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作文范文篇1

关键词：聊斋志异狐女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2-0397-01

一、在比较中升华狐女形象

《聊斋志异》中，作者塑造了诸多神灵险怪的文学形象，这与作者的“志异”的立旨是息息相关的。读《聊斋志异》我们可以体验到神怪世界的黑暗，并通过他们窥视人类社会的黑暗面，因为往往灵怪世界就是人类社会的模板的再现，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类作品暴露了当时的黑暗、腐败的政治，鞭挞了为虎为伥、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例如《促织》、《席方平》、《向果》等。这类形象诸多是人类社会中的上层社会对普通百姓、士子的压迫，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压迫与局限性，所以在《聊斋》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狐女的反封建压迫形象，这让诸者沉溺于美好人类社会的熏染下，对恶的势力则会更加充满愤懑与批判，这就形成了善恶对比，这种对比一方面是善恶对比，一方面形成了男性社会与女性社会的对比，古代社会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成为“”的祸水，并因此可能导致国亡家破的导火索，而在《聊斋志异》中作者一改先前的女性观，让女性恢复了她自身的社会属性，即对美好生活与爱情的追求，她们往往充满了对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并为了维护爱情而不惜牺牲生命，所以在《聊斋》中数量最多的是爱情故事，这些美好的爱情故事，宛如奔腾向前、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冲出峡谷，绕过横阻，唱着欢快的青春的歌，向着理想的目标迅跑。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聊斋》作者对美的追求，更在这种对比中让美好形象得以耀眼。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狐女形象，既完成了对历史文化渊源好的方面的继承，又实现了对不好方面的反拨，同时又与作品中其它诸类形象形成相同意义的对比，即善恶、美丑、雅俗的对比，在意象的比较和历史形象传承的比较中，突显并升华了狐女形象的美好。

二、重彩描绘狐与士子的姻缘与友谊

由于蒲松龄对狐女形象的反拨，使一系列狐女成为“情”的使者与代言人，她们不仅自身是美好的代言人，而且有着对美好善良的士子的爱情追求，似“才子佳人”类的结合，展开了个性解放的思潮。

古代，文人一直比较受文学作品的青睐，这与作者的文人创作身分有关，他们或仕途无望，或有一定的官职或经历仕途的不畅。烟花女子的盛行舒缓了他们的压抑，文人对女性的嗜爱，使二者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角，并不断上演感人至深的“爱情”，在作品中开始重墨描写士子与烟花女子的关系。随着狐与女性的紧密关联，由于烟花女子的身分，狐女成为了青妓的比喻，狐女这样也就与士子多了那么一层暧昧的关系，这些题材往往成为传奇、古怪，这样小说的喜爱，文人作者也喜爱把这些人物重彩着墨，用华丽细腻的手笔来描绘两者之间的柔情蜜意，使这些作品得以流芳百世，让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明末以“反传统”、“尚人欲”、“重个性”为标榜，要求还原人性本来面目的个性解放思潮，对清初的蒲松龄是有影响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聊斋》中塑造了大批情狐形象。这些狐女大都有追求爱情的良好愿望。在《聊斋》这部作品中，这些狐女不管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有一颗热爱生活，追求爱情的诚挚的心，在爱情上，她们往往表现出主动性、坚贞性。夏绀弩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指出;封建社会里“置酒高会，男女主宾欢聚一堂，觥筹交错，淡笑风生”的事是极不容易的，蒲翁敢于如此大胆描写，正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思想。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与士子的关系并非都是男女之间的问题，还有异性之间的友谊关系。在关系爱情和友谊的差异上，作者不仅置封建礼教和“男女授受不亲”于不顾，而且明显颂扬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这也是社会进步对人思想解放的一个推动。《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两者之间便是建立在异性纯真的友谊方面的。故事有两个精彩片段，一个是在孔生病入膏荒之际，皇甫申请妹妹娇娜为之治疗，孔生却因此喜欢上娇娜，但因娇娜年龄太小，故与松娘结为了夫妇。第二次是孔生为了救娇娜被雷劈死，后娇娜又用红丸将孔生治活。后来孔生将娇娜全家接到自己家，但始终同娇娜保持着纯正的友谊关系。这也使娇娜与孔生的友谊得以锻炼和升华。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纯真的一面，作者对男女之间关系的处理，对以往男女之间非性不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让人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娇娜》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敢于大胆创新，另辟蹊径，突破了许多故事的俗套。作品中娇娜与孔生彼此救援对方，饱含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他们却没有因此产生爱情，结为婚姻，然而又保持着两性之间的“良友”关系。友情高于，这正是带有新的思想色彩的社会观念。

三、极尽自然与社会的融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指出：“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在这些花妖狐魅身上，蒲松龄不仅是突出事物的自然属性特征，且把她们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来描写。作者将这些幻化的形象，置于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让各种人物的人性和人情于幻化中得以表现。这些狐女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各有各自的生活轨迹，因而也就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这些狐女往往与所居的生活环境相适应，还与各自所居家庭的父母的性格相适应，这些都使狐女的生活更具有生活现实气息，也是她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关系相融合所具有的人性最美的东西，在《婴宁》中，作者刻画的婴宁生长在穷乡僻壤，与城市社会炯然不同，这也造就了婴宁少受封建妇女教育的感染，也没有受到封建式家庭的管理与束缚，才保持了她那种淳朴、天真、娇憨、自然、乐观的性格，让人们感到一种人性自然属性的一面――人性最美好的东西――纯真。所以婴宁在作品中总是充满青春的活力，拈花微笑。孜孜憨笑正是她心无芥蒂，质朴纯真的性格的外化。

综上所述，蒲松龄以其如椽巨笔地塑造了这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作者写她的聪明、智慧、执着地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写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写她们不怕艰险，不畏，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帮助那些遇难的文人贫民。作者所塑造的狐女形象既有人性美好的一面，又受着社会规范的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束缚，更加具有生活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1]李建国.中国狐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作文范文

[关键词]人际意义；女性话语；语气

[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2—0114—02

[收稿日期]2014—01—24

[作者简介]汤洪霞（1987—），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2011级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和翻译研究。

一、引言

功能语法认为我们能认知的各种各样的言语角色中最根本的可概括为两类：即给予和索取。说话人或者是给予听话者什么，如一条信息，或者是从听话者那里要求什么，如物品和服务。也就是说，说话人不仅自己在做事，也在要求听者做事，如接受和给予。因此，功能语法认为说话的“行为”应该叫做“相互行为，即互动”。人际意义的语法就是关于会话双方交换的语法，这是互动的基础（李战子，2002：26）。通过人际功能讲话者使自己参与到某一情景语境中，来表达他的态度和推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胡壮麟，2005：115）。

《爱玛》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汀被公认的最成熟的一部作品。《爱玛》是关于婚姻的小说，通过女主人公也明了作者的婚姻观。爱玛是一个广受读者喜爱的女性人物，小说中爱玛及主要女性形象性格特点刻画鲜明，人物关系生动复杂。本文将试图从语气系统角度分析《爱玛》中女性人物对话的人际意义，探索语气的人际意义在刻画《爱玛》中女性人物性格特点及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理论基础

人际功能是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功能之一。人际功能，是指“语言除了具有表达讲话者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外，还具有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判断和评价等的功能。”（胡壮麟，2005：115）根据Halliday的理论，语气是人际功能的重要方面，是体现交换功能的核心，它由主语和限定成分组成。

从语言的功能角度来看，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由交际角色和交流物这两个变项组成了四种最主要的言语功能：“提供”，“命令”，“陈述”，“提问”。然而，不同的言语功能选择不同的语气类型，不同的语气类型也对应不同的结构。根据Halliday的理论，有四种语气：直陈、疑问、感叹和祈使。根据李战子的观点：“在分析一些短小话语特别是分析对话时，对语气的分析能较好地揭示话语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李战子，2002：25）。因此，本文将应用语气系统分析《爱玛》中典型人物之间的典型对话，揭示小说中主要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他们的主要的性格特征。

三、《爱玛》中典型人物之间的对话实例分析

本部分将定量分析爱玛与哈丽特及爱玛与奈特利之间对话的语气选择，将从语气类型和语气成分两个方面统计分析典型对话中语气的人际意义，以揭示小说女主人公爱玛与哈丽特及爱玛与奈特利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他们的主要的性格特征。

1.爱玛与哈丽特的对话

分析对话一节选自《爱玛》第一卷第七章50-51页，该段对话主要涉及哈丽特在收到马丁的求婚信后，立即来找爱玛并希望爱玛能帮她看看马丁的求婚信，希望从爱玛处获得关于求婚事件的意见。此部分只对该章对话的一部分进行语气分析，以期揭示爱玛和哈丽特的人际关系和她们的主要性格特点。节选分析部分共有小句56，其中爱玛小句数量为39，约占总小句量的69.6%，哈丽特小句数量为17约占总小句量的30.4%，具体的语气分析如下：

（1）语气类型分析

根据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四种语气：直陈、疑问、感叹和祈使，不同的语气表现不同的结构，不同的语气选择表现不同的人际关系。在这段对话中，爱玛陈述句：27；一般疑问句：1；特殊疑问句和感叹句：2；祈使句：1；其他语气类型：6；而哈丽特的陈述句：4；一般疑问句：3；特殊疑问句和祈使句：2；感叹句：0；其他语气类型：6。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爱玛的小句数量明显多于哈丽特的小句数量，可见爱玛在该次对话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陈述句的一般作用是提供信息，表达说话者观点。此次对话中，爱玛的陈述句远多于哈丽特的陈述语气，可见在提供信息方面爱玛多于哈丽特，爱玛积极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分析原文可知，在爱玛所提供的信息中主要是客观的评价书信写的好坏，而这些并不是哈丽特真正想要获得的信息，可见爱玛在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回避哈丽特的提问。

疑问句是用来提出问题并获得信息，讲话者希望从听话者处获得自己未知的信息，希望听者将信息补充完整。这段对话中，哈丽特的疑问语气多于爱玛的疑问句，表现出哈丽特急于从爱玛处获得信息，可见哈丽特受到马丁求婚信后激动的心情。而爱玛仅使用了三个疑问语气，这三个疑问句的使用也并不都是要向哈丽特获取信息。通过分析可知，其中前两个疑问语气爱玛是向哈丽特提出质疑，而不需要哈丽特对信息进行补充。

祈使句一般功能是用来命令，节选对话爱玛只用了一个祈使语气，功能是向哈丽特提出建议。而哈丽特使用了两个祈使语气，功能是向爱玛提出请求。在其他语气类型中，哈丽特主要用的是疑问句中的省略，证明了哈丽特在此次对话中欲言又止的态度也表明哈丽特与爱玛之间的不平等的人际关系。

（2）语气成分结构分析

语气由主语及限定成分组成，主语及限定成分在对话中实现人际意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篇幅有限，本部分只对该段对话最经常选用的主语进行分析。爱玛的最经常选用的主语选择数量：“you”：7；“I”：8；“Letter”：4；其他主语数量：12；而哈丽特的最经常选用的主语数量分别为：“you”：2；“I”：3；“Letter”：2；其他主语数量：1。

从以上统计数字我们能看出爱玛与哈丽特对话中主语的选择明显不同。除了，“you”和“I”及“letter”外，爱玛还选用了其他主语。主语的选择揭示说话者或作者的态度。爱玛尽管选择了很多“letter”作主语，以尽量显示出她的客观评价，但是大量“I”的选用，仍显示出爱玛的主观评价，试图通过自己的观点来影响哈丽特的决定。虽然本文不对限定成分进行分析，但是从此处所引的对话中爱玛限定成分“must”、“need”的选用可证明爱玛地位明显高于哈丽特。

从以上语气人际意义的分析可见，爱玛与哈丽特有明显的地位差，爱玛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势，主动扮演了哈丽特的生活指导者，含蓄地让她拒绝马丁的求婚，中断与马丁的关系，也证明了爱玛是一个势力、自私，自以为是的乡绅富家小姐，而哈丽特是一个没有主见，连自己的感情婚姻大事都要征求爱玛意见的人物形象。

2.爱玛与奈特利的对话

分析对话二节选自《爱玛》第一卷第八章60-61页，该段对话主要涉及奈特利从爱玛处得知哈丽特拒绝马丁的求婚后，奈特利与爱玛对话的一部分。此部分将对这段对话进行语气的人际意义分析，以期揭示爱玛与奈特利的人际关系及主要性格特点。节选分析部分共有小句25句，其中爱玛小句数量为9句，占总小句量的36%，奈特利的小句数量为16句，占总小句量的64%。具体的语气类型和语气成分分析如下：

（1）语气类型分析

不同的语气类型体现不同的人际关系。爱玛陈述句：6；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和祈使句的都为0；感叹句：2；其他语气类型：1；而奈特利的陈述句：10；一般疑问句和祈使句都为0；特殊疑问句：3；感叹句：2；其他语气类型：1。

从上面统计数字可见，在这段对话中奈特利的小句数量多于爱玛，占有话语权，可见虽然爱玛在与其他人，如和哈丽特对话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在和奈特利对话时，爱玛在此次对话中失去了绝对的话语权，由此可以推断出奈特利在爱玛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此次对话中在陈述句方面，爱玛的小句量少于奈特利，但从爱玛仅有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女性主义意识，要求在婚姻方面男女平等的思想。

在疑问句方面，特殊疑问句通常是用来获取说话者没有的信息，而在此次对话中奈特利使用的两个特殊疑问句是表示感叹以及惊讶的情感。两个感叹句的使用，表现了奈特利对爱玛观点的质疑及否定。爱玛虽是小说中聪明、思想独立的女主人公，但是她并不完美，爱玛对哈丽特有着“随心所欲”的控制欲、自以为是等缺点都是在亲密好友及长者奈特利的帮助下改正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交待奈特利是很少几个能看出爱玛错误并能指出的唯一一个人，奈特利也主动充当了爱玛生活的导师。

（2）语气成分结构分析

不同的主语及限定成分的选择表现不同的人际关系及人际意义，由于篇幅有限，本部分只对该段对话最经常选用的主语进行分析。爱玛最经常选用的主语：“you”和“she”数量都为0；“I”：1；其他主语数量：5；而奈特利最经常选用的主语分别为：“you”：3；“I”：2；“she”：1；其他主语：6。

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在这一小段对话中，两人都很少使用“I”“you”作主语，体现了二人都想客观的对此事进行评价，奈特利对哈丽特由对话开始的“she”变成后来的“girl”以及最后的“HarrietSmith”，表明了奈特利得知哈丽特拒绝马丁求婚后对哈丽特的态度及关系的转变。在“其他主语”方面，爱玛选用了“it”、“awoman”、“aman”等作主语表明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认识。爱玛对这些观点提出质疑也体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意识。奈特利最后选用三个“you”作主语，表明他在得知哈丽特是在爱玛的影响下拒绝马丁后，对爱玛的批评，体现了奈特利与爱玛的平等亲密关系。

由以上的语气人际意义分析，证明了爱玛与奈特利之间平等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性格特点。爱玛虽“随心所欲”但有一定的进步思想，有自己的婚姻观价值观，奈特利虽是爱玛的指引者，是小说中真正的绅士，但仍有着一定的男权意识的思想局限。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原文文本语气的人际意义分析以及两个译本之间的语气的人际意义的对比分析，不仅证明了语气的人际意义在刻画小说人物性格特点和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也表明了译者要对原著中的人际意义进行成功传译的重要性，译者要注意原文本及作者的语气的人际意义，要成功再现原文的人物关系及人物性格特点，准确传达原文的人际意义。希望本论文分析对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为文学作品的欣赏和翻译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JaneAusten，Emma〔M〕.CentralCompilation&Trans-lationPress，2011.

〔2〕韩淑英.《都柏林人》人际意义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3〕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作文范文

【关键词】理性教育爱；职业幸福感；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3-0069-03

教育是“教书育人”的过程，肩负这一重任的则是教师。“教书”是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育人”则是培养学生坚忍不拔、修己敬人的品格，这一教育宗旨从未改变。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知识、有道德、有信仰的和谐发展的人。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学先留下来的浩瀚博大的文化财富，用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培养学生做人的学问。

那么，何为理性教育爱？在理性教育爱中的师生关系是怎样的？理性教育爱与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有何关联？接下来，本文将就理性教育爱对师生关系以及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影响展开论述。

一、理性教育爱与师生关系

教育应理性与爱兼备。理性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个实践范畴；教育中的理性是指教师教育学生应公平公正，不掺杂个人情感，不因外界的干扰或是自己的情绪变化而改变理性的分析与反思。爱是教育的永恒主题。教育爱，既指教育者所具有的对本职工作的浓厚情感，又指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的热爱之情。教育家斐斯泰洛齐曾说过：“教育的主要原则是爱”，即教育者施予孩子真正的爱，会缩短彼此心灵间的距离，并将爱传播到四方，使他们学会爱这个世界、爱周围的人。

教育需要爱，这种爱应该是理性的，应该是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爱作为人类特有的情感，能使教育产生巨大的内驱力。教育要以人为本，教师应真诚地热爱学生，并通过对学生尊重和负责任来体现这种爱，可以说，在教育活动中爱是最重要的理。

教育爱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同时空、不同地域对爱的理解也不同。例如，我国古代儒家文化强调“差等之爱”，像“亲亲互隐”，指一个人给予他人的爱是因人而异的、不平等的；西方基督教教义《圣经》则倡导“博爱”，即平等无差别之爱，是指一个人给予他人的爱是人人平等、没有差别的，中国春秋时代墨家的“兼爱”也是如此。

教育者在施教过程中，应理性与爱兼备，仅有理性没有爱的教育无法实现教育培养德才兼备之人的理想，而没有理性只有爱的教育则是溺爱，无法培养出经天纬地之才。

我国古代许多教育家、思想家的师道观都充满了“理性教育爱”的人文情怀。春秋时期的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位以教师为终生职业的教育家，他提出教师必须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身作则、温故知新、教学相长”等言传身教、爱护学生之类的观点。孔子的师道观充满了理性教育爱，师生可以在信任的基础上交流、互动，堪称教师的典范。

古代社会教师地位极高，倡导尊师重道，这与古代师道观对教师提出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在我国古代，许多教育家都是学富五车、人之楷模，学问和德行都居于常人之上，学生岂有不遵师之理。例如，荀子提出：教师必须博学，具有精深的知识素养，除此之外，还必须具备丰富卓越的教育教学经验、技能技巧等。荀子是诸子百家中最为提倡尊师的，他提出为师之道要有尊严而令人起敬，做到德高望重。荀子强调学生对教师的服从，这对后世师道权威尊严的思想观念之形成至关重要。

韩愈的《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首篇专门论述教师的名作，概括了教师的作用与职责：“师者，所以传道、受（授）业、解惑也。”他认为，教师的职责有三：—是传授以孔孟之道为主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讲授儒家经典著作“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三是解答学生学习“道、业”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疑问，其中以传道为主旨。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在人心目中的重要性。韩愈继承和发展了《学记》“师严道尊”和王通“唯道所存”的思想，明确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主张，认为师是道的、活的载体，无道即无师，无师也不可能学其道，重道就必须尊师。

董仲舒在三大文教政策中提出“置明师”，认为只有那种“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者”才能成为教师。朱熹主张教师应有“德行道艺之实”。总之，古代师道观要求教师既要德行坚定，又要术业有专攻；既要知其理，又要践其行，还要日精日进，不断获取新知。

我国古代师道观竭力倡导尊师重道，把师生关系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师生关系即“父子关系”。在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下，“国”被视为大“家”，“君”被视为天下人之“父”，故师又与君相类比，师生关系即“君臣关系”。师生之间不仅有学术上的承继关系，而且具有政治上荣辱与共的依存关系。

汲取古代“师道观”的精华，对今天的教育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教师应秉承古代师道观之宗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牢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既要具有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规范，又要具有师德师范、热爱学生，使师生关系建立在理性教育爱的基础之上。

古代社会强调教师的绝对权威和学生对教师的绝对服从，师生关系被类比为“父子”、“君臣”，荀子还把为师之人比作天地和祖宗，从而限制了学生个体创造性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在信息化、网络化的社会，新的文化信息通过各种传播渠道不断涌现，教师和学生处于同一个信息平台，教师不再像古代那样被视为知识的垄断者，师生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发生变化。现代教育要求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即倡导教师和学生之间平等、民主、和谐的对话与交流，从而达到精神层面的沟通和情感的交融。教育不应是单向的和单纯信息性的。

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教育也会随之而变化，但师生之间的“理性教育爱”，永远是照亮教育的一盏明灯，它不仅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还会进一步影响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二、理性教育爱与职业幸福感

师生之间基于信任的理性教育爱，使师生之间达到精神层面的沟通；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油然而生。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性，正如费尔巴哈所宣称的那样：“一切有生命和爱的生物，一切生存着的和希望生存的生物之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活动就是对幸福的追求。”可以说，幸福是人生活的永恒目标，而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事业，直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其终极目的是为了能幸福地生活。

要想培养生活幸福的人，教师首先应是生活幸福的人。教师是否生活得幸福，将直接影响到他对教育的态度、看法与影响，也必然影响到受教育者。从这种意义上看，一个没有职业幸福感的教师很难做好教育，也很难教育出富有幸福感的学生，教育的终极目的将无法达到。故而，教师是否拥有职业幸福感不仅关系到教师自身的发展，还会影响到学生的成长。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如此重要，作为教师，如何才能获得职业幸福感？幸福感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无疑需要从内心来寻求。历史上许多教育家、思想家将教育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对待教育充满理性和人文情怀，赢得学生的尊敬与爱戴，师生关系融洽默契，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油然而生。可以说，职业幸福感关键取决于教师能否获得事业上的成就感，而这离不开学生的支持与热爱。除此之外，师生关系也是影响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代教育者可以从古代“师道观”中获得许多关于职业幸福感的有益启示。

其一，教师对教育事业要有“乐而忘忧”的精神境界；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种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事业心和诲人不倦的责任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将教师职业比喻为“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说明了教育工作之伟大。

其二，“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教师要有严于律己的态度，这是教师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前提。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前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也说：“在教育工作中，一切都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础”，说的都是教师的人格力量、人格威信在教育中的作用。合格的教师是人格高尚、德才兼备的，既对学生进行智慧上的启迪，又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和优良的作风去陶冶和感染学生，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既然教师人格对于学生有巨大影响，教师应该如何加强自我修养，不断完善自我人格呢？首先，教师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渊博的学识和教书育人的能力。在信息化的今天，教师尤其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并自觉地付诸实践，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教学需求。作为教育者，还要不断反思，了解教育背后的哲学思想，不断追问“为什么”，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教师不仅要寻找“我怎么做的方法和策略”，还要思考“我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的依据何在？这个依据合理吗？”其次，教师的人格魅力来源于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学生的宽容，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古代师生关系被类比为“父子关系”，当代教师对学生也应像父亲对子女般“威严而有慈”。

其三，朱熹曾这样说孔子：“夫子教人各因其材”。现代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师道观，注重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由于教育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非死的物，教师应在了解每个学生“自我世界”的基础上，采取教育措施因材施教。佛法上讲修行的方法有八万四千法门，说的是根据众生的个别素质和能力，因材施教而逐渐悟入佛法。类似地，学生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故而教育手段也应以人为本、灵活自由、因人而异。

总之，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来源于从教学中获得的成就感，成就感来源于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取得的成就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只有真正热爱教育事业，愿意献身教育事业的人，才会积极投身于教育教学的研究与实践中去，并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和幸福。如果仅仅将教师看作一种职业，当作谋生的手段，则无法赢得学生的热爱，更不会产生职业幸福感。

教师作为师生关系的主导者，要用富有理性的爱去感染和培养学生的心灵，发展他们的道德情感。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都非常重视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因此师生关系较为密切，由此形成了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优良传统，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油然而生。获得幸福感的教师将培养出具有幸福感的学生，使学生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知识、有道德、有信仰的和谐发展的人。

参考文献：

[1]杨昌洪.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解读[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8.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