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篇1

关键词：刘琨刚健儒家思想尚武精神豪迈任侠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2-0089-02

作者简介：陈洁（1980―），女，湖南浏阳人，研究生学历，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汉语研究。

刘琨是西晋著名诗人，他的诗作不多，但历来颇受重视。钟嵘《诗品》对刘琨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刘越石仗清刚之气”[1]（P.65），又说“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1]（P.244），指出其诗具有清刚悲凉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评价刘琨的诗歌“雅壮而多风”[2]（P.429），与钟嵘所评略同。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是刘琨诗风形成的主要原因。刘琨的诗歌主要创作于诗人后半生留守北方时期，这段时期创作的《扶风歌》《答卢谌诗》《重赠卢谌》等几首诗也成为他的代表作品。自永嘉元年（307年）出任并州刺史至太兴元年（318年）去世，刘琨与留守北方的世家大族共同抵御胡人侵扰逾十年，因而刘琨的诗歌必不可少地受到北方学术文化的影响。

西晋永嘉时期，黄河以北的地区已经展现出与黄河以南及江南地区迥异的学术文化风貌，主要特征便是曾经追慕玄风的河北士人（黄河以北）开始向传统儒学礼法思想回归。永嘉时期儒学思想在北方士族中的回归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北方的战乱及西晋朝廷的崩溃，使北方士人对玄学有了深刻反思，认识到玄学无益于家国，而清谈足以误国。刘琨早年也曾服膺玄学。在《答卢谌诗并书》中，刘琨写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怅恨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3]（P.1169）这里，刘琨清楚地表达了摈弃玄学的缘由。刘琨思想前后的巨大转变，可以看作是十六国时期河北士人排斥玄学、崇尚礼法的先声。

二是北方的士家大族很多本身都具有深厚的儒学根基，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离玄学思潮兴盛的洛阳及周边地区较远，因而受玄学的影响也较小。

永嘉之乱后，河北士族大多留在北方。唐长孺《南北学风的差异》一文中谈到：“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玄学新风兴起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河北、关中一带，尤其是河北地区，比较保守，很少受到新学风的影响。永嘉乱后河洛名士南迁，河北学门崔卢等仍返乡里。北朝经学亦即河北之学，大抵笃守汉代以来的传统。”[4]（P.216）这里所提到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都是刘琨任并州刺史时赖以为籍的门阀大族，而以崔卢为代表的士族所笃守的汉代以来的传统，即较少受玄学影响的儒学。《晋书・卢钦传》载：“世以儒业显。钦清澹有远识，笃志经史，举孝廉，不行。”[5]（P.1255）范阳卢氏累世以儒业传家，儒学思想根深蒂固。而清河崔氏自曹魏时期开始，便一直是坚守儒学的中坚力量。除此之外，同样作为刘琨留守北方凭籍的太原温氏也以儒学知名。温峤是刘琨最主要的幕僚，《晋书・温峤传》称其“以孝悌称于邦族”[5]（P.]1785）。

另外，要额外提及的是，除了受北方儒家思想的熏陶之外，刘琨还受到家族中人的影响。《晋书・刘舆传》载：“（舆）与琨并尚书郭奕之甥，名著当时。京都为之语曰‘洛中奕奕，庆孙、越石’。”[5]（P.1691）这里的“奕奕”有双关意，一是赞美刘琨兄弟，另一方面道出两人与郭奕的关系。由此不难理解，郭奕对刘琨兄弟的行为处事有着极大影响。郭奕死后，晋武帝给予的评价是“忠毅清直，立德不渝”[5]（P.1289），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学人格。

刘琨的诗歌在思想特征上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刘琨在诗歌中经常直接化用儒学典故入诗。比如在《扶风歌》中写道：“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穷。”[3]（P.1340）在《重赠卢谌》中写道：“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3]（P.1176）更为重要的是，刘琨的诗歌，透露着儒家士子心怀民众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建功立业的使命感。这一点，在刘琨的《扶风歌》《答卢谌诗》及《重赠卢谌》等诗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儒家思想强调刚健有为，刘琨诗歌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这使得其诗歌具备刚健的美感。

二、尚武精神的浸染

刘琨诗风的形成还与北方地区的尚武风尚有关。

刘琨任并州刺史时，麾下的战将及幕僚几乎都是北方士人，他们勇猛刚健，能征善战。《晋书・温峤传》载：“（峤）将兵讨石勒，屡有战功……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场，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5]（P.1785）温峤是太原祁县人，地属并州。温峤骁勇善战，是刘琨的主要战将。《晋书・郭默传》载：“（默）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5]（P.1714）郭默刚健勇武，后被刘琨任命为河内太守。

刘琨出生于北方，自小就受到尚武精神的浸染。刘琨与祖逖少年时代“闻鸡起舞”的故事便是以北方强悍尚武的社会风尚为基础的。这种尚武精神也是刘琨诗具备清刚之气的原因之一。

刘琨《扶风歌》中写道：“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3]（P.1339）这几句诗语言质朴，但气势非凡，揭示了刘琨勇猛刚健、强悍尚武的精神气质。刘琨诗中尚武精神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英雄人物的讴歌和呼唤，这一点在《重赠卢谌》一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刘琨在诗中写道：“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邓生何感激，千里来相求。白登幸曲逆，鸿门赖留侯。重耳任五贤，小白相射钩。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雠？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3]（P.1175）刘琨一口气列出了多位古代英雄豪杰，以此激励卢谌建功立业。这种渴望力挽狂澜、济世救民的尚武精神，也是后世崇敬仰刘琨的原因所在。

三、北方民众豪迈个性的熏陶

最后，刘琨诗风的形成与其个性有直接关系。由于地域、文化等原因，北方民族普遍具有一种豪迈任侠的个性。成长于北方胡汉交界地带的刘琨受这种个性的长期熏陶，自少年时代就个性豪爽，有雄才大略。

《晋书・刘琨传》载：“琨少得俊朗之目，与范阳祖纳俱以雄豪著名。”[5]（P.1679）《世说新语・仇隙》第二条引刘璨《晋纪》曰：“琨与兄舆俱知名，游权贵之间，当世以为豪杰。”[6]（P.1083）刘琨好交游，这也是个性豪迈任侠、胸有大志者的共有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刘琨所交之人多与其意气相投，不仅个性豪迈，而且具有宏图伟略。

豪迈任侠的个性表现在诗文中，便是不拘泥于一字一句的雕琢，而是以气运诗，这便使刘琨的诗歌读起来清新流畅。同时，刘琨又志趣高尚，因而其诗便具有了刚健的美感。

参考文献：

[1]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随唐史三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

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文学；儒家；政治；忧患意识；仁

早在几千年前，孔子论诗便指出诗有“兴、观、群、怨”之作用，可见儒家思想积极入世，重视实践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与其相符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但我们应知道的是，在“文学”诞生之初，它的种种社会功用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只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录光怪陆离神奇之事，多是神的故事及英雄传说，但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朝的建立，儒家思想的产生，原先的神话故事在儒家学子的改造下逐渐被“理性化”，原先的神变成了“人”，原先的“英雄”变成“帝王将相”，文学被人们重新认识、加工、包装，从此有了新的社会功用，就像统治者手里的权杖，指挥着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教化。那么儒家思想究竟对中国文学有怎样深刻的影响呢？那就不得不说以下三个方面

1文以载道，为政治教化服务

《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十分重视学习与从政的关系，认为“学而时习之”后应关心国家政事。可见儒家思想注重学以致用，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所提出的文学标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提倡文学的社会实践功用的，而不仅仅是人们寓情于诗，借诗抒情的产物，这种社会公用与唐代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作文害道”等思想结合，不难看出儒家所提倡的文学是要经世致用，为政治教化服务。这种社会政治教化的文学是统治者维护其地位，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宝，这也是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诗序》中提出的“六义”“美刺”等说，都是与政治教化息息相关的。《诗大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段不仅对诗、歌、情、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阐释，而且充分肯定了诗对于国家政治、社会教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关于诗的“美刺”作用，我们可以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句话中受到启发。

无论是“美与刺”还是一系列爱国诗歌的产生发展，都受到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影响，体现着“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主张。关心政治，崇尚现实，注重作品的讽刺性，教化性和教育意义，促使我国古代作家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优秀文学作品，但在当今社会，“文学为政治服务”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与质疑，而文学作品如何在这种反对质疑声中发展，繁荣，开辟一条新路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中庸之道

《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是很崇尚中庸之道的，他认为“中庸之为德也”，“中庸”的“中”不是中间的意思，不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中间的哪一个，而是找到最适合的哪一个，中庸之意其实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中庸之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绝大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人讲究“中庸”，而“中庸”更是促使自古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呈现含蓄、内敛的倾向，作家们似乎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强烈的情感不致一泻千里地抒发。像《论语八佾》中孔子就赞扬《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说《关雎》这首诗在表达情感方面比较平衡，没有过度的快乐或者悲伤。男子对自己心爱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时，只是“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并没有过于强烈的哀伤，这应该就是“哀而不伤”，但当男子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女子是也仅仅是“锺鼓乐之”“琴瑟友之”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欣喜若狂的表现，这应该便是“乐而不淫”。此外。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是强调凡是诗都要具有中庸之道，要使人的思想中正无邪。在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朴实、含蓄、委婉的特征，多是“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效果。就拿李清照的《武陵春》为例，原文如下：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几多愁。

这是李清照五十三岁时避难金华所作，当时的她面对着家破人亡，丈夫死去，孤苦无依。可以想象她的心情是何等的悲伤。词的首句写狂风花尽，一片凄凉，但作者却没有从正面描写风之残暴，花落狼藉，而是极为含蓄地用“风住尘香”四字来点出春光一去不复返的哀愁。词的下片“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一句更是极其委婉地表现作者的愁绪，让哀愁有了重量，这种含蓄反而将作者的哀伤之感扩大化了，算得上“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好的典范。

3“天人合一”的天道观

诗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

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从时代特征出发,为孔子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从而发展孔子所创立的学说,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他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以下只注篇名)自诩,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因此,他的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与孔子的思想在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却与之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在客观上起了丰富、开拓和深化儒家理论见解作用。本文着重就孟子对孔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创造性的发展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从孔子解诗到孟子解诗

在儒学传统中,《诗经》是重要的文献典籍,相传孔子曾对《诗经》做了整理,《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他是把《诗经》作为教材运用于教学活动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的。

把《诗经》作为教材来要求学生学习和理解,体现出孔子对《诗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一般说来,后世学者把孔子所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当作孔子论诗的纲领,但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是存在分歧的。近人匡亚明说:“‘思无邪’,本是《鲁颂·駉》一诗中形容牧马人吆喝着叫马不要乱跑的意思(‘思’系虚词,吆喝声,‘邪’同斜,合起来即‘呕唷!不要乱跑!’)却被用为比喻思想正派。”[1]而把“思无邪”理解为“思想感情的诚正”,也只能看作是后来的学者用自己的观念去对孔子的话作符合自己思想观念的解释,这里姑不详论。在《论语》中,多处专门论述到《诗》,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诗》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作综合地论述;另一种是对《诗》里的具体诗句的理解和阐述。

孔子十分重视《诗经》在社会政治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几乎可以说,他是把《诗经》当作立身之本来看待的。“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认为,学诗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仁人君子的必备条件或先决条件,从学《诗》起步(即“兴”),然后才能进一步学习“礼”和“乐”。他对学生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就是对学《诗》的具体作用的阐述。朱熹对“兴”的解释是“感发志意”,也是从《诗》对人的正确健康的情感和思想的形成,产生启发、诱导、陶冶等作用来加以解说的。他对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教诲的:“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他还对儿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孔子是从维护“礼”的目的出发,来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儿子的,在他看来,用《诗经》里的诗句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其对个人的素养而言,是“不学《诗》,无以言”,即可以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说话有所依据,显示出符合“礼”的修养;而学习《诗》里面所提供的经验、原则,又可以作为政治活动中的决策依据,增加自己的施政经验,增强自己的施政能力,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所以,在孔子的理论中,《诗经》的价值是很具体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也就是说,他把《诗经》里的诗歌,当作“仁”的教本和“礼”的规范,让它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孔子从这一原则出发,可以把《诗》里的许多诗句都往“礼”与“仁”的思想观念上去解说,对那些借《诗》里的诗句,能够举一反三地加以理解的学生,也就倍加赞赏。“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在一般人看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都只是极其普通的日常生活现象的描述,可是到了孔子的眼里,就都带有强烈的“礼”与“仁”的色彩,而且他的那些得意门生,居然也能够顺着他的思路,从普通的诗句里找到了“礼”与“仁”的深刻内涵。

这种解诗的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来说,可以是一种理论预设,他们在孔子的仁学思想的前提下,借助于《诗》的素材,演绎出无所不在的“礼”与“仁”的观念,丛强化了“礼”与“仁”的无所不在。但孔子对《诗》的这些零散的解说,只是一些即兴的发挥,有时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比如说,从子贡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再到《诗》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中间的联系在哪里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孔子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的原则出发,来解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达到这种“和”的境界的一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