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碳交易市场；中国试点区域；实证研究；政策对比

[DOI]10.13939/ki.zgsc.2015.34.187

1背景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1年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7个城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正式拉开了以交易促减排的序幕。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路线图，我国建立起全国碳市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14年和2015年的准备阶段，期间主要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立法、技术标准开发和配额分配方法制定等；第二个阶段为2016―2022年的运行完善阶段，期间国家发改委将全面启动实施和完善全国统一的碳市场。第三个阶段为2022年后的拓展阶段。在这期间将扩大参与企业范围和碳市场中的交易品种，同时将探索与国际上其他试点对接的可能性。

目前，统一碳市场正处于准备阶段，国家发改委于2014年12月10日公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并确立了14个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更多细则有望于2015年年底公布。而全国统一碳市场则将在2016年夏季或秋季建立。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计划，全国统一碳市场将会覆盖30亿～4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这将使中国碳市场成为世界最大市场，是排名第二的欧盟碳市场的两倍。国家发改委预计，全国统一碳市场的现货交易将达到每年12亿～80亿元人民币，而期货市场的规模更是会达到每年600亿～4000亿元人民币。

我国目前规定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可用图1描述。

图1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运行机制

2相关理论综述

目前对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规模较大的欧盟碳市场（EU―ETS）。Daskalakis和Markellos（2008）通过实证分析欧洲碳交易市场的数据，检验其有效性，研究结果拒绝市场弱式有效的原假设，得出欧洲碳市场无效的结论。中国碳市场起步较晚，关于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很少，且理论政策方面的论文多，定量实证研究少。王倩和王硕（2014）运用有效市场假说理论，使用单位根和方差比率方法对北京、上海、天津和深圳试点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得出部分碳市场有效的结论。然而其选取的样本量较少，且并不是最新数据，因而结论说服力不强。

本文在获取大量最新交易数据的前提下，借鉴了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创新性地选取了位于华北地区，且发展情况相似的北京和天津两个试点，利用经典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来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对比二者政策和标准的区别，探究其有效性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立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3中国碳排放试点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3.1数据选取

本文的数据取自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网站上公布的碳排放交易数据，见表1。

3.2北京的碳交易量价关系

3.2.1单位根检验

数据序列的波动必须满足平稳且服从正态分布的条件，这是现代资本市场理论所要求的基本假设之一。因此，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之前，我们需要先对相对时间变动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确保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在这里，我们采用目前的主流方法――单位根检验（ADF）。一阶差分后的检验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经过对序列取一阶差分，得到的新的序列经证明不具有单位根，即序列平稳，可以继续进行VAR模型的建立和其他检验。

3.2.2VAR模型建立

在证明了序列具有平稳性之后，我们就可以对碳现货的成交量价做出一个向量自回归模型，其主要作用是用来对时间序列系统进行预测，并利用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出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以及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产生的动态影响。同时，利用该模型可以进一步预测和脉冲分析，并且观察在VAR模型基础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见表4。

在建立了VAR模型之后，我们需要对模型的平稳性做出检验，以确定该模型是稳定的。检验方法是：如果模型方程的全部根的倒数都落在单位圆内，那么模型是稳定的。我们利用图2的VAR模型的特征根分布图来判定结果。

图2VAR模型的特征根分布

由图2可知，VAR模型中方程的4个根都落在单位圆内，说明该VAR模型是平稳的，即VAR模型中的方程成立。

3.2.3Johansen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是基于回归系数的检验。在我们建立了VAR模型之后，可以对其回归系数进行检验；由于非平稳序列很可能出现伪回归，而Johansen协整的意义就是检验它们的回归方程所描述的因果关系是否是伪回归，即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关系。总之，Johansen协整检验就是对非平稳序列的因果关系检验。

如果非平稳时间序列不存在协整关系，即可以建立VAR模型，然后利用变量的差分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前提是满足同阶单整。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将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进行短期因果关系分析。通过特征值检验即可判断是否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的迹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从Eviews的结果可以看出，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因为原假设是“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个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说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据此，可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3.2.4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确定碳现货价格与成交量的因果关系，我们在确定了其价格和成交量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之后，需要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原假设“BJP的变化不是BJV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成立的概率为2E-06，即为极小值，那么说明拒绝原假设，即BJP变化是BJV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原假设“BJV的变化不是BJ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成立的概率为0.2467，不能拒绝原假设，因此BJV变化不是BJ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所述，从北京碳排放交易所的数据来看，碳排放现货的成交量和价额之间具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碳现货的价格变化会导致其成交量的变化。然而对于它们之间如何互相影响我们还需要通过建立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3.2.5脉冲响应函数

经济学一般把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冲击和影响的程度刻画为脉冲响应，具体就是一个变量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对其他变量的冲击和影响，什么时间达到影响最大，即通过脉冲后曲线的高度来描述。脉冲响应函数反映的是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到所有其他变量。在这里，我们企图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探索碳现货的价格与成交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持续时间。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以看出，碳市场的价格波动会趋于平缓。当受到外部冲击时，变动是暂时性的，并且会在短期内恢复平稳，因此对碳市场预测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3.3天津的碳交易量价关系

3.3.1单位根检验

为验证数据的可用性，我们首先对碳现货的价格序列和成交量序列做单位根检验，见表7和表8。

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碳现货的成交量序列平稳，而对于价格序列，经过对序列取一阶差分，得到的新的序列经证明不具有单位根，即序列平稳，可以继续进行VAR模型的建立和其他检验。

3.3.2VAR模型的建立

在证明数据序列具有稳定性之后，我们企图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来对时间序列系统进行预测，并利用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出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以及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产生的动态影响。VAR模型结果如表9所示。

在建立了VAR模型之后，我们需要对模型的平稳性做出检验，以确定该模型是稳定的。VAR模型的特征根分布图如图4所示。

图4VAR模型的特征根分布

方程组的四个根全部落在单位圆内，证明该VAR模型是稳定的，可以继续进行下面的检验。

3.3.3Johansen协整检验

在我们建立了VAR模型之后，为避免伪回归，可以对其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即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

从Eviews的结果可以看出，迹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因为原假设是“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个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说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据此，可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3.3.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确定碳现货价格与成交量的因果关系，我们在确定了其价格和成交量序列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之后，需要对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见表11。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原假设“TJV变化不是TJ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成立的概率为0.46，高于临界值，因此原假设不能被拒绝，即天津碳现货成交量变化不是其价格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原假设“TJP变化不是TJV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成立的概率为0.39，高于临界值，因此原假设不能被拒绝，即天津碳现货的价格变化不是成交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我们可以认识到天津的碳现货交易的价格和成交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同时，也由于价格和成交量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不能继续进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北京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已经较为成熟，其价格和成交量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在短期内消化来自市场外部的信息的冲击的影响并使价格趋于平缓。而天津的碳排放交易从数据上来看，第一是成交量较北京的还有很大差距；第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天津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并不成熟，其价格与成交量之间尚不能看出较为明显的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那么其对于来自外部信息的消化能力也并不如北京市场那样迅速有效。

4北京和天津的碳交易体系现状分析

4.1北京和天津碳交易政策对比

4.1.1碳交易平台及方式

天津在交易主体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开放度，不仅允许企业、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还允许个人及国内外社会团体参与，这会大大增加碳市场活跃度，也是我国碳市场逐步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条件。从交易方式上看，二者都发挥了市场机制在碳交易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价格发现作用，进而有利于碳排放权的最优化配置，然而天津的拍卖交易方式在现实中只占到了很小的比例，只有交易规模增长后，交易方式才会趋于多样化。北京和天津的碳市场中有不同MRV体系，由于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不同，碳排放核算方法应当因地制宜，但是这也为日后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增加了难度，详见表12。

4.1.2碳交易总量与覆盖范围

在七个试点中，天津的纳入企业数量最少，且钢铁类企业占到了近一半，说明天津市温室气体排放相对集中，但是天津的减排总量远大于北京，说明目前天津企业的碳排放量很大，因而减排空间大。从参与企业排放量所占比例看，天津大于北京，说明天津碳减排波及的范围相对更大，减排力度更大，而影响参与企业数量的根本原因是政策标准，不同地区应当根据该地区当前的碳排放状况制定适合的减排指标，才能保证政策顺利地执行，详见表13。

4.1.3碳排放权配额分配与管理

两地的配额计算多是根据历史数据，然而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体系尚不完善，所以多数试点都采取了历史法和行业基准线等其他方法相结合来决定各企业的碳排放权配额，当前配额都是免费发放给企业的。违约处罚方面，北京的政策更加严格，对超额排放部分处以市价3～5倍的罚款，天津市只是处以限期整改和取消享受相关政策，从结果来看，北京的主动履约率达到97.1%，未履约企业已交罚款共计600多万元。碳排放作为新兴的市场，相关政策法规要有足够的约束力，碳交易的政策效果才能得到保障，详见表14。

综上所述，从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上看，天津的交易主体范围更广，交易方式呈现出多样化，这有利于提升碳市场的灵活性和活跃度；从碳减排量上看，天津的参与企业数虽然少于北京，但减排总量和参与企业排放量的比例均大于北京，因而得出天津的二氧化碳减排力度很大；二者配额计算和分配方法类似，但违约处罚制度不同，北京对于超量排放的处罚力度更大，这可以保证碳减排政策的实施，进而促进我国节能减排事业的发展。

4.2对我国建立统一碳市场的启发

第一，提高法律约束力，加大处罚力度。碳交易政策得以实施必须要有强制法律约束力的保障，若处罚力度小，政策的法律约束力弱，企业很可能因为成本问题而不履行碳减排任务。北京在立法执法方面有很多具体有效的标准和管理办法，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值得其他试点借鉴和学习。第二，促进碳金融创新，提升碳市场活跃度。目前我国碳市场偏向政府控制，政府通过发放配额的方式达到使企业有偿排放二氧化碳的目的，并不看重二级市场的交易，碳交易产品类型单一，碳交易相关的金融衍生品尚未形成，今后应趋于市场主导，通过二级市场形成价格去激励企业减排创收，达到利润最大化。第三，提高政策标准的科学性，逐步健全碳体系。碳减排总量，排放配额的分配，纳入企业的数量等标准的制定应当因地制宜，才能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因而政府应根据各试点不同的标准，实际情况及执行落实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调研，科学地制定出因地制宜的碳交易体系标准，进而促进碳市场的完善。

参考文献：

[1]DaskalakisG.，MarkellosRN..AretheEuropeancarbonmarketsefficient？[J].ReviewofFuturesMarkets，2008，17（2）：103-128.

[2]SeifertJ.，Uhrig-HomburgM.，WagnerM..DynamicBehaviorofCO2SpotPrice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2008，56（2）：180-194.

[3]MontagnoliA.，DeVriesF.P..CarbonTradingThicknessandMarketEfficiency[J].EnergyEconomics，2010，32（6）：1331-1336.

[4]CharlesA.，DarnéO.，FouillouxJ..TestingtheMartingaleDifferenceHypothesisinCO2EmissionAllowances[J].EconomicModelling，2011，28（1）：27-35.

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篇2

低碳、节能已经成为全世界为此，全国上下针对国家政策制定了切合城市自身发展的低碳经济政策，对于热电行业低碳经济发展，更是有着新的要求。针对于热电行业，如何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碳排放问题，是切实推荐低碳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

二、低碳经济的概念以及研究现状

1.低碳经济概念

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中，其当初的主要意义在于节能环保。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低碳经济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已经由单一的经济效益延伸到了社会的其他生活领域。现如今的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发展模式以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为支撑，建立一种高效低排的低碳产业链，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低碳经济研究现状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其具有先进性、全面性、经济性以及可持续性特点。为此，低碳经济的研究已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开展，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广泛达成的共识。就目前来看，建设低碳经济的方向主要从能源消费角度、城市综合排放的构成角度、城市空间结构的角度来研究低碳经济的实现和发展问题的。

而我国的经济学者则认为，城市低碳经济指标体系主要分为目标层、标准层、指标层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涵盖了产业经济发展指标、农业发展支撑指标、科学技术支持指标等内容，低碳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于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城市的合理规划和节能减排问题来看。

三、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级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当简明扼要，反应低碳经济的内涵，同时也要注意到其可行性，尽可能的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要坚持系统优化与层次化相结合的原则、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的原则。

热电行业低碳经济指标体系主要在于指标体系的量化，对低碳经济系统各层次、各环节进行高度概括，实现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选择评价指标体系过程当中，通常选择能够反映出该指标各个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根据其反应的特征和状况，来健全和完善评价指标体系。除此之外，在进行热电行业低碳经济指标体系构建过程当中，需要对指标进行宏观掌控，使评价指标能够尽可能量化，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

四、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方法及相关步骤

1.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方法

热电行业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产业生产过程，其碳排放量受到生产技术、生产企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设计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指标，要根据热电行业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设计，将各个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进来，避免因为遗漏而造成评价指标的不准备。本文当中涉及的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主要来自于《火电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主要参考依据。

就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指标来看，低碳经济评价主要方法有层次分析法（AHP）、物质流分析法（MFA）、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相比较而言，针对于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指标来看，模糊综合评价法更适合于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模糊综合评价法主要从定性的模糊选择入手，基于其变化原理，需要建立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模式，并且将其转化为一个较为简单的运算，其结果设定为X、Y的因素集，其中对于任意属于X因素集的因素为其特征指标，属于Y因素集的因素同样为Y的特征指标，以其变量作为矩阵R=（rij）nxm，就可以得到X到Y的模糊关系矩阵。

2.评价步骤

进行热电行业低碳经济指标评价，首先要确立其基准值，基准值是衡量该项指标是否符合低碳发展基本要求的评价标准，该项指标已经有明确的要求值，通过与该指标的要求值进行比对，就可以判断低碳经济指标是否达到相关标准。在热电行业低碳经济指标的考核当中，各项指标存在正、逆向指标，正向指标为低碳综合利用和科学管理，逆向指标则为低碳能源消耗、低碳污染排放，因此在判断低碳经济指标过程中，需要进行数据无量纲化处理。除此之外，指标的权重值反映了该项指标对热电行业低碳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也需要将其考虑到低碳经济指标的算法当中。

五、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方法采取的技术路线

热电行业低碳经济发展是一个由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技术系统、环境系统四方面组成的复杂系统，要想确立低碳经济评价指标，必须以这四个系统为指标体系框架，从而反应出热电行业低碳经济水平。

第一，以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确定目标层，明确热电行业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和差异，从而达到一个宏观上的掌控。

第二，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确立后，需要对各个环节目标进一步明确，从生产过程、生产技术、生产机械等方面考虑，查看哪一方面影响了碳排放量，之后针对这一方面进行整治，以确保指标合理化。

第三，热电行业低碳经济评价体系有着明确的指标，这个指标是根据国家政策所确立的。在进行相关检查和评价后，根据模糊综合评价法会得到一个指标数，这个指标数是否符合政策指标，是最终判断热电行业低碳经济是否符合标准的关键。

六、针对热电行业低碳经济发展采取的措施

低碳技术的发展，对于降低热电行业高污染排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确保我国热电行业低碳经济指标的达成，我国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热电行业低碳经济发展。

坚持自主创新，发展先进能源。热电行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对燃料的燃烧，以此来提供电能供应，如何以清洁能源代替原本的高污染煤炭资源，是减少高污染排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为此，我国必须坚持自主创新，改善热电行业的设备，促进新能源投入生产，例如核能、动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以此减少二氧化碳等排放。

为了发展低碳经济，要积极引进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目前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节能减排技术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加强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合作，将有利于我国技能减排技术的提升，这对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全球气候变暖而引起的温室效应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难题，必须要坚持低碳经济发展，加快低碳新技术尤其是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从而促进热电行业排放量减少，促进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

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篇3

我望着她那副球体状的滚圆身躯；望着她那条长达约40,076千米的腰带；望着她那身几乎被海蓝色包围的衣裙。霎那，我清楚了她的身份。我伸出幼小的手，放在她宽阔的手中。十指交握的大手小手传来的温情母爱，轻柔地缭绕着我。我带着作为地球儿女对母亲的深深依赖，跟随着她的步伐稳稳前行。

她渐渐停住了脚步，我抬头一看，一本巨大的书册立在我面前。“这是一本相册，它纪录了你们的发展，我的变化。”她边说着，边翻开这本厚重的相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汉代时期的相片：一位地方官员正在宣布对堂下老百姓所犯过错的惩罚，而这惩罚的方法竟然是种树！她看着我满脸不解的神情，仔细解释道：“在汉代，人类对环境的保护相当重视。汉代的皇帝不断勉励百姓多多植树。在一些区域，如果百姓犯了小过错，地方官员会将植树作为惩罚方法。”她指着第二张相片说：“这是唐代时期的，这上头的官员被荆条抽打是由于在他管辖的地区中，田地荒芜亩数高达总地区的十分之一，所以根据唐朝法律要受惩罚。”她指着第三张相片继续说：“这是宋代时期的，这个百姓被惩罚是因为他随意砍伐树木。还有，这第四张是······”

“这些都是记录了过去的照片”，我打断了她的介绍，好奇而迫切地追问：“现在的呢？有现在的照片吗？”她的神情顿时从怀念转变为悲伤，深深叹了口气，慢悠悠地翻开另一页，我定睛一看，内心也不禁沉重下来。那一页上贴满的相片，几乎都记录了人类对环境的恶行。肆意砍伐树木似乎是家常便饭，汽车尾部排放的黑烟已是屡见不鲜，电灯电视等也常常“全天服务”，乱丢垃圾仿佛也是得心应手······我看着现在与过去两种相片的鲜明对比，思索着自我的行为，一种想法油然而生。“我该怎么做？我能为环境做些什么？”我诚恳地看着她，她欣慰一笑，柔和地对我说：“孩子，如果你真有这份心，就把先从‘低碳生活’付诸行动开始做起吧。”她神情渐变凝重起来：“人类现在对环境的伤害都几乎与碳排放严重离不开。如果人类能时刻谨记‘低碳’，真正减少碳排放，我想对保护环境会有很大的效果······”

“低碳生活······”我喃喃自语着。那些相片像电影回放似的回绕在我脑海中，过去人类的环境意识强烈，现在却显得薄弱，过去人类所做的都有利于减少碳排放，现在却是在增加碳排放等等。或许，我真该为保护环境做些什么，例如，踏上“低碳”之路。

书籍，新闻，报纸，网络都是收集信息的可取之法，我通过形形色色的途径初步了解了碳排放严重的后果，而这些不良后果中全球气候变暖首当其冲。要想减少碳排放，就必须从生活中点点滴滴做起，把“低碳生活”既作为生活态度，又作为生活方式。低碳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低污染，低消耗和低排放”，如果我能从这三方面入手去实践它，那么地碳行列中，我也能算是一份子了。

“低污染”对于我一个中学生来说，最理想的做法就是不乱扔垃圾，少用一次性用具，和重视植物。据统计，垃圾造成的碳排放平均为2.06千克，其中一次性用具造成的就有0.48千克。基于此，我渐渐在养成外出购物时自备环保袋的习惯，坚持“无论是免费或者收费的塑料袋，都减少使用”这个理念。一次性筷子，杯子，饭盒都尽量避免使用，否则，永久性餐具岂不没有用武之地了？森林是二氧化碳的最佳栖息地，可由于纸巾的广泛使用却逐步毁灭了栖息地。每当我拿起一张纸巾时，我就会提醒自己，这是破坏森林得来的，我正在做一名砍树的“侩子手”，我间接导致了有些碳排放没能被树木吸收。于是，我便放下了手中的纸，重拾起手帕。自从我了解了植物对碳排放有吸收作用，种植和打理我家一些小植物就成为我生活的乐趣了。在欣赏同时缓解眼部疲劳，而且更降低了碳污染，何乐而不为呢？“低消耗”是一项生活中最实际，也最不易坚持的习惯性问题。我们几乎每日都在进行水和电的消耗。开一小时的电视约排放碳0.096千克，开一小时的电灯碳排放量约为0.041千克，而当我们少用一度水就减少0.194千克的碳排放，省用一度电则减少0.638千克。我是从生活中的细节来实现“低消耗”的。比如随手关灯，及时拔掉充电器的插头，这些简简单单的动作却能在无形中为“低碳”服务。夏天的炎热确实令人难耐，适当有时地打开空调未尝不可，但若惯于沉醉空调的长期服务，那么不仅对身体无益，更会加剧碳排放量。我确实喜爱享受空调带来的阴凉，但每思及“低碳”的必要性和好处，我便弃空调而择蒲扇。毕竟在空调未出现之前，人类不也安然度过了炎夏吗？“低排放”最易联想到的就是交通工具排放问题。我现在正处于初中的紧张学习中，体育锻炼方面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兼顾，因此，我便想办法将锻炼与“低碳”联系起来。我采用步行的方式上下学，周末外出也不乘车辆，这样做既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身体锻炼，更实践了我的“低碳生活”，可谓一箭双雕！能靠自己的双腿运动又何必“不沾尘土”地杜绝外界大地？何必选择作为外来工具的车辆而放弃自己最原始的运动之法呢？

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篇4

作者简介：王卉彤，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金融。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8cjy059）。

（1.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北京100081；2.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本文对1995-2007年我国30省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类型的时空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测算了11个省区1997-2007年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研究结果表明：在本文的研究时序内（1995-2007年），我国30省区的碳排放总量和排放类型都呈现出明显的、一致的阶段性，即1995-2001年的变化不大，2002-2007年的碳排放量急速增长、碳排放类型发生显著变化。在造成碳排放量急速增长、碳排放类型发生显著变化的三因素（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中，人均消费与碳排放量的关联度最大，对碳排放量的解释作用最大；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次之。因此，结合“十二五”期间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将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首要任务，我国除在生产领域积极开展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外，还应通过政府引领、社会组织积极推进、公民广泛参与发展低碳消费方式。

关键词碳排放;时空格局；人口消费；灰色关联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1）07-0140-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24

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碳排放研究也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我国学界关于碳排放的研究急剧增加，但这些政策和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国家层面的碳排放。实际上我国各省区的碳排放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为制定国家碳减排目标和相关政策时更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对于我国的碳排放问题还需要从空间格局变化把握。本文对1995-2007年30省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类型的时空格局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1997-2007年11个省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灰色斜率关联度，对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11995-2007年30省区碳排放量的估算

碳排放源分为自然排放源和人工排放源两类，自然排放源主要来自土壤和海洋，人工排放源是指人类活动。IPCC［1］的统计数据表明，由于工业革命以后大量化石能源的利用，使得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90%以上，因此本文以人工排放源为研究对象。与二氧化硫、粉尘、水污染等其他环境污染不同，我国并没有直接公布碳排放数据。本文参考已被广泛认可的徐国泉等［2］提出并改进的碳排放量分解模型中的算法，对1995-2007年全国及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30省区的碳排放量进行估算。

估算公式为：

CtδfEf+δmEm+δnEn

其中，Ct为碳排放量，Ef为煤炭消耗标准煤量，δf为煤炭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m为石油消耗标准煤量，δm为石油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n为天然气消耗标准煤量，δn为天然气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本文采用DOE/EIA（煤炭0.7020、石油0.4780、天然气0.3890）、国家科技部气候变化项目（煤炭0.7260、石油0.5830、天然气0.4090）、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煤炭0.7560、石油0.5860、天然气0.4490）、徐国泉（煤炭0.7476、石油0.5825、天然气0.4435）提供的碳排放转换系数（系数的单位为吨碳/吨标准煤）的均值作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根据能源消费估算碳排放量的关系式为：

Ct0.7329Ef+0.5574Em+0.4226En

本文采用的中国30省区1995-2007年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耗量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的统计年鉴。根据计算结果，1995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为85862.78万t；2001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为90399.89万t；2007年，我国碳排放总量为168429.62万t。30省区1995-2007年各年碳排放量见表1。

2中国30省区碳排放的时空格局分析

2.1碳排放量的时空格局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本文的研究时序内，30省区的碳排放总量呈现出明显的、一致的阶段性，即1995-2001年的碳排放量变化不大，2002-2007年的碳排放量急速增长。1995-2001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增长了约5.28%；2002-2007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增长了约76.35%。1995-2001年，30省区中碳排量增长幅度前5位的为重庆（210.2%）、宁夏（60.9%）、内蒙古（42.9%）、浙江（36.3%）、青海（36.0%）；2001-2007年，30省区中碳排量增长幅度名前5位的为内蒙古（174.8%）、山东（148.4%）、湖南（136.0%）、河南（122.3%）、福建（120.8%）。

2.2碳排放类型的时空格局分析

本文采纳张雷［3］对碳排放规模的分类方法，把碳排放分为超重碳排放型、重碳排放型、一般碳排放型、轻碳排放型四种类型；并根据本文对中国30省区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结果及变化特征分析，将超重碳排放型的碳排放量界定为超过1×108t/年，重碳排放型的碳排放量界定为（9999-3000）×104t/年，一般碳排放型的碳排放量界定为（2999-1000）×104t/年，轻碳排放型的碳排放量界定为等于或小于999×104t/年。与碳排放量的时空格局变化一样，1995-2001年，30省区的碳排放类型变化不大；2002-2007年，30省区的碳排放类型出现显著变化。

2.2.11995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的空间格局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1995年，属于超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只有山西省；属于Ⅰ级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辽宁、四川等6个，属于Ⅱ级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黑龙江、湖北、内蒙古等9个；属于Ⅰ级一般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贵州、陕西、甘肃等8个，属于Ⅱ级一般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和福建省2个；属于轻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重庆市、青海省、海南省4个。

2.2.22001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的空间格局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与1995年相比较，除宁夏、重庆从“轻碳排放型”转为“一般碳排放型”，贵州从“一般碳排放型”转为“重碳排放型”，四川从“Ⅰ级重碳排放型”转为“Ⅱ级重碳排放型”，广东从“Ⅱ级重碳排放型”转为“Ⅰ级重碳排放型”外，30省区中25个省区的碳排放类型没有发生变化，表明30省区的碳排放量变化不大。

2.2.32007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的空间格局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2007年，属于超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山西、山东、内蒙古等9个；属于Ⅰ级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湖北、黑龙江、上海等10个，属于Ⅱ级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新疆、江西、宁夏等8个；没有属于一般碳排放型的省区；属于轻碳排放型的省区包括青海省和海南省2

表21995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

Tab.2Typesofcarbonemissionof30provinces

inChinain1995

个。与2001年相比较，超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增加了8个，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增加了3个，一般碳排放型的省区减少了11个（降为0个），表明2001-2007年，30省区的碳排放量发生显著变化。

330省区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灰关联分析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统计数据表明，居民生活消费的直接与间接能耗已超过产业部门，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已有的研究缺乏对具体国家的具体分析。刘兰翠［4］、魏一鸣等［5-6］分析了1975-2003年人口、经济、技术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但没有考虑人类生活活动中的重要行为

表32001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

Tab.3Typesofcarbonemissionof30provinces

inChinain2001

表42007年中国30省区碳排放类型

Tab.4Typesofcarbonemissionof30provinces

inChinain2007

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1997-2007年11个省的碳排放量与人口总数、人均消费量以及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灰色斜率关联度，从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综合视角探讨中国30省区的碳排放问题，有利于正确判断和把握生产和生活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3.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对中国30省区1995-2007年的碳排放进行时空格局分析时发现，我国的碳排放数量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等12个东部省市的碳排放量长期以来在全国占据着主导地位，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量的比重在43.2%-46.3%之间；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和湖北等9个中部省份和自治区的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量的比重在37.1%-38.5%之间，呈现出稳定而略有下降的趋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9个西部省市和自治区的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量的比重在16.3%-18.8%之间，呈现出稳定而略有上升的趋势。

本文依据选择最大、最小和中间值原则，分别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选取了9个省区，并加选了重庆和宁夏。加选重庆是因为1995-2007年间碳排放量的增长倍数最大（达到381.4%），加选宁夏的原因是其在1995-2007年间碳排放强度的波动较大。

所选取的1997-2007年11个省区的人口总数、人均消费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运用本文前面部分计算得到的结果。

3.2灰色斜率关联度分析

本文采用孙玉刚和党耀国［7］提出的灰色斜率关联度的改进模型，该模型能够反应序列的正、负相关系数，具有对称性、唯一性、可比性、接近性和无量纲化后的保序性。

计算公式为：

ξi∑nk2ξi（k）

ξi（k）sgn（Δx0（k）Δx（k））（1/（1+P+Q））

其中：P＝-

Q＝（1-，）max（,））

本文运用其对我国11个省区1997-2007年的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总量的灰关联度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见表5。

3.2.1人均消费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分析

从表5可以看出：人均消费与碳排放高度相关（灰关联度在0.5888-0.7438之间），且远比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的相关性要大。

3.2.2人口总数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分析

人口增长除了导致能源需求的增长，还通过导致森林破坏、陆面覆盖变化、土地利用方式改变、更多的水泥制造等途径导致碳排放的增加。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虽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人口的绝对数量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从表5可以看出，除四川外，其他8省人口总数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均为正，且分布在0.1924-0.5046的区间范围内，这说明尽管人口总数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如人口消费大，但仍然有较明显的正向作用，即人口总数越大，碳排放量越大。

3.2.3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分析

为更好地衡量一国生产与碳排放的关系，本文计算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时应用的碳排放强度是物质生产部门终端能源利用的碳排放强度。从表5可以看出，1997-2007年，物质生产部门终端能源利用的碳排放强度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灰关联度分布在-0.2920-0.2081的区间范围内，其中海南、内蒙古、江西、山西、四川、重庆等6省区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的灰关联度还是负值，这从另外一个侧面验证了与碳排放强度相比，人均消费与人口总数对碳排放的影响相对显著。

表5我国11省区人口总数、人均消费、

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量的灰关联度

Tab.5Greyincidencebetweenpopulation,consumption,

intensityofcarbonemissionandcarbonemission

in11provincesinChina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

我国30省区的碳排放呈现出明显、一致的阶段性。在本文的研究时序内（1995-2007年），我国30省区的碳排放总量和排放类型都呈现出明显的、一致的阶段性，即1995-2001年的变化不大，2002-2007年的碳排放量急速增长、碳排放类型发生显著变化。1995-2001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增长了约5.28%，30省区中25个省区的碳排放类型没有发生变化；2002-2007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增长了约76.35%，超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增加了8个，重碳排放型的省区增加了3个，一般碳排放型的省区减少了11个（降为0个）。

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对我国1997-2007年的碳排放具有的影响力依次递减。依据选择最大、最小和中间值等原则，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选取的11省区的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量灰关联度的计算结果表明：人均消费与碳排放量的关联度最大，对碳排放量的解释作用最大；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量的关联度依次递减，即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依次递减。

4.2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一直集中在生产领域。但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选取的11省区的人均消费、人口总数、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量灰关联度的计算结果来看，居民消费（而不是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的解释作用最大。“十二五”期间，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任务，居民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力必然将进一步增大，因此，我国应着眼于发展低碳消费方式，倡导低碳消费理念，引导低碳消费生活方式。

4.2.1政府引领低碳消费方式

首先，各级政府和所有公务员应从自身做起，通过制订和实施单位能耗使用定额标准和用能支出标准等活动，在践行低碳消费中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其次，完善政府激励低碳消费的法规政策。一方面，出台激励低碳消费的政策和法规；另一方面，抑制消费主体的高碳消费方式。再次，加大低碳消费宣传力度。定期邀请相关专家组建低碳消费宣讲团，深入社区、市场、企业、学校、机关等进行低碳消费专题讲座，培养消费者树立低碳消费理念，提高消费者低碳消费意识和能力。

4.2.2社会组织积极推进低碳消费方式

社会组织是现代多元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主体，对促进低碳消费方式的全民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组织应利用自身分布广且深入社会各阶层的优势，广泛、深入地开展节能减排、低碳经济、低碳消费的宣传教育活动；为政府制订倡导低碳消费等方面的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4.2.3公民广泛参与低碳消费方式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意义却非常重大，每个人不经意的消耗与浪费乘以13亿，其结果都是惊人的。公众应积极转变消费理念，拒绝一次性消费、便捷消费及高能耗消费，形成低碳化、低能耗的消费习惯以及不追奢、不尚侈、不唯量的健康、平实、理性和收敛的消费观，广泛参与到低碳消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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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CarbonEmissionSpatiotemporalPatternsandGreyIncidenceof

FactorsInfluencingCarbonEmissionin30ProvincesinChina

WANGHui-tong1WANGMiao-ping2

（1.InstituteofFinanceandEconomics,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

2.SchoolofFinance,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

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1篇5

[关键词]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LMDI模型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3）04-0018-05

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持续膨胀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能源消费剧增，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气候变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低碳经济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选战略.[1]。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中国碳排放的重灾区，不可避免地成为全国碳减排的首要对象，而工业又是其能源消费的主力军，因此，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找出控制或降低碳排放量的措施，对于节能减排、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低碳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MeanDivisiaIndexmethod，LMDI）进行因素分解并对模型展开研究，旨在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未来的节能减排提供实证参考，据此提出控制碳排放的政策建议，以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分解模型的建立

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的优越性（全分解、无残差、易使用、易理解），本文采用该方法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因为LMDI分解法在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和结果表达等综合方面相对较优，分解结果有加法和乘法两种形式，易于转换且一致，不存在无法分解的残差，可以用于绝大多数情形的分析，所以，LMDI分解法是目前对能源分析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具有表达性和实用性.[2]。

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很多，鉴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研究重点在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率、能源利用效率、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系数对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建立下面的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模型

由式（2）可知，碳排放总量C的变化取决于P（人口规模因素）、Y（经济发展水平因素）、L（工业化率因素）、M（能源利用效率因素）、Ni（能源消费结构因素）、Ri的变化（碳排放系数因素）.[3]。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

第29卷第4期李绍萍，等：基于LMDI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第t期相对于基期的碳排放总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可以分解为6个因素，具体如下：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增加值和工业能源消费的原始数据来源于1997—2011年东北三省历年《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原始数据为基础，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数据处理：

由于工业总产值中存在固有的双倍计量问题，本文以工业增加值来计算工业化率和能源利用效率，同时，数据以1997年为基准，根据相应的工业产值指数统一折算成1997年不变价格，不变价工业GDP=基准工业GDP×工业产值指数。因为随着经济发展，价格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以现价工业GDP计算的碳排放总量是不能直接对比的.[5]。

由于能源种类过多，且有些种类消费量较低，本文按照一次能源终端消费的分类将工业能源消费划分为原煤、原油、天然气三种能源种类进行碳排放总量的分析。

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没有碳排放量的直接检测数据，本文通过能源消费量来估算碳排放量：C=∑iEiRi。由于原始数据中各种能源消费均为实物统计量，单位各不相同，不便于比较，因此，在进行计算时首先需要将各种能源消费实物量按照一定的系数统一折算成标准煤数量，然后再乘以各自的碳排放系数，即可得到各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6]。各种能源的标准煤折算系数和碳排放系数见表2和表3。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通过整理得到的基础数据，根据上述加法和乘法计算公式，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可以得到1998—2011年各影响因素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贡献值和贡献率及贡献值和贡献率趋势图，见表5、图1、图2。

（一）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总体变化趋势

从表5和图1中可以看出，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总体变化趋势大致表现为明显的两阶段特征：第一阶段为碳排放减少阶段（1997—2002），但整体下降速度变缓，且2000年出现了一个拐点，碳排放量增加了4762万吨；第二阶段为碳排放增加阶段（2002—2011），整体增加速度变快，2008年出现了一个拐点，碳排放量减少了5130万吨，这可能是受绿色奥运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使碳排放量有所下降。总体而言，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是不断增加的，虽然在1997—2002年期间有所下降，但其后一直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这表明近年来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和进一步推进，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同时，能源消耗量剧增，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也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趋势.[8]。

图1工业碳排放量变化贡献值趋势

图2工业碳排放量变化贡献率趋势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的内在机理，找出控制或降低工业碳排放量的措施，下面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而言，贡献率大于1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拉动因素，反之贡献率小于1是其抑制因素。

1.人口规模因素分析

由表4可知，2011年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口数为108155万人，较1997年增加了3873万人，说明近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人口增长较为缓慢。而根据LMDI分解结果可以看出，人口规模因素对工业碳排放量的贡献值较小，且其贡献率大于1，见表5，说明人口规模因素是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拉动因素，但在其变动不大的情况下，贡献值和贡献率都比较小，且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2.经济发展因素分析

从分解结果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一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贡献因素，且其贡献值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由1998年的2043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5779万吨，其贡献率则由1998年的108增长到112，说明经济发展始终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且其拉动作用越来越显著，呈不断增强的趋势。

3.工业化率因素分析

工业化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贡献值有正也有负，1997—2004年贡献值为负，2004—2011年贡献值除2006年为负外，其他年份都为正，且每阶段内具有一定的变化幅度，这是因为自2004年初国家正式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东北老工业基地迅猛发展，工业化率不断提高，工业能源消耗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业碳排放量的增加。

4.能源效率因素分析

能源效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贡献值整体为负（除2000、2004和2006年3个拐点外），且其贡献值的绝对值较大，其中2008年能源效率对工业碳排放量的抑制作用最大，使碳排放量减少了10776万吨，这说明能源效率是减缓工业碳排放量最重要的因素，是实现碳减排目标最关键的可行因素。

5.能源结构因素分析

能源消费结构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的贡献同时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且其对碳排放量增加的抑制作用较小，其贡献值基本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反映了近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能源消费结构未能得到有效改善，有待进一步优化，以充分发挥其对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抑制作用。

四、结论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率因素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拉动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是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工业化率的贡献值和贡献率次之，人口规模对工业碳排放影响的变化不大。

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因素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增加的抑制因素，其中能源利用效率因素的抑制作用大于能源消费结构因素，能源利用效率是减缓工业碳排放量最重要的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对工业碳排放影响的变化不大。

总体来讲，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和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率因素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因素的抑制作用。

通过以上对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变化因素的分析，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工业发展中，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控制或减少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碳排放量：一是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效节能设备，对旧设备进行更新与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多使用天然气、太阳能、风能、水能以及地热能等清洁能源；三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适当降低工业化率，特别是降低工业高能耗行业的比重。

综上所述，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未来的工业发展中只有坚持走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低碳工业发展模式，才能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温景光.江苏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0，24（2）：2932.

[2]郭朝先.中国碳排放因素分解：基于LMDI分解技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2）：116220.

[3]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158161.

[4]潘佳佳，李廉水.中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1，34（4）：8692.

[5]张伟，吴文元.基于LMDI的长三角都市圈工业能源强度变动的因素分解——对长三角都市圈1996—2008年工业部门数据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1，54（5）：6978.

[6]李园，张传平，谢晓慧.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工业分行业的实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2，226（8）：3945.

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篇6

[关键词]投入产出；出口隐含碳；SDA；LMDI

[中图分类号]F75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3-0021-04

作者简介：张婧（1986-），女，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人，周口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隐含碳排放、技术性贸易壁垒。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我国隐含碳排放量却位居世界第一，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压力，甚至出现中国“威胁气候安全”的论调。为此，中国政府做出积极应对，承诺到2022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而中国CO2排放量的急剧增加不仅是由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引起的，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出口了大量能源密集型产品，这部分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消耗能源并排放大量CO2，这部分排放本应由消费国承担，却通过贸易转移到中国，推高了中国碳排放量。目前我国面临的碳减排压力越来越大，对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和研究，对于重新界定我国的碳排放责任、争夺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双边、多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定量研究上。Shui和Harriss（2006）利用投入产出法，发现1997―2003年中国约有10%的隐含碳排放是由于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产生的，中国相对美国的贸易商品中隐含碳排放存在顺差。Ackerman等（2007）通过研究美日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发现日本也存在同我国相似情况，同样美日贸易使得一部分本属于美国的隐含碳排放转移到了日本。Dongetal（2008）则利用IDA（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考察中日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发现贸易规模扩大是驱动中日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Yan和Yang（2010）运用SDA分解法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隐含碳排放，认为贸易规模的扩大是推高碳排放量的主要因素。

国内学者主要是从贸易对我国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齐烨、李惠民和徐明（2008）用日本的碳效率对中国的进口产品碳排放量进行计算，得到2006年我国净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量。张友国（2010）运用SDA分解法将影响中国隐含碳排放的因素分为六个，贸易规模的增长起到正向的主要作用，部门能源强度的降低则起到负向的主要作用，其它因素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兰宜生和丁学敏（2011）测算了2002年、2005年、2007年我国出口商品内含碳排放量，并运用投入产出偏差模型得到技术效应能够减少出口内含碳排放，是减排的主要因素。杜云书、张为付（2012）比较了1997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的出口隐含碳排放数据，认为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较大，在碳排放总量中占比较高，且存在行业和国别流向集中度，并利用结构分解方法得到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三、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测算与分析

（一）中国出口贸易中各部门CO2排放量的测算方法

目前，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全面计算一个国家各部门生产产品过程中所排放的CO2，是较为理想的分析工具，故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我国出口贸易中各产业部门（最终）产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二）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刘起运、彭志龙主编的《中国1992―2005年可比价投入产出序列表及分析》中关于1997年、2002年和2005年33个部门的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以2000年为基期）。可比价投入产出表相比现价投入产出表可以避免价格因素的干扰，再者，在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中其他项被纳入最终需求中，但因该项很小，这样的处理方法不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中的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分行业主要能源种类消费数据”。部分出口贸易数据来自UNCOMTRADE数据库。

由于投入产出数据和能源消费数据的部门分类并不统一，为了使其相互匹配，对一些行业进行了归并。因数据限制或出口额较小，第三产业数据、建筑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供应业和电力热力生产等行业本文不做研究。进行整理后，本文所涉及的有关货物出口的产业部门共有21个，包括1个农业部门和20个工业部门（见表1）。

（三）结果分析

1隐含碳排放强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1997年、2002年与2005年中我国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θ^与θ^e。扣除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后，我国各部门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强度都变小（见图1），所以，如果不将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影响扣除就会高估我国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从平均水平来看，我国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强度（即扣除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完全碳排放系数，以下同）表现出“先降后升”的特点。

2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的测算结果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出口贸易增长迅速，1997―2005年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持续增长。特别是“入世”后，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增长迅速，且明显高于同期出口贸易增速。2002年，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为245亿元，到2005年上升到531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16倍，相比之下，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2005年比2002年增长了188倍，高于同期我国出口贸易增幅。这与我国一些高碳行业的出口比重不断上升是分不开的。

我国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九个部门：7（纺织业）、8（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12（化学工业）、14（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5（金属制品业）、16（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1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2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1997―2005年间这种集中趋势更加明显（见图2）。

四、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根据Grossman和Krueger（1991）建立的贸易-环境一般均衡理论，为了具体衡量主要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因素，将导致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四个效应，分别为出口总量效应、直接排放系数效应、中间生产技术和出口结构效应。

为测算及分析隐含碳排放量，建立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模型：

两个时期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化可表示为：

（二）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效应分解结果

1总量层面的分析

分析1997―2005年分阶段各因素对我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贡献（见表2）。

1997―2005年我国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增长了155947亿吨。其中，出口总量效应导致我国出口碳排放增加196265亿吨，中间生产技术、出口结构分别增加的碳排放为60684亿吨、14429亿吨，直接排放系数起到了消减隐含碳排放的作用，减少的碳排放为115431亿吨。在1997―2002年、2002―2005年这两个阶段中，出口结构和出口总量始终都促使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直接排放系数始终抑制了其增长，但是，中间生产技术在前一阶段起到抑制作用而在下一阶段转为促进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这可能与我国加入WTO后加工贸易在出口中占比较大，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但整体产业的技术水平仍然较低有关。

（1）出口总量效应

出口总量在四个驱动因素中的影响最大，贡献率为1259%。可见，出口总量的扩大是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从各个阶段看，出口总量效应显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1997―2002年为48266亿吨，2002―2005年为1132亿吨，这与1997年至2005年间我国出口贸易加速增长相一致，尤其是加入WTO后，

（2）直接排放系数效应

研究期间直接排放系数效应对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长一直起负向作用，而且1997―2005年直接排放系数效应的贡献率为-741%，这说明在出口总量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由于我国各部门直接排放系数的下降，抑制了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长。

（3）中间生产技术效应

对于中间生产技术效应来说，其在1997―2002年减少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03251亿吨，但是，在2002―2005年中间生产技术效应没有起到减排作用，却增加了碳排放6574亿吨；在整个研究期间，增加了碳排放60684亿吨，占我国出口碳排放增量的389%。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重工业化的推进，产业技术水平提升，资本深化加快，但我国产业部门产品的生产对碳密集型中间投入品的依赖性日渐增强。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会给节能减排带来极大的困扰。

（4）出口结构效应

相比之下，出口结构效应产生的影响在四种效应中最小，1997―2005年其贡献率只有93%。1997―2002年增加了碳排放05425亿吨，2002―2005年增加了02341亿吨。虽然后一时期增加效应有所降低，但其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始终为正。出口结构的改善没有使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减少，甚至是促进了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增长，这与我国当时经济粗放型增长是分不开的。

2部门层面的分析

从部门水平来看（见图3），21个部门的出口隐含碳排放大部分都有所增加。1997―2005年，1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增加最多，为398亿吨；15（金属制品业）、16（通用、专业设备制造业）、18（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和2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增加较为显著，都在14亿吨以上。

将这21个部门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为出口总量、直接排放系数、中间生产技术和出口结构效应后可以看出，出口总量效应对于这21个部门均具有正向的增加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作用；而直接排放系数效应基本上对所有部门的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都有负向作用，有利于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降低；对于中间生产技术效应，除了个别部门，该因素对其他大部分部门的出口隐含碳排放均具有正向作用。

五、结论和建议

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总量大，并且仍在不断增长，出口中隐含碳排放量占我国产业部门（未包含生活部门的CO2排放）碳排放总量的比重也不断上升，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持续增长是出口总量、出口结构、直接排放系数和中间生产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出口结构的优化和技术的改进难以赶上出口增长的步伐，虽然直接排放系数效应能够减少出口隐含碳排放，但中间生产技术效应增加了隐含碳排放。目前，高碳产品在我国出口贸易产品中所占比重仍然较高，为此要不断优化我国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具体来说，对于能源类产品，由尤其是油气资源，应尽量避免出口；对于高耗能产品，针对不同的行业和产品，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总体上应加大对这类出口产品的限制力度；应维持大宗贸易产品出口，以保障经济增长，但要加大产品升级换代的力度，支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还要建立合理的减排机制，推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根据当前国际环境和我国国内情况选择减排机制，制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兰宜生，宁学敏基于投入产出偏差模型的我国出口商品内涵碳排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1（7）：65-69

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1篇7

[关键词]低碳产业；有形的手一政府政策；无形的手―市场

2009年末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让低碳、减排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向世界承诺。中国在2022年前减排45％。2010年以来。低碳经济已成为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9年的《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研究》，最终将“低碳经济”界定为“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在生产和消费中能够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势头”，目前低碳的发展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低碳产业的发展符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节能减排的能力。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实现更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低碳产业是指“运用低碳技术生产节能产品和新能源产品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包括节能减排、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二氧化碳捕获与埋藏等三个领域的新技术。涉及能源、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汽车、材料等多行业，是具有朝气和发展前景的新兴行业”。低碳经济要求产业低碳化发展，不仅意味着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同时意味着对高碳产业的改造升级。

一、低碳产业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随着我国政府对低碳经济的重视与投入，我国的低碳发展有了一定的发展：首先，低碳产业发展的规模已初步形成，截至2008年底，中国水电装机达到1.7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风电装机总量达1215.3万千瓦，居世界第五；太阳能光伏电池生产已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一。其次，高碳产业的低碳化发展迅速。最后，我国传统低碳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传统的低碳产业如农业、林业、信息服务业等，在低碳产业发展进程中得到了保持与创新。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不仅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也有利于保护资源与环境。同时，低碳技术的突破和不断创新也为低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国低碳产业的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节能减排的难度加大；技术创新仍显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碳交易市场发展不成熟；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两手”一政策和市场对低碳产业发展的推动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实现低碳型产业的不断发展需要加强两手的合作与利用。正是由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管制。才导致了低碳型产业的诞生。“另外，二氧化碳排放管制政策又产生了对低碳技术及水商品与服务的市场需求。经过一定的阶段。市场需求将取代排放管制成为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新的动力。”看得见的手一政府的政策和看不见的手一市场的调节共同作用于低碳产业，推动产业的低碳发展不断向前。

(一)政策的推动作用一看得见的手

1.加强政府管制。实施强有力的管制措施如总量控制与排放易以及征收碳税等加大化石燃料集约型产业的竞争成本。欧盟最先实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的制度，对欧盟区域内12000家能源节约型设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进行管制。为了应对政府的管制措施企业不得不加大对节能减排方面的投入与研究，这有利于企业的低碳创新与发展。

2.加大政府扶持。制定低碳产业发展规划。从经济法律法规政策方面加大对低碳产业的支持。“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明确低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和低碳产业的发展思路、主要目标和保障措施，在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产业布局、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低碳产业发展做好资源配置创造良好的条件。”此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低碳产业发展的有序进行，如立法上确立碳排放者付费，法律法规对低碳经济发展要有所倾向。规范低碳经济的基本制度，强化监督，采取措施调定投资者、消费者及各主体的积极性，以推动低碳产业的发展。

3.加大投入，实行经济刺激政策。中央和地方政府盼强力推进是中国低碳产业发展的坚实后盾。实行财政上的倾斜，加大对低碳产业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的投入，对可再生资源的财政投入，创造出低碳产业。

4.调整产业结构，完善碳交易市场。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结合地方特点发展旅游等服务业，实现服务业的低碳发展。发展低碳农业。实行减量化农业生产，充分利用农业的剩余能量。抓好工业的节能生产，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循环经济。

(二)市场的拉动作用一看不见的手

1.在碳管制政策的要求下。市场产生了对低碳技术及其商品与服务的需求。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当企业看到市场上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在利润的驱使下，会投入该行业该商品的生产中去。由于市场的资源配置的作用。含低碳技术的商品的生产会越来越多，这有利于低碳产业的发展，推动低碳技术的不断进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低碳产业发展的作用。

2.碳交易市场与碳管制政策对碳排放的限制作用，形成了碳交易的价格机制。通过碳交易的价格机制作用。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得不进行技术革新。大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如采用清洁煤技术，二氧化碳回收与储藏技术，这样通过市场的价格竞争机制的作用促进了产业的低碳发展。

在提倡低碳发展的今天。低碳型产业的发展尤其重要。它具有节能减排的特征。在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处于战略性地位。必须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利用好政府的政策，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使低碳型产业不断向前发展，实现我国的减排目标。建设好我们的低碳社会。

参考文献：

[1]朱晓燕.中国低碳产业发展的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10，(34).

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篇8

（一）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模型1.扣除进口的投入产出模型投入产出技术由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Leontief）创立，用于研究一个系统进行某项活动过程中的消耗与结果的平衡关系，其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基本模型形式。X表示区域内的总产出矩阵；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Y为区域内最终需求矩阵；EX、IM分别表征出口和进口矩阵。本文所用的投入产出表为进口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间投入部分就会同时存在进口及自产产品，在计算中必须扣除进口部分。假设进口量与当年的该部门生产总需求成正比。其中，进口系数矩阵K为对角矩阵；ki表示部门i的进口产品量占该部门中间生产与最终消费总需求的比值。将方程（3）代入到方程（2）中，整理可得新的等式如下这里，我们把[I-（I-K）A]-1用字母R来表示，同方程（2）类比可以发现，它是列昂惕夫逆矩阵的变换，相应的[I-（I-K）A]-1（I-K）Y部分表征为满足计算区域内需求的生产额，[I-（I-K）A]-1EX则表征为满足出口贸易需要的生产额。2.CO2排放系数各种能源CO2排放系数θk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得到式中，NCV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所提供的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发热量（IPCC也称之为净发热值）；CEF则为IPCC提供的碳排放系数①；COF为碳氧化因子（通常取其缺省值1）；44为CO2的分子量，12为C的分子量。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涉及能源种类及消耗的权重，我们将最终能源消费种类划分为9类（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3.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模型在上述模型及公式的基础上，隐含碳测算的模型可构建如下中，QEX为区域内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θ为碳排放系数列向量；F为能源结构矩阵（指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及电力消费所占比重）；E＾为分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强度矩阵的对角矩阵②。

（二）嵌套的隐含碳驱动因素分解模型1.隐含碳结构分解基本模型SDA模型方法是建立在投入产出技术模型上的，在SDA分解技术相关文献中，两极分解法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它为解决D&L方法复杂性计算的弊端应运而生[17]。对变量n<2的情形下，两极分解法为精确解；在n>2情形下，为近似解[18]。本文采用两级分解法构建模型。2.总产出结构分解模型根据投入产出表平衡关系，经济规模X的变化ΔX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消费和资本形成变动效应、出口扩张效应、进口替代效应与技术变动效应。

二、应用研究

江苏省经济总量位居中国前列，2012年，江苏省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41%，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4.17%。与此相适应，其能源消费量在我国总能源消费量中也占有较大比重，且这一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因此，本文选取江苏省作为应用研究背景，计算其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并利用前述嵌套的隐含碳驱动因素分解模型分析导致该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变化的原因。

（一）数据及部门分类本文借鉴刘起运（2010）编制的1992—2005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方法[19]，根据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现价）提供的初始数据，自编了江苏省2007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其他相关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江苏省统计年鉴》《江苏省2002年投入产出表》《江苏省2007年投入产出表》。同时，根据匹配原则，按照《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部门分类方法，把42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重新划分为29个产业部门（如表1）。由于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具有相对不变性，碳排放系数相关数值来自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编制的《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二）出口贸易隐含碳测算根据上述推导模型及处理数据，通过计算整理，我们得到1997年、2002年及2007年间各部门出口贸易隐含碳情况，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7—2002年间部门隐含碳排放增长显得较为平缓，2002年较1997年出口贸易隐含碳由5703.442万吨（占同期CO2排放总量的31.84%）增长到7138.181万吨（占同期CO2排放总量的34.40%），增长率为25.16%；同期江苏省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189.83%，明显高于这一期间隐含碳的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东南亚等地区经济造成的深远影响，虽然我国政府采用雷霆手段将此次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的影响降到最低，但也不可避免地冲击了我国对外贸易。另一方面，联系到江苏省的具体情况，可能为产业结构调整，如高能耗行业的相对萎缩与低能耗高附加值行业的飞速发展；也可能为生产模式的改进，例如由原来的“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移；或者可能为能源使用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即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等。2002—2007年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从2002年的7138.181万吨增长至2007年的34370.21万吨，累计增长381.50%；隐含碳与CO2排放总量的占比也由2002年的34.40%上升到2007年的75.99%。出口贸易隐含碳增长率高于CO2排放总量增长率（117.94%），表明在这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外贸易出口产品呈现出劳动密集、能耗高、附加值低和技术含量低等特征。这一方面与我国于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有很大关联，江苏省出口贸易总额在2002—2007年期间增幅达到245.56%；另一方面，从2002年间江苏省出口贸易结构来看，以代工为主、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控制成本的产业部门如19部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8部门（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和07部门（纺织业）的出口贸易额分别占总额的37.47%、23.14%和12.42%，这也是导致出口贸易隐含碳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出口贸易隐含碳驱动因素分析1.整体状况分解结果分析（如表2所示）表2显示了1997—2007年分阶段各因素对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贡献，可以看出：从1997—2007年整个阶段来看，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28666.77万吨，其中，能源消费强度变动效应及进口替代效应始终为负值，为减少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与此相反，消费扩张、投资扩张、出口规模扩张等规模增长因素和出口结构变动效应始终为正值，是驱动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力增长的核心因素，1997—2007年，三个规模增长因素合计导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22116.53万吨，出口结构变动效应累计增加贸易碳排放8192.35万吨；表征广义社会进步①的列昂惕夫变换逆矩阵与技术系数变动效应两者累计增加江苏省出口贸易内涵碳排放3461.06万吨，且列昂惕夫变换逆矩阵效应由-234.89%提高为24.63%，说明在江苏省出口贸易经济增长的过程中，1997—2002年与2002—2007年相较经济增长内涵显得更为低碳；同时发现能源消费结构变动效应不明显，1997—2007年累计增长仅191.92万吨，表明江苏省能源消费的结构一直较为稳定，虽然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彻底的变革尚未到来。从两阶段的发展变化来看，可以将9个驱动因素分为两类，一类是“优化”的驱动因素，另一类是“劣化”的驱动因素。所谓“优化”的驱动因素是指该因素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或促进效应降低，或抑制效应提高，类似地可定义“劣化”的驱动因素。由表2可以看出，出口结构变动效应、消费扩张效应、投资扩张效应、出口规模扩张效应及技术系数变动效应为“优化”的驱动因素，虽然这5个因素在两阶段均呈现正值，但必须看到，1997—2007年间，上述因素对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促进作用均有较大程度的减弱，尤其是技术系数变动效应的优化，表明江苏省国民生产中间投入结构总体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劣化”的驱动因素包括能源消费结构变动效应、能源消费强度变动效应、变换逆矩阵变动效应及进口替代效应，其中，变换逆矩阵及能源消费结构均由抑制效应反转为促进效应，应引起重视，能源消费强度及进口替代虽呈现负值，但其抑制效应的大幅减弱值得关注。2.分产业分解结果分析（如表3所示）表3显示了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分产业分解的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在1997—2007年总的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中（28666.77万吨），农业、工业、建筑业与服务业对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58%、94.84%、0.01%和4.56%。显然，工业行业的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占据了决定性地位，工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占据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总量的九成以上，而农业、建筑业及服务业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增长量总量相对较少。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农业、建筑业与服务业低碳化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连年增长也体现出江苏省这三个产业对外贸易生产的“欠低碳化”，绿色农业、绿色建筑与绿色服务的进程仍然任重道远。图2表示不同时段分产业各效应的贡献情况，可以看出，1997—2007年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和进口替代效应是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但在2002—2007年建筑业的能源消费强度变动效应却为正值，可见，建筑行业在2002—2007年在能源消费的强度上并没有与其他行业一样改善，“粗放”生产占据了主导地位。消费、投资与出口扩张一般都是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导因素，在不同产业中表现差异性也并不明显，基本表现为出口规模扩张因素占最主要地位，投资扩张因素次之，消费扩长因素再次之，体现出对1997—2007年江苏省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产生影响的各个产业基本上呈现出受出口规模扩张、投资扩张和消费扩张逐次递减特性。

三、结论

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篇9

【关键词】航运；碳减排；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

0引言

随着海运减排日益成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部分，船舶的温室气体排放越发引起人们的重视。欧盟委员会声明称2013年将引入一项针对航运业的措施，用以监控、核查和报告航运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上述措施是建立未来可能的市场机制的第一步，这些市场机制包括将航运业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对我国航运业来说，欧盟有一个类似的“豁免条款”，即我国若能在欧盟征收航海碳税之前先行设立自己国内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则欧盟将不再把我国的航运业纳入欧洲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豁免条款”，交通运输部正在组织相关科研院所开展研究，对不同市场措施的利弊进行研判，并考虑先在国内航运业内部试运行碳交易或碳税二者之中的一种模式。

上海正在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国务院近日提出：上海要找准国际产业发展新方向，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切实当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排头兵。因此，上海应不负期望，抓住机遇，积极开展航运碳减排的试点工作。

1国际海运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减排趋势

据统计，世界贸易运输量的90%由航运业承担。截至目前，航运是能源效率最高的远距离货物运输方式，航运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每年碳排放总量的3%～4%。国际能源机构（IEA）统计显示，2006年全球海运消耗万t油当量，占交通全部燃油消耗量的9%。国际海事组织（IMO）2009年的研究表明，2007年船运业排放的CO2达10.46，占全球CO2排放总量的3.3%（见图1），其中国际海运排放的CO2达8.70亿t，占全球CO2排放总量的2.7%。报告预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至2022年，水运船舶排放的CO2量将在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基础上增加75%，达每年亿t；2050年将会比2007年增加150%～250%，占届时全球范围内允许CO2排放量的12%～18%。如果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提高船舶能源效率，将能够实现CO2排放量减少25%～75%。

海运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与海运贸易额密切相关。国际油船独立船舶所有人协会研究报告显示，全球远洋航运和海运贸易的快速成长，增加了燃油消耗，进而增加了CO2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根据日本2008“冷冻地球”计划所设定的目标，要实现2050年CO2排放降低50%，单位货运周转量CO2排放应比目前标准降低85%。然而，按照现行增长趋势预测，2050年世界海运贸易额将比当前增加226%。

2我国航运碳减排市场潜力和机遇

我国作为全球第一的贸易大国、航运大国和造船大国，其航运碳减排市场潜力巨大。我国大陆地区各远洋船舶总载重吨在全球排名第四，为万t，占全球远洋船舶市场的8.9%；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为万t和万t，占全球远洋船舶市场的3.3%和2.8%。

从我国国内运输船舶数量来看，截至2011年，机动船和驳船共计艘，从1980年的万t净载重量增加到2011年的万t净载重量，增长了11.5倍。从目前我国内河船舶的发展趋势来看，淘汰旧船、老船、高能耗船，增加和建设大吨位船舶是必然趋势。这些都是未来航运碳减排市场的潜力所在。

交通运输部了《“十二五”水运节能减排总体推进实施方案》，指出到2015年，与2005年相比较，港口生产单位吞吐量综合能耗下降8%以上，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15%以上，其中远洋和内河船舶分别下降16%和14%以上；港口生产单位吞吐量CO2排放下降10%以上，营运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CO2排放下降16%以上，其中远洋船舶和内河船舶分别下降17%和15%以上。

由于水运是能源效率最高的远距离货物运输方式，其低成本的优势一直为各国政府所推崇。随着2013年我国大部制改革和大交通运输部的组建，综合运输体系建设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综合运输体系中的结构性变化将提高水运的比重。

我国已把开展碳交易试点作为“十二五”期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点工作。此次启动涉及包括上海在内的7个省份的碳排放交易试点，鼓励试点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建立区域碳排放交易体系，为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有益的探索。

从时间上看，我国将在2015年建立全国性的碳减排市场，如图2所示；从推广地区来看，从核心减排区到预备减排区，再到经济欠发达区，如图3所示。

3建立上海航运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议

作为经国家发改委确认的全国第一批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之一，上海市应主动顺应国际主流趋势，运用市场机制，在全国第一个推进航运节能减排，利用建立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积极推进交易平台及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和机制的创新，为建立全国航运碳排放交易市场创造条件。

航运碳排放交易的实施需要苛刻的基础条件，如制定上海市航运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方法，建立对污染物实施总量控制的制度或者明确的信用减排制度等。航运碳排放交易的实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必须有硬件技术和软件管理作为支撑条件。

3.1确定航运碳减排的范围

航运碳减排交易的基础条件包括边界确定、核算方法、量化办法、数据获取方法、相关参数确定、监测方法、监测计划和监测实施要求等。

3.2对污染物实施排放总量控制

在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中，总量控制与航运碳排放交易是互为表里的依存关系，总量体现了环境目标，而交易体现了效率目标。一体化的航运碳排放交易政策体系必须以总量控制为核心，以航运碳排放交易为实施手段，以管制手段为保障，形成行政管制与经济刺激并存的政策体系。因此，航运碳排放交易必须以总量控制为前提。首先，通过总量控制来明确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使环境资源具备成为经济物品的基本条件；其次，通过总量控制来明确企业允许使用的环境资源额度，从而为交易市场的建立和运作提供条件。许可的排放总量规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根据美国二氧化硫排放交易的经验，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许可的年污染物排放总量通常需要在400万t或者400万个排放配额以上。

3.3建立公平、公正的总量分配体系

排污指标分配为航运碳排放交易机制的一级市场，其政策目标是落实排放总量目标，公平地分配初始排污权，建立政府主导的一级排放市场，即所谓的基于公平目标的排污指标一级市场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主体是政府和排污者，且由政府主导。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指标分配的公平问题，政府需要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制定统一的总量指标分配方法，以保障减排任务具体落实到源，为企业遵纪守法、落实减排责任提供公平的环境。同时，这也是形成具有活力的二级市场的基本条件。

3.4具有明晰的污染源排放清单

从航运碳排放交易管理平台数据交换系统来看，污染源排放清单，即污染排放基础数据库，是实施指标分配、航运碳排放交易和排放监管的中心枢纽。由此可见，基础数据系统是总量控制和航运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的基础。排放源所涉及的数据项的多少，数据的准确性、精确度、完整性及代表性，直接影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及航运碳排放交易政策实施方案的质量。因此，详细而准确的污染源数据是必不可少的。在设计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方案之前，必须进行系统的污染源调查工作。实际上，根据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碳排放交易下的总量控制就是有限污染排放源下允许的污染物排放量之和。

3.5具备准确连续计量的监督条件

航运碳排放交易政策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环境经济政策，必须以准确计量排放量作为实施的基础条件，原因是每单位指标都有其经济价值，排放量核定的准确性代表着资金流动和资源配置的准确性。如果不能准确计量排放量，势必导致交易市场的失灵甚至丧失，导致交易政策行同虚设，甚至导致交易腐败产生。反观排污收费或排污税等政策，虽然污染排放计量不够精确时对税收总量会有影响，但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这项政策的有效性和对企业加强污染减排的激励性。因此，在衡量排污交易方法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否适用时，决策者应该考虑在航运碳排放交易计划所覆盖的区域内，污染源排放量的计量数据是否足够准确和连续。

3.6建立航运碳减排的两个市场

（1）基于公平目标的排污指标分配一级市场。排污指标分配为航运碳排放交易机制的一级市场，其政策目标是落实总量控制目标，合理设定“增量"，公平地分配初始排污指标，建立政府主导的一级市场。由于环境资源产权属于国家，从国家的角度讲，初始排污指标的出让应该体现权益，应该获得资源权益金或者出让金；对企业来说，初始排污指标的获得则应该缴纳资源租金。这就是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的一级市场。从一级市场的运行模式来看，一级市场的分配主体是行使政府职责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分配方式上，考虑到环境容量的地区性差异，应采取国家与地方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即环境保护部门与地方环保（厅）局一起代表政府进行分配；对于分配客体，新老企业应区别对待；在分配方法上，建议实行基于排放绩效的分配方法；在分配的时效设置上，考虑到操作性以及与五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有效衔接，可以五年进行一次排污指标的分配；在资金管理上，有偿分配取得的资金可作为环保专项资金，统一管理，用于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减排技术等。

（2）基于效率目标的资源配置二级市场及交易机制。排污指标的自由贸易和流通是航运碳排放交易机制的二级市场，是提高排污指标一级市场分配效率、提高减排效率和降低污染减排全社会成本的重要措施。从二级市场的运行模式来看，二级市场的政策主体主要是污染物减排企事业单位和政府；在交易方式上，允许企事业单位在符合交易规范的前提下调查市场排放总量；在制订控制方案之前，必须进行系统的污染源调查工作。此外，应建立健全航运碳排放交易机制，包括账户类型、账户管理、交易主体、结算和登记系统等。

参考文献：

[1]蔡博峰，冯相昭，陈徐梅.交通二氧化碳排放和低碳发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篇10

关键词：产业结构；碳排放强度；开口P型曲线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54-06

一、引言

大气中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已危及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发展质量，促进二者脱钩发展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如何实现脱钩的政策着力点不同。许多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碳排放量的70%来源于消费领域，其政策的重点在于推动消费低碳化。而对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由于碳排放量的70%来源于生产领域，因而通过制定有效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生产领域的低碳化发展是统筹应对气候变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选择（于刃刚，2011）。

为了实现这一重要选择，我国将降低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约束性指标，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并制定了相应的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实际上，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节能减排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不仅仅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国其他法律和政策也有明确要求：法律方面，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都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政策方面，国务院的《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如何调整都有明确要求。

我国是否达到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目标？学术界对此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孙敬水（2011）、陈诗一（2011）等认为，虽然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较小，但还是有贡献的；与此相反，朱勤等人（2009）、黄芳等人（2012）的估算结果则为整体上是负贡献。以上这些估算忽略了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的演进关系，在估算工业碳排放量时没有考虑非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本文在探讨二者关系的基础上，综合估算了各行业的碳排放量并讨论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何种性质的贡献。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工业革命以来，产业结构与碳排放都分别演进，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何种关系？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稳定吗？第二部分的理论假说对二者关系给出了机理分析，并且用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事实初步验证了这种假说的可靠性。第三部分提供了估算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何种贡献的方法，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估算数据的来源、时期和方法进行了说明。第四部分分析了估算结果并说明了政策含义。

二、理论假说

迄今为止，从能源和经济的视角看人类发展，二者既是总量扩大也是结构变化过程，伴随此过程的是碳排放量的不断扩大。引起人为碳排放量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引起电力、钢铁等高耗能产业迅速发展后，由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大量使用导致了碳排放量快速扩大。扩大过程在各个国家都一样，不一样的是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这显示了不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不同，该不同直接导致了碳排放强度出现差异。总体上，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可以从产业结构理论和工业化理论两个视角来归纳和解释，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开口P型曲线”的关系（见图1）。

（一）产业结构理论为建立“开口P型曲线”模拟了曲线形态

产业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一般是从“一三二型”向“二三一”，最后形成“三二一”型产业结构的过程。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会对资源、生态环境造成影响（CrossmanG.和KruegerA.1995；FayeDuchin，1998）。

ThijstenRaa（2004）、项俊波（2009）都关注了经济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这些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贡献是渐进式的，短期贡献比较稳定。这是由经济发展的惯性造成产业结构要发生显著性变化需要较长时间的规律所决定。这种长期性给企图在较短时间内利用调整产业结构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提出了挑战。

（二）工业化理论为建立“开口P型曲线”提供了机制说明

从工业化理论视角看，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的机制在于：各产业的碳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存在系统差别，当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二氧化碳会在各产业间流动，这种流动自然会引起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在工业化初、中期，大量化石能源被粗放利用，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碳排放强度随之上升；而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后，以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化工业向装备制造、信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升级，再加上政府对保护环境的管制措施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利用方式不断干净化，经济增速快于碳排放增速，从而不断降低碳排放强度；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在技术进步、人们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的条件下，碳排放强度将基本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

（三）“开口P型曲线”假说

结合产业结构理论和工业化理论，如果以工业占GDP比重代表产业结构，那么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可能是：工业化初、中期，随着工业所占比重上升，碳排放强度随之上升；工业化中、后期，尽管工业在产业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所占比重开始降低，因而碳排放强度开始降低；到后工业化社会，工业所占比重降低到一定程度后，碳排放强度从降低也向基本稳定转变。对于这种变化趋势，沿袭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用图形表示的传统（如倒U曲线、U型曲线或N型曲线等），我们把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的变化用“开口P型曲线”来表示。曲线之所以是开口的，是由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不再降低决定的。

（四）已实现工业化国家演进事实的经验支持

“开口P型曲线假说”可以用历史经验数据来验证。MichaelGrubb，BenitoMüller和LucyButler（2002）研究发现，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以人口数量计算的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强度）几乎与50年前相同，但其工业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美国2007年为20.9%、1947年为37.7%，60年下降了16.8个百分点；英国2008年为23.6%、1957年约为48%，51年下降了24.4个百分点。另外，张志强、曾静静、曲建升（2011）采用多国数据的研究结论也表明，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碳排放强度与工业结构的变动事实与“开口P型曲线”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三、估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开口P型曲线”反映了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过程。参考Pender（2003）的研究思路，如果这种贡献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我们称之为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的是结构红利（StructuralBonus）贡献；反之，则称为结构负担（StructuralBurden）贡献。

（一）估算方法

估算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变化是起何种贡献，这需要在碳排放强度变化中分解出产业结构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采用分解的思路来研究估算方法。

碳排放强度的分解就是将碳排放强度分解为几个影响因素，并根据不同的方法确定贡献水平。主要有两类分解方法：结构分解法（StructuralDecompositionAnalysis，SDA）和指数分解法（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IDA）。相比较前者需要利用消耗系数矩阵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来说，后者更适合进行时间序列以及较少影响因素的分析（唐建荣，2011）。由于本文所估算时期较短（两个“五年规划”）且专门研究的是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贡献，因而采用指数分解法。

指数分解法的原理就是将要探讨的主体分解成若干个因子的乘积，从统计方法本身来说，这种分解有无穷多个，但考虑到研究目的、资料的可获得性等现实问题，一般得出的分解形式是有限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研究能源和环境问题的研究者主要采用Laspeyres和Divisia分解法。AngB.W.（2004）从理论基础、适应范围、应用和结果表述的方便性等方面对指数分解法的测算方法经过比较后认为，Divisia分解法尤其是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MeanDivisiaIndexMethod，LMDI）是一种较优的指数分解法。因此本文采用这一方法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

根据碳排放强度的含义，可以将其进一步进行分解：

（1）式中，CI（carbondioxideemissionsintensity）表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i表示产业部门；CE（carbondioxideemissions）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Si表示i产业的产值比重；Ii表示i行业的碳排放效率。

由公式（1）我们可以将报告期与基期的碳排放强度的差异分解为公式（2）：

结合公式（3）和公式（2），我们可得公式（6）和公式（7）：

我们称RCstr为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变动的相对贡献（Relativecontribution），RCint为行业效率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变动的相对贡献。

由于碳排放强度不是正指标，因此，（1）当？驻CItot≥0，说明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缺乏成效，环境继续被恶化；（2）当？驻CItot

估算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第2种情况。在第2种情况下（？驻CItot

（1）如果ACstr0，我们称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的是结构红利贡献；（2）如果ACstr≥0且RCstr≤0，我们称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的是结构负担贡献。

（二）估算时期

我国已将“降低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目标。约束性指标是政府对非市场化领域中必须由其履行职责的一种量化考核指标。从我国出台约束性指标的时间看，“九五”以前，我国对资源环境的考核是方向性的、倡导性的，缺乏硬约束，如“九五”计划提出要“加强环境、生态保护，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十一五”规划中首次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22个主要指标分为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两类。但从本质上看，我国“十五”计划明确提出“2010年的能源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20%”也可看作是约束性指标，再加上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赵爱文、李东，2012），因此我们估算的起点从“十五”开始算起。在估算过程中重视分年度变动的同时，更重视每个“五年”规划期间的变动情况，这样有利于评价政策的执行效力。

（三）数据说明

1.数据来源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公布了可以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三个平衡表：中国能源平衡表（实物量）、中国能源平衡表（标准量）和综合能源平衡表，前两个表都是五大类（煤、油、气、电和其他）30种能源。对于计算碳排放量来说，标准量的数值是将实物量表中的数据乘以折成标准煤系数而得，由于各种能源折成标准煤系数比较稳定，因而对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而综合能源平衡表中的数据是折成标准煤的累计数，由于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不同，在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时会有较大差距。比如以煤炭为参照，在提供同样热值的前提下，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石油高28%，比天然气高69%左右，因而同样的能源消耗累计数，有可能因为能源结构不同而对估算结果造成较大误差，所以在估算时未采用该表的数据。在实物量和标准量表中，由于标准量表中除电力的数据需要重新折算外，其他数据在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更方便，因此本文选取中国能源平衡表（标准量）的数据。

2.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

准确估算一个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一个令学术界棘手的难题（JayGreg，2011）。我们在估算时不仅和雷厉等人（2011）一样考虑了燃烧化石能源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在此基础上和Lan-CuiLiu等人（2007）一样考虑了电力的排放。此外，我们在估算工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还考虑了工业中水泥行业的非化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3.各种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目前在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有些研究成果是用折成标准煤的各种化石能源数据乘以碳排放系数（王海宁等，2011；张丽峰，2011）。从研究目标出发，估算时应该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等于碳排放系数乘以二氧化碳分子量与碳原子量之间的换算系数（3.67）。由于都乘了3.67，尽管不会对分析二氧化碳排放结构时产生影响，但会对总量指标和强度指标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采用碳排放系数偏离了研究碳排放问题的本质。研究碳排放问题的本质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直接关系，而气候变化导致的洪水、干旱、海平面上升和热浪等极端天气对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发展质量可能造成严重威胁，因而研究该问题的目的是以经济手段为提高人类发展质量提供决策依据。而碳与应对气候变化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我们应该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由于各国在能源品位和利用技术水平等方面有差异，实践中折成标准煤的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有所不同。考虑到国情和对各种测算结果的兼顾性，本文取我国电子工业协会、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供数据的平均值，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分别为2.6615、2.01052和1.5188。

4.电力中火电所占比重

中国能源平衡表（标准量）中电力已折为标准煤。从发电结构看，电力可分为火电和清洁能源电力，由于清洁能源电力的碳排放系数为0，因而只需计算电力消费中火电所占比重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比重等于“1-（清洁能源的发电量/总的发电量）”。

5.水泥的非能源利用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含氧化钙65%左右，根据化学反应方程式：CaCO3=CaO+CO2，每生成1吨CaO同时生成0.7857吨二氧化碳，所以每生产1吨水泥熟料生成0.5107吨二氧化碳（何宏涛等，2005）。

6.各行业增加值的不变价折算系数

我国在公布按不变价计算的国内增加值时每隔若干年便调整一次基期，2000—2010年调整了2次，即2000—2005年是按2000年价格计算，2006—2010年是按2005年价格计算。为了可比，本文将各行业的增加值都调整到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增加值。即第i行业增加值的不变价折算系数是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第i产业2005年的不变价增加值与按2005年当年价计算的第i产业的增加值之比来计算的。

四、估算结果和政策含义

（一）估算结果

1.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开口P型曲线”的拐弯阶段

2001—2010年，我国生产领域的碳排放强度经历了一个倒“U”的变动过程，最高值（2.7233）出现在“十五”末的2004年，最低值（2.1058）出现在“十一五”末的2010年，平均值为2.3591，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同一期间，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的工业所占比重略有下降，最大比重（42.55%）出现在2006年，最小比重（40.35%）出现在2000年，平均比重为42.36%。综合来看，我国正处于“开口P型曲线”（图1）的短虚线阶段。

从表1可知，拐弯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增加值与碳排放量的总量高度相关但增速有明显差异。在两个“五年规划”期间，从总量相关性来看，我国生产领域行业汇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增加值之间的关系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在0.97以上。分行业来看，即使是农业的相关系数，也从0.40提高到0.99。从增速来看，二者的增长速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十五”期间生产领域行业汇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快于增加值的增速，二者的弹性系数为1.26，到了“十一五”时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明显低于增加值的增速，二者的弹性系数迅速下降到0.54，2001—2010年二者的弹性系数为0.79。分行业来看，与“十五”相比，“十一五”各个行业走的是“共同趋势但有区别”的低碳化发展道路：“共同趋势”是所有行业“十一五”的弹性系数都小于“十五”的弹性系数，“有区别”是指各行业低碳化程度不同。农业和交通业在2000—2010年期间的二氧化碳弹性系数大于1，属于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都高于1个百分点的粗放发展模式。

2.产业结构仅有个别年份对碳排放强度起结构红利贡献，整体上是结构负担贡献

表2表明，我国碳排放强度在“十五”期间上升了0.1976，“十一五”期间下降了0.3942，2001—2010年下降了0.2949。从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看，两个“五年规划”期间，仅有“十一五”的2007—2008、2008—2009年两个年度的产业结构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结构红利贡献，绝对贡献分别为-0.0043和-0.0126，相对贡献分别为4.9%和29.14%，其他年度的贡献都是结构负担贡献。因此，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行业效率的提升引起的，2001—2010年的行业效率的绝对贡献为-0.3960，相对贡献为134.35%。

（二）政策含义

1.新增碳排放总量的考核指标和相应管理办法

碳排放强度的变动受碳排放总量和经济增长总量共同的影响。既然我国将“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那么当经济增长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标不可兼得时，应当以控制碳排放量为首要选择。

但实践中，“十五”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整体上起的是结构负担贡献，两个“五年规划”期间（2001—2010年）的绝对贡献为0.101，相对贡献为-34.25%。“十一五”末为了突击完成节能降耗目标，多个地方采取了拉闸限电的极端措施，2011年整体上没有完成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标。

出现这种与政策初衷不一致的结果，表面原因是各部门或地方政府的唯增长冲动，即当保护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与“保增长”或“稳增长”（预期性指标）发生冲突、不可兼顾时，各部门往往将“发展是第一要务”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从而舍“资源保护”取“经济增长”。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制定约束性指标时，没有建立保障该目标实现的有效约束机制和管理办法。从发展来看，“十二五”时期经济面临各种掣肘因素的影响，为了“保增长”，有些部门或地方政府有可能会上马一些投资见效快的高碳产业。因此，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的考核指标，当与经济增长不可兼得时，要首先考核该指标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政府审批部门应对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高碳产业坚决从严控制，不能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像以前一样继续恶化环境质量。

2.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001—2010年期间，五大行业汇总增加值占全部GDP的比重为76.12%，但其碳排放量占终端排放总量的86.33%，即五大行业在碳排放量中所占比重要大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一种“低增长、高排放”的高碳发展模式。这说明除了五大行业之外的行业的增加值对总的GDP的贡献要高于其在碳排放量中所占比重，应大力扶持这些“高增长、低排放”产业的发展。从行业统计口径看，这些产业集中在第三产业，主要是传统服务业（商业和交通业）之外的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对调整产业结构和降低碳排放强度有直接和间接两个作用。从直接作用看，现代服务业经济发展速度快、能源消耗小的特点将起直接作用；从间接作用看，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节能服务业能够促进其他行业减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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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碳金融；碳金融工具；节能减排；SWOT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5月6日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各国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我国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曾经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我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环境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绿色低碳的模式必将是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金融行业也积极响应，碳金融在我国悄然兴起，成为节能减排的一种新途径。一边是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另一边是金融工具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碳金融工具应用于节能减排领域的研究就具有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一、碳金融与碳金融工具

关于碳金融的概念，学术界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自欧洲气候交易所2005年陆续推出碳排放的期货期权后，使得碳排放权具有了金融属性，所以狭义的碳金融可以理解为以碳排放权期货和期权为代表的金融衍生产品。世界银行下属的CarbonFinanceUnit认为碳金融“可以为产生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量行为的项目提供资源”。SoniaLa-batt和WhiteRodney（2007）定义碳金融为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包含与碳限制社会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及预期会产生的市场工具等。国内学者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则分为两个层次：狭义的碳金融，指企业间就政府分配的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市场交易所导致的金融活动；广义的碳金融，泛指服务于限制碳排放的所有金融活动，既包括碳排放权配额及其金融衍生品交易，也包括基于碳减排的直接投融资活动以及相关金融中介等服务。但是，不管怎样定义，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碳金融就是以碳排放量作为金融标的物，运用金融工具来进行节能减排。

在我国，碳金融的发展还较为缓慢。由于法律和制度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大多数银行仍处于观望态度。以最早开展碳金融业务的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为例，目前，浦发银行有关碳金融的业务有：（1）针对低碳经济的整合服务方案；（2）创新CDM应收账款抵押贷款；（3）法国开发署（AFD）的长期低息贷款。而兴业银行的碳金融业务主要有：（1）绿色信贷业务，包括项目企业直接融资模式等；（2）节能减排贷款业务，包括企业节能技改贷款模式等；（3）碳资产质押授信业务，包括CDM项目业务等。此外，还有设备供应商买方信贷模式、设备制造商增产融资模式等。可以看出，有关碳金融的业务和碳金融工具的应用仍然较少，大多数银行并未发掘其中蕴含着的巨大经济和社会价值。

碳金融工具是实现碳金融的具体手段和措施，是金融技术应用于能减排领域的直接体现。对应于传统金融工具中原生和衍生的分类方法，我们把碳金融工具也分为碳金融原生交易工具和碳金融衍生交易工具（也称碳金融衍生品）。碳金融原生交易工具主要包括碳信用交易和碳现货交易，主要职能是媒介储蓄向投资转换，或用于债券债务清偿的凭证。碳金融衍生品主要包括碳排放权的货币化/证券化、碳排放权交付保证、套利交易工具和碳交易保险等。这些衍生工具为碳排放权的交易双方提供了新的风险管理和套利手段。

作为碳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金融机构也提供了多种金融工具，渗透在市场交易的各个环节。具体包括：在原始碳排放权的生产中，商业银行向项目开发企业提供贷款；为项目开发企业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为原始碳排放权的开发提供担保；在二级市场上充当做市商，为碳交易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开发各种创新金融产品，为碳排放权的最终使用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或者为投资者提供新的金融投资工具；等等。

二、对我国碳金融工具运用于节能减排现状的SWOT分析

我们将SWOT分析法运用到节能减排当中，结合碳金融工具的应用现状，从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外部威胁四个方面，来看一下我国碳金融工具运用于节能减排的情况：

（一）内部优势

1、企业利用碳金融工具节能减排效果明显。企业都是趋利的，在面临碳排放限制时，能源型企业会想办法使得自己在未来的生存期内，碳排放的成本达到最小，相比于缴纳税金和罚款，碳金融工具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之一。根据中国碳交易网截止到2017年4月30日的数据，碳金融市场已经实现了9，332.2万吨的碳交易量，其中湖北地区成交量达到3，551.7万吨，市场占比38.06%，不得不说这些数据都非常惊人，也让我们看到了碳金融工具应用于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2、政府节能减排政策的大力支持。在我国，节能减排、降低经济增长的碳强度已成为未来战略发展的方向。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则（2014-2022）》这一国家专项规划，确保实现2022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借鉴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逐步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可以说，碳金融工具的应用是碳金融的主要载体，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具体措施和手段，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二）内部劣势

1、国内企业对“碳金融”认识不足。国内许多能耗企业对CDM和碳金融并没有充分认识，也没有对碳金融工具应用于节能减排的巨大效益和潜在经济价值引起重视。许多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内容尚不熟悉，从而不敢盲目开展碳金融的相关业务。此外，我国在碳金融领域的人才还很稀缺，国内很少有大学开设相关的专业课程，同时国内多家商业银行现有的工作人员也很少能得到碳金融业务的系统培训。

2、发展碳金融工具所需的投入会产生风险。碳金融工具目前主要应用在一些新能源产业，而他们大多还处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行业标准和技术标准都不成熟，需要持续地、不断地有巨大的投入。由于目前我国碳金融领域的相关法规和制度还不完善，这种持续、巨大的投入相比于有效的产出来看，无疑会产生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这对银行的存量贷款的信用风险管理带来很大挑战，也增加了银行推动碳金融工具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三）外部机遇

1、全球碳金融市场前景广阔，发展势头迅猛。进入21世纪，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与此同时，碳金融的兴起给各国的企业尤其是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发展商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5年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总额为100亿美元左右，到2008年已达到1，260亿美元，4年时间里，增长超过10倍。世界银行还预测，2022年全球碳交易量和交易额将分别达到440亿吨和4，440亿欧元。如此大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如此迅速的发展速度，我们不得不感叹全球碳金融市场前景之广阔。

2、国际社会对碳金融专业性人才的日益重视。目前，国外一些大学和机构已经开设了碳金融的相关课程，为其国家的碳金融发展大力培养和储备相应的人力资本。例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商学院从2011年起开办碳金融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碳金融硕士研究生专业。爱丁堡作为苏格兰乃至欧洲的金融中心，其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体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以爱丁堡大学气候变化中心、低碳技术创新中心等机构为领导者，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学研合作链条。这种专业人才驱动的产学研模式，很值得我国的碳金融行业借鉴。

（四）外部威胁

1、国际合作中各国的诉求不同。在国际合作的层面上，由于各国的利益诉求不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可能会存在分歧，比如，在各国发展情况不同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各国的排放目标？是否能允许发展中国家有相对更高的碳排放量？如何设定统一的监管制度？诸如此类的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各国满意的结果，从长期上来看，国家之间的争执难免会发生。

2、存在国际间的市场分割。目前，国际碳交易绝大多数集中于国家或区域内部，如欧盟。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从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场多种多样，这些市场大都以国家和地区为基础发展而来，而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排放配额该如何制定与分配？受管制的行业该如何进行规定？如何认定减排单位以及交易机制？这些问题都会导致不同市场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跨市场交易，形成了国际碳金融市场高度分割的现状。

三、对策建议

根据之前的资料和研究结果，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以改善碳金融工具运用于我国节能减排领域的现状。

（一）加大对碳金融相关知识的普及力度。一方面对于银行工作人员，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在公司内部开展培训活动，使其掌握碳金融基A知识、了解最新碳金融国际动态；另一方面对于能源型企业，要加强碳金融领域的宣传力度，让企业在进行成本管理的时候也能将碳金融工具考虑在内，推动项目业主和开发商根据行业、自身发展计划，扩大二者之间合作，充分发挥碳金融工具的效用。

（二）加强碳金融定向人才的培养。碳金融工具的创新是在实际金融业务和实践发展中逐步进行，但同时创新也离不开相应的碳金融理论知识、金融工具知识、创新原则等相关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我国在各大银行、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还缺乏专门的碳金融人才，这对我国的碳金融工具应用于节能减排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导致效率的低下。所以我国可以借鉴西方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结合本国特色，在一些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开设相应的专业课程，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碳金融人才。

（三）完善碳金融领域相关法规与制度。在CDM机制下，碳减排额拥有十分严格和规范的交易规则。由于我国碳金融领域的相关法规和制度还不完善，我国尽管已经有多个试点城市，但还没有形成标准化的交易体系。这说明我国需要加快碳金融领域的制度完善，在此基础上可以使银行业更好地推出有针对性的碳金融产品，从而不断扩大碳交易市场，以达到减排的目标。

（四）鼓励碳金融工具创新，加强激励机制以补偿风险。企业和银行进行碳金融交易的积极性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风险太高。积极制定优惠政策，激励金融机构参与并积极实施碳金融工具的创新，对致力于碳金融研究的企事业单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比如绿色信贷的利息补贴机制、CDM项目的税收减免政策等，以此带动各行业碳金融工具的创新积极性和关注度，为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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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碳排放的看法范文篇12

关键词:外资引进二氧化碳排放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050-02

随着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积聚,能源消耗和温室效应逐渐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经济的高增长带来高碳排放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低碳经济”一词最早由英国在2003年提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于当年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DTI2003),宣布到2050年英国的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至此各国纷纷追求“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模式。中国作为世界能耗大国,发展低碳经济,对实行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指标》,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远远高于排名第三的俄罗斯联邦,略微低于美国,但是从1990年-2004年二氧化碳年均增长率来看,我国4.8%的年均增长率要远远高于美国的-0.2%,同时也要高于排放总量前五位的其他各国。我国1970年-1990年的二氧化碳年均增长率仅0.2%,远远低于1990年-2004年的增长率4.8%,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经济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不断加强,截至2007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3.2万家,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630亿美元(《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从总体上看,吸收外商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度相关,并且成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外资的引进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对我国走低碳经济之路至关重要。

一、外资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Grossman-Krueger(1991)在对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分析和研究中首先提出了FDI对环境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显然外资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也包含在对环境的影响之中,因此这三种效应同样适用于本文。

1.规模效应。是指由于引进外资导致的经济规模变化而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引进外资通常可以扩大原有企业的规模或者是建立新的企业,从而增加产出并从中获利,但同时随着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能源消耗也会不断增加,假如技术水平仍然保持不变,且节能减排意识没有建立,则外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随之而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外资带来的规模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利的。但同时外资带来的资金会促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伴随居民收入的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提高,而环境质量是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会要求法律的完善来保护环境、改善生活质量。

2.技术效应。外资引进的同时也会带来新技术和节能减排、绿色生产的管理理念,这对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会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示范效果,从而降低生产对环境的破坏。但是技术效应也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如果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产品的生产被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生产技术低于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生产技术,则对环境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3.结构效应。因外资的引进造成产业结构改变,高污染产业的比重上升或下降,因而对环境产生影响,即结构效应。当外资流入是为了进入具有低门槛环境保护标准的国家时,Copeland和Taylor(2003)将这种行为称之为污染庇护假说,即当两个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不同时,污染密集型产业将向环境法规相对宽松的国家转移。当外资企业将生产的产品大量出口到国外而把污染留在国内时,就产生了不利于外资流入国的效应。

二、我国外资流入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讨外资流入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笔者利用1997年-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做回归分析。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The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人均GDP和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模型:CO2=C+β1GDP+β2FI+ε,其中C为常数项,ε为残差项,CO2表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GDP表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FI表示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回归结果如下:

由表2可知:CO2=0.168433+0.000221GDP+0.147932FI,可绝系数R2=0.993346,调整后的可绝系数达到0.991683,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很好。从t检验来看,GDP和FI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下自由度为11-1-1=9的临界值t0.025(9)=2.262。从F检验来看,F=597.1694>F0.05(2,8)=4.46,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成立。从GDP前的系数来看,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从FI前的系数来看,随着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增加。

根据日前中科院公布的一份首次按行业估算的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名单,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居于首位,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0.10%。该名单显示,分列“贡献排行榜”2~5位的产业及其排放量占比分别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5.7%;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7.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6%。根据国家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量比例排名前五位的行业均属于第二产业,除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外,其余四个行业均属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7),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一直占外商对我国投资比例的一半以上,2001年-2005年投资于这两个行业之和占外商实际投资总额的比例一度高达70%以上。因此对于外资的流入主要积聚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现象,我们不得不怀疑其进入动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还有追求污染庇护所的原因存在。

自2001年以来,从绝对数来看,外商投资企业货物出口总额逐年增加,从相对数来看,虽然2007年占全国比例有所减少,但是仍然高达50%以上。我国出口货物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其生产必然会带来能源的消耗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大量出口也使我国承担了不必要的环境成本。

三、结论和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围绕外资引进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可以得出外资的引进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规模效应看,外资规模的扩大带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随之增加,这说明外资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收入并没有带来环境的改善,反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随之增加。同时,居民收入的增加也并未使其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从技术效应看,用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外资的资本装备程度,从而衡量外资的技术水平,通过上述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随着人均外商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增加,外资流入并未给我国带来先进的二氧化碳减排技术;从结构效应看,外资过度集中于二氧化碳排放严重的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生产,却将一半以上的货物出口到国外,这意味着消费该产品的国家在本国不需支付环境成本,而是将污染转移到了我国,从而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成本。

外资加剧了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使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之路并未因外资的引进而更加平坦,那么如何处理外资流入对我国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针对外资引进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一定途径改善目前不容乐观的现状:

1.一定程度上限制外资流入总规模。在1990年后引进的外资中,除了个别年份外,其他年份的两缺口数值均为负值,体现了该时期引进外资的非缺口型特征,这种外资所体现的引资背景是我国国内资金闲置和外汇盈余状态的并存。因此一定程度上利用内资取代外资,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促进我国居民储蓄向投资转化,不仅可以减少外资对能源的消耗,而且可以避免外资将生产出来的产品运往国外,从而使我国承担巨大环境成本的现象发生。

2.引导外资产业投向。我国对外资的进入领域日渐放松,有些地方政府更是为了业绩而盲目引进外资,造成大量的重复引入、破坏环境的现象,这就需要国家改变对地方政府原有的业绩考核制度,提高外资利用效率,积极利用优惠的外资政策引导外资向第三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以提高税收等方式限制外资过度投向二氧化碳污染严重的制造业。

3.限制外资企业在二氧化碳排放严重的产业的产品出口量。外商在我国投资二氧化碳污染严重的产业,却将一半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将巨大的环境成本留给我国承担,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采取诸如提高相应产品出口税的措施来直接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从而间接减少外商对这些产业的投资。

4.完善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我国目前虽然已经建立起了环境保护的法律框架,但是仍然存在着法律漏洞以及执法不严的情况。为了避免污染庇护假说的存在,我们不能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忽略长远的环境利益,如果不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其后果远远不是外资带来的利益所能抵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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