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1

对法学研究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主题话语，还需要延展至相关领域，从而有助于研究的深人，并充分体现研究价值。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在根本目的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首先，法学研究类型与法学教育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性。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法治作为社会有序运行的机制，决定了以法律和法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决定了法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由此引出两种法学研究类型:其一，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实务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制定和法治系统的形成;二是用法学理论指导法律的实施和法治状态的推进。其二，间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实践的法学研究类型，即原理研究。这是指法学理论本身的建构，是要揭示法律和法治的建立及运行的根据和规律。两种类型的关系好比砍柴”与磨刀”，缺一不可。需要指出，法律实务工作者从事法律实务本身就属于实务研究。因为法律实务既是客观外在的工作流程，也是主观内在的研究过程。换言之，法律实务乃客观外显的实务工作”与主观内存的实务研究”相结合的过程。所谓研究，不过就是运用理论去发现、分析、演绎、归纳和回答问题的思维活动。其中的问题是原理，就是原理研究;其中的问题是实务，就是实务研究。法律实务工作者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务问题的思维活动，当然就是法律实务研究。法律实务事关重大且专业性极强，实务者必须有严格的科学精神，不能盲目和随意，这就需要以法学理论为指导对实务问题开展细致的科学研究。法律实务有着比其他实际工作更为突出的研究特质。对此，换个角度更加清楚:法学理论工作者对法律实务进行探讨，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对自己从事的法律实务进行探讨，其主观过程和规律没有什么不同，承认前者是法学研究便不能否认后者。不能认为法学研究只是理论工作者的事情，而实务工作者不需要研究，因为完全不需探讨的法律实务很少。再看法学教育的类型。法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法科人才，其目的与法学研究一致，即通过培养专门人才来服务于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既然砍柴”和磨刀”都为法律和法治的实践所必须，法科人才的培养就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着力培养专门的实务人才和理论人才，由此形成两种法学教育类型。实务型人才培养着眼于实务工作岗位，主要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警察等司法和执法岗位(我国大法学”概念包括公安学科，但中外对警务执法人员的培养都是法学院之外的另一个系统)。理论型人才培养着眼于理论工作岗位，主要是法学教师和研究员等教研岗位。然而，要把法科学生分别培养成两种类型的岗位人才，必须清楚:究竟要着重培养学生的何种素质和能力?两种教育类型对此有何种定位?这个法学教育基本问题的答案便是法学研究。一方面，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学生，必须在系统的法科学习中获取法学理论研究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实务工作岗位固有的研究性要求实务人才具备实务研究能力，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教育类型要让学生具备这种研究能力。法科学生获取两种研究能力的共同前提是掌握理论知识，包括法学理论和相关理论知识，这是法科人才必备的基本素养。从法学教育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两种法学研究涉及三种主体:法学理论工作者，法律实务工作者，在校法科学生。其中，在校法科学生与法学理论工作者中的法学教师反映法学教育的过程;法律实务工作者与包括法学教师在内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体现法学教育的结果。几种主体都可对法学原理和法律实务展开研究，但是，毕竟法学教育类型与法学研究类型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即法律实务人才主要进行法律实务研究，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法科学生的实务研究能力;法学原理的研究任务主要由法学理论人才承担，法学教育重在培养此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任何主体都应首先具备与岗位湘适应的研究能力。当然，区分培养类型不意味着两种人才只能有单一的研究能力。两种培养类型都要让培养对象掌握法学原理和相关理论，教学中都要联系法律实务中的现实问题，教学内容本身就有重合和交叉。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只是在法学研究的取向上有所侧重。其次，法学研究类型是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法学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有研究能力的法科专业人才。法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自然成为各国构筑法学教育体系的基本坐标。外国法学教育大致有两种模式:欧洲模式与美国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不同，却都以两种法学研究为内在依据。第一，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对法科学生分类培养。各国法学教育品种的设置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横向区分。欧洲模式中的法学本科与美国模式中的J.D.学位，都属实务教育品种，前者旨在一体化地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其培养过程兼顾几种法律实务角色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后者直接培养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则从优秀律师中选任，其学校培养环节集中在律师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两种模式中的法学博士都属理论品种，着力培养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能力;法学硕士主要作为外国学生攻读法学博士的跳板。不同法学教育类型培养不同研究能力，相应的学历学位类型只作为相应岗位的资格。例如，美国的法学博士(5.J.D.)和法学硕士(LLM，)学位通常不能作为参加律师考试的资格，此类学生就不能进人法律实务岗位。第二，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设定不同的培养层次。各国法学教育都在学历学位的层次上体现实务研究与原理研究的纵向区分。各国法学教育设置了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但不同法科人才培养品种所需要的学历学位层次不同。各国法学教育的实务人才培养类型都以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所谓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是指未来要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或者法学理论工作的人员第一次接受的系统的法学专业高等教育)为必要和充足。欧洲一般是4年本科，美国则是本科后的3年J.D.教育。所谓必要”，是指没有接受过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没有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从事法律实务，必须科班出身。所谓充足”，是指完成本国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的人员，就有了从事该国法律实务的文凭资格。然而，各国法学理论人才培养类型需要多层次法学教育。事实上，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等高学历学位人员都聚集在法学理论工作岗位上。#p#分页标题#e#第三，从两种研究能力出发，合理安排培养内容。各国法学教育都以传授法学理论和训练法学研究能力为主干。尽管法科学生由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构成特点，难免存在两个部分之外的学习需要，但其需要的各种学习项目或者由选修课解决，或者各自安排。即便是与学生就业有关的共性项目，如果喧宾夺主，也不能纳人教学体系。例如，各国司法考试或律师考试是法科学生进人实务岗位的前提，但欧美的法学教育都不以考试为主线或参照，更不安排考试培训。其考试与培养内在一致，都着眼于实务研究能力，课堂学习优秀者更容易通过考试。这种一致性促进了法科学生认真掌握法学理论和积极训练研究能力，从而保证了教学计划和质量。欧美法学教育历史悠久、发展稳定、成效显著，与其说是教育模式的成功，不如说是遵循规律的结果，其培养模式可供借鉴，其科学精神更值得学习。最后，法学研究类型为法学教育调整提供指引。我国法学教育恢复初期只有本科，面对法律实务人才和法学理论人才的双重短缺，法学本科将两种人才培养一肩挑起。法学硕士的设立是我国法学教育类型区分的标志。解决法科人才奇缺的当务之急是培养能够培养人才的师资。以法学二级学科为专业的法学硕士建立伊始，自然成为培养各门法学课程教师的理论人才品种。此后出现的法学博士是该品种的延续。法学本科逐渐转向培养实务人才。此种格局基本符合两种法学研究的规律，与欧洲模式接近。接下来十几年，法学硕士和博士与理论人才需要相适应，稳定保持有限规模，但伴随我国社会日益升温的文凭热，催生了提高法律实务人才学历学位层次的需要。为解决这种矛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借鉴美国模式，招收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从而在研究生层次把实务人才与理论人才的培养区别开来。但是，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均作为实务品种，双轨之间的关系并未厘清。本世纪初，法学师资经多年积累，需求数量减弱，门槛则向博士提升，又遇法学硕士急剧扩招，能当教师的法学硕士越来越少，其多数要从事实务。这对培养实务人才的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形成挤压，也使得不同岗位去向的研究生被理论色彩的培养一锅煮。近年，各高校招聘法学教师非博士不取，而博士的扩招又使越来越多的法学博士也要走实务之路，法学硕士则在事实上完全变为继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之后的第三个实务人才品种。然而，就法学硕士的培养来看，尽管各培养单位向实务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但在课程体系、授课内容、论文要求等基本方面，仍未突破理论人才类型的总体框架。令人不解的是，教育主管部门此时反而强化法学硕士的理论型色彩，将其归为学术型”品种，与应用型”的法律硕士相对，使两个品种的关系变得十分纠结。应当看到，我国法学教育成绩巨大，功不可没，但当前发展进人瓶颈，结构不顺，规模失控，盲目攀比，质量堪忧，就业困难等，都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法学教育呈现乱局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两种类型的法学研究能力在法科人才培养中的中心地位。第一，忽视两种研究能力与人才培养需要的对应性，导致未能科学设计法科教育品种。品种繁多，关系不明。第二，忽视两种研究能力对于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和充足性，导致一方面未将科班培养作为上岗的硬性条件，另一方面层次累赘，本科足以从事实务，却还要培养研究生，硕士能胜任实务，却还要博士，4年或3年能完成的实务人才法学教育，偏偏要用7至10年。第三，忽视两种研究能力所代表的人才素质内容，导致一方面未能真正形成分类培养，另一方面不把研究能力及其理论素养作为实务人才培养的重心，往往忙于给学生灌输工作流程、操作技能、司考方法、实务经验甚至潜规则”，从而遮蔽了法科专业大学教育的深邃灵魂。针对缺失，我国法学教育巫需科学定位和调整。第一，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基准，明确我国法学教育的品种和层次。可有四种方案:(1)保留法学本科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律硕士。(2)保留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和法学本科。(3)在理清关系的前提下保留法学本科与非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两个实务型品种，设置不同培养机制;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4)保留法学本科与法律硕士作为实务型品种，由不同培养单位自行选择其中之一;保留法学硕士和博士作为理论型品种;取消法学背景的法律硕士。第二，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根据，设置我国法学教育的内容和环节。两种研究能力决定了两种教育类型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论文选题、考核答辩、实习内容等培养方面都要有明显区别。例如，实务型学生的毕业论文不应从原理开题，不要求理论创新和发表文章，而理论型学生必须进行系统的原理研究，必须推陈出新，力求发表学术成果，要做教师还应到课堂实习。两种类型的人才培养都需要高度重视理论，让校园回归理论氛围。此外，需要不同研究能力的人才的数量关系是实务远远多于理论，招生时应保持恰当比例，相应调配教学资源。第三，以两种法学研究能力为门槛，明确两种岗位人才的准人资格。未受过实务型法学教育的法学博士不能进人实务岗位。没有理论型法学教育经历者一般不能进人理论岗位。第四，以两种研究能力为标准，建立法学教师的考评指标。法学教师是理论工作者，应当具备人才培养所需要的两种研究能力。法学教师应当是接受过实务类型第一法学学历学位教育和进行过理论型法学深造并将两个方面交相融会的法学研究通才。应对两种研究能力突出的教师给予更高的评价和待遇。此外，还应具备法学教育研究的能力。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法人类学现代法治法学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从近代以来开始，但由于历史原因，现代法治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这给我们的法治建设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果。所幸的是，我们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次讨论，在现代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在1997年终于将建立现代法治国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策略确定下来，从而为我们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但现代法治是从西方国家借用来的，现代法治理论在我国的传统里不是没有，但的确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因此，法治建设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无视这些问题是不明智的，也会给法治建设带来恶果。我们事先注意这些问题，会将这种恶果产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程度，而现代法人类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能让我们将现代法治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使现代法治理论能够更好的指导我们的法治工作，使我们在法治国的途中走得更为平稳。

一法人类学

法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历史并不长久，它是人类学与法学的结合。法人类学，就是法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各自的学科的边缘上“互渗”、培植而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法律—一如宗教仪式、政治、婚姻——构成了一个可能发现人们根据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和习惯而行为的领域。而对于一个法学家来说，许多法律上的制定、修改和程序上的主要渊源及其普遍适用，都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概念和关系中找到的。正是由于法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推动了人类学家对法律的关注，同样也推动了法学家对人类学材料与方法的重视，进而逐渐形成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法人类学。有人认为法人类学也可以称为由历史学派衍生而来的，它强调比较研究，一般认为由梅因开创，梅因在《古代法》中提出了法律进化论，指出所有法律制度的成长模式具有一致性，所有类型的社会都倾向于经历同样的阶段，他认为一些社会达到法典化阶段之后，就不再向前发展，梅因称这样的社会为静态社会，而动态社会却有能力使他们的法律适应新的环境，梅因称这种能力机制是三种机制的结合，即:拟制、衡平和立法。此后，随着对原始民族调查研究的数量和广度的提高，以及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法人类学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英国法律家戴蒙德总结出了法律人类学的双重任务:“对法律起源的研究必然在法律的开端中寻找证据，这证据既是我们在历史中了解到的，也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①从此，法人类学就从历史与现实两者中寻找到了合法性。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体质和社会文化的学科，也即通常的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法人类学并不研究体质人类学的问题。法律人类学在英文中一般为legalanthropology与theanthropologyoflaw，也有称anthropologicalJurisprudence(人类学的法学)与theanthropologicalstudyoflaw(法律的人类学研究)，theethnographyoflaw(法律民族志学)等的。人们对法人类学有各种认识，有的认为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法律，有的认为是研究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的法律，②日本学者千叶正士(Chiba)将法人类学简单地定义为:“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学等立场对法的研究”③。这些认识都是较为原始的看法，也是法人类学最初作为学科得到承认时的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在法人类学作为一门自觉的学科出现以前的法人类学研究的现象，而且也发现人们已将法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推向了一个广泛的领域。④可以说，这门学科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将我们引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区域，从而使法律多元主义的普遍事实成为理解法律行为社会中法律运作的主要因素或视角。现代法人类学可以说是一个与法实证主义法学对立的法社会学的一个别称，它的研究对象除了传统的领域之外，还涉及各种部门法的来源与变迁和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等。

从法律人类学角度来看，法律的背景是社会整体文化，必须通过对社会文化脉络的掌握来解释法律现象。社会组织、宗教巫术、习俗等与法律存在着密切的功能依赖，研究这些社会结构因素与法律的功能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律的本质。而就部门法来说，财产占有、继承、、通奸、谋杀、渎神及审判方式是法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法律人类学重要的是通过分析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揭示其文化形态和特征。这些问题许多也是现代民法、婚姻法、刑法与程序法的起源。而原始社会的纠纷解决的人员组成结构和社会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现代组织法与行政法的初步结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法人类学正在大踏步地发展，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向传统法学的各个分支延伸。但我们在此不得不作些说明。法人类学是奠基于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现代人类学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但从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追求整体性与普适性为目的的，它以克罗伯等为代表，这一派曾经研究过160多个有关“文化”的定义，他们认为文化是一整套的行为体系，其核心是一套价值系统，他们强调文化的整体性与历史性，另一派则以浪漫运动为代表，他们认为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文化都是具体的，地方性的，世上绝没有普遍的抽象的文化，这一派的代表是维柯、福柯等。在法学方面，这两种观点分别为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派所主张，可以形象地称他们为主张几何学与数学这样两个派别，也就是主张理性主义建构论与进化论的两派。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3

关键词：方法论；社会现象；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研究人类及社会问题为对象性的方法论，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随之存在其普遍的复杂性，而不同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践法、矛盾研究法、系统分析法、过程研究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法等。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性，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同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相互应用，也可以使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精确完整。诸多方法中实践法具有最基本、最普遍性。实践更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础。

一、实践法之基本内涵

所谓的实践，就是指在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实际的相互作用的过程，或者说是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实际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换过程。而实践法就是指通过主题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研究人类及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直面当代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展示了其能动性。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人类自身的产生、生存和活动，就是以实践为其基本方式和标志的。实践不仅具有客观物质性、自觉能动性及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还具有将人类和外部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作用。实践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又同时生成了人本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既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又提供给人认识社会、认识事物的科学方法。

二、从社会科学的研究角度谈实践法的功能

（一）实践法是人们认识人类及社会的科学方法

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它对认识存在一种历时性的本质关系，而非结构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其基本出发点就是随之人类产生的社会实践。我们只有从具有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实践出发才能理解现实的人、现存的世界以及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和根本。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位置，认为人的认识是根本不能离开实践的，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的，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观念及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首先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再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辩证过程。实践法是人们认识人类及社会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科学方式。实践是人们认识人类及社会的来源和动力。

（二）实践法同理论相结合，从而升华为指导人们进行实践活动的理论

理论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关于人类及物质世界的系统的概括。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运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论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有关认识论的著名的哲学论点。实践法是人类与客观物质世界相联系的桥梁。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或是解决问题都需要通过实践法去解决。理论是将事物、现象等的共性总结起来，而实践就是形成理论，再升华理论。理论和实践的联系结合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理论联系实践，二是实践联系理论。理论与实践从来都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其实就是知识的迁移和运行过程，且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又是对知识的凝练和升华。

（三）实践法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相联系、相互动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世界的物质性的原理，是同从实践去理解客观自然世界的先在性原理有内在关联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实践法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相联系，通过人和自然界之间存在的生产实践活动，从而产生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等实践活动。人类正是通过实践法同自然相联系，又是通过这种活动使人和自然获得存在和发展。只有从实践理解自然世界对人类世界的先在性，才能理解对人的活动来说的现实的自然界。实践连接着人和自然世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活动。从马克思创立的实践思维方式来看，可以把世界看成是客观自然世界和主观人类世界的对立统一体，而人类世界，即指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由人的实践活动生成发展的人化自然、人类社会。

（四）实践法是人们从实际出发

从实践的过程达到人们预订的目标，或加深人们对事物及其社会现象的认识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将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不是直观的反映或者消极的适应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活动，而是使人类能动地反映世界并改造世界。客观世界是认识的最基本的来源和内容，通过实践去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因而实践法是沟通主客观联系的“桥梁”，也就是主客观之间的渠道，是研究主客观的科学方法。实践法是人们从实际的客观实际出发，能动的积极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实践法

实践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了解客观实际，就需要实践的科学方法。实践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会不断的推动并促进客观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的话，这里说的“第一”是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中指明认识本来就离不开实践，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相比于认识，实践更是第一位的。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认识开始于实践，继而回到理性认识。

以实践中存在的现象为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去考察其现象之下存在的规律为真正的目的就是实践法的研究。其研究出的现实材料是人文社科研究的源头和瑰宝，也是文本的原始材料。它与实验性研究方法等相比，虽然不具有很精确、富有控制性等特征，但是它的丰富多样性、灵动性和广泛性却是实验性研究等其他研究方法所远不能及的，实践法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可根据事实进行客观的记录并阐述，从中解释现象或发现规律。实践是人类改造客观环境并变革对象的活动，这种活动首先展开于人与自然界之间。

四、总结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更应提倡学习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学会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及时的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做到学以致用，做好理论同实际的联系。从古至今，多少人失败于纸上谈兵。巧妙地运用实践的科学方法，就可以应对生活中的突发问题，创新灵巧的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实践性与问题性，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都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实践的活动场域。

尽管人类的理性是历史中的理性，由此对客观事物本来面目接近的过程表现为一个曲折回旋的过程，然而其总的趋势是不断地接近客观世界本来面目的。因而这一过程就以探索性为根本特征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而当前我国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脱离实际，这与研究者轻视实践价值取向是分不开的。如果对实际的关注不充分，对研究对象的现实了解太表面化，就必然使学术研究失去它的真实性，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离，往往许多研究所呈现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根本就在于缺乏真正原创性的成果。重视实践中的研究，正应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作者单位：青海大学）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2]何萍.论实践是人类存在的方式[J].哲学动态，1992，9（2）.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4

关键词一般有叙词、限定词等组成。题名则比关键词多一些泛意词，如连词、动词等。

(一)关键词的分类

关键词的构成主要是以下几种。叙词(正式主题词):指收入《汉语主题词表》(叙词表)中可用于标引文献主题概念的、经过规范化的词或词组，一般是核心词。限定词:直接从文章的题名、摘要、层次标题或文章其他内容中提取出来，能反映该文章主题概念的自然语言(词或词组)，也是汉语主题词表中的上位词、下位词、替代词等非正式主题词。自由词:标引需要，但汉语主题词表中找不到的词。泛意词:汉语主题词表中未收入，但影响着研究的属性(泛意词是指通常没有检索意义的词语，但对论文的研究属性经常是有意义的)。如工艺、应用、制备、降解、研究、合成、分析、探讨、数字、测定、性质、影响、建设、发展、评价、建议、问题、差异、报告、对策、原则等。

(二)题名中关键词模式

任意两个关键词都可以构成不同的关系，主要有:类属关系、并列关系、承接关系、先后关系、因果关系、同质关系、差异关系、对等关系、结构关系、功能关系、过程关系、策略关系、操作关系等。关键词并非随机排列，而是有内在联系、逻辑相关的词语序列。关键词的排序反映在题名中表现出一些共同模式，由关键词加泛意词构成。主要有以下几种:应用模式:A+B+应用。如:项目教学法在中职土木工程专业中的应用。影响模式:A+B+影响。如:网络对中职学生品德形成的影响研究。比较模式:A+B+比较。如:德国、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中职办学模式的比较研究。因果模式:A因+B果+泛意词。如:家庭因素与中职生不良行为的形成研究。类属模式:A类+B子类+C子类+D子类。如:民国时期女子职业(实业)教育的办学制度及其变迁。属性模式:A的属性+泛意词。中职学生实习的评价机制(管理模式等)研究。泛意模式:A+泛意词。如:县级职教中心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嵌入模式:A+泛意词+B，在多个研究对象之间嵌入泛意词。如:在中职校园文化建设中推行德育教育。在实际运用中，很多题名属于单一模式，部分题目属于混合模式，如类属模式+属性模式等。

二、关键词分析法的具体步骤

使用关键词确定论文题名可以分成扩展、收敛、试探三个阶段。

(一)扩展扩展即构建备选关键词，并逐渐扩展其容量。

1．探寻词语

科学研究应当是由宽及窄、由泛及专，即从不同学科、不同实践问题吸取营养，然后再缩小研究目标。因此，在科研开始之前，需要扩展一定数量的关键词。通过文献阅读、实地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收集不同领域的关键词，构成一个关键词全集。如职业教育研究的关键词集合:{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职业培训、学生、教材、学校、学院、土木工程(各专业)、TAFE、BETC、双元制、职教中心、实训、实习、实训基地、兴趣、就业、厌学、就业、职业资格、抗日战争、民国政府、清朝(各历史时期)、女子、婴儿、老年、失业者、美国(各国等)、政府、心理、哲学、法律、政治、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和谐}。

2．大类合并

研究者根据平时的阅读积累，可以建立一个主题广泛、内容庞杂的关键词数据库。理论上，任意关键词都可能组合成一个研究题目，数量为Cmn个(由于逻辑存在，所以关键词在题名中反序无意义，故不采用Pmn)，如从10个词中选3个就会有C310=120个可选题目。为了提高选题效率，可对这个关键词作分类处理。如可将上面的关键词合并为大类:教育学、职业教育学、各专业类(建筑、医学、机械、电子等)、历史、其他学科理论、政治、社会阶层、人生发展各阶段等。研究者可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条件等，确定在哪个领域中进行研究，进而排除其他大类。

3．大类关联

若进行跨学科研究，首先应确立不同大类之间的关系。在上述分析的大类中，可以组建不同大类的关系，如:职业教育与历史、与法学、与职业规划、与社会分层理论等。确立了多个子集之后，再详细分析其内在、中观或微观的联系。大类合并需要进行对比分析，包括概念的类属关系、同质性与异质性关系、历史关系、因果关系等。

(二)收敛

运用不同的方法，筛选可行的、有价值的关联关键词，使原始集合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有限数量的最佳关系组合。

1．大类排除

立足自身研究条件和研究基础，对归类后的关键词集合进行排除。排除四种条件:一是根据逻辑相关性进行排除。如研究职业技术教育，而职业技术教育，“是指在一定普通教育基础上，为某种适应职业需要而进行的专门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职业所需要的应用人才的教育。”［5］那么，学前教育必然排除在外。二是根据研究条件进行排除。如研究英、美、加、澳等国职业学校教师职业资格制度，如果没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就不可能进行真实、全面、深入的研究，应慎重选择。三是根据兴趣进行排除。兴趣是研究得以持续的动力，对没有兴趣进行研究的关键词应及时排除。四是根据价值进行排除，确保研究对象的理论或实践价值、应用范围等。此外，还要考虑科研的其他条件，如资金支持、成员结构、已有成果等。

2．小类排除

排除几个大类后，剩下的大类往往各有意义，较难抉择。此时可从类别内部进行分析，得到可行的子方向，而后再返回外部进行比较。如最终收敛在史学、社会学两大类中。从内部分析，史学大类中，有国外、国内，近代、现代、古代等;社会学大类中有农民工培训模式、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职业教育与社会人口流动等等。同样可使用大类排除四种方法进行收敛。根据自己的条件及研究基础可以决定是研究民国职业教育，还是农民工培训模式，如果研究农民工培训模式则排除了民国职业教育，也就排除了教育史学这一大类;如选择学徒制，则不能排除史学和社会学，两者可形成交叉研究，如明朝中后期学徒制对劳动关系质变的影响研究。

3．模型初选

经过小类排除后，剩下的小类只有1～3个，此时可以利用前述模型，从大类中选择有价值的命题。如剩下1个大类，同样重复前面的收集、排除、收敛，可得出精确的范围，通常范围小到某种程度，研究人有能力直接确定研究对象。若剩下2个及以上大类，职业教育、史学两个大类，那么从两个大类中可以列出较多的可选命题。采用小类交叉方法，缩小范围，找到有价值的研究点、空白研究领域。如:民国+职业教育+政策+泛意词;民国+职业教育+法规+泛意词;晚清+职业教育+政策+泛意词;近代+民间学徒制+泛意词;近代+女子+职业教育;(近现代)社会需要+泛意词+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以此可列出5～20个模型项(晚清至1914年，国内是使用实业教育，现在把实业教育归于早期的职业教育)。4．筛选命题下面就需要从这5～20个中筛选出较优的命题，筛选标准坚持有意义、有条件、有兴趣的“三有”原则。筛选后能够剩下1～3个命题。

(三)试探

此时剩下的命题都是比较有理论或现实意义的，需要进行试探性研究，进行研究设计。目的分析。分析此命题的研究意义，结论对研究目的的实现程度。假设预测。建立研究假设命题，对研究结论进行初步预测。确立研究步骤。包括研究方法的确立以及研究步骤的安排，创设研究条件等。论文层级标题。按初步预想，列出论文的一、二级标题，并分析其可行性。目的、条件、假设、方法、框架等因素分析后能达到理想效果，则表明选题可行。试探不仅是选题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对研究路线设计、课题规划能力的考验。通过该过程，可基本上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因素等。

三、关键词分析法的操作技术

(一)准备工具

选择8开或更大质量较好的纸张以及铅笔、橡皮等，将其24小时置于研究活动场所勿收，便于随时添加、删减或批注。建议不要使用电脑。

(二)陈列关键词

广泛阅读相关文献，并进行标题分析、时间排列、摘要分类等，即扩展。将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关键词列在纸上，并进行分类，形成大类，此时可借用电脑，制作表格等，一大类一个文件，可打印出，与导师、课题组成员等传阅。

(三)收敛

当关键词积累到一定的量时，不再扩展关键词。按照前面几种方法进行分析操作，合并同类项;排除大类、小类;最后通过交叉、排列、组合关键词形成初选模型，即收敛。大类合并、大类排除、小类交叉、初选模型，这几个阶段都可单独打印出来，便于交流讨论。

(四)确定核心词

在收敛的过程上，根据关键词的选取规划。一般而言，文章的第一个核心词是所属二级学科，如职业教育等，这根据研究方向或专业很容易确定。第二个核心词是研究具体对象或交叉学科，第三个核心词是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在收敛时，需要依照次序进行选择。

1．限定

在同一学科内需要有类属关系，如第一个关键词是高中，则第二个关键词不可能是某专业课。

2．空集

不同学科间没有类属关系，要有交集。与第一个选定关键词是空集的关键词不能成为第二个关键词，或0相关因素不能入选。

3．方法

有时需要将研究方法或成果作为关键词，特别是研究方法作为创新点时。

4．确定

关键词通常限制了研究方法、质或量的研究，也对研究条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所以根据自身条件，应当首先确定核心词。

(五)系统应用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5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人类学研究在我国获得长足发展。为使外来的原型理论与本土的教育事实相调适,国内学者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观照中国教育问题与实际,尝试从研究内容与研究主题的本土取向上,构建本土的学科体系和理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我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教育现实出发,从跨文化视角,对不同族群、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关注,强调关注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主张从人类学视角探究汉族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提倡多元文化教育。主张对社会转型时期学校文化生态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做深入研究,强调以田野工作方式考察并思考教育,关注教育的民族气质与文化性格,试图以此实现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二是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创立。教育人类学的本土化,其研究的顺利进行,以及学科建设和发展,须通过并着重依赖学校和从事相关工作的研究人员。一些大学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为学科发展培养了一定的师资与研究人员,奠定了组织基础,壮大了学术科研队伍,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学科发展。三是教材建设和相关学术刊物的创办,为研究者话语体系的构建、观点发表等提供了交流平台,推动了学者在该领域的上下求索。相关学术刊物以信息量相对集中的学术专栏对相关成果的集中发表,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与拓展了研究主题。以学术会议为媒介开展“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增进了国际与国内研究的交流与对话。作为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在教育科学知识分类中仍属年轻学科,我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尚存在诸多问题。

(一)学科存在价值模糊“虽然人类学力图在大学里寻求社会学科的定位,但是它的学科性质十分含混,它是在所有学科中最为跨学科的,因而其学科建设可谓喜忧参半。”[1]贝克尔(ErnestBecker)对人类学命运的感叹与担忧,似也适用于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当下境况。在面对多元文化挑战和追求和谐的当代中国,以人、文化和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探求人的应然教育生态为旨归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不仅应是教育理论与实践进步的支点,也应是谋求社会发展的逻辑分析基础。[2]由此观之,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队伍虽不断壮大、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但在理念、方法、应用等方面尚存在意义不清、主题不明以及不甚强调从人、文化和教育三者关系的角度考察教育应用范畴,不能以教育人类学学科身份为教育与社会发展提供咨询、诊断与决策参考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学科存在价值模糊,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为学术价值。如对教育人类学理论深层结构的系统分析较少,较少对教育学理论的逻辑分析和系统反思提供学养借鉴和观点支撑。一为社会现实价值。如较少以学科身份为教育现实问题的解决和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参考,尚未在国内外教育交流中建构起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意味着,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教育人类学没有起到“既能在维护共同体的科学信仰的基础上确定科学共同体的最终研究目标,也能赋予科学工作者通向微观研究领域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共同体和科学家的日常观察、研究和决策等具体行为,不断推进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和科研成果向细微化、专业化演进”[3]的重要作用。

(二)学科意义上的专业共同体缺失就我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看,研究者已引入了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基本内涵、研究范畴和理论构架,为学科本土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同时存在研究缺乏价值共识,难以形成学科共同体的问题。当下,国内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虽已建立相关教学科研机构,开设相关课程,将教育人类学作为培养教育研究者的必修课,主张从考古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角度关注教育,以求拓宽学术视野,但课程设置不系统。许多教育人类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术兴趣多是从教育学和民族学研究中培养起来的,他们缺乏扎实的专业基础,因此,难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者专业归属感缺失,研究主体力量薄弱都体现出学科共同体的有待形成,人才培养体系的有待完善和学科凝聚力有待强化的发展诉求。

(三)研究主题模糊,研究范畴狭窄研究主题模糊,主要表现在与民族教育学研究内容的明确区分上。“舶来”的教育人类学,无论其萌芽还是发展,都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密切相关。尽管两者“在研究对象上,都侧重于探讨人、文化和教育三者的关系,尤其是对跨文化教育问题,是两类学科共同的兴趣点。在研究方法上,都注重田野调查法,并进行大量的民族志撰写工作。”[4]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类似,导致人们很难将教育人类学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进行明确区分,尽管教育人类学与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区别客观存在。前者主要从人类学视角,用人类学方法考察教育,后者主要从教育领域切入来思考民族问题。此外,二者的研究范围也存差异。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局限于某一民族,或教育与某一时空关系下经济生产方式和文化机制的关系揭示。但教育人类学研究,主张突破国家和民族等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强调思考人、自然与文化的整体关系,追问教育在人性形成和文化变迁中的价值及实现路径。关注少数族群教育,是我国教育人类学迅速兴起与发展的要因,也是学科研究范畴囿于此的原因所在。当下的教育人类学,未充分将社会转型期中的教育问题纳入研究范畴,而社会转型带来的系列教育问题,如城乡教育的二元分化,流动人口及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同一的教育体制与社会文化多元性的关系,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都要求关注教育的地域性、阶层性与族群性。问题显示,当下的教育人类学,仍处于常规科学的认识过程中。

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是科学认识过程的两种类型。常规科学解决的是量的渐进,范式更替才是实现科学认识质的飞跃的要件,二者的统一构成了科学的发展形式。[5]教育人类学若不能完成范畴拓展,则很难实现质的飞跃。(四)研究方法缺乏专业性以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手段的田野工作,成为教育人类学者秉承并坚持的主要方法。但从对实地调查法的具体运用来看,尚存在专业性欠缺(如没有人类学学科背景和未接受过人类学专门的田野调查训练)、时间短、功利性强、为调查而调查等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所谓教育的“田野工作”,就是把人类学的看家本领用到教育领域。“但并非下到村寨就是做田野工作,就是人类学了。我们讲到田野工作,讲到参与观察,你要在那个地方至少住上一年(一个农业周期或一个牧业周期)……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去做田野工作的‘人类学’是很离谱的。就是说,从一个生物的人到一个文化的人,有很多方面的问题,人类学家首先定位于人类学,同时也应是人文社会的一个杂家,专家和杂家的结合,才能够有助于研究人、社会,还有文化所在的族群。”[6]这提醒教育研究者,除有长期扎根田野的勇气与决心外,也要有对人类学知识的系统了解与研习,还应具备兼容并蓄的学科知识结构。从专业知识习得上,实现研究从自在到自觉状态的转化。

二、源于范式理论的学科发展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一词至今,“范式理论”既成为引导研究者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也成为代表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以及判断一门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标准。这里以范式理论为基础,从明确学科价值、完善专业共同体、拓展研究范畴、创新研究方法论这四个维度,考量我国教育人类学发展路径问题。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6

关键词：项目教学法；农科类研究生；教学；课程；创新性

中图分类号：G64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5-0159-03

201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延东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指出：要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创新培养模式。要促进教育、科研、创新的结合及产学研合作，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及培养单位的积极性，强化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研究生课程教学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作为研究生创新教育的重要载体，研究生课程应体现对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引导和培养，使研究生课程教学更好地服务于创新教育，以课程和实践为依托促进创新，发挥研究生课程教学在研究生创新教育中应有的作用。研究生课程的教学方式应是启发式、研讨式、参与式，体现探究性、自主性、灵活性。课程学习应以灵活开放、有序可控的教学形式和民主自由的学习形式，激励研究生思考和质疑，培养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本项目从东北农业大学农科类研究生课程入手，深入分析其教学现状和发展趋势，提出以项目教学法为核心，以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基础，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以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和学术拔尖人才为根本，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对农科类研究生课程教学方式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改革。

一、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研究生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层次，作为当代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历史赋予了其这个使命。国家交给了这个重任，人民寄予了这个期望，应该“主动服务”，而且不仅要服务需求，还要创造需求、发展需求、引领需求，不仅要最大可能地满足社会各种现实的需求，还要引领社会未来的需求方向。这里提及的“主动服务”，那就要求研究生具有主动服务的技能。

目前，农科类研究生的培养往往是把导师的科研课题进行分解后，选择某个方向进行深入研究，其研究内容过于狭窄，培养出来的农学专业的研究生不会种地、病理专业的研究生不会给农作物看病、园艺专业的研究生不会种菜等问题，与研究生培养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如何通过研究生的课程培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成农科类研究生的培养，这也是今后研究生培养目标和课程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项目教学法”的定义及由来

“项目教学法”是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是行动导向教学方法中的一种。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体现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充分展示了现代教育“以能力为本”的价值取向，使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得到了很大幅度的提高。目前“项目教学法”在德国已经普及，国内学者对国外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最新动态已基本能及时了解。但结合中国高校研究生教学的实际，对引进的理论与方法加以改造和调整，建立并完善符合中国高等院校研究生教育需要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尚在初级阶段。

三、农科类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特点

农业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必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紧随农业科学前沿，能够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因此，研究教学过程中应该紧密结合生产实际，以解决农业生产中和毕业论文研究中的问题为目的，开展相关课程的教学与学习。原有的教学方式，基本上是教师按教材或专题讲授、学生进行综述性汇报和讨论等方式进行的，而这些基本偏重于理论，缺少实践。由于学校和导师为了取得较高的排名和研究成果，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内容过于狭窄或专业化，许多研究内容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实际，对其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是不利的。因此，依据农科类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教学方式和内容的改革，将教学、科研、生产三者在产学研结合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把科研和生产实际的内容引入教学过程，不仅是培养人才的需要，也是教育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项目教学法在农科类研究生教学中的实施方案

本论文以植物病害生物防治为例，简要介绍了项目教学法在农科类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实施方案。第一，对植物病害生物防治进行了分析，将整体教学内容分解成若干项目，如生防菌的筛选与复筛、生防菌拮抗机制的测定、生防菌发酵工艺的研究、生防菌剂的应用研究等几个项目，包含了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教学大纲的关键内容。第二，由于研究生数量较少，学生以3～5人为1组，以抽签的形式选择相应的项目。第三，学生在网络平台及图书馆的期刊网上查找资料，然后分工合作进行理论基础学习、实验方案的制订及实验方法的学习。第四，学生将理论基础知识和实验方案制成多媒体课件进行汇报，其他同学和教师进行论证和必要的指导。第五，学生分组按实验方案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有教师进行咨询与指导。第六，学生将实验过程及结果制作成多媒体课件进行汇报，教师和学生给予评价。

五、项目教学法在农科类研究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研究生专业课程选课人数少，分组存在困难

农科类研究生专业课选课人员较少。目前，农科类研究生课程选课从2人到30人不等。如果人数较少，以项目教学法进行课程改革就难以分组进行，组数较少，也完成不了整体的教学要求。因此，以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的课程，应该规定其平均每年选课人数达到10名以上才可以进行，这样至少3人以上为1组，才能满足教学需求。

（二）部分研究生课程分解成项目难，不易操作

农科类的研究生课程类型和内容不同，有些课程不易分解完整的项目，即使可分解也较难操作。因此，有些课程不适合开展项目教学法，如各学科的研究生班讨论、高级植物病理学和作物高产理论等课程。能够实施项目教学法的课程应该是应用性和操作性比较强的专业课程，有些基础性和理论性特别强的课程，则不能在课程中实施项目教学法。因此，应该有选择性的进行项目教学法的改革。

（三）增加了教学经费

研究生课程开展项目教学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部分不需要额外的经费，但在项目形式操作过程中，学生按组进行项目操作，原来可能教师开展3～5个正常实验就可结束课程，而项目教学法，学生分组操作，可能1个组就得把原来3～5个甚至更多的实验整合在一起去完成1个项目，因此需要的实验经费要比正常的教学多出几倍。如果学校不给予额外费用，将无法开展项目教学法。由于经费问题，建议一个学科仅开设1～2门项目教学法的课程，给予特别资金支持，一方面避免开设课程过多，学生准备时间长，增加学生负担，二是少而精达到最佳的上课效果。

（四）教学方式灵活，不适合常规教学管理

项目教学法主要是开放式教学，学生查找资料，整理和制作汇报材料，是不需要进入课堂的，而进行讲授和项目操作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项目某个阶段需要的时间和开放实验室的时间来协调。如果不能根据正常的上课时数来进行，就无法达到学校常规教学的要求和正常的教学秩序。对于项目教学法的课程，学校应该给予特别的政策和考核方法，促进健康良性的发展和完善。

（五）工作量增大和时间增加

项目教学法的实施将打破教师原有的正常教学秩序和规律，教师要额外准备比原来更多的教学内容和方案，而且实验员要准备正常实验课几倍的实验材料，教师和实验管理人员根据学生的时间和实验室的空闲安排教学时间。因此，学校应该在工作量上予以增加，充分提高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美国学者克拉克（2001）曾指出，研究生教育“以科研为首要的成分，教授的作用在于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使科研活动十分恰当地成为一种教学模式；学生的作用就是把科研和学习结合起来，使科研活动转变为一种学习的模式”。李阿利等（2010）研究认为，研究生课程改革的内在动力缘于目前研究生课程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要真正树立研究生的主体观，要以确立研究生的主体地位、唤醒研究生的主体意识、激活研究生的主动创新精神为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陈晓爱和邓宇斌（2008）研究认为传统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和考核办法存在缺少创新性、灵活性和吸引力等问题，在多种学习模式理论的启发下，提倡在课程设计时要灵活、合理地进行优势整合，倡导自主学习、发现学习、体验学习和合作学习。

综上所述，众多学者均认为研究生课程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其核心仍是创新能力和工作的培养，以解决实际问题或完成某项任务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模式与方法的探索。以此为突破口，实现以项目教学法为核心，以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基础，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以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和学术拔尖人才为根本，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对农科类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改革，为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迅速适应国家现代化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打好基础，培养出更多适合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李阿利，王伟伟，刘碧琼，沈志明.为创新教育服务：研究生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J].高等农业教育，2010，（6）：69-71.

[2]田松杰，汪勋清，王春霞，刘荣乐.农科研究生课程体系科学构建与优化[J].高等农业教育，2011，（12）：69-73.

[3]王柯敏.当前开展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需要做好的几项工作[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11）：1-5.

[4]石永春，刘卫群，郭宏祥，薛瑞丽.项目教学法在生物化学教学中的试运用及效果[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25（8）：108-109.

[5]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6]李阿利，王伟伟，刘碧琼，沈志明.为创新教育服务：研究生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J].高等农业教育，2010，（6）：69-71.

[7]陈晓爱，邓宇斌.医学研究生课程设计的实践与思考[J].西北医学教育，2008，16（6）：1098-1099.

[8]王晓霞，唐雁，周竹荣，黄智兴，杨明.项目教学法在高校计算机教学中的应用――与学年设计相结合[J].计算机教育，2010，（10）.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1篇7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孔斯特著.袁静芳，俞人豪译.罗传开校.民族音乐学[荷][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21.

[2]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3]B.涅特尔，龙君辑译.俞人豪译.金文达校.什么叫民族音乐学[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78.

[4]胡德，金士铭译.景zhān@②校.民族音乐学导论[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26.

[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字库未存字注释：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8

自泰勒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管理学正式确立了其新兴科学的重要地位。以运筹学、统计学、博弈论、进化计算、神经网络、机器学习、证据理论等为代表的数学方法广泛应用到管理建模与管理实践中，组成现代管理方法与技术的管理方法论。

在这些实际问题中，对复杂数据的分类问题及复杂函数估计问题的分析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重要方面。近几年，学者在复杂数据分类及复杂函数估计问题解决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支持向量机是近几年解决此类科学问题的重要工具。

支持向量机的教育理论基础是统计学习理论，主要用于分类及模式识别问题。目前支持向量(回归)机已应用在外贸出口预测、电力负荷预测、农产品的消费市场需求动态预测、投资组合风险预测等方面。由于复杂的函数估计问题和复杂的数据分类问题在经管类研究生研究的问题中普遍存在，因此将支持向量机作为实验工具，培养经管类研究生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动手能力和研究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校管理类研究生教育现状

目前，我校提出了建设“教学科研型大学”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如何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及创新能力是这一课题的重要问题之一。目前，我校拥有3个博士点、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27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在校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数量超过1000人。随着我校发展，博士点、硕士点、研究生数量稳步上升。研究生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科研生力军。因此，培育和发展我校研究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是加强我校科研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管理学院作为我校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学院之一，近年来加大了对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力度，对经济管理研究生的培养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了很多教学改进方法。在这些管理问题中，复杂的分类问题和多元数据非线性回归问题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很多决策、预测、评价等问题均可以抽象为以上两种科学问题。支持向量机是近几年用于解决该类问题的一种较流行的工具。

因此，本实验教改的实验教案可以为经管类学生深入学习支持向量机及帮助其了解非线性预测方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经过前期理论知识积累和现场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支持向量机应用于实验教学环节进行有益的探索，并从理论与实践角度为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和动手能力提供实验材料。

二、实验设计方法

对于综合设计性实验项目的研究与设计，主要采取了以下课题研究方法：

(1)调查分析法：根据对课题的理解与规划，以各种交流沟通方式对主讲教师进行访谈，有针对性地调查实验教学的基本情况，进而整理与分析现今实验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此外，对外采用各类调研方式，如学校互联网主页浏览、走访等方式，对其他兄弟院校的实验教学理念和成功经验进行调研与总结。

(2)文献资料法：课题组利用我校教学、科研资源，特别是我校图书馆的图书资源及各类电子网络资源，其中包括维普数据库、CNKI博硕论文全文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EBSCO数据库、Sciendirect、SpringLink数据库等网络数据资料，检索与课题研究问题相关的专著和论文，了解本领域课题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总结、归纳出最新的、具有代表性的实验案例及实验方案。

三、针对专业的实验课题选择

在实验课题的选择上，首先要考虑研究生的不同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其主要来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人力资源管理方向。针对研究方向偏向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学生。本项目选取了企业人力资源的预测问题作为其中的一个实验，通过该实验使得此类学生能够建立起支持向量机解决工商管理领域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路。

2.交通管理类学生。研究方向偏向于交通管理类的学生其研究的领域主要偏向于解决交通管理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交通流量预测。因此，在实验选择中选取交通流量预测问题作为其中的一个实验，通过该实验使得此类学生能够建立起支持向量机解决交通管理领域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路。

3.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生。对于研究方向偏向于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的学生在实验选择中选取了项目终止决策问题作为其中的两个实验，通过该实验使得此类学生能够建立起支持向量机解决管理决策领域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路。

4.经济类学生。经济类学生对时间序列地研究要求较高，本项目选取了多维时间序列的外贸出口量预测验，通过该实验使得此类学生建立支持向量机解决多元非线性时间序列领域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路。

5.信息管理类学生。信息管理类学生较多地研究管理信息系统及决策支持系统，因此本项目选取物业税税基批量评估作为实验项目，该实验实际上是通过支持向量机构建一种专家系统。通过该实验帮助信息管理类学生建立如何利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专家系统。

四、问题与对策

在实际实验教学实践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1)我院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较多，本项目中设计的实验项目无法覆盖到所有研究方向的学生。(2)现有解决分类问题和多元非线性问题的工具较多，本项目设计的实验仅考虑支持向量机一种，对于更高层次的研究要求，例如，对其他模型的比较、模型的鲁棒性、模型的效率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

针对以上不足，提出如下改进措施：(1)进一步对该实验教学系统的应用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扩充和完善，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本研究设计的6个实验项目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2)在对模型的比较和更深入的研究方面，学院可进一步开展其他类似工具的教学。对数学基础较好的同学开设一些深度较高的课程，例如神经网络、复杂系统建模、随机过程等，引导他们做更深入的研究。

因为所选取的科研课题是紧密联系实际生活和工作岗位的，所以研究生在以后研究工作中初步建立起解决分类问题和非线性多元回归问题的基础，在遇到此类问题的时候能够立即有一定的解决思路，能够较快地进入研究角色，缩短解决问题的路径和难度。

五、结语

本文针对管理类研究生迫切需要增加非线性回归、分类等分析能力提升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支持向量机预测与决策实验教学教改方案。通过实践发现，该方案提升了研究生的分析能力，为他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打下了基础。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1篇9

什么是另类医学？

另类医学又称补充医学或替代医学，即是对传统西方主流医学的补充或替代，如印度草药医学和瑜珈术，日本的灵气、顺势疗法等。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到了美国，中医药、针灸、气功、推拿等则被认为是另类医学。中医在美国又泛称为“东方医学”和“自然医学”。由于中医药代表了东方文化，中医医学理论强调人体的整体性和辨证施治，因此，中医药已经成为另类医学研究的重点课题，美国大多数的另类医学中心都在进行中医药研究。

另类医学是一类非对抗性的医疗保健方法，具有预防、健身、康复、治疗等多种作用。

放松治疗也属于另类医学范围，是根据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不同文化，产生的具有各自文化特色的松弛训练方法。上世纪20年代，法国一位化学家发明了香味疗法，可以改善情绪，使人精力充沛，香味进入血液后有促进激素等分泌的作用，还能增强记忆，调节脉搏和血压。某些理化疗法如光疗、磁疗、氧疗、微量元素疗法、蜂毒疗法等也属于另类医学范围。

另类医学为何热？

美国出现另类医学热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西方主流医学并不完美

药物治疗对某些疾病虽然有肯定的疗效，但不能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有明显的副作用。放疗和化疗对人体伤害很大，尤其对免疫系统。据美国医学协会期刊《美国健康生活》报道;“药物的副作用使得美国每年有近十万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死亡。”这份报告还指出:“药物副作用居全美死亡原因的第四位，甚至比糖尿病、肺炎、车祸意外死亡的案例更多。”

2．心身健康的需要

另类医学注重人体的整体性，如环境与人体的密切关联、社会对疾病人群的关注、人体的心理状态，行医者考虑的是人体的整体性，包括躯体、精神、情绪等。所以，也有人把另类医学称为整体医学。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第50届年会正式提出了另类医学的医学模式，并认为这一新医学模式是对社会－心理－生物医疗模式的延续，是21世纪的医学新趋势。

3．需求市场“人气旺”

近年来，美国人对另类医学越来越感兴趣。以人们花在另类医学医疗服务的总费用为例，1993年约为14亿美元，到1997年已高达212亿美元，其中122亿美元是病人自费。一位流行病学家调查了2049人在前一年中应用另类医学的情况，发现有68%曾经应用过某种另类医学疗法，比过去有明显上升趋势。研究人员认为，另类医学治疗需求不断增加，将影响到今后25年医疗服务的各个方面。近年来，某些另类医学已被一些医疗保险公司接受。

4.另类医学研究与教育持续升温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商业；应用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1.04.032

目前，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都在寻求熟知企业文化的雇员和研究人员。商界的变革、研究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则要求商业领域的教学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如今，诸如人类学之类的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分析方法，正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和青睐。人类学已在商业实践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尚未有效地广泛渗透到商业教育中。

1何谓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环境所做出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反应。尽管人类学经常被人们误解为“象牙塔”式的规则，但是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诸如城市生活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和后现代主义问题。虽然人类学作为一种规则和分析方法最近才被正式应用于商业研究之中，但事实上学者们非正式地将人类学运用于商业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古典的人类学研究方法（诸如实地研究、观察法、访谈法等），对商业领域研究的适用性也早已经在多方面得到证明。

近几年，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占据突出地位的“自然主义分析法”，显然受益于人类学的实地调查观察分析法。自然主义分析法的基本策略是通过参与式观察，研究和解释人们置身于真实环境中的实际行为及其与行为发生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等。这种分析法要求研究人员从参观者的角度解释调查对象的行为，而不是依照观察者的感觉或者主观想法得出结论。凭借以观察者为中心的分析方法，研究人员可以更加有效地感知消费者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他们行为反应的因素。这种定性分析方法使自然主义分析法获得了广泛赞誉，而人类学的实地参与分析法也在为belk，sherry和wallendorf所采用的自然主义分析技术中得以体现。

与此相关的是被hirschman（1986）称为“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与人类学的分析法一样，“人文要素”的营销研究也基于定性分析。因此，目前流行研究营销学和消费行为的人类学，可以被视为该领域中定性与人文要素研究过程的一个组成。在此背景下，实地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以主观方式描述事物发展进程的一种方法，而这种主观意识来自于观察者对被调查者的感性认识。人类学家对于依据此种感受是否可以得到科学性较强的结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不同观点的分歧，导致人文要素研究的倡导者与追求严谨性的科学家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人类学同时还为分析特殊文化提供了有效的方法。harrisandmoran（1987）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文化可以激发人们的自我认识，营造人们的归属感，构建人们的行为规则，并且根据目标的重要性将目标等级化等。根据人类学的理论，文化提供了一套能够矫正和激励人类行为而又可进行传播的知识体系。近些年来，拥有国际经验的学者们出版了众多介绍怎样在外国经营的指南性著作，以便帮助那些跨国企业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促使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为争取利润的最大化而进行更有效的经营实践。

人类学使用文化的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人类的行为、价值观、选择、偏好、实践、利益和态度等。古典人类学理论认为，文化潜伏于各种社会形态和各类社会生活之中。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事实上，文化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合作成为一种可能，并使其富有意义。因此，文化概念对于努力探讨和理解消费行为的学者们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文化研究为宗旨的文化人类学家关注企业文化及其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产业和企业设置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形成的人类关系学派，通过系列化的研究，构建了一套显示非正式文化模式、世代群体等如何影响企业组织的人类学理论体系。更多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特殊的价值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行为的成功与失败。人类学分析法对这方面的研究所做出的显著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目前，人类学分析法和人类学定性分析法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业研究中，而以工商管理研究为方向的人类学家，应用参与式观察法这一传统模式，搜集和整理基层企业文化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例如，施乐公司聘请了人类学家帮助公司设计针对技术服务人员的更为有效的培训项目。人类学家在接受了研究项目之后，要像技术人员一样接受培训，并且亲自接听并答复公司服务电话，以便掌握技术人员面对顾客时所发生的种种可能的情况。人类学家的研究揭示，教会人们如何使用复印机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大量的服务电话并不是来自具有较高机械操作和运用水平的客户。许多人往往不知道如何操作机器。此项源于第一手参与式观察的研究结论，促使施乐公司在培训技术员时更为强调与客户的关系。

2近期案例

根据研究，商业人类学分析法大约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正式开始应用，当时应用型人类学家suchman和orr调查分析人们如何与技术要素产生相互影响的问题。从那以后，大量的人类学家开始从事商业领域的研究，他们通常被授予不同的称呼，诸如“知识联络人”、“民族学者”、“评估员”等头衔。近年来，人类学家更多地涉入企业经营的战略性及操作性研究，包括对消费者的研究。人类学家在产品开始大量销售前，对产品性能及其使用者有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评估。

商业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从营销策略到企业文化，从产品设计到商业发展的全部领域。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人类学家victorbarac博士，与当地一家互助保险公司进行合作，以更新该公司的广告策略，他还与加拿大电影公司合作一个项目，即蹲点剧院观察从购买小吃的模式到海报吸引人们注意的整个过程，并且就服务态度和环境体验方面的问题对顾客进行访谈调查。

人类学家baba与batteau和其他学者一起，在密歇根韦恩州立大学的人类学课程中成功地将人类学与商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研究显示，国际企业经营失败的原因，往往在于企业不能理解和适应国外异文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是瞬息万变的，决策者们必须熟知这些发展变化及其影响，才能有效捕捉商机。而充分发挥人类学家的才能，并且正确使用人类学分析法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途径。对于工商领袖人物来说，熟知国内企业的文化背景虽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理解国际文化背景。因为国际文化差异的程度远远大于国内企业的文化差异，而这种国际文化差异性往往会导致不恰当的行为或者错误的决策成倍增加。人类学家在研究国内和国外的社会背景时，擅长于发现和解释影响企业战略和操作的行为模式，事实证明，人类学家的这一特长，完全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改善企业经营的研究。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商业类学校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商业人类学地位的上升，使得在商业教育中对其做出更全面的介绍显得尤为必要，而人类学家在关于消费者的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哈佛大学的saltman和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sherry教授，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arnould教授，韦斯特伯里－纽约州立大学的olsen教授，犹他州立大学的costa教授等，都是对商业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类学家。另一方面，商业专业的教授，像hill和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他们在商学院的教学实践中，广泛采纳了人类学实地调查参与分析法，并将其应用于他们的商业研究中。

3结构主义分析法和后结构主义分析法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学分析法强调社会结构分析，认为文化是构成人们思维、态度和行为的特殊部分。社会化的过程促成了趋于隐蔽的模式化的思考方式，个体则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此类观点在商业和消费者研究领域中十分普遍。因此，该方法设想出某种通常被理解为“民族特性”的模式，即社会中大部分人以相对无意识的方式形成自身的观点并对事物做出反应。无论何时，当人类学学者们谈论某个方面的问题时，例如，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比较，他们便会应用各种各样的民族特性模型进行分析。在微观方面，人类学家们将此类研究方法应用于对各种组织，特别是对构建“企业文化”的研究方面。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结构主义分析法，显示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分析范式似乎趋于落伍。walle博士（2002）认为有效的服务促成了现代结构模式的进步。社会结构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即使它们不如学者们所想象的那般强大或者普遍），即使这种方法没有复兴，但是却已经开始盛行。到了20世纪，哲学现象学分析法成为一种观察分析人类有意识的思考并如何将思想作用于行为、情绪和世界观的主要工具。结构主义分析法研究的是在社会化进程中，那些被固化为隐蔽的和无意识的思维模式。而现象学分析法研究的则是有意识的思维，关注的是个体而非群体。

哲学学派地位的提升导致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它排斥文化团体，用个体取代团体，因此在社会结构主义者中盛行。哲学学派用研究个体的模型来分析特定群体的反应，并把它和主流群体区分开来（假使这个主流群体存在）。研究差异群体的重要性（尤其是对特定的目标市场），使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析法成为在营销研究者中很流行的方法。虽然社会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类研究者的哲学基础存在差异，但是受益于人类学分析法，这些差异不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组织对人类学分析法的采纳与否。这些研究组织要通过科学理论来评估分析并寻找适合于研究人类的分析法。

4消费者行为与人类学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是影响营销和消费的关键力量。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jordan博士指出，“人类学家在文化、历史和全球背景下观察消费者行为”。richins（2000）认为对消费者的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消费与个人的健康和福利相关，对经济行为影响很大；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与消费者行为相关（诸如吸烟、酗酒等会对个人和家庭造成不良影响）。richins（2000）同时指出，消费及其影响无处不在，并且有力地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

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koprowski（1999）认为，无论是在线聊天室还是舒适的商店，对商业有利的亚文化群无处不在。现代商业人类学家会使用摄像机、录音机和寻呼机等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追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并帮助企业决策者改进文化敏感型的营销战略。robinson和他的同伴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观察和定义消费过程，帮助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设计。他们没有向人们询问问题，而是观察人们的实际行动。通过此项调查，他们帮助一家制药企业开发了一种otc新感冒药，帮助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开发了新式站台货车,帮助箱式背包制造商jansport以全新的方式展示其在运动品商店的产品,还帮助frito－lay更好地细分市场。

根据mulroney（2002）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应用最明显的领域是研究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商业人类学家newman（1993）验证了经济规律对人们消费模式、生活模式和家庭关系的影响。anthropologistpacounderhill（2000）在其撰写的《为何我们会购买：购物科学》中探讨了零售业中的消费者行为。他剖析了为什么消费者原本是为了购买某件商品而进入商店，但结果却购买了另外的商品，是因为商店的氛围对购物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mccracken（1990）在《文化与消费：分析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特征的新方法》中，说明了消费过程与文化是怎样产生共鸣的。mccracken把消费的定义扩大，认为消费是应该包含消费品和消费的产生、被购买以及被使用的全过程。根据mccracken的观点，文化和消费在历史、理论和实践这3个大背景下神秘地交织在一起。

人类学家bierck（2001）认为，定性分析法和观察式研究可以帮助决策者提高洞察力，而这是定量分析法做不到的。同时，mcfarland（2001）观察到，当消费者对新产品作出反应时，他的同伴会为其作出定性分析，并对消费者的决定产生影响。人类学分析法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此类市场研究中，研究影响消费者做出决定的文化趋势、态度和生活模式。

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人类学家试图探求一件产品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适应的整个过程，而非简单地寻求问题的答案。例如，whirlpool最近邀请一位专注于研究内部组织的人类学家做一次关于高档浴缸行业的研究。所采用的战略是人类学家所擅长的研究方式，即分析被调查者的真实感受，而非数据分析。在调查过程中，将定性分析法和开放式采访相结合，观察了消费者实际使用产品的全过程。调查以来自4个不同市场的15个家庭作为样本，采用的分析方法包括入室采访和拍摄参与者沐浴的过程（沐浴时穿着沐浴服），对参与者询问诸如“何时考虑购买浴缸，对浴缸是什么印象”等开放式问题，并告知他们洗浴的照片将刊登在期刊或者杂志上。照片的主题便是“沐浴在浴缸中的消费者”。“此类倾向──情绪、文化、符号──很有感染力”。他们还更新了whirlpool关于高档浴缸的定义。调查组重点强调了参与者认为很重要的对浴缸的分类和感觉。由于该项调查是在参与者家中进行，因而能够有效地激发参与者的真实反应。

根据mcfarland（2001）的观点，人类学分析法的真实力量体现于产品开发的前期阶段。消费者人类学家的分析方法是归纳而非演绎。正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进入消费者家里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如何进行产品分类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牙膏营销往往关注的是牙膏的防蛀和美白效果。但是人类学分析法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牙膏关注的内容发生了改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牙龈和舌头──牙刷放入口腔中时的整体感受（他们不再仅仅关注牙膏的防蛀效果）。一些名牌牙膏，例如高露洁，声称“即使刷完牙也能继续发挥效用”，这种口号设计是为了迎合广义的牙齿护理理念。正如lacayo（2001）所称：“消费者人类学分析法花时间去理解消费者为何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该产品。”

定性分析研究者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利用人类学分析法创新分析技法（如belk，sherry，wallendorf1989创造的自然主义分析法），目的是为了研究消费者的真实生活状态，以及他们为何做出购买并消费该产品的决定。营销过程包括为产品设定目标客户并对其进行销售，因此人类学家除了要知道特定群体在关注某类产品和产品使用时的感受外，还有义务找出被购买、被定价和被消费的产品的特殊性。通过细致地观察产品对人们生活的适应性，人类学家得到大量无法在正式采访中取得的有用信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被企业所雇用。

5商业教育的含义

目前人类学分析法正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商业和消费者研究中，营销学教师有必要将有关人类分析法适用性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他们的课堂中，以便将最新的观点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毫无疑问，人类学家正将独特的和无价的方法应用于商业世界，尤其是营销领域。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领域中的快速成长，人类学应该被冠以更高的知名度。以往，商业教育被认为过多地应用了定量分析法，而人类学等定性分析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过去20年里，对消费者的研究主要是倡导应用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顺应了这些倡议，并且特别适合于消费者行为的课程。

就像人类学家们在哈佛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内布拉斯加大学，犹他大学等教授商业课程使用人类学分析法，这种应用于商业教育的人类学分析法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这种教育方法的复兴。同时，人类学系（如在韦恩州立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也正在教授商业人类学课程。人类学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对商业人类学家的需求增加，越来越多的商业教育机构正在寻找有商业经验的人类学教授来帮助培训“实践性的人类学家”。

随着人类学在商业教育中的发展，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将人类学讨论更充分地融入到他们的课程中。商业人类学课程被建议引进商业学校，更多的人类学内容被引入到具体的课程中，反映了商业世界不断变化的方法。在课堂中介绍人类学分析法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因为商业教育中的人类学分析法大部分包含了人类学的分析法。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商业教育者有必要对此进行适时调整。

与此同时，学生需要理解被商业研究者经常采用的简单方式，即使这些方式不会发生在更具有学术性的人类学分析中。这种精简研究方式如果确实可以为决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并具有经济效益的信息，那么是可以被接受的。所有的商业研究都会受到时间和资金的约束，但这些约束不会限制定性分析法的应用，如人类学分析法。

教师在学生被派出去参加参与式观察的项目前要对他们进行人类学分析法的培训，同时还包括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告诉他们需要认真严谨地工作，多为顾客的利益考虑，同时强调他们有道德义务。反之，会使问题变得混乱从而产生冲突。美国人类学协会、人类学应用社团和国家人类学实践协会建立了一套如何避免不合适的行为和怎样以一致的方式行事的准则，教师和学生都会因为遵守道德守则而受益。

多种不同方法的使用为人类学启发式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人类学分析法被用来检测诸如家庭、亲属关系、性别和友谊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还用来检测宽泛的文化模式对消费者的影响。学生们也意识到人类学分析法的独特贡献。人类学分析法通过研究消费行为（如消费者怎样看待产品、获取产品和消费产品），为研究象征性消费进程提供参考。

教师要向学生说明，数据在没有进行合理分析前，不能成为帮助决策的有用信息，并教导学生如何有效地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对于那些展示定性分析研究成果的学生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总是不能与他们的定量分析一样被高估。学生要形成这样的认识：以经验观察为开端的人类学分析应该进行批评性分析。

目前，人类学在商业研究领域尤其是消费者研究领域有了很高的地位。人类学分析法也正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到大学课程中，如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定性分析法——人文的和定性的社会科学技术，也已经在商业教育中讲授，这种向人类学转移的态势将注定给这些分析工具以更高的知名度。同样，这种增长趋势导致进行消费者行为和营销研究的教师们有必要越来越多地开设定性分析的课程，诸如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课程。

6西方工商人类学的发展与崛起

虽然由于学派的不同，人类学家对自己学科结构的划分与分析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都认为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为传统的四大分支。人类学因为其研究方法的独特而成为西方20世纪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学科，20世纪末，人类学的发展受到工业和科技文明的较大冲击而放缓了速度，近几年来又有了较大和较快的发展。特别是以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以至在美国许多人类学家将应用人类学列为人类学的第五个分支。其实应用人类学是一个泛称，包括所有以人类学的方法为手段进行施政和解决实际问题研究的领域，比如当我们应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解决教育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就将这类研究统称为教育人类学。同理，当我们将人类学应用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研究时，我们就将其称为城市人类学（或都市人类学）。

人类学应用于工商管理领域已有较长一段历史，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坐落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westernelectric’shawthorneworks）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eltonmayo和w．llyodwarner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当时被称作工业人类学）的诞生。

此后，人类学家们便开始广泛进行应用方面的研究，从工商管理到妇幼保健，从军事行动到国际援助，从幼儿教育到通俗文化，等等，无所不及。1941年应用人类学学社在哈佛大学成立，1946年burleighgardner和w．llyodwarner等脱离了大学环境组建了社会研究合作公司（socialresearchincorporated），开创了人类学工商管理咨询业务的先河。社会研究合作公司的业务囊括了工商管理的各个领域和部门，成功地为数百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至今依然是美国非常活跃的工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公司之一。

20世纪5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edwardt．hall受雇于美国国务院主持一个培训项目，教育将被派往北美以外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在其著名的《沉默的语言》一书中，hall博士首次提出了非言语交流的特性及其重要性，并且指出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失误很可能导致一个工程项目或一个和平协议的彻底失败。他的理论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从事国际经济贸易的工商企业主管所必须熟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后来，人类学家garyferraro博士等延续了edwardt．hall的研究，并逐步完善和形成了跨文化交流与国际经济贸易的规范模式。

到了60年代，随着美国军事势力在国际社会的不断扩张，美国国防部开始计划公开招募人类学家为其在拉丁美洲和越南的军事行动服务。此举无疑引起有正义感的人类学家们的批评和抵制，认为有违人类学家的职业道德底线。1968年美国人类学学会在其会刊上登载了美国国防部的广告，招募人类学家在其越南参谋部与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越南文化与越南人行为模式，此举当时在全美国的人类学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美国人类学学会不得不撤除该则广告以平息持续不断的抗议。到了1970年，有可靠消息来源说，有个别人类学家曾秘密受雇于美国国防部，在泰国从事与军事行动有关的秘密研究项目。此消息的确认极大地震动了整个美国人类学界，大家普遍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学家，正面临着一场职业道德危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国人类学学会于1971年表决通过了《职业责任守则》。该守则明确规定：人类学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签署秘密雇佣协议，任何人类学研究报告都不得仅交给研究委托方而不提供给普通大众。该《职业责任守则》无疑束缚了工商人类学家的手脚，因为工商人类学研究项目一般都涉及委托方的商业机密，而出资委托研究的厂商们，是绝对不情愿将研究报告公之于众的。由此，工商人类学便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冬眠状态，鲜有成果与进展。

时至80年代，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而受雇于工商企业自然就要保守企业的商业机密。这种现象再次引起了美国人类学界关于职业道德的争论，学会最终同意职业性研究，从而使得工商人类学有了法理依据，更多的人类学家开始了他们的工商管理咨询服务生涯。与此同时，“文化”这样一个人类学最常用的词汇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众传播媒体和工商企业家们，也突然变得对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有了极大的兴趣。促使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

根据工商人类学专家annjordan博士的研究，日本的经济崛起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伴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美国、欧洲，甚至亚洲的其他国家，都对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出于国际经济贸易的需要，学习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文化，成为欧美许多工商企业管理层的首要工作。而人类学家对文化研究的特殊本能正好借此机会得以充分发挥。在此期间，许多以人类学研究为主的工商管理学术著作问世，比较著名的有richardpascale和anthonyanthos所著作的《日本管理之艺术》（theartofjapanesemanagement），terrencedeal和allankennedy所发表的《企业文化》（corporateculture），等等。

1987年，美国成立了学习研究研究所（theinstituteforresearchonlearning，irl），旨在研究学习的自然过程以及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学习环境。虽然该研究所是一个综合研究机构，但其主要研究方法则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及互动分析。irl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工商企业管理实践当中，以提高工人的学习能力为手段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商人类学家的贡献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高层所认可，成为工商管理研究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国家，许多跨国的大中型工商企业出于公司赢利的需要，正式雇佣人类学家为公司的管理提供可操作的研究。比如著名的电信设备公司摩托罗拉，著名的电器制造商通用公司，著名的金融跨国财团花旗银行，著名的汽车制造商丰田公司等都正式雇佣了人类学家，有的甚至雇佣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成为企业内部的长期正式从业职员，为公司的战略发展而从事人类学方面的应用研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为学术目的而开始参与工商管理领域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的jerryasltman和grantmccracken教授，西北大学的johnsherry教授等。此外，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教授也开始采用人类学方法从事工商管理研究，比如儒特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carolkaufman－scarborough博士等。澳大利亚沃隆贡大学（universityofwollongong）商学院的kathyrudlkin博士与hemantdeo博士应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在2005－2006年对当地数家银行分支机构进行了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的研究，并得出结论：人类学的实地参与观察研究方法，对于银行业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应该大力推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大学的人类学系正式开设工商人类学课程，并开始培养工商人类学硕士或博士，比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俄勒冈州立大学（universityoforegon）、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universityofnorthtexas），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ofcopenhagen）。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布尔德分校（universityofcoloradoatboulder）更于最近开设了工商管理学与人类学双硕士学位，很受欢迎。而人类学对商学院教学大纲的影响力，根据annjordan博士的研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益增大，特别是在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市场营销与管理、商业竞争情报学等课程的教学中，商学院的教师们在其教学实践中，已经大量引入人类学原理和方法，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果。

2003年，annjordan博士发表了她的重要著作《工商人类学》（businessanthropology），标志着工商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正式确立。工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开始在一些商学院系开设。目前在工商管理领域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企业研究中，对以下一些特定的方向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根据某些学者的超前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许多公司都将不得不设立一个新的高层管理职位——首席人类学家，正如近年来新出现的首席信息分析师一样，首席人类学家将同公司的其他高级主管一道，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出谋划策，特别是要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睦相处而尽心竭力，从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劳动效率。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篇11

袁从万（1988-），男，云南昭通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和在体育学中的学科位置、研究的对象、方法以及体育人类学与人类未来的发展几个方面阐述了体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并对体育人类学学术研究进展进行一定综述。只有从人类持续发展角度把握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体育与人类才能更好的互补发展，从而中国体育的发展也需要体育人类学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和科学理论支撑。

关键词：体育人类学，学术进展，综述

体育人类学是在体育领域研究人类发展的一门学科，它揭示体育过程的内在结构，在不同形式的体育过程和与之相似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共同的规律。因此，体育人类学是涉及体育与人类的各个方面，从人类起源、生存、发展的宏观意义上去认识体育，在探索体育的起源和发展方面，在挖掘和整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方面，在研究人种差异与高水平竞技方面，在探索人类体质状态连续进化方面，从而进一步准确地把握体育的本质，以便使体育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体育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将成为各国经济文化领域的重要产业。[1]

1.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体育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探讨人类进化过程中身体结构和运动方式的变化，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来判断处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体育状况，居于更高层次，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立足于体育对人类学的整体需要，体育人类学涉及到游戏、竞赛、锻炼、舞蹈以及人类身体运动的许多方面。[2]

体育人类学对体育原理的研究，为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民族体育，对民族体育进行科学的挖掘、整理和改良，筛选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部分，不仅保护了民族文化，也为增强全民族的体质健康提供最充分的理论依据；竞技文化的研究，使人类从单纯追求人体极限的误区中解脱出来，强调种族平等，竞技场上的成绩高低，不应该用以概括种族的优劣；人类的发展，为体育的未来制订了坐标，把握体育的未来发展轨迹，考虑到人类体质和健康的终极效果，探讨社会的异化导致的体育特殊需求，揭示体育与人类未来的发展。

2.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体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当然要借鉴人类学的基本方法，根据体育领域的实际需要加以调整，主要有以下几种：

2.1野外考察

“田野工作”的程序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野外考察的准备、野外资料收集技术、野外适应、野外资料分析。田野工作—特别是参与观察方法，重视人的行为，是人类学最基本的途径，也是体育人类学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2.2人体测量

体育与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都有密切关系，无论是检验人体发育或健康水平，还是衡量运动锻炼或训练效果，为开展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提供量化依据，都离不开人体测量方法。但应该清楚体育人类学并不一味采用研究人体标准类型的测量法，也不主张静止地去研究人体常态。

2.3其他

人类学家必须保持一个视野的宽度，也就是说养成在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范围内来观察事物的习惯，因为他们要遵守人类学研究的两大原则一一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不仅如此，研究体育和竞技活动的历史需要考古学，在对民族体育的比较和评价中，经常也需要使用考古学的成果。

3.体育人类学与人类未来的发展

一般而言，人类学着眼于人类的过去和现在，但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未来。基于现实：生存空间的异化、适应的极限、脑体背离。体育人类学特别关注文明进步给人类体质带来的负面后果，促进人类的体质健康与社会文化的同步发展，未来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鉴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应该是绿色的、生态的。

健康，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基本关怀；体育，是体现这种基本关怀的最佳执行者。追寻健康，体育应该是：最积极的休闲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娱乐方式。体育，和人的健康幸福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提供日益绚丽多彩的身体运动方式来源源不断生产健康，未来的体育将是最积极、最有益和最愉快的途径[3]。

4.我国体育人类学的学术进展

4.1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1999年，我国第一本“体育人类学”专著出版（胡小明，广东人民出版社），对体育人类学的学科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此后，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席焕久等，2001）和云南大学出版社（饶远、陈斌，2005）先后出版了“体育人类学”专著。

人类学研究更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及差异性，以及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其发展演变。因此，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也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杨世如对2009年由华南师范大学与贵州民族学院19位专家学者组成两校联合调查组以苗族独木龙舟竞渡为调查对象的实践活动进行阐述，从研究方法上释义体育人类学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理论空间[4]。杨海晨等在《论体育人类学研究范式中的田野调查关系》一文中为田野调查法资料的客观性提出一些建议[5]。

4.2民族体育的人类学视角

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是体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有关民族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武术研究；2、通过田野工作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考察；3、民族传统体育多元文化研究；4、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6]

胡小明、李吉远、钟海明、万义、胡建文、杨世如等学者对民族体育的研究，有力的推进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许多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就是体育的原生态，反映了体育的根，反映了体育最本质的东西。斗牛、龙舟、摔跤、秋千、跳月、跳虎等在起源时都与自然力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着对自然的关怀、对生态的尊重；堆沙、打陀螺、跳竹杆、独竹漂等则是粘着土、连着泥，沐浴在自然和风里的。民族体育的发展趋势主要与体育比赛、旅游产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相结合，才能有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结语

体育人类学是新时期我国体育意识重新构建的关键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兴学科。新兴学科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研究新的对象，开拓新的领域，发现新的规律，为人类认识体育提供新知识，为人类发展体育提供新的认识工具。当然，新兴学科又大多是正在形成中的学科，这决定了它的不成熟性。因此，从学科的成长期来看，体育人类学仍然处于童年，从人类发展的需要来看，体育人类学前景广阔。（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洪.体育运动与人类发展的渊源[J].湖北体育科技，1999（4）：45-47.

[2]卢元镇主编.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5-151.

[3]胡小明.体育人类学进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3）：289-293.

[4]杨世如，韦佳.原始礼仪竞技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10，31（5）：64-68.

人类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理论；人类学；传统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4-0013-04

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要发展社会学、人类学，紧接着由中国社科院胡乔木牵头，费孝通负责操作，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就这样重新步入学术正轨。在此基础上，经后来体育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又创建了一门体育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按照卢元镇[1]的观点：“体育社会学和体育人文科学合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简称体育人文社会学。”其基本研究思路是关于体育人文与社会的联系，集中关注社会各种体育现象，着眼点在体育文化。目前，体育史、体育哲学、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文化、体育人类学等，主要探讨内容包括体育的人文价值、伦理和审美等。作为新兴学科，从体育人文理论发展趋势来看，应有所突破，而不是不断重复前人所述。本文将从理论上围绕哲学思维(价值判断)、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范式)等作简述。体育人文理论研究可借鉴人类学研究，以促进体育人文理论向深层发展。未来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多将体育归于大文化范畴，所以，发展体育人文理论，可以回到人类学中去找寻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作参考。

1人类学与体育人文理论

人类学研究“人”本身及其文化，是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把日常教育的零散科目合为一个便于掌握的整体[2]。人类学最早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多关注体质方面，现在则多集中于文化方面的研究[3]。而体育人文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人本身以及人参与的体育文化活动，研究内容包括对人与体育的哲学分析、伦理关系、审美、价值判断等，也可说是属于人类学研究的部分内容。胡小明[4]教授认为：“体育人类学，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

从人类学看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会显得哲学思想更开放、更加具有包容度。人类学注重站在上层(文化的角度)看问题，蹲在下层(田野调查)研究问题，问题集中在人的文化(思想层面)和文明(技术层面)两个层次。从上层看，中国体育人文理论整体架构，即学科的构建问题(体育文化研究的构建)，首先是研究的哲学思维，其次就是学科的哲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从下层看，目前中国体育人文理论的路线，主要是以文化学作理论指导，一直在研究人的身体娱乐活动与社会的关系，具体研究对象表现为“体育文化”。但是，到底什么是体育文化以及如何深入研究体育文化等，体育学界一直还在商讨中。人类学最早研究的是人类体质(解剖特征)，后转向民族、宗教等文化层面，已经从“文化概念”的漩涡中走出，把关注焦点定位于“何时”使用文化这个概念。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人类学能为体育人文的研究提供相对成熟的理论。人类学属于“新”科学的第一个，而不是“旧”科学中的最后一个，它正在探索如何理解人们广泛著述的人类状况之新方式[5]54；“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的世界性，是由人类学从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的两个面向的世界性所支撑的”[6]。

2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的结构性问题

2.1哲学思维和理论体系的缺失

每个民族、国家都应有自己的哲学观、文化观。哲学思维的缺失，会使体育终极价值观不够清晰。中国体育发展的哲学思维，往往被“权势思维”所替代，在这种状况下，体育顺势为权势服务，但是，保障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还需保持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从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来看，开展体育人文理论研究，首先要找回体育的历史渊源以及自身哲学，其发展方向才不会偏离本位。

中国的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支撑，没有明确的理论方向作指导。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体育哲学研究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不少体育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唯一的理论工具，坚持在思维领域形成的辩证逻辑关系，过分强调其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及外推作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人们必须将理论与社会密切联系，才能深刻洞察社会。实践也表明，如果仅仅背几条耳熟能详的原理，而脱离与社会的联系，就与马克思的要求相背离。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的理论，还应是被重新创造的理论[7]。僵硬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束缚了体育哲学研究，使其停滞不前。二是存在着一些不求甚解的时髦理论。不少研究者将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生硬地强加到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中，由于缺乏深刻的理解与剖析，显得非常牵强。

2.2研究方法以文献提炼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