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例(12篇)

daniel 0 2024-04-19

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文篇1

欧宝的振兴计划又来了。这个曾经的欧洲第一大汽车制造商每年都在为扭亏为盈努力,却始终没有摆脱持续13年亏损的窘境,甚至一度面临被甩卖的田地。它的亏损金额已累计达到147亿美元,这相当于我国银川市2011年的生产总值。这一次的振兴措施能够拯救欧宝吗?

5月14日,通用欧宝CEO卡尔-弗雷德里奇·施特拉克新一轮增长扭亏规划,将采取十项措施,指导欧宝尽快实现盈利。施特拉克强调,这并非一份成本削减规划,而是一项尽快改善盈利能力的综合规划。

这十项措施包括:到2014年,投资110亿欧元推出新车型;在未来18个月内推出三款新一动机;发展电动车,开拓全球市场,包括澳大利亚、北非、南美和中东、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提高质量及客户满意度,采取全新明确的品牌战略,提高每辆车的利润率;与标致雪铁龙在多个项目里展开合作,在欧洲生产雪佛兰车型。

但看起来施特拉克并没有出对牌。“十项振兴措施毫无新意,其他汽车企业照样可以做此计划。”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概念性文章谁都可以做,只要迎合股市,别人做什么文章,拿过来也能放在自己的文本里,为我所用。”汽车行业评论人士张志勇也对本刊表示,这十项政策作用非常有限,它更像是给一个蒸蒸日上的企业制定的,而不是给陷入困境的企业。

其中,发展电动车是最吸引人的一项措施,但却最不靠谱。欧宝希望在替代性汽车动力方面拓展其领先地位。纵观世界范围内新能源汽车,基本处于非盈利阶段,就连通用汽车自身历时数年开发的Volt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效果并不乐观。而且,发展电动车需要高投入,欧宝将新能源汽车列为重点,对于其现阶段扭亏为盈的目标几乎没有一点好处。

车型计划更与其母公司通用汽车的整体公司策略方案大相径庭。欧宝今年将推出六款新车型,包括小型SUV车、新款雅特、全新敞篷车等。但是,今年3月,通用汽车在全国商业大会上展示的公司策略方案显示,到2018年,还打算减少全球范围内车型数量,将汽车生产平台数量从现有的30个削减至不到15个。况且,在业内人士看来,车型的数量对于欧宝能否扭亏为盈的意义并不大,苹果公司用一款手机打败拥有无数机型的诺基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而其在动力总成方面的计划也让人难以信服。发动机的微小改善并不能立刻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同,何况欧宝并没有提出某项具体的技术前景,只是给消费者口头安慰。

事实上,开拓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才是欧宝扭亏为盈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欧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十项振兴措施提到,欧宝将进入新市场,包括澳大利亚、北非、南美和中东,但这些地区的市场规模非常有限。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施特拉克在振兴规划中表示,要扩大在华业务,并计划把在上海生产的雪佛兰拿到欧洲的欧宝工厂去生产。

此前,施特拉克对媒体表示,欧宝2012年在华销量要比2011年的5000辆增长5倍,达到3万辆。在张志勇看来,这简直是在说疯话:“中国现在的汽车市场情况谁也做不到,就算是在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时期也顶多是百分之百增长,即便这样也才有1万辆。”

张志勇认为,目前来看,能够救欧宝的,就是将欧宝引进到中国并实现国产,“这是拯救欧宝最见效的方法,但恰恰是通用最不愿意做的。”

2011年,通用汽车及旗下合资企业全年在华销量接近255万辆,连续第七年在华销量领跑其他跨国汽车企业。在通用汽车旗下的各大品牌之中,别克品牌创下近64.6万辆的销量纪录,同比增长17.4%。而欧宝在中国市场销售总量只有5000辆。

张志勇说,在欧宝的发展上,通用其实是有私心的。虽然在股权上欧宝是隶属通用的,但欧宝毕竟不是它的嫡系部队,不是重点发展的品牌,而且从历史的渊源、地理归属上,欧宝就是一个欧洲企业。他认为,通用完全可以参照大众汽车的做法,“大众把旗下多个品牌都在中国生产销售,因为平台是相通的。而且现在的趋势就是在一个平台上生产多个品牌,大众汽车把中国市场看作是最重要的市场,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都争取在中国市场上的最大份额。”

遗憾的是,一直以来,通用都将欧宝圈定在欧洲发展,无意在中国生产欧宝品牌,一旦欧宝品牌在中国生产,就会影响到目前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别克、雪佛兰等品牌的市场表现。在通用汽车盈利较广的市场上,欧宝都难有太大的发展。

同样,振兴规划中提到的生产战略,其可行性也待考量。施特拉克表示,根据预测的未来市场销量,无法维持超过两座的工厂全速生产。如果我们只在两座工厂以三班制生产新一代雅特,则成本将远低于当前三座工厂制造雅特,结合提高每辆车的利润率的措施,这似乎会有一个很好的前景,但未必行得通。

今年3月,通用汽车计划关闭位于德国波鸿的欧宝汽车生产工厂和位于英国埃尔斯米尔港的工厂。这一决定引来了波鸿工厂方面的强烈反对。3月31日,欧宝工会警告称,如果关闭波鸿工厂,则通用汽车将损失数十亿美元。随后,迫于压力,施特拉克不断在媒体面前声明工厂不会关闭,并许诺将遵守劳工合同,2014年年底前不会关闭任何工厂。

如此看来,欧宝的振兴规划显得苍白无力,更像是足球队员在比赛溃败之前,自乱阵脚的乱打一通。

下一个萨博

欧宝的麻烦确实很让人头疼。2011年11月,通用汽车首席执行长阿克森在底特律的一个经济俱乐部讲话中表示,欧债危机妨碍了通用汽车对旗下欧宝欧洲业务部门的重组进展。他强调,尽管我们面临着更大范围的经济困境,但欧宝必须有更好的表现。阿克森说:“我们不能要一个长期不盈利的欧宝。”

沃尔沃、萨博都被卖了,欧宝什么时候被卖呢?

在张志勇看来,欧宝最终也难逃被卖掉的命运,将会是下一个萨博。他认为,欧债危机在持续恶化,一旦希腊退出欧元区将造成整个欧洲经济低迷,导致需求下降,欧洲企业在欧洲市场上会出现下滑。“大众、雪铁龙在中国有国产,而欧宝所有的经营基本都是在欧洲,那么在欧洲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不卖掉欧宝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白益民也认为,未来欧宝的结局就是等待被拯救,“欧宝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到最后就是被转手。”在他看来,欧宝的问题更深层次上是全球汽车产业经营模式竞争造成的结果。

白益民说,欧宝是无法挽回局面的。从全球来看,汽车产业模式真正能够持续发展的就是大众和丰田模式。剩下的汽车企业必须和它们挂靠才能持续发展。现在的竞争是供应链、产业链的竞争,不是企业竞争也不是品牌竞争,利润是在供应链、产业链里面。德国和日本掌握的汽车产业的供应链、产业链是完整的。在产业战争中,美国的汽车产业从体系上被德国和日本蚕食掉了,不具备独立自主的体系。美国的盈利方式就是通过股权捆绑德系和日系这些企业,但是,通过股权来赚钱已经不那么容易,因为利润基本在零部件装备制造生产线,组装厂的利润已经相对较少。

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文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政保护;民事保护

一、关于保护模式的实践与争论

国家对法律的建设一般有两个作用:首先设定行为标准,其次是通过合法的程序和适当的措施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处罚。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提供某种法律保护,但是由于法律保护模式的解读多种多样,所以导致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是采用哪种保护体系、利用何种保护的理念等等各个相关单位和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

从国际国内已有的立法经验和实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包括行政保护制度和民事保护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为了保证民间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承,防止中途中断或者被破坏,当地政府利用行政干预手段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具体保护工作。比如对这些传统的民间文化进行统计、记录,确定这些民间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以及现在社会的价值体现,推动这些文化遗产继续发扬光大,提高大众的保护意识。而后者保护则对传统的民间文化保护有了强有力的保证,在国家法律层面对传统民间文化的创作者或传承者所享有的民事权利,或者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或传承者创设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1989年设定的《保护民间创造(民间传统文化)建议案》中就强调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在最近几年,我国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模式上的讨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分歧点主要是对这些文化的保护是公权还是私权保护不统一。从理论上而言,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行政性立法主要是调整衡量政府机关与民间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各个部门在对文物保护过程中的具体事项,而不涉及平等主体间就某一财产的归属、利用、转让等产生的权利。民事法律则是规定民间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人的有关法律权利和义务等。两种关系虽然对于保护对象是相同的,但是在保护的实质上是有很大差别。行政保护是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对其的一种保护行为,比如对于传统民间文化的调查、记录、研究、传承等,以及还为了让以上具体的保护措施能够真正的实施而提供的物资、技术保障等,本质就是一种行政保护;而民事保护则是提供民事方面的法律保护,是权利人的精神和物质权利的具体实现,主要是解决在对这些遗产的开发和盈利过程中一些问题。从实施效果来看,自上而下的行政性保护能够以国家强有力的执行力来推动,促进其得到传承和弘扬,自下而上的民事性保护则能够从根源上调动权利人的积极性,从而使其发展。对于两种方式的保护,专家学者和政府所持的观点不同,政府单位更多是想通过行政保护手段,由机关单位对这些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而专家学者则主要是想通过法律的体系,提高人们自觉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法律的约束让人们对于文化遗产进行长久的利用和保护。部分专家还认为,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杂特点,所以在保护过程中应该注重两种保护模式的结合,既通过法律干预手段,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对各项有关知识文化的综合保护过程中,知识产权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的改变来解决单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力采取公法和专项法制为一体的建设过程,采用多种保护措施相协调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保护。

二、民事与行政保护兼顾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其保护方式的多样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民族特征的体现,它也是少数民族团体政治文化的表现,对其的保护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牵涉到各个方面的权益,所以我们在制定保护策略的时候要系统的、综合的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既要对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整理、记录,又要做到对它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在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规章制度的时候,必须统筹兼顾,行政手段与民事制度一起进行。如果对这些遗产只是进行行政方面的保护,对文化遗产只是做调查、建档、宣传和弘扬方面的公力救济方式,那么一是因为公共资源的力量薄弱,并且在分配过程中还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发生,对于实际的操作过程会较困难,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庞杂,这就对我们遗产的保护很难做到理想的目标;而且由于没有任何的鼓励措施,这就很难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保护遗产的自觉性,不能阻止人们滥用遗产获取利益的情况出现,其遗产本身的权益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如果国家只注重民事手段,而没有行政手段的干预,则就会出现某些遗产因为开发晚或者受众群体少等而不能走进人们的生活进而慢慢的消亡,也可能会出现人们只注重自己的利用而损害国家和长远的利用,对于国家文化的完整性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我们应该全方位的综合考虑对这些遗产的保护制度的建立。

(二)国际社会已经发现单纯适用一种手段的不足,并开始尝试新渠道

根据调查分析,部分国家采取民事制度保护措施后,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他们在努力完善保护制度的确立,寻求一种更适合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办法。而对于倡导用行政手段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也开始注重对民事权利的利用。这说明单纯适用行政手段和民事手段均有缺陷。1982年世界组织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一直被人们利用和学习,通过比对分析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年来在保护民间传统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可以看出,两个国际组织的工作重点各有不同。前者是对传统文化遗产保护起了主导作用,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的考虑文化遗产层面出发,通过确认、保护、传承、传播等手段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后者则是强调对于这些遗产的保护不仅要看重文化价值,还要充分挖掘其他方面的价值,把它看作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对象来看待,但是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主张培养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的尊重,防止被滥用。

综上,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任何单个的保护行为都不能很好的发挥其作用,民事保护的作用不能被行政保护给取代,行政保护也取代不了民事保护,两者各有优点也有局限性,只有两者统一的结合,才能对遗产保护起到最大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决定了其保护必须动用行政和民事两种手段,在法律机制上应采取行政和民事制度并行的保护模式。二者同时写在一部法律中,是最理想状态。(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L13CFX012”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韦之凌华《传统知识保护的若干基本思路》《知识产权文丛》第8卷

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文1篇3

[论文关键词]文化资源;转化;直接转化;间接转化;非专属性

文化传播产业是从市场经济模式中破茧而出的新兴产业,是21世纪知识经济的核心产业,也是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2l世纪新的传播、生产与消费方式,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推进文化产业的全面建设和快速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构筑起创新型国家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因此,准确把握文化传播的内在特性,是开启文化软实力之门的一把钥匙。

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传播绝不仅仅是文化和精神扩散过程,而是与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对本国国民的熏陶、教化,还是对世界各国的展示、影响,文化的传播总是伴随着人流、资金流、商品流的涌动、汇聚而同时发生。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而展示的,在文化软实力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又成为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坚实基础和巨大推动力量。经济与文化在实践中二者互为条件、手段和目的。文化是经济发展的背景、手段和内在动力;同时,经济活动为文化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载体,如文化商品和商品文化等,另外,经济,活动为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契机和渠道。因此,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不但要依靠文化自身的厚度和活力,而且要依靠先进的生产力及其所带来的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当前在实践中,各地轰轰烈烈发展文化产业便是更好进行文化传播的有效举措。然而,怎样发展文化产业,在理解和实践中尚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如,近年来,许多地方都提出了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某某优势”的文化乃至社会建设的目标。这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提法。然而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转化的方式、途径以及属性究竟有哪些,还需要作比较深入细致的理解和思考。

关于文化资源的转化,与之相关的理解大体有两种:一是由“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转化。我们知道,“产品”既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非商品”;转化理论的提出者包括所有希望发“文化财”致富的人,显然吏多是期望转化成“商品”,而且是由本地的文化企业常年生产、具有较高产值和产销优势的文化商品,而非不能实现商业价值的、或根本不具有商品属性的文化产品。二是由“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即可以理解为以某种产品为龙头,形成相关的产业推动和提升。我们知道,“资源”是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术语,指的是原材料。经济学所述物质生产中的资源是有形的物质;“产业”是由一批稳定的相关企业及其产销活动来构成,也就是说,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一种机构,产业是由一个或一系列同类机构组成的行业及其活动。而文化生产中的“文化资源”既有有形的物质,更多的则是无形的、精神形态的东西,文化企业、或是文化产业与文化资源的“拥有地”或“原发地”(姑且这么称之)并无直接的关联,一个地方有无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不在于该地是否具有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严格说来,根本不存在无“文化资源”的地区)或是文化资源与文化遗产是否丰厚,而在于诸如相关的人才、科技、创新等综合情况。所以,“资源”的“优势”与否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否则,即使创办了一定的文化产业,“转化”的现实性、必然性及操作性等也都大成问题。

由此来看,这里讲的向“产业”转化实际指的还是向文化产业盈利状况的一种转化,是把历史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文化份额强势。当然,文化产品需要经济效益的支撑,然而文化产品又不同于寻常的物质产品,对于使用者的意义不只是简单的“消费”,而是会产生更多的具有社会属性的复合功能。所以,当我们一味地从经济利益的视角强调文化资源的转化时,文化资源及其文化产品的社会属性便可能被弱化,这种资源的开发也将面临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甚至改头换面的危险。需要强调的是,任何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既凝结着一个民族长期历史发展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积淀,又反映着时展对现实生活带来的新思想和新感受,能够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因此,无论以怎样的形式进行怎样的转化,都切不可以去盲目地追踪某种短视、短期行为,不可以离开人类为追求自我超越所进行的精神性劳动的价值目标。

由于文化资源的自身独特性,文化资源转化的方式和途径也有了很大差异。一是直接转化,即将文化资源(文化遗产)直接转化成商业性的、盈利性较强的文化产品,并形成一种、乃至多项的文化产业。如开发旅游产业,修缮仿建宫殿、寝陵、古城(如平遥古城、荆州古城)、寺庙、古县衙,像河南内乡的古县衙门、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安徽黟县西地村民居、凤凰古城沿沱江两岸的“吊脚楼”、以及以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为代表的大院建筑群民宅等,形成旅游观光景点。这一类当然也有代偿性文化产业,如深圳的《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香港的宋城等。可以说这些人工仿造的、代偿性的文化产业都很成功,但是它们并不能替代原形景点的本原性文化项目,只可能扩大原景点的知名度、促使推动其产业化发展,香港宋城之于杭州的“宋城”、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即此。

同样属于直接转化的还有民族歌舞,传《丽水金沙》、《纳西古乐》、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表演、以及其他许多“原生态”类歌舞演出。包括独特的民俗风情表演、民间技艺推广也可以直接转化为盈利性“文化产品”,像云南大理的“三道茶”、内蒙新疆蒙古族地区的向客人“敬酒”礼仪、中原汉族的抛绣球“选婿”、“抬花轿”以及其他诸多民族的“对歌”、“选婿”、“抢婚”、“人洞房”等喜悦仪式;还有少林武术的表演、传授也在此列。甚至生活本身的某些部分,都可以以文化资源转化的方式并人盈利性的行业。这些转化基本都是现成的、不需要加工、至少不需要过多加工或重新创作的,也就是说不需要新的智力投入、甚至资金投人的文化项目。这种直接转化的要求,是要最大限度的保持原有的文化形态,其中属于民族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则必须严格保持原有的形态,不容有丝毫改变。

直接转化文化项目的共同特征,是具有独特性甚至惟一性,具有可观赏性、相当的趣味性、一定程度的娱乐性、大众的可参与性以及无限的可频繁重复(一天一次、甚至一天数场)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持的角度看,它的危险性也正在于,因取悦游客而失去信仰的虔敬和情感的真诚,流于游戏化,流于媚俗的做戏表演和拜金主义的油滑娱乐。

从本质上讲,这其实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消解。因此,民族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旅游表演与它的传承保护,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决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更不可将后者的希望寄托于前者。这也正体现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直接转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进行文化产业转化的文化企业都产生在“历史文化资源”的拥有地、所属地,成为当地经济实力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某种“支柱产业”。《丽水金沙》、《纳西古乐》之于丽江,凤凰古城文化游之于湘西凤凰县都是如此,福建武夷山旅游中的“茶文化”、“蛇文化”与竹筏漂流在其综合收入中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即使如此,能实现直接转化的仍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历史文化资源、文化遗产并不具有上述特性,只能进行问接转化。即,既要有呈现形态的变化、转换,又要有内容功能方面的变化转换既要有大量的、创造性的智力投入,还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例如大量历史题材的出版物、文学作品、舞台艺术、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等。在文化资源的间接转化中,也还有因程度不等而产生的区别,例如风光片、记录片、文化专题片等,可称之为“简单间接转化”,是复杂的彻底转化的过度形态。属于此类转化的也有像河南博物院等地的“仿古乐舞”、西安的“仿唐乐舞”、山西平遥县衙情景再现式的“审案”等。与某些形式相比,文学作品、戏剧艺术、影视故事片等的创作就要复杂得多,不仅人物、故事、细节的想象比比皆是,甚至从观念、理念的基本走向上都迥异于“历史文化资源”。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甘肃的舞剧《丝路花雨》、后来的《大漠敦煌》,陕西的《大唐盛世》等,即使同样的题材,也会有不同的创作结果,以“荆轲刺秦”为题材的近10部影视剧情趣各异、绝无雷同即是明证。而像表现漓江岸边人家乡野生活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表现少林佛事活动及周边农家生活的实景演出音乐大典《禅宗·少林》、甘肃北京两地的舞蹈《千手观音》等,则是这两种转化的过度性产物。这不仅因为他们较少情节内容,再现大于表现,也少了更为宽广厚重的文化内容的承载。上述事实表明,历史及思想观念跨度越大、呈现形态差异越大、创造虚构成分越多的转化,其生产企业、创作成果与资源所属地的单一关联性越薄弱,而在其他方面的综合要求就会越高些。

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文篇4

【关键词】科技期刊;发展;模式

0.引言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明确表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科技期刊在科技技术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是不言自明。科技期刊是展示科技进步的窗口,是学术交流的平台,对于推进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世界上现有西文期刊18万~20万种,根据《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提供的数据,仅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的学术期刊就占了全部的39.8%,中国的学术期刊虽然在数量上位居世界第四,但从期刊质量、国际化期刊数量等方面,与期刊出版强国之间仍由很大差距[1]。西方发达国家用商品生产的方式来办科技期刊,注重期刊的规模化和国际化,以此来做大做强并扩张市场份额。与之相比,大多数国内科技期刊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维中,体制僵化,规模分散是阻碍科技期刊发展的重要原因。

1.国内外科技期刊发展环境

1.1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环境

长期以来,中国科技期刊小、散、乱等结构性弊端,是最为人诟病的。现行管理体制让许多科技期刊步履维艰。大多数科技期刊社作为直属事业单位,往往接受上级单位的行政命令,人员、经费、发行均由上级单位决定。这种长期延续的行政化办刊模式,使得很多科技期刊自身资源贫乏、资金来源不足、人才流失严重、目标定位模糊、传播和发行渠道狭窄。一旦面对市场化竞争,自我生存能力的羸弱暴露无遗。

面对这种情况,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今年出台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明确指出“调整报刊业结构、转变报刊业发展方式相结合,与实现报刊业集约化经营、培育大型报刊传媒集团相结合,与推动传统报刊业向数字化、网络化现代传媒业转型相结合,与建立健全报刊准入和退出机制、科学配置报刊资源相结合,原则上不再保留非法人期刊编辑部”。因此,以非法人编辑部形式存在的科技期刊编辑部面对着巨大的挑战。

1.2国外科技期刊发展环境

西方发达国家的出版机构起步较早,以美国为例,目前积极从事出版活动的大型出版社,其社龄均在一两百年以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善的法律环境以及成熟的市场机制为科技期刊带来繁荣和活力。国外科技期刊的运作模式大致可分为盈利性模式和非盈利性模式,科技期刊的受众无法像社科类期刊那么广泛,这一特点决定了科技期刊的非盈利性质,而我国目前的大多数科技期刊便是属于非营利性的,于是国外非营利性科技期刊的运作模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美国科学促进会旗下的《SCIENCE》杂志走过百年辉煌,成绩斐然。作为非盈利机构的科学促进会,虽然因为机构规模小,出版成本高,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但是他们拥有优质的学术资源,这些资源被盈利性机构所看重。因此这些商业性出版机构与学会、协会出版机构的合作,既使期刊保持了其学术价值,也使其在市场上获得了一席之地。

除了成熟的市场机制之外,完善的法律环境为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保障。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版活动是一种商业行为,相关法律的制定,既要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例如对市场竞争和垄断的调控;也要保障出版者的利益,例如出版、销售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对著作权的保护。在我国由政府监管的领域,在西方社会也主要由法律制度来保障,例如对出版物思想内容的调控。由此可见,无论是制定出版发展规划和出版经济政策,还是对出版业进行行政干预,完善的法律环境是必要条件之一。

2.当前环境下的中国科技期刊改革之路

2.1深化市场化改革

如果将期刊出版作为一种商业行为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市场化,指在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发行,以及相关的经营活动中,以市场需要为导向,按产业方式和规律组织各种活动的一种办刊模式和管理模式[2]。为了深化市场化改革,办刊者必须积极做到或者改进以下几点。首先,刊物定位要准确,办刊宗旨与办刊方针要明确,这样才能精确抓住读者市场,满足市场需要。其次,努力扩大影响力,注重宣传和推销。办刊的各个主要环节,从约稿,发行到广告,强大的宣传必定能帮助期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无论“品牌”期刊与否,宣传推广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将越来越重要。最后,重视内容质量,苦练内功。市场需要说到底便是读者需要,内容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受众对期刊的接受度。要提高期刊的内容质量,策划、组稿、编校等环节是基础,除此之外,也是目前科技期刊容易忽略的风格问题,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期刊风格是以期刊的办刊宗旨为指导,具体落实在编辑方针、约稿策划、栏目设置、版面设计、印刷装帧等方面。

2.2坚持国际化之路

影响因子是国际上对科技期刊质量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通用指标,而我国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在国际上只排在四百多位。科技期刊的普遍低水平与我国较高的科研能力并不相符。总结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国内优秀稿源的流失,二是科技期刊自身办刊水平低下,体制僵化。坚持走国际化道路,不仅要让自己的期刊走出去,也要让国外优秀的稿源流进来[3]。国内科技期刊应该去学习和研究国际知名期刊对原创性学术文章的先进出版理念和措施。聘任学术水平高、有责任心的主编,组建国际化的编委会,建立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明确期刊定位和质量要求,对论文水平和质量严格把关,实现稿源的国际化、管理的规范化、编辑的专业化、出版发行的全球化。

3.结语

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水平与我国的科研能力不相符合,国家已经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下定决心推进科技期刊的体制改革。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期刊发展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去学习那些名刊、大刊的成功经验,深化市场化改革,坚持国际化之路,在中国当前环境下探索一条科技期刊发展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1]戴利华,刘培一.国外科技期刊发展环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文1篇5

论文摘要:这里的“文化资源”,实际上只是指“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文化遗产,而非现实生活、当下文化。否则,便根本没有什么“资源优势”和非“优势”可言。所以“把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文化强势”,其中优先考虑的是文化产业强势。文化产业的强弱与其他产业同样,一取决于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二取决于企业的赢利水平,即利润率的高低,亦即创造市场性文化价值的多少。而这些既与企业的管理有关,又与企业相关主创人员的创造能力及创作环境有关,“资源”的“优势”与否似乎并不那么重要。

“历史文化资源”,也就是文化遗产,可以直接转化成商业性的、盈利性很强的“文化产品”,并形成一种乃至更多的文化产业。如宫殿、寝陵、古城(如平遥古城、荆州古城)、寺庙、古县衙(如河南内乡的古县衙门)等古建筑、山西晋城的“皇城相府”、安徽黟县西递村民居、凤凰古城沿沱江两岸的“吊脚楼”以及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为代表的大院建筑群民宅等,形成旅游观光景点。这里也有代偿性文化产业,如深圳的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香港的宋城等。这些人工仿造的、代偿性的文化产业都很成功,但它们并不能替代原形景点的本原性文化项目,倒可能扩大原景点的知名度,推动其产业化发展。

同样属于直接转化的还有民族歌舞,如《丽水金沙》、《纳西古乐》、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歌舞表演,以及其他许多“原生态”歌舞演出。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这些歌舞已经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不再是该族群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也就很难称之为原生态了;我们这里以“原生态”称之,不过是姑且从众而已。独特的民俗风情表演、民间技艺也在直接转化为盈利性“文化产品”,如云南大理的“三道茶”、内蒙新疆蒙古族地区的向客人“敬酒”礼仪、中原汉族的抛绣球“选婿”“抬花轿”以及其他诸多民族的“对歌”“选婿”“抢婚”“入洞房”等喜悦仪式等;少林武术的表演、传授也在此列,甚至生活本身的某些部分,如乘竹筏行山涧水路转化为休闲的漂流等都属于“文化资源”向盈利性文化产业的直接转化。他们都是现成的、不需要加工、至少不需要过多加工或重新创作,也就是说不需要新的智力投入、甚至资金投入的文化项目。直接转化文化项目的共同之处,是它们均基本保持原有的文化形态;其中属于民族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则必须严格保持原有的形态,不容有丝毫改变。

直接转化文化项目的共同特征,是具有独特性甚至唯一性,具有可观赏性、相当的趣味性、一定程度的娱乐性、大众的可参与性,以及可频繁重复(一天一次、甚至一天数场)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角度看,它的危险性也正在于,因取悦游客而失去信仰的虔敬和情感的真诚,流于游戏化,流于媚俗的做戏表演和拜金主义的油滑娱乐。从本质上讲,这其实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消解。因此,民族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旅游表演与它的传承保护,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决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更不可将后者的希望寄托于前者!这也正体现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别。直接转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进行文化产业转化的文化企业都产生在“历史文化资源”的拥有地、所属地,成为当地经济实力的组成部分,甚至成为“支柱产业”。《丽水金沙》、《纳西古乐》之于丽江,凤凰古城文化游之于湘西凤凰县都是如此,福建武夷山旅游中的茶文化、“蛇文化”(这二者都还有极大的开发空间,例如后者还仅限于卖蛇药产品,少有融人旅游中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表演与介绍)与竹筏漂流在其综合收入中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

即使如此,能实现直接转化者仍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历史文化资源”、文化遗产并不具有上述特性,只能进行间接转化,既要有呈现形态的变化、转换,又要有内容功能方面的变化转换;既要有大量的创造性的智力投入,还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例如大量历史题材的出版物、文学作品、舞台艺术、影视作品、电子游戏等。在文化资源的间接转化中,也还有因程度不等而产生的区别。例如风光片、纪录片、文化专题片等,虽转换了文化呈现形态(或文化形式),却基本忠于原有的内容,可称之为“简单间接转化”,是复杂的彻底转化的过度形态。属于此类转化的还有河南博物院等地的“仿古乐舞”、西安的“仿唐乐舞”、山西平遥县衙情景再现式的“审案”等。但文学作品、舞台表演、影视故事片等,不仅人物、故事、细节的虚构比比皆是,甚至会从观念、理念的基本走向上,也迥异于作为创作素材的“历史文化资源”。甘肃20世纪8O年代初的舞剧《丝路花雨》、后来的《大漠敦煌》,陕西的《大唐盛世》等;以“荆轲刺秦”为题材的近1O部影视剧情趣各异、绝无雷同即是明证。在笔者看来,表现漓江岸边人家乡野生活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表现少林佛事活动及周边古代农家生活的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则是这两种转化的过渡性产物。这不仅因为它们没有情节虚构,也欠缺明显的文化理念的提升。上述事实还表明,意识理念跨度越大、呈现形态差异越大、创造虚构成分越多的转化,其生产企业与资源所属地的关联性越薄弱;如“荆轲刺秦”影视剧之于前述其他文化产品。

这就是说,“文化资源”与自然物质资源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既具有开发的无尽性,又具有非所属性。它不像煤炭、石油、铁矿石那样终有枯竭用尽的一天,也不是埋在谁的(国家、民族、地区)土地下、领海里,就归谁所有,不容他人染指,相反,它好像是国际性全人类的。美国好莱坞对荷马史诗、古罗马历史、“埃及艳后”,迪斯尼公司对中国花木兰等“文化资源”开掘创作的电影大片,不是在全世界畅行无阻地赚钱吗?没有、也不可能有谁去收他的“资源占用税”。相反,作为开发旅游的广告效应,资源地还窃喜这种免费广告呢!某种意义上,这里又部分涉及文化掠夺、民族文化安全问题。由此又带来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紧迫性问题。还有无法或很难实现商品性转化的“历史文化资源”,如思想、学说、信仰等,它们已经化作我们民族文化观念、价值观的主体部分,或某一有机组成部分,化作我们民族性格及思维方式的重要基因。从量上看这部分资源恐怕会更占多数。诸如老子的《道德经》、韩非子的法家学说、许慎的《说文解字》、朱载靖的天文学、数学成就及其世界著名的乐律学“十二平均率”等(这里说的是它们本身,而不是这些文化伟人的人生以及其学说、作品的发明创作过程)如何实现产业化转化呢?恐怕很难、很难。还有的,历史上曾经在市场上很红火过,至今仍有很精粹的遗产;但由于整个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型,其市场已萎缩殆尽,生存艰难、濒临灭绝,也无法实现市场化、商品化的转化;只能加大投入精心呵护。如戏曲,古老精致典雅如昆曲、京剧;拥有世界级绝活技艺(变脸)、拥有“鬼才”之称编剧魏明伦的川剧;唱腔柔美温软、演员青春亮丽如越剧、黄梅戏;武功超绝如河北梆子……“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总体状况是13子都不好过。豫剧以及其他地方戏亦皆如此。有句玩笑话“领导要看谁不顺眼,就提拔他去剧团当团长”,足见剧团生存之艰难。戏曲的消亡趋势还可以从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来理解:近百年尤其2O世纪30年代之后的戏曲改革,其结果是思想没有新突破,艺术没有创造出现代生活程式;几乎所有传统戏曲程式和艺术上的绝活如水袖、髯U、扇子功、帽翅功等,在表现现代生活时一概都用不上。即使这一改革的“顶峰”——“革命样板戏”也大抵如此。由此可见,戏曲作为一种艺术,在现时代,既没有发展空间,也没有生存空间。从文艺观念角度来看,这一点更不难理解:无论娱乐、认知、益智(大众化、通俗化、乡土化使它的思想知识含量大为稀薄,有时甚至显得很幼稚),还是情绪宣泄,戏曲都没有优势(影视更虚拟化、情感更饱满浓烈;对抗性互动式电视节目现场气氛更热烈、情绪更激越)。明星崇拜需个性化、时尚化、先锋、前卫乃至颠覆性;而敷衍内容的历史性、曲调唱腔的地方性,使戏曲于此也很难占优势。从消费成本及消费过程的舒适性而言,戏曲更比不过足不出户、彻底放松单次成本又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电视、网络节目欣赏。

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文篇6

本文认为,遗产型景区作为规制对象具有传统自然垄断产业不一样的规制需求和目标,成本加成的价格规制是有效达成遗产型景区规制目标的手段.

关键词:成本加成定价;遗产型景区;经济规制

按照规制经济学的理论,具有自然垄断和容易产生市场失灵的产业需要进行政府规制,规制分为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两大方面。其中经济规制的手段一般是通过对价格和进入机制的管控以实现规制目标,社会规制通常是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及安全环保措施等标准进行规定。本文从遗产型景区的属性入手,分析遗产型景区的经济规制需求,确立规制目标,探讨规制目标的有效实现途径,即成本加成定价.

遗产型景区的特殊属性遗产型景区是指以自然和文化遗产为吸引物的旅游区和旅游点。遗产型景区的特性与一般的自然垄断性产业不同,一般的自然垄断性产业具有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等经济技术特性,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特性客观上规定了产业的垄断性,因此自然垄断性产业需要政府规制,而遗产型景区本质上是具有国家公共事业属性的产业.

从产权的角度看,遗产型景区应该毫无争议属于公有产权,并且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同时因为遗产型景区所承载的大量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很多都是稀缺的脆弱性资源,价值上具有超经济性,并且很多资源一旦破坏永久性不能修复,给人类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以上两点规定了遗产型景区具有很强的公共事业属性。因此纯粹从社会效应考虑,遗产型景区最好的管理机制就是作为国家的公共事业进行统一管理,作为纯公共产品提供给社会,把资源的保护作为唯一目标,在此前提下满足人们的文化旅游需求.

把遗产型景区作为完全公共事业纳入国家预算体系,按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水平看,一般国家的财政难以支持这样庞大的系统。即便是把遗产型景区更多的看成公共事业管理(国家公园的管理模式)的部分发达国家,也面临很大的资金预算困难,比如美国和加拿大。所以,很多国家在把遗产型景区看作是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在一定限度内挖掘其经济效能,以保证遗产型景区的再投入与可持续性发展.

事实上,遗产型景区因其稀缺性、文化性、自然生态性而具有很强的经济价值.

随着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旅游产业也随之迅速崛起,而景区是旅游产业链上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遗产型景区在整个景区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遗产型景区具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与整个旅游产业是不可分割的.

显然,我们既不能将遗产型景区完全按照纯粹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运作,同时又不能过分依赖其产业经济效能,而只能将其视为兼有一定公共事业属性的特殊产业来管理。作为一个产业需要有效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提高配置效率;作为公共产业,需要通过政府手段保证公有资源避免市场滥用。因此采用类似于自然垄断产业的思路来规制遗产型景区有一定理论上的协同性,同时因为遗产型景区属性更复杂,其规制所要兼顾的问题要多于一般的自然垄断性产业。或者说遗产型景区具有多于一般资源垄断产业的规制需求.

遗产型景区的经济规制需求遗产型景区的规制就是要做到两点,一是保护遗产资源,二是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具体涉及到自然垄断性、负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信息偏在等方面的问题.

经济原理表明,垄断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遗产型景区的区位和资源的差异性限制了竞争,因为资源独特的遗产型景区产品几乎无替代品。另外,由于单个遗产型景区空间上的不可分割性和经营项目的难以分离性,决定了同一遗产型景区难以分拆形成面对面的竞争,或者说遗产型景区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上两方面都规定了遗产型景区的自然垄断属性。按照规制经济学理论,自然垄断性产业要求政府对经营者进行经济规制.

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中存在着大量的负外部性。如旅游目的地的过度开发不可避免造成人类共有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破坏;在组织旅游活动中,因为游客超过景区的承载力对旅游目的地环境带来的污染.

这些都是因景区的开发和经营导致的负外部性。市场在负外部性上是失灵的,必须依赖政府的规制.

遗产型景区产品存在公共物品属性,准确地说是一种俱乐部产品,即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一种产品。游客进入遗产型景区享受旅游消费,一般只是收取一定的准入费,进入景区后的消费不具有排他性。这样容易使得经营者只侧重开发其他的盈利性商业项目,可能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也需要政府规制.

信息偏在也会导致市场失灵,即旅游地经营者和游客之间针对旅游地不具有对等信息,经营者对其产品信息掌握的相对较多。信息偏在会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行为,比如出现劣等旅游产品驱逐优等产品的现象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信息偏在性也是政府进行经济规制的理论依据。根据科斯定理,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景区经营者能与消费者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最优配置资源。但现实社会中交易成本总是存在的,依靠经营管理者和消费者通过契约方式配置资源会因为交易成本的过大变为不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对遗产型景区进行经济规制就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提高社会福利.

遗产型景区的经济规制目标因为遗产型景区的自然垄断属性,遗产型景区通常的经济主体只能是一家或者极少的几家,有限的经营主体,有很大的积极性通过独家或者串谋的形式利用垄断地位制定较高的价格,掠夺消费者剩余,扭曲社会的分配效率,这就要求政府通过价格管控和营造可竞争机制等手段进行经济规制。因此,分配效率是遗产型景区规制的目标之一.

作为不存在竞争或者竞争很弱的遗产型景区行业,政府还应该通过一定规制方法营造一种竞争机制激励经营者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和革新,充分发掘遗产型景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以管理和经营效率是遗产型景区政府规制的目标之二.

遗产型景区的开发和经营具有投资额度大、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尤其是对遗产型景区中的自然文化遗产生态和环境方面的保护需求越来越强烈,所以维护企业的发展潜力就成了遗产型景区经济规制的目标之三.

除了分配效率、经营和管理效率及经营主体的发展潜力之外,由于遗产型景区经济效益与遗产资源保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因此遗产资源的保护就成了规制的内在目标。本文把遗产型景区遗产资源保护问题作为经济规制的内生变量进行实证分析。遗产资源保护也就成了遗产型景区经济规制目标之四,这也是遗产型景区经济规制中有别于一般资源垄断性产业的重要特点.

成本加成定价模型分析价格规制是遗产型景区规制目标达成的有效途径。经济规制中价格策略一般包括边际成本定价、价格帽和成本加成定价,各定价策略的效果不尽相同.

边际成本定价在很多领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定价方式之一。边际成本加补贴(亏损的时候国家给予补贴)的定价方式会对景区的资源保护的提高有积极的一面,因为按照边际成本定价,经营主体就不会削减对遗产型景区的资源保护方面的成本,也就是说不会产生遗产资源保护和盈利性项目之间的交叉补贴行为,从而使得景区的遗产资源保护成本得到保证。但对遗产型景区来说,边际成本加补贴的定价方式会给国家财力带来很大的压力.

价格帽定价是一种能提供有效激励机制的针对自然垄断性产业而言的定价方法.

就遗产型景区的价格规制而言,价格帽规制模型难以实现经济规制的第四个目标.

因为经营主体对利润的追求会导致资源过多的配置到盈利性项目上,从而忽略对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也就是所说的交叉补贴现象。因为遗产型景区经营多为一次性收取门票费用,不单独收取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用,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本费用都包含在了门票费用之中,同时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本投入也有很强的弹性,投入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成本加成定价法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自然垄断性产业中的定价方法。成本加成的定价模型可能会产生A-J效应。A-J效应表明,在投资回报率的规制下,企业会产生一种尽可能扩大投资回报基数的刺激,这样在规定的投资回报率下经营主体会得到更多的利润。在成本加成的价格规制中还存在规制滞后效应问题,规制滞后效应是由于规制机构对被规制单位的投资回报率的周期调整所造成的。规制滞后效应可以达到类似价格帽规制模型对经营主体效率刺激的效果。对规制滞后效应控制在于调整投资回报率周期的时间长度和可预期性。控制投资回报率的时间长度能调整生产效率和社会分配效率之间的平衡,与对专利保护期限的规定类似;控制调整周期的可预期性能坚定经营主体的可信性,防止由于经营主体对调整周期的不确定性产生的消极行为.

综上分析,成本加成定价模型比较有利于遗产型景区规制目标的全面实现。首先,成本加成规制能保证经营主体的发展潜力,因为一般而言,规制机构对被规制单位的投资回报率都是大于资本的成本.

第二,对投资回报率的调整可以控制社会分配效率的公正性。第三,规制的滞后效应可以促进经营主体管理和经营效率的提高。最关键的是,成本加成的价格规制模型不会降低遗产型景区经营者对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成本,成本加成价格模型是对遗产型景区资源和环境资源保护提高的一个很好的诱导手段,从而促成了遗产型景区经济规制的四个目标均衡实现.

遗产型景区成本加成价格规制模型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中各项要素的准确确定,这些要素包括成本、投资资本基数、投资回报率和遗产型景区的游客数量。成本的确定首先要参照经营主体提供的成本信息,这些成本包括人员工资、税收和折旧、各项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其次成本的信息必须把用于旅游经营管理成本、旅游资源和环境的维护成本分开,以考察被规制机构的成本结构,从而规避经营主体的交叉补贴行为.

另外,对经营主体提供的成本费用应该根据国家有关经济技术指标、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相关劳工的平均工资及国家的相关政策进行核实。对投资资本基数信息的要求也应该跟对成本信息的要求一样,需要经营主体的总体成本信息、旅游经营管理投资、旅游资源和环境的维护投资的结构性投资明细信息,也必须对投资额度进行必要的核实。投资回报率是由规制机构独立确定的,需要参照其他产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和经营主体经营的实际情况决定,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包括资源和环境维护情况,经营主体对管理和经营效率的改善以及技术创新的投入情况.

此外,确定一个规制周期的遗产型景区平均游客数量可根据历史年度的平均数量乘以历史平均增长率求得。需要指出的是确定各项技术指标是非常细致,同时又重要的工作,必须依靠规制机构长期的关注和经验的积累.

参考文献

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文篇7

【关键词】鲁迅美术管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启示

近年来,鲁迅的美术思想逐渐得到学者们的重视,研究者对这位自称美术“门外汉”却“苦嗜”美术、深谙美术真谛的先贤的美术思想有了高度的认同。然而,鲁迅的美术管理思想却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这对于新兴的艺术管理学科尽管“炙手可热”,却正面临定位模糊不清,在学科属性、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向上都招致争议的尴尬境况来说,不可不谓遗憾。当探索者因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观不同,在国外也找不到现成答案而手足无措时,回首追溯鲁迅的艺术管理思想,特别是他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我们发现文中多处闪耀着引导找到解决问题答案的火花。

鲁迅从事官方委任的美术管理职位源于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慧眼识才”。1912年,蔡元培提出了“五育”教育方针,主张以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代替封建时代的“忠君”与“尊孔”教育。然而,泱泱中华,能理会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并不多,鲁迅经人介绍进入了蔡总长的法眼。很快他就被邀请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之职,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美术展览事宜。此外,作为教育部新成立的“美术调查处”的组织领导人之一,还要参加美术调查处的领导工作,负责清点、调查古代美术,汇集、复印现代美术,联络并组织画家进行创作。在调查研究了当时我国美术教育情况后,他于1913年发表了“施政纲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这一被誉为“社会教育的纲领”,通过对“美术的含义、分类、目的和社会职能以及播布方法”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展示了他令人信服的美术理念与管理思想,值得称道之处颇多。

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第一,明晰了美术的概念。他认为,美术包含三个元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美术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就是运用思想来美化自然景物的意思。这就划分和规定了美术适用之疆域。符合这个原则的美术显然是大美术。不论外在表现形式如何,都可以叫做美术。雕塑、绘画、文学、音乐等不同的用思想表现自然的形式都被他纳入了美术的范畴。第二,指明了美术的目的和用途,特别揭示了其实质。“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就是说美术的实质在于发扬真美、予人娱乐,至于功力的用途只是意外之效。尽管娱乐是本质目的,但鲁迅指出,其功用很符合公民公意,所以也不可忽视,至少应重视美术在表现文化、辅助道德和支援经济方面的作用。第三,列举了播布美术的方略。他认为,“实践此目的之方术,自必在于播布云者,谓不更幽秘,而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即是说,传播美术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人民的耳闻目染,传递美术真意,提升人民的美感,造就美术家。要做到这些,就要搞好建设事业,建设美术馆、美术展览会、音乐堂和文艺会等;保存事业,保存好著名建筑、佛寺宫殿、名人故居、祠堂、坟墓、碑碣、捶拓、壁画和造像以及森林山野等;研究事业,做好对古乐和民间文学的研究等。显见,这份意见书高屋建瓴,非常全面地展示了鲁迅对于艺术管理提出的建议。只可惜,迫于时代的原因,再好的意见也只能付诸东流,难以引起重视。

尽管鲁迅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很少有人愿意倾听,且终究只落了个“拟播布”的命运,但他自己却坚持不渝地在实践中热情播布美术,通过亲自组织美术展览,收藏、出版美术作品和翻译美术史论,发表美术评论,对青年美术工作者进行指导,亲手绘制图画、设计书刊封面等活动推动美术的“建设事业”“保存事业”和“研究事业”的发展。他参与或从事的活动虽因次数太多难以穷尽计数,但都是“有的放矢”,始终在践行他的美术理念。

第一,他推崇大众艺术,通过诸多方式力求“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他认为,艺术应该是人民的艺术,其欣赏的主体是人民。他批评一些艺术家自我欣赏的倾向,认为艺术不只是属于艺术家,如果“绘画成了画家的专利品,和大众绝缘,这是艺术的不幸”。①同时,艺术也不只是属于社会精英,“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②那么,怎样才能使艺术成为大众的艺术呢?他认为,一是要立足于从观赏者、大众的角度出发,使用手法和构图创作大众能看懂的艺术;二是要考虑大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他大力提倡连环画、书籍插画、木刻等大众美术,特别在意在中国古代大众美术和现在的民间美术结合基础上创作新的大众美术作品,因为这些都是大众容易理解且符合大众情趣的艺术形式。鲁迅重视大众艺术旨在借助艺术美益民智、娱性情、改造国民性。他认为,好的艺术蕴含了艺术家高尚的思想,大众欣赏好的艺术就能受到影响,“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③。

第二,他特别在意对青年才俊的鼓励、扶持和培养,特别是“冀美术家之出世”。可找到大量纪念鲁迅扶持培养青年才俊的文章,如黄新波的《不逝的记忆》、刘岘的《忆鲁迅先生》和《回忆琐记》、陈烟桥的《忘却不了的教诲――回忆鲁迅片段》等,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直接接受鲁迅教诲的故事。鲁迅还通过书信、座谈会和讲座等多种方式与青年互动。通过考证《鲁迅日记》,发现他与艺术青年的通信达350多封。他借助这些方式告诫青年美术家,创作不以怪炫人,要注意基本技术,要扩大眼界和思想,要多到外面或室内练习速写才有进步。当然,他更多的是不忘对青年进行鼓励并推荐。在一次“一八艺社”青年的画展上,他热情地向社会推荐:“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④为了推动中国木刻艺术的发展,鲁迅更是呕心沥血。即便是逝世前几天病魔缠身,他还抱病前往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边看边点评,有话必说,真诚直率。对于热爱艺术但经济上又窘迫的广大青少年群体,鲁迅总是不吝帮助。与郑振铎合刊《十竹斋笺谱》时,曾致信于郑,“上海之青年美术学生中,亦有愿愈参考中国旧式木刻者,而苦于不知,知之,则又苦于难得,所以此后如图版刻成,似可于精印本外,别制一种廉价本,前者以榨取有钱或藏书者之钱,后者则以减轻学生之负担并助其研究。”⑤此外,鲁迅还与很多青年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他出300大洋为早夭的陶元庆置坟,为病死的韦素园编书,为被困的瞿秋白出集子的典故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第三,他注重协调艺术“主美”和“主用”的关系,这一思想尤其体现于他的编辑理念中。他请陶元庆设计《坟》的封面时

说:“我的意见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⑥在另一封信中又说:“璇卿兄(陶元庆)如作书画,不妨毫不切题,自行挥洒也。”⑦他这种不赞成图解式的创作方法,强调书籍装帧为独立绘画艺术,承认其装饰作用,为美而美,为装饰而装饰,不必勉强配合书籍的内容的态度即是明显的突出艺术的“主美”。尽管鲁迅编印出版的许多美术作品集都“主意非在贸利”,目的在于弘扬美术或者帮助美术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盈利对美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他非常清楚书的畅销和推销法大有关系,常常身体力行,亲自拟写图书广告,介绍图书的特点,通过广告吸引读者。但是,他鄙视当时“书坊专为牟利”的现象,曾经尖锐地指出,“盖上海书店,无论其说话如何漂亮,而其实则出版之际,一欲安全,二故多售,三欲不花本钱,四欲大发其财”。⑧事实上,鲁迅出版盈利并非为己,他过着节俭的生活,却常常自费编辑出版美术作品集、举办木刻展览会、资助美术社团和美术青年,冀望“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的美术能发挥其益民智、娱性情、改造国民性的本能。

鲁迅的这些管理理念与管理实践对于今天的艺术管理极具启示意义。

首先,他的美术概念为今天的美术管理定位提供了参考。一方面,从本质看,“主美”和“主用”相辅相成,前者为本。因此,艺术管理的核心应该定位于“艺术”,其根本目的在于艺术本身,通过艺术凝聚艺术队伍,通过艺术感化国民。管理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通过有效的管理使公众得到艺术教育,提高大众的审美水平和艺术鉴赏能力,从而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艺术生活。当然,艺术管理也追求盈利,那是艺术的社会功能,但其核心不在商业,其最终目的在于为艺术家、艺术品和艺术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让艺术得到更好的弘扬。另一方面,从艺术的范畴看,他推崇的美术范畴包括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等,是大美术概念。这样的美术范畴有利于摆脱狭隘的眼光,从宏观思想审视美术,换言之,对艺术管理的思考可以立足于整体的文化角度,且同时具备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视野。

其次,鲁迅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具有现实意义。他把保护艺术遗产当作“播布美术之方”的重要内容,对著名建筑、佛寺宫殿、名人故居、祠堂、坟墓,碑碣、捶拓,壁画和造像、森林山野均表明了毫不含糊需加保护的态度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面对今天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要么因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断受到破坏,要么因为保护措施不当等原因正面临着消亡的现实,尤其值得反思,其为艺术管理如何妥善对待文化遗产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同时,在如何使用文化艺术遗产的问题上,鲁迅曾经说过:“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⑨这说明,如何使用文化遗产与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同等重要,不仅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要把精华进一步融入新的文化形式,促进新艺术的发展。

再次,他坚持艺术大众化的立场对如何弘扬美术真谛不无裨益。英国艺术行政专家费约翰把艺术管理看作为艺术家及观众达成一个美感的合约,其能使最多的人从艺术中得到最大的满足和收益。“最多的人”这一群体显然不是由艺术家或少数文化精英构成,而是芸芸大众。这和鲁迅提倡美术教化国民提高民众品位的理念相一致。从鲁迅的大量艺术活动和艺术主张可以看出,他一直大力提倡新文化的启蒙教育。即便他所倡导的美育因得不到当时政府的支持而被迫搁浅,但对美育的重视和提倡却从未停止。他主张艺术家用大众容易接受的形式,借助多样化的艺术题材,创造大众喜欢的艺术作品。他曾经讲过,诗、歌、词、曲原本就是民间的东西,文人拿来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因此要讲究艺术的延续性,在延续的基础上创新。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推行艺术大众化仍可借鉴的方式。

第四,他坚持艺术的商业性与公益性并重有利于推动美术事业的发展。艺术的弘扬与推广都需要人员和资源的投入,这就需要考虑盈利问题。鲁迅自己设计广告促销作品就是一种盈利的商业性表现。然而,他这样做是旨在为推动艺术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他无偿资助培养艺术家扩大艺术创作与推广的队伍,在为艺术作品定价时考虑大众的承受能力,这都与他坚持艺术的本质是其公益性而非商业性的理念有关。在当今一些个人或组织为了抓住大众迫切想提高自己艺术审美价值的机会,挖苦心思把艺术商业化。比如,一些博物馆和景区纷纷涨价,提高大众接近艺术的门槛,这些都有违艺术的本质。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虽然盈利与非盈利的艺术组织及其管理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立足点必须落在传播中外优秀文化艺术上,这就客观要求在追求文化的商业价值时必须重视其公益性。

(注:本文为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注释:

①②③⑤⑧⑨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9,349,404,115,52―53,18.

④张晓星.鲁迅语录[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4:79.

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文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私人银行;盈利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5-0076-07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我国私人银行业务市场正在逐步扩大。在业务份额日益扩张、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根据欧美市场经验,私人银行业务带来的利润大约为银行零售业务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而这项业务在我国却是刚刚起步,国内商业银行对于这项新兴业务的盈利及利润等数据公布甚少,但根据已知数据资料分析,目前的盈利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欧美成熟市场的平均水平,发展潜力巨大。私人银行业务成为当今国内外知名商业银行的战略核心业务,也成为金融服务业中发展最快的领域,竞争十分激烈,国内商业银行容易走入盲目扩张、不深耕细作、粗放式经营的误区。因此,开展对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盈利模式的研究,前瞻性地分析私人银行业务的现状和问题,研究发展策略和办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现状

(一)私人银行的发展历程和特点

1.私人银行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1)私人银行的起源及概念。私人银行(PrivateBanking)起源于17世纪的瑞士日内瓦,是一种私密性极强的专门提供给贵族和富人阶层的金融服务。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做投资理财产品,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投融资服务,对客户及其家人提供教育规划、移民计划、合理避税、信托计划的服务。

(2)国外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历程。国外银行从19世纪起经营私人银行业务,历经100多年的传承和积淀,在组织模式的设置、客户的甄选定位、产品和服务的量身定制以及业务风险的防范控制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和较为先进的实践经验。这对于从2007年开始起步的国内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发展而言,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国外私人银行的机构形式主要有:完全独立注册的私人银行、综合银行集团下设的私人银行、金融顾问公司、投资银行、私人银行及事务所以及家庭办公室。提供的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包括:

①顾问咨询模式,这种模式将资产管理业务置于银行的核心,利润的主要来源是资产管理费收入,是一种典型的佣金盈利模式。采取这种模式的银行包括瑞士宝盛、EFG国际等。

②经纪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主要为客户和公司自身进行证券买卖提供服务,该模式非常注重于交易,并且业务联系频繁。这一模式在美国的私人银行中占主导地位。

③投资银行模式,这种模式的产生基于有一部分高净值人士是企业家,个人财富尚未完全从企业财富中游离出来,需要的是以投资银行为主的服务模式,私人银行作为投资银行的一项辅助业务,通常为超高净值客户服务,这一模式包括高盛在亚洲的业务等。

④综合模式,这种模式基于业务种类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创造出意义重大的协同效应,在有些国家,这种模式综合了公司信贷、个人信贷、私人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咨询服务,盈利的模式多样化,除了资产管理的手续费收入外,信贷业务的利差收入、投资银行业务的手续费收入也是盈利的主要来源,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财富管理公司,如瑞银集团、美林集团等都采用这种模式。

目前,全球私人银行的战略重点已经从销售、提供自身产品和服务,转向强调信任的顾问角色,将会提供更广泛的增值性解决方案。

(3)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发展。我国银监会于2005年首次正式提出了私人银行的概念:“私人银行服务,是指商业银行与特定客户在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合同,客户全权委托商业银行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计划、投资范围和投资方式,客户进行有关投资和资产管理操作的综合委托投资服务。

2007年3月28日,中国银行在国内商业银行中率先成立私人银行部,在北京、上海两地开业。同年8月6日,招商银行总行私人银行中心开业。2008年3月27日,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在上海成立。截至2014年6月,在16家上市银行中,明确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已有12家。

我国私人银行业务是新鲜事物,由于发展历史短,大多数商业银行并无太多实践经验,正处于从个人理财业务向现代财富管理意义上的私人银行的跨越之中,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大多采取综合性模式,与海外私人银行发展中的第4种模式趋同,综合了公司信贷、个人信贷、私人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咨询服务,盈利模式除了资产管理的手续费收入外,信贷业务的利差收入、投资银行业务的手续费收入也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目前大部分的收入来源集中在资产管理的手续费收入。从收入结构来看,相对简单且成本较高,顾问咨询、家族信托等低成本、高效率、高收益的收入占比较小。

2.私人银行业务的特点。

(1)私密性。私人银行强调服务的私密性,要求为客户严格保密。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只能与协助该客户管理分析投资需求、规划投资目标的相关人士共享客户信息,并不能以此作为谈资随意泄露或者作为自己品牌的宣传。如若出现需要客户本人到场的情况,客户经理会安排在较为私密的地方接洽。大部分情况下客户本人不出面,客户经理可以前往拜访。不论哪一种办法,无不体现出这一业务的私密性。

(2)量身定做。与国内外商业银行的贵宾理财业务不同的是,私人银行业务不是简单的批量生产加销售的服务模式,而是根据每一位客户的需求量身定做的,在服务和销售环节可以不拘定式。

(3)一站式服务。私人银行不仅服务于客户的个人财富,还可以涉及客户的企业。私人银行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金融服务。其中包括为其企业投融资提供全方位的商业银行服务和投资顾问服务;并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咨询建议,同时在客户企业需要的时候,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法律和财务咨询等也是私人银行的重要服务内容之一。

(4)全方位服务。私人银行可以为客户的家族财富提供全方位服务。从服务角度看,私人银行注重家族服务,为客户提供财富“传承规划”服务,强调全方位、全时间段、全空间段的概念服务。

(5)增值服务。作为服务财富顶尖人士的私人银行业务,蕴含着业务操作范围外的增值服务,包括健康规划、家务顾问、教育咨询等一系列贴身管家式增值服务,时刻体现出私人银行客户的尊贵身份。

(二)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客户基础

2014年,我国私人财富规模大幅增长49.2%,达到22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据预计,到2018年,我国的私人财富将从2013年的22万亿美元增长到40万亿美元,增幅超过80%。

同时,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撰写的《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到2013年底,我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84万人,高净值人群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27万亿人民币,而且预计未来5年将持续保持增长,年均增速将达到17%左右。这些高净值客户及其持有的资产无疑给发展私人银行业务提供了巨大空间。

1.私人银行的目标客户和客户细分。私人银行的目标客户,主要包括高资产净值的个人及其持股或控股的企业,为每个客户群制定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在私人银行界,比较通常的客户细分方法为按照可投资资产额进行划分,例如,把客户细分为贵宾客户(50万―800万元)、高净值客户(800万―1亿元)、超高净值客户(1亿元以上),这可以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细分标准,而在同一个财富水平的人群里,按照风险偏好、职业背景、年龄结构、行为特征等还可以作进一步分层次的细分。

以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细分为例,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划分标准为:个人金融资产800万元(含)―2000万元为高净值客户;2000万元(含)―1亿元为超高净值客户;1亿元(含)以上为极高净值客户。个人金融资产是指个人客户在银行的存款、理财、基金、保险(但不含股票、房产)等金融资产总和。招商银行则以1000万元为分水岭,日均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为私人银行客户,而这部分客户又可细分为1000万元以上的“普通私人银行客户”和5000万元以上的“超高端家庭工作室私人银行客户”。

2.国内财富人群特征。

(1)国内财富人群职业分布。我国千万富豪主要可分为4种类型:企业主、“职业股民”、“炒房者”和“金领”。亿万富豪主要可分为3种:企业主、“炒房者”和“职业股民”。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撰写的《201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调查结果显示,从职业角度来看,我国高净值人士仍然以企业主为主,达到60%左右,且在融资服务方面,高净值人士最希望获得个人融资和企业融资服务,个人融资需求的提及率达到63%。此外,在企业融资方面,接近30%的高净值人士希望财富管理机构提供资本市场融资服务,提高投资杠杆。

(2)国内财富人群地域分布。根据《群邑智库2013胡润财富报告》,2013年,北京千万富豪达到18.4万人,亿万富豪达到1.07万人,全国排名第一;广东有17.2万位千万富豪和9600位亿万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4.7万位千万富豪和8500位亿万富豪,排名第三。天津是增速最快的一个城市,有1.9万位千万富豪和1400位亿万富豪,分别比2012年增加11%和12%,全国排名第10。其他增速较快的还有山东、河南、云南、贵州、青海和。6成富裕人士在非一线城市,例如杭州、宁波和佛山,千万富豪人数均在2万以上。

3.私人银行客户的需求分析。根据贝恩公司调查,目前国内高净值人群投资态度以保守或中等风险为主,股票、现金储蓄以及房地产是该人群最为青睐的投资工具,不过有近20%的人主要靠专业建议进行理财,同时有超过50%的人表示自己有一定的理财知识和经验,但是仍然需要专业投资建议。金融危机之后,高净值人群对市场的风险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和更深刻的考虑,对于投资风险更加谨慎,对于投资方向更趋于多元化,且更倾向于回报可靠持久的投资方式。因此,在产品和服务偏好方面,多元化的配置,特别是横跨货币、资本、房地产、贵金属、衍生品、私募股权、艺术品这种市场的综合性理财方案,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与此同时,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财富安全、财富继承、子女教育这种偏好明显上升。

(三)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分析

本文选取了几家有代表性的国内商业银行2010―2013年私人银行业务数据,分析国内私人银行客户数量、资产及结构等特征。

1.私人银行客户数量增速显著。因为入围门槛不同,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数量横向比较并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但是,通过纵向比较也可以看出,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数量增势迅猛。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数从2012年的18000户增长到2013年的31300户,增长了73.9%;招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数从2012年的12645户增长到2013年的25496户,增长了101.6%,翻了一番;而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数从2012年的14250户增长到2013年的60000户,增长了321.1%。中信银行和民生银行,也分别增长了14.2%和419.1%。

2.私人银行管理资产增长明显。从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管理资产的绝对值来看,招行、中行和工行均在2013年突破了5000亿大关,其中,招行绝对值最高,管理资产5714亿元。从增速来看,从2010至2013年,招行、中行管理资产增速分别为111.4%和171.4%,均超过了100%。

3.2013年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客户、管理资产、户均资产情况。2013年,在工行、招行、中行、中信和民生银行中,客户数量最多的是中国银行,达到60000户,管理资产数量最大的是招商银行,为5714亿元,同时,招商银行的户均资产为2241万元,也是最高的。

三、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盈利分析

(一)私人银行业务盈利能力尚不显著

国内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正处于发展初期,配套的服务设施、人员配备、增值服务等投入可观,除了常规金融服务,私人银行客户在艺术品投资、家庭健康、商旅服务、慈善活动、体育赛事等方面均需求旺盛。因此,商业银行为私人银行客户提供包括机场贵宾服务、私人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服务、艺术鉴赏服务、酒店预订服务等个性化增值服务的投入也很大。因此,在发展初期,私人银行业务的盈利能力还不显著。

(二)私人银行盈利模式现状

1.国内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主营业务内容。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大致提供以下几方面的服务:

(1)商业银行服务。私人银行服务体系中,商业银行服务的宗旨是提升客户对银行基础服务的满意度,做好客户关系的渠道维护工作,其中包括柜台服务、现金服务、转账服务、结售汇服务、信用卡服务等。

(2)财富管理服务。财富管理业务属于私人银行业务中的核心业务,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主要经营资产管理、保险、信托、税务咨询、财富传承及规划、遗产管理服务等。财富管理涉及的境内产品如货币市场产品、固定收益类产品、权益类股票基金、保险产品以及另类产品。

(3)财富传承业务。财产传承业务指的是为客户提供财产保护与财产传承服务。其主要手段有:遗嘱、离岸公司的注册、人寿保险、信托等。通过一系列专业合理的安排,有效地为客户做好财产的传承。

(4)家庭增值服务。目前我国提供的家庭增值服务主要有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服务、医疗健康服务、子女海外教育服务、投资移民服务、艺术品鉴赏服务以及高尔夫赛事。国外的私人银行在增值服务方面主要有全球奢侈品代购、高端社交晚宴、私人旅游助理、全球体育赛事预订等。

2.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盈利的案例研究。以工商银行和招商银行的盈利模式为例,探究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盈利模式。

(1)工商银行私人银行盈利分析。

①工商银行私人银行的布局。工商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相当于分行的研发后台、服务支持终端和培训组织者,私人银行总部的职能定位,首先是成为产品的提供部门,在私银产品的创新方面做出努力,通过研发产品对一线的财富顾问提供支持。推出自主开发的私人银行专属产品、发展全委托理财业务、专户理财业务,形成跨机构、跨市场产品遴选机制。其次是通过网络大学、经验交流等方式,加强对财富顾问的培训。

工行各分行的私人银行部门由当地的分行负责管理。根据全国工行系统内私人银行业务的规模,区分A、B类地区,在任务下达上有区别。一般A类地区分行私人银行部有业务支持团队和财富顾问团队,针对二级分行,包括重点支行实施直通式管理,提品服务和业务指导、客户维护。

②工商银行私人银行的考核机制。工商银行私人银行总分行间考核导向是,重点考核包括客户发展、资产发展、产品余额、产品销售、核心重点产品销售、中间业务、投融资项目等方面的内容。

③工商银行私人银行产品研发特色。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在产品研发、选择上有严谨的体系,例如,总部对于投资基金采取MoM(ManagerofMangers)基金投资管理,MoM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投资管理人的研究评价,筛选多元投资风格类别的优秀投资管理人,构建管理人投资组合,并持续对其业绩进行动态跟踪、风险控制,获取长期、稳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收益。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

一是选择全市场优秀的投资经理,每准入一个新基金经理后,都会量身定做一款新的投资品。由优秀的管理团队基于成熟的理念,运用前沿的策略,为客户实现资产的长期保值与增值。

二是配置分散,风险可控,由于投资于多个不同的投资经理,风险敞口分散,可以有效平抑投资运作中的净值波动,降低风险。

三是策略、风格、基金多元化,“多元策略、多元风格、多元经理”管理模式是让投资者获得最佳投资方案的有效途径;集个别基金经理之强项,构建更多元化的投资组合,从而获得更平稳持续的投资回报。

正因为存在这些优势,工商银行研发私人银行产品的收益率、安全性都有了最大限度的保障。

④工商银行私人银行的主要盈利来源。目前,工商银行私人银行主要的收入来源于向客户销售产品的收入,包括产品的管理费收入和销售手续费收入、产品超额管理费收入等,家族信托、专户理财、投融资项目收入等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较小。

2.招商银行私人银行盈利分析。

(1)招商银行私人银行特色团队。招行私人银行成立之初,即组织了一支特色团队,其中包括几位来自台湾的投资顾问和产品经理,团队成员平均拥有超过15年的财富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在全行范围内选拔人员,组建了投资顾问和市场研究团队,为各地分行培训了接近40名投资顾问和300名客户经理。

(2)招商银行私人银行的考核方式。私人银行考核最主要的指标就是每个客户经理的新增资产管理总量(AssetsunderManagement,简称AUM)、新增客户数量、收入贡献度以及客户满意度等,除此之外,工作流程的执行本身也是考核的内容之一。其中,出于对客户资产负责的初衷,对于全面资产配置尤其关注,如果资产配置不合理,会降低分中心以及客户经理的业绩考核分值。

(3)招商银行私人银行的产品研发。招商银行在私人银行投资产品上基本保持自主开发产品和外购产品各占半壁江山,其中,招行自主开发产品由金融市场部、投行部以及公司条线来研发,主要涉及固定收益类产品。另外,外购产品则主要来自于基金公司、信托公司、PE等机构,具体产品的选择由私人银行理财顾问团队负责。

(4)招商银行私人银行的盈利模式。招商银行私人银行的收入主要是销售信托、私募股权基金、理财产品等获得的佣金,产品超额管理费收入等。另外,招行也在探索一些新的盈利模式,包括针对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超高净值家庭推出的“家庭工作室”,为每个这样的家庭配备专门的专家组,提供完全定制的投资和风险控制策略,也提供包括税务规划、财富传承、资产隔离等在内的各种解决方案。这样的家族财富管理方案按单收费,是私人银行未来盈利的重要支撑点。

四、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存在的问题

(一)产品和服务同质化导致竞争力不断下降

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仅以客户可投资资产数量作为准入门槛,按照客户在本机构的金融资产净值总额加以分类区别,私人银行与贵宾理财界限不清晰,直接导致了私人银行无法从细分客户需求的角度为私人银行客户提品和服务。

私人银行业务的基本要求是资产的管理,其产品不仅要求有银行理财、基金、保险等,甚至要涉及股票、信托、金融衍生工具等方面。私人银行的服务范围还应涉及家庭管理、各种规划、教育、税务、房地产、收藏、遗产安排、法律顾问等各项专业领域。而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私人银行服务还是较多地进行个人的理财业务,购买基金保险等,产品比较单一,较少地涉及股票、信托、金融衍生工具等高层次的投资,而对于税务规划、教育规划、遗产继承等的服务也提供得较少。

国内商业银行目前在私人银行业务领域,自主的产品设计与开发集中于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金融产品和服务仍然围绕传统的储蓄、信贷和中间业务,辅之以销售为实质内容的公募基金、信托集合理财、阳光私募和PE产品等,产品主动管理能力与创新能力不足。

(二)高端财富客户对私人银行的接受度不强

由于我国的国情决定,很大一部分富裕人士出于各种原因,不愿将自己的财富交给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而是选择自己管理,使得私人银行业务的开展遇到障碍。具体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传统的“财不外露”的思想,使高端客户不愿意接受私人银行的服务;二是国内私人银行始创于2007年,对客户来说还属于新鲜事物,难以得到高端客户的完全信任;三是我国富裕人群多为自己创业的企业家,其更加倾向于自己管理财富,因此对私人银行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还不高。

(三)同业竞争异常激烈

国内商业银行纷纷投入到财富管理、争夺财富客户的竞争中,同时外资银行也不断抢滩登陆。外资银行投资顾问团队强大,享有盛誉,客户经理专业性也相对比国内商业银行更强,尤其在品牌历史、人力资源等方面更有优势。因此,国内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着较为强势的外资私人银行以及国内其他银行间的同业竞争压力。

(四)私人银行的盈利前景并不明晰

国内私人银行业务处在一种“富矿不富”的状态。多数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仅是理财业务的升级版或高端版,而且附加增值服务,但这在成本增加的同时,并没有为银行带来直接的收入增加。

作为传统银行盈利来源的存贷利差,对私人银行并不适用,私人银行客户贷款需求不多,而且他们的资金并不愿意太多沉淀在存款。因此私人银行很难获得存贷差利润,销售或代销理财产品获取手续费仍是现阶段私人银行业务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相关业务深度和广度不够,是私人银行目前存在的盈利难点。

同时,如果私人银行过于依赖销售产品获得中间业务收入,将促使销售出现短期行为,难以顾及客户资产的平衡配置,可能出现的后果包括私人银行客户购买银行代销的信托产品出现大幅亏损,或者由于资产配置的不平衡导致流动性或者安全性出现问题,客户将不再信任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这将直接导致盈利的枯竭。

(五)人才竞争激烈

私人银行业务属于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其业务不同于一般的高端理财服务,它的服务对象是高端的客户群,业务涵盖非常广泛,涉及银行、外汇、证券等许多市场以及税务、法律等专业知识,从而要求知识面广阔、实践经验丰富的复合型人才,所有的从业人员都应当具备相应的能力,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操作技能。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开展的时间还比较短,相关从业人员都来自于基层,原从事的是单一的理财工作,并不能马上胜任私人银行的工作,需要专业知识的迅速提高与不断补充。

五、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盈利模式发展策略

(一)以差异化来服务不同的细分客户

1.实施资产配置战略,不断深化私人银行资产管理服务。加强与信托、基金、证券、保险的横向业务合作,为客户提供涵盖各大类市场的投资理财产品,并为客户提品定制、专属投资方案设计、资产受托与全权委托管理服务。积极开展专享理财业务,通过现金管理、固定收益、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另类投资等资产管理服务,满足私人银行客户多元化理财需求。加快开展第三方理财业务,为客户广泛遴选合适的第三方金融机构的产品,形成信托计划、基金和券商专户、投资类保险等产品的优化组合,帮助客户实现全市场的资产配置。大力开展专户理财业务,根据客户投资需求,以专户的形式为客户提供理财产品或者专属投资通道。尝试开展资产受托服务,按照与客户签订的资产受托服务协议,在满足客户关于项目投向、收益水平、存续期限、风险等级等方面约束性要求的前提下,为客户遴选符合需求的银行或第三方产品并进行推介,由客户做出投资决策,银行代为执行交易。尝试全权委托投资服务,根据客户的风险收益偏好及流动性等其他投资约束,与客户共同制定投资策略声明,并与客户签订全权委托投资服务协议。在服务协议框架下,银行代客户进行投资决策,为客户的专户资产提供全权委托的投资服务。

2.实施项目开发战略,做大做强私人银行理财及顾问咨询业务。一是创新开展个人理财业务。通过私人银行顾问咨询业务模式,尝试对个人财产收益权、个人股权(股票)收益权等个人合法拥有的权益开展理财融资。二是积极开展资本市场类理财业务。推进股票收益权理财业务,探索开展结构化证券投资理财业务。加强与优质证券、信托合作力度,探索开展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二级市场股票(债券)投资、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金融衍生工具投资等创新业务。三是探索开展另类投资理财业务。通过开展艺术品、酒、茶叶、影视文化等基金、信托模式,推动私人银行业务开展。四是创新开展顾问咨询服务,通过向客户提供合适的私募股权投资项目或基金,创新开展私人投行顾问服务,积极介入私人银行客户相关法人主体的并购、资产剥离与重组、收购融资安排、权益资本的私人配售、股权激励计划、融资方案等方面的安排,为其提供顾问咨询服务。

3.实施服务创新战略,全面做好私人银行非金融服务。一是个性化方案定制创新。通过全行联动,开展客户开发、服务整合,研究客户的个性化服务方案,实行区域内客户的名单制联合管理且一户一册地设计定制化方案。二是产品整合创新。整合个人金融产品,在为客户提供传统理财产品的同时,附加贵金属、白金卡、手机银行等新兴产品;整合公司金融产品,在为客户提供个金产品的同时,附加公司结算业务;整合贷款产品,在为客户提供投资、结算服务的同时,附加个人及公司贷款业务。三是利润模式创新。尝试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合作,通过为其推荐客户开展法律、税务、财务咨询业务,向其收取顾问咨询费;尝试与优质拍卖公司合作,通过推荐客户参与拍卖活动、提供竞拍咨询等,收取顾问咨询费;探索与券商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为其推荐客户开展上市辅导业务,向其收取顾问咨询费用。四是服务内涵创新。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为私人银行客户、家庭和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优化非金融服务方案。如:慈善安排服务,为客户提供慈善基金设立咨询、慈善方案设计、慈善活动组织、慈善资产委托管理等服务;艺术品保管服务,为客户持有的艺术品提供保存与定期保养服务;信息资讯服务,通过私人银行客户专属的终端或信息渠道向客户提供市场资讯、宏观与行业研究报告等服务;尊享非金融服务,面向私人银行客户提供高端文体活动、私人健康安排、私享系列名家讲座等非金融服务等。

4.实施跨境服务战略,积极做好离岸业务服务。近年来,我国向境外投资移民人数出现快速增加,超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这一行为在可投资资产规模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主中表现尤其明显,对于我国高净值人士而言,伴随投资移民问题而来的是对境外资产管理问题的关注。有约40%的高净值人士表示希望得到有关如何寻找境外合适的投资产品和机会、如何合理分配境内外资产比例的建议。

从内部环境上说,高净值人群移民倾向增加、我国企业涉外业务增多以及高净值客户对投资区域多元化需求逐步增强,高净值客户对投资境外市场的热情进一步增加。从外部环境上说,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以及相关政策的逐步放开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开展离岸金融的脚步。随着相关政策的放开,在自贸区里的私人银行能够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对冲基金、境外企业股权投资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服务。此外,若境外家族信托业务能够在自贸区落地,私人银行就可以借助欧美国家完善的家族信托金融服务为客户办理企业境外上市、家族信托基金的设立等服务。因此,商业银行应该逐步建立海外投资平台,为客户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具备投资价值的IPO和PRE-IPO项目。另一方面,通过与国际知名投资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提供多款境外、跨市场的货币和资本市场投资产品。例如,工商银行前期成功推介了巴西石油ADR、友邦保险等海外股权投资项目,满足了客户在其投资组合中增加国际市场投资的要求。

(二)实施团队营销战略,构建高素质、专业化队伍

加快打造私人银行核心团队。通过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并举,构建一支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私人银行核心管理团队、核心专家团队和核心客户关系管理团队,加快构建私人银行上下联动营销团队。商业银行要举全行之力办私人银行,调动基层行办理私人银行业务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财富中心、网点优势,加强对私人银行业务营销指导,挖掘客户资源和项目资源。

(三)建立相互信任的客户关系体系

私人银行客户经理首先要和客户建立起信任关系,从朋友的角度为客户提供建议,而非普通客户经理那样单纯地推荐产品。要想与高净值客户成为朋友,对于私人银行客户经理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除了考取CFP、AFP、CPB等资格考试证书,还要不断充电,定期培训专业技能,同时,私人银行客户经理还要对客户的兴趣爱好有所涉猎。

参考文献:

[1]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中信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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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文篇9

【关键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成本最小化

【正文】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起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创立于19世纪下半叶。二战以前,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基本上采用部分积累、部分现收现付式的全国缴费计划(Weaver1982,转引自WorldBank,1994)。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争期间的财政混乱局面,人们对基金支持的养老金计划产生了怀疑,公共养老金计划日益成为以缴费制、依靠工资税筹资和现收现付等为特点的计划(WorldBank,1994)。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已步入成熟期。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并且由于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化。建立在现收现付系统上的社会保障支出日益庞大甚至入不敷出,终于产生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福利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期,智利成功地完成了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基金制的私有化改革,彻底摆脱了社会保障体制对经济的制约作用,使经济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受智利改革成功的鼓舞,世界各国纷纷对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广泛展开对各种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利弊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对是否转向完全基金制还是转向部分现收现付、部分基金制的混合制仍存在较大分歧。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artinFeldstein为主席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积极倡导对现收现付为主的现行美国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认为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以完全基金制为特点的私有化改革,既有助于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未来赤字问题,又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并可促进经济增长。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PeterA.Diamond为主席的美国国家社会保险研究院(NationalAcademyofSocialInsurance)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无大的财政问题,只需将退休年龄与人均期望寿命指数化并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一部分投资于股票市场即可解决未来的财务问题(李珍,1998)。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对影响社会保障体系运转的各因素认识上的差异。支持转向基金制的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将使现收现付制走向崩溃。反对者则认为,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重要因素,通过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即可部分缓解现收现付制面临的压力.同时将现时的盈余进行投资使其得到增值亦可使现收现付系统得以延续。由于完全基金制高度依赖于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基金的持续增值,政策的稳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等无不对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受近年来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鼓舞,部分人认为完全基金制可使国家彻底摆脱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困境,但有关完全基金制对经济发展影响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

近年来有许多经济学家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具备的优缺点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Per-OlovJohansson,1998),但尚未发现有人就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否存在最佳时机进行过研究的报导。当前,在世界银行的大力倡导下,迫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压力,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

(二)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分类

世界各国采纳的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很大,大体可归为三大类:一是现收现付式;二是基金式;三是以上两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也称做混合式(WorldBank,1994)。

现收现付(Pa-As-You-GO,PAYG)式养老保险制度是通过征收工资税筹集资金的。具体表现为,在任何时点,养老保险体系对正在工作的一代人以其工资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收取养老保险费,同时用所收取的资金对体制内已退休者支付退休金。

基金制(PensionFund)又称积累制,是近年来较受人们推崇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该制度是通过积累起一笔资金用于支付未来的债务,使总的缴费额加上投资收益在任何时候都足以现值付清全部当期债务。

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是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与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混合体。在这种体制下,在职职工上缴的养老保险费中的一部分将被用于支付目前已退休者的退休金,剩余部分则以基金形式形成积累,留待将来退休时作为其养老金的一部分。

(三)各种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

为了便于分析,根据现收现付制度的运行规律给出如下定义:(1)p(a,t)为t年初养老保险体制已覆盖的年龄为a的人数。(2)假定养老保险费率为一常数c,即养老保险体制内所有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占其收入的比例为常数(不同国家c的变动幅度很大,从略高于10%到超过30%不等,并且一般是受保人与雇主按比例分摊该项费用)。(3)不同收入组别的人,其工资水平只与参加工作的年限有关(注:由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工资收入将呈上升趋势(利用199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1997年月平均工资数据,以工资收入作为因变量,工作年限作为自变量做线性回归,其R[2]=0.974),此处为便于讨论,假定随工作年限的增长,工资增加的幅度为常数。),即:

W[,a]=W[,0](1+(a-a[,0])w)

式中:a[,0]为参加工作时的年龄,W[,a]表示工作年限为(a-a[,0])的一组人的年平均工资,W[,0]为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工资,w为年工资增长率。(4)假定所有人都在年龄为a[,0]时开始工作,于a[,1]岁末时退休(为简化起见,暂不考虑失业因素),人均期望寿命为a[,2]。(5)在现收现付制下,已退休者每年领取的退休金为W[,r]。

则有:t年收取的保险费总额为

附图{图}

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若在职期间按规定交纳了养老保险费则在退休后即可开始领取退休金,并且通常规定年度领取的退休金为该年度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某一百分比R(替代率)(注:对退休金的发放标准的管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将退休金按工资进行指数化;二是将退休金按通货膨胀率进行指数化,此处系指前一种指数化方法。),所以有,附图{图}

(当规定退休金为职工在职期间最后n年工资的某一百分比R[,n]时(注:此处为将退休金按通货膨胀率进行指数化的一种特例。),

附图{图}

当年度收支保持平衡时,有:

附图{图}

通过式(1)可以看出,在推广现收现付制度的初期,由于附图{图}很小,即受益人较少,而附图{图}较大,即缴费人较多,因而在较低的养老保险税率下即可收取较多的养老保险费,从而保证支付给退休者较高的养老金;随着制度覆盖面的加大,受益人附图{图}逐渐增多,缴费人附图{图}也在增加,仅交纳过极少养老保险税(由于制度是在其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推行的,这批人未能在整个工作期间向制度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一些人,得以领取较多的退休金;当制度覆盖面达到一定程度后,新进入者明显呈下降趋势,缴费人附图{图}增长缓慢,与此同时受益人附图{图}却仍在继续增加,缴费人与受益人之比持续下降,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年度内缴费将有可能不足以满足支付退休金的需要。要想使现行制度维持下去,惟一可选择的办法是提高养老保险费率。

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者指出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有着典型的生命周期,该周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制度处于第一阶段时,覆盖率低,缴费人和受益人的比例很高,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且人口增长较快的阶段,所以可积累起一大笔当期盈余为该制度提供资金。第二阶段时,覆盖率加大,缴费人与受益人的比例降低,未在整个工作期间缴费的人却获得足额的津贴,缴费率虽然提高,但盈余减少或消失了。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人口年龄结构稳定且人口增长放缓的阶段。第三阶段,大多数人被覆盖并享有足额的退休津贴,人口已经老化,缴费人与受益人之比持续下降,大多数国家出现较大的当期赤字,直至制度走向崩溃(WorldBank,1994)。

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工作期间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形成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将保证该基金的最低收益率;在满足规定的缴费年限并达到退休年龄后即可一次性支取或分期支取过去个人缴费及其所得收益。按照上面定义的符号,加入保险制度时的年龄为a[,0]时,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退休金的发放标准为(等额分期支取的情况):

附图{图}

式中r为年收益率,a[,0]为个人交纳养老保险费的最低年龄。

从式(2)可以看出,完全基金制仅依赖于交纳的养老保险费的高低与基金的增值。任何该制度下的受益人都将在退休后领取个人在工作期间曾交纳过的养老保险费以及这笔资金的收益,缴费低者领取的养老金也少。显然,完全基金制不存在现收现付制那样的生命周期。然而,该制度当基金无法达到预期增值时,将无法支付应付的退休金。

因此,在实施养老保险计划的最初几年里,由于几乎没有适合的受益人,制度赡养率(注:制度的赡养率定义为制度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与制度内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之比。)很低,现收现付制常常显得比完全积累制优越。当制度渐趋成熟时,更多退休人员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度的优越性消失了。但如果工资的增长率加上劳动力增长率超过利率,现收现付制在长期运作中仍然具有成本优势和较高的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制能使各代人生活得更好:每代人都能得到比他们支付过的缴费额高的养老金现值。但是如果工资的增长率加上劳动力增长率低于利率,完全积累制计划就具备长期运作的成本优势以及较高的收益率(WorldBank,1994)。

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因其部分为现收现付制,部分为基金制,其性能特点介于两者之间。养老保险税率不可能每年都进行调整,所谓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在最初阶段由于存在较多的盈余而形成积累,实际上等同于混合式养老保险;随着现收现付制度的成熟,过去的盈余逐渐被用于弥补养老金支付的缺口,直至最终用完所有的资金而走向真正的现收现付。所以在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当现收现付与基金部分分开管理时,其现收现付部分也会因制度的成熟而有可能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而其基金部分在不能达到预期收益时同样会遇到支付困难。

(四)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对于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其受益人均为制度覆盖者。因此,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应只就制度内的人口年龄结构而言。

1.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是代际资源的转移,制度内人口的老龄化必然对其产生影响。

(1)因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最初阶段,制度的赡养率(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与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之比)较低,短期内随着制度覆盖面的增大,制度的赡养率不会有太快的增长,但制度趋于成熟的过程将明显缩短。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成长期,赡养率已达到一定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意味着进入制度的新人呈下降趋势,制度覆盖面增大的速度必将放慢,将导致制度成熟的速度加快。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成熟期,赡养率已达较高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使缴费人口趋于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呈上升趋势,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必将迅速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

(2)因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从式(1)可以看出,当退休年龄及替代率保持不变时,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致使a[,2]-a[,1]增大(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组别增加),若缴费率不变,必然会使制度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直至走向崩溃;但若能适当提高退休年龄a[,1],将有可能在缴费率不变的条件下使替代率保持不变。

2.对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每一个人的退休金来自过去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及其增值,该制度不存在代际资源的转移,因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制度内人口的老龄化并不会对制度产生影响;但当人口老龄化源自人均期望寿命的增加时(a[,2]-a[,1]加大),该制度也将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若要保持缴费率不变,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提高退休年龄或寄希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使资金快速增值。

3.对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当出现因生育率持续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必将在未来产生支付危机,而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不会受到影响;当人口老龄化源自人均期望寿命延长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均需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才可避免发生支付危机。因此作为两种制度的混合体,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无法应付因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对因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形成的人口老龄化也只有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才可使制度避免产生支付危机。

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形成既有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也有因医疗和生活水平提高使人均期望寿命提高的原因,至于两种因素哪个作用更大些,仍在讨论之中。战后,生育率持续下降,不论其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有多大,必然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之一;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基金式和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明显优于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所以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已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的界定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主要指因改革而使社会将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与原体制的遗留问题有关,也与未来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世界银行,1998)。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意味着原制度的终结与新制度的开始。然而由于原制度内不同年龄组别的人已向原制度交纳过不同年限的养老保险费用,当原制度保持不变时,这些人退休后原制度有义务为其发放相应的退休金。过去原制度用收取的保险费支付已退休者的退休金,因而对现已退休和正在工作并已交纳过一定年限养老保险费的人形成隐性债务。这些债务不仅不会随制度的改革而消失,反而会因制度的改革而使隐性债务显性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债务并非需要立即支付,而是可以在未来需要时分期支付的。

(一)人口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人口学因素是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的主要诱因之一。原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等,无疑将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产生重要影响。人口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从某一特定时点看,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很高,则表明现行制度的债务(注:制度的债务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向现已退休者(老人)支付的养老金;另一类是,现在仍在工作,但已向现行制度交纳过养老保险费的人(中人)将来退休金的一部分。)较大,若此时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则原制度所欠债务的支付高峰将集中于改革后的最初阶段;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处在较低水平,则表明原制度的债务较小,实施改革后所需支付的剩余养老金较少。当从某一时间段进行考察时,若原体制内的赡养率已经较高而且呈上升趋势,则表明原制度的债务较大,并且改革后不久就将面临养老金支付的高峰期;而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呈下降趋势,则表明债务正在减少;若推迟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时间,短期内体制内的赡养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在一定期间内不会发生支付危机,则应待体制内的赡养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再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

2.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当退休年龄保持不变时,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使人们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年限加长,因而由制度支付的养老金将会增加。在对现行养老金体制进行改革时,原制度遗留的债务(将需支付的养老金)不仅与每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有关,也与需要偿还债务的期限密切相关。当未来人均期望寿命随着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时,则将意味着原制度偿还债务的数量和期限将同时增加。因此,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将使原制度的债务负担加大。

3.即将被现行制度覆盖的人口的年龄构成。这将引起现行体制内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使原体制内的赡养率发生变化。当对改革的实施时间进行选择时,该项因素将起一定的作用,必须在考虑之列。

(二)经济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假定养老金体制改革发生在t年,而在改革后的第n年需付出的养老金总额为W(t+n),则原制度遗留的债务在改革发生时的现值为:

附图{图}

式中,r为预期年收益率,m表示需要为原体制支付遗留债务的年限(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发生后,原体制覆盖范围内最后一个生存者的死亡时间与改革时点间的年限)。由于相对而言,W(t+n)和m主要取决于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因此影响原制度遗留债务现值的经济学因素等同于影响投资收益率r的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将对投资收益率产生影响。若改革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较高的经济增长必然产生较高的投资需求,因而将可望有较高的投资收益,从现值看,r增加,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减少;若改革发生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不景气阶段,投资需求必然较低,将不会有太高的投资收益,从现值看,r较小,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

其次,实际利率对投资收益率的影响。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在名义利率一定的情况下,若通货膨胀率较高则实际利率较低,因而r较小,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若通货膨胀率较低则实际利率较高,因而r较大,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趋于减少。同理,在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情况下,当名义利率较高时,则实际利率也较高,因而r较大,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趋于减少;而当名义利率较低时,实际利率也较低,因而r也较小,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

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因素也将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带来间接影响。一是,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的财政状况。一般而言上缴的养老保险费与一般政府财政税收是分开管理的,但在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却必须由政府承担。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还清所有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因此,若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政府有较大的财政盈余,则将非常有利于对原体制遗留债务的清偿;若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政府已有较大的财政赤字,则对于筹集清偿原体制遗留债务的资金十分不利。二是,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的就业状况。提高退休年龄是使养老保险体制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危机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当提高退休年龄作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时,必将使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在劳动力需求一定下,失业率必将呈上升趋势,政府将承担更多的失业救济费用。因此,在考虑改革成本时,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项内容。三是,养老金体制改革是否会要求增加缴费率?如果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将需要增加缴费才能获得当前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的退休金收入水平,则增税将使消费需求下降,进而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四是,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否会降低替代率?实际上这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上述问题。若保持现在的缴费率不足以获得当前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的退休金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水平的下降将使消费需求下降,进而也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五是,若选择大量发行国债的方式为清偿原体制遗留债务筹集资金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三)社会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第一,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意味着社会统筹水平的降低。当由于个人的短视行为未能为退休后的生活积累足够的资金时,老年贫困者将会增加,社会将为保障最低生活水平而承担更多的社会救济费用。

第二,保证代际公平是政府的一项社会责任。由于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而使某一代人的付出大大低于所得,则将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第三,性别差异将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由于一旦在工作期间按规定交纳了养老保险费,则在退休后无论生存多少年,每年都将有权领取既定额度的退休金。但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体制下,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数量是固定的(即工作期间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及其增值),当生存年限较长时,年度内领取的退休金数量必然下降。生理差异使女性期望寿命一般高于男性,而当前在许多国家女性退休年龄均低于男性,所以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体制下,女性退休后的收入会大大低于男性。同样情况下,女性老年贫困者将大大高于男性,这必将加重社会负担。

(四)养老保险体制现状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养老保险体制现状是决定改革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处于发展初期,覆盖面较小,原体制遗留的债务较少,只需付出较小的代价就可完成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当该制度进入成长期,覆盖面加大,原体制遗留的债务相对较多,改革的成本必然加大;当现行制度进入成熟期,覆盖面已扩大到一定程度,赡养率较高,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必然较多,社会必然要为改革付出很高的代价。

当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若原体制尚有部分盈余以抵消部分债务,则将使体制改革的成本减小;反之则无疑于火上浇油,与其立即对其进行改革,倒不如先想办法筹集资金让现行体制负债运营一段时间,待其渡过支付高峰后再进行改革。

原体制承诺的替代率的高低是决定改革成本的重要因素。当其他因素相同时,较高的替代率将意味着原体制遗留较大的债务,反之则债务较小。

原体制规定的退休金计发方式也是决定改革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原养老保险体制规定退休金与工资增长率挂钩的情况下,随着在职职工工资的增长,原体制遗留债务的现值也将增长。而在原养老保险体制规定退休金与物价上涨幅度挂钩的情况下,原体制遗留债务的现值将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上升。

三、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最小化研究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将对不同年龄组别人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下面采用OLG(OverLappingGenerations)模型方法分析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最小化问题。OLG模型是目前广泛应用于有关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研究的一种方法。第一个大规模仿真OLG模型由Auerbach与Kotlikoff建于1987年,它由55个给定期望寿命且有远见的队列组成,技术进步设为外生而劳动力为内生。该模型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一定的扩展,如增加了不确定的期望寿命,可贸易与不可贸易商品,不同的消费群体及贷款限制等因素,但与最初Auerbach与Kotlikoff所建模型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1989年Auerbach等人用此模型分析人口变化对四个OECD国家(美国、日本、德国以及瑞典)产生的影响。在对退休金标准、财政政策以及经济的开放程度等进行不同假设的前提下,他们对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模拟。1997年Kotlikoff等人又用OLG模型对美国社会保障系统的私有化影响进行模拟,并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OLG模型已被一些研究人员用于研究有关养老金改革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智利)的影响。KetilHviding与MarcelMérette于1998年又对Auerbach等人的模型进行了扩展,把对养老金改革和人口老龄化两方面的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HvidingandMérette,1998)。

采用OLG模型方法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最小化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在现行养老保险体制下,体制内不同年龄组别、不同缴费年限的人上缴的养老保险费用被用于支付体制内已退休者的退休金,为此,现行体制是一种存在代际间(Intergeneration)资源转移的体制。二是,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实施改革必然涉及如何对原体制遗留债务进行清偿的问题,而每年偿还的债务也是针对多个年龄组别(即多个出生队列)进行的。三是,原体制遗留债务的清偿需要延续许多年,因而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折现率将对债务额的大小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1)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可选择在t[,0]至t[,1]年内开始推行;并且一旦决定实施改革,所有现行体制覆盖下的养老保险对象均立即转入新体制。

(2)现行体制下对退休者养老金的发放标准为: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n年内的平均工资之比为R[,n]。

(3)现行体制的结构为P(a,y,t),其中a表示年龄,y表示已缴费年限,t为年度。

(4)若改革发生在t[,0]年之后,在改革之前的几年内仍将有人进入现行体制,新进入的人的年龄构成为NP(a,t),其中,a为年龄,t为年度,并且t[,0]≤t≤t[,1],当不计死亡影响时,t年度现行体制的结构将为:

附图{图}

(5)假定改革方案规定原体制下已缴费者按已缴费年限占应缴费年限的比例为系数确定未来原体制应向其支付的养老金数额。

(6)截至t[,0]年年初,现行体制内资金盈余为TC[,0]。

(7)预计资金的年收益率为r(当预计资金收益率会有所变化时,可以r(t)表示。在此仅假定其为一常数)。

(8)在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前现行养老保险费率保持不变,即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内的所有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占其收入的比例均为常数C。

(9)不同收入组别的人,其工资增长只与参加工作的年限有关,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工资将增加一个固定的比例w,同时假定第一年的工资水平为W[,0]。

(10)假定所有人都在年龄为a[,0]时开始工作,于a[,1]岁末时退休,人均期望寿命为a[,2](t)(为将人均期望寿命延长的情况考虑在内,此处将人均期望寿命设为时间的函数。下面将死亡概率设为时间的函数也出于同样的考虑)。

(11)在现收现付制下,已退休者每年领取的退休金为W[,r]。

(12)假定决定人均期望寿命的年龄别死亡概率为d(a,t),对于已退休者(即年龄大于a[,1]者),每年a岁组尚存人数将等于上年初a-1岁组尚存人数减去该年龄组在上一年内的死亡人数,即:

P(a,y,t)=P(a-1,y,t-1)

-p(a-1,y,t-1)·d(a-1,t-1)

=p(a-1,y,t-1)

·(1-d(a-1,t-1))

(请注意:到退休时,已缴费年限y将不再改变,保持为定值;由于工作年龄段的死亡概率较低,为简化起见,假定所有人都能存活至退休年龄;但退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概率将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必须在考虑之列)。

若改革发生在t′时刻,原体制所欠债务总额的现值将取决于以下三部分的大小:

(1)t[,0]时刻的盈余,在t′时刻的现值:

TC[,0]·(1+r)[t-t[,0]]

(3)

(2)现行体制在t[,0]到t′期间的收支差额在t′时刻的现值:

附图{图}

(式中,第一部分为各年度收取的养老保险费,第二部分为各年度支出的退休金)。(3)在t′时刻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现行体制在未来应支付的退休金在t′时刻的现值:

附图{图}

式中T表示现行体制未来应支付退休金的最高年限,由人均期望寿命增长的幅度决定。图1给出式(5)所述情况。

图1中第一部分为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已退休者(老人),他们在生命结束前,将领取全额退休金,即式(5)中的第一部分;图中第二部分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尚未达到退休年龄,但已向原体制交纳过一定年限的养老保险费者(中人),他们在到达退休年龄后,原体制应根据他们过去的缴费情况(图中第三部分)向其支付一定比例的退休金,即式(5)中的第二部分。

为讨论方便,把式(3)记为TD1,把式(4)记为TD2,把式(5)记为TD3,当在t′时刻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原体制遗留债务TD为:

TD=TD3-TD1-TD2

(6)

可以看出,TD的大小取决于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预计资金的年收益率、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比),以及工资增长的幅度和决定人均期望寿命的年龄别死亡概率等(为简化,此处并未考虑退休年龄提高、就业状况、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的影响。要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必须进行计算机仿真)。

对于TD1而言,TC[,0]为一常数项,当可以保证r为大于零的小数时,有:当t′固定时,(1+r)t′-t将与r呈同方向变化,r增大则(1+r)t′-t增大;r减小则(1+r)t′-t变小。同样,当r固定时,(1+r)t′-t也将与t′呈同方向变化。

附图{图}

图1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原体制遗留债权所有者年龄结构示意图①

①在改革后的某一时刻t,对原体制拥有债权者由两部分人组成:改革时已退休者(老人,年龄为B到a[,2](t))和改革时尚未退休但已向原体制交纳(A-a[,0])年以上养老保险费在时刻t已退休者(中人,年龄为a[,1]到B)。

因此,TD1是r与t′的增函数。当投资收益率为正值时,现时的盈余将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TD2的情况尽管看起来较复杂,但在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尚未出现入不敷出时,由于年度内收缴的养老保险费仍大于年度内为已退休者支付的养老金,所以TD2也将是r与t′的增函数。

从式(5)来看,在t′一定时TD3将与r(同上假定r>0)呈反方向变化,而在r保持不变的情况下,TD3与t[1]间的关系将由改革时的年龄结构、替代率、工资增加幅度及未来的人均期望寿命等决定。

因此,在r一定的条件下,TD与t′的关系将决定于TD1、TD2、TD3之间的相对变化。

为便于讨论,假定TD1、TD2、TD3均为t′的函数,并且在[t[,0],t[,1]]上连续、可导,则TD也是t′的函数,并且在[t[,0],t[,1]]上连续、可导。上面的讨论表明:在r>0的条件下,存在附图{图}

即恒有附图{图},则在[t[,0],t[,1]]上TD的最小值出现在t[,0]处。这种情况表明,尽管现行体制的运行仍将产生盈余,但盈余及其增值的速度已低于债务增加速度,必须立即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实施改革的时间越迟,社会将要付出的代价越大。(2)若在[t[,0],t[,1]]上存在使

附图{图}

则t″点为使TD达到最小值的点。这种情况表明,在t″之前,保持现行体制,盈余仍将增加,并且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大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但在时间t″之后情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将低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因此应选择t″点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即t″点是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实施改革的最佳时点,选择在该时点进行改革可使改革的成本达到最小。(3)若在[t[,0],t[,1]]恒有

附图{图}

即不存在使附图{图}的点,则表明在[t[,0],t[,1]]上TD的最小值将位于t[,1]处。这种情况表明,在[t[,0],t[,1]]时间段内,保持现行体制,盈余将持续增加,并且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大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因此,在[t[,0],t[,1]]时间段内不应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而应视情况选择在t[,1]之后再决定是否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

由于附图{图}的大小与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下面将就不同的人口年龄构成进行简单讨论:

(1)战后出现过人口出生高峰,但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医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年龄构成已经老化,只是老化的速度较缓慢,美国及OECD的一些国家均属这类情况。

美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大多数人,继续推行该制度则进入该制度的新人仅为刚及工作年龄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人口年龄结构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接近。

根据联合国1996年所做预测,美国2000、2022和2040年人口年龄结构见下表。

观察下表及图2并结合前面给出的公式,对美国而言,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这批人(以下简称为BBS)现在正是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主要力量。原因在于,BBS现已40岁左右,平均交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已占应缴费年限的一半左右,而若选择此时进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原体制仍将负担其退休金的近一半,而由于工资收入与年龄高度相关(注:在进行公式推导时,曾假定工资随参加工作的年限按固定比例增长,美国1998年《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但50岁以上人的工资水平有所下降。),对于BBS来讲,在剩余的一半缴费年限中将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必将大大高于其已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即式(4)中的第一项目前呈增加趋势。尽管式(4)中的第二项也将有所增长,但从总体看式(4)仍有一段时间将保持正值。目前美国养老保险体制已积累大笔盈余,并且年度财政赤字也已消除,所以如能在未来数年内使养老保险体制的盈余较好的增值,TD1与TD2都将增加,而TD3的第二部分即对中人的退休金债务将随着BBS退出工作年龄而大大减少,而与BBS在退休前这段时间所交纳的养老保险费相比,BBS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增加并不多,所以TD3第一部分的增量较小。因此,最小化的改革成本有可能存在于2022年之前的某个时点。

(2)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同时,死亡率也急速下降,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均属此类情况。

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职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新增职工的速度已明显放慢,与此同时退休职工却迅速增加,为退休职工发放退休金已成为影响许多企业发展的障碍。从1997年起我国已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明确采纳了混合式养老保险体制。由于社会统筹的层次较低,而且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国家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对原体制遗留债务进行清偿,因此在现行体制下个人账户空账现象十分普遍,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于现收现付式体制的延续。

美国人口年龄结构表万人

年龄分组

2000

2022

2040

0-4

1876.3

2156.2

2155.6

5-9

2045.6

2147.7

2127.7

10-14

2017.6

2043.6

2125.8

15-19

1940.2

1959.3

2148.4

20-24

1813.2

2006.7

2169.0

25-29

1833.6

2197.4

2162.2

30-34

2006.4

2183.5

2059.8

35-39

2276.2

2097.9

1979.6

40-44

2282.8

1944.7

2034.3

45-49

2032.7

1912.5

2208.6

50-54

1763.6

2016.7

2155.4

55-59

1360.4

2203.9

2032.2

60-64

1080.9

2113.9

1821.3

65-69

943.1

1766.5

1697.9

70-74

878.6

1389.9

1645.8

75-79

735.1

924.5

1582.3

80以上

896.1

1163.0

2213.0

资料来源:TheSexandAgeDistributionoftheWorldPopulatios,The1996Revision,UnitedNations.

附图{图}

图2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图

资料来源:TheSexandAgeDistributionoftheWorldPopulations,The1996Revision,UnitedNations.

由于过去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仅覆盖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而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国有企业新增职工的速度已明显下降,当前体制内的年龄结构确实已经老化。但由于制度的覆盖面较小且社会统筹层次较低,制度仍处在发展阶段。如果加大制度的覆盖面,使目前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中的职工也进入养老保险体制,再加上目前因城镇化而带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在一定时期内现行体制将保持相当的盈余(TD1与TD2都将增加,并且TD2将快速增加),而由于体制内退休者(TD3中的第一部分)在短期内增加不多,如若利用前面给出的公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并不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的最佳时机,现行体制遇到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统筹层次的途径加以解决(笔者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对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的最小化时机进行了模拟,印证了以上推论,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另外,在上面的讨论中,并未区分究竟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基金制,还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混合制,但是无论转向哪种制度,现行制度的遗留债务都是相同的,除人均期望寿命和预期收益率外,这笔债务仅由改革的时点和改革前现行体制的状况所决定,而与改革后制度的选择无关。

四、结论

无论是完全基金式、混合式还是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均无法抵御因人均寿命延长产生的人口老龄危机。但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既源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也源于因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的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对于因生育率持续下降而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明显无法抵御其冲击,所以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由于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内每年收取的养老保险费中的大部分已用于对体制内退休者的退休金的支付,体制内已退休者(老人)和已向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交纳过数年养老保险费但目前尚未退休者(中人)未能形成积累,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就必然要求社会兑现原有的承诺,从而使原体制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原体制遗留债务的大小是改革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在衡量改革成本时还应考虑经济增长、就业状况、财政承受能力、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以及贫困化、代际公平、男女性别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在对影响改革成本的部分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推断:由于存在年龄结构上的差异、人均预期寿命增长速度的不同以及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各国必然存在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的最佳时点,而并非改革得越早越好。在决定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为使社会承担的改革成本达到最小化,应结合各国情况妥善选择改革的时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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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厦门国际设计营商周——红点在中国”隆重开馆

日前,2013年“厦门国际设计营商周——红点在中国”在厦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红点获奖产品展览吸引了6678位专业观众,另有超过500名专业听众受邀参加了红点设计论坛,为亚太地区带来一场盛大的设计与商业盛宴。厦门国际设计营商周是德国红点设计机构以主办方的身份在中国举办的唯一工业设计展览,旨在搭建设计师与企业家对话交流、交易平台,为国内企业与优秀设计师构建共赢的机缘,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转变增长方式。

全国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开馆

日前,由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打造的全国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在成都开馆。体验馆总面积约280平方米,包括文物医院、考古影像、探秘安丙墓3D实景再现、考古奇兵游戏、石镰打火体验、钻木取火体验、“地层的秘密”及考古训练营动漫等八部分展示内容。体验馆不仅让没有考古常识的人们有一个考古概念,“模拟古墓”还能让人们感受在古墓考古的实景。而文物医院部分是将专家在进行文物修复的过程展现给大家,向普通市民普及文物、考古知识。体验馆实行免费开放,预约参观。

文化产业资源浪费产业园建设急减速

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文化产业园已经超过1200个,然而能够盈利的不到两成。除了我国文化产业园发展模式不成熟之外,更多的是在文化产业园成立之初经营者就没有投入较大精力,主要寄望于地产增值从中获益,或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文化之名获得政策优惠,然后发展其他产业。面对大批“伪文化产业园”涌现,国家又尚未制定出可行性较强的退出机制,造成了巨大资源浪费,国家决定在现阶段将鼓励文化产业园发展剔除于重点投入领域。未来1~2年放缓步伐,对已建成的产业园进行大规模结构调整。

国美电商跨界卖艺术品

由国美电器打造的国美在线艺术频道已经上线试运营一段时间,展示的商品包括书法和图画,并且包括艺术家介绍及相关艺术界资讯。国美从3C快消领域拓展至艺术品,领域跨度之大。有分析人士认为,做艺术品电商门槛高、困难多,如何保证充足货源、如何鉴定真伪、艺术家的资质,艺术品价值评估缺乏统一的标准等都是大问题。网络是虚拟空间,在网上购买艺术品,比拍卖行、画廊更让消费者放心不下。国美卖艺术品能带来怎样的效果,还需市场考验,但这也是国内大型B2C电商网站首次涉足艺术品市场。

南京11条道路将换上老地名挂上非遗标识牌

御道街、贡院街、明瓦廊……这些令南京市民十分熟悉的老街道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典故。日前,南京政府将为这11条道路设置南京老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牌,立于南京街头。这些在街头设置的标识牌都将采取统一的形式,高约1.7米,长约1.4米。标识牌上的释文,详细介绍各道路的名称、地名位置、长度、来历典故等,所有内容都采用中英文对照。标牌设立后,市民行走在该条道路时,还可以根据标识牌释文驻足细细品读老地名的历史文化。

安徽省首部非遗乡土读本问世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的非遗项目,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编撰了《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读本》第一卷,预计不久会走进省内中小学课堂。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这套系列丛书是按照非遗项目所在地进行分类,分为“皖北卷”、“皖中卷”和“皖南卷”共三册出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各种原因面临“后继无人”非遗项目寻找出口,获得人们关注、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项目,成就“活态传承”的最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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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规模化奶牛场;经济效益

一、确定牛场奶产量盈亏平衡点

盈亏平衡点又称零利润点、保本点、盈亏临界点、损益分歧点、收益转折点。通常指全部销售收入等于全部成本时的产量。奶产量盈亏平衡点即可叙述为牛场每天固定成本除以牛奶销售单价与公斤牛奶的单位变动成本之差。公式可以表示为:盈亏平衡点的每天奶产量X=F/30(W―CV)。F表示牛场每月固定成本,W表示牛奶销售单价,CV表示牛场每公斤牛奶的单位变动成本[1]。

二、饲养管理方面

现代化畜牧业一个重要标志,是以最少的饲料消耗获得最多的畜产品,最大的经济效益。

要保证和提高奶牛群的质量。我们过去常常是片面地追求奶牛数量,而忽视奶牛质量。一提起奶牛生产,总是强调年末存栏多少,总增多少。结果是奶牛数量虽有增加,但是由于饲料消耗大,饲养成本高,导致商品率低,严格地说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发展奶牛生产,当然要重视奶牛数量,尤其是在我国奶牛业不够发达,奶牛数量少的情况下,既要发展奶牛数量,更要高度重视奶牛质量。数量必须以一定的质量为前提,没有好的质量,数量往往失去其意义。

在饲养管理上,要从当前着眼,就是要在现有牛群中严格淘汰低产母牛。凡成年母牛低于成年母牛平均产奶量10%以上或一产母牛低于成年母牛平均产奶量30%以上的都应予以淘汰,也就是说总收入低于总支出的母牛均应予以淘汰。

三、采用先进适用技术

(一)TMR(全混合日粮)技术

TMR是奶牛所需各种饲料营养组分的混合物,可确保奶牛采食比例均衡的营养成分。饲喂全混合日粮可减少和杜绝奶牛择食的机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奶牛干物质摄取量。奶牛每天多次进食,饲料在瘤胃中持续而均匀地发酵,最大限度地发挥瘤胃的发酵效率,提高牛奶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不但可提高产奶量,还可提高牛奶的质量,而且有效预防一些营养代谢病的发生,最终实现奶牛场增效增收。实践证明,在综合考虑TMR饲养技术利弊的基础上,奶牛场运用TMR技术所增加的收入明显高于其额外增加的费用。对集约化养殖场而言,使用TMR饲养技术是增加其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措施[3]。

(二)DHI(奶牛生产性能测定)技术

DHI是通过测试奶牛的产奶量、乳成分(乳脂、乳蛋白等)和体细胞数等并收集牛群有关资料,经分析后形成反映奶牛场配种、繁殖、饲养和疾病等信息的检测报告,是一套完整的奶牛生产性能记录体系。通过测试每头泌乳牛的生产性能,使牧场管理建立在数据化和科学化的基础上,大量有效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使牧场的管理细化、高效,既掌握整体状况又清楚个体水平,改善原来粗放型、经验型管理模式。

四、遗传育种方面

充分利用良种公牛的冻精配种。畜牧业生产也和农业生产一样,只要有了良种,即可获得较多的畜产品,甚至可提高产量10%~20%,或更多。优良种公牛的冻精,除具有可长期保存的优点外,还具有影响面大和保证增产等优点。人们常说母牛好好一线,公牛好好一片"、母牛好好一窝,公畜好好一坡"。冻精配种的开展,使片"与坡"大得无边无际,可以跨越省界乃至国界。目前,在保证增产方面,各种公牛站饲养的优秀种公牛都有后裔测定成绩。我们可以根据后裔测定成绩―产奶量的遗传传递力(ETA),直接预测使用某头优秀公牛的增产效果。如黑龙江省家畜繁育指导站饲养的82003号种公牛产奶量的遗传传递力(ETA)为753千克(为该公牛在产奶量方面的遗传效应值)。有了此值,我们可以预测使用这头公牛其后代增产的经济效益。如某场饲养500头成母牛,全部用82003号公牛的冻精配种,其增产效益如下:

500头×753千克×0.9(受胎率为90%)×0.9(成活率为90%)×0.5(产1/2母牛)×0.5(选择反应来自公、母各为一半)×5胎(以每头母牛利用年限为5胎)×1.8元/每千克牛奶=68.6万元。

因此,使用良种公牛冻精配种,是提高奶牛遗传进展的主要措施,是各奶牛场的长远之计,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绝不可忽视。

五、不能忽视固定成本的分摊

一方面规模牛场建设中基础设施成本投入费用过高,造成相应的固定资产折旧、或相关利息增高。因此,相同牛奶产量情况下固定成本投入小的牛场盈利能力更强。另一方面,成年母牛折旧成本随淘汰数量增加而增大,这增加了以后牛群承担的折旧。比如成母牛平均价值20000元,实际使用年限5年,每年折旧4000元。如果一头成母牛只使用一年就淘汰,如果活体淘汰价值10000元,那么其后增加折旧20000-4000-10000=6000元,即增加牛场压力。同时,后备母牛群必然增加,这也增添了牛场的折旧成本。

因此建议:(1)加强育种,把“使用年限”作为主要选育方向。这使得牛群年折旧分摊较低。国外的德国给了我们很好的借鉴,德国育种非常重视“使用年限”性状选择,使得德国整体牛群的使用年限都较长,有力促进了养牛者盈利水平。(2)加强饲喂管理,特别是围产期的饲养管理,减少代谢病发生,从而减少产后淘汰数,减少牛群折旧压力。(3)加强后备牛的饲养和培育,后备牛一旦作为成年母牛群,就产生牛群成本。因此保证后备牛补充到牛群的高质量,做到优中选优,才能相对减少牛群折旧和风险,从而增加盈利能力。

参考文献:

[1]朱新民,王加启.TMR饲喂工艺与技术规范(Ⅱ)[J].黑龙江畜牧兽医,2006,(2):30-32.

非遗文化的盈利模式范文篇12

在观察者看来,这种纷争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决定一个家电连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素,根本不是单店盈利能力,也不是每平方盈利能力,是什么?是企业对渠道的“掌控能力”,和基于掌控能力之上的“总销售额”、“总盈利水平”,以及这个企业的“品牌价值”。四大指标,共同构成一个家电连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对渠道的掌控能力,最主要体现在门店数量的多少,门店数量多,下对消费者,上对供应商,都将产生巨大影响力。因此,家电连锁之争,一向被视为门店数量之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国美、苏宁都不遗余力开店的原因。2008年,国美计划新开店面120家,而苏宁的目标则是200家。

总销售额实际上是门店数量多寡的另外一种反映,体现出来的是企业对市场的实际控制能力。据说,国美从上游供应商那里拿到的产品价格,远优惠于苏宁,原因就在于国美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而苏宁只有不到600亿。

总盈利能力反映出企业健康状况,一个企业持续赢利能力越强,这个企业越健康。

品牌价值的高低,体现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综观国际成功企业,无一不是品牌价值巨大的企业。一个广为流传的假设说,可口可乐公司的工厂一夜之间全部烧掉,第二天全球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新闻一定是银行争相给可口可乐公司贷款。这就是可口可乐品牌的力量。好的品牌形象,等于给企业购买了一份生死保险。

四大指标同时表现良好的企业,才是真正健康且有发展前途的企业。

单店盈利能力乃至每平方米盈利能力,固然也是衡量一个企业健康与否的指标,但是,与四大关键指标相比,却是“末”与“本”的关系,“术”与“道”的关系,甚至是“非核心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因此,一个家电连锁企业过多地把眼光盯在非核心竞争力的层面,这个企业是难以成长为领袖型企业的。

实事求是讲,国美和苏宁都是相当优秀的企业,这一点从它们与百思买较量的结果可见一斑。三年过去了,号称“全球最大家电连锁企业”的百思买,在国美、苏宁强大的攻势面前显得毫无作为极其被动,以致于国美苏宁同时说出“未来5年不把百思买放在眼里”的话。这种中外品牌显失平衡的格局,在其他行业甚少出现。而且从目前发展态势看,未来百思买翻盘的可能性也很小。

从这一点看,国美、苏宁抗衡外资品牌的经验,值得其他行业的企业学习。

但是,国美、苏宁两个优秀企业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却相差很大。在人们的印象里,国美是一个狼性十足的企业,反映出黄光裕争强好胜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国美对大中的强行收购。在苏宁和大中秘密谈判将近一年,眼看大中就要收归苏宁囊中的时候,国美突然来个横刀夺爱,强行介入,用高出苏宁出价3亿多元的代价把大中接管下来,从而确保北京地盘稳固不动。这样的决策,不是张近东能够做得出来的。

实际上,国美不仅有狼性的一面,也有审慎的一面。以影子公司收购三联商社第一大股份,就充分展现了国美的收购技巧。

苏宁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温和不少。如果把国美比作一只狼,则苏宁更像一条狗,不温不火。这当然和张近东儒雅的性格有关。苏宁在大多数时候不象国美那样刚硬,与供应商的关系看起来要平和一些。

在观察者看来,苏宁温和的个性特征除了企业文化特性使然,还与苏宁家电连锁老二的地位有关。毕竟,作为中国家电连锁老二,苏宁的一举一动不可能象老大国美那样引人关注,国美的行为很容易被媒体放大。实际上,苏宁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它有意让自己站在国美身后,用国美遮挡供应商对家电连锁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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