术作品赖以产生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把握，艺术作品被看成是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文化表达。温克尔曼的论著卓越性地阐述了西方始有的关于理想与自由，正义与内省的对话从希腊艺术而来，而希腊艺术的巅峰正是来源于其希腊文化中哲学对于人的审慎传承而来，

二、希腊文化的核心气质

从古希腊哲学的肇始，“由物及我”的基本思维格局这一西方人的认识论传统就得以典型呈现。古希腊哲学家大多总要在外部寻找一种涵盖一切的统一秩序，他们认为最终极的存在就是宇宙天体；人性、道德、理想等等，只是与宇宙元素相应的种种活动而已。这种“由物及我”的认识方式延伸到人本身的认识，不过，当古希腊哲学和原始科学在揣测人与自然的对应关系时，其归属还是人。也许可以这么说，在古希腊人那里，人的生活被一分为二，是由两种可能性组合的。这两种可能性中，超感性生活被理解为人的真实的、高级的、区别于动物的生活。希腊人深知：人能凭借理性高出动物，而生就与泥土为伴的凡夫俗子，却又分为有奥林匹斯诸神的七情六欲，人要被拉回到动物水平也十分容易。因此，他们也同孔孟一样十分强调之别，之“罪”、“物欲”之“罪”对人的诱惑，人对“罪”的认知和精神反抗。

三、希腊哲学的超越性

苏格拉底曾区别了人的生活的双重性即内与外：人有外在的、表面的、动物性的一面，大众以为的“快乐”即在此层。但是，这只不过是假的知识所认可的快乐，人还有内在的、深处的、人性的一面，那是真正的幸福之所在，唯有真知才能把握，这一内外分别实际上将幸福与快乐、与欲望，与利益作了区分，成了人学史上十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划分。在柏拉图那里，“真正的贵族”是纯粹的人作为人本身所能达到的最高优秀和高贵。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渴望怎样的生活是由人的德行决定的。

这里有一个相关联的问题：人的存在不能被简化为被需要裹足的存在，而必得居住在意义的世界中，这种论说的依据何在？在论证此一问题时，苏格拉底奠定了古代希腊解释人时的论述：唯有真知才能把握。康德也坚持在自然界中排除目的论，他认为因果论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却难以解释一个毛毛虫的生命。生命尚且如此，对高级的生命活动而言的人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尽可能遵循美德生活，尽可能遵循真知生活，这是一个关于幸福的价值真理。而坚持的理论前提是：人是自由的理性动物，人是一种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

希腊理性人学的探究给予我们的启迪是：对“什么是人”的追问，并不是要给“人”下个“定义”，而是要人去理解人的意义，这个意义在概念知识上永远是有问题的，但却可能对直接生活的思考、品味、注视与感喟中体会、领悟出来。在黑格尔看来，希腊人之后的西方文化。其特点是“个人与整体和普遍性的东西割裂开来”，这是“个体”压倒“群体”的不和谐。唯独希腊人，还保持着一份“克已”与“利已”之间的纯正。确如黑格尔所言，事实上，我们很难用近代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范畴去界定希腊人对于个人与整体（城邦）的理解，他们既非个人主义的，又非集体主义的，这两者的区分，只有当个人与社团的分裂对抗和相互利用成为常态之后，才有必要。希腊哲学家要寻找的“人”的普遍性就不存在于它的概念之中。“物以类聚”是物理自然的概念，“人以群分”是社会伦常的概念，而活生生的人则是个体的“群”，“群”在“个体”之中，“个体”也在“群”之中。希腊人所称之为的人的合乎“理性”与不合乎“理性”，其实，就是尘世间群体利益之平均值的一种抽象。通过它所呈现的动态轨迹，可以看出动荡不安的人类总是试图在相互冲突的价值追求之间寻求一点点平衡。然而冲突是常态，平衡只是瞬间——不单人类总体的伦理观念是如此，每一个独立的个人与其所属的群体的关系也是如此。

小施莱格尔在《论希腊诗歌研究》中对于希腊诗歌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希腊哲学贴切的叙述“即使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仍然受到自然主宰的时候，希腊诗歌业已包含了完整的人类本性，表现了其最为圆满、最为愉悦的宁静状态”，当下的人所要寻求的正是这种希腊理想。对我们而言，希腊人对于人心的审慎超越了历史的循环。我们对于希腊的了解不仅仅是愉快的、有用的或者是必须的，而只有在希腊哲学，希腊人那里我们才寻找到了我们理想的自身。如果说其他历史以人类智慧和人类经验丰富我们，那么从希腊哲学这里我们获得的是某种超凡脱俗的东西——是某种神圣的东西。

【参考文献】

[1]温克尔曼著.希腊人的艺术[M].邵大箴，译.桂林：广西师范出版社，2001.

[2]朱光潜著.西方美学思想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古希腊文化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古希腊古罗马雕塑影响征服

罗马共和时期，由于受到希腊先进的文化艺术的直接影响，其雕刻艺术无论在题材上还是风格上，都与希腊雕塑一脉相承，并主要表现在神像雕塑上。古罗马雕塑艺术在古希腊和中世纪之间对西方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于古希腊雕塑艺术传统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罗马帝国雕塑艺术的繁荣应该说是在古希腊艺术传统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产生的。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古希腊人审美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古希腊人的雕塑技艺。

首先是古希腊人的审美观念影响：古希腊人认为强健的身体是一切善与美的本原。早在古希腊奴隶制国家时期，由于城邦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战争和体育场使希腊人形成了一种特殊观念，那就是在战争中能武善战，身体最强壮、体魄健壮完美的人，才能获胜成为英雄并受到公民的尊重和爱戴。在他们心目中的偶像的标准就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矫健强壮。他们认为：“强壮的体魄是自由公民的首要素质，健美的身躯是人世间最美的形象，身体应该与灵魂和谐地共生在一起。”古希腊人对自身形象的关注和探索来源于这样的身体观念。

古希腊的雕塑家们除了艺术技巧之外，在艺术思想和表现力上也有很大的贡献。以《掷铁饼者》为例，雕塑家以对瞬间运动的表现，充分展现了当时体育比赛中竞技者的风采，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健美和谐的人体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作品表现了一个强健的男子在掷铁饼过程中将铁饼摆到最高点、即将抛出的一刹那，右腿是雕像的重心，同时是整个身体屈伸与旋转的轴心，表现出掷铁饼者的瞬间强烈的动感，同时又保持了雕像的稳定感。这尊雕像的运动感和节奏感，传递了运动的意念，表现出人体的和谐、青春和健美的力量。

古希腊的艺术家们找到了能代表整个古希腊精神的人体比例关系：黄金分割比，符合黄金分割比的形体让视觉体验轻松和谐又有变化。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有《米洛的维纳斯》，这尊雕像创作于公元前2世纪末，高204厘米，1820年发现于爱琴海的米洛岛，1821年后为卢浮宫所收藏。她被誉为“黄金时期的缩影”，总结了古希腊所代表的一切。女神虽然失去了双臂，只保留了头部和面容，但是雕像身体的曲线变化和沉静的表情，使人们真切的感受到女性特有的温柔宁静的美，被认为女性美的原型。

在雕塑技艺方面，意大利北部的伊特拉里亚人最初在希腊艺术家的帮助下逐渐发展了具有地方性的希腊艺术形式，而居住在中部的罗马人的雕塑技艺却远远落后。公元前396年，罗马人开始向外扩张，攻占了里罗马最近的伊特拉里亚，并从那里掠夺了很多雕像和供奉物。但是当时的罗马人仅出于的目的把它们作为宗教崇拜物，并没有把这些雕像看做是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品。随着罗马势力的不断扩大，大批的艺术品源源不断地从各地运到罗马，包括一些雕像和绘画作品，以及工艺美术品，大量地呈现在罗马人的面前。在这样的状况下，罗马很快就被卓越的希腊雕刻艺术所强烈吸引，并且很快意识到希腊雕刻艺术的社会功能及其巨大的适应性。

布匿战争之后，罗马人对希腊文化产生了一种赞美和仰慕之情，他们甚至学习希腊语，模仿希腊的建筑，雇佣希腊的雕刻家，罗马的许多神也被等同于希腊的神。拉丁的诗人采用了希腊的韵律，拉丁的哲学家接受了希腊的哲学理论，最终罗马在文化上为希腊马首是瞻，从而成为希腊的附庸。他们对希腊雕刻作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通过战争直接从希腊本土掠夺的雕刻作品已经满足不了需求。罗马贵族雇佣一些被俘的希腊艺术家从事雕刻创作，他们一方面大量复制希腊作品，另一方面又按照罗马人的要求制作新的雕刻作品。在罗马境内，有数以千计的技术娴熟并受过良好的训练的希腊雕刻家及工匠随时为罗马人制作和复制雕像，在罗马帝国初期创作了大量的雕塑作品用以美化城市和为帝王歌功颂德。

公元1世纪后半期，罗马帝国逐渐安定和经济繁荣，，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最伟大的皇帝的统治下，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到达了顶峰。这一时期纪念性雕像的艺术风格出现了一些变化，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也转向写实的个性化刻画，罗马帝国的雕塑艺术从而逐渐摆脱了希腊古典风格的影响。现藏哥本哈根的一尊图拉真全身雕像最能反映出这一艺术风格上的转变。正如莫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此时的罗马艺术内容已是实际而非想象，肖像更是不折不扣的写实，浮雕式严肃的历史记载。”

出于罗马帝国初期社会政治环境的需要，这时期的雕像具有典型意义的理想化的表现形式。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对内对外战争之后，正处在日渐复杂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中，政权掌握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稳定和维持政权。希腊理想美的原则把罗马帝王与神相提并论，使作为帝王的权威和影响遍布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古罗马雕塑是西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西方现实主义雕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所以说，虽然罗马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逐一征服了希腊各城邦，但是在艺术和文化上罗马人却十分欣赏希腊人的伟大成就。在希腊被罗马帝国征服以后，西方的文化艺术中心由希腊转移到了意大利早期的城市，罗马诗人荷拉斯认为：“罗马征服了希腊，在另一种意义上（指文化艺术）希腊也征服了罗马”。

参考文献；

[1]罗丹《罗丹艺术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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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针对“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想既促成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荣，又维护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纯洁性的说法，通过对完人教育理想的本体溯源以及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转变过程，发现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现实选择是完人教育理想的破灭与重塑，而能够与其保持一致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古希腊竞技体育独有特征只不过是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与完人教育理想矛盾对立的产物，直至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相差无几了。

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如:宗教祭祀、祈福避祸、纪念英雄、政权更迭、战争和外交等等，由于年代久远，文献遗失，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说法，即古希腊的体育旨在施行体智并重，心身并举的完人教育的说法却广为流传，日益深人人心。这是由于现代竞技体育存在的一些弊端与恶习，诸如职业化所带来的过度训练，功利化所带来的只重视成绩，商业化所引发的暗箱操作、金钱交易等，一些学者据此证明，现代竞技体育已经偏离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正常轨道，丧失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精神，要想克服这种弊端，必须复兴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精神，重塑体育与智育并重、力量与知识并举的完人教育理念。

事实上，我们对古希腊竞技体育和完人教育理想的理解存在偏差。因为，这种理想在古希腊从未成为现实，而且在这种理想指导下的古希腊竞技体育，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使其与完人理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是柏拉图等哲学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矛盾，此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有特征亦随之丧失，与现代竞技体育也就大同小异了。

1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与思想基础

1)非功利性。考古的发现与相关的研究不断证实，古希腊的体育竞技与今天大不相同。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非功利性，不但竞技的承办方不会从活动中牟取任何收益，就连竞技的优胜者，亦不会从中获取某种物质好处，而更多得到的是精神奖励。这种非功利性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代奥运会的纯洁性，因为，功利性因素的涉人，难免会带来一定的腐败机率。现代奥林匹克的创立者顾拜旦对此亦深有感触，因而主张抵制奥运会的商业化，并把商业化与奥运会的变质腐化联系起来，而力图维护其非功利性。但别具讽刺的是，第1届现代雅典奥运会因为出现了资金紧张，雅典政府为此不得不进行商业操作，靠民间募捐和发行纪念邮票等方式才勉强度过了难关。可见，所倡导的非功利性只是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一种理想礼。

2)非职业化。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坚持业余化原则，拒绝接受职业运动员的参与。业余化的好处非常明显，首先，运动员无需仅仅参加某一项或某几项运动，因而不会导致体育技能的畸形发展;其次，运动员参与比赛的目标在于娱乐性和参与性，而不必过分在意比赛结果;最后，非职业化可以吸纳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参与比赛，彰显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古希腊竞技体育在其初始阶段，更多是贵族精英内部的自娱自乐，而极少吸收平民阶层的参与，贵族阶层的闲暇亦是促成这种非职业化的重要原因。

3)完人理想。一般人认为，现代竞技体育的诸多弊病与不足，主要发端于商业化(功利化)和职业化(专业化)因素。因此，为了克服现代竞技体育的弊端，有必要复兴古希腊的体育精神，倡导古希腊的“完人”教育理念。古希腊人认为，要将竞技体育教育与知识教育一道，作为培养完善人格的必需环节;形体美和心灵美对于造就个人的美德同样重要。所谓完人理想就是体育与智育并重发展的理想，而这种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念在价值层面上体现为古希腊崇尚健全思想寓于健全身心、尊重生命、追求公平、和谐发展的体育精神，于竞技体育活动中表现为“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特征，可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离不开古希腊人对完人理想的无限追求。

2《荷马史诗》与完人教育理想的幻觉

古希腊历史因其结构复杂而令人眼花缭乱，仅就现今考古的发现已经证明，它至少是克里特、迈锡尼、希腊城邦以及东方古代4种文明交错混合而成的结果，因此，详细考证其“竞技体育”和“完人理想”的各自的发展史及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荷马史诗》中可以约略地看出“完人教育理想”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基本形态。《荷马史诗》是以古希腊迈锡尼时期的特洛伊战争为背景，塑造了古希腊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可谓是古希腊完人教育理念的最初起源与标准样板。本来，把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榜样，这在古代是通行的做法，是无可厚非。但是古希腊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榜样，而且把这种完美人格作为现实的目标，期望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与培育程序，把每一位希腊公民都塑造成这种完美人格范本一样的人。不过，因为伴随着竞技体育和智育的各自发展深化，这种完人的教育不是在体育与智育之间顾此失彼，就是对两者浅尝辄止，因而既不能造就真正的运动员，也无法培养伟大的哲学家，雅典教育的实际结果是只培养了运动员，而无法在智育方面取得大的成效。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错位，根本原因在于希腊人未能分清《荷马史诗》是介于半神话与半史实的作品，从而以信史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荷马史诗》中虚幻的“完人”理想。古希腊人一旦接受其为信史，同时把其中的“完人”理想贯彻到现实之中，就有混同想象与现实之虞。换句话说，如果泛泛地讲体能与智慧并重，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但是如果把体能提高到以一挡万，把智慧说成了神人不及，那么这样的两相并著，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古希腊人为自身设定了一个太过高远的目标，因而导致其在实践之中，不是过于注重了体能的培养，就是太过偏向于智能的提高，而很难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所以古希腊人对《荷马史诗》的盲目推崇，导致其确立了过于高远虚幻的教育理想。

3完人理想的幻觉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背道而行

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特征及完人教育理想的来源考察来看，古希腊竞技体育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两大特征，正好可以映衬“完人”教育理念，并与这种幻觉保持一致性。但从历史上来看，应该说古希腊竞技体育与完人理想之间的根本矛盾，使得这些特征失去了不断发展的土壤，不可能在现实中长久存在，即使存在也只是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初创阶段。因为，古希腊人较早确立的身心并重、体智并举，培养卓越之完人的教育理念，有更深刻的内涵。他们所谓的体育，并非我们现代泛泛所讲的身体运动，而更多地特指竞技运动，也即体育比赛;他们所谓的智慧，也并非今天所说的文化教育，而更多的是指智慧教育、哲学教育。按照这样的考证，真正的完人既是运动竞技场上优胜的运动员，亦是学园中通晓智慧的哲学家。这种理想的设定是很高的，也只有在少数贵族，才可以做到这种既研究哲学，又进行竞技的体智并重。这就难怪在公元前500年至480年期间举行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优胜者或都是贵族，或都是职业竞技者，而真正的业余竞技者实际上就是这些贵族，他们之间才真正体现着“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竞技体育理念。

伴随着古希腊的竞技体育活动越来越被重视，获胜者的奖赏越来越丰厚，体育与智育各自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竞技体育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就再所难免，竞技者要想获得竞赛的胜利，必须很早就跟从专业教练，进行相应的训练;训练的种类几也从以前的无所不包，变为专门修习其中的一两种;而训练的方法，则愈加专业化。其中既包括具体的竞技技艺，还包括相应的饮食学、卫生学等知识;因而一些优胜者为了提高自己的成绩，不断提出新的方法、发明或改进锻炼规则，接受特殊的饮食制度，遵守卫生条例。比如，公元前460年和456年两届奥林匹亚竞技会长跑冠军德洛麦就发明了肉食食谱，以补充竞技者的营养。所有这些均进一步促进了竞技体育继续朝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优胜者所获奖赏的不断提高，古希腊的竞技体育亦愈加难以保持早期的非功利性。竞技体育的功利化倾向不断增强。比如，雅典的梭伦就曾经颁布了一项法律(元前580)，规定每个奥林匹亚竞技优胜者可获得五百德拉克马的奖励，折桂的竞技者免除赋税，且终身由城邦供养，仅此一点，就足以断送雅典长久以来在竞技体育方面所维持的非功利性特征。此外，商业化操作跟着也兴盛起来，最初是商业庙会与节日庆典，其次是负责供应事务的妇女或，再次，竞技学堂及竞技馆，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不断强大，智育不断孤弱，所谓体智并重、身心并举的完人教育理想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而，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繁盛，根本称不上是其完人教育理念的必然结果，应该说是竞技体育本身与完人教育之间固有矛盾的特有产物，而始于古希腊竞技体育草创阶段的“非功利性”和“非职业性”特征也只能在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中如昙花一现，随着竞技体育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商业化倾向增强，这些特征便愈加岌岌可危了。

4完人理想的重塑与古希腊竞技体育发展的相向而行

在古希腊竞技体育职业化与商业化之后，非功利性和非职业化的理想已名存实亡，但希腊人仍然对完人理想不离不弃，并根据这种完人理想的幻觉对新兴的职业化竞技体育加以指责，认为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职业化过分强调了体育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智育的必要性，背离了完人理想的初衷，因而必须加以遏制。这样的要求层出不穷，却从未得到实现。法国历史学家瓦诺耶克指出，“从色诺芬尼时起，体育课和思想文化课的苛求似乎是二律背反的”，但是，这种矛盾一直延续下来，却始终未能得到克服。

过去在谈及古希腊的体育与智育并重的完人教育理想时，论者经常引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关的论断，柏拉图r5,曾说:“神赐给人两种艺术:音乐和体操。神不是赐给灵魂和身体的……而是让它们在灵魂和身体之间融合，达到张弛有度。因为，单方面沉迷于体操的人难免失之粗野，只注重音乐的人则会流于柔弱。”就表面来看，柏拉图似乎同样是在强调智育的重要性，要求增加智育在教育中的比重，以便复兴古典时期的完人教育理想。但这只是表面而已，究其实质，柏拉图等人的批判在实际上非但没有扭转，反而促进了古希腊竞技运动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就他们的理论而言，他们业已放弃了古典时期的“完人”教育理想，转而主张“专业人”的教育理念。具体来讲，柏拉图所作的工作大体可分为以下3个方面:

1)他区分了竞技体育与一般体育。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目标是成为奥林匹亚运动会的优胜者，获得物质利益与精神荣誉;一般体育的目标在于强身健体，为精神活动奠定物质基础。大体说来，柏拉图所作的这种区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职业竞技与大众体育的区分。这在今天来说已成为常识的区分在古希腊却极有重要意义。正因为缺少这种区分，古希腊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完人理想的内容规定为竞技体育与智育兼举并重，要求教育在这两者之间实现兼收并蓄，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使得这种并重化为一纸空文，结果造成教育对竞技性体育的单方面强调，而忽视了智育的重要性。或者说由于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使得教育无法在体育与智育之间维持应有的平衡。所以柏拉图对竞技体育与一般体育所作的区分，一方面部分地挽救了古典希腊的完人理想，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竞技体育的独立化与专业化。古希腊竞技体育从此摆脱完人理想的束缚，无需再在体育与智育之间藏头露尾，也无需理会外界的指责，走上了与现代竞技体育相似的发展道路。

2)他区分了完人与职业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人分为卫国者、战士和农民，这3类人的分类，实际上是在向专业化作妥协，前文之所以说他只是部分维护了古希腊的完人理想，原因即在于此。承认单个人不能既是智力突出的卫国者，同时又是擅长体育的战士，即承认卫国者与战士必需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必须进行职业化与专业化。但是要想具体地在同一个体身上，把体育和智力活动均达到极至，即既要在竞技赛场上成为佼佼者，又要在课堂中堪比哲学家，则始终是不可能的。柏拉图关于3种人的分类，恰恰解决了古希腊长久以来所面临的难题，把古希腊竞技体育从完人理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推动古希腊竞技体育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进程。当然，由于柏拉图对智慧或智育的偏爱，造成其对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评价不高，甚至有时过激地主张取消古希腊竞技体育，但是这些并不能抹杀其理论在客观上促进了古希腊竞技体育的独立发展这一事实。

3)他提出智育高于体育。苏格拉底明确把知识等同于美德，这在古希腊是第一次。在此之前，希腊人更多地是把力量与知识并重的人称为具备美德。柏拉图继承了这一发明，进一步提高知识在美德中的比重，认为卫国者、国王的美德全在于智慧，在于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卫国者固然也需要进行体育训练，但这种训练更多的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而非出干美德和竞技方面的要求。就这一点而论，柏拉图不仅否定了完人教育的理想，确立了专业人的方向，而且在3种不同的专业人之间确立了在智育、美德和竞技体育3方面选择上所表现出来的高下优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