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外部性理论指某个经济主体对另一个经济主体产生的外部影响，亦称外部成本、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当外部性出现时，价格的调节功能受到影响，因为一部分由外部性带来的成本和收益被忽视了，无法达到帕累托均衡。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市场失灵是政府活动的基础，即坚持最小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公共政策是政府行为的一个有效手段，其功能主要有管制、引导、调控、分配。调控功能就是“政府运用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1]政策的作用不仅在市场失灵时起到积极作用，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直接调控的政策类型

市场行为的外部性可以分为负外部性和正外部性，以下将分两个角度谈论针对外部性的政策调控类型。

（一）负外部性与税收政策

负外部性是指没有反映在某一产品的市场价格中而由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所承担的成本，“庇古提出了一种自然的解决方法，通过向污染者征税以矫正他的投入品定价过低的问题，”[2]如污染企业中排放的废气降低了空气质量，损害了公共健康，由此产生了政策中的矫正性税收，通过下文的微观模型分析可以得知征税是如何导致价格的上升与产量的下降。

MSB表示边际社会收益，MPC表示?际私人成本，T表示税收，也表示负外部性造成的单位危害。税收政策干预之前，生产者只考虑自己的边际私人成本MPC，在产量为Q1时，价格为P1时达到均衡，但由于存在负外部性，实际的边际社会成本为MSC。若产量Q1不变，则此产量下的边际社会成本为P2，边际社会收益为P1，且P2-P1=T，造成不均衡。税收政策干预后，向生产者征收T单位的税，此时造成生产者的边际私人成本上升，征税后的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产量由原来的Q1下降至Q*，价格由原来的P1上升至P*，减少了危害品的产量。

微观经济模型展示了税收政策调控的原理与方式。首先，税收政策的核心是通过税收将负外部性转移到生产者一方，由其自身来承担生产的消极后果；其次，税收政策影响方式是通过提高价格和减少产量来控制社会供给，减少的产量一方面使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相等，另一方面使危害产量减小；再次，负外部性的减小有助于提高其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效用，如减少污染性生产，可以改善该地区水、空气和土壤的情况，直接有利于从事养殖业的发展；最后，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带来的收益可以进行其他方面的管理与投资，在转移支付中实现更大的社会收益。

（二）正外部性与补贴政策

正外部性是指没有反映在价格中的除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所获得的收益，当对第三方的影响有益时，政府的政策通常会鼓励此产品的生产，以放大这种生产带来的收益，比如教育事业、消防和传染病预防接种等。

MPC表示边际私人成本，MPB表示边际私人收益。S表示补贴，也表示正外部性造成的单位收益。补贴政策干预之前，消费者只考虑自己的边际私人收益MPB，在产量为Q1时，价格为P1时达到均衡，但由于存在正外部性，实际的边际社会收益为MSB，要高于MPB，若产量Q1不变，则此产量下的边际社会成本为P2，边际社会收益为P1，而P2-P1=S，造成不均衡。在政府补贴S单位后，此时边际私人收益上升，补贴后的边际私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产量由原来的Q1上升至Q*，价格由原来的P1上升至P*，增加了该产品的产量，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收益。

通过对微观经济模型的解读，可以得知补贴政策调控的原理与方式。首先，补贴政策的核心是通过补贴使正外部性内化为转移购买力，相应的提高了某一具有正外部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其次，补贴政策通过调节价格和产量来控制社会供给，在补贴政策干预后，实现了价格与产量的同时增加，一方面使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相等，另一方面增加了正外部性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放大了该产品的正外部效应，“生产领域的负外部性会导致某些商品供给过度，而生产领域的正外部性则会导致某些商品供给不足”。再次，正外部性的实现有助于提高社会中某一类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如对教育事业、传染病预防和高新技术的补贴；最后，政府的补贴政策属于财政支出的一部分，虽然政府进行了支出，但考虑到一个综合性、长远性的效益，补贴还是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总体效益，这也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前瞻性。

三、产权理论与政策的间接调控

产权理论是在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行为进行批判时形成的，第一，外部效应具有相互性，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第二，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市场行为者自愿协商，就可以产生资源配置的最佳化结果；第三，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比较才能确定，税收和补贴政策可能有效也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第四，制定政策本身也需要一定的成本，直接的政策干预未必会带来比市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效果。

基于产权理论的基本内容，从政策调控的角度，可以认为通过权利的清晰界定就能够获得资源的有效配置，考察外部性的起因是政策行为的前提，外部性是由于市场上某些资源使用者的财产权利并没有被产品的买卖双方所考虑，且现实中的交易都是存在交易成本的，如谈判、签订合同的费用和风险，如此，政府只需要进行产权分配就可以让市场行为者自行进行交易并使外部性得到改善。依据产权理论，政策的间接调控需要以下步骤进行，首先，通过考察明确某一生产行为所影响到的第三方包括哪些个人或企业，其次，根据计算、评估，确定双方对某一资源或公共产品的产权比例并根据环境变化调整该比例。对于产权的分配是经过计算后进行的，比如政策偏向某一方就提供给某一方更高的比例，如果污染企业想要扩大生产，则需要承担更多比例的成本，如果生产的效益不高，也可以考虑减少生产，此时出让产权也可实现一部分收益。

四、两种调控方式的比较

（一）理论假设不同

直接调控的假设是外部性由对公共资源造成有益或有害的一方引起的，即认为外部效应是单向性的，所以主张对这些企业进行税收或补贴，来弥补负外部性造成的社会边际成本或鼓励其生产更多的正外部性产品。间接调控的政策假设是外部性的产生是由于市?鲋械哪承┕?共资源使用者的财产权利并没有被买卖双方所考虑，政府只需建立资源使用的权利就可以使外部性内在化。

（二）运行机制不同

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角度看，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差异类似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不同，一种是政府直接解决外部性，另一种是在政府划定边界、制定规则后，由私人协商解决外部性。产权理论在对待外部性问题的时候是持自由主义观的，而直接调控以福利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张政府干预。

（三）政策介入程度不同

政策介入的程度也就是市场与政府的边界问题。当政府对市场某些行为者直接进行干预时，除了治理外部性外，也体现出政府有一定的产业规划意识，政策介入市场的程度较高。与此不同，间接调控认为在采取调控政策时首先要考虑是否会干扰正常的市场秩序从而影响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体现着效率最优且对市场介入程度较低。

五、结语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2

今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战胜了非典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多种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之后，仍然取得了稳步发展的好成绩，为保持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农村发展中还存在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农业仍然是经济发展全局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民增收困难又是当前“三农”问题最集中的体现。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农民增收难，主要难在粮食主产区，主产区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已连续几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不仅影响种粮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严重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粮食和农产品的供给。这次会议研究制定的政策措施，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要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把保障粮食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抓住了种粮农民的增收问题，就抓住了农民增收的重点；保持和提高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的大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事关全局，意义重大，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又是今后的长远目标；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农民的钱袋鼓不起来，必然会缩减消费支出，造成农村市场的萎缩，影响国内需求的扩大和就业岗位的增加，使国民经济失去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从一定意义上说，把农民收入搞上去，就能进一步走活经济社会发展的整盘棋。

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着资源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双重挑战和经济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双重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无疑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要破解这道难题，必须准确把握新阶段的规律，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既要把农业和农村内部增收的文章做足做好，又要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努力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寻求增收途径；既要全方位拓展农民就业和增收的空间，又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把国家有关扶持政策向种粮农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倾斜；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农民自主创业增收的积极性，又要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发挥国家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导向和带动作用。

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进一步把认识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把目标统一到增收的任务上来，把行动统一到支农的要求上来。各行各业都要真情关爱农民，真心帮助农民，真诚对待农民，多给农业一些支持，多给农村一些倾斜，多给农民一些实惠。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3

据悉，国家税务总局正会同财政部对跨境电商出口退免税问题展开密集调研，相关政策将于近期推出，对符合条件的电子商务出口货物实行增值税和消费税免税或退税。

【评点】电商出口退税政策的出台，可以降低企业出口成本，有利于市场竞争，进一步促进跨境电商发展。同时，对于维持进出口贸易稳定增长、促进外贸转型升级也有积极意义。一方面，跨境电子商务能有效压缩中间环节，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跨境电商新品试错成本低，会催生国内很多细分领域的产品打造国际品牌。人社部：最早年底公布养老金改革方案

今年3月，人社部表示事关养老双轨制改革的“综合性研究和顶层设计”已经在进行中。近日，参与改革研究的人士表示，目前意见汇总进展顺利最早在年底公布。未来养老金并轨的核心思想是，将企业养老金进行合理、逐步地上提，缩小与事业单位养老金的差距，重新分出养老金层次，并逐步扩大覆盖面、提高覆盖率。

【评点】所谓并轨，不是简单地把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并入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而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改革和推进，最终取消双轨制。至于提高养老金覆盖率的问题，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个负担。建议通过起点和过程管理，重新分出公平的养老金层次，最终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将被融入到广义的收入分配改革中，与收入分配改革制度结合起来。工信部：推进矿山联合重组

工信部副部长苏波近日表示，工信部将积极推进矿山清洁生产，强化节能减排；制定相关行业准入标准，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对稀有金属以及萤石、耐火粘土等稀缺非金属矿产品生产实施指令性计划管理。

【评点】小型矿山的关闭，将减少下游冶炼行业原材料的供给，增加冶炼企业的购买成本，进一步促进有色金属冶炼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财经》答疑

美联储维持现行货币政策有何影响？

问：美联储决定维持现行货币政策，既没有调整资产购买速度，也没有加强前瞻指导。这一超出市场预期的行为可能带来什么影响？

答：美联储的表态显示货币政策取向变得更鸽派，既反映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前景的看法变得更谨慎，也可能有维持经济复苏在政策权衡中的重要性增加的成份。

美国货币政策更鸽派的取向，为受美联储量化政策退出预期冲击的新兴市场提供了喘息机会。较低的美元利率有利于降低全球经济的融资成本，减轻新兴市场资金流出的动能，缓解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但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只是时间问题，新兴市场最坏的情况并没有过去，QE减量的时间点和数量的不确定性可能加大新兴市场的波动。

对中国来讲，美联储推迟量化宽松退出的时间点是短期利好，中期利空。较低的美元利率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也减轻人民币对新兴市场货币的升值压力，两者都有利于我国出口的增长，巩固短期经济增长企稳的基础。

另一方面，国内房地产泡沫还在扩张，而美联储的决策将降低我国资金流出的压力，限制了一个间接紧缩房地产市场融资的渠道，增加了主动调控的压力。数据气象

全社会用电量

地区——中国

时间——2013年8月

趋势——回升

国家能源局9月14日的数据显示，8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510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7%。这是今年5月以来这一数字连续第三个月回升。

分析人士指出，电力需求变化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导致以工业为主的用电需求有所减少。近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举措和政策，增强了企业的发展信心。用电量数据回升印证了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态势。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4

关键词：金融；节能减排；绿色贸易壁垒；公共物品供给；可持续发展

一、金融促进节能减排的理论依据

（一）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节能减排

1.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重

人类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许多国家的产业结构以高耗能产业为主，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重型工业比重较高，不可避免对资源、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煤炭作为工业能源消费的品种，其大量消耗不仅造成了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也造成了环境污染。重化工产品生产对能源的需求较大，导致单位GDP耗能提高，污染排放也不断增加，节能减排、污染治理迫在眉睫。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步伐加快，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我国也频繁地遭遇了暖冬。人类活动引起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需要有资源保障，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需要大力发展基础工业，这些导致其对资源的需求增长，同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总量上也呈上升趋势。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加剧了这种现象。气候变暖将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海平面上升，洪水更加频繁，干旱严重，甚至更多的物种灭绝。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不断增加，资源约束不断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紧张，石油价格持续高位波动，资源竞争日益激烈，能源与环境已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能源紧张问题，发挥金融在节能减排、改善环境方面的作用是保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

2.节能减排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许多企业由于污染事件的发生被关停或限令整改，其最直接的原因是对环境造成了破坏。环境的破坏、自然界的灾害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自2007年以来，国际上曾多次召开关于环境保护、减少污染、节能减排、实现低碳经济的高峰论坛。节能减排，不仅可以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而且可以增加能源的二次利用，提高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因此企业进行节能减排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例如，一些纺织企业，通过产业结构转型，淘汰规模小、耗电高、产品附加值低的棉纺设备，加大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创新开发的力度，积极开展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了企业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国际及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要求企业进行节能降耗，清洁生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提出了节能减耗的约束性指标，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因此节能减排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企业节能减排

1.节能减排市场失灵

资源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外部性，节能减排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了一种有利影响或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会通过产品、服务的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进而达成市场均衡，但当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等外部性存在时，节能减排市场就会出现失灵。节能减排是全体社会的共同愿望，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它不会具有强烈的节能减排的动力，因为节能减排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企业考虑的是最直接的利益。即使企业投入了很多，达到了效果，但最大的获益者不是企业而是社会上的其他人。因此，企业节能减排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

2.政府纠正“市场失灵”，促进企业节能减排

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体现主体，应该担负起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对于节能减排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应该通过建立政策，改革制度，纠正“市场失灵”，为金融支持节能减排创造宽松的环境。政府应该修订有关的法律法规，增加有关节能减排定量目标的条款，使节能减排有具体数量的约束。在节能减排政策设计中，通过利用税收和财政分配政策促进节能减排，对节能减排贷款给予财政贴息和税收优惠，这样才能形成市场主体自觉节能减排的机制。通过深化改革，纠正外部性造成的问题，征收排污费，使外部成本内部化，通过为节能减排建立市场，把节能减排的责任从政府转交给市场主体，这样就减弱了外部不经济性，从而推动节能减排的进行。

（三）国际贸易绿色壁垒与企业节能减排

1.绿色贸易壁垒对产品出口市场范围的影响

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进口国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在国际贸易领域，绿色贸易壁垒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出口贸易。发达国家的环保行动起步早，成效大，这些国家凭借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优势，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极力要求将贸易与环境两者挂钩，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而制定一系列限制进口的措施。绿色技术标准、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绿色关税、碳关税等都属于绿色贸易壁垒。例如，碳关税是指一国对高能耗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关税，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的高能耗出口产品，如纺织品、机电产品、轻工业产品将成为“碳关税”的课税对象。在农产品方面，如果一国的海洋环境不断恶化，进口国将不再进口相关类的产品；在服装和纺织品方面，发达国家通过禁止进口含有某些化学成分的纺织品，如1994年德国禁止进口含偶氮燃料的纺织品，这使得我国使用104种偶氮燃料的纺织品的出口中断。发达国家运用绿色贸易壁垒来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进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这样下去，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范围将面临缩小的可能

2.绿色贸易壁垒对双边或多边贸易产生影响

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由此引发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发达国家通过区域自由贸易的形式，以低于区域环境标准为由将来自于区域以外的产品排斥在巨大的区域市场以外，包括中国的产品也被排斥在市场以外。因此，因为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与发达国家或区域性组织发生双边或多边的贸易摩擦。

绿色贸易壁垒除了对出口产生深远的影响外，对我国的招商引资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发达国家推行绿色贸易壁垒，其本国的环境标准已日趋严格，在这些国家，重污染产业已被限制或淘汰，因而它们便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更加恶化，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受到影响。伴随着大量外资的涌入，小数海外投资者为了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和逃避本国高额的污染处罚，利用我国宽松的环境标准，投资兴建污染企业，尤其在化工、印染等行业。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应对绿色贸易壁垒，企业应进行节能减排

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体，然而企业存在资金、主动性等方面的欠缺，使得大多数企业节能减排的动力不足。金融对节能减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面对绿色贸易壁垒和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压力，金融机构应积极参与，充分认识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和肩负的责任。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信贷政策为节能减排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充分发挥杠杆的作用，引导社会各方面加大对节能减排的资金投入，如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从事节能减排，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的企业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对于污染生产的企业的投资贷款进行贷款额度限制，甚至实施惩罚性的高利率的手段。这样，对于那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其生存发展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能源耗费和污染排放。金融机构通过信贷政策促使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绿色贸易壁垒给我国出口产生的影响。

（四）金融机构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节能减排

在能源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节能减排已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节能环保产业也因此成为以国家政策需求和社会需要为拉动力的产业。对金融机构而言，节能减排为商业银行开拓了新的市场、新的客户、新的业务，拓宽了金融发展的空间。银行机构可以开发与节能减排相适应的信贷类产品，大胆创新贷款抵押担保方式，建立节能减排的“绿色通道”。可以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产品，如针对节能减排项目的技术改造贷款，可以积极开发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支持节能减排。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投放信贷，改进和加强节能减排产业的金融服务，成为商业银行实现经营安全性和盈利性的重要途径之一。金融支持节能减排可以使金融机构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良好的声誉。金融促进节能减排将有助于金融机构全面推进银行业务，给金融机构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同时有助于金融机构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二、金融机构支持节能减排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层面

政府部门对节能减排缺乏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对节能减排的支持不够。开展节能减排的工作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支持，但目前政府有关节能减排的政策不足，对于节能减排项目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督激励政策。在税收方面，虽然政府出台了节能减排的相关政策，但由于整体把握和系统考虑不足，有关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比较零散，对节能减排的支持力度不够。在财政政策方面，首先政府不能够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相对应的政策性财政支持和担保。其次政府投入的节能减排专项基金比例偏小，虽然政府先后拨付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节能减排改造项目，但与节能减排所需的巨额资金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监督激励政策方面，政府对于污染企业缺乏一定的惩罚制度，对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约束不够。对于做得好的企业及金融机构，激励措施不够，没有充分调动起他们进行节能减排的主动性。

（二）金融机构层面

大部分的金融机构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往往把资金过多地投向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化行业，但这种信贷结构使金融机构潜在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因为金融机构资金与这些行业会由此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赖关系，这样不利于金融机构的长期发展。金融机构应与企业进行更高层次上的互利合作，加强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保持高度的信贷风险意识，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企业贷款，这样不仅可以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还可以使金融机构有更加长远、健康的发展。

首先，商业银行观念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对节能减排的支持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商业银行支持节能减排的力度不够。节能减排项目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但一次性投资大，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工程投资，回收期长，即期经济效益不明显，投资存在一定的风险。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盈利，因而更愿意把资金投向重工业。其次，金融部门支持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风险缺乏相应的财政贴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部门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再次，目前商业银行根本没有办法掌握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耗能指标和环保指标等一手资料，能够了解的信息绝大部分是通过企业获得的，这就会导致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恶意隐瞒而造成的信息失真，难以为银行支持节能减排业务提供实质性的参考，给银行机构支持节能减排业务带来很大的制约。最后，节能减排工作的重点不仅体现在对淘汰技术企业的关停上，更体现在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支持上。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容易使金融机构产生不良贷款，因此金融机构更应该致力于对循环经济的研究，支持节能减排的工作。很多近几年建立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主体技术比较先进，而环保设施不够完备，解决这些企业的节能减排问题的重点是环保技术创新和生产流程再造。而金融机构对循环经济的研究不足，缺乏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产品，使得节能减排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三）企业层面

企业缺乏节能减排的主动性。首先，企业节能减排意识淡薄，思想和认识不到位。由于节能减排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投资回收期长，效益低，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对进行节能减排的意义认识不够，因而缺乏主动性。其次，节能减排需要进行技术改造，需要一定的资金，而对于企业来说，自筹资金的能力不足，又缺少当地政府在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企业节能减排投入不足，清洁生产、污染治理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因而企业节能减排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后，由于缺乏推动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对于做得好的企业缺乏相应的经济优惠政策，如降低税收或增加补贴等，因而不能有效激励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的工作。

（四）社会层面

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涉及生产、生活、建设、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是全社会支持的行动，需要全民的参与和公众的监督。

公众在参与节能减排上缺乏统一性、协调性，公众参与的深度、广度也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一，公众参与节能减排的深度不够。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社会上存在过度消费、铺张浪费的现象，公众的环保意识不高。如果缺乏公众的参与，节能减排的推行就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公众需要提高环保意识，转变生活方式，形成一种“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承担起作为社会一员的责任。第二，公众对节能减排的监督不够。由于节能减排存在外部性的特征，公众进行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不足，对社会上的污染现象的监督不够。第三，公众参与节能减排的相关规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缺乏相关的具体制度，对公众参与节能减排缺乏一定的规范，仅仅处于倡导的层面，因而公众参与节能减排的积极性不高。

三、金融促进节能减排的意见和建议

（一）政府部门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支持

为了应对绿色贸易壁垒、保持经济及金融机构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应正确处理好眼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节能减排。首先应是制度层面的规范。政府应制定对于节能减排实施不利的企业的惩罚制度，提高处罚标准，使处罚的力度大于企业环境污染的成本，增强法律的惩戒力，这样企业出于成本的考虑，就会加大节能减排的工作。其次是制定具体的措施。政府应完善有利于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可以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专项资金，支持节能减排体系建设，减轻企业节能减排的压力；可以制定节能减排型企业相关的补偿政策，加快落后产能的退出；可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支持节能减排企业的金融机构实行所得税适当减收的办法，调动金融机构贷款支持节能减排企业的积极性；可以制定相关的金融创新激励政策，推动金融机构支持节能减排。

（二）加强金融机构与环保部门的合作和沟通

金融机构支持节能减排的实施有赖于环保部门的节能减排信息。金融部门应加强与其的沟通，做好企业节能减排信息的采集工作并实现政府、金融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广泛收集企业的相关信息，将企业的环保审批、环保认证等信息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银行在贷款审核时，对于信用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信贷上的优惠，而对于信用差、不履行环保责任的企业进行信贷上的限制。这样才有利于金融部门支持节能减排工作的进行。

（三）加强对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宣传

企业要转变观念，深刻认识到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不但是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更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大环保投入和人才培养，使节能减排环保思想深入企业文化。加强对国家节能减排相关政策的学习，综合利用国家税收、补贴、银行绿色信贷等鼓励政策，减少资金压力，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促进本企业生产方式向绿色环保方向转变，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融资

积极加入新兴国际合作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金是弥补我国节能减排资金投入不足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节能减排金融支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要积极争取国际金融机构贷款、政府间贷款和国际银行组织的专项贷款；二是积极推进我国企业在国际证券市场上发行债券、股票等金融工具为节能减排融资；三是按照国家产业导向目录的要求，积极争取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设厂，提供先进的环保产品和技术，参与我国的节能减排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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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坚.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节能减排的研究[J].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报，2008（01）.

[6]肖坚.鼓励和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研究[J].价格月刊，2008（05）.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创业博弈；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均衡

一、引言

尽管中国农民工创业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但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仍不令人满意，一些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7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十多年里，返乡农民工创业比例稳定在2-3%的低水平（胡俊波，2009）[1]，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支持力度，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幅度增长，但研究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不到15%（胡雯等，2013）[2]，整体创业率不到5%，而且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返乡创业农民工认为创业比到外面打工难，超过70%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经济收益不满意，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感觉自己创业成功（黄振华，2011）[3]，没有出现社会所期待的返乡农民工大众创业繁荣发展局面。

学者认为这种农民工创业局面是众多因素制约发展的结果。因为返乡农民工创业除了受国内外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体制机制与政策制度、家庭结构等因素制约影响外（白南生、何宇鹏，2002；辜胜祖，2009；韩俊、崔传义，2008）[4-6]，还受农民工心理动机、情感诉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个体性因素的影响（刘光明、宋洪远，2002；林斐，2004；赵曼等，2008；李含琳，2008；纪志耿，2012）[7-11]。学者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工作机会、改善生活、加强权益保护、扩大创业资金来源、降低创业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祝冲，2007；安海燕、张树锋，2015）[12-13]。王春超、周先波（2013）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与就业的影响效应不同，而且具体效应还受农民工地域差异与农民工人力资本约束，人力资本低的农民工，其社会资本收入边际作用更低（谢勇，2009）[14-15]。但新近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远比上述分析还要复杂。郑少锋、郭群成（2010）有关重庆的调查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资本作用效应一方面取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心理识别与创业空间因素，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规模[16]。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种自主选择行为，其抉择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复杂原因，比如返乡创业相对外出就业或创业的报酬优势，以及在家创业的时间分配弹性更方便兼顾创业、家庭与失业风险矛盾（韩俊，2009）[17]，所以家庭需求与社会责任因素比政府政策支持、年龄、教育乃至社会地位追求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更突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是农民家庭关系、就业与创业平衡选择的结果（陈文超等，2014）[18]。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为保证创业成功，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行慎重投资是完全必要的（安海燕、钱文荣，2015）[19]。针对地方政府政策选择，农民工不得不与政府进行复杂的创业动态博弈，农民工-政府社会资本关系制约着农民工返乡创业均衡演化（董文波等，2013）[20]。

事实上，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是在现有宏观经济社会、家庭和个体特征因素约束下的简单就业与创业的自我选择，不仅是农民工个人与家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自主配置调整，而且是复杂的竞争博弈过程。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实证出发，从不同视角确认包括社会资本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效应，认识到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创业的广泛复杂作用，少数研究还从政府-农民工博弈互动社会关系视角分析了宏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演化均衡影响（祝冲，2007）[12]，但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竞争博弈的影响，忽视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发展博弈策略选择及其均衡规律，因而没有探讨如下问题：不同类型农民工创业存在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吗？农民工创业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策略是怎样的？博弈如何演化均衡？博弈均衡有怎样的发展演变规律？本文将建立农民工创业竞争模型，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竞争博弈模型

（一）模型假设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返乡农民工规模庞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了简化分析，结合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我们假设返乡创业农民工分为两类：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精英农民工是那些在外面事业有成、资金较充足且有技术或懂管理的农民工。普通农民工是外出就业较一般、资金不多但有一定技术或管理经验的农民工。理论上讲，这两类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可能性比那些外出就业失败、没有资金又没有任何技术或管理经验的农民工创业可能性要大得多，后者只是返乡务农或就业，一般不会创业。

创业过程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结合政府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情况，一方面进行经济资本投入竞争如资金技术投入竞争，实际上是产品生产竞争；另一方面则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竞争，主要是社会资源与市场客户竞争，以拓展市场、获取资金和节约创业交易成本。精英农民工创业投资策略空间为，策略集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策略空间为，策略集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双方都为有限理性，相机展开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创业竞争过程中，假定精英农民工初始财富为，精英农民工选择经济资本投资概率为，经济资本投资量为（），选择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概率为，社会资本投资规模为。同理，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为时，其采用经济资本投资策略概率，经济资本投资量为（），选择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概率为，社会资本投资规模为。由于精英农民工相对普通农民工较富有，所以。

返乡农民工创业竞争策略选择影响创业利润。创业双方博弈策略组合为{经济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时，假设精英农民工创业收入与经济资本投资成正比，大小为（为投资边际收入系数），成本为（为边际成本系数），同时由于双方都采取经济资本投资策略，出现经济资本投资竞争拥挤，导致精英农民工创业收入降低（为经济资本投资竞争拥挤系数，描述了经济资本投资拥挤对精英农民工收入边际效应），所以精英农民工创业利润为。同样，此时普通农民工创业利润，其中、、分别为普通农民工投资边际利润、边际成本与边际拥挤效应系数。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策略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时，双方投资领域不同，不会出现投资拥挤现象，此时精英农民工创业利润为经济资本投资收入减去成本，即；普通农民工利润等于社会资本投资收入减去投资成本，即。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投资博弈策略为{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由于双方投资领域不同，不存在经济拥挤效应，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收入为，成本为，利润为（、分别为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系数），此时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利润（、）。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策略为{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时，双方存在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使双方社会资本投资利润比单独社会资本投资利润分别降低和（、分别为双方社会资本投资收入边际拥挤效应系数），双方利润分别为、。

三、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行为规律

（一）农民工创业投资竞争策略选择规律

农民工创业竞争博弈均衡表明，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选择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理论上讲，表2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博弈存在5个均衡点，但只有、是均衡是进化稳定的，均衡点为鞍点均衡，其他均衡点是不稳定的。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专注于经济资本投资。均衡策略则是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是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同时进行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而且只有沿着特定创业博弈路径，博弈才能稳定在，否则会偏离均衡。而与两点不是均衡点，即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不会选择{经济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模式，其原因是可能避免过度竞争拥挤。

农民工创业投资竞争稳定策略多样性拓展了博弈行为空间，农民工会根据自身条件、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竞争对手博弈而做出不同选择反应。这种博弈反应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创业行为模式个性化选择进化，农民工创业模式尽可能避免重复与竞争拥挤；另一方面农民工创业竞争博弈的长期进化学习，使得不同阶层农民工创业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发展采取依靠自身优势的差异化策略，精英农民工投资经济资本，专注于发展生产与改进技术，以扩大创业规模，而普通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扩充社会资本网络，以获得创业社会资源与扩大市场；或者精英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扩充社会资本网络，以获得创业社会资源与扩大市场，而普通农民工投资经济资本，专注于发展生产与改进技术，以扩大创业规模；或者双方沿着鞍点均衡独特路径，小心翼翼地采取混合策略，在扩大经济生产与改进技术的同时，还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获取社会资源与拓展市场，这是现实社会农民工创业各不相同的理论逻辑基础。不过，农民工创业策略的最终进化均衡模式，依赖于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的初始状态。因此可以推出结论1。

结论1：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模式演化具有多样性、分化性与初态依赖性。

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处在鞍点均衡博弈状态时，均衡策略选择的具体水平受到众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博弈双方总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规模与、经济资本投资边际利润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利润与、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经济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这些因素一是不对称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投资策略均衡水平；二是不对称影响的变化方向；三是不对称影响变化速度；四是实现特定变化的约束条件不对称（见表3）。由此我们有结论2。

结论2：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由初始财富、经济资本投资规模、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拥挤等因素非对称决定。

（二）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路径演化规律

返乡农民工创业动力竞争系统存在5个均衡点、2个稳定均衡点与1个鞍点，这使得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路径演化十分复杂（见图1）。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初始状态组合不同，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路径不同。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区域内部与、两线段上时，创业竞争博弈均衡演化为，即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投资，初始状态不同，演化路径不同。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区域内部与、两线段上时，创业竞争博弈均衡演化为，即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而且随着初始状态的多样化，演化路径也多样化。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线段上时，双方创业投资路径都在与上，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都同时进行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创业投资演化均衡为，但随着二者在线段上的初始状态不同，收敛于均衡的路径长短也各不相同。因此，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制约因素发生变化时，就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路径。

（1）农民工初始财富、影响均衡路径。因为、，所以精英农民工初始财富增加不会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但会抑制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和增加其社会资本投资。、，因此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但降低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和增加其社会资本投资。所以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增加会降低对方经济资本投资、促进对方社会资本投资，这使鞍点向左向下移动（见图2），其结果一是返乡农民工越富裕，返乡创业社会关系投资越高，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关系投资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资本增加原因；二是面积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均衡收敛于的概率增加，更多路径转向稳定点，而趋向于稳定点的概率降低、路径减少，导致精英农民工投资社会资本概率增加而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进一步阶层分化，两类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发生分化。由此有结论3：

结论3：精英农民工或普通农民工任意一方创业初始财富增长不会影响自己投资路径选择，但将增加另一方社会资本投资创业路径选择偏好和降低另一方经济资本投资创业路径选择偏好，随着农民工财富增长，不同类型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发生阶层分化的同时，将普遍强化社会资本积累。

（2）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规模、影响均衡路径。、时，时、，可见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却在条件下使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而社会资本投资概率降低，而普通农民经济资本投资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在条件下却使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增加社会资本投资减少。二者博弈导致向右上方移动（见图3），区域面积减少面积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均衡收敛于的概率降低、趋向于稳定点的概率增加，更多路径转向稳定点，而趋向于稳定点的概率降低，导致普通农民工投资社会资本概率增加而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阶层分化加剧。由此推出结论4：

结论4：返乡农民工一方创业经济资本投资规模增加，另一方农民工有条件偏好社会资本投资路径，社会资本积累有条件增加。

作用下的博弈动态路径

（3）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因素影响均衡路径。由于所以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不会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但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影响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从而影响精英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路径偏好。、的经济资本投资偏好作用效应大于、经济资本抑制效应时，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而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下降，其创业偏好经济资本投资路径。由于，所以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不影响自身投资路径偏好，但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因素促进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长，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因素降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选择变化最终取决于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净效应。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因素作用效应使增加减少时，向右下角偏离，区域面积增加区域面积减少（见图4），双方博弈趋向稳定点概率增加而趋向稳定点概率减少，精英农民工创业偏好选择社会资本投资路径而普通农民工创业偏好经济资本投资路径。所以有如下结论：

结论5：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因素非对称影响双方创业路径选择，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投资与经济资本投资路径选择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

同样，根据表1，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不对称地影响博弈对方的投资选择，因而也不对称影响创业投资均衡路径，为简单起见，这里不深入讨论。

（三）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规模均衡演化

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博弈均衡不同，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预期投资均衡不同。创业均衡点，精英农民工全部投资社会资本，因此其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0，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0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在创业稳定点，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0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0。在均衡鞍点，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期望均衡，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不难看出，精英农民工时，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随递增、随递减；时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随递减、随递增，也就是说，精英农民工财富对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的影响依赖于普通农民{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利润关系，同样，普通农民工财富对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的影响依赖于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利润关系，策略利润差异与初始财富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资本预期均衡，具体均衡水平因此出现复杂多态分布格局。

（四）政府与在乡农民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均衡影响

精英农民工和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博弈策略选择、均衡路径与均衡投资事实上还受政府与在乡农民的影响。政府一是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领域进行管制，限制了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空间，导致二者创业投资拥挤增加，引起经济资本拥挤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拥挤边际成本、增加，进而影响二者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均衡；二是通过农村财政税收与信贷等政策，控制经济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从而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与投资策略均衡；三是控制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供给，影响农民工特别是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投资意愿与策略选择；四是城市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战略影响农民工城市就业与返乡创业收入差异，不论是精英农民工还是普通农民工，都有返乡和不返乡的艰难博弈，直接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规模、农村创业竞争拥挤水平与创业投资策略选择。鉴于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有多方面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因此政府最终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乡农民主要从三方面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是在乡农民创业直接与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博弈竞争，限制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空间，增加了返乡创业风险和降低创业成功可能性。二是在乡农民与自己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的返乡农民工，提供社会资本乃至经济资本帮助，甚至与返乡农民工一起合作创业，对返乡农民工创业产生积极影响，改变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竞争优势关系，影响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策略与路径选择。三是在乡农民生产、产品与服务消费，为返乡创业提供了创业原材料与市场需求，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发展成功。与政府一样，在乡农民的博弈竞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既有积极效应又有消极效应，而且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受到的积极与消极效应是不对称的，通常而言，普通农民工投资受到的消极效应要大一些，在创业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返乡农民工创业是复杂而激烈的博弈竞争过程，创业博弈过程受农民工初始财富、经济资本投资规模、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等因素的非对称制约，受政府战略、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博弈因素的复杂影响。因众多因素制约，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时会结合自身条件、对方博弈策略、政府战略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情况，相机进行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以赢得创业竞争。但双方相机博弈策略互动，使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不断发展演化，形成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发展双稳定均衡与单鞍点均衡组成的多稳定均衡博弈关系。在双稳定均衡关系中，一种稳定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只投资经济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投资社会资本，另一稳定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只投资社会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投资经济资本；单鞍点均衡关系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采取同时投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混合平衡策略。众多作用因素不仅非对称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投资均衡水平、均衡变化方向与速度，而且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路径选择，导致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具有多均衡性、多样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创业呈现出复杂竞争发展局面。

政府必须根据精英与普通农民工创业发展的多均衡性、多样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充分考虑在乡农民创业发展，采取针对性措施，实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平稳有序发展。一是要大力加快城乡经济转型升级，拓展返乡创业空间的同时，加快返乡农民工创业转型升级。二是开放投资领域，有序推进农村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公平竞争，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公平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投资环境。三是做好整体创业发展规划，有序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统筹返乡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发展，防止农民工盲目无序创业与过度创业，以免农村创业竞争拥挤而使创业成功率过低，促进返乡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加大农民工创业支持力度，鼓励支持精英农民工、精英农民创业的同时，要加大普通农民工与普通农民的创业扶持力度，防止少数普通农民工创业致贫。五是不同农民工创业博弈策略不同、路径选择存在差异，政府政策要有科学性、针对性与实效性，杜绝返乡农民工创业腐败与低效使用政府政策资源。六是开放社会组织，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建立新型社会资本网络、经济资本平台，降低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提高投资边际收益，引导支持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统筹平衡，防止创业陷入极端分化均衡。七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政府要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信贷、信息供给、市场开拓、技术培训、创业组织、法律法规、税收费用等诸方面，增强服务主动性与自觉性，改进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切实降低返乡农民工创业成本，提高创业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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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turningMigrant’sEntrepreneurshipGame，TheEquilibriumEvolutionof

ReturningMigrant’sEconomicCapitalInvestingandSocialCapitalInvesting

LvChenglun，

（EconomicsCollege，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China，410128）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1篇6

起反补贴调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方更加频繁地使用“双反措施”限制我国产品,仅2009年一年间,美国就对我国产品发起11起“双反”调查。从2006年至2011年,美国商务部在没有国内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先后对我国产品发起27起“双反”调查(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目前“双反措施”已经成为继反倾销、反补贴以及特殊保障措施之后美国又一项重要的对华贸易保护措施,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形式。

早在1986年,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在判决乔治城钢铁公司诉美国案时指出,非市场经济体的任何不当行为,应当由反倾销法而不是由反补贴法来处理。在该案中,美商务部认为,补贴是存在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如果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实行了补贴,就使获得补贴的商品取得了特殊的竞争优势,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格局。但是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不存在市场,也就没有补贴导致市场扭曲和资源不合理配置的可能。这在后来被归结为“反补贴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

然而,从2006年11月美国对我国出口铜版纸发起“双反”调查开始,美国改变了其20年来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的惯例。此后,美国接连对我国标准钢管、薄壁矩形钢管、复合编织袋、非公路用轮胎、未加工橡胶磁、亚硝酸钠、环状焊接碳素钢管、低克重热敏纸、不锈钢焊接压力管、柠檬酸和柠檬酸盐、环形碳素管线管、除草设备、厨房置物架和挂物架出口产品等多种行业的多种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

事实上,美国对我国产品实行的“双反措施”采用了双重标准:一方面,在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采取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另一方面,发起只适用于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反补贴调查。这两点相互矛盾,对于我国出口企业非常不公平,也给我国的贸易和经济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美国“双反措施”对我国的影响

(一)直接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

一般来说,只要出口产品被进口国提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就会马上影响该产品对该进口国的正常出口。而且,一旦该产品被裁定倾销或补贴成立,就会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这意味着相关的我国企业将完全丢失国外市场,这对出口企业极为不利。“双反措施”持续时间一般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以上,在这段时间原有的业务和客户会逐渐流失。若想重新进入失去的市场则非常困难。其中,以委托加工为主的出口型企业影响最大,出口量的减少会明显影响企业的产能。有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市场占我国地板出口总额的1/3左右。但是,由于这些以委托加工为主的出口企业没有自主品牌,也未在国内建立销售渠道,一旦出口受阻,压货增多,企业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

“双反措施”同时也严重挫伤了国外企业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由于近年来美国对我国产品的“双反”调查,不少海外投资者不得不放弃我国而转向其它国家。此外由于大量新兴电子、石化产品刚刚开始出口就遭到调查,我国新兴工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损害。这些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工厂停产、工人失业,使我国出口产品失去了竞争能力,直接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频繁对我国的出口产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使得许多产品的出口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我国产柠檬酸为例,从2000年开始,我国生产的柠檬酸先后遭遇了美国、泰国、乌克兰、南非等诸多国家的反倾销调查。2008年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知裁定原产于我国和加拿大的柠檬酸及柠檬酸盐的倾销和补贴行为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这个裁决是对我国的柠檬酸行业影响最大的一次。美国是我国柠檬酸的第一大国际市场,约占总市场份额的10%,美国市场对我国柠檬酸产业的发展来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国的柠檬酸企业面临着欧盟征收的高达49%的反倾销税,同时又面临美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双重调查,从长远来看,这必将给我国的柠檬酸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

同时,在美国“双反”的示范连锁效应下,其他国家也纷纷对原产于我国的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如2009年10月美国商务部再次对原产于我国的铜版纸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立案调查。之后,欧盟于2010年2月20日对华铜版纸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土耳其、南非,也开始进行试探性的“双反”调查,如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在2008年7月25日对原产于我国的不锈钢水槽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南非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对我国展开反补贴调查的国家。以上这些举动都将进一步降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影响我国出口

市场的多元化与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使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降低,影响我国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其后果便是严重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三)对我国国内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美国频繁对我国产品实施“双反”调查,我国产品受阻于国外市场,势必返销国内市场,导致内销市场竞争加剧。由于出口产品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后,其国外竞争力下降,国外市场逐渐丢失,其产品将与本国原有的产品重新抢夺国内市场,造成国内市场供求失衡,价格下跌,产品严重积压,工厂被迫停产,大批工人失业,这将严重影响国内产业的正常发展。

“双反措施”对我国利用外资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近年来,三资企业的产品不断被诉,如彩电、化工类产品,这些产品的出口受到影响将在不同程度上减少或失去国外市场,部分企业则被迫减产、停产或转产,直接损害了外商的经济利益,恶化了我国的外商投资环境,从而影响外商在华投资的信心。

与反倾销措施相比,反补贴作为新型贸易壁垒对一国外贸出口和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补贴是政府行为,所以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反补贴调查会影响被调查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甚至总体经济战略。同时,反补贴的调查范围更加广泛。反倾销仅涉及特定企业或产品,而反补贴的调查范围则可能是接受政府补贴对象的下游企业甚至整个产业链,对国内经济的危害更大。同时,为了应对反补贴调查,一国政府必须逐步调整相应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种调整将在长时间内对一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①韩伟.论美国反补贴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适用[J].法学研究,2009(23)

②常国平,刘文明.浅析我国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及对策[J].当代经济,2007(5)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7

（一）城镇就业总量增长总体稳定，就业任务指标完成大部

2013年1—6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725万人，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80.6%；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98万人，同比增长1.4%，完成全年500万人目标的59.6%；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94万人，同比降低0.1%，完成全年100万人目标的94%。城镇登记失业率4.1%，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持平。

（二）人力资源市场总体求大于供格局依旧，但同时呈现供需“双降”迹象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04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2013年二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609.2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569.6万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约为1.07，比上季度下降了0.03，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0.02，说明岗位需求有所减少。在本季度与2012年第二季度相同的94个城市中，本季度的需求人数减少了34.8万人，下降了5.7%，求职人数减少约40.7万人，下降了7%；从分区域情况看，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同样呈现出供需“双降”迹象。但人力资源总量求大于供的供需格局依然得以延续。“双降”现象的出现，从用人需求方面看，经济增速放缓是主要原因，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业的转型减产及市场不振，以及部分服务业受政策因素影响出现下滑。与上季度相比，制造业的用人需求比重下降了1.6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分别上升了0.5、0.1、0.2个百分点，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需求比重与上季度持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需求比重分别上升了0.2、1和0.5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用人需求比重分别下降了0.9、0.2个百分点。而从求职人数出现下降的情况看，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不排除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适合于生产一线的年轻劳动力供给总量开始减少的因素，加之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带来更多的当地就业机会吸引部分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使到省外求职转移就业的人数减少。

（三）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显现，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就业态势反差显著

将1—6月份的中国制造业PMI与非制造业PMI及其从业人员指数对比来看，上半年中国制造业PMI尽管都在高于临界点之上，但始终在51%以下徘徊，6月份为50.1%，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而其从业人员指数继续延续2012年6月份以来在临界点以下的走势，且低于历史同期均值，6月份为48.7%，比上月微降0.1个百分点，连续13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而从中国非制造业PMI来看，2013年上半年各月份均明显高于临界点，6月份为53.9%，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同比上升3.7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指数表现良好，新兴服务业表现突出，邮政快递、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及公共设施管理业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58%以上；非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均稳定在临界值以上，6月份为51.5%，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同比上升2.1个百分点，持续3个月稳定在51%以上，其中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指数总体呈缓步上升态势，6月份达到50.0%，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四）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继续增大，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

2013年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攀新高，达到699万规模，与往届积累下来的待业学生数量叠加，就业压力加大。腾讯和麦可思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届毕业生中，硕士、本科和高职高专毕业生签约率分别为26%、35%和32%，与2012届同期相比，分别低11%、12%和13%。从求职人员结构看，2013年一季度，应届毕业生所占比重为10.7%，与2012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7个百分点。而据教育部2月初对近500家用人单位的统计，2013年这些单位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15%，供需缺口加大。

二、对2013年下半年就业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一）对下半年就业形势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经济增长速度：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将会有所减弱

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就业形势变动情况看，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总量有所影响，但主要比较集中在沿海对外加工制造业，影响人群更多的是出外打工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因此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表现不甚突出。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速是呈缓慢波动式放缓，尚未出现大幅下滑迹象，并且预计下半年中央将会采取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定经济增速的举措，因此，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将会继续减弱。

2、产业结构调整和既有产业格局：服务业带动就业和加工制造业“缺工”将同时显现

可以预计，未来一个时期对国内就业形成重要影响的主导因素是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的影响，受国际市场需求下滑、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地方产业转型力度加大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外向加工制造业企业向境外迁移、关闭或转产转型，信息通讯、交通运输、金融、居民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愈益显著，对就业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形成的以加工制造业为支柱的第二产业的产业特征，以及以东部经济为依托的区域经济格局在相当时间内会继续存在，由此产生的大规模一线加工生产线普工和熟练技工的用工需求、以东部地区为劳动力主要流入地的劳动力市场特征仍会继续延续一个时期。因此，总体上看，制造业就业在下半年将不会出现大幅下滑，但服务业带动的就业增速将会继续保持平稳上升势头，成为今后就业的新的增长点，同时加工制造业“缺工”现象仍将继续显现。

3、人口及人力资源构成：普工技工“缺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将持续并存

当前，受劳动力年龄结构、文化素质构成、职业技能构成等人力资源供给结构的制约，在产业结构转型加速的情况下，一线普工和技术工人的“缺工”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矛盾将会持续并存。与就业总量问题相比，结构性就业矛盾愈显突出，失业问题将更多地体现为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问题同样会在下半年有突出表现，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将会存在始终，并会对2014年产生后续影响。

（二）对下半年总体就业形势判断

根据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走势，以及对下半年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预计下半年就业形势将继续保持总体稳定态势，全年目标任务有望如期完成，但就业结构性矛盾会依然突出，并会对就业形势产生深刻影响，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更加复杂。

三、下半年就业工作建议

（一）开展用工和失业动态监测，研判地区就业失业形势

建立健全就业监测制度，对地区用工量较大的单位，进行就业动态用工监测，掌握入职人数、入职人员结构、入职原因等信息。做好企业用工招聘服务，并通过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及时就业信息，指导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同时，建立失业预警制度，加强失业动态监测，及时、准确掌握监测企业岗位增减情况，分析、判断监测地区就业失业总体形势。以电话随访、情况报送等形式与监测单位建立用工情况监测机制，按月或分季度报送在职人数、在职人员结构、离职人数、离职人员结构、离职原因等信息。

（二）与社会稳定工作相结合，把对就业影响评估纳入相关工作体系

要重视各级政府决策、重要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项目等的实施对就业的影响评估，制定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把对就业影响评估纳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评估和社会效果评估体系之中，作为具有高权重的一级指标执行，并对其不同等级风险制定防范预案。尤其是要对征地拆迁造成的失业风险要慎重对待，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和吸纳就业责任制度，避免决策失误带来的失业风险，促进社会形势稳定。

（三）把扶持中小企业政策落到实处，提高就业稳定性

要认真落实中央和国务院扶持中小企业相关政策，对高风险投资的、新兴产业的创业型中小企业和营利率较低的中小企业，应通过财政税收优惠减免、减息免息小额信贷等信贷手段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鉴于目前中小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较重的情况，可以参照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五缓四减三补”的经验，对吸纳就业较为明显的中小企业予以社保补贴或岗位补贴，减轻其社保缴费负担。

（四）切实加强重点人群就业培训，积极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要充分认识就业培训对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的积极作用。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强化实际操作技能训练和职业素质培养，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要重点开展初级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就业的一技之长；对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鼓励其参加1—2个学期的劳动预备制培训，提升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对企业新录用的人员，要结合就业岗位的实际要求，通过师傅带徒弟、集中培训等形式开展岗前培训；对退役士兵要积极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对职业院校学生要强化职业技能和从业素质培养，使他们掌握中级以上职业技能。促进人力资源供需衔接，满足产业升级和城市化发展需要，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五）进一步整合现有政策，开发扶持青年群体创业就业

政府要统一规划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就业促进政策，整合各部门出台的针对不同人群的就业促进政策，更好地促进毕业生就业。毕业生就业促进措施要具体化、规范化，减少模糊规定，细化各项措施的实施内容和程序。加速“简政放权”，通过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继续清理不必要的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降低就业创业门槛。充实完善对网络商务产业创业就业的相关政策，将现行的积极就业政策和对实体经济的创业扶持政策向网络商务产业的创业就业延伸，提供资金、信贷支持政策和税费减免政策，拓宽融资渠道。拓展网络创业就业的渠道，强化网络创业就业的指导和服务，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建立网络创业就业管理服务平台。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8

一、宏观调控

(一)何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策略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节与控制的过程，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经济行政管理的职能。由于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反映运行总的经济需求，所以宏观调控的权利只能属于国务院。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动态平衡。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来调节这种总的平衡。一旦市场因为供求关系失调等原因发生问题或者产生了混乱,政府就能够通过出台相关的专门针对该类问题的经济政策来在宏观上调节市场的运行,稳定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和均衡增长。

(二）为什么要宏观调控。

1.市场不能够调节所有的经济领域。像枪支弹药等武器,公共产品等涉及到国家人民切身利益的领域就不能让市场去按照市场的规律调节，而应该根据有关情形，由政府来调节。

2.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点，市场也会失灵。如：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市场垄断，不完全市场，不完全信息，收入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等。

3.宏观调控有利于帮助人们认识市场的弱点和缺陷。

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进而维持经济稳定增长,最终使社会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三）宏观调控的手段。宏观调控的手段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一般是通过经济政策来实现。而行政手段一般通过政府的有关命令实现；法律手段则主要指政府制定的相关法规。宏观调控，要将这三种手段综合运用，要使这三种手段之间达到相互适应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要坚持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调节方法,并以间接调节为主。直接调控一般是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实现，比较生硬而不缓和。而间接调控则通过经济手段来实现相应的经济目标，一般会利用价值规律，并且顺应了市场规律,更为缓和，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直接调控可能见效更快,有利于快速解决当前问题，但却很有可能治标不治本,而间接调控恰好弥补了直接调控的缺点，尽管间接调控产生效果会慢一些，到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远来看，对解决问题更为有利。因此，要将这三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运用，发挥出宏观经济调控的最大功能。

二、财政政策

(一)何为财政政策。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在-定的历史背景下，为完成社会经济稳定，促进公平和效率相协调的任务,通过税收、公共支出等方法来分配社会财富，而制定的财政政策和策略。另外，要注意财政政策有阶段性和相对稳定性,有导向,协调,稳定的功能。

(二）财政政策的分类。财政政策由于其分类标准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财政政策具有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不同，可以把财政政策划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二是依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这样就又可以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是根据财政政策发挥调节作用的地方不同，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

(三）财政政策的应用。如果供大于求，可以选择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就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财政赤字来拉动社会总需求,刺激消费,进而消费掉多出的社会产品。但如果当供小于求时,就可以使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减少投资需求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刺激生产,适当减少社会总需求，这样就可以缓和社会总供给不足所造成的矛盾。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可以搭配使用积极和消极这两种财政政策，要增加财政补贴减少国债发行等政策刺激总需求增长。另外,还要抑制社会总需求,使二者逐渐趋于平衡。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也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战略。通过缩减财政开支，缩减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减少居民消费补贴等方式来缩小社会总需求。另外,也要刺激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仍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货币政策

(一)何为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国家通过各种工具和方法来调节货币的总量和利率以实现某些特定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所制定的货币供应和货币流通管理的基本准则。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不是绝对的，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经济运行态势作出合理的搭配和选择。一般情况下，当经济过热，总需求又过于旺盛时,应该采用双紧政策。在当市场疲软,经济过冷时，要采用双松政策。在结构失调但是经济又有一定热度时，应采取紧货币，松财政的政策。在经济下滑时，应采取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

四、结语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9

随着抗日形势的不断发展，对地主的政策也在改变。1936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在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⑤，这改变了过去地主不分田”的左”倾错误，不再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给他们一条自食其力的出路，从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五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⑥的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政策所做的重大调整，通过这个有原则性的让步来换取与的合作，其目的在于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侵略”⑦。之后的5月，又进一步解释这一变化：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中国土地是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么，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办法，就是完全必要的。”⑧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重大转变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能够适时地改变其土地政策，这一转变既适应了抗战的需要，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双减”运动下农村各阶层经济利益的再分配

减租减息运动后，胶东根据地各阶层土地占有的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土地占有更加分散，阶层划分的经济标准趋于消失。地主和富农作为农村社会上层，在运动的压力下纷纷低价卖地、赠地，甚至舍地。中农阶层缺乏向上发展的动力，基本上维持阶层的不变。贫雇农阶层分得了土地，减轻了地租和利息的负担。这种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不是源于传统的经济因素，更多的是非经济的政治因素。

（一）地主

双减”前，胶东地区的地主阶层占有和使用土地的状况如何？1946年6月，中共胶东区委曾组织力量，深入调查过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其中保存了一些关于1937年以前和1941年之前地主占有与使用土地的资料。这些数据为我们分析减租减息之前胶东农村的土地状况提供了坚实的根据。在这里，笔者选取了三个地区的统计数据，分别是乳山县崖子区、牙前县郭城区和文登县高村区。地主阶层是减租减息运动的最大冲击者，它们变成了政治意义上的符号，丧失了原有的经济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胶东根据地地主的总户数锐减，现存地主的户均土地和人均土地的数量急剧减少。以牙前县郭城区、乳山县崖子区和文登县高村区为例，3个区地主人口比重从30年代中期的2％左右降到双减”时的0.2％左右，户均占有土地从137.2亩降到52,3亩，人均占有土地从14.4亩降到9.6亩，多数地主下降为富农和中农，甚至贫农。①牙前县郭城区的出租地主从30年代的9户减为1946年的2户，经营地主从22户减为4户。1941年前，该区30村中，9个村庄有地主，到1946年只剩下4个。②乳山县崖子区33个村，1946年仅7个村有地主。③其次，地主规模剧减，现存的绝大多数是户均50亩地以下的小地主，超过100亩的大中地主已经绝迹。1941年双减”前，牙前县郭城区和乳山县崖子区拥有100亩以下的地主占到总数的75%，到1946年，上升到100%，其中拥有土地50亩以下的小地主占到60%以上，100亩以上的地主已消失。④最后，地主的生活状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在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一些地主的粮食不足家用，只好卖地负债维持生活，甚至有的卖不出去地，只能卖房子、箱柜，换粮食吃。⑤文登县高村区万家庄梁姓地主，大人一般不愿到大街上，觉得抬不起头，小孩子到学校不敢说姓梁”。⑥

（二）富农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保护富农经济。随着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减租减息政策在调整劳资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提倡吴满有方向”，保持富农阶层的稳定，鼓励中农上升为富农。然而，胶东根据地的富农阶层经过双减”运动，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据东海区母猪河平原大英、小英和二马3个村的调查，原有的24户富农中，下降的占37．5％，速度比地主尤甚”。在文登县高村区，富农的户数从1940年的286户下降到1946年的190户，户均亩数从42．6亩降到35．8亩，人均亩数从5．94亩降到5．03亩。①牙前县郭城区的富农从1941年的332户降到了1946年的255户。②乳山县崖子区的富农在1946年挨户调查时的户数比双减”前下降了26%。③一些富农虽未发生阶层下降，但在政策的影响，设法减少占有土地的数量，有的赠地和卖地，有的分家析产。据牟海南部村庄调查，捐地百亩以上的地主占该阶层的二分之一。④在威海，这种现象也较为严重。据羊亭区仅8个村的调查，地主舍地530亩；据桥头区的粗略统计，地主捐地2000余亩，港西区地主张惟春自己捐地100余亩。⑤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富农尚同春，22口人、165亩5分6厘地，1942年被村中确定为特户，之后即分家，分出5户，其中4户仍是富农，一户分地21亩7分3厘，因没有劳动力而成为中农。⑥文登县高村区河西村富农周承功原有土地55．33亩、10口人，后分为三户：周承功4口人、11．56亩地，周元溪2口人、7．05亩地，周元陆4口人、8．2亩地（其他土地被赠出），上述三户皆降为中农。⑦中农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地区的中农阶层不论人口还是土地亩数，都占到总数的30%以上，一些村庄占到一半，他们是小农经济的基础和柱石。胶县的农场面积甚小，每户平均亩数约在十亩以上，二十亩以下”⑧。招远县的自耕农，有五亩至十亩的耕地，全由自己耕作，完全自给自足的，这种人户，约占全县户数百分之七十。他们在农作之暇，也作一点副业，如木匠、瓦匠、或贩卖乡村应用物品等。他们田地的生产可以足食，副业所得则可帮助零用。”⑨民国《莱阳志》也记载，统县全境自耕农盖居十八”⑩。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胶东根据地的中农阶层基本上维持原有状态。据栖牟边、乳山县、牙前县和文登县等近百个村庄的调查，中农户均占有土地在15～20亩，人均土地仍在3亩左右，阶层升降的户数很少。在栖东县白洋区，1944年民主政权建立前有2097户中农，占总户数的34．3％。到1946年6月，上升为富农的有34户，占原中农阶层的1．62％，下降为贫农的有73户，占原中农阶层的3．48％。111940年根据地政权建立前，文登县高村区28个村庄有中农1765户，占该区总户数的35.1%。1946年7月挨户调查时，上升为富农的17户，下降为贫农的60户，95%多的中农维持阶层的不变。12

（三）贫雇农

双减”前，贫农阶层占有土地的比例在20％左右，雇农阶层的人口较少，占总人口的3％以下，也或多或少地拥有极小块土地，最贫者亦有自己的房子要饭的也有放棍的地方”①。该阶层在双减”中的变化最为明显：一是上升为中农甚至富农的较多。文登县高村区在1940年前有2797户贫农，到1946年上升为中农和富农的达到1077户，占原户数的38．5％。②乳山县崖子区由贫农上升为中农的有807户，占1941年以前原贫农阶层的42．01％，其上升原因主要是减租清算和副业生产，其中减租清算而导致上升的占到总上升户的36.45%。③海阳县郭城区战场泊村在双减”之后，富农和中农两个阶层下降，其下降户分别占原户数的35%、18%，而贫农和雇农两个阶层上升，其上升户分别占原户数的18%、38%。④二是购买土地数量的增加。1940－1946年间，据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各阶层买卖土地的统计，贫农阶层从1942年以后买地数量逐渐增多，占同期买地总数的35%，部分雇农也开始买地。⑤牟海县崔家村在1943－1945年间，9户富农卖地24.6亩，没有买地的；18户中农卖地30.6亩，12户买地28.4亩；8户贫农卖地15.3亩，25户买地44.4亩。在各阶层中，只有贫农阶层买地量超过卖地量，且买地总量居各阶层之首。⑥

三、双减”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益扩展

双减”政策给根据地大多数农民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成为了政策的受益者。原承租土地的中农和贫农阶层不仅可以少交地租，而且还能够廉价地买到土地或入租土地；雇农提高了工资，增加了收入；原负债户没有了高利率的负担。一些农户因此出现了阶层的上升。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仅改善了根据地中下层农民的经济条件，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笔者认为，上述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双减”运动的最大获利者应该是政策的制定者，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在某种程度上是最终的赢家。首先，双减”政策迎合了国共合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以没收地主土地为主要内容，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来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一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始终把地主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对象，把消灭封建土地私有制作为目标。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民族利益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改变了原来对待地主和富农的做法，制定了减租减息政策。这既联合了农村上层地主和富农，又与的二五减租”相一致。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这项政策是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政治上是站得住的。其次，双减”政策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获取战争资源的渠道，中国共产党赢得了经济上的保障。抗战时期，胶东根据地政权的财政来源主要有田赋、公粮、捐税和临时性募捐。随着田赋征收工作的规范化，胶东根据地的田赋收入逐年提高。1938年至1942年五年间，田赋收入占财政总收入（不包括公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3.77%、7.7%、27.98%、53.06%、72.29%。⑦1942年8月，胶东区委遵循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以产量为标准，以土地为计算产量标准，以户为负担单位，以人口为计算单位”的公粮征收办法，同时，确定公粮一斤，带征公柴二斤”①的公柴征收标准。1943年，田赋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为52.97%。②公粮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逐年增加，成为了根据地政权主要的财政来源。1943年，胶东根据地征收公粮25957970斤，占根据地产粮总量的7%，平均每亩负担公粮8斤13两，每人负担公粮22斤。③到1946年，胶东根据地人均公粮负担达到62.51斤，每亩平均公粮负担25.69斤，占亩均产量的17.13％。④胶东根据地的公粮征收工作取得较好的效果。1938年胶东区公粮收入为50万斤，到1942年达到5132万斤，1943年增加到8422万斤，1944年为10510万斤，1945年为13000万斤。1938年至1945年期间，胶东区粮食收入合计44116万斤，占山东根据地总数的41.87%。⑤但是，公粮及其附带公柴在一定时期成为了胶东根据地人民的主要负担，尤其是地主和富农。据胶东区党委调研室和财经处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7月期间，对该地区埠后、小英、毕郭、迎驾山、半城、巨夼6个典型村进行了农民负担的调查，田赋负担占各村总负担的比例分别为31%、24%、25%、25%、27%、37%，公粮和公柴的负担较重，分别占到60%、64%、76%、62%、67%、53%。⑥在牟平县五区埠后村，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公粮负担有所差异。地主和富农的公粮和公柴负担占到家庭总负担的75%以上，中农和贫农阶层的公粮和公柴负担相对较轻。最后，双减”政策使根据地多数农民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培养了运动的骨干，实现了抗战时期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基本群众的支持。双减”运动得到了胶东根据地多数农民的拥护。据胶东根据地乳山县崖子区、牙前县郭城区和文登县高村区139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前，中农及以下阶层的承租户有3505户、占3个区总户数的28.87%，中农及以下阶层的出雇户有1112户、占3个区总户数的6.95%。①地租的降低和工资的增加，三分之一的农民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同时，一些农民获得了间接的好处，他们原不入租土地，减租后可以低价入租。以乳山县崖子区为例，减租前中农承租户有391户，减租后上升到841户，②增加的450户除了一部分原贫农（即新中农）承租户外，大一部分是新增加的原未承租的中农。双减”政策所减少的地租是出租者的原来收益，所增加的工资是入雇者的额外支出。在胶东根据地，地主和富农一般占到出租户总数的三分之一、入雇户总数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不增加任何支出的情况下，通过双减”政策把地主与富农这些富有者的原收益转手送给农村中的中下阶层，达到了政治动员的目的。胶东根据地中下阶层农民在双减”运动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处，他们普遍改善了生活条件，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改变了精神面貌。在牙前县长沙区鲁家夼村，为地主扛活30多年的贫农周烽文有了19亩土地，高兴地说：要不着八路军来了，咱那行，该扛活还得扛活哇！”③牙前县榆山区榆山后村贫农唐玉山有了土地后，还打算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不行再要个三十亩二十亩的，我打算今年买个小驴”④。由于双减”政策的巨大推力，胶东根据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后，提高了政治觉悟，参战、拥军、归队、缉私、防匪、备战等，均能获得群众热心参加及帮助”⑤。牙前县榆山区榆山后村贫农唐歧风说：今天不叫共产党八路军给做主，还敢和地主恶霸噹噹（斗理”）现在穷人有当家的，所以才敢翻身。”⑥牙前县长沙区长沙堡村张学胜作为抗属得地7．49亩，他说：咱不参军，谁参军，我不叫八路军，我这样还有好吗？儿参军以后，村里又给了一些地好过日子。”⑦双减”政策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既符合国共两党结盟的需要，又赢得了多数农民的支持与拥护，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根据地政权有了一个稳定的物质保障，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稳步地增加。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又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四、衡量双减”政策的新尺度：暂时的积极与长远的消极

关于双减”政策的历史评价，基本上都沿袭着大致相同的模式：阐述政策实施的必要性，总结政策的积极性，很少涉及政策的消极性。不可否认，双减”政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解决了抗战时期根据地政权的财政困难，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若从经济角度考察双减”政策，不难发现，该政策有着一定的历史消极性。双减”运动后，胶东根据地的土地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地主富农等出租户宁愿卖地、赠地而不愿意出租土地，贫雇农阶层无地可租；雇工工资的激增提高了农业经营者的生产成本，雇工大量失业；统一的借贷利率消灭了高利贷，也造成了富人惜贷、贫困者无钱可贷的现象。这些都是双减”直接带来的，似乎是政策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对此要做认真的分析。双减”之后，由于地租的减少，出租户的地租收入在交纳田赋和公粮等负担后，所剩无几，尤其是负担相对较高的地富阶层。在胶东根据地，1942年执行减租政策后，地主一般的由出租而逐渐转卖（逃避负担）”

1.的现象不足为怪。据东海区母猪河平原大英、小英、二马村的调查，地主和富农毫无代价的舍出土地，所余的部分，大部分采取自耕的方式”，1941年（减租前）该村地主和富农出租土地分别为1643.9亩、244.5亩，合计1888.4亩，占出租总数的83.05%；到1945年（减租后），2个阶层的出租地分别为643亩、83.1亩，合计726.1亩，占出租总数的55.47%。在政策的冲击下，地富阶层的出租亩数下降了61.55%。

2.地富阶层在减租的压力下不愿意出租土地，宁肯卖地，甚至赠地或舍地，这是否影响到传统的土地租佃关系？影响到农业生产？这只说明地主在政策的打击下，通过这种方式以求自保。他们的行为只是租赁关系发生变化的表现，但没有消极性。因为从经济上削弱地主，是双减”本来可以预见的结果。地富阶层卖掉土地，购买者仍然要经营，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双减”之后，由于雇工工资的大幅提高，胶东根据地的地主和富农纷纷改变农业经营方式，少雇或不雇工人，失业人数增多。文登县高村区地主入雇工人的人数从减租前的104人下降到11人。

3.工资的提高导致了雇工需求量的下降，这是正常的市场规律。在政策的冲击下，富农将原来经营的土地改为出租，这与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吴满有方向”背道而驰，应该是政策的负面影响。同时，雇工的大量失业会加重这些家庭的生活负担，不利于根据地的社会稳定，这也可以说是政策的消极影响。但是，对此要正确分析其消极性。富农由于雇工成本的增加，被迫转变经营方式，这是他们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工资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随着农业经营成本与收益的比例关系的逐渐协调，这种现象会发生改变。此外，雇工失业在当时的胶东根据地也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雇工的人数在胶东农村人口中占有相对少的比例，失业率的提高不会造成过大的社会不稳定。据文登县高村区、牙前县郭城区和乳山县崖子区的调查，减租前3个区的雇工人数为643人，占全部人口的1%。

4.另一方面，即使对长工的需求下降，失业者还可以打短工。双减”之后，农村借贷活动停滞，一些农民告贷无门。

借贷困难给一部分农户的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民间借贷活动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在抗日根据地，双减”政策已经明确禁止高利贷，富人放贷大为收敛；第二，一些农民由于减租增资而增加了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婚丧、疾病、严重灾荒、青黄不接等突发性困难；第三，迫于形势，小额借贷转入地下，没有记录。据调查，减息后海阳县郭城区战场泊村私人交易多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利率高于政府规定的标准。借款有利者约计25％，月利一分至二分半，无息的都是借自亲友。

5.应该承认，减息政策导致农村借贷活动的减少，甚至停滞，存在着影响经济发展的消极性。然而，对于一些农户的借贷困难，根据地政府银行的农贷可以满足一部分农户发展生产的需求，以此部分弥补借贷资金的不足。北海银行东海支行1945年一年共放低利贷款28907933元，户数147124户，按全东海250万人口计算，每户平均5口人，折合50万户，贷款者约占总户数30％。这些贷款如按一年翻二次利（渔民、运输、小商贩、小手工业赚得还要多）计算，群众共可获利5780万元，改善其生活”。

6.据统计，自1942年1月至1946年6月止，北海银行发放农业贷款187171885元（1942年春耕贷款未统计在内），每年约有四分之一农户能够获得贷款。

7.评价双减”政策，要考察政策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关系，从而揭示政策的消极性。封建土地关系存在了二千多年，最终的命运必将被更理想的土地关系所取代。但是，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农村，传统的土地关系是否有着存在的合理性，这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能回答的，其存废有着内在的经济规律性。租佃关系是地主与佃户之间以土地使用权转移为核心的买卖关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通过这一行为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在土地所有权被少数人拥有的前提下，租佃关系有着存在的必然性。今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似可说明这一问题。业内学者对农村土地租佃关系作了经典的解释：土地的租佃关系是根源于土地所有权而来的，因此一般情况下它是人们划分社会阶级的主要依据。中国革命要废除封建生产关系，传统的看法中租佃关系就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看法当然没有错，但是可能不全面。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租佃关系不仅代表地主与佃户两个对立的社会阶层，而且是无地少地农民向田主租赁土地使用权的一种买卖关系，是关于土地经营权的社会交易规则的体现。小农经济正是通过租佃关系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与调剂，提高土地利用率，满足无地少地农民生存的需要，所以租佃关系是小农时代的主要经济法则。”

④因此，调整传统的租佃关系，不是在短时期改变它，而是将地租率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标准内。佃户的反抗和社会的动荡多源于地租以外的超经济剥削。雇佣关系是富农与雇农之间劳动力的买卖关系，是解决农村中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在地少人多、土地占有与使用不一致的社会里，这是一种基本经济法则。调整雇佣关系，关键在于工资水平与经济以外的人身依附关系。雇工工资水平一方面由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程度所决定，另一方面与农村用工习俗相关。不可想象，过低的工资能够在一个地区长期存在，假若如此的话，雇工会理性地选择其他出卖劳动力的方式，雇主会雇佣不到工人。过高的工资水平只能破坏雇佣关系的平衡，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借贷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经济现象，由于高利贷的存在，近代农村的借贷关系不仅表现为资金的融通，更主要的赋予了革命的内涵，暴利和暴力是农村借贷关系的代名词。调整借贷关系，其目标是将利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政府的作用要引导民间借贷活动，禁止高利贷行为。20世纪前中期的胶东农村，农户借贷资金的来源主要是商店和钱庄，几乎没有现代的银行和合作社，月利率普遍在二分以上，都属于政府规定的高利贷范畴。统一的利率标准，只能造成无钱可贷的状况。

五、结语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10

[关键词]保险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社会保障政策

财政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任务而制定的处理财政分配关系方面的基本准则和行为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是政府能够用来干预经济、调控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国家通过运用税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国家信用等政策工具，调节社会供求关系，以实现平衡社会总供求，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保险政策是国家保险监管部门为了实现保险市场供需平衡，促进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对保险活动所?取的各种管理、调节手段和办法措施。财政政策与保险政策的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互相作用。

一、保险政策对财政政策作用效果的影响

根据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总量调节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不同的经济形势运用不同的财政政策。相应地，运用不同的保险政策将影响到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在经济过热时期，运用提高税率、缩小政府投资规模的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的过度膨胀。此时如果?用提高保险费利率，降低费率，急速扩张保险业务规模的保险政策，将居民的消费引向保险，并将保险基金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使储蓄增加，投资和消费减少，这有利于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反之，在经济低靡时期，政府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降低税率，扩大政府投资，增加个人收入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这时如果保险监管部门实施上述保险政策，则会削弱或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1998年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我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迹象，有效需求不足，商业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持续下降，投资和消费处于低靡状态，我国经济进入低谷。在这种条件下，我国政府自这年初开始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当扩大国债发行，增加并合理安排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增加民间收入以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作为保险政策应积极地配合国家的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例如在保险投资方面，加大购买政府债券的比例，促进国债发行计划的完成。同时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保险基金投资于国家鼓励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或个人消费信用的比例，这将增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增长的乘数作用。

因此，保险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通过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变社会储蓄、消费、投资的关系，进而影响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二、财政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

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可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这为保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同时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又对保险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

（一）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

税收政策是国家财政为实现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而制定的税收行为规范。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体现在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上。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指国家对保险的税率，税种以及税收分配等设定行为规范，以实现税收征收和合理的分配。国家对保险业的税收政策是否合理和完善，关系着保险政策的实现以及保险业的发展。

1.我国保险税收政策的演进，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的保险税收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年至1982年，当时考虑到国内保险业务恢复伊始，保险公司需要积累一笔总准备金，从而允许保险公司留足保险基金以后再上缴财政。因此人保公司未向财政上缴盈利。

第二阶段从1983年到1986年，伴随利改税的改革，人保公司按55％的所得税，20％调节税（1985年下降为15％）向中央财政缴纳。5％营业税向地方财政缴纳。对与农业、牧业、渔业、林业生产直接关联的保险业务和从国外分得的保费收入不征营业税，对长期性人身保险业务免征一切税收。

第三阶段从1987年至1993年，考虑到中央与地方在财政收入出现的矛盾，为调动地方支持保险事业发展的积极性，从1987年1月起实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享利益的方法，即对保险公司的所得税和调节税，中央和地方各得50％，同时规定：重大灾害发生后保险企业与国家财政“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第四阶段从1994年至1997年，自1994年起，取消保险公司的调节税。所得税税率：人保公司为55％，平安保险公司和太平洋保险公司为33％，外资保险分公司为15％，寿险业务免征所得税。营业税：寿险业务、农业保险业务及从国外分入的再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其它保险业务统一按5％的比例税率计征营业税。从1997年1月1日起，对内资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税率统一降为33％，营业税征收的范围不变，税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8％，提高营业税税率后，除保险总公司交纳的营业税仍全部归中央财政收入外，其余保险公司交纳的营业税，按原5％税率征收的部分，归地方财政收入，按提高3％税率征收的部分归中央财政收入。外资保险公司所得税税率仍然为15％，开业第一年免征，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资保险公司因实行新税制，改征营业税而增加的税金，在5年内予以退还。

2.保险税收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从以上我国保险税收政策的演进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长期以来对保险实行的是严格的税收政策，并且税收制度不尽合理和完善。

（1）长期的高税率和不合理的保险调节税的设置（1994年以后取消调节税），削弱了保险公司的积累能力。保险公积金是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税率的高低，税种的多寡对税后利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较高的税率和不合理的调节税的设置必然减少保险公司的税后利润，保险公积金的积累也就自然减少。由于保险公积金是保险偿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这有碍培育保险市场主体，稳定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2）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破坏了保险市场秩序的重要基础——公平竞争。1997年以前原中保集团公司的所得税率高于国内其它股份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率一直低于内资保险公司。这种不公平的所得税率政策导致保险市场各竞争主体竞争起点的悬殊。竞争的不公平影响了建立规范有序的保险市场的保险政策目标的实现。

（3）实行统一的营业税率不利于保险产业发展政策的完善。我国现行营业税除寿险、农险免税外，其他一切险种都不分税种，实行统一的8％比例税率，难以体现国家对各险种的政策导向，使保险产业发展政策难以配合国家经济发展计划，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需要。

（4）不尽合理和完善的保险税收分配制度，影响了地方政府对保险业支持的积极性。我国保险营业税和涉外保险业务的所得税一直归地方财政支配（1997年后提高的3％征收的营业税归中央政府）。国内保险业务所得税的分配如上所述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但总的来讲，现行保险税收分配制度难于体现保险公司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因而影响地方政府对保险业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保险公司对地方财政的影响，而且现行分配制度上兼顾了中央财政与省级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并没有兼顾到省级以下各级财政的分配关系。

（5）缺乏居民个人购买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了保险需求的有效扩大。我国目前只对法定社会保险费实行免税，而对个人自愿购买寿险则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未能为引导人们将储蓄和投资中具有保险因素的部分转向保险市场提供相应的政策环境。

3.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险税收制度，实施积极的保险税收政策，为保险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由前所述，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财政与保险的关系逐步理顺，保险税收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险税收政策也逐渐宽松，但总的来讲，保险税制仍不完善，保险税收政策仍然严格，制约了保险政策的实施以及政策目标的实现。为充分发挥保险税收政策对保险的促进作用，国家财政应对保险施行宽松的税收政策，建立合理、完善的保险税收制度。

（1）降低保险税率，取消外国保险公司的“超国民待遇”。考虑到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还很低，还不足以为社会提供较好的保障的实际情况，我国保险税率应适当降低。另外，为增强民族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国家应取消外资保险公司的优惠税收政策，对外资保险公司在税收上实行国民待遇。

（2）建立合理的税收分配制度。由于保险业务收入中相当大部分来源于地方企业和集体企业，为调动地方支持保险的积极性，可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比例，并逐步考虑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的分配制度的完善。

（3）完善寿险税收优惠政策。现行寿险税收政策对寿险公司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但缺乏对寿险保户的税收优惠政策。为鼓励人们投保人寿保险，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为国家各项体制改革提供配套服务，应建立个人购买保险的保费支出的税收减免政策和个人所获保险金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社会保障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

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内容。社会保障支出在转移支付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社会保障支出的基本内容有社会保险、社会资助、优抚安置、社会福利。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和主体。而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保险又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保障政策对保险政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社会保险对商业人身保险的影响。

1.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社会保险是国家为了保障其公民的基本生活条件运用保险的一般原理，强制施行的一种社会福利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疾病、伤害、残废、死亡、养老和失业等保险项目。商业人身保险则是根据自愿、等价交换原则，通过保险双方订立合同的方式而建立的保险经济关系。二者同属于社会保险体系，共同为人们的生活安定、社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供经济保障，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但二者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社会保险是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体现的是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保障的是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直接目的是为了贯彻政府的某项社会政策，解决某些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的安全。因此它在社会保险体系中居于主导和基础的地位。商业人身保险是双方自愿建立的保险关系，保障程度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保险当事人双方的约定和投保人的缴费能力。多投多保、少投少保、不投不保，经营的目的除了为社会安全提供保障外，更直接的目的是要保证经营者自身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因此它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从属、补充的地位。

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保险相互影响。社会保险影响商业人身保险的发展空间，商业人身保险补充社会保险。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保险的保障项目越多，覆盖面越宽，保障程度越高，商业人身保险发展的空间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同时社会保险保费负担政策对商业保险也有影响，一般而言，劳动者个人负担比例如果过高，会影响其实际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其购买商业人身保险的能力。然而，社会保险受国家财力的限制不可能包罗万象，这为商业人身保险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商业人身保险既可为还未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公民提供一定的生活保障，同时也可为已享受到社会保险待遇的公民提供更高层次的保障，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扩大其保障范围，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1篇11

［论文摘要］2006年下半年至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热点就是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我们老百姓也从方方面面感受到人民币升值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那么，未来的人民币走向将如何呢？政府将出台怎样的货币政策？是加速人民币升值步伐还是保持人民币升值态势但是步调稳健呢？人民币升值到底是怎样好事还是坏事呢？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

一、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

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的确是专家们所说的“双刃剑”。采购进口产品或者出国留学、旅游的人以及拥有投资性房产的人从中受益不少。深切体会到我们的“人民币”支付能力增强的好处。对国家经济方面而言，人民币升值改善了贸易条件、抑制了通货膨胀、消化过剩的外汇储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及减少了和别国的贸易摩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偿还外债的压力。回首2006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一片红火，这似乎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影响。但是升值并不意味着一片繁荣。由于房价大涨，无房族购买力相对降低而买不起房子。从投资者来看，股市房市吸引力增强但是风险也加大。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工农业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出口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导致企业衰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

2006年，我国外有国际政治压力和内有外部经济失衡的矛盾突出，国家推出了人民币逐渐升值的政策，是为了改善外贸顺差过大和国内资金过剩的现状。最近统计显示，我国2006年的外贸顺差高达1774亿美元，比2005年的1018亿美元增长了74%的规模。而今年的外贸顺差还有望进一步增长。一边是人民币持续升值，一边是顺差有增无减，国内热钱越来越多。人们在担心热钱疯狂投机导致股市泡沫和房低产泡沫的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曾经深刻的指出：人民币升值的将带来加重通货紧缩，经济增速下降，就业率下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大，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货币政策失控等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必然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是毫无疑问，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有利和不利影响一俱共存，综合起来的总体效应是利是弊，皆看调整的“时机”、“幅度”和“频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未雨绸缪，从理论上分析在人民币升值的状态下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探讨如何削减人民币升值给贸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实务对策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化解之道，积极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条件。

二、人民币升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调整外贸高度顺差

通过削弱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的竞争力，以达到刺激进口降低出口来解决外部失衡的状况。在升值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我们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替代人民币升值的效应。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弱化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众所周知，汇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外价格，利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内价格。如果本币汇率上涨，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在赚钱，持有外汇多的人吃亏，因此会影响企业出口创汇的意愿。如果利率下跌，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吃亏。运用这一机理，在人民币汇率上调的情况下，出口企业的损失可调节利率杠杆来弥补。也就是说，作为出口型的企业，本币的升值，意味着财务环境恶化，外币收入转化为本币收入后减少，为了保证他们获得合理的利润，要使用利率手段增加拥有外币的收益，减少运用本币的成本，可谓堤外损失堤内补。操作的手法有：一方面，上调外汇存款利率，增加持有外汇的收益，使之相对于人民币存款更具有吸引力，变相提高外汇对本币的兑换价格，增强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针对外向型企业，提供人民币的优惠贷款，考虑允许外向型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发行债券直接融资，降低外向型企业的财务成本和运营成本，创造低成本的融资环境。尤其是我国很多出口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要对冲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尤为重要的是解决他们的融资困境，降低融資成本，在出口中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事实上，在过去的2006年，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的调整和推进为也在为减少贸易顺差做准备。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一是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税率的调整；二是汇率政策的调整，即人民币升值；三是“两税并轨”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取消针对FDI的优惠政策有益于间接减少贸易顺差等等。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其后续的政策效应还将在新的一年中陆续释放。对于未来，要更好解决贸易顺差，资金过剩的状况，我们认为，扩大内需是最好的解决途径。需求决定一切，内需对贸易平衡的影响，远大于汇率的作用。比如财政方面通过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增加财政投入，来降低民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私人储蓄，并转化为实际需求。对于个人的需求要给予政策上的引导。比如当前个人的投资需求旺盛，过剩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和股市，存在引发资产泡沫的危险，我们就要严厉打击游资炒作，限制非法流入股市或者楼市的外资同时加大QDII步伐，甚至可以允许内地个人和机构不须通过QDII安排或银行代客境外理财服务，把自有外汇汇到境外，进行投资理财，既迎合了民众的投资需求又引导资本流出减少顺差，从而获得双赢。

三、不断完善汇率定价新“机制”

2005年7月21日，我国政府宣布汇改，2006年，人民币不断升值。但是，升值并不是汇改的目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的并非“升值”，而是要以汇改为契机，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建立起由市场力量对汇率进行定价的新“机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转眼已经五年了，也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国际经济关系的大家庭中。对人民币升值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将其放在更深层次的背景上考察。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要求，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综合全面考虑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所有正反两方面影响及其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程中的重大意义后，我们要以务实的态度，考虑各种可能性，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考察它的对冲机制和机理，以更灵活适度的政策措施配合汇率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谋求更大利益。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引导企业加强结构调整，平稳度过改革调整期。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加强外汇管理，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企业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步伐，转换经营机制，提高适应汇率浮动和应对汇率变动的能力，相信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会使我们更加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喜的是，政府已将“减顺差”作为2007年中国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

四、结论

综上,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从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来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的升值，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人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从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来看：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方便百姓生活，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石油、矿石、钢材等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人民币升值，能有效解决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压力。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长期的贸易顺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对外均衡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高额成本、征税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低廉价格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不独立地脱离世界，而是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要加快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中银香港集团.中国金融货币形势分析[R].2005年3月.

2、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报告[R].2005年4月

双减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范文篇12

[关键词]税收筹划会计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税收筹划也称为纳税筹划,是指在国家税收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的前期筹划,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以获取税收利益。也即是充分利用税法提供的一切优惠,在诸多可选的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以期达到税后利润最大化。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我国的会计政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制性会计政策：如会计期间的划分、记账货币、会计报告的构成和格式、各种资产的入账价值的规定，收入确认的原则等。这些是企业必须遵循的，不受税收筹划的影响。另一类是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如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坏账准备和财产损失核算方法、长期投资折溢价的摊销方法、长期投资核算方法、成本费用的摊销方法、收入确认和结算方式等。这些可以选择的会计政策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以执行的空间，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税收的相关法规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选择能够节税的最优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的选择主要包括某项经济业务初次发生时的选择和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转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达到递延纳税，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效果；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缩小应纳税所得额，达到少纳税的目的；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容易受外部的经济、技术条件的约束。筹划成本低，易于操作，一般不改变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经营方式。在各种税收筹划中，会计政策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可以说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也是一个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

下面我们就以固定资产折旧计提方法的选择为例来看会计政策选择对税收筹划的影响，固定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系统的分摊。固定资产折旧是成本费用的组成部分，是影响企业所得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影响固定资产折旧大小的因素有固定资产原始价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等。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其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1.从固定资产的计价看:但固定资产的计价有明确的处理原则，固定资产的价值确定后，除有下列特殊情况外，一般不得进行调整：(1)国家统一规定的清产核资:(2)将固定资产的一部分拆除；（3)固定资产发生永久性损害，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调整至该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并确认损失:（4)根据实际价值调整原暂估价值或发现原计价有错误。所以说固定资产计价几乎不具有弹性，纳税人很难在这方面做合理避税筹划的文章。

2.从预计净残值看：企业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在计算可扣除的固定资产折旧额时，应当估计残值，内资企业固定资产残值比例统一确定为原价的5%。这也就导致利用残值进行税收筹划的可能性不大。

3.从预计使用年限看：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只规定了一个范围，这使得预计使用年限的确定容纳了一些人为的因素,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性。对于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延长折旧年限，以使更多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的成本中，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对于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一般应缩短折旧年限,加速成本回收，使利润后移,在延期纳税中获取资金的时间价值,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4.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看：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而不同的折旧方法对纳税企业会产生不同的税收影响。主要对固定资产价值补偿和补偿时间会造成早晚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利润额受冲减的程度。但我国现行税法对折旧方法做了明确规定，即绝大多数企业只能选用直线折旧法。只有部分企业的部分固定资产才可以选用加速折旧法。

一般说来，采用平均年限法，各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费是均等的，企业各期的应税所得相对均衡;采用工作量法，计入各期的折旧额不同，损益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采用年数总和法或双倍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则各期计提的折旧费随着各期折旧率的递减或固定资产每期账面净值的递减而呈递减趋势。即早期折旧费大而后期折旧费小，从而使得企业各期的应纳税所得呈现递增态势。这相当于依法从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获得了递延纳税的好处，有利于企业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从应纳税额的现值来看，运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少，年数总和法次之，而运用直线法计算折旧时，税额最多。如若仅从节税的角度考虑，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是优化纳税的最佳选择方式。当然，折旧提取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企业是否处于减免税期、通货膨胀、盈利亏损状况等。在盈利企业，由于折旧费用都能从当年的所得中税前扣除，应选择折旧年限前期折旧额最大的折旧方法；在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由于减免税期内折旧费用的抵税效应会全部或部分地被抵消，应选择减免税期折旧少，非减免税期折旧多的折旧方法；在亏损企业选择折旧方法应同企业的亏损弥补情况相结合，使不能得到或不能完全得到税前弥补的亏损年度的折旧额降低。

最后，作为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必须遵守会计法规与会计准则;以企业经营目标和政策为导向;同时还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会计政策,并且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参考文献:

[1]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税法》.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