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范文篇1

关键词：聊斋志异狐女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2-0397-01

一、在比较中升华狐女形象

《聊斋志异》中，作者塑造了诸多神灵险怪的文学形象，这与作者的“志异”的立旨是息息相关的。读《聊斋志异》我们可以体验到神怪世界的黑暗，并通过他们窥视人类社会的黑暗面，因为往往灵怪世界就是人类社会的模板的再现，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类作品暴露了当时的黑暗、腐败的政治，鞭挞了为虎为伥、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例如《促织》、《席方平》、《向果》等。这类形象诸多是人类社会中的上层社会对普通百姓、士子的压迫，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压迫与局限性，所以在《聊斋》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狐女的反封建压迫形象，这让诸者沉溺于美好人类社会的熏染下，对恶的势力则会更加充满愤懑与批判，这就形成了善恶对比，这种对比一方面是善恶对比，一方面形成了男性社会与女性社会的对比，古代社会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成为“”的祸水，并因此可能导致国亡家破的导火索，而在《聊斋志异》中作者一改先前的女性观，让女性恢复了她自身的社会属性，即对美好生活与爱情的追求，她们往往充满了对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并为了维护爱情而不惜牺牲生命，所以在《聊斋》中数量最多的是爱情故事，这些美好的爱情故事，宛如奔腾向前、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冲出峡谷，绕过横阻，唱着欢快的青春的歌，向着理想的目标迅跑。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聊斋》作者对美的追求，更在这种对比中让美好形象得以耀眼。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狐女形象，既完成了对历史文化渊源好的方面的继承，又实现了对不好方面的反拨，同时又与作品中其它诸类形象形成相同意义的对比，即善恶、美丑、雅俗的对比，在意象的比较和历史形象传承的比较中，突显并升华了狐女形象的美好。

二、重彩描绘狐与士子的姻缘与友谊

由于蒲松龄对狐女形象的反拨，使一系列狐女成为“情”的使者与代言人，她们不仅自身是美好的代言人，而且有着对美好善良的士子的爱情追求，似“才子佳人”类的结合，展开了个性解放的思潮。

古代，文人一直比较受文学作品的青睐，这与作者的文人创作身分有关，他们或仕途无望，或有一定的官职或经历仕途的不畅。烟花女子的盛行舒缓了他们的压抑，文人对女性的嗜爱，使二者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角，并不断上演感人至深的“爱情”，在作品中开始重墨描写士子与烟花女子的关系。随着狐与女性的紧密关联，由于烟花女子的身分，狐女成为了青妓的比喻，狐女这样也就与士子多了那么一层暧昧的关系，这些题材往往成为传奇、古怪，这样小说的喜爱，文人作者也喜爱把这些人物重彩着墨，用华丽细腻的手笔来描绘两者之间的柔情蜜意，使这些作品得以流芳百世，让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明末以“反传统”、“尚人欲”、“重个性”为标榜，要求还原人性本来面目的个性解放思潮，对清初的蒲松龄是有影响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聊斋》中塑造了大批情狐形象。这些狐女大都有追求爱情的良好愿望。在《聊斋》这部作品中，这些狐女不管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有一颗热爱生活，追求爱情的诚挚的心，在爱情上，她们往往表现出主动性、坚贞性。夏绀弩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指出;封建社会里“置酒高会，男女主宾欢聚一堂，觥筹交错，淡笑风生”的事是极不容易的，蒲翁敢于如此大胆描写，正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思想。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与士子的关系并非都是男女之间的问题，还有异性之间的友谊关系。在关系爱情和友谊的差异上，作者不仅置封建礼教和“男女授受不亲”于不顾，而且明显颂扬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这也是社会进步对人思想解放的一个推动。《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两者之间便是建立在异性纯真的友谊方面的。故事有两个精彩片段，一个是在孔生病入膏荒之际，皇甫申请妹妹娇娜为之治疗，孔生却因此喜欢上娇娜，但因娇娜年龄太小，故与松娘结为了夫妇。第二次是孔生为了救娇娜被雷劈死，后娇娜又用红丸将孔生治活。后来孔生将娇娜全家接到自己家，但始终同娇娜保持着纯正的友谊关系。这也使娇娜与孔生的友谊得以锻炼和升华。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纯真的一面，作者对男女之间关系的处理，对以往男女之间非性不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让人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娇娜》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敢于大胆创新，另辟蹊径，突破了许多故事的俗套。作品中娇娜与孔生彼此救援对方，饱含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他们却没有因此产生爱情，结为婚姻，然而又保持着两性之间的“良友”关系。友情高于，这正是带有新的思想色彩的社会观念。

三、极尽自然与社会的融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指出：“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在这些花妖狐魅身上，蒲松龄不仅是突出事物的自然属性特征，且把她们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来描写。作者将这些幻化的形象，置于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让各种人物的人性和人情于幻化中得以表现。这些狐女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各有各自的生活轨迹，因而也就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这些狐女往往与所居的生活环境相适应，还与各自所居家庭的父母的性格相适应，这些都使狐女的生活更具有生活现实气息，也是她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关系相融合所具有的人性最美的东西，在《婴宁》中，作者刻画的婴宁生长在穷乡僻壤，与城市社会炯然不同，这也造就了婴宁少受封建妇女教育的感染，也没有受到封建式家庭的管理与束缚，才保持了她那种淳朴、天真、娇憨、自然、乐观的性格，让人们感到一种人性自然属性的一面――人性最美好的东西――纯真。所以婴宁在作品中总是充满青春的活力，拈花微笑。孜孜憨笑正是她心无芥蒂，质朴纯真的性格的外化。

综上所述，蒲松龄以其如椽巨笔地塑造了这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作者写她的聪明、智慧、执着地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写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写她们不怕艰险，不畏，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帮助那些遇难的文人贫民。作者所塑造的狐女形象既有人性美好的一面，又受着社会规范的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束缚，更加具有生活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1]李建国.中国狐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范文

【关键词】仁爱和谐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属于社会学、心理学范畴，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中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切方面。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具体产物，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化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据调查，近年来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问题变得日益突出，表现为许多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感到不适，有的还产生了强烈的受挫感。有调查表明，在我国压抑、人际关系和谐度和人际关系压力是导致自杀的三大因素。对我国高校的大学生，特别是大学新生而言，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学会人际关系的适应与和谐？美国成功学大师卡耐基说：“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只有15%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而85%要依赖人际关系、处世技巧。”另有调查表明，在人的一生中，只有青年时期才有强烈的渴望被理解的愿望。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才能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必须要学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从孔子的“仁爱”思想入手探析大学生应如何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

解析孔子的“仁爱”思想

“仁爱”是由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所提出的。“仁”即仁爱，是孔子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精华。从结构上看，“仁”由“人”和“二”组成，其本意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之情。孔子的“仁爱”思想有两层非常重要的内容：一是爱人。“爱人”是仁爱的本质内涵，它也包括两层含义：“爱亲”和“爱众”。“爱亲”指的是要爱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爱众”是对“爱亲”的提升，意为要把爱亲之情推广到周围的朋友和更多的人。“爱人”由“爱亲”而推至“爱众”体现了一种差等的爱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变化。这是“仁”由“爱亲”而推及“泛爱众”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升华。[1]二是忠恕之道。“忠”是对自己的要求，表现为一种认真虔诚的态度；“恕”是对他人的要求，表现为对他人的尊重宽容。“忠恕”合在一起，强调的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即要学会宽容，能容忍别人的缺点，能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能尊重和体谅他人。可以看出，在孔子的“仁爱”思想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应该具有同情、爱护和相互包容、相互尊重，这种提倡爱人的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处理人际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具体的方法论指导作用。

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重要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成、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同发展的关系。人际和谐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信、融洽友好、文明有序、团结互助。十报告中指出：必须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人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和希望，建立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不仅有助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对大学生个人的成长成才也是非常有益的。

人际和谐有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交往。”[3]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人交往，受他人影响。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相对稳定的情感纽带，是人们丰富和扩展自身的主要途径。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相互交换，各自得到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相互交换，各自得到两种思想”。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人际交往的过程其实就是信息交流的过程，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使大学生的交往范围扩大，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开拓思维，开发智力。此外，每个人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是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中，通过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以及与别人的比较中获得的。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周围的环境，增强自信心，塑造完美人格。

人际和谐有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心理学家丁瓒教授说：“人类的心理适应，最主要的就是对人际关系的适应，所以人类的心理病态，主要是由于人际关系的失调而造成的。”很多大学生的人际交往问题是由于认识、情感及行为的偏差引起的，这种偏差给他们带来忧愁、孤独、苦恼等消极的情绪体验，甚至造成心理障碍。科学研究也证明，调整心情的最好方法就是找自己知心的朋友倾述和沟通，在交流中两个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会慢慢达到一致，不良情绪得以化解，生理和心理获得满足。因此，人际关系越和谐，情绪就会越积极、生活态度也就会越乐观，精神生活就越丰富，身心也就越健康。

人际和谐有助于大学生学业和未来事业的成功。雷锋曾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不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有力量。”积极的人际交往可以为自己构建深厚的友谊基础，获得周围广泛的支持和理解。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人，都要经历“社会化”的过程，大学阶段是大学生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如果缺少了与他人的交往，就不能摆正自己和他人及社会的关系，不能明确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个人潜能的发挥和目标的实现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只有积极的人际交往才能让自己正确认识自己，在充分施展自己学业和未来事业才能的同时，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以孔子的“仁爱”思想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仁爱”与人际和谐都是涉及人际关系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密不可分，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人际和谐是人际关系的目标和理想境界，而“仁爱”是人际关系走向和谐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人际和谐的达成必须以讲求“仁爱”为前提；而讲求“仁爱”，又能保证具有不同爱好和利益的人们，按照一定的原则规范和谐相处。具体而言，二者的关系如下：

1.“仁爱”思想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理论基础

“仁爱”思想中的“爱人”所体现的“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道德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总的精神。[4]它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学会宽容，互相关爱，这种爱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亲朋好友之间，而且要推广到周围的其他人，即要做到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且多为独生子女，性格上属于“自我中心型”，凡事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并不顾及他人的感受，缺乏包容心，且对别人的反应过于敏感，也不懂真正的交友原则，缺少和周围人真诚的沟通与交流，因此总觉得难以和其他同学成为朋友，对友谊失去信任。如果大学生能将“仁爱”思想中的“爱人”原则运用到人际交往中，学会宽容，理解“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能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自然能化干戈为玉帛，赢得真正的友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学校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愉快顺利地完成学业。

2.“仁爱”思想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有效方法

“仁爱”思想中的“忠恕”之道强调的“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正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根本方法，是人际关系顺利进行的桥梁。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矛盾和纠纷呢？墨子认为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造成的，即大家都过于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那么，如何解决呢？孔子提出两种方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些思想都是仁爱思想的精华，也是儒家道德修养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孔子把它们概括为“忠恕”，即要求在人与人交往时做到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以及量人，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5]因为仁以“爱人”为中心，而爱人这种行为当然就包括着宽恕待人这一方面。孔子所言是指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人应该有宽广的胸怀，能包容一切，宽恕待人。虽然生活中每个人在气质、性格、能力、知识、性别、身份等方面都会存在差异，但每个人的人格是生而平等的，学会将“仁爱”思想中的“忠恕”之道运用于人际交往中，懂得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懂得心理换位，才能在与不同的人交往中产生心灵的共鸣，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3.人际和谐其实就是“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和文化”历史的传统国家，“和谐”作为一种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可以归纳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也就是说，和谐不是指完全统一，而是指事物协调、均衡、有序的发展状态。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发现拥有和谐人际关系的人有这样的特征：个性成熟，能较好地理解别人，包容别人的不足和缺陷，具有给人温暖、关怀、亲密和爱的能力，同周围的人有良好融洽的关系。这些特征与“仁爱”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际和谐表现于外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包容、理解和关爱的融洽关系，其实就是“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仁爱”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般原则，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能做到以仁爱之心相互对待，从而建立起人们相亲相爱的和谐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处理中唯有以“仁爱”思想作为理论和行动的指导，人际和谐才能真正实现。

当前，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矛盾的复杂性，人际关系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仁爱”强调以爱人之心作为人际关系的基础，包容人与人的差异，在尊重和体谅中积极寻求人与人的和谐。对大学生而言，只要能将“仁爱”思想贯穿在人际交往中，活学活用，人际和谐将不再是难事，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必将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1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5.

[4]卢黎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85.

人与人之间关爱作文范文

关键词香港；文化根性；抉择；身份

在九七回归之后，香港便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特别行政区，但是回归并无法直接而简单地完成文化以及价值体系的续接，在制度和观念层面甚至还可能呈现为某种形式上的断裂。而这种政治文化语境也自然而然地映射到文学艺术层面，在诸多的艺术作品中，香港多呈现为一种“双城”的特性。特定的历史体验使得港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抹去英属殖民统治的记忆，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在传统文化的召唤与现代文明交织的语境之下，身份既是一种渴望，却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无穷的焦虑之中。缺少自主抉择空间的港人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下，呈现的是一种迷失的憧憬和无奈的等待。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在回避和纠缠过去的同时，似乎由于制度以及文化认同障碍还难以在短时间内折服于大陆的强力的文化认同要求。于是，在香港的影像中，斑驳的过去和迷惘的未来作为叙事的主色调，让香港电影呈现了浓郁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关锦鹏、陈可辛和王家卫等新锐导演就是以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的作品流露了面对这座“双城”的记忆的感伤和感伤的记忆。

一、迷失“重庆森林”――王家卫影像的焦虑主题阐释

王家卫凭借《重庆森林》、《旺角卡门》、《花样年华》以及《2046》不但确立了其自身独特的影像风格和叙事方式，也同样确立了他作为一名亚裔导演的国际地位。在王家卫的镜头语言以及叙事中，所张扬的和探索的，恰是香港这种尴尬的文化身份处境。因此仅仅以恍惚的镜头和奇异的画面来定义王家卫显然是不够的，“王家卫电影的恍惚镜头和奇异画面之中，总是伴随着某种明显的灼痛和焦虑；而看罢影片，却又总是积淀起淡而不逝的莫名沉重和悲哀。”这种焦虑与困惑、迷失与寻找的后现代主题之所以受到一种跨国认同，在于这种情绪兼具了一种跨文化的泛人类的关怀，在一个商业消费主宰肉体和灵魂的年代，作为一个个体，似乎都难免陷入到了这种莫名的危机和对个体寻找和迷失的危机之中。在多元而驳杂的文化语境之下，为新的价值基点的确立提供了诸多的可能，而这种抉择势必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碰撞。于是为灵魂寻找一个归宿成为王家卫电影执著的探寻。

1边缘人的城市寻梦。

根性的寻找是王家卫镜头下人物宿命般的追求，因为无根，所以寻找；即便寻找，却也无根。在王家卫的镜头下，“他们是永远在等待生意上门的杀手(《东邪西毒》)，他们是在街上逛来逛去的警察(《2046》)，他们是无所事事的阿飞(《阿飞正传》)，他们是酒店做侍者的同性恋者(《旺角卡门》)。作为王家卫影片中的主角，她们是永远心不在焉的店员，她们是永远不落地的空姐，她们是在夜店勾搭陌生男子的。王家卫的视点，总是投向这些和正常人稍显不同的边缘人，他们没有名字，没有家人，没有同事，似乎游离于这个社会之外，每个人都像梦中一样虚无；他们没有根，他们深入到社会的每个部分，同时又可以游走于社会之外。他们拔断了自己的根，然后开始寻根”。在人性的建构过程之中，根性诉求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伴随着对“家”的渴望，人类永远憧憬着为灵魂寻找一个栖息之所。王家卫的镜头下的人物，根性的建构既是一种渴望，又是一种回避；既是一种自觉，又是一种无奈；既是一种逃脱，也是一种迎合。于文化层面而言，香港是一个万能受血者，同族与异族的血液已经不可避免地注入到了他的体内，娱乐、商业、精英、平民在新的文化价值建构的召唤之下，出现了某种形式的断裂和艰难的续接。历经了“东方好莱坞”的喧嚣与繁华的香港电影面对新的文化语境变迁，在一个貌似强大的城市实体的耀眼的光芒之下，无法遮盖港人面对自身未来命运的忧思。原有的经济贸易中心和文化消费中心的地位还是动摇了，边缘化的定位和想象自然会延伸到艺术创作之中，于是边缘人的城市寻梦成为一种象征，也成为王家卫影像的创作母题。非主体性的形象建构既可以解读现代人主体性的缺失，同样表征着作为一个以地域为界限的文化社群尴尬的定位。

2二元对立的诗意抉择。

如果说思想文化层面的一元论常常遮盖了生命的本性，那么多元杂糅的文化抉择也常常让人迷失，尤其是在传统与现代交界的文化转型期、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汇的路口，这种抉择更显得无所适从。在王家卫影像中边缘人物的憧憬与迷失，源自于王家卫自身的充满矛盾和对立的思想和艺术表达，也是香港作为“双城”特有的文化情结在影像世界自然的流露。“人文主义情怀/悲剧宿命意识、浪漫诗意/日常现实、古典思想/后现代的表达、作者化电影的强大主体精神/间离效果式的冷静旁观、叙述/抒情、记忆(梦想)/现实、追寻/逃避……”与其说王家卫的电影表达一个主题，还不如说他渲染了一种情绪更准确；与其说人们喜欢王家卫电影里的故事，还不如说人们喜欢享受王家卫电影所营造的感觉更贴切。“《旺角卡门》的悲闷与矛盾；《阿飞正传》的自信与自恋，《重庆森林》的自怜与，《东邪西毒》的寂寞与哀愁，《堕落天使》的寄托与思念，《春光乍泄》的忧伤与悔恨，《花样年华》的暧昧与拒绝，《2046》的寻找与迷失”这种充满了悖论色彩的表达，暗合了现代文明发展所遭遇的瓶颈。一方面我们在尽情享受着城市文明带来的丰厚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却又无法逃脱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精神的困顿与迷失。精神价值对物质价值的过度依赖，使得生存不得不接受物化的结局。在真与假之间，在虚与实之间，我们失去了一个判断的标准，失去了价值确立的基石。这种二元对立的抉择既是跨文化的现代性的焦虑，自然更表征着香港这个特殊的城市所浸润的漂泊的文化个性。王家卫以感伤的诗意呈现了这种多少带有些悖论色彩的无奈的抉择，以朦胧的表意策略洞悉人物内心更为矛盾的复杂的真实。

3憧憬与迷失的杂糅。

王家卫的影像里流淌的总是挥之不去的迁徙情节，延续着身份的找寻与失去。淡化的故事的叙事特征和恍惚萌动的镜头语言在标识王家卫独特的电影文化身份的同时，也表征着香港这个独特的经济、政治、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在王家卫的影像世界里，充斥着杂乱的骚动、憧憬、压抑、迷失、孤独、困惑与烦恼，我们一般很难在他的电影里感知到完整的故事和比较清晰的思想，能够感知的大多是对生命最为直觉的触摸和青春里无尽的惆怅与忧伤。正如在电影《花样年华》影片结束时的字幕：“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怀念着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在王家卫的影像世界之中，人物活动的场景大多定格在迷离的都市，在这个丰富而拥挤的世界里去呈现人们无尽的孤独，人生失去了坐标，行动的便捷和资讯的发达并没有让人彼此走得更近，而是让彼此之间的心灵交流变得异常艰难。“沙漠的另一边还是沙漠”(《重庆森林》)，这种荒诞的等待让我们似乎看到了戈多先生的影子。世界虽有他乡，这人生彼岸的探寻却是如此的艰难。似乎无论走到哪里，人千方百计逃脱孤独漂泊的宿命最终陷入徒劳。从《重庆森林》到《2046》，王家卫一直坚守着自己特立独行的影像风格，在充满怀旧和感伤的叙事情调之中王家卫尝试通过对源头的寻找和对感觉的迷恋来完成对物化现实的批判，独特的时空处理方式使得王家卫的电影总是让人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空流转中彰显生活的碎片化和荒诞感，而他个性独特的声画组接方式和注重感受和体验的剪辑思路也使得影片赢得了最大限度的市场效应和票房回报，也由此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后工业与后殖民语境中的作者电影的独特景观。

二、双城故事――陈可辛电影的“双城”情结与爱情叙事

从文学到影视，爱情成为艺术创作亘古不变的叙事母题。它不但隐含着人类独特的生命体验，自然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生存境遇。香港导演陈可辛一直坚守着自己创作中的爱情主题，从《双城故事》、《甜蜜蜜》到《如果・爱》，陈可辛以爱情主题诠释成长的艰辛，映射了现代城市生活中爱情遭遇放逐的无奈。而以爱情为载体的人物命运遭际则折射着一个时代特殊的记忆，迁徙和漂泊让爱情因为距离获得了让人震颤的美感，但是爱情的醇美不得不让位于生存的世俗欲求的悖论，抉择见证了文化变迁过程中价值的位移。陈可辛将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对香港这座城市个性化的感知巧妙地融入爱情叙事之中。以草根阶层对爱情的憧憬、沉醉和迷失切入城市的文化年轮，以人物的漂泊情怀确证文化转型的身份诉求。

1“双城”情结的延续。

“双城”情结是文学与影像表达中颇富隐喻意义的叙事策略，从《双城故事》开始。陈可辛的爱情故事片几乎无一例外地延续着“双城”的情结，几乎每一部爱情电影都无一例外地以两个城市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一个城市是他们曾经的故土，而另一个城市则是他们寻梦的乐园与伤心地，无论是《甜蜜蜜》中的香港，还是《如果・爱》中的北京，霓虹灯所散发出来的迷人的夜色曾经给予了他们对于城市和对于自己未来的无尽的憧憬和幻想。但是在个人遭际中，他们见证的却是繁华的都市表象背后无尽的冷漠与孤独，是困在物欲牢笼里艰难的挣扎和呼号。广州与香港、北京与上海、台北与纽约，寻梦的乐园里可能是灵魂苦苦地挣扎，生命的个体在城市之间的迁徙意图最终确立自己人生的坐标，却每每在寻找和追逐的过程中不断地拥有和失去，在憧憬和记忆中饱受苦痛的煎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在获得与失去之间，人们总是在迁徙的过程中确证着灵魂的栖息之所。“双城”建构无数个浪漫的邂逅，却又无情地拆解着相守的甜蜜。城市的霓虹装点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消解生命的迁徙所铸就的漂泊与孤独。“双城”已然成为现代人的寄居法则，人们喜欢享受一个陌生化的城市所带来的新奇和活力，在陌生的城市里放逐自己的理想和欲望，如同人们对爱情的憧憬，铅华洗尽，方显生命中最真诚的渴求。

2爱情的憧憬与迷失打造怀旧主题。

如果说双城是陈可辛人物活动的背景，那么对爱情的憧憬与迷失则是他影片叙事的主线，他以爱情叙事见证似水流年，因为爱情是青春记忆中永远不会褪色的胶片。陈可辛的爱情叙事总是充满着韵味十足的怀旧气息。《甜蜜蜜》讲述了一个城市与爱情的故事，通过来到香港寻梦的李翘与小军在10年间由偶然相识、相恋、相爱、无奈、分手到重逢的感情经历，凸显了城市不经意之间的变迁和彼此内心对真诚的爱情的不变的守候。片中最感人的也是对两人爱情命运的描绘，从开头的错过到中间的分分合合，再到结尾的意外重逢，两人历尽了千辛万苦，无奈中透露着沧桑。或许，甜蜜是人类味觉层面恒久的憧憬和迷恋，对城市文明的向往，注定了李翘与小军的爱情要经历无数风浪。在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下生存法则的规约之下，原初的心性不断遭遇来自现实的强力扭曲，对爱情守候不断地遭遇着现实的背叛，爱情成为童话般的遥想。从《双城故事》、《甜蜜蜜》到《如果・爱》，陈可辛一直坚守着爱情叙事的个性诉求，以爱情叙事作为文化的切片，自然可以洞悉时代的变迁、价值的迁移和个体生命的真实渴求。通过爱情叙事，陈可辛以感伤和忧郁的镜头语言完成了个性化的影像叙事。

三、缠绵悱恻“胭脂扣”――关锦鹏的女性情怀

28岁开始执导第一部影片《女人心》的关锦鹏，擅长以细腻的手法和华美的画面，描绘和触摸女性特有的情态和心理，从《胭脂扣》、《阮玲玉》、《红玫瑰，白玫瑰》、《越堕落越快乐》和《蓝宇》到《长恨歌》，关锦鹏以特有的镜头和笔法塑造了一个个凄婉动人的女性形象。而女性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作为某种制度和文化象征和隐喻，同样在关锦鹏的作品中得到了较为独到的阐发。一个女性的命运变迁常常映射着一个时代的记忆，表征了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人们艰难的价值抉择、道德抉择和文化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