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志范文

在此之前，由于熊猫移动为其关联公司江苏天创的违规担保被披露，且一度同马志平有染的中科健资金链出现重大问题，马志平陷入了各种传言的包围之中。

近12亿关联债务

8月27日，南京熊猫电子（600775.SH）在今年的中报中披露：2003年，控股子公司南京熊猫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移动）未经公司同意，擅自为经销商江苏天创提供贷款担保4.2亿元。

担保问题曝光以后，南京熊猫为了加强风险防范，调整了熊猫移动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南京熊猫集团的副总裁周振宇等加入了熊猫移动董事会，加强了对该公司的管理。

“我在熊猫移动中占49%的股份，用它给天创做担保是合理的啊！”马志平在记者面前为自己连声叫屈；马是江苏天创的创办者，2001年他以个人名义和南京熊猫合资组建了熊猫移动公司，现在还是天创的董事长。不过，马志平也承认：“程序上确实有一点不对的地方。”

除了违规担保，南京熊猫的中报还显示：2003年上半年，江苏天创通信实业有限公司共欠南京熊猫应收货款为5.9亿元，而马志平控制的另一家公司-易美通信实业有限公司也欠南京熊猫应收货款1.62亿元。这两笔账有如火上加油，将马志平抛入舆论指责的漩涡。

“这主要是账期的原因。”马志平解释说，由于天创和易美都是熊猫手机的分销商，一般情况下，分销商从厂商拿到货物先进行销售，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内再将款项返还给厂商。

马志平甚至为熊猫移动不佳的中期业绩找到了借口。该公司的中报显示，熊猫移动上半年利润只有15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1.22%.“其实利润还是有3000多万元，只不过是由于财务上的安排，先计提了2000多万元，到年报的时候一切都会很清楚的。”

熊猫移动在南京的一位经销商也向记者透露，由于熊猫手机一直采取高端策略，利润率一直还算不错；不至于低到半年只有150万元的程度。

与郝健学撇清关系

“我已经从长恒中退出来了。”马志平透露，而在此前，外界一直质疑马志平曾经想透过长恒实业曲线进入中科健（000035.SZ）。

时间回溯到2003年10月21日，中科健公告称，公司大股东深圳科健集团的全部股权被持有者中科院等三家公司转让给南京合纵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南京合纵”）和成都久盛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久盛科技”）其中南京合纵持有科健集田99%的股权，久盛科技受让的1%的股权也托管给南京合纵。

南京合纵成立于2002年3月15日，控股股东为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长恒实业”），而马志平又持有长恒实业51%的股份。早在2000年，当时的江苏中科健副总经理范伟与马志平合作收购以教育行业为主的长恒实业。

此事让马志平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熊猫集团当时对我的意见很大。”马志平透露，在熊猫集团看来，马志平不能吃着碗里的熊猫，想着锅里的中科健，而证监会也给马志平施加了压力-由于马志平的手机业务同时进入了南京熊猫和中科健两家上市公司，会产生同业竞争的问题。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长恒实业是中科健总裁郝健学曲线MBO的一个资金运作平台，马志平只不过是一个“托”。马志平进入中科健并没有多大的利益，“两个二线品牌整合到一起能干么？”南京熊猫的一位经销商分析说，“马志平还不至于做‘左手打右手’的事情。”

“我想的只是搞好熊猫手机，”马志平说，“今年年中我已经将长恒实业的股份转让给了另外一个自然人。”熊猫移动总经理助理花永清透露，退出长恒实业也就标志着马志平就此撇清了同中科健的关系。

但是在马志平手机产业布局的另一块-上海易美通讯实业有限公司，马志平还一直在坚持。今年年初，他收购了上海宽频科技在易美中50%的股份，加上他原有的25%的股份，马志平一跃成为易美的大股东。易美原来一直借用熊猫的牌照资源生产自己的手机，今年5月信息产业部严令禁止使用双品牌手机后，易美转型为熊猫手机的经销商，专门一个系列的产品。

恶补研发

现在，马志平把精力集中在熊猫移动上，他声称正在下巨资给熊猫移动恶补研发。“如果现在不补研发的课，就没有办法在未来同诺基亚等外资巨头正面竞争。”

马志平分析说，此前熊猫移动的很多产品都是从韩国BELLWAVE等公司手中购买，因为前去购买机型的中国公司太多，韩国公司往往漫天要价，很大一块利润都被他们拿走，自己不过是一个“搬运工”。尤其随着诺基亚等外资巨头在渠道方面的改进，原来依靠渠道致胜的国产手机只有回过头来重新投入研发，才有可能鏖战下去。

2003年开始，也正是熊猫手机销量不断上升的时候，马志平将购买机型的做法一刀切断，转而在研发方面投资布局。没有了韩国BELLWAVE公司新机型的帮助，而自主研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跟不上，整个上半年，熊猫移动只推出过一款新机型M18.“没有新机型冲击，销量当然要下滑。”马志平解释说，这也是今年上半年，熊猫移动销售收入只有9.37亿元，比去年同期下滑24.37%的原因之一。

让马志平庆幸的是，正是因为一心投资自主研发、新品跟不上，却反而避开了其它厂家深受其苦的库存压力。南京熊猫中报显示，2004年上半年，熊猫移动的手机库存只有3000万元。信息产业部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南京熊猫手机产量为144万台，销量141万台，只有3万台的库存。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了三款机型，”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建中告诉记者。南京摩拜成立于去年10月，公司目前已经拥有100多人的研发队伍，“东信手机以前研发力量的2／3现在我们这里。”王建中说。

除了南京摩拜，熊猫移动还成立了熊猫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两个研发机构，M18就出自熊猫移动通信之手。

马志平透露，在熊猫自主研发的手机上市之后，BELLWAVE等韩国手机设计公司再拿着新机型来熊猫兜售的时候，价格已经下滑了至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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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初期，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以及纵火、抢劫等暴行，后被称为南京大屠杀。暴行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持续了6周的时间。

战后，国际社会对这一惨案进行着持久的揭露、研究和纪念。

2013年4月至6月，一位名叫宫田幸太郎的日本年轻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文简称纪念馆）举办了一场摄影展，展出他历时两年，多次自费在南京寻访拍摄的52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肖像摄影作品。黑白的影调，极具冲击力的视角，配以老人们对当年史实的证言，使一段遥远模糊的历史变得具体而痛切。

目前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不足200人。他们既是那场浩劫的受害者，也是活的人证。据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该馆对幸存者的认定非常严格，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大屠杀期间在南京，对日军施暴现场有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二是有清晰的历史记忆，且与大屠杀的史实相吻合；三是本人曾受到伤害，有明显的伤疤。

日本摄影史上，在原爆遗迹中细数伤痕的摄影名家不在少数，而直面日本侵略别国历史的摄影师却可谓凤毛麟角。身为70后的宫田幸太郎为什么会不远千里来到南京，多次寻访拍摄那些见证了那场浩劫、如今已年逾古稀的中国老人？他的拍摄行动和作品，在日本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此我们对宫田进行了邮件采访。

可否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成长环境、经历和爱好？是不是专门研究过摄影或历史？

我1974年5月出生在日本大阪，中小学时代都在当地的学校度过。上初中的时候，我一度对《三国演义》发生兴趣，并由此对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产生兴趣。高中的一堂社会课上，老师一边展示照片一边详细介绍了南京大屠杀，让我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三国演义》一下子亲近的中国，在那一瞬间变得既近又遥远。

从孩提时起，我就很喜欢画画。也许是绘画把我引入摄影的世界吧。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大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工作过，2006年6月回到日本，开始在父亲的钢铁贸易公司工作。

婚后的2006年，我的大儿子出生，之后我真正开始摄影。开始我用卡片机拍，后来购入了佳能EOS30D相机。从那时起，我时常阅读摄影和相机的杂志，有一次我看到了新闻摄影杂志DAYSJAPAN封面的一张照片：父亲模样的男人抱着受伤的孩子，在炮火中奔跑躲避。我成了这家杂志的忠实读者。我开始思考：自己什么时候也能通过照片，让孩子们远离战争？

是什么原因使你来到中国拍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2008年，南京人高翔进入我父亲的钢铁公司上班，成为我的同事。我产生了拜访他的家乡，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看看的想法。次年5月终于成行。

2010年，我参加了松冈环注老师的演讲会。那之后，读着松冈老师的著作，开始想见一见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拍一拍他们。

松冈老师将仇秀英和伍正禧老人介绍给我，2011年3月我和他们聊了聊，并给他们拍摄了照片。高翔的亲戚没有在南京大屠杀中直接受害的，但是在我拍摄仇秀英时，老人说了第一句话：“（我）妈妈被日本人（的枪）打中了……”高翔便哭得稀里哗啦的，没有能够给我继续翻译。我拍了3张照片就回去了。拍摄伍正禧的时候，高翔控制住情绪完成了翻译。

你在拍摄这一主题时，拍摄手法和思路是如何确定的？

南京大屠杀已经是70多年前的事情了。很遗憾当年的建筑、遗体等没能完好地保存下来。所以我就希望通过拍摄幸存者们的生活状态、脸上的皱纹、摄影和表情，“拾回”当年的一切。我使用70-200mm、135mm以及150mm、180mm、200mm镜头，全力地进行了拍摄。

案头工作和拍摄工作的时长各约多久？最困难的环节是什么？

案头工作主要是听录音笔录下来的证言内容。我的中文不是很好，主要拜托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秘书芦鹏将证言翻译成日语并录音，我回到日本后在电脑上听写出来。拍摄时间主要根据幸存者讲述证言的长短，20分钟到120分钟不等。随着证言内容的不同，听写出日语的时间也不同。30分钟的证言内容，听写出来要花一个小时以上。

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如何让幸存者接纳。我拍摄的52位幸存者中，有几位知道我是日本人后很愤怒。其中有位老人说：“日本兵东史郎都在我面前下跪了！”讲完这个，话题便无法继续。在我下跪后，对方才能够继续和我交流，完成证言（录制）。有位幸存者知道我的身份后，大叫着要打我，被其儿子和芦鹏阻止了。另外，也有一位老人始终对我怒不可遏。（东史郎，1912～2006，25岁时作为日军一名普通士兵参与南京大屠杀暴行，1987年将自己当年的日志出版以揭露那段历史，并多次来华谢罪。—编者注）

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哪些帮助？

我曾以为，我一个人，对憎恨日本人的对象进行采访、交流、拍摄是不可完成的。另外一个让我发愁的是，我是借债进行采访拍摄的，收入相对微薄，现在还在为还款压力所困扰，继续拍摄也变得困难。

在南京，高翔在旅馆安排、谈出租车包车价格等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朱馆长也派芦鹏协助我的拍摄工作。纪念馆的幸存者负责人帮助我安排拍摄时间。另外，上海30几岁的钢铁贸易公司的老总许建松，好几次用车把我送到南京，还曾经把车借给我。因为采访拍摄中幸存者们的聊天对象芦鹏是南京人的缘故吧，他们也能够在我面前自然流露出真实的情感，让我可以不断地按下快门。

能谈谈你在拍摄中最难忘的经历和感受吗？

无法忘记的是，认识仇秀英老人的第二天，在松冈环老师举办的慰问幸存者的聚会活动前再次见面时，老人将自己手腕上戴的佛珠送给了我。另外，仇秀英的儿子，在拍摄的第一天也好，聚会的那天也好，之后在纪念馆拍摄时，都一直陪伴着他的母亲，也一直记着我。母子俩一直微笑着，温柔地跟我说话，我心怀感谢。

另外，拍摄程王氏的时候，当时的场面让人忍不住想流泪。在我的整个拍摄期间，她曾住院3次，不得不进行人工呼吸，身体十分虚弱，但为了配合拍摄，还亲自来到纪念馆，坐着轮椅，由儿子推着。如果我事先知道是那样的情况，我想应该是我到程家去进行拍摄。在拍摄和证言录音结束后，她坐在轮椅上说：“谢谢你的关心。”我无法忘却这句话。她让儿子跟我说：“一定要来我家。”我也想一定要去她家里，到现在我也特别想见到她，但是她已经离开了人世，相识便成了永诀。

在日本摄影师群体中，有不少在二战结束后聚焦于核爆遗迹拍摄的，你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与你的工作的差别？

有一些摄影师将镜头聚焦在核爆遗迹上。DAYSJAPAN的新闻摄影学校便有这样的摄影师来讲过课，其中有我所尊敬的新闻摄影家福岛菊次郎先生。另外已故的土门拳先生、东松照明先生，生前也都拍过这一题材。

对于将我的工作和他们这些伟大的前辈们相比较，我感到很惶恐。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将我和他们的工作进行比较。那不是我能比较的，应该是第三方的事情。从宏观的意义上来讲，我相信我和他们是相通的。

你是如何推广这套作品的？作品在日本的杂志发表后反响如何？你的亲人和朋友是否承认日军侵华和大屠杀的历史？你的作品和行动是否影响了一些原本对那段历史比较模糊的日本人？

在推广方面，我只是在各种摄影展、演讲会上发传单，在网络上发预告。在我的摄影展最后一天的对话环节，日本右翼团体“不容在日之朝韩人享受特权的公民组织”也来了，并放置了“质问书”，内容大致是：“都说了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了，你怎么还办这样的摄影展？”主办方替我做了回答，表示主办那场影展的目的是将我采访拍摄的37名幸存者存在的事实传递给市民们，并给年轻摄影师提供一个平台展示作品。而且日本外务省的网站有相关历史事实的记载，对于旧日军1937年进入南京后对平民进行的杀害和掠夺，日本政府无法否认。

我将专题图片发表在日本的杂志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比如，“果然，真的有南京大屠杀！”还有，“这不是没有大屠杀的（现场）照片么？”

我周围朋友都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在我父亲的生意客户中，也有“真的存在么？”这样的质疑。“几万（死者）差不多，几十万不可能吧？”其中也有这样的声音。

我没有办法说出准确的数字，因为不是我自己调查出来的。但是，我读过内山薰的《记忆的暗杀东史郎为什么会败诉》，我支持里面的内容。（《东史郎日记》中的一个日本人否认自己杀死一名中国人并对东史郎提出上诉，胜诉后东史郎上诉，被日法院无视中日民众的证言和物证直接驳回。对此，东史郎认为：“法院的判决目的是要恐吓为维护历史事实而奋斗的正义人士。”—编者注）

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都不是很关心。我身边的朋友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学校的时候认真学习了社会课。父亲的公司客户不相信是因为读了右翼的杂志或者报纸文章吧。年轻人是不会花钱去看那类杂志和报纸的。

DAYSJAPAN杂志在日本的书店都可以看到，通过我的摄影展和这家杂志的刊载，能够把一些幸存者的声音传递到日本。从这一点来说，我算是做了一些微小的贡献吧。

如果你是一名中国摄影师，会以怎样的行动面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或者你对关注同类题材的中国摄影师有怎样的建议？

如果我是中国的摄影师的话，我会持之以恒地拍摄幸存者的日常生活。事实上，如果经济上、时间上允许的话，作为日本摄影师的我，也想这么做。我感谢提出赞助我的上海公司老总陈燕妮女士。遗憾的是，由于要在父亲的公司工作，时间方面实在不可行。

对于2013年日本政坛的种种表现，你持怎样的观点和态度？

现行的日本宪法是以国民为主体的，有监督政治的机能。一些日本右翼政治家想修宪，本身就是违宪的行为。我有一种他们想让日本倒退到战前的危机感。

今后是否还会以摄影的方式关注战争和反战主题？你有怎样的计划？

南京日志范文篇3

7月23日，济南迎来了奥运圣火，济南人的梦想与激情也同圣火一起燃烧了起来。或许这就是奥运的魅力与活力所在――全民参与。

奥运来到中国，运动员真正比赛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天，而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却从多年前就开始了，这其中既包括了场馆建设、运动员的训练与选拔，也包括了奖牌设计与制作、火炬设计与传递吉祥物与会徽设计、主题曲选定，海报设计开闭幕式文艺表演、志愿者服务……每个中国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在众多的贡献奥运的力量中，有很多济南的元素，这些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济南元素为北京奥运描绘着精彩的一笔。

企业助力奥运建设

6月28日，国家体育场“鸟巢”宣布竣工，标志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办及协办城市所有37个比赛场馆全部就绪，中国忠实履行申奥成功时的建设承诺，按时交出了一份令世界称赞的合格答卷。

7年时间，37座比赛场馆或新建、或改扩建、临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始终在其间贯穿、在细节体现，中国人用自己的劳动，智慧与信念建设起一座座科技含量高、质量过硬、理念超前的现代化体育场馆，而在这些场馆的建设中，济南钢铁集团总公司先后为其供应高等级优质钢材8548吨，在国内企业中排名第二。济钢集团在2005年3月被选为奥运工程用钢重点供货商之一，济钢生产的低合金高强度钢板，具有良好的冲击性能和焊接性能，产品质量100％合格，充分满足了“鸟巢”和“水立方”的工程建设需求。

而在今年的4月，山东交运集团正式成为北京奥运会的交通保障服务企业。根据北京奥组委的统筹安排，交通系统承担6个方面的奥运交通保障任务，经过资质认定和考察，山东交运集团作为国有大型专业运输企业成为山东省唯一一家提供奥运运输服务单位，根据要求，山东交运集团组建70部车辆的大型服务车队，车型全部为高级以上，尾气排放达到国Ⅲ标准，山东交运集团经过招投标购置了70部高一级以上大客车，排放标准、设施配置全部达到奥组委的要求。经过层层政审和选拔，交运集团从内部驾驶员队伍中择优选拔了85名技术过硬，经验丰富、身体健康，综合素质高的驾驶员，其中75名直接赴京参加奥运运力保障服务，10名作为机动队员在济南待命。7月17日，“山东交通北京奥运服务车队”在济南宣誓进京。奥运期间，山东交运的员工把山东人的朴实厚道，热情开朗传递给世人。

除此之外，包括鲁能、北车集团济南厂、济南科扬集团等众多济南企业，都在为北京奥运提供体育器械、移动卫生间、LED显示屏等设施。数量众多的济南企业为北京奥运做出了突出贡献。

设计军团

肖勇是奥运奖牌“金镶玉”的设计者，他还为8月8日和奥运会同步开幕的首届“奥林匹克博览会”设计邮票和邮品：同时，肖勇还和来自英国的设计师共同设计了《从北京到伦敦》的邮票一套和配套邮品，会在北京奥运会闭幕的时候由中英两国联合发行，将北京奥运的精神延续到伦敦，肖勇是地地道道的济南人，从小在济南长大，“上小学是在普利街小学，在济南二中上中学，高中则是在济南六十二中学”，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济南人，肖勇说：“当然我希望更多的奖牌留在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山东运动员能够获得珍贵‘金镶玉’。”

山东工艺美院教授苗登宇是奥运海报设计修改与设计小组成员，济南出生，济南长大，至今还在济南工作。7月18日，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海报在北京正式，苗登宇的工作也终于告一段落，现在正忙着十一运的相关活动，苗登字说，“参与海报的修改设计，最初感到激动，后来感受到一种责任，再后来成为一种负担，是负担也是一种激励，参与的过程也是我对中国文化与奥运文化加深理解的过程。”

而“水立方”的中方总设计师、济南奥体中心的主设计师赵小钧、奥运吉祥物“福娃”的总设计师韩美林也都是地地道道的济南人。这些济南主创者的身上，印刻着齐鲁文化深厚的底蕴，和泉城济南的灵韵，这些泉城元素因奥运而熠熠闪光。

志愿者中的济南身影

北京奥运会志愿者项目启动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亲临北京仪式现场，他说：“志愿者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石，是奥运会真正的形象大使，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并且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提供公平祥和的竞赛环境。”戴上白色志愿帽，穿上蓝色服务衫，佩上红、黑、绿、黄、蓝五色微笑圈，一张张挂满汗水的脸庞，正是一张张微笑的城市名片。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有10万名赛会志愿者、40万名城市志愿者，百万名社会志愿者，20万名啦啦队志愿者，在赛场内外参与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微笑，展示中国的友好与热情、开放与自信，用真诚的微笑和优质的服务感动世界。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山东省赛会志愿者共99人，其中奥运会志愿者79人，残奥会志愿者20人，这其中更不乏济南人的身影。

8月4日，济南袁乃夫花艺设计中心的花艺师袁中升作为奥运会花艺志愿者奔赴北京。他是山东省唯一一位奥运会花艺志愿者，担任北京奥运会颁奖花束制作，设计以及会场等区域的花艺设计工作，三个多月来，他一直在为奥运花艺忙碌着，作为奥运会志愿者，袁中升将一直为此工作到北京残奥会结束。

为了迎合世界各地外宾的喜好，以及各个国家对花的偏好和习俗，袁中升要查阅大量的资，不是泡在省喊的图书馆，就是利用网络搜罗各种信息，不仅如此，他还要收集往届奥运会的花束，认真研究，既要突出中国的特色，又要与国际接轨，还要有听创新，加入中国元素，有时间他就私自己的导师袁乃夫讨论插花技巧，力求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泉城姑娘任小溪北京圆梦，当选为北京奥运会的观众服务志愿者。奥运期间，她将连续在鸟巢附近服务一个多星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做疏导服务。梦想照进现实的她，在奥运志愿者的岗位上累并快乐着。

7月24日，山东师范大学的40名奥运会，残奥会志愿者进京，他们共有30名奥运会志愿者和10名残奥会志愿者，其中男生16名，女生24名，他们中有四川籍的同学，也有会手语，喜欢与人进行心灵交流的女孩。“我们既要把志愿者的王作干好，还得把话说好，善于和人交流。一句恰到好处的话，就能让远方的客人从心里感到温暖。”

奥运食谱里的济南名吃

来自世界203个国家和地区，近28万注册人员以及约700万人次观众会聚北京，这不仅是一次体育盛宴，也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餐饮盛宴。百年奥运，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古老的中国饮食文化也史无前例地第一次大规模展示在世界面前。2005年，北京奥组委正式成立运动会服务部餐饮处，主要负责2008北京奥运会的餐饮服务工作。

经过中外专家、运动员代表、体育业内代表、高级厨师等人士的筛选，确定的“奥运食谱”中，主菜有39个品种，涉及川菜、粤菜，鲁菜等主要菜系，其中鲁菜有九转大肠和葱烧海参入选。

九转大肠是济南名吃，鲁菜传统保留菜品之一，为清光绪年间济南城里县东巷“九华楼”首创。九华楼店主姓杜，是济南富商，在济南开的店铺很多，所开店铺，均习俗“九”字冠其名。“九华楼”以猪下货见长，其“烧大肠”下狠，用料全。精烧之后，大肠红润光亮，肥而不腻，上面再撒上香菜段，清香扑鼻，食之回味无穷。一次宴客上了此菜后，一位客人即席赠名“九转大肠”，其意一是迎合店主的喜“九”之癖，二是称赞厨师技艺高超，如道家烧九转仙丹。此名深受店主和来客好评，于是，“九转大肠”便逐渐声名远播了，成为山东最著名的菜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