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所面临的新形势，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研究和探索，以及对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配套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以此增强该课程教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外贸的快速增长，我国各类高校包括综合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以及农、林等其他院校，纷纷开设国际贸易专业。与此同时，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国际贸易学也随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2008年下半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风暴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反危机，使得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观点、新做法、新措施，这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本文结合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新形势，对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改革进行研究和探索，以增强该课程教学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一、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学教学面临的新形势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12％，是二战以来贸易下滑最严重的一年。但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不到两年时间，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同时，国际经贸环境也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贸易模式发生改变。这次金融危机带给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巨大的教训，就是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他们认识到：目前，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不能够完全统一，在国内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才能实现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这就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的发展趋势，如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由于美欧和其他发达国家不让自己的制造业外移，这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因供求矛盾而被迫扩大内需，从而使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面临再调整过程，这必将导致全球的贸易模式发生改变。

(二)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隐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据世界银行数据，自2008年11月到2009年4月，先后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措施既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又包括对进口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标准等隐性保护方式。在所有贸易保护措施中，提高关税仅占三分之一，且全部由发展中国家采用，其余三分之二采取的是“隐性保护主义”方式，最主要非关税壁垒是出el补贴。在这47项限制贸易措施中，发达国家占l2项，全部采取出口补贴，而发展中国家35项中，有31％是出口补贴形式。而且，看似不违反wto规则的贸易救济手段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且频繁地使用。有些发达国家提出要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促使产业朝着绿色、低碳、环保的方向发展。如欧盟已明确提出加快向低碳经济转型，日本不断出台重大政策，将重点放在发展低碳经济上；八国集团提出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半的目标。然而，作为最大出口导向型国家和新兴贸易市场的中国，在新一轮贸易摩擦中成为主要目标。我国已经连续14年位居全球贸易调查的首位。2009年，中国出i：1产品共遭受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76起、反补贴案件13起、保障措施案件20起、特保案件7起。

(三)国际贸易方式发生变化。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网络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由于网络贸易不仅能简便易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无时间、地域限制和不受自然条件影响，因而受到各国的重视。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全面收缩，但网络贸易却呈逆势上扬，目前的网络贸易占了全球贸易的20％以上，未来网络贸易将呈超常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进口商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进口商欠款很普遍，使出口商的坏帐率越来越高。因而一些传统贸易方式受到挑战，如信用证、托收等结算方式的风险越来越大，这迫使企业须采取更安全、保险的贸易方式。

(四)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战后成立的关贸总协定及1995年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功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但金融危机使得主要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wto的原则、规则、制度等造成巨大冲击，也使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迟滞。同时，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大多数国家都把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战略选择，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从而轻视了多边贸易体制。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50％以上，从发展趋势上看区域经济合作仍持续、强劲地发展。

二、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新形势，怎样将最新的国际形势和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使国际贸易课程在教学内容上与国际接轨并密切联系中国对外开放实际的特色，是国际贸易学教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改革该课程的教学内容，实属当务之急。在此，笔者结合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新形势，围绕国际贸易学的主要内容，在原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补充。

(一)国际贸易的导论章节。要补充后危机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结合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来分析三十年来我国外贸发展概况，让学生明白我国是如何成为贸易大国，但目前为什么还不是贸易强国的；在分析顺差、逆差产生的原因、利弊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当前中美贸易摩擦问题；要分析当前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否适度、贸易条件是否恶化、贸易商品结构是否均衡、贸易地理方向是否过于集中等问题；结合广交会改名来分析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进而分析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后危机时代的再平衡调整，以及我国如何应对等。

(二)国际贸易理论部分。不仅要阐明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及每个论之间的关系，正确评价它们各自的作用，全面述评它们的理论依据。而且要利用这些理论来分析当前国际贸易分工的多层次格局、中国制造在全球贸易分工中的位置和在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中如何提升自己的位置，在对诸多的保护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为什么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刻，许多国家更愿意通过贸易的保护主义来实现经济的复苏的原因。还要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新新德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分析。凸显理论的新成果。

(三)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部分。首先要从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外贸实践着手，用批判的眼光来分析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格局，即不仅需要各个国家开放市场，走自由贸易的道路，而且也要避免对于保护贸易政策进行片面的评价和指责，同时也要进一步剔除原先在保护贸易思路支配下形成的某些看法和提法。然后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经过30多年逐步演变而来的强调政府对外贸的积极介入作用的管理贸易政策进行介绍。再就是要对后危机时代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分析，如协定关税、碳关税、环境附加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等。还要x,lxl,紧急关税、报复关税和惩罚关税等深入分析有关的起因、特点和具体表现，对金融危机中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贸易救济措施进行案例分析，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等，要结合wto的原则和有关协议的规定来分析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歧视性采购、技术性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动植物卫生检疫标准、出口退税等。

(四)国际贸易体制部分。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世贸组织的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规则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内容；要对自2001年i1月启动的多哈回合贸易长达十年之久的马拉松式谈判而目前还无果进行分析。不仅要对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的外贸政策和广泛的经济合作，如重大项目的共同建设、密切的金融支持或援助、服务贸易的广泛配合进行阐述，还要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经济和贸易的静态和动态影响。在介绍我国已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地区和国家签订了自贸协定的基础上，围绕我国的政策思路，作出比较全面而深入的阐发和说明。

三、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配套改革措施

为了更好地使国际贸易学的教学内容适合后危机时代的需要，还要对该课程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为学生提供相应的辅助资料。转发一些国际贸易经典文献、重大国际贸易时事和国际贸易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参与讨论，同时推荐一些相应的中英文阅读文献，为想要进一步学习的学生提供参考；提供一些理论与实证分析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篇2

20世纪后半期，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标准国际贸易理论将这种增长的原因归结为世界范围内关税的普遍削减，但如yi(2003)指出的，这一观点无法解释两个现象：第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关税下降了11%，而世界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了3.4倍，如果以关税降低来解释世界贸易增长，则意味着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大约为20，这显然大大超过标准贸易模型对该弹性的判断；第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关税的削减幅度要大于这之后的时期，而前一时期贸易增长的幅度却比后一时期小，事实上，80年代中期以后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急剧上升，这一弹性呈现的非线性特征也与标准贸易模型不相符。ishii和yi(1997)、hummels等(1998，2001)、yi(2003)等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存在是回答上述难题的关键，能够很好地对世界贸易的增长作出解释。

国际垂直专业化是指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不同的生产阶段，散布于多个国家(地区)进行，并以跨国界的垂直贸易链相互连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建立在此基础上贸易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区别于。19世纪晚期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明显特征。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近年来在此领域涌现的大量研究文献，使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与内容得到拓展。

国际贸易理论从广义上讲包括国际贸易纯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理论，从狭义上讲仅指纯理论。概括而言，国际贸易纯理论主要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贸易的起因，当然在解释贸易起因的同时亦会涉及到贸易的形态或模式，即对贸易流向、结构等的分析；二是贸易的经济影响，这其中又包含贸易利益与收入分配两个方面，前者考察贸易参加国总体国民福利的变化，后者分析贸易对一国内部不同部门与要素报酬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理论则研究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贸易政策工具及其效应等问题。本文论述国际垂直专业化对贸易理论的相关拓展，主要涉及狭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纯理论方面。

二、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生产环节跨国界垂直分布现象，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有学者注意到，balassa(1967)可能是最早发明“垂直专业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这一名词的，而findlay(1978)也是较早使用这一术语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成为国际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值得注意的动向。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并通过量化方法说明了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度量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与趋势的主要方法包括应用投人—产出表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比重或进口中间投入占总产出、总投入的比重，以及使用中间品贸易、加工贸易等国际贸易统计数据间接说明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情况。其中较好的方法是hummels等(2001)建立的vs(verticalspecialization)指标，即计算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价值(vs值)及其占总出口的比重(vs比重)。hunnmels等(2001)计算了10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vs比重，并对整个世界的vs比重作了推算。如图1所示，他们的计算结果表明，近几十年来建立在垂直专业化基础上的国际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1990年他们考察的14个国家(和地区)的vs比重达到21.1%，与1970年相比增长了近30%，1995年达到22.2%，与1970年相比增长了近35%；1990年世界总体的vs比重为21.2%，较1970年增长了约33%，1995年则达到22.7%，较1970年增长了约43%。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进步、运输与通讯成本降低、贸易自由化等因素。技术进步使生产过程能够分割为不同的阶段，而运输与通讯的发展便利了生产环节分配到不同的国家。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削减则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及整个世界贸易的增长，因为垂直专业化涉及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多次跨越国界，当世界平均关税水平降低时，散布在垂直贸易链上的不同环节均能享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利益，使贸易对关税的反应弹性大大提高。并且，如果关税水平较高时不存在垂直专业化，而当关税下调到某个临界值以下时垂直专业化出现，关税削减就会产生较之临界值1；22：更大的贸易增长效果，这样贸易对关税削减的反应就呈现出非线性的变化，这正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与之后国际贸易对关税不同反应弹性的实际情况。

三、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的起因与模式

在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起因与模式的过程中，标准贸易理论主要在两方面得到了拓展：第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对象由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标准理论中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划分，扩展为产品间分工与产品内分工的划分；第二，一些学者将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概念纳入贸易模型，出现了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

(一)从产品间分工到产品内分工

按照标准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起因的解释，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前提下，解释产业间贸易；另一部分是“新贸易理论”，建立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上，解释产业内贸易。但是，无论是产业间贸易理论还是产业内贸易理论，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假定，即作为分工和贸易对象的产品，其全部生产过程在某一国家或经济体内部进行。换言之，主流贸易理论以产品作为基本分工对象，而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假定为不可分割的。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国际分工对象从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为多个生产环节，形成了一个价值增值链条，并在跨国界的不同区位进行分布。与此相适应，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也深入到产品内分工。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考虑的就不只是特定国家在什么样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是在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哪个或哪些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新贸易理论框架下也同样，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国际分工不只停留在产品层面，通过将具有不同有效规模的生产阶段加以分离并安排到不同的空间场合进行生产，同样可以达到节约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ishii和yi(1997)、卢锋(2004)等认为，与标准贸易理论对贸易起因的解释相类似，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仍然建立在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只是这种比较优势或规模经济需要深入到工序层面来考察。

下面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例，说明国际垂直专业化如何使贸易理论的研究由产品间分工扩展到产品内分工。考虑一个2×2×2的要素禀赋理论模型，即两个国家——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与劳动相对丰裕的b国，两种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x与劳动密集型产品y，两种要素——资本(k)与劳动(l)。在图2中，aa′与bb′分别表示a、b两国两条等值的等成本线，aa′与bb′的斜率差异反映了两国要素价格的差异，a国劳动相对资本价格较高，b国劳动相对资本价格较低。通过aa′与bb′交点的射线os具有国际分工临界线的经济含义，生产扩张线斜率大于os斜率的产品，生产中资本投入密集度高于os线代表的资本投入密集度，应当由资本丰裕的a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生产扩张线斜率小于os斜率的产品，生产中资本投入密集度低于os线代表的资本投入密集度，应当由劳动丰裕的b国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在不存在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对象是最终产品x、y，按照赫克歇尔—奥林定理(heckscher-ohlintheorem)，a国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x，b国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y。图2中x0、y0分别为x、y两种产品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显然，a国生产单位价值x产品的成本要低于b国，因为按照b国现行的要素价格，表示其生产单位价值x产品成本的等成本线一定位于bb′的上方；同样，b国生产单位价值y产品的成本低于a国。ox(通过x0与aa′的切点)与oy(通过y0与bb′的切点)分别为x与y的生产扩张线，位于国际分工临界线的两侧。

现在考虑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以x产品为例，假定x的生产可以分割为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1阶段与资本投入比较密集的x2阶段，两个阶段的要素投入比例分别由生产扩张线ox1、ox2表示。x产品的总要素密集度为x1、x2两个生产阶段要素密集度的加权平均，生产扩张线ox上单位价值x产品的实际生产点，可以利用对x1、x2两个生产阶段矢量加总的原理来确定。如图2所示，假定x1阶段的生产扩张线ox1位于国际分工临界线os以下，这就意味着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1阶段应该转移到b国进行生产，这种分工可以带来成本的节约。在这个例子中，国际分工与贸易仍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但是，分工的对象由不同的产品扩展到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

(二)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

除了从标准贸易理论出发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发生及其模式，还有一些学者将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贸易模型，将贸易与企业组织模式选择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国际垂直专业化研究领域一个新的重要分支。

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实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垂直型国际直接投资，在一体化企业内部完成不同生产阶段的生产并进行企业内贸易；二是进行国际外包，而国际外包又包括通过契约从其他企业获得某种特定投入以及通过现货市场交易购买某种普通投入。”将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主要是应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产权、交易成本、激励系统、委托等有关企业边界的理论，对企业在外包与一体化之间的组织模式选择，或者对契约外包与普通外包之间的选择等问题作出解释，特别是分析企业选择契约外包而不是在一体化企业内部进行生产和贸易的理由。例如，按照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边界依据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则来确定，而企业内部的一体化生产有利于消除企业间通过契约进行交易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建立在国际直接投资基础上的垂直一体化需要较高的固定投入，外包却可以带来生产成本的节约，因此企业必须在外包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和外包契约不完全性引致的交易成本之间作出权衡。

在探索不完全契约下国际外包发生条件的过程中，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将契约模型并人标准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特别是要素禀赋理论模型以及建立在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基础上的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与此同时，影响国际垂直专业化形式的多种因素被提出。例如，grossman和helpman(2005)指出了市场厚度的重要性，市场厚度是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当市场越“厚”，即市场上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或供给者数量越多时，一个独立的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越容易找到适当的特定投入生产企业，因而企业内部垂直一体化相对于外包交易成本较低的优势被减弱，企业间的交易更具吸引力。再如，antrs(2003)认为，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模式与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以及中间投入的要素密集度有关，并预测一个国家通过企业内贸易进口中间投入的比例是出口国资本-劳动比的增函数。又如，antrs和helpman(2004)指出，企业不同的产权结构和中间投入生产区位的选择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密切相关，并分析了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分布状况与行业间特性差异对企业组织模式的影响。

四、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的经济影响

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大量文献，除了研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基础与动因，还分析了其经济效应。在贸易利益方面，与标准贸易模型相比，由于垂直专业化将国际分工的对象由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因而使贸易利益的范围扩大，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国家有可能达到更高的福利水平。而在收入分配方面，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在引入产品内分工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了一国内部资本与劳动之间、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报酬的相对变化，以及国家间要素价格差异的变动趋势，其结论较之标准贸易理论更为丰富，更具有不确定性。

(一)对总体国民福利的影响

与标准贸易理论相类似，在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中，一般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带来国民福利的提高。并且，如jones和kierzkowski(1998，2001b)等指出的，与不存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国际贸易模型相比，垂直专业化扩展了贸易利益的范围。国际分工的细化与程度的加深使得那些在某种产品特定环节生产上具有优势的国家也能从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获利，而且可能使原本就从最终产品贸易中获利的国家福利进一步提高。

以图2的情况为例，考虑资本丰裕的a国将x产品生产中劳动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xi阶段转移到b国进行的情况。图3反映了当国际分工由产品间扩展到产品内时a国的福利变化，其中两个坐标轴分别表示资本密集型产品x与劳动密集型产品y这两种最终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在不存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a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tt′，自由贸易下的国际比价为pw，a国在q点生产，在c点消费，相应的效用水平由无差异曲线u表示，a国出口x换取y。当a国将x生产中的x1阶段转移到b国时，如上文所述，这种分工符合比较利益原理，可以使x的生产成本下降，与此相适应，a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将外移为了tt″。假定国际比价不变，a国的生产点移到q′点，消费点移到c′点，x的产量上升，y的产量下降，a国达到了更高的无差异曲线u′，国民福利比不存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情况下提高了。

当然，国际垂直专业化扩大贸易利益是一种可能性，是一般性的结论。像在标准贸易理论模型中一样，即使在自由贸易下，贸易参加国的福利也有可能恶化。例如，deardorff(1998a)、jones和kierzkowski(2001b)等指出，如果在发生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后，与图3假设不同，国际比价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发生了变化，那么贸易参加国的贸易条件就存在恶化的可能，其国民福利也就有可能降低。

(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在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是较为明确的。根据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贸易，一国国内出口品的价格上升，进口品的价格下降。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theorem)，当商品相对价格上升时，该商品生产中密集使用要素的收入将提高，另一要素的报酬将下降，这意味着国际贸易将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与标准贸易模型不同，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理论分析缺乏简单一致的结论。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受到了经济发达国家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关注，因为经济发达国家将特定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转移到劳动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被认为会对经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对非熟练劳动的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amdt(1997；1999)、jones和kierzkowski(200la，200lb)、kohler(2003)等的研究表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具体结果可能依赖于国家的要素禀赋、产出模式、具体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情况以及本国在特定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度等因素。

仍以本文图2、图3的模型为例，amdt(1997)在类似的框架下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作了分析，指出工资与就业的变动取决于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国家与行业的性质。具体说，如果像图2、图3所示，资本丰裕的a国将出口部门(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x的部门)的劳动密集型阶段转移到劳动丰裕的b国，a国的工资水平会下降；但如果发生垂直专业化的不是a国的出口部门，而是其进口竞争部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y的部门)，a国的工资水平则会上升。”图4描述了后一种情况。假定进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是y产品部门，同样考虑其生产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劳动投入比较密集的y1阶段与资本投入相对比较密集的y2阶段。在不存在垂直专业化的情况下，a国出口x，进口y，国内要素比价为w／r，出口部门与进口竞争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分别为ox与oy。考虑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情况，a国将y生产中劳动投入较为密集的y1阶段转移到b国，国内y的生产只剩下y2阶段，在w／r的要素比价下y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变为oy2。仍然假定发生垂直专业化后商品比价不变，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y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表现为单位价值等产量线了。内移为y′)，这将使y的产量提高，要素价格比也将随之调整。如图4所示，新的均衡要素比价为(w／r)′，相应的等成本线同时与x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x0与移动后的y的单位价值等产量线y′相切。显然，(w／r)，线比(w／r)线更陡峭，意味着劳动相对于资本的价格上升，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劳动的变化。当然，这会使两部门的资本-投入比例发生变化，两部门的生产扩张线分别变为ox′与oy2′。

如果将图4中纵轴的资本不仅理解为物质资本，而且也包括人力资本，横轴的劳动则可代表非熟练劳动，那么上述关于劳动与资本之间收入分配的分析，也可以推广到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之间。不同学者的研究同样表明，从理论上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对非熟练劳动收入的影响，结论是不确定的。

标准贸易理论在考察国际贸易对要素价格的影响时，还有一条重要的结论是在各国要素价格存在差异，并且生产要素不能通过国际间自由流动来实现最佳配置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可以替代要素流动间接实现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最佳配置，这就是所谓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actorpriceequalizationtheorem)。在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中，学者们也探讨了垂直专业化能否促进各国要素价格趋同的问题，但结论与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相比仍然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jones和kierzkowski(2001b)认为结果依赖于国家间要素禀赋比例的差异程度，deardorff(1998b)则认为关键在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发生后不同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与生产分割前技术的对比。

五、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最明显和最常被引用的证据。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贸易的盛行，是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当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并散布于不同国家(地区)进行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地区)之间越来越多地就特定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进行专业化分工，国际分工与交换由产品层面扩展到工序层面。并且，由于垂直专业化涉及原材料、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多次跨越国界，贸易壁垒削减的影响被放大，世界贸易量因此得到了迅速增长。

近年来，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这些研究的内容与标准国际贸易理论相似，主要集中在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发生的动因、模式，以及这一现象对国民福利、收入分配的影响等方面。但由于研究对象由产品间分工深入到产品内分工，因此标准贸易理论在研究范围、方法与结论等方面都得到了拓展。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篇3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产业内贸易；国际贸易新理论

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贸易的产生，克鲁格曼指出：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不同只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基本原因，而规模报酬递增则是另一个基本原因。不同于传统的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之上，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为前提，能更好的解释现实中的问题：为什么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远超过比较优势有明显差别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额。为什么各个国家的工资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克鲁格曼之前也有很多经济学家研究过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俄林理论（1933年）中的一个重要分课题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作用，巴拉萨（1967年）和克拉维斯（1971年）也曾提到规模经济理论在解释战后工业国家间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的现象时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克鲁格曼在前人的分析和研究上，创新的将规模报酬递增作为贸易产生的一个原因并结合均衡贸易理论和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系统的做出理论分析。

一、克鲁格曼论文中主要使用的模型和推导脉络

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有诸多的假设并引用了多个模型，它们对理解克鲁格曼经典论文、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中的推导和结论很有帮助。在这四篇克鲁格曼的经典论文中有许多相似的假设，其分析和推导方式也很有类似之处。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假设规模经济是企业内生的，并且假定市场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同时，引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并对其作了一些修改。首先，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对这些理论加以变化并进行推导和分析：他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简化。只考虑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并假定所有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所有产品以相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其中和分别为劳动投入量和产量。并且假定，产量等于消费量，其中，成本函数表明：每件产品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是产量的线性函数，并且随着产出的增加平均成本递减，边际成本则保持不变。很明显，这是一个规模经济的成本函数。而后，克鲁格曼假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劳动力全部用于各个产品的生产中，所以有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对称的。克鲁格曼根据上述假设和模型，从效用函数开始，结合效用最大化原理推导出需求函数；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求出产品价格；根据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并且均衡利润为0的假设（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得出生产产品的种类。在分析完封闭经济之后，克鲁格曼在各篇论文中进一步进行了推广和引申，或是考虑要素流动，或是加入运输成本，或是考虑要素比例，或是考虑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使得理论推导更具有现实意义，更能说明现实的问题。

克鲁格曼在论文中使用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A.DixitandJ.Stiglitz)的DS模型来建立分析框架。DS模型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中建立的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国家，并且在其生产中都存在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偏好多样化的消费。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两国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仍然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选择来获得比较优势。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DS模型中指出：从生产者方面来说，由于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而从消费者方面来讲，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品种更多；而生产者偏好生产更少的产品种类。而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市场竞争能使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种次优的均衡：即每一个生产者都去生产一种差别性产品——既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和廉价的消费需求，又能使生产者本身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益——从而形成某种垄断竞争的局面。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最后得出结论：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得以解决的可能性增大。

郭芳等：论西方国际贸易发展的里程碑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引入了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以下列条件作为前提：一是大量的厂商生产具有一定差别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相近的替代品，厂商的进入不受限制；二是同一产品集团内厂商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厂商都预期它自身的行动不为其竞争对手所注意；三是同一产品集团内所有厂商的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中，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垄断权，同时规模收益是递增的，企业生产差别化产品（产品可以替代但不完全替代），彼此间互相争夺市场，而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垄断利润消失，各个企业仅获得正常利润，即均衡利润为0。

二、克鲁格曼论文分析

在发表于1979年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克鲁格曼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

上，引入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个数学模型，来论证在一个各国间不存在自然差异的世界中，贸易完全可以由报酬递增而产生。

克鲁格曼在这篇论文中建立的是一个单要素模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劳动分工是由市场的规模来决定的。随后克鲁格曼分析了市场规模扩大的三种途径,即劳动力增长、贸易及移民。劳动力的增长使得曲线向左移动，在新的均衡点B上，C下降，p/w也下降。由于x=α/(p/w-β)，又n=L/(α+βLc))。则有，随着劳动力的增长每项产品的产量与产品的数量都将上升。在讨论贸易的作用时，克鲁格曼假定运输成本为0。由于对称假设，则两国的工资率和产品价格必定相等。在此种情况下，劳动力增长对两国所起的作用相同，都会使生产规模扩大，可供消费的产品品种增加。这样，由于实际工资的增加和可供选择的产品的增加，两国的福利都将增加。克鲁格曼在分析中指出这时贸易的地理方向是不确定的，能确定的仅仅是贸易量。其后，克鲁格曼对要素流动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指出在上述前提下，若是出现了贸易障碍，则劳动力将向已经有较大劳动力数量的地区移动。假设无法进行货物贸易但是劳动力可以自有流动。则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较多的地区的实际工资及产品的种类都高于人口较少的地区；在均衡条件下，所有的劳动力都将集中在一个地区。而哪个地区是劳动力集中的方向则是由这个地区的最初条件决定的，其关键在于是历史上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在这种情况下，要素流动表现为一个人口集聚的过程。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反，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的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出现的一种途径，而且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的作用是相似的。”

在发表于1980年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及贸易模式》中：克鲁格曼在前文的模型基础上加入了运输成本这一因素，使得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其他条件与假设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加入使得情况改变了——此时，较大的国家将会具有较高的工资。克鲁格曼从个人行为研究起，将运输成本看作是一座“冰山”——即任何运输的产品仅有一小部分能到达，其他部分在运输途中损耗掉了，并研究了其均衡的确定。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和分析，克鲁格曼得出结论：在较大的国家里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这是因为较大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也比较大。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则能从较好的贸易条件中获益。克鲁格曼同时推导出，如果两个国家的生产成本相同，则产品的生产地距离较大市场的国家将更有利。因为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为使两国的劳动力继续在本地就业，则这种优势必须用工资差别来抵消。文中分析与推导对工业化国家对人口众多的国家的高投资（例如对中国和印度）和国家间实际工资的差距等现实问题提出有益的理论解释。

在发表于1981年的《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中：克鲁格曼从国际贸易的三个“悖论”2入手，进一步将规模报酬递增与比较优势同时纳入一个模型中，指出这两者都可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并使用模型分析对这三个“悖论”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论解释。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存在两个产业，且两个产业相互独立，并且是对称的；在同一产业中，生产要素——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在对要素比例及贸易模式的推导和分析过程中，克鲁格曼假定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则进行赫克歇尔-俄林式贸易。从而得出结论：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相等，但不会改变生产模式。而产业内贸易指数必然等于要素比例相似指数，即。在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损失这一节中，克鲁格曼着重分析了在国家之间要素比例相似并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下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存在两种福利效应：一是由于要素价格相等产生的分配效应，此时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用自己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并没有变化，而以其他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却有可能会出现随要素的丰富或稀缺而升降；二是由于市场扩大使得可获得的产品种类增多，而这对每个个人都有利。克里格曼通过模型推倒指出，在自由贸易状态的情况下，分配效应为负（比之没有贸易的状态），将出现分配损失，而工人福利将由于市场扩大而增加。并进一步推导出，在产品的种类很多的情况下，较丰富的要素和稀缺要素都能从贸易中获利。当资源禀赋相似，两个要素也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在发表于1983年的《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中：克鲁格曼使用库尔诺双寡头垄断模型对寡头垄断企业在既不存在比较优势也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的“相互倾销”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有两个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企业生产商品。这两个国家互相出口产品并存在运输成本。在模型中，每个国家都是相互割裂的市场，并且每个国家分别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政策。每个企业都具有库尔诺双寡头垄断的特征，即每个企业都假定另一个企业供应给每个国家的产量都是固定的。克鲁格曼通过理论推导解释了相互倾销出现的原因和过程，指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次佳世界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贸易导致的无谓的运输使得福利减少；一种是国际竞争导致价格下降从而减少了垄断扭曲。而当垄断所提高的价格超过在不存在垄断情况下的运输成本时，就会出现相互倾销。在运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若企业获利，则贸易的发生会使福利改善；反之，如果运输成本很高，贸易也许会造成福利损失。

这几篇文章的分析与推导层层深入，不断完善了对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模型化解释，并形成了对产业内贸易比较系统的分析与理论，成为理解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重要文献。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篇4

[关键词]宁波；港口物流；国际贸易；影响；对策建议

1013939/jcnkizgsc201551108

1引言

在我国新时期“一带一路”国际战略构想指导下，宁波港主动对接融入国家战略，抢抓重要战略机遇，港口物流得到快速发展。作为我国重点开发建设的深水中转港之一，宁波港在地理区位、发展潜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与世界上600多个港口建立了通航关系，对促进宁波国际贸易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宁波国际贸易不断发展，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外贸开放新格局。2014年宁波位居我国外贸百强城市第十名，全年实现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64322亿元，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251亿元。本文主要研究了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对其国际贸易的影响途径和影响效应，最后提出建设宁波现代国际强港的对策及建议。

2影响机制研究

宁波港口积极对接“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港口物流资源，开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航线，港口物流产业优势不断彰显。2014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526亿吨，位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三位，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为29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为1870万标箱，排名跃升至全球第五位。宁波港口物流不断发展通过降低港口物流运营成本、提高港口物流运营效率、完善港口物流服务水平形成宁波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

首先，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具有范围经济的外部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外部优势，降低了港口物流运营成本。在“一带一路”、“国资整合”等国家战略背景下，宁波港口物流企业进行资源的深度整合，积极推进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宁波―舟山港2012―2030年总体规划》指出将合并泗礁、绿华山两个港区，新增白泉港区。港口物流企业间统一运营、协作分工，充分实现技术互补和资源共享。港口物流企业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建设港口经济圈，不断扩大生产能力，降低了企业的平均成本，提高了企业的收益率。

其次，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不断形成柔性供应链，提高了港口物流运营效率。2014年以来，一批由世界500强企业投资的供应链服务项目相继在宁波保税区投运，新型电商在此加速集聚。柔性化的港口供应链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宁波港的核心竞争力。宁波港通过采用先进管理的技术，港口物流企业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策略，达到供应链整体和港口物流企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港口物流企业间共享信息、共担风险，最终实现宁波“三位一体”港口物流体系运营效率的最大化。

最后，宁波港口物流不断发展完善了港口物流服务水平。目前，宁波港通过整合资源不断推进由“装卸型港口”向“物流贸易型港口”的转变，以及由供应商主导的简单静态市场环境向由顾客主导的复杂动态市场环境转变，从而实现宁波港口多功能、一体化的全球综合物流服务。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分为不同层次，包括以货物装卸为主的初级服务，在特定货场完成的辅助服务，以及多元化、全方位的增值服务。宁波港口物流企业不断开发创新优质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全程物流服务体系，以满足客户高层次、多样化的需求水平。

综上所述，宁波港口物流不断发展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运营效率，完善了物流服务，对宁波国际贸易产生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最终实现宁波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国际贸易总量效应主要体现在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改善国际贸易条件、产生国际贸易乘数、实现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国际贸易结构效应主要体现在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国际贸易方式结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等方面。因此，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促进了其国际贸易快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新增长点。

3实证研究

港口物流发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新兴经济现象，相关统计数据尚不全面，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指标能够全面有效地反映港口物流发展情况。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相似性，本文主要从港口物流投入力度来对宁波港口物流的发展水平进行衡量。选取宁波1991年到2014年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GKJ）、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GKB）和港口岸线长度（GKA）作为港口物流投入力度的衡量指标，较为全面地衡量对宁波港口物流发展水平。

在国际贸易总量的实证分析中选取宁波国际贸易总额（JCK）作为衡量宁波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指标，并将其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消除价格变动对国际贸易总额的影响，以1991年CPI为基期对国际贸易总额数据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国际贸易总额。

在国际贸易结构的实证分析中，判断国际贸易结构是否合理，主要考察国际贸易产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工业制成品在宁波国际贸易产品中占主要部分。因此选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总额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宁波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港口协会网站等。

31国际贸易总量效应的实证研究

由于数据的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为消除原始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此对GKJ、GKB、GKA和JCK四个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并用In（GKJ）、In（GKB）、In（GKA）及In（JCK）表示自然对数形式的宁波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港口岸线长度和宁波实际外贸总额。

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先要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来对In（GKJ）、In（GKB）、In（GKA）和In（JCK）及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现实中很多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选取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将会产生“伪回归”现象。为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就显得十分必要。

根据AIC赤池信息和SC施瓦茨准则，通过软件进行滞后阶数的选择，同时选择显著性水平5%作为判断标准，变量In（GKJ）、In（GKB）、In（GKA）和In（JCK）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二阶差分后，变量都变成了平稳时间序列，即ADF统计值小于临界值，拒绝零假设。因此In（GKJ）、In（GKB）、In（GKA）、In（JCK）都是二阶单整序列，In（GKJ）～I（2），In（GKB）～I（2），In（GKA）～I（2），In（JCK）～I（2）。所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Johansen和Juselius于1990年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即JJ检验法。本文采用JJ检验法对变量In（GKJ）、In（GKB）、In（GKA）、In（JCK）进行协整检验，得出In（GKJ）、In（GKB）、In（GKA）、In（JCK）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向量。根据唯一的标准化协整向量可以确定唯一的协整方程：

In（JCK）=-83935+11941×In（GKJ）+09029×In（GKB）+08301×In（GKA）+σX（1）

在上述回归方程中，β1=11941，β2=09029，β3=08301，说明在长期内，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的国际贸易额弹性是11941，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的国际贸易额弹性是09029，港口岸线长度的国际贸易额弹性是08301，即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增长1%能带动国际贸易总额增长11941%，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增长1%能带动国际贸易总额增长09029%，港口岸线长度增长1%能带动国际贸易总额增长08301%。

然后再对回归方程的残差σX进行单位根检验，不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滞后期比较敏感，因此根据AIC准则、SC准则和似然比检验等方法确定变量最优滞后阶数为2，残差σX在显著水平为1%的情况下是平稳的，拒绝零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即σX～I（0）。因此In（GKJ）、In（GKB）、In（GKA）和In（JC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利用软件对变量In（GKJ）、In（GKB）、In（GKA）和In（JCK）进行格兰杰检验得出表1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从滞后1期到滞后3期，宁波港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岸线长度和宁波国际贸易总额是彼此的格兰杰原因。同时，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与宁波国际贸易总额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变化始终是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的增加并始终未显示对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增加有推动作用。在滞后2期和3期的情况下，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是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在相对较长的时期内，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的增加可以推动宁波国际贸易总额的增加。这种因果关系也印证了俞雅乖（2012）的结论：不同地区的物流业对当地外贸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从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得出，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总体上达到了期望水平。

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短期波动关系，则需要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误差修正模型ECM是由大卫德森、亨格瑞、斯巴和耶在1978年提出的，也称为DHSY模型。这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具有特定的形式，将协整方程的残差加入变量一阶差分的回归模型中。经过比对和筛选后，本文的误差修正模型转化如下方程：

ΔIn（JCK）=01693+06183×ΔIn（GKJ）+05715×ΔIn（GKB）+05101×ΔIn（GKA）-03162×ECMt-1（2）

在误差修正模型结果中，变量ΔIn（JCK）、ΔIn（GKJ）、ΔIn（GKB）及ΔIn（GKA）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ECMt-1的系数是负的，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因此从短期来看，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每增加1%，会引起国际贸易总额增加06183%；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每增加1%，会引起国际贸易总额增加05715%；港口岸线长度每增加1%，会引起国际贸易总额增加05101%。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以03162的比率对本年度国际贸易总额做出修正，将偏离均衡状态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

在协整检验的回归方程（1）中，Durbin-Watsonstat=0438289。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n=21，k=3（不包括常数项），查表可得dl=1026，du=1669。因为Durbin-Watsonstat=0438289

对上述结果的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得到Obs×R-squared=29307162。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查表可得，自由度为2的χ2分布的临界值为781。由于29307162小于781，所以AR模型检验结果的残差序列在显著水平5%的情况下不能拒绝同方差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回归结果是有效的。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增量作用。自1991―2014年，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宁波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对国际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是10812，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国际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是08601，港口岸线长度对国际贸易总额的弹性系数是07962。弹性系数均大于0，表明宁波国际贸易随着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的增长而增长。即当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以1%的速度变动时，将会引起宁波国际贸易总额分别以10812%、08601%和07962%的速度变动，对宁波国际贸易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促进了其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弹性小于1，表明宁波国际贸易发展对港口物流业的变动反应不是非常敏感，物流拉动贸易发展的力度有待提高。港口物流规模的扩张应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更深层次上优化国际贸易发展。

弹性分析法可以研究不同时间段内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程度。即当宁波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及港口岸线长度变化1%时，所引起的国际贸易总额的百分比变化。说明随着港口物流近几年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其对宁波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2002―2014年的区间标准差均大于1991―2001年的区间标准差，说明了弹性值在第二阶段分布更为分散，波动前一阶段较大。可以解释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宁波港口物流及国际贸易发展越来越受到更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不是非常稳定。此外，港口物流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其原因在于：一是在宏观管理方面，由于宁波港口物流属于新兴型服务产业，所以相关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制约着港口物流的进一步发展；二是从微观角度分析，宁波港口物流与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港口物流相比存在着一定差距，港口物流发展水平和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从宏观及微观层面提出加强港口物流进一步发展的措施变得非常重要。

通过以上数据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AR模型和弹性分析法对宁波港口物流的国际贸易总量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总体上达到了期望水平，对宁波国际贸易总量有增加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宁波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弹性小于1，系数值相对不是很高，表明港口物流发展拉动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还须要进一步强化。港口物流规模的扩张应该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从更深层次上优化外贸发展。

32国际贸易结构效应的实证研究

由于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宁波国际贸易产品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大，所以运用灰色关系分析法通过关联度的大小和排序判断港口物流发展是否有利于宁波国际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从而为今后政策方针的制定提供现实依据。

灰色关联度分析对样本量没有过高的要求，解决了数据不多、信息不完整的问题，因此实用性较强。本文选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母系统，选取港口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作为灰系统指标。

首先将母系统数列设为Y0，即目标对象为Y0，灰色系统因素数列设为Xi，i=1，2，…，n。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数据序列分别用字母A、B表示，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港口生产用泊位个数和港口岸线长度分别用X1、X2、X3表示，外贸总额用Y0表示。

通过计算X*i和Y*0的关联度为γi得到如下结果：

γAX1γBX1

γAX2γBX2

γAX3γBX3=0810494[]0966115

0937694[]0759544

0896869[]0864535（3）

首先对计算所得的γi（i=1，2，…，n）进行排序，yi的数值越大，则Xi*和Y0*的关联度越高。分辨系数σ取值05，所以计算得到的γi如果全部大于05，则结果就可信。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灰系统各因素与母系系统的平均关联度均大于05，所以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与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关联度较大。而且港口物流发展指标与两种国际贸易产品外贸额的几何曲线有较高的相似度，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一致。所以实证分析所选的影响国际贸易产品的港口物流指标较为合理，实证结果比较可靠。

对机电产品的关联度进行排序，可以得出：γAX2>γAX3>γAX1。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与宁波机电产品国际贸易关联度最大的是X2和X3，这两个港口物流指标的关联度分别为094和09，说明X2和X3是影响宁波机电产品国际贸易的主要港口物流因素。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与机电产品的关联度相对较低，究其原因与机电产品自身单位价值大有一定关系。所以有可能导致机电产品在集装箱运输量不是非常很大的情况下产生较多的国际贸易额，因此，机电产品的国际贸易与集装箱堆场堆存能力相比其他两个港口物流指标相对较低。

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关联度进行排序可以得出：γBX1>γBX3>γBX2。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与宁波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关联度最大的是X1和X3。对于高新技术产品而言，这两个港口物流指标的关联度分别为097和086。说明X1和X3是影响宁波高新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的主要港口物流因素，是典型的集装箱运输产品，加工层次多、附加值大，因此表现出较大的关联度。

综上所述，运用Granger检验、弹性系数、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对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与其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到，港口物流发展对宁波国际贸易的影响总体上达到了期望水平，对宁波国际贸易总量有增加作用。同时，港口物流不断发展有利于宁波制成品贸易的发展，从而促进国际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

4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与其国际贸易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并且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可以优化其国际贸易结构。鉴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及微观层面不断创新与探索，走出一条符合宁波港口建设的新路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宁波港口物流发展应结合自身优势，同时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更好地发挥港口物流发展对国际贸易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作用。

在宏观方面，首先加强宁波港口基础设施和集疏网络建设，加大对码头基础设施建设、港口物流机械、物流系统工程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鼓励国内外企业积极投资宁波港口物流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港口物流经济核心圈、覆盖全的形成。同时宁波政府要为港口物流发展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充分发挥政府在宁波港口物流发展中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提高准入门槛，积极搭建国际贸易合作平台，不断推动宁波港口经营管理的国际化进程。

在微观方面，首先应加快“智慧港口”建设，加强技术创新，探索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推进宁波港口物流智能化与标准化建设，真正实现港口物流运营模式的新变革。其次建立港口物流产战略联盟，寻求港口经济圈联动创新优势，获得资源整合优势，提高港口经济圈内物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加快对高素质复合型港口物流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缓解港航物流方面人才短缺状况，为宁波港口物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不断推进宁波港口物流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宁波港口物流和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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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荣朝和交通―物流时间价值及其在经济时空分析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2011（8）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1篇5

关键词：玉米消费量；国际贸易逆差；玉米产量

一、引言

我国玉米国际贸易在2009年出现贸易逆差现象，本文对于玉米供求和国际贸易的状况进行了解析，出现国际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玉米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差、玉米深加工的需求大幅度增长等原因导致的。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对我国的玉米出口贸易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玉米国际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对策进行了解析。

二、我国玉米产销及国际贸易现状分析

1.2005-2011年我国玉米产销及国际贸易现状。在短期间内，基于国内对农业的相应政策，使得种植也收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国内的玉米种植面积也在逐渐加大，随之玉米的产量不断呈增长状态。从2005年到2011年，玉米种植面积方面，由25445千公顷到增长到千32160公顷；玉米的产量方面，由13028万吨增长到17000万吨；在消费量方面，由12510万吨增长到17225万吨；在进口量方面，由没有进口量发展到500万吨；在出口量方面由231.8万吨降低到5万吨。从全球的玉米消费量来看，全国各地的玉米作为人们的粮食的数量在逐步减少。随着你人类对生活的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致使人类的事物资源发生极大的变化。随着畜牧行业的飞速发展，使得粮食加工行业发展规模越来越壮大，粮食加工的能力增强，致使国内对玉米的市场需求变得紧张。受玉米生产成本的影响，我国加大了对玉米的收购量。2005-2009年我国玉米的消费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低于国内的玉米产量，使得我国的玉米供销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但是从2010年以后，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2.我国玉米国际贸易现状。我国的玉米出口国际市场的特点是集中性，主要针对于东南亚的国家为主，比如朝鲜、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与2006年相比，我国对东南亚的玉米出口量迅速增长，对朝鲜、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出口量也有所增长，基于这些国家是我国的临近国，所以，在运输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使得运输的成本减少，从而使得玉米的销售价格也较为便宜。从上文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从2009年以后，我国我国开始从出口国转向进口国，2010年国内的玉米出口量与之前每年的变化幅度较小，进口量是出口量的6倍之多，到目前为止进口量与出口量的比值一致在正增长的状态，造成了严重的的贸易逆差局面。

三、出现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对我国的影响

出现玉米国际贸易逆差不利于我国的玉米种植业的发展。玉米进口量的增加导致了我国大量资金外流，同时使国内的玉米供应量增加，使国内的玉米市场被进口的玉米占据，这样不利于我国的玉米种植业的发展。使玉米产业面临巨大的危机。同时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冲击了国内的物价，严重影响了物价的稳定。我国玉米产业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还与国内民生问题有重要的关系，玉米价格的涨跌影响着农民的生计问题，从而对我国的物价的稳定造成冲击。因此，满足国内市场对玉米的需求同时，必须要以国产玉米为主，进口玉米为辅的原则，企业在保证本身经济效益的同时，要为促进国内玉米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出现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原因

1.我国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弱。我国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较差是我国玉米产业存在逆差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表现在生产成本方面。随着美国转基因的玉米进入中国市场，造成了国内对转基因玉米的大量选购。而我国的玉米生产方式主要是一农民的分散性经营为主，没有大规模的进行种植，机械化种植使用较少，主要依靠化肥等农产品增加玉米的产量，这就导致了玉米在生产过程中投入资金较大，相对美国的转基因玉米的销售价格相对高出很多。

2.我国对玉米消费量不断增长。玉米是我国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玉米作为我国养殖业的重要饲料生产原料，对促进我国畜牧养殖业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养殖业的大力发展，玉米加工的企业数量在逐年增长，其产业的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得玉米加工行业快速的发展。在未来的粮食结构中，我国的养殖业对玉米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这就导致了我国玉米出口量在逐年减低的局面。

3.我国的农产品关税不完善。我国根据《农业协议》做出农业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在2008年已经降到了15.1%,国际进口关说平均水平的25%，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国外农业产品进入我国的税收标准，根据数据显示，我国玉米现今的出口每亩给予人民币440元/d吨的补助，如若取消了在出口方面的补助，将导致我国玉米产业更不利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五、降低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对策

1.增强我国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增强我国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要降低我国玉米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玉米的销售价格。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玉米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国内的玉米生产成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生产成本在逐年的增长，每亩玉米生产的总成本在2008年至2009年增长了3.18%，人工成本也在逐年增加，2009年比2008年上涨8.83%。同时土地的成本也在影响着玉米的生产成本。对土地有效的进行规划和经营可以降低土地和人工成本，对土地进行有效的流转，提高生产力，增强有效的劳动效率，降低单位面积内土地和人工的支出费用。

2.发挥我国玉米的非转基因优势。前文讲到，美国的玉米之所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是由于转基因的种种优势产生的。随着国际上对转基因玉米的质疑，其主要原因是对食用的身体健康产生一定的危害，而我国的非转基因玉米虽然再生产成本上较高，但是有益于人类的健康，我国非转基因玉米的这一优势应进行大力的宣传，发挥我国玉米非转基因的优势，以此来降低玉米国际的逆差。

3.做好补贴政策。我国是WTO国际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在遵守国际世贸组织的制度下，将我国的补贴政策运用好，充分利用绿箱的政策，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对国内的乡村道路进行维修，使我国的乡村道路畅通并加大对水灌溉工程的建设力度。同时要改变补贴的模式，充分利用黄箱政策来进行直接的资金补助。现今，我国对农民的补贴制度在逐渐完善，只有做好补贴政策，才能很好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降低玉米国际贸易逆差。

六、结语

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玉米产销及国际贸易现状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玉米产业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造成了较大的贸易逆差的不良现状，其次，从三个方面对出现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从三个方面对降低玉米国际贸易逆差对策进行了解析。本文通过以上的阐述，旨在降低我国玉米国际贸易逆差，为玉米产业的稳定发展献力。

作者:吴世玉单位:皖西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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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聪颖，肖海峰.基于CMS模型的我国玉米贸易逆差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5，08（35）:45-49.

[4]杨玲.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逆差的探讨[J].特区经济，2014，02:205-207.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篇6

关键词:产品内分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231-02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产品内分工迅速兴起并成为国际分工的必然趋势。产品内分工带来了生产领域的变革，各国纷纷投入生产全球化的浪潮中，从而把各国间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重要方式，发展加工贸易就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发展机遇的有利形式，同时也是符合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因此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研究山西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将有助于提升山西在产品内分工链中的地位，从而使山西能更好地参与产品内分工。

一、产品内分工与加工贸易

1.产品内分工含义。产品内分工是国际分工的深化，是同一产业或行业内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和生产环节之间的国际分工。其实质是生产布局的区位选择，其既可在跨国公司内部实现，也可以通过市场在不同国家间的非关联企业间完成。对其概念的理解应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过程的可分性。一个产品的生产应包含不同的工序或区段,各国根据技术水平的差异,专业化生产其中的某个阶段而不是全部阶段。第二,生产空间的分散性。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区段必须跨越国界,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生产。

2.产品内分工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除了是一种贸易方式外，也表现为产品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产品内分工是将产品生产过程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而加工贸易的显著特征表现为跨越国界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其实质就是各国在产品不同生产环节上开展国际分工，并根据各自的生产环节实现产品价值链的增值的活动。”加工贸易不仅体现产品内分工与生产的基本特点，而且也是在自由贸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贸易方式，所以它代表着现代国际分工的新趋势特征。

产品内分工深化了加工贸易的发展。产品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仍然是在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利于发挥各国在特定产品不同工序的比较优势，并能在各生产环节的规模经济充分实现，这样利于生产成本的节约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加工贸易是产品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也就得到了促进和发展。按照这样的话，如果产品越是能满足产品内分工条件，其加工贸易所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其中最明显的行业是电子行业。因为电子行业具有完备的工序可分性，也具有非常低的单位价值运输成本，非常适合于跨境产品内分工。我们从贸易数据中看到，过去几十年我国贸易增长最快的20种产品，前3名都是电子类产品，其根本原因就是电子产品相对最容易进行产品内分工，也最容易把产品生产不同的工序分散到不同国家去进行。如今随着贸易、金融和投资的自由化和全球化，生产分工的国际化以及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逐渐增强，加工贸易已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贸易方式，它在充分发挥各国比较优势、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扩大出口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山西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分析

1.数量分析。Hummel，Ishii，Kei-MuYi(2001)提出了测度产品内分工规模的方法，他们运用投入产出法，将一国进口品分为用于国内最终消费与用于出口品生产这两部分，然后按进口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对出口额的比率来定义“垂直专门化比率”(verticalspecialization(VS)share)，用这种方法，Hummel等人对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OECD(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垂直专门化程度做了一番估算。VS用体现在一国出口商品中的进口中间品价值来衡量，公式为：VS=(进口中间投入品价值/产品总价值)×出口产品总价值×2。还有一种测量方法为VSi，考察一国出口的中间品中被他国用作生产出口品的价值，计算方法与上式大体相同。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VS从一国的进口中间品来考虑，VSi从一国的出口中间品来考虑。如果某国用进口中间品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出口，则其VS值就等于进口的中间品金额；如果全部用于国内生产或消费，即出口为零VS=0；如果仅仅利用国内资源和生产要素生产出口品，而不进口任何中间投入品则VS=0。由于我国对加工贸易的数据进行了严格统计，我们可以依据加工贸易的数据计算我国的产品内分工规模，即：VS=加工贸易进口额。考虑到一般贸易出口中可能包括少量进口辅料的价值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值要比实际值要低，但误差不会很大。参照此算法山西的计算结果见表1。从表1可看出2002年以来山西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VS/总出口额）处于上升趋势，从2002年的0.019上升到2007年的0.224，这与世界产品内分工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也与我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的现状相吻合的，近些年来我国在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中已基本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2.结构分析。为深入分析山西加工贸易在产品内分工中的结构，首先要将贸易数据分为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三大类。其中，又将中间产品分为零配件和半制成品。这种方法按照商品的主要用途进行分类，容易把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加以区分。本文参照FrancoiseLemonie和DenizuNal-Kesencl(2002)年对中国数据的分析方法，通过计算山西省2008年1-10月和2009年1-10月的相关数据，对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结构进行分析。(如表2所示)从选取的两年数据的比较来看，在进口方面，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在总进口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大约为2/5，其中又以半制成品的进口为甚，而零配件的进口在中间投入品进口中占的比例较小，但增长速度较快。最终产品在总进口中所占的比例较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产品内分工格局下，山西主要是对进口中间投入品进行加工装配。出口方面，和进口的情况呈现相反的趋势。最终产品的出口在总出口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2008年占到近30%，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但是中间投入品逆市而上，显示山西出口商品结构变化，说明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加强。总体来看，山西产品结构仍以初级产品为主，虽然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减少，但可以看出山西加工贸易对外贸的拉动作用不强，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结构不合理，需要转型升级逐步改善结构。

三、山西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产品内分工角度

山西加工贸易主要存在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工贸易规模小。山西省加工贸易底子薄，基础弱，总量小，缺乏龙头企业，产业带动性和规模效应弱。同时，还存在产业集中度低，专业化协作程度差，整体政策支持较弱等制约加工贸易快速发展的问题。二是加工贸易产业和商品结构单一。加工贸易商品以初级产品铁矿砂、氧化铝橡胶等为主，加工贸易项下的贱金属及制品和矿产品一直占全省加工贸易的80%以上，而机电类产品所占比例较低。加工商品简单，且主要集中在资源性、重能源产品的加工上表现为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缺乏深加工、精加工，“一进一出，单一工序”，加工链条短。三是加工贸易企业数量少而且地区发展不平衡。四是加工贸易利用外资规模比较低。五是加工贸易增值率波动幅度大不稳定。

就目前山西省加工贸易的形势来看，机遇与挑战并存，形势不容乐观。积极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不仅是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迫切需要，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由于国际分工已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深化到了产品内，各国根据技术水平的差异，只需专业化生产同一产品的某个生产阶段而无需全部阶段。因此，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加快加工贸易升级，全省才能抓住国际分工深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在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形成组装与制造能力参与产品内分工。因此重点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来分析全省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1.加工贸易产品结构的升级。虽然山西近几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不断增加，对山西加工贸易出口商品结构改进有促进作用。但是这些机电产品的出口也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属于组装型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也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加工贸易的产品结构需要继续优化，着重提高产品不同技术含量的生产加工环节，即仍然继续沿着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路径参与产品内分工，鼓励更多加工企业参与到资本、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环节生产中，尤其要紧紧抓好当前以IT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转移的机遇，实现加工贸易产品结构向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方向转变。

2.加工贸易生产环节的提升。充分利用进口中间产品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提高生产整体技术水平，建立在原有静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加速资本积累，注重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从而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在产品供应链中沿着产品内分工阶梯攀登，即继续从简单组装辅助零部件制造一般和重要零部件制造高级组装和核心零部件制造，这样使加工贸易企业的中间产品逐渐从低层次简单产品过度到同一产业内更复杂、更精细的产品，最终顺利实现加工贸易产品生产环节的提升。

3.同一产品分工链上的升级。由著名的微笑曲线可以知道，越往上游的研究开发和关键零部件以及下游的品牌和营销两端走，增值幅度越高，中间的加工制造增值幅度最小。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工贸易还应在拉长的产品分工链条上升级，提高加工产品的增值含量。一方面沿着产品分工链向上游延伸。从最后工序开始依次向前，循着“原材料供应简单加工组装复杂加工装配零部件配套生产主要原材料和技术设备的加工生产人才交流、产品研发合作自主研发、设计、生产自有品牌创建”的轨迹，不断提升加工度，从而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另一方面向下游拓展，发展加工贸易营销和海外销售。

山西一直以来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了附加值最低的组装环节，如果加工贸易一直固守在加工组装环节，将会出现“贫困性”增长现象。加工贸易必须走“简单组装―复杂组装―零部件生产―产品研发―销售―自主品牌”的产业链升级道路。从劳动密集型环节嵌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以“边干边学”的方式沿着价值链上下游延伸，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我品牌，完成产业“蜕变”，才是加工贸易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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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飞娜，金余会.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国加工贸易结构分析.经济论坛,2008（11）

6.李少华.产品内分工视角下我国加工贸易的升级.湖南湘潭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篇7

关键词：贸易摩擦；心理；制度；政治

一、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外贸易真正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伴随着贸易量的增加，我国的贸易摩擦也表现得越来越激烈，这其中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尤为突出。在摩擦的手段上，近年来可谓是层出不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与特保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等等交替使用、轮番上阵。贸易摩擦从微观经济层次发展到宏观经济层次，又波及投资和制度层次。面对这样的形势，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作一个准确而全面的分析就非常地有必要和有价值。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看法主要可以分为消极和积极的两种类型。积极的类型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激增是出口量增加的伴生物，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联系多了、交往多了、贸易量大了，摩擦自然也就多了（贾海基、李春顶，2006），对于这种类型的贸易摩擦，我们认为它是出口贸易中不可避免以及随机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它不是因为一定的内外部因果关系而产生的摩擦形式①，我们的分析暂且将这种类型的贸易摩擦剔除出去，因为它的产生是没有原因的。消极的类型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是有着因果关系和一系列原因的摩擦形式，它会阻碍中国对外出口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类型的原因分析中，主要观点存在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付娟，2003；李丽，2005）。在经济上，一些学者认为，中美贸易额的失衡是其主要原因（苗迎春，2004），世界经济衰退引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其重要背景（陈泰锋，2005），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过于集中又加剧了贸易摩擦发生的可能性（谭伊茗，2006）。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出口市场自身的原因也增加了贸易摩擦的发生概率，他们指出，中国出口经营以价格竞争为主，技术标准与国际要求差距大，而且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都使贸易摩擦不可避免（韩立明、于静，2006）。同时还有一些研究指出经济结构失衡和不对称是摩擦的主要原因（雷达、于春海，2004）。在政治上，有学者认为，利益集团的压力、美国政府自身政治需要以及美国对华抑制战略的因素共同导致贸易摩擦不断（梁军，2005）。

上述文献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它们都有一定的道理和存在的依据，但其中的很多看法似乎还存在一定的漏洞，不能够很好地解释摩擦的原因。鉴于此，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从经济贸易理论角度解释的乏力，并首次从心理、制度以及政治等三个不同的角度试图为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一个有力而合理的解释，以揭示其中真正的原因。

二、经济与贸易理论难解摩擦之谜

早在几百年前，国际贸易理论就认为，国际贸易是互惠的活动，贸易双方都能够从贸易中获益，无论是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定理。既然贸易双方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益，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就不应该发生，至少不应该会频繁地发生。难道说，中美之间贸易的分工没有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是完全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出口结构。既然如此，贸易摩擦就不应该发生，由此我们看出，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中美贸易摩擦时束手无策。

再看看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解释。新古典贸易理论也就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它强调要素禀赋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作用，指出一国应该出口丰裕要素密集的产品，而进口稀缺要素密集的产品。反观中美的情况，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劳动力要素极其丰裕的大国，应该出口劳动力密集的产品；而美国是一个技术和资本要素丰裕的发达国家，应该出口技术要素密集的产品；中美贸易的结构正好符合这一要求（于铁流、李炳祥，2004），所以双方应该有着大量的贸易往来，事实也是如此。然而美国却频频使用贸易摩擦来阻碍中国的出口，这是不符合要素禀赋理论的一种行为。所以，新古典贸易理论也不能解释中美贸易摩擦。

新贸易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能够解释贸易摩擦的原因吗？新贸易理论指出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等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从规模经济来看，中美贸易的分工也是完全合乎这一定理的，专业化分工使双方都能够产生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更多地说明产业内贸易的情况，而中美贸易大体属于互补的产业间贸易；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了产业全球间梯度转移的状况，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应该生产劳动密集的成熟低端产品并出口美国。这就再次说明，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是完全符合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摩擦是不应该的产物。那么贸易保护的理论是否有助于解释摩擦的原因呢？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说明了保护幼稚工业的重要性，但中国的出口产业在美国都是接近衰退的“夕阳产业”，与幼稚工业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又何来保护呢？！克鲁格曼的战略性贸易理论(注：战略性贸易理论首先是由BarbaraSpencer和JamesBrander提出来的，后经Krugerman发展和完善。该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博弈论的分析，它指出了一国应该保护自己的战略性产业，但这种保护是以牺牲外国为代价来增加本国福利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也是如此，劳动密集的产业在美国与战略性产业之间的距离太遥远了；只有超保护贸易理论(注：来源于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具有乘数效应，贸易顺差能够提高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重商主义的思想。用它来解释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似乎对于经济上完全理性的美国来说，不太合适和不具有说服力。)似乎还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贸易摩擦的原因，但由于该理论本身就存在令人争议的不可信性，用它来解释中美贸易摩擦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拉尔夫・戈莫里和威廉・鲍莫尔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修正（王亚飞，2005），他们的研究得出：国际贸易中确实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同时他们指出，当今世界已经不存在一个单纯基于国家自然优势来实现全球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经济结果，取而代之的是由于产业进入的高启动成本和一国生产能力的变化导致许多可能的稳定结果。也就是通常对一国来说最佳的结果对他的贸易伙伴国却不利。引入图1的模型(注：该模型的详细介绍以及根据该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分析，可以详见：王亚飞（2005）。)，该模型也是一个二国模型，有两个国家A和B，U和U′区间表示A国效用情况，F和F′区间表示B国效用情况。可以看出，在互利区和冲突区的分界线处，会有其中一国的福利达到最大化。在冲突区，两国福利呈负相关，也就是贸易摩擦必定发生。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两国间贸易差额过大，一国占有过多的市场份额，贸易摩擦就会发生（王亚飞，2005）。用其来解释中美间的贸易摩擦显然也是有问题的。首先，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是美强中弱，而不是如模型那样的中国占有了世界主要市场；其次，当前世界是一个多国模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因为别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而抵消；最后，美中之间的贸易是完全互补性的，中国的劳动力密集产品即使占据了整个美国市场，也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威胁，更不会造成美国相关产业太大的损失。因此，该模型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中美之间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

最后再分析一下国内主流观点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解释。一种主要观点我们可以称为“贸易失衡论”，也就是认为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损害，致使他们挑起贸易争端。通过认真地做一个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填补了美国市场的需求，而那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在美国绝对是比较劣势的，与其违背市场规则把美国稀缺的人力资本配置到劳动密集产业上，还不如进口中国的产品。美国是一个有着世界一流经济学家以及拥有民主政体的国度，他们不可能不去进行这种简单的社会福利分析。所以贸易失衡论也不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另一种看法觉得中国的贸易顺差导致美国相关产业崩溃，使他们失业增加，所以他们会进行保护。实际上，这也是不能成立的，世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转移是不可逆转的方向，劳动密集的“夕阳产业”在美国注定是要被取代和替换的，那么这种少量的失业问题又怎么能成为美国制定阻碍经济发展政策的原因呢！纵使美国用贸易摩擦限制了中国的出口，其他劳动力资源丰裕的国家也会替代中国占领美国市场。所以“失业论”也没有太大的说服力。还有观点认为中美内外结构的失调是产生摩擦的原因（雷达、于春海，2004），指出由于美国新经济的破灭，大量的高端技术型生产能力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生产，于是导致美国内外失衡，从而引起美国不断制造贸易摩擦，解决的途径是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为美国高端技术生产提供后向供应（雷达、于春海，2004）。这看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全球的国际分工决定了不应该是中国成为美国的后向供应地，否则那些新兴工业国和次发达国家内外经济又怎么能平衡呢？再说，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不能转化为生产而使内外失衡的根源不在中国，它又怎么会因此而违背市场机制规则，做出害人又害己的政策措施。由此可以发现，单从经济上我们是很难解释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的。

三、心理、制度和政治因素更有说服力

既然经济与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中美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我们就应该从其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国内较多的文献是从政治角度进行研究的，指出美国政府为了讨好民众，获取选票，有意地制造贸易摩擦，把自己在经济发展上的过失转嫁到他国，从而迷惑民众；还有文献从美国政治中的院外行动等角度进行阐述，也有一定的道理和说服力。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从心理、制度和政治三个角度来进行剖析，试图给出一个全新的解释。

（1）从心理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源于美国人的心理失衡。从表1的中美贸易状况，可以看出中美贸易顺差不仅表现出贸易量大，而且增长速度很快，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就从2001年的280.8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141.7亿美元。这样的增长速度不能不让美国人为之恐惧和担忧。虽然他们知道中美之间的贸易是有利于他们的总体福利增加的，但这种极度的贸易不平衡导致的失衡心理也会刺激他们做出非理性的行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挑起争端，制造贸易摩擦；他们宁愿进口印度价格稍高的纺织品，也不愿看到对中国贸易逆差的继续扩大。这种心理失衡导致的非理性在中美贸易中显得更有存在的可能性和说服力，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是劳动力要素高度密集的完全标准化的成熟产品，该产品的市场也接近于完全竞争的情形，这就决定了这些产品的竞争很激烈，美国即使对中国出口贸易挑起争端，它也可以轻易地以相差无几的价格从其他类似国家进口同类产品。这就更容易导致他们非理的发生，因为这种非理性带来的损失是不大的。除了失衡的心理外，由失衡而产生的嫉妒心理也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继新经济的梦幻破灭以后，近年来美国经济一直增长乏力，这种状态下，他们就会嫉妒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嫉妒心理转化在行动上，就是非理性地制造贸易摩擦。

（2）从制度角度来看，这里主要是分析美国的政治和贸易政策制定制度。我们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制度决定了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全体民众的总福利是不会成为贸易政策的决定因素。具体来看：第一，美国实行的是国会管理贸易的制度。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管理同外国的商务活动，并制定和征收关税。该立法授权国会管理贸易和关税事务，此外国会还有权设定必要的关税水平。相对而言，总统虽然享有包括贸易条约在内的缔约权，但须经参议员2/3的多数批准。因此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在立法部门，而不在行政部门。这种权力的划分，就使得贸易政策的制定不能够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相反地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国会议员由选举产生，每个议员会代表选区和特定阶层的利益，这就决定了议员不会从全社会的角度出发来权衡利害关系，而只是从本集团和地区的利益出发做出抉择（李丽，2005），这样制定的政策不可能是全局最优的，充其量只能是局部最优，并且这种局部最优在不同集团利益冲突下也不一定能够达到，可能最终的结果会偏离任何一个最优点。同时，美国的政治都是有钱人的游戏，这些国会议员基本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只会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更加突出，一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利益，他们就会置社会最高福利于不顾，而选择制造障碍，贸易摩擦由此而生。第二，美国政治实行代言人制度。在美国民主制度下，议员和政府官员往往都是某一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在选举制度下，个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对于政治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维护个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兑现竞选承诺、保持亲民姿态、参与各种社交活动、保持积极的形象、进行有利宣传等都是非常重要而行之有效的做法。要做到这些，除了本人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外，还要求个人有足够的资本。因此，涉足美国政界的人士不是本人拥有巨额财产，就是能够得到他人资助。官员当选以后，资助人的要求就能够得到体现。这种代言人制度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很有发育的土壤，只要条件稍有成熟，或者让他们找到一点借口，这种保护主义的“细菌”就会繁殖扩大，贸易摩擦就不可避免。而且随着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增加，贸易摩擦会愈演愈烈。

（3）从政治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美国的“集体行动”(注：集体行动又称为“院外活动”。是由MancurOlson于1965年提出的观点，指那些同一产业的生产者们能够组织联合起来，以统一的行动影响政府的行为。所以集体行动虽然对一个集团是有利的，但它不一定对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利，只有当集团较小或者组织得较好时才会在政治上有所行动。详细分析可以参见：尹翔硕（2002）。)等政治行为，能够影响当局的政策制定。按照集体行动的观点，贸易政策一般都会偏爱那些较小的、组织得较好的集团，即使成本收益分析显示保护是个坏主意。一个简单的事例是，如果美国对食糖进行保护，使食糖价格上涨，消费者的代价是每年12.66亿美元，而食糖生产者和政府的收益是每年7.83亿美元。但是消费者的损失平均起来每人不到5美元，因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件事情，特别是大部分食糖是作为其他食品中的一种成分被购买而不是直接出售的。对消费者来说，个人的抗议显然不会改变这项政策。而对食糖生产者来说，保护可能就意味着几万乃至几十万美元的收益。而且食糖生产者是个有组织的集团，他们有能力集体行动，游说国会议员（尹翔硕，2002）。这样选择保护的贸易政策就不足为奇了。由此推理中美贸易摩擦，虽然它会降低美国的全社会总福利，但是相关产业的集体行动仍然会促使政府制定出保护性的政策，这样理解贸易摩擦就很自然了。第二是美国制造的“中国”阻碍了中美贸易的发展（梁军，200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一直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让美国羡慕的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危机感。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总体经济实力位居前列，又成为了全球第二大贸易国，这些数字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产生了威胁感。这一威胁感转化在经济政策上，就是要想方设法抑制中国，限制中国的出口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贸易摩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只涉及社会福利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以上我们从心理、制度和政治三个角度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将这些原因用一个产生机制图作一个简单的归纳，使我们的分析框架更加清晰，如图2所示。

四、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

以上部分是从理论上详细解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框架和模型来做出规范的分析，从而使我们的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信性。我们的模型首先从经济角度分析贸易摩擦对于美国社会总福利的影响，指出贸易摩擦使他们的福利降低，所以从经济上是无法解释的非理。其次，我们把心理、制度和政治因素引入模型，用加权福利的概念再次计算总福利，得出贸易摩擦的原因。

首先，我们仅从经济角度测度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前分析，中美贸易中摩擦对于美国产业的保护作用是没有意义的，故而贸易摩擦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只表现在消费者剩余的变化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总和，也就是美国总福利的变化为：

图3贸易摩擦的局部均衡分析其实，上述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中看出，我们以小国模型为例（大国模型结果相同）。见图4，横轴为数量Q，纵轴为价格p，D和S分别为美国国内进口品的需求和供给曲线，自由贸易情况下的价格是p1，贸易摩擦提高了美国国内该商品的价格，使之上升到p2。此时我们看到，消费者剩余减少了（a+b+c+d）的面积，而生产者剩余只增加了a的面积，c的部分在关税情况下为政府的关税收入，而在贸易摩擦的情形下，只能表现为争端带来的损失。这样一权衡，贸易摩擦使美国损失了（b+c+d）的面积。

由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贸易摩擦是不利于美国社会总福利的，也就是美国不应该用贸易摩擦来限制中国的出口，这是不符合他们的经济福利最大化原则的。这就有了我们无法从经济贸易理论上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状况。

下面我们引入心理、制度和政治因素，用“加权的社会福利”(注：加权社会福利是一种贸易政策的观点，它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至少隐含地对于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得益或损失给予不同的计算权数。有些集团在计算中的权数较大，有些集团在计算中的权数较小。因此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时就会向自己偏爱的集团倾斜。)来表示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制度以及集体行动对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我们给定政府对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给予的权数分别是λ1和λ2，显然，美国的政治体制以及集体行动影响的结果是λ2>λ1，此时纯经济性的社会福利变化将是：

式（6）的符号难以确定，因为λ2>λ1，而且如果政府给予生产者的权数足够大，上式完全可能大于0，也就是贸易摩擦会有利于美国。我们再次引入心理因素对于美国福利变化的影响，按照前面的分析，在失衡心理和嫉妒心理的情况下，如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心理状态带来的痛苦，我们将这一积极效用表示成ΔΠ2，可以肯定的是ΔΠ2＞0，而且如果贸易摩擦越激烈，抑制中国出口越多，该效用越大。最后，我们知道，贸易摩擦还可以达到压制中国，降低“中国威胁”的力度，这也会给美国带来效用，这一效用我们用ΔΠ3表示，显然ΔΠ3＞0，而且同样的，贸易摩擦越激烈，该效用越大。

综合以上分析，如果我们把经济、心理、制度和政治因素全部考虑在内，那么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制造贸易摩擦会给他们带来的总福利变化是：

在一定的贸易摩擦限度下，式（7）一定会大于0，也就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是符合他们的经济、心理、制度和政治的综合效用最大化的。也就是说，中美贸易摩擦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经济，而在于其它方面，这与我们以上的分析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五、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可以说经济领域的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和诱因，而背后真正致使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还是他们国内的制度、政治以及心理失衡导致的非理性想法。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解决中美贸易的摩擦问题，除了要积极面对，用国际贸易的争端解决机制保护我们自己以外，还要多用心理战术，多采用抚恤和游说策略，在美国政治中扶植和培育我们的代言人，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只有从美国的真正动因和目的着手，才能有效地解决贸易摩擦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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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Psychological,InstitutionalandPoliticalFactorsfor

theCausesofSinoUSTradeFrictions

LIChunding

(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

Abstract:SinoUStradefrictionsareanimportantprobleminourcountry'scurrentexports,andtheyarealsoapuzzlethatneedsurgentconsideration.Inordertosolvethisproblem,thekeypointistofindoutpreciselywheretheshoepinches.Thispaperfirstlysummarizesrelatedliteratures'deficienciesandthendiscusseswhyeconomicandtradetheoriescannotexplainsuchfrictions.Onthisbasis,thispapertriestoresearchthecausationsofSinoUStradefrictionsfrompsychological,institutionalandpoliticalaspectsandprovidesacomprehensiveanalyticalframework.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发展已有200多年历史，期间经过古典阶段、新古典阶段、新贸易理论阶段和新兴古典阶段，反映了不同阶段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古典、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揭示了互利性的产业间贸易问题；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新阶段；新兴古典贸易分工理论又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回归了斯密的分工专业化思想，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互相独立的国内市场从多逐渐变少，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由此可见，市场能够有效率地决定贸易品的种类和贸易的范围，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篇9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美元的不断贬值，特别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失业率及国际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一些人将该逆差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汇率，从分析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出发，认为中美贸易问题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贸易逆差1文献综述关于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在这一领域研究颇多，但目前就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作用尚无精确的定论。2007年罗霄在“学海”上发表文章《从人民币升值透视中美国际关系的博弈》，他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关系，他认为中美的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杜厚文、彭志文在2007年2月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共同发表文章《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并在文章中指出中美贸易的问题并非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在于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文重点分析中美贸易问题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研究，而且提出一些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分析，得出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与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并无直接联系。2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2.1中美贸易的现状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2.2中美贸易的原因2.2.1宏观层面的原因(1)经济全球化。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11.5%和8.3%，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和18.9%。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2.2微观层面的原因(1)储蓄率的差异。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储蓄率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2)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11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3结论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我们可以从考察美国对华出口来分析。一般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升值将增加人民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需求，从而减少贸易差额。但是，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出口拉动型的经济，由于产品出口、收入增加才会促进进口需求。而人民币升值后，随着出口的减少，将减少中国的进口需求；收入的减少还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降低。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互补性很强的贸易，美国对华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另一类是农产品。对于第一类产品中的一部分，美国对华实行贸易限制，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决于汇率，而是取决于贸易政策。即使中国有再大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再升值，只要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不取消，对华出口就无法增长。综合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其实与人民币汇率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更多的基于两国实体经济上的一些非汇率因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贸易顺差，反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还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危险。客观事实表明，中美经贸关系既大有利于中国，又大有利于美国，两国都是赢家。中美经贸关系今后将继续循“发展-摩擦-妥协-发展”的规律向前推进，这是中美双方根本利益和中美关系大局所决定的。.［4］沈国兵.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5，（1）：43-47.［5］Cheng，L.，L.QiuandKeithWong，2001，“AntidumpingMeasuresasaToolofProtectionism：AMechanismDesignApproach，”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34(3)，639-660.［6］Chen，Xikang，LeonardCheng，K.C.FungandLawrenceJ.Lau，“TheEstimationofChineseDomesticValueAddedInducedbyChineseExportstotheUnitedStates，”DepartmentofEconomics，StanfordUniversity，mimeo.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1篇10

【关键词】中美双边贸易；比较劣势商品的贸易收支；汇率

汇率变化与一国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宠儿。就中美贸易关系而言，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能否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则一直是学者研究与争论的焦点。自中国“入世”以来，国外尤其是美国媒体曾多次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宣称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并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扭曲和中美贸易的失衡。然而自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那么人民币升值究竟能否解决中美之间这漫长的贸易争端呢？已有不少学者用从不同的视角运用的不同的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中美贸易中比较劣势商品贸易收支受汇率影响的视角进行分析，从而间接的反映出中美贸易的顺差究竟是间接人为的现象还是数量上的问题。

一、相关理论评述

（一）购买力平价理论

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汇率变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和商品的进出口供求价格弹性，即汇率的传递弹性和商品的进出口弹性。因此，与汇率变动，商品价格和贸易收支变动相关的理论主要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弹性理论，汇率传递理论，市场定价等相关理论。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古斯塔夫.卡塞尔1922年在其出版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和外汇》一书中提出，它的成立是以一价定律为前提的。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实际汇率水平是反映一国货币购买力的指标，若购买力平价成立那么一国实际汇率水平将趋于一致，汇率变动将不会对一国的贸易收支造成影响。若购买力平价存在系统性偏离则汇率波动将会对贸易收支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且影响的效应将会随偏离程度的扩大而增加。

（二）弹性理论

弹性分析法主要是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由汇率变动所导致的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弹性理论的核心便是对货币贬值在何种情况下能够改善贸易收支的判定条件的证实。其条件便是我们所熟知的马歇尔-勒纳条件”（简称m-l条件）以及“比克戴克-罗宾逊-梅茨勒条件”（简称b-r-m条件）。该理论认为当m-l或b-r-m条件得到满足时，一国货币的贬值会对该国贸易收支状况造成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对贸易收支产生负面的影响效应。

（三）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

汇率传递是一个与商品价格紧密联系的概念，梅龙（jayantmenon）将汇率传递定义为汇率变动所引起一国进出口商品目的地货币价格的改变程度。进而汇率传递弹性可定义为因名义汇率变动1%而引起的用国外货币表示的出口产品价格变动的百分比或是用国内货币表示的进口产品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因此，如果名义汇率每变动1%从而引起出口（进口）产品价格同比例的变动，就称为完全的汇率传递，相反则是不完全的汇率传递。由于汇率不完全传递使得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有限。影响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有：厂商的市场定价策略、国际贸易实践中结算货币、生产全球化。

本人将在以上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设立相关模型，对我国在中美贸易中的比较劣势商品的贸易收支状况受汇率变动的影响效应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从而对中美双边持续顺差局面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二、理论框架分析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际收支理论可知，一国的出口品需求取决于国外收入水平以及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水平，进口则取决于本国收入水平以及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本人进一步借鉴hassanshirvani和barryailbratte（1997）、以及魏巍贤（2001）模型将本文的计量模型设立如下：

lntbit=β0+β1lnreert+β2lnyct+β3lnyat+εt

其中，tbit第i种商品的贸易收支额。

由传统贸易理论可知我国实际收入的上升会也会促使我国进口需求的增加，故我们预期β2<0。同理美国

际收入的上升也会拉动我国的出口需求，故我们预期β3>0。若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则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汇率水平下降会导致贸易收支恶化，因此β1应为负数；εt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及数据说明

本文最关键指标便是比较劣势商品贸易收支额tbit。据前人研究结果可知我们一般使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比较优势进行测度。rca指数最早是巴拉萨（balassa，1965）提出的，当rca指数大于1时，该类贸易品具有比较优势，并且指数越大，比较优势越明显；反之，rca指数小于1则表明此类贸易品处于比较劣势，偏离1越远，劣势越明显。范爱军（2002）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第7类（sitc）商品的rca指数都很低，大部分年份都在0.5以下，这类商品主要是机械制造和运输设备等。张杰（2000）根据《海关统计》资料进行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据此，本文将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品以及资本密集型的机电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月度贸易收支额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因此，式（9）中的tbit分别表示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收支额以及机电产品贸易收支额分别计为：tbgt，tbjt。reer为中美双边实际汇率由中美双边名义汇率除以两国的价格指数得到。yc表示我国的实际收入gdp但因gdp没有月度数据因此本文用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替。ya美国的实际收入gdp，本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代替。本文贸易收支数据有我国海关统计局各期统计数据整理而来；中美两国价格指数以及美国工业生产指数来自于oecd数据库；中美双边名义汇率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各期统计数据；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数据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由于本文旨在分析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中比较劣势商品贸易收支额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的样本区间为：2005年7月至2012年12。

（二）单位根检验

时间序列经常会出现非平稳现象，从而导致为回归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在进行协整及回归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对原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所有计量检验及回归都通过eviews6.0完成。

在实际验证过程中具体采用哪种形式则根据序列的性质决定。

本文adf检验的结果如下：

表1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检验形式

（ctl）adf值1%临界值5%临界值10%临界值结论

lntbgt（c014）1.13954-2.5994-1.9457-1.6137非平稳

lntbjt（ct13）-2.0081-4.1373-3.4953-3.1766非平稳

lnreer（ct3）-1.2323-4.0645-3.4611-3.1568非平稳0

lnya（c02）1.79489-2.5915-1.9445-3.1571非平稳

lnyc（ct11）-1.2049-4.1032-3.4794-3.1674非平稳

δlntbgt（ct10）***-8.7998-4.0925-3.4744-3.1645平稳

δlntbjt（ct12）***-5.3623-4.1305-3.4921-3.1748平稳

δlnreer（ct0）***-8.6009-4.0657-3.4617-3.1571平稳

δlnya（ct2）***-7.7439-4.0657-3.4619-3.1577平稳

δlnyc（ct11）**-2.5977-3，5349-2.9069-2.591平稳

备注：*表示1%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示5%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示10%水平上拒绝原假设。c表示常数项，t表示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其中滞后阶数根据aic与sc原则确定。

由上面的表格课看出，本文中所有原始样本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on方法对这些序列可能存在的协整进行检验。

（三）johanson检验

johanson检验是建立在var（p）向量自回归模型之上的，本文采用aic及sc原则确定滞后阶数p，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在输出var结果及johanson检验结果的表格。

由johanson检验的可知，无论是采用迹统计量检验法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法，两个模型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是拒绝原假设的，即两个模型中所包含的各样本序列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而且我们从检验结果可知这样的协整关系是唯一的。因此，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用最小二乘法对上述两个模型中的各参数进行估计，并且估计出来的回归方程式稳定的，具有研究的实际意义。

（四）实证结果分析

由以上数据检验我们可知本文所选取的两类比较劣势商品的贸易收支额：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收支额及机电产品贸易收支额与中美两国实际收入、中美双边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用最小二乘法进一步量化两类商品贸易收支额与上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如下：

lntbg=10.34474+1.015192lnya-0.193507lnyc-4.865855lnreer

（1.072981）（0.456954）（-0.527789）（-4.144531）***

lntbj=3.505356+3.597577lnya-0.543772lnyc-5.190708lnreer

（0.588346）（2.608458）（-2.411870）（-7.233088）

（1）美国的实际收入水平

由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收支方程可以看出美国实际收入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收支额将提高0.15个百分点。但美国实际收入水平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收支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美国对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

对于机电产品，美国实际收入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其贸易收支额增加近3.6个百分点，并且这一影响在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由此可见我国机电产品的贸易收支额受美国实际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要高于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

（2）我国的实际收入水平

对于高新技术产品，我国的实际收入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其贸易收支额减少近0.19个百分点，然而这一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这说明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受国内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对机电产品贸易收支而言，我国实际收入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会导致机电产品的贸易收支减少0.54个百分点，并且这一影响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由此可见我国的机电产品的贸易收支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我国的实际收入水平。

（3）实际汇率水平

对高新技术产品而言，中美双边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一个百分比将会导致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增加近4.9个百分点，并且这一影响效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由此可见我国货币升值不仅不会抑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贸易顺差的增加。这可能源于汇率-价格传导机制的不完全性以及美国对于其国内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此外，也有合同定价因素的影响所致，一般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期限都较长，在签订合同时汇率水平高于交易时的交易水平从而导致合同价值的升值以及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交易金额的增加，后期汇率的升值可能会导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也就是经济学中所提到的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对机电产品而言，中美双边实际汇率水平每提高1%，其贸易收支额减少近5.2%，与高新技术产品一样，我国货币的升值不但不会导致我国机电产品贸易收支额的减少，反而会促进其贸易收支额的增加。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货币贬值的“j曲线效应”以及我国机电产品行业中汇率-价格传导机制的不完全性。导致机电产品行业汇率-价格机制可能在于该行业巨额固定资本及沉没成本所致，固定成本及沉没陈本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司的退出成本，从而导致汇率变动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影响的收入效应大于其相应的替代效应。

四、结论

汇率变动对商品贸易收支的影响效应包括两个方面：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中美双边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两类比较劣势商品的影响的收入效应皆大于其相应的替代效应。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有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以及这两类行业巨额的沉没成本及固定成本，导致其退出市场成本的上升。此外对于我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还有美国对国内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因素的影响。因此，美国放开对其国内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才是解决中美贸易收支不平衡状况的关键举措，而通过汇率调节的手段是不可靠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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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篇11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演变逻辑新贸易理论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9-023-03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传统贸易理论向现代贸易理论的演变过程。期间主要经历了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桌赋论、林德的偏好相似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产品内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的演变过程。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纷繁复杂。但是其产生和发展有一定规律可循。归纳起来，国际贸易理论演变的逻辑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国际贸易利益：从静态贸易利益转为动态贸易利益

传统的贸易理论侧重于静态分析，假设条件很多处于不变状态，把多变的经济状况抽象成静态的、凝固的状态，不能解释国际贸易利益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李嘉图分析两国开展贸易的动力时，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但对于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技术被假定是不变的。俄林认为资源禀赋的差异只是各个资源供给量的差异。至于如何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劳动力的熟练程度，资本的使用效率，资源的生产能力等等，都不在传统贸易理论本身的研究对象之中。

技术差距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科学技术引入到国际贸易的分析中。解释了技术差距产生和消失的原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阐述了在产品生命的不同阶段。对生产要素的不同要求。揭示了动态比较优势和要素密集度从技术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劳动密集型的演进路线，使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从静态分析发展为动态分析。

新贸易理论强调了规模经济效应是扩展国际贸易的动因之一。而技术创新是形成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重要源泉。新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可能因为最初的偶然原因和历史积累形成且巩固了某些产业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否能永远地保持下去，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的提高对国际贸易的扩展存在一种互动关系，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及各国努力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带来互相启发的机会。同时，由规模经济差异决定的贸易利益，同样要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中获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比较优势。杨小凯认为，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在一个交易成本和分I演进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分析内生比较优势。按照这一框架，经济增长并不单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是经济组织演进的问题，市场发育、技术进步只是组织演进的后果。该框架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的动态均衡过程。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在经济发展初期，专业化水平很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化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因此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杨小凯还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商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

产品内分工理论更加关注动态利益。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进出口额来计算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首先，由于资源的全球流动，出口产品并不是全部用本国要素生产，出口产品往往需使用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其次，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

新新贸易理论首次将贸易利益来源深入到企业并质。它用人均福利水平作为动态贸易利益的衡量指标，人均福利水平提高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消费者可消费的同一产业内产品种类多样化可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这与新贸易理论相似；另一方面是贸易开放下，企业优胜劣汰促使行业平均生产率提高，进而提高人均福利水平。由于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通过经典假设已将企业层面的异质优势排除在内。所以这种来自达尔文的产业内演化――企业优胜劣汰行为的贸易所得正是一种额外的贸易所得。新新贸易理论将这种企业优胜劣汰推高行业平均生产率所产生的新贸易所得。称为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贸易的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具体作用机制为：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实施。各国产品市场竞争加剧，进口品数量增加并因此损害了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和利润。生产率最低的本国非出口厂商由于国内收入的减少而被迫退出市场，生产率次低的企业继续存在于该产业经营国内市场，但需要承受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双重损失；生产率较高的出口企业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但利润减少；最具有效率的企业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市场份额和利润均不断扩大。产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导致市场份额和行业内生产要素日益集中于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这直接推高行业平均生产率。

二、假设条件：从企业同质过渡到企业异质

传统贸易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产业问贸易构成以及贸易流向。为了模型均衡条件的成立，通常都将企业定义为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主体。至于企业内部是如何运作，企业之间的差异如何，传统贸易理论都避而不谈。

新贸易理论则提出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假说之上的贸易理论。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产业内贸易现象。然而，该理论采用的是典型化企业，不考虑企业间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和贸易量差异，唯一可能的差别来源于企业具体生产哪种差异产品。因此，尽管新贸易理论将贸易分工基础放到了企业层面，但主要为一种代表性的同质企业优势，尚未涉及企业特有异质优势。

而实证研究表明，考虑企业间的差异对于

理解国际贸易至关重要，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比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而且现实中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从事出口。无论在企业规模还是企业的生产率方面，企业都是异质的。新新贸易理论将研究重点放在异质企业上，考虑企业屡面异质性来解释更多新的贸易现象和投资现象，将研究视角从宏观贸易理论延伸到贸易的微观机制。即异质性企业本身的行为模式和内部特质上。同时进一步发现生产率、技术、拥有异质性技术的工人是异质性的根源。结合贸易的固定成本，解释了出口企业和其他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丰富了贸易和FDI的研究类型。新新贸易理论首次将贸易所得来源深入到企业异质，它用人均福利水平作为贸易所得的衡量指标。人均福利水平提高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消费者可消费的同一产业内产品种类多样化可以提高人均福利水平，这与新贸易理论相似；另一方面是贸易开放下，企业优胜劣汰促使行业平均生产率提高。进而提高人均福利水平。

三、国际贸易模式：从产业间贸易理论到产业内贸易理论再到产品内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是规模报酬不变，市场是完全竞争，认为一国比较优势取决于本国生产要素、资源优势。这两种贸易理论解释的是产业间贸易现象，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并且最终产品在一国国内完成生产过程，没有关注一种产品在技术上能分离，其生产过程不在一国国内完成的新贸易现象。

新贸易理论放宽了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假设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认为一国比较优势取决于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解释的是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产品。这里的同类产品是指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至少前3位数相同的产品，即至少属于同类、同章、同组的商品，它们既出现在一国的进口项目中，又出现在该国的出口项目中。从新贸易理论所研究的产业内贸易现象看。产业内贸易模式所反映的就是，即使两国具有完全一样的资本一劳动比率，它们的厂商也会生产同类但有差异的产品。而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一方面会促进各国扩大某种产品的规模，另一方面则会促使两国之间进行这些产品的贸易。有进有出，形成产业内贸易。

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种基本贸易模式，要素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产业间贸易模式。而差异性产品的规模经济生产决定了产业内贸易模式；要素禀赋差别越大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贸易越多。要素禀赋越接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产业间贸易反映了先天的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反映了后天的比较优势。

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有一个共同的主线就是分析路径建立在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基础上的以最终产品为贸易对象的贸易模式，解释的是产业问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现象。这些理论都暗含一个基本假定，就是所有产品都在特定国家内部生产，没有考虑产品生产过程发生工序和区段国际分工的可能性。这些产品如果具有跨行业性质，对应的贸易活动就是产业间贸易；如果是同一行业内部不同形态的同类产品。对应的贸易活动就是产业内贸易。以产品作为基本分工对象、以产品不可再分性作为暗含前提，没有把当代产品内分工的贸易现象纳入分析视野。

产品内分工理论认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了多个国家的投入。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通过产品内分工方式可以把劳动密集和技术简单的工序环节转移到其地国家，而把附加价值比较高的资金、技术等要素密集的经济活动区段保留在国内进行。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上攀升，也获得了持续成长的现实可能性。在传统国际分工局限于行业、产品层面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初级产品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发展面临很多特殊困难：采用进口替代战略实现产品升级，受到技术、资金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约束。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切入点；同时为它们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系统内升级进步谋求发展，提供了新的现实机遇。产品内分工为新的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现实条件，使得世界各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获利者。

从客观基础上看，产业间贸易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相对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较低的国际经济合作程度和相对不成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业内贸易产生于更加深入发展的社会大生产和日益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以及比较成熟的社会发展阶段。产品内贸易是基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而产生的，其客观经济背景显然是以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相对于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产生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已有了质的提高。

四、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外生比较优势过渡到内生比较优势

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优势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劳动分工。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在新兴古典理论中，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统一的。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交易效率极低，其均衡是每个人的自给自足。因此既无国内贸易又无国际贸易。后来由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则在各国内部分工，形成大量的地区性市场。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分工的逐渐提高，交易范围逐渐从地区市场扩展到全国性市场。这时只有国内贸易，而不存在国际贸易，其原因在于同一国内部的贸易比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来，交易效率要高得多。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提高，市场最终突破一国范围，这时国际贸易出现，形成世界范围的市场。这样，就实现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内生化。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并且如杨格定理所论述的“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

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其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外生技术进步，这就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许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产品内分工理论认为要素的异质性与规模经济的存在是产品内分工的源泉，将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与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结合起来分析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源泉。依据特定生产要求，生产过程不同工序对投入品要素组合可能存在不同投入比例要求，而由于不同国家之间要素的异质性，这就有可能通过全球范围配置资源，产生产品内分工。分工越细，中间产品的专业化生产程度越高，中间产品生产中投入的要素也就越专门化。按照H-O模型来解释，两国按照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即产品在每一生产阶段上的要素密集度是不同的，最终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只不过是各个生产阶段要素密集度的加权平均值。一方面，来源于异质性的要素优势，使某个国家在某个生产工序上具有优势。并将在国际分工中进行这种专业化生产；另一方面，作为产品内分工的结果，该国家更多地拥有这种异质的专门化要素。这样，产品内分工与要素异质性相互强化。规模经济是产品内分工的又一源泉。因特定技术属性，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可能存在不同的有效规模。不同生产工序有效规模差异越大，越有可能通过国内或国际产品内分工节省成本和提升效率。如果采用空间集中的一体化生产方式，个别关键生产环节的有效规模将会约束其它有效规模较大的生产环节不能充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产品内分工把对应不同有效规模的产出区段分离出来，安排到不同空间场合进行生产。从而达到节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目标。实际上，不同工序既可能存在规模经济差异，也具有要素投入比例差异，通常是特定工序的投入品比例决定了分工的国别结构，同时工序间规模经济因素进一步强化了这类分工。另外，fones还强调技术进步是零散化生产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这使得内生技术比较优势成为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又一重要因素。具体表现在通信、运输、金融服务的成本大幅下降和便利性的提高上。另外，服务贸易自由化进一步鼓励了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发展，这是因为它导致市场壁垒降低和竞争加剧，使得一国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高质量的服务。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范文篇12

关键词:货币政策;贸易收支;贸易顺差;最优跨时贸易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中国贸易顺差问题成为国内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引起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绊脚石。在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2009年度,贸易保护更是集中爆发,仅美国和欧盟涉嫌中国制造的“双反”案件就高达101起,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贸易顺差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keynes的宏观经济模型出发,提出内需不足是中国贸易持续顺差的根本原因,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刺激内需改变经济发展对国外需求的过分依赖;二是遵循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提出人民币低估是中国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原因,建议通过人民币升值调节贸易顺差。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但与现实似乎不太吻合。如果内需不足相对于外需充足,那么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为何外需不足我国贸易仍保持顺差?如果人民币升值可以调节,为何我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适度升值后,对外贸易仍然是顺差?本文认为,中国贸易顺差短期内是国际货币政策造成的输入性顺差,长期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

近年来,作为世界货币符号的美元供给量超常增长,可能是短期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长期,中国贸易顺差是平衡前期贸易逆差的跨时贸易结果,体现了国与国之间跨时贸易的互利性和互补性。

基于此,本文从消费者最优跨时条件出发,建立国际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模型,在理论上说明国际货币政策对一国贸易收支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使用该理论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相对于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变化对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影响的传导机制一直是货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一般是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三类: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由于汇率渠道从理论上直接解释了货币供给影响贸易收支的途径,因此,大多研究文献是从汇率渠道出发,研究货币供给影响贸易收支。

obstfeld等(1995)将汇率因素纳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分析货币政策通过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faust等(2002)研究了货币政策变动对汇率的影响问题。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的研究,盛朝晖(2006)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贸易收支变化是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汇率变动不是贸易收支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赵进文等(2004)认为我国货币供给量对进出口影响显著,货币供应量直接作用于贸易收支平衡。zhang等(2007)认为中国贸易失衡是实体冲击的结果,货币手段难以有效解决中国贸易失衡问题。groenewold等(2007)、zheng等(2006)都表明人民币币值调整对中美贸易失衡的作用不大。

从非货币因素考察中国贸易顺差成因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卢锋(2006)认为贸易顺差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刻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余永定等(2006)强调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并认为贸易顺差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正。张二震等(2009)认为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是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背景,我国快速融入国际生产网络是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2)中国廉价资源和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王晋斌等(2007)指出中国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认为贸易顺差扩大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态势,不存在任何低成本快速降低贸易顺差的短期措施。余芸春(2007)认为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是形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是解决顺差的重要途径。(3)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等(2007)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中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4)从跨时贸易分析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赵文军等(2008)认为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和居民实际财富缓慢爬升是贸易顺差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张碧琼(2009)认为中国与美国存在互利的跨期交易,美国逆差和中国顺差,表明中美之间存在顺逆差转换关系,体现了两国的跨期消费模式的互补性。

三、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分析是基于obstfeld等(1995)的理论模型。他们的分析是建立了一个价格事先确定的完全预期的两国一般均衡的货币模型,指出在价格完全弹性条件下,永久性的货币冲击不存在动态变化过程,世界经济立即调整到现存财富分配下的稳定状态。以中国贸易收支为研究对象,我们着重分析了两国货币政策、汇率、世界实际利率、产品价格等因素对贸易收支的短期影响过程。

假设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每个国家的人口假定为1。这个代表性的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消费两国的所有商品,作为生产者均为垄断厂商。两国都只生产贸易品,不存在非贸易品,每种产品被指数化为z(z∈[0,1])。假定本国垄断厂商只生产[0,n](0

1.基于消费的购买力平价

假定不存在贸易障碍,每种商品的一价定律都是成立的。若使用ε表示名义汇率(以本币表示外币的价格),商品z的本币价格为p(z),外币价格为p*(z),则由一价定律知,p(z)=εp*(z),p*(z)=p(z)ε。本国和外国货币价格指数也满足一价定律,即p=εp*,p*=pε。

2.生产者的行为

由于商品z只能由垄断厂商提供,所以生产者对于商品z面临的需求就是所有消费者对于商品z的需求之和。假定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对于任意商品z的需求为c(z),总消费指数为c,收入约束为z,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化行为满足下列条件:

maxc=∫10c(z)θ-1θdzθθ-1

s..t∫10p(z)c(z)dz=z求解这一最优化过程可知,本国和外国(外国同理,下同)代表性消费者对于商品z的需求分别为:c(z)=p(z)p-θc,c*(z)=p*(z)p*-θc*。商品z的需求曲线yd(z)为:

yd(z)=p(z)p-θ×[c+c*]=p(z)p-θ×cw(cw=c+c*,ε=p(z)p*(z)=pp*)用y(z)和y*(z)表示本国生产者生产商品z的产出量,本国和外国总产出为:

y=∫n0y(z)dz,y*=∫1ny*(z)dz3.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假定两国唯一可以交易的资产是用复合消费品表示的无风险的arrow-debreu债券,那么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在时期t的预算约束用实际项表示为:

bt+1+mtpt=(1+rt)bt+mt-1pt+1pt∫n0pt(z)yt(z)dz-ct-τt其中,rt为t-1期到t期的债券实际利率;bt为国内代表性消费者从t-1期到t期持有的债券,bt+1为t期到t+1期持有的债券;mt-1、mt为t期初和t期末持有的货币余额;pt为t期的货币价格指数;pt(z)为代表性生产者生产商品z在时期t的国内价格;yt(z)为商品z在时期t的产出量；

∫n0pt(z)yt(z)dz表示生产者在时期t的生产性收入;ct为代表性消费者在t期的综合消费额;τt表示政府在时期t的累进税(负的累进税表示转移性收入,本文的分析均假定τt<0)。

4.消费者跨时最优决策

假定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在时期s的消费指数为cs,实际货币余额为msps,生产中付出的劳动的偏好为k2y2s,主观贴现率为β。国内消费者的跨期消费函数贴现到t期为ut=∞s=tβs-tlogcs+χlogmsps-k2y2s。

那么,消费者跨时最优决策为:

maxy(z),m,but=∞s=tβs-tlogcs+χlogmsps-k2∫n0ys(z)dz2

s..tbt+1+mtpt=(1+rt)bt+mt-1pt+1pt∫n0pt(z)yt(z)dz-ct-τt其中:c=∫10c(z)θ-1θdzθθ-1(θ>1),p=∫10p(z)1-θdz11-θ,χ、k为常数。

bt+1,mt,yt(z)的一阶条件分别为:ct+1=β(1+rt+1)ct,mtpt=χct1+it+1it+1,y1θt=1k(cwt)1θ1ct。定义为1+it+1=pt+1pt(1+rt+1),it+1为t期到t+1期本币的名义利率。均衡的横截性条件为limt∞r,tt+tbt+t+1+mt+tpt+t=0。同样,对于外国消费者能得到类似的条件。

5.约束条件的动态化

令^xt=dxtxt,使用aoki(1981)的方法可以求出约束条件的动态化方程为:

^bt+1=c1^mt-^m*t-^et+1δ[^et+1-^et]+c2^mt+1-^m*t+1-^et+1+1δ[^et+2-^et+1]+c3^mt+c4^mt-1+c5^pt(h)+c6^pt+1(h)+c7^rt+c8^rt+1+c9(-^τt)+c10^bt假定a3γ1θ1-γ1>a4时,c1=-γ1(1-θγ1-γ2a2+a3(1-1δ×γ1θ1-γ1)+a4(1+1δ)<0

c2=1δ×γ1(1-θ)γ1-γ2(a3γ1θ1-γ1-a4)>0,c3=-a2(1-b1)+a3γ1θ1-γ1-a4>0

c4=a2b1>0,c5=[a2+a3+(a3+a4)(1+1δ)]>0,c6=-(a3γ1θ1-γ1+a4)1δ<0

c7=a1δ1+δ>0,c8=-(a3γ1θ1-γ1+a4)11+δ<0,c9=(1-a1-a2-a3-a4)>0,c10=a1>0其中:γ1、γ2表示本国和外国产品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假定γ1<γ2);δ=r为长期不变的均衡世界实际利率;ai(i=1,2,3,4)、bi(i=1,2)分别表示各分量在总量中所占比重。

6.贸易收支动态化

(1)短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令bt+1表示本国在第t期末的外汇资产净值,第t期的贸易收支余额定义为cat=bt+1-bt。贸易收支的逐期变化率为cat^=d^bt+1-(d-1)^bt。

令et{^mt+1}=^mt+1-^m*t+1-^et+1,^mt=^mt-^m*t-^et,et{^et+2}=^et+2,et{^et+1}=^et+1,et{^pt+1(h)}=^pt+1(h),et{^rt+1}=^rt+1,则:

cat^=1et{^mt+1}+2^mt+3^mt-1+1δet{^et+2}+2δ-1δet{^et+1}+3δ-2δ^et-3δ^et-1+4^mt+5^mt-1+6^mt-2+7et{^pt+1(h)}+8^pt(h)+9^pt-1(h)+10et{^rt+1}+11^rt+12^rt-1+13c9(-^τt)+14(-^τt-1)+15^bt+16^bt-1(1)其中:1=dc2>0,2=dc1+(d-1)c2>0,3=-(d-1)c1<0,4=dc3<0,5=dc4+(d-1)c3>0,6=-(d-1)c4<0,7=dc6<0,8=dc5+(d-1)c6不能确定,9=-(d-1)c5<0,10=dc8<0,11=dc7+(d-1)c8不能确定,12=-(d-1)c7<0,13=dc9>0,14=-(d-1)c9<0,15=dc10>0,16=-(d-1)c10<0(2)长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在两个国家中,长期一国的消费应该等于其长期的实际收入;在不存在政府支出的条件下,一国的铸币税收入完全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给公众,ricardian等价定理恒成立。本国代表性的消费者的约束条件变为:

b=(1+r)b+yp-c长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

^cat=φ1^ct+(1-φ1)(^yt-^pt)(2)综合上述影响贸易收支的短期和长期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主要性质性质ⅰ:短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对本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取决于两国货币的相对供给量、相对供给量的预期以及前期的相对供给量,本国贸易顺差随着外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而增加,随着预期本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而增加,随着前期外国货币供给量的相对增加而减小。其最终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这三种作用的总和,即1-2-3。当满足1-2-3>0时,,本国的贸易顺差是输入性的,它完全是外国货币供给量的相对扩张和本国消费者最优跨时消费的结果。

性质ⅱ:短期内,如果仅考虑本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扩张,那么本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将会减少贸易顺差,这与货币主义分析方法相同。

性质ⅲ:短期内,汇率对本国贸易顺差的影响不很明确。虽然当期汇率下降(本币升值)会出现逆差,但预期的汇率下降却能导致贸易顺差。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结果取决于它们之间作用的大小。

性质ⅳ:一国的货币政策在长期内只会影响该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对贸易收支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长期内无效。

四、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实证研究

1.模型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根据短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1),考虑计量分析的可行性,我们设定的短期模型为:

^cat=φ1et{^mt+1}+φ2^mt+φ3^mt-1+φ4et{^et+2}+φ5et{^et+1}+φ6^et+φ7^mt+φ8^mt-1+φ9^mt-2+φ10et{^pt+1(h)}+φ11^pt(h)+φ12^rt+φ13(-^τt)+φ14^bt+μt(μt~ⅱd(0,σ2))(3)由上述短期模型的分析,模型(3)的参数应该满足下列条件:φ1>0,φ2>0,φ3<0,φ4>0,φ5>0,φ6<0,φ7<0,φ8>0,φ9<0,φ10<0,φ13>0,φ14>0,φ11,φ12的符号不确定。

根据长期贸易收支动态方程(2),考虑到我国从1994年开始的持续贸易顺差,我们设定的长期模型为:

^cat=0+1(^ct+^pt-^yt)+2d*(^ct+^pt-^yt)+vt(vt~ⅱd(0,σ2))(4)其中:d为虚拟变量且d=0,1979—19931,1994—2008。当^ct+^pt>^yt时,国内实际消费大于国内实际产出,贸易收支应该为逆差。针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实际情况,模型(4)的回归系数满足1>0,2<0。

由于贸易收支余额定义为cat=bt+1-bt,而bt+1表示本国在第t期末的外汇资产净值,所以我们选择进出口差额和国家外汇储备代替我国持有的外汇资产净值。中国货币供给量使用历年的m2,外国表1序列adf检验结果变量名检验类型t-统计值5%临界值结论^mt-^m*t-^et(c,0,4)-5.52957***-2.99806平稳^et(c,0,4)-3.99318***-2.97626平稳^mt(c,0,5)-3.19786**-2.99806平稳^pt(h)(c,0,6)-4.73328***-2.99806平稳^rt(c,0,4)-4.45179***-2.99806平稳^τt(c,0,4)-4.74934***-2.99806平稳^bt(c,0,4)-4.39488***-2.99806平稳^ct+^pt-^yt(c,0,7)-5.12943***-2.97185平稳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通过检验。

货币供给量使用美国的同期货币供给量(m2)。本国产品价格指数使用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国货币价格指数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由于模型假定τt为政府的铸币税收入,使用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近似代替。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美联储网站和eiu数据库。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建立回归模型会带来伪回归问题,导致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建立的估计结果毫无意义,在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前须对数据做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变量都是平稳的(如表1所示)。

3.短期模型的回归分析

对于模型(3)的回归,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考虑到我国自1994年以后贸易收支持续顺差的事实和模型(3)本身具有滞后项的特点,回归分析中使用的数据是1994—2008年的年度样本数据。短期模型的实证结果、显著性检验和变量的样本期均在表2中得以体现。

表2影响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短期模型的回归结果(1994—2008)^cat模型ⅰ仅考虑中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当期美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时,中国贸易顺差增加0.17个百分点;预期未来中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促进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到0.58个百分点;前期美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本期中国贸易顺差将减少0.44个百分点,起到平衡中国贸易收支的作用。但这种缩小贸易顺差的作用小于扩大顺差的作用。

模型ⅱ仅考虑汇率因素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当期汇率下降1%,中国贸易顺差减少0.40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我国的贸易顺差。

模型ⅲ仅考虑中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当期中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显著;前期和前两期中国货币供给量绝对增加1%,中国贸易收支分别增加0.93个百分点和降低0.61个百分点。两者的共同作用是使得中国贸易收支增加0.32个百分点。

如果单独选用中国产品的价格因素、世界实际利率、中国财政赤字以及中国持有的无风险外汇债券进行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当其它因素保持不变时,这些变量不能单独解释中国贸易顺差的问题。

因此,本文把它们加入到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上,形成模型ⅳ、ⅴ、ⅵ和ⅶ。

模型ⅳ考虑中美两国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和预期本国产品价格变化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模型ⅴ是在模型ⅳ的基础上再加上世界实际利率的影响,模型ⅵ将中美货币政策与中国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贸易顺差,模型ⅶ分析加入了中国持有的无风险债券对贸易顺差的影响。通过表2可以观测到,加入这些因素后并没有改变货币供给量相对变化对贸易顺差影响的符号,国际货币政策是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还尝试了将其余变量加入到回归中来,结果均不显著。综合看来,中国贸易顺差受美国货币相对供给量的影响显著,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4.长期模型的回归分析

模型(4)的变量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具体见表1),对模型(4)进行回归,可以得到1979—1993年的方程:

^cat=-0.05+1.84×(^ct+^pt-^yt)

(1.93)和1994—2008年方程:

^ct=-0.02-2.79×(^ct+^pt-^yt)(14.49)

(1.93)

r2=0.96f=327.24dw=1.95通过上述两个方程可以发现,1994—2008年的贸易顺差恰巧可以由消费不足说明,但这种消费不足却无法说明我国1979—1993年的大多数年份的贸易逆差问题。两个阶段符号相反的回归系数表现出跨时消费的特点,前期的逆差和现在的顺差体现了我国为平滑消费进行的最优跨时贸易特点,说明了我国与他国跨时贸易的互补性、互利性。

五、结论

本文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最优跨时贸易的两国货币政策影响贸易收支的短期和长期一般模型。使用该模型对中国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理论上,国际货币政策传导贸易收支只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内无效。短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对本国贸易收支影响受两国货币的相对供给量(2),相对供给量的预期(1)以及前期的相对供给量(3)影响。其最终作用取决于这三种因素的总和,即1-2-3。当满足1-2-3>0时,本国的贸易顺差是输入性的,它是外国货币供给量相对扩张和本国消费者最优跨时消费的结果。当外国货币供给量不变时,本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扩张会导致本国产品价格上涨,出现贸易逆差。汇率对本国贸易顺差的影响不很明确,取决于当期汇率和预期的汇率之间作用的大小。

(2)长期内,一国贸易收支的变化取决于该国实际消费和实际产出的相对变化,一国的货币政策只会影响该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对贸易收支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长期内无效。

(3)通过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短期内中国贸易顺差表现出输入性的特征,它与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将所有可能因素都考虑到短期模型中去,那些起显著相反作用的变量也难以消除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

(4)本文的实证结论显示,使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降低中国贸易顺差的作用较小。同时,实证分析也说明消费不足只能解释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贸易顺差,却不能解释在这之前的贸易逆差。使用长期模型对此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前期的逆差和现在的顺差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体现出我国和其它国家跨时贸易往来的互利性、互补性。至于为什么会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我国跨时贸易顺逆差的分水岭,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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