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源的基本特性范文

文化创意产业农村发展要素

文化创意产业农村发展路径选择模式是农村依据各自不同的资源禀赋，按照市场需求完成资源合理配置的产业化方式。产业发展路径选择模式在不同地域之间可以借鉴或模仿，但发展路径起点的选择只有与当地基础条件相匹配，才能避免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少走弯路。文化创意产业需要以文化资源赖以为生的环境为基础，广阔的文化创意消费市场为前提，众多充满活力的艺术家和产业经理人为依托，以及来自政府的恰当的扶持政策，才能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1]。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的发展不能脱离环境、市场、技能和政策这四个要素，而充分认知产业发展要素是理性选择产业发展路径的前提。（一）环境文化创意产业的农村发展基本要素是当地自然条件、传统文化和基础设施等环境因素。自然条件决定当地优势产业类型，传统文化是产业主体之间实现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基础，基础设施则对产业发展速度和质量产生影响。正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C.North）所说：“非正规约束在制度的渐进演进方式中起重要作用，是路径依赖性的来源”[2](P43)。农村经济社会历经多年的积淀而逐步形成的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特色产业，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传统文化和商业传统，以及区位特征都会反映在文化创意产业农村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从而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的演进方向和方式的选择。（二）市场经济组织通常将利润最大化当做追求的目标，利润的来源是市场，市场需求是经济组织获得现实利益的根本保障，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的萌生和发展动力归根结底来自于市场需求的导引。正如德国学者杜能(J.H.vonThunen)的农业区位理论中的描述，一个区域的农业布局尽管存在不同的结构和方向，但市场需求才是造成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3](P66)。市场需求决定经济活动的价值，对产业组织的行为方式产生方向性的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为市场供给的产品，其市场响应程度就体现为市场需求量，这也是产业发展水平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产业发展的未来。（三）技能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指出技能是强有力的生产推进器，它能够征服自然，满足需要[4](P126)。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农村发展进程，技能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与产业内容相关的特定技能。这些特定技能包括经过长期积累沉淀的被产业组织所掌握的与文化创意产业运营活动有关的技术、工艺、经验、方法等。这些特定技能大都随着文化创意在农村的发展而产生和扩散，具有空间上高度集中的特点，通过产业组织在特定区域内的合作与交流逐渐实现共享。技能的积累和外溢在增强产业发展能力的同时，也为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的演进提供新的动力和技术支撑。（四）政策政策是政府对产业主体市场行为的规制以保障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的制度安排。如前文所述,在政府主导的文化创意产业农村发展模式中，政策对于产业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尽管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农村文化创意产业组织在起步阶段并没有直接受惠于政策因素，但当产业初具规模并显现出可观的经济社会效应之后，政策将成为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激励力量，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部环境的优化能够推动产业加速发展。同时，政策能够影响产业组织战略目标、成长方式、产品和市场策略的选择，以及不同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结构。

文化创意产业农村发展路径选择的基本原则

我国地域辽阔，文化特质和资源禀赋差异大，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全面盘点和认真梳理当地产业发展要素，立足自身资源和优势条件，遵循系统性、适宜性和应变性的基本原则选择恰当的发展路径。（一）系统性尽管环境、市场、技能和政策要素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这四个要素在发展实践中缺一不可。系统思想指出，任何要素一旦离开系统整体，就不再具有它在系统中所能发挥的功能。系统的本质属性是要素的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和统一性，系统最优化是系统管理的核心问题[5](P12)。文化基础设施、经济环境、创意人才和现代经营理念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由此导致农村文化资源开发不足、效益不高、产业化程度低。另外，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意元素融入度比较低，缺少文化精品和文化品牌认同感也是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是整合，即挖掘当地文化资源，找寻文化资源产业化恰当的突破口；争取政府政策资源，为产业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科学的财政投入和税收管理体系，吸引金融、企业和社会资金等多元投资主体进入产业领域；尊重市场，研究市场，在产品创新升级中不断拓展市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发展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整合所有可以利用的发展要素，以促进产业整体价值的提升。（二）适宜性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发展的驱动力来源于区域资源要素禀赋，资源要素禀赋直接制约着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布局和发展领域。政府主导模式突显政府意志对产业发展的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有明确的产业规划作为指引；资金推动模式体现投资人的趋利倾向和资金周转特性，产业规模与资金流量的相关性清晰可见；资源转化模式的重点是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产业内容与文化资源内涵一脉相承；而需求引发模式基本上是市场发挥其资源配置能力的结果。综合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农村发展路径的选择实质上是产业化进程中资源要素禀赋的现实选择。我国广大农村的差异化，决定了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方式和产业内容上不能生搬硬套或模仿复制，而应该依托本地优势资源，以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率为重点，选择与区域自然和社会条件相匹配的发展路径。（三）应变性发展本身就是变化的过程，社会环境的复杂多变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发展必然伴随产业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权变理论强调管理决策要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部条件相应的关系类型和结构类型而灵活应对，针对不同的具体条件寻求不同的适合的模式、方案或方法[6](P202)。在以政策和资金为主要推动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农村发展模式形成初期，文化资源的开发是试探性的，市场需求处于懵懂阶段，政策和资金对产业发展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当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得到市场的积极响应，产品创新和市场拓展就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点。在资源转化和需求引发模式的开始阶段，政策和资金并不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是产业发展的规模化效应会牵引政策和资金逐步进入产业领域，并成为产业成长的加速器。由此可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产业发展环境和资源要素禀赋演进关系的变化，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路径，是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明智之举。

文化创意产业在农村演进的方向选择

农业资源的基本特性范文篇2

作者简介：吴铀生（1955-），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经济。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区域资源综合开发和整体开发资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血脉和基础，因此民族地区要要立足特色优势资源，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资源整合与综合利用，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构建特色优势产业体系，才能最终促进四川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二五”期间，四川民族地区将进入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阶段，本文从加强民族地区整合优势资源，构建优势产业体系出发，阐述了推进传统特色农牧业向现代特色农牧业跨越，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经济；特色农牧业

中图分类号：F06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6-0014-04

四川民族地区的稳定与经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资源是四川民族地区发展的血脉和基础，要立足特色优势资源，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资源整合与综合利用，发展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构建特色优势产业体系，这是促进四川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的必要条件。

学界关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论文已经相当多，中国知网目前就有4600多条记录；关于“社会稳定战略”的研究也有不少，中国知网有60多条记录，而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相关性研究的就比较少。仅有《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战略问题研究》[1]《西部大开发与社会稳定战略》[2]《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机制建设研究》[3]三篇，本文从加强民族地区整合优势资源，构建优势产业体系出发，阐述了推进传统特色农牧业向现代特色农牧业跨越，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具体措施。

一、整合优势资源，构建优势产业体系

（一）加强资源开发与资源整合

资源开发是四川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基础，而资源整合是现阶段发展的主线。所谓资源整合，是指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对资源及其生产要素进行优化组合，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构建特色产业体系。加大资源勘查与综合开发力度，首先要加大地质勘查力度。加强对国家紧缺、市场潜力大且四川民族地区又具有较大开发潜力的钒、钛、富铁矿、铜、铅、锌、饰面石材等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使之形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备建设基地。开辟新类型、新矿种的利用途径。加强对矿山深部及勘查。加强农业地质、旅游地质、地质遗迹调查。有序推进矿产资源开发。优先推进鼓励开采规划区的矿产资源开发，集约有序推进限制开发规划区的矿产资源开采，禁止开采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及地质遗迹保护区的矿产资源。其次，要加强资源节约与可持续利用，坚持“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4]加强土地、能源和水资源为重点的资源节约利用和可持续利用。再次，要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抓好目标责任制的落实，建立评价考核体系。积极开发太阳能、沼气、生物质能源和风能等可再生资源，壮大可再生资源产业。加强以麻风树为主的生物质能源基地建设。最后，要加强资源配套整合开发，合理利用水利资源、电能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地方电力要满足矿产资源开发相对集中的区域，电能规划建设要与工业集中区发展相配套。水利资源的开发不仅要同电能资源开相吻合，同时要与旅游资源、农牧业资源开发有机结合，走“以水蓄电、以水促游、以水养农牧”的道路，形成水利、电能、矿产、旅游、农牧业五大产业的联系和互动。在“三江”流域及其它水利、电能、矿产、旅游、农牧业资源配套较好的地区，形成“水利+电站+矿产+旅游+农牧业”的产业链。

（二）推进传统特色农牧业向现代特色农牧业跨越

四川民族地区得天独厚的农牧业资源已经形成传统特色农牧业和特色农牧产品基地。“十二五”期间，四川民族地区要加快发展现代特色农牧业，实现传统特色农牧业向现代特色农牧业跨越，率先建成全国民族地区现代农牧业示范基地。围绕优质粮食基地建设，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加快中低产田改造和基本口粮田建设，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推行有机肥综合利用与无害化处理，鼓励使用农家有机肥，发展保护性耕作，防止土壤退化。抓住粮食生产恢复性增长的大好形势，实施国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行动和省级“332”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川粮优化工程、民族地区增粮增收示范工程。围绕特色农牧产品基地建设，推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建设国家优质烤烟生产基地，国家优质茧生产基地，高产高糖甘蔗生产基地，观赏花卉和工业原料花卉生产基地，早市和反季节蔬菜生产基地，中药材基地，优质荞麦基地，优质黑山羊、半细毛羊等高原畜产品畜牧基地，亚热带水产基地，优质苹果、晚熟芒果、冬春枇杷、优质石榴、酿酒葡萄、甜橙等特色水果生产基地。大力构建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加强对糖业加工、蚕业加工、烟业加工等传统优势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建设贸工农技一体化的农产品加工集中区，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重点发展烟草、中药、乳制品、软饮料、酿酒、粮油制品、肉食品等农产品深加工业优势产业链和产品链。围绕“四大体系”建设，健全现代农牧业发展的支撑体系。以基层、偏远山区为重点，坚持公益性与经营性并重，大力建设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实全省农业“三百”工程、农技特派员制度和“农家大院”制度，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重点加强“五良”（良种、良法、良壤、良制、良灌）配套和先进适用生产技术、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在有条件的地区规模发展设施农业、节水农业、有机农业。大力建设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物流，建设一批集聚性高、辐射力强的城乡市场，培育壮大一批物流基地和区域性物流中心。建立健全果蔬、烤烟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重点突破农药残留水平检测，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创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加强农产品品牌体系建设，实施地理标志品牌工程和原产地保护工程，重点培育地方名优品牌，提高优势特色农产品的商品化率、竞争力和经济效益。[5]

（三）构建资源节约型一二三产业发展体系

四川民族地区要立足优势资源，做大做强水电产业，为打造最大的水电工业区奠定基础。进一步加大岷江流域、黑水河流域、杂谷脑河流域、白水河流域、孟屯河流域和大渡河流域开发力度，加快十里铺、毛尔盖、狮子坪、薛城、古城、色尔古、柳坪、桑坪、双河电站等重点水电项目建设。围绕水电项目建设培育地方服务市场。抓住水电项目建设迅猛拉动经济的难得机遇，以项目建设需求为导向，培育地方生产资料市场、劳务市场、服务市场、技术市场、工程市场，加快场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地方经济容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要全面推动流域综合开发，就必须加强一二三产业的配套发展，培育接续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一是狠抓“以水兴农兴牧”，提高四川民族地区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和草场建设，发展生态农牧业。二是贯彻“以水助工强工”，充分利用低价优质水电，发展高载能工业，振兴县域经济。三是实现“以水育游旺游”，加强库区、湿地景点开发和景观整治，发展民族风情旅游、农牧观光旅游和生态旅游。[6]四是坚持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以“环保优先，合理开发”为原则，加快培育龙头企业。

二、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城镇体系

统筹城乡发展与完善城镇体系是优化四川民族地区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十二五”期间，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持城镇带动战略，加快城镇化进程，完善城镇体系，壮大县域经济。

（一）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增强特色农业发展能力。围绕构建全省重要的特色农产品基地、商品粮基地、轻纺工业原料基地以及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加强基本农田保护，提高农业装备水平，加快宜农荒地改造，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搞好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培养专业种养大户，培育龙头企业，鼓励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种养大户、技术能手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挖掘农业增收潜力，实施农民增收工程，大力推广良种和先进栽培技术，通过增产和节约投入促进增收。抓好劳务开发，加快建设农民培训体系，实行“定向培训”、“定单培训”，发挥政府和中介组织的服务功能，有针对性地积极组织好、引导好劳务输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新型集体经济，拓宽增收渠道，繁荣农村经济。

（二）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富民强区的基石，是承接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平台。“十二五”期间，四川民族地区要紧紧围绕富民强县目标，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引导人口向城镇和集中居住区集中，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民营经济和开放型经济，大力提高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水平，全面增强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为四川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提高县域经济内生积累和发展能力。

（三）努力突破发展瓶颈制约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开放不足、技术瓶颈制约、生态环境脆弱以及社会发展存在诸多不和谐因素是四川民族地区主要问题，也是制约四川民族地区跨越发展的主要瓶颈。[7]因此，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四川民族地区与其他民族地区的通道，着力提升干线公路等级，进一步加强公路养护，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坚持统一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坚持“兴利除害”，开源节流并重，大中小微并举的治水方针，积极推进水利信息化、水务一体化管理，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全面节约、有效保护，以水资源的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可靠的水资源供给与高效利用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防洪减灾保障体系、有效的水环境保护保障体系、统一的水管理体系。同时，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区内区外对接的信息平台，建立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发挥电子政务的引导作用，积极推进企业信息化，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加强农村信息服务，全面提高区域信息化水平。巩固提高四川民族地区的电话、电视和网络普及成果，推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建设。

三、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措施

（一）加强扶贫开发

以部级贫困县、贫困乡（镇）和贫困村为重点，围绕解决温饱和稳定解决温饱，因地制宜实施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劳务扶贫、移民扶贫、通村公路、住房解困等扶贫工程，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尽快解决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提高稳定解决温饱人口的持续发展能力，防止“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确保贫困地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高于全区平均水平。依靠科技和教育，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不断提高贫困地区资源开发水平和效益，提高贫困农户收入和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创新和完善“统筹型捆绑式”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形成“集中投入、捆绑使用、配套建设、整村推进、成片开发”的扶贫开发新模式。

（二）提高防灾减灾能力

四川民族地区部分属中高山峡谷地区，为地质灾害频发区，因大暴雨或局部地区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滑坡灾害是其主要自然灾害。重点加强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谷段和成昆线沿线等泥石流、崩塌、滑坡易发地段的地质灾害防治。进一步完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预案，严格实行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难性评估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搞好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切实加强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提高防震减灾能力。四川民族地区地处中国南北地震带中南段，地震活动较为频繁，是我国重点监视防御区。加强地震防、抗、救知识宣传教育，提高社会防震减灾意识，强化建筑物抗震设防，加强宏观观测点、微观观测台网和信息网络的建设，提高灾害信息的获取时效和地震预测水平。

（三）发展社会事业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切实做好“两免一补”工作，全面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加大扫盲力度，巩固“两基”成果。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加大民族教育投入，大力培育民族师资，高度重视教育扶贫。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社区文化服务网络，把乡镇宣传文化中心建设成为农村文化阵地。发展有线数字电视技术，提高节目制作、播出、传输、发射、接收质量，扩大农村广播电视的有效覆盖率。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民族与地域特色鲜明的藏族文化节目，把四川民族地区建设成藏族文化中心。健全完善卫生事业。大力建设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加强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设备更新、技术培训和人才引进，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巩固和提升区域性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地位。

（四）保障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安全生产不仅关系到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效率问题，更重要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的安全问题，因此，首先应建立健全当地生产安全机制，加强生产安全建设，切实抓好矿产、煤窑等高危行业的安全生产，才能有效地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生产安全机制的建设应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社会广泛支持”的工作机制。实行对安全、环保等重大事故的责任追究，完善伤亡事故赔偿和生产安全事故经济赔偿制度。其次，完善救援体系，建立动态实时监控系统和突发性公共危机预警机制，以提高社会安全的防控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8]再次，继续完善民族地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等制度，认真落实促进再就业的各项扶持政策。最后，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五保户、贫困优抚对象、贫困残疾人、无劳动能力的畸残人员、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城镇孤寡老人和孤儿、艾滋病导致的孤儿和孤老以及各县市政府规定的其它救助对象在吃饭、穿衣、居住、医疗、接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并在就业、技能培训、司法援助等方面给予帮助。

参考文献：

[1]罗洪群，王凤，何彬，田乐蒙.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战略问题研究[J].天府新论，2012（1）.

[2]马大正.西部大开发与社会稳定战略[J].国家安全通讯，2000-09-25.

[3]张倍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机制建设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2-04-01.

[4]吴铀生.四川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战略选择[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04）.

[5]丁一.西部地区特色产业市场拓展的营销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9）.

[6]王彬彬.攀西地区构建能源资源节约型工业结构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8（06）.

农业资源的基本特性范文

通过对二者财富效应模式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在矿产资源开发所产生的财富效应中，资源类公司作为矿产资源的实际控制者获取了超过其应得份额的财富，主要原因在于资源性资产计价较低，以及较低的资源税费和安全支出，部分应由其承担的成本被外部化，分配给政府和居民的财富份额相对较少。在农业生产产生的财富效应中，农业类公司获得了较少的财富份额；在取消农业税以后，政府又对农业生产者给予补贴，政府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收益已经很少；而对于农村居民，由于其可以无租使用农业生产的核心资料土地资源，农业生产者的投资收益率较高，由此获得了较大份额的财富。矿产资源开发与农业生产财富效应模式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各产业的财富分配的参与者中，谁控制了该产业的核心资源，谁就获得较高的收益。

关键词：矿产资源；农业生产；财富效应；盈利能力；人均可支配收入

本文是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新疆矿产资源开发与特色农业对该区经济影响的对比分析——基于地州的数据》的阶段性成果（编号：12cdyjs038）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2月12日

一、引言

新疆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不仅具有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占有绝对优势的能源资源，而且铁、铜、黄金、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矿产也是最具开发潜力的优势资源，在农业方面，据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三产业结构中，新疆第一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9.8%，超过全国平均值（10.1%）近10个百分点，在全国位列第二位，农业是推动新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矿产资源开发与农业生产对经济的发展都非常重要，二者对于新疆的发展都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矿产资源和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但由于二者具有不同的资源所有人、资源开发人、中央政府和资源地政府及居民的利益关系，两者的开发财富效应模式具有显著的不同。在二者各自的产业链条中，收益分配制度的不同导致居民、政府、企业等不同的参与者所获得收益也差距较大，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

本文首先对我国矿产资源开发与农业生产收益分配机制进行分析，进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二者的不同财富效应模式。

二、二者收益分配机制分析

（一）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分析。矿产资源收益分配是由矿产资源产生的一种经济收入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配。这种利益主体包括国家、矿业权人和农民集体。我国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利益分配是一个可以分解的利益层次，但国家是国家利益主体，在中央利益优先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可以依法从国家利益中分得部分利益。矿业权人是完整的法人，应该享受相对完整的法人财产权所带来的投资利润和风险回报。在集体土地上开采矿产资源，一般都会对土地权利和自下而上的环境构成破坏。农民既是集体土地的主人，又是矿业活动负面影响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农民应当得到相应的补偿。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收益主要有三种类型：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矿业权收益。矿产资源收益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1、资源税收益未能实现全民分配。国家、矿业权人和农民集体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分别是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拥有者、利益的实现者和开矿所造成的负外部性影响承担者，从理论上来说三者都需要收益。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资源开采企业几乎只有收益而不承担责任，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却不能从其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得到合理的收益。

2、资源税率和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太低，抑制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发挥。长期以来，资源税税率总体较低，导致资源产地的资源收益过低。采掘类企业获得超额利润，而国家和矿产地居民收益甚微。

（二）我国农业生产收益分配机制分析。作为第一产业也是基础性产业的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转化，有利于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加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是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为发展绿色经济创造条件。此外，农业还能为其他产业提供基础性物资，并且农业资源不会枯竭，可永续发展。

在具备气候条件和水资源的地区，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资源，其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人类农业生产的基本材料，是人类社会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物质基础和能量源泉。土地资源可分为已利用土地耕地、林地、草地、工矿、交通、居民点用地等；宜开发利用土地枣宜垦荒地、宜林荒地。宜牧荒地、沼泽滩涂水域等；暂时难利用土地如戈壁、沙漠、高寒山地等。

我国农业生产的核心资源土地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当然拥有农业生产收益分配的权利，即土地资源所有者收益。国有土地资源资产收益是国有土地资源资产从资产形态向土地资源作为原材料投入到经济社会生产过程中所生成的收益，它是土地资源从初始状态向土地资源资产产品、并逐步向生产资料或生产劳动对象转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收益。这其中的收益产生过程实际就是土地资源从被人类社会发现、确认基础信息、资产化管理、使用权处置的过程。对此，各个利益相关主体必然会根据收益产生过程中的权益范围来获取与权益相应的收益。农业资源资产所有者收益是农业生产收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农业税。

农业生产收益分配的另一个主体就是农业生产者，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是主要的农业产品生产者，理所应当获得生产经营收益。

在国有农村土地上至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实行以来的、具有2600年历史的“皇粮国税”、“交粮纳款”制度彻底终结，我国政府从农村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基本上趋向于0，农业生产中更多的收益流向到农业生产者手里。

农业链条上另一个收益分配的参与者就是农业类企业，他们只要通过提供农业生产资料和进行农业品的加工、买卖而取得部分农业生产收益。

三、财富效应模式探讨

（一）“微观”——企业层面上的分析。矿产资源通过采掘类企业进行开发，导致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资源所有者和企业所有者的双重所有者结构，资源开发收益要同时向资源所有者和企业所有者分配。我国资源开发的财富分配机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而我国资源类企业实际承担的经营成本较低。

首先是资源性资产方面：在对资源性资产进行核算时，资源企业收益或成本资本化的对象与资源成本最终发生额的附着对象都是资源储量。在历史成本计量基础下，企业会计以取得和发现成本代替了资源储量的价值；在公允价值（储量折现价值）计量基础下，企业会计以资源未来净收益（资源租金）的折现价值作为资源价值的表示。也就是说，资源成本的发生都是围绕资源储量价值的减少而设置确认、计量标准和资源成本估值方法的。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成本计量偏小，进而其收益偏大。即以成本计量的采掘业企业收益要大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企业收益，也就是说，采掘业企业在传统的会计确认计量模式下，存在超额收益。

目前，我国采掘业企业全部以历史成本作为资源性资产计量的基础，因而采掘业企业的总资产中既没有确认或全部确认资源性资产的公允价值，同时其收益中也隐含资源收益和资源补偿（耗减）成本。

其次是税费与安全支出方面：（1）我国向矿产资源开发企业收取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税费比较低；（2）企业的安全支出和环保支出比较少。中国煤炭产业百万吨死亡率目前已降到0.35，但是仍然跟美国的百万吨死亡率相差10倍。也就是说，现行财务制度未将企业应承担的全部成本充分计量，使得矿产资源开发企业成本核算不全面，导致应由企业承担的内部成本外部化。最终结果是国家资源所有权的资源开发收益分配不足，资源开发企业获得超额利润，采掘业企业收益率高于社会平均的收益率。

农业产业中的财富分配的参与者主要有国家、农业生产者以及农业类企业。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民无偿使用国家土地资源，而获得收益无需再向政府缴纳，国家对农业有相应的财政补贴，包括种子、农机等补贴。农民无需缴纳土地使用租金，因此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在整个农业链条的财富分配中，得到较大份额。农业类企业通过提供农业生产资料，或者农产品的种植、禽畜养殖、买卖、加工而获得部分财富。对于农产品种植企业，土地作为资源性资产价值较高，需要缴纳土地租金，很多地区土地的租金达到了一年的农作物产值，利润空间狭小。禽畜养殖公司所需原材料多由农产品或者由农产品加工而来，而农产品价格中包含了土地租金的成本，因此价格较高，成本较高，养殖利润空间较小。而对于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或者禽畜加工企业，多为一些简单的初级加工，科技含量较低，增值率低，利润空间小，农业类企业收益率低于社会平均的收益率。

（二）宏观经济层面的分析。矿产资源方面：贺红艳（2010）以新疆煤炭资源开发为例验证了“强区富民”财富悖论现象的存在，即在一定条件下自然资源的开发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往往大于正面影响，出现资源开发中区域经济层面的“资源地贫困”与微观经济层面的“采掘企业超额利润”同时存在的“财富悖论”现象。该现象的存在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国现行资源开发收益在企业微观层面的各利益主体之间和政府区域层面的资源区与受益区之间的收益分配机制存在问题。资源性资产价值未合理地计入采掘类企业成本中，导致该类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中未确认资源性资产的耗减成本，形成的盈余是包含了经济性资产的收益、资源性资产的耗减成本和资源性资产的真实收益的一种混合盈余，也就是说，企业开发了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却并未付出应有的成本或代价，安全生产支出不足和环境补偿支出欠缺，使得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

企业、地方政府和资源地居民之间在资源开发收益上存在不公平，国家拥有的资源所有权的收益没有充分实现，资源地政府没有获取足够的社会事务管理补偿费用，居民没有共享资源开发收益。

农业生产方面：新疆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地域资源优势，打造新疆农业品牌，凸显别具一格的特色农业，以第一产业带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新疆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转化，有利于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加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是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为发展绿色经济创造条件。此外，农业资源不会枯竭，可永续发展。推进农业化的关键过程就是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培育，而主导产业的选择不仅仅是产业化项目的选择和农业生产要素的一个重组，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本身的扩散效应来带动本产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而这正是农业产业化的本质所在。新疆是我国21世纪重要的资源替代区，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核心及关键，因此对于新疆来说，选择并发展合适的农业产业，对于促进新疆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特色农业是新疆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推进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之本，更是新疆农业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与矿产资源开发相比，虽然特色农业不像其对GDP影响那么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富民的效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相对于特色农业，矿产资源开发对GDP影响更大；相对于矿产资源开发，特色农业发展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更大；矿产资源开发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正相关关系，特色农业发展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无相关关系。

四、结论

在矿产资源开发所产生的财富效应中，资源类公司作为矿产资源的实际控制者获取了超过其应得份额的财富，主要原因在于资源性资产计价较低，以及较低的资源税费和安全支出，部分应由其承担的成本被外部化，分配给政府和居民的财富份额相对较少。

在农业生产产生的财富效应中，农业类公司获得了较少的财富份额；在取消农业税以后，政府又对农业生产者给予补贴，政府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收益已经很少；而对于农村居民，由于其可以无租使用农业生产的核心资料——土地资源，农业生产者的投资收益率较高，由此获得了较大份额的财富。

矿产资源开发与农业生产财富效应模式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各产业的财富分配的参与者中，谁控制了该产业的核心资源，谁就获得较高的收益。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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