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环境污染与保护范文

关键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现状;保护;修复

海洋渔业水域环境是海洋渔业资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鱼类的生长和繁殖提供了必要的生存空间和适宜的生态条件，其状况和变化更是对渔业生产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保护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不仅是海洋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需要。

当前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衰退，严重制约了海洋渔业的健康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加强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保护，建立并完善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维护海洋渔业水域的生态平衡，防止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污染，改善海洋渔业生物资源的养护载体，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1]。为此，本文以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研究现状为中心，从面临的问题、破坏的原因及保护、修复研究等方面就目前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研究及存在的不足加以综合评述，以期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启示。

1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现状

由图1可知，2001~2008年，中国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总面积在上下波动中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是在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总面积下降的表象下，伴随着的却是较清洁海域面积的大幅下降。

污染海域面积特别是中度及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的比重持续较高。如:2008年，中国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总面积约为7·2万km2，比2007年减少约2·2万km2，但中度及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的比重达到31%，与2007年基本持平。可见，中国海洋环境的质量并未出现明显的好转。

图12001~2008年中国不同污染程度海域面积的变化趋势Fig1Thetrendofseaareawithdifferentlevelsofpollutionduring2001-2008inChina据《2008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显示，2008年，中国污染海域面积减少，较清洁海域面积增加，但总体污染程度依然较高。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面积约13·7万km2，比2007年减少约0·8万km2。较清洁海域、轻度污染海域、中度污染海域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分别约为6·5、2·9、1·7和2·5万km2。

严重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

另外，据《2008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3]显示，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渔业水域污染仍比较严重，主要污染物为氮、磷、石油类和铜。中国海洋天然重要渔业水域主要受到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的污染。无机氮污染以东海区、黄渤海区部分渔业水域和珠江口相对较重;活性磷酸盐污染以东海区、渤海及南海近岸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石油类污染以渤海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

海水重点养殖区主要受到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的污染。无机氮污染以东海区和南海区部分养殖水域相对较重;活性磷酸盐污染以东海区部分养殖水域相对较重;石油类污染以南海区和渤海部分养殖水域相对较重。海洋渔业水域沉积物中，主要受到镉、砷、铜和铅的污染。镉、铜污染以东海区和南海区及渤海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砷污染以南海区和渤海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铅污染以南海区部分渔业水域相对较重。

以上表明，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状况总体上保持良好，但局部渔业水域的污染较为严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严重受损，海洋渔业经济面临的生态环境十分恶劣(表1)。

2中国海洋渔业水域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2.1中国海洋渔业水域面临的主要问题2.1.1渔业水域富营养化，赤潮频发环境污染引起的富营养化使得近年来中国沿海赤潮发生次数增多，发生时间提前或者延长，主要赤潮生物种类增多，总次数和累计影响面积逐年大幅度增加。2008年，中国海域共发生赤潮68次，累计发生面积达到约1·4万km2，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0·02亿元[4]。赤潮的多发海域北移，已逐渐影响到黄海和渤海海域，且持续的时间呈上升趋势。如:2008年2月，在辽宁省大连湾附近海域就发生了面积达到108km2的赤潮[4]。赤潮的频繁发生对海洋渔业水域的生态平衡，海洋渔业资源以及人类健康起着巨大的破坏作用。

2.1.2水产品质量下降，经济损失严重由于海洋渔业水域环境受到污染，一些水产品受到汞、镉、病原体等污染;此外，养殖水体环境恶化，导致病害频繁发生，水产品中的残留污染物出现了致癌物和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物质。由渔业水域环境引发的水产品质量问题，已经开始导致中国水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丧失了部分市场的准入资格，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1.3渔业水域污染事故频繁，渔业损失巨大污染事故主要有溢油污染、化学危险品污染、液化气船重大事故污染等[5]。污染事故对渔业水域环境造成的危害特别大。由此还引发许多社会矛盾，影响渔区的社会稳定。2008年，全国共发生海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88次，污染面积约1814hm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680万元。其中，影响最大的海洋渔业污染事故为:2008年9月24日，在广东江门川岛以东飞沙州海域，韩国籍货轮“ZEUS”因遭遇台风“黑格比”袭击发生断裂翻沉溢油，造成该海域42家养殖户约4000m2网箱养殖鱼类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主要养殖品种芝麻斑、青斑、红鱼、红鱿等大量死亡，经济损失达800万元[4]。

2.1.4渔业水域生态功能退化，渔业资源衰退海洋渔业资源栖息环境的破坏导致了生物组成结构的变化，生物种群结构趋向单一，生物多样性在不同程度上遭到破坏。监测资料表明:中国海洋生物多样性指数明显降低，生物物种减少;底栖生物生物量下降;传统主要经济鱼类资源先后衰退;水生野生物种、国家保护的水生生物急剧减少和消失[6]。如曾是渤海最重要渔业种类的对虾、小黄鱼、带鱼资源已经严重衰退，而小型中上层鱼类成为渤海的优势种，渤海生物资源结构发生了变化[7]。又如东海传统的渔获物小型化、低龄化和性成熟提早的现象日趋严重，其中小黄鱼和带鱼年渔获量中均以补充群体和幼鱼为主[8]。种类交替、数量下降、渔获个体小型和低质化，严重制约了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2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破坏原因2.2.1陆源污染陆源污染是指从陆地向海域排放的对海洋渔业的生长、增殖、索饵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威胁的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农业废水等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9]。海洋污染物总量的85%以上来自于陆源污染物[5]。工业废水是渔业水域最严重的污染源，其含有大量的悬浮物、有机物和还原性物质，以及多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工业废水导致的渔业污染事故占总发案率的70%[9]。生活废水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各种混合性污水，其中含无机盐类、有机物及多种致病性微生物，是造成渔业水质有机污染、生物污染和产生富营养化作用的主要来源。

农业废水是指通过大气降水、地表径流的冲刷进入渔业水域的含有大量农药、化肥的废水，其加速水体富营养化进程，该非点源污染对近岸海域的氮、磷污染较大。

2.2.2养殖业自身污染一方面，海水养殖的生产过程和发展需要清洁、未污染的水质;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养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方式由半集约化向高度集约化发展，养殖自身污染问题显露且日渐突出。

养殖区残存的饵料、排泄的废物、施用的化肥等直接影响水体富营养化产生过程，成为诱发局部海域赤潮的原因之一;其次，在养殖的过程中，为预防养殖疾病、清除敌害生物、消毒和抑制有毒有害生物而大量使用化学药品，这些含有不同程度毒物的治疗药物、消毒剂和防腐剂已成为直接影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重要因子。

2.2.3海上事故及不合理的海洋开发由于不可抗力致使船舶触礁、碰撞、搁浅、爆炸等事故，使有害物质进入海洋，对局部海域造成重大污染，这类事故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造成的危害特别巨大[3]。此外，由于缺乏严格的法规规范和宏观调控，各行业和各类工程建设对海洋水域环境的影响日益加重，尤其是不合理的围涂造地、河口造田、炸岛采石、海底挖砂、海洋倾废排污及违法捕捞，改变了海域的自然地形地貌、底质分布和潮(水)流条件，导致亿万年来自然形成的优越的水产动物产卵场、育肥场和越冬场等逐渐消失，近岸海域生物种类不断减少，海洋和渔业资源日趋衰退，海洋渔业水域环境遭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9]。例如:中国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掀起了围海造田和发展养虾业两次大规模围海建设热潮，使沿海自然滩涂湿地总面积缩减了约一半。滩涂湿地的自然景观遭到了严重破坏，重要经济鱼、虾、蟹、贝类生息繁衍场所消失，而且大大降低了滩涂湿地调节气候、储水分洪、抵御风暴潮及护岸保田等能力。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沿海地区累计已丧失滨海滩涂湿地面积约119万hm2，另因城乡工矿占用湿地约100万hm2，两项之和相当于沿海湿地总面积的50%。对沿海滩涂的破坏面积仍呈逐年上升趋势[5]。

3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研究

3.1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的研究为维护海洋渔业资源的生态平衡，促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和渔业经济的健康、快速增长，必须加强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保护措施。中国在水域环境污染控制和保护治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从目前保护措施的研究成果来看，概况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3.1.1加强宣传力度，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要开展持续的、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努力增强全社会的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形成全民的懂水、爱水、护水、富水意识，争取社会各界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为海洋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形成人人理解、关心和支持水域环境保护工作的良好氛围。

3.1.2完善保护法规，加强污染源的控制渔业水域环境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渔业水域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不应仅限于单项的管理控制，而要考虑引起污染的每一方面。中国现有涉及水域环境保护的法规多为单项法规。因此要加快环境保护综合性法规的制订，以法规的形式规定管理机关的责任与权力，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约束机制，加强对污染源的控制，实现对污染事故的事后治理向事前防范的转变。

3.1.3加强修复技术的研究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制约中国海洋渔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实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工程，恢复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正常功能将是中国海洋渔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非常关键的问题之一。环境修复技术是近年来伴随着环境污染和环境大规模治理的实施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环境修复技术还刚刚起步，但在许多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3.2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的研究环境修复技术有物理修复、化学修复及生物修复。

其中，生物修复方法是利用微生物、植物及其他生物，将环境中的危险性污染物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或转化为其他无害物质的工程技术系统。相对于物理和化学修复技术来说，具有费用低廉，处理操作简单以及安全性较高等优点，是一项发展潜力较大、环境友好的处理技术，已成为当前环境修复研究的热点及趋势[10]。根据生物修复的生物类群，目前的生物修复可分为: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动物修复等其他修复技术。

3.2.1微生物修复技术微生物修复技术就是利用水中的异养微生物分解有机物质。有机物质在微生物特别是细菌产生的各种酶的作用下，经过好氧或厌氧过程，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被逐步降解，最后转化成无机元素(矿化)而被植物吸收利用的技术。Pritchard等[11]利用微生物进行阿拉斯加石油泄漏后的环境修复，取得很好的效果。有学者在筛选环境微生物的基础上寻找功能基因，对构建超级工程菌进行大尺度生态修复进行研究[12-13]。中国也在该基础上启动了渤海典型海岸带生物环境修复技术。在菌类筛选方面，Chakrabarty[14]使用具有四种降解质粒的“多质粒超级菌”，使海上浮油在几个小时内即可降解。李秋芬等[15]从虾池底泥中筛选到10株有机降解菌，72h内化学耗氧量(COD)去除率分别达到60%和70%以上。

于明等[16]使用光合细菌在富营养化水体治理中也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微生物修复技术在受污染水域的净化和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中具有巨大的功效和独特的优势，优点明显。不过，微生物修复对磷的处理效果有限，而且微生物处理相对于物理化学方法来说处理速度较慢，受处理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17]。目前，微生物修复技术正逐渐从应用机理和基础研究转向实际应用方面，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仍未真正大规模、大范围地应用到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工程中。

3.2.2植物修复技术植物修复就是利用植物根系(或茎叶)吸收、富集、降解或固定受污染土壤、水体、空气中的污染物，以实现消除或降低污染环境的污染强度，达到修复环境的目的[18]。在该研究过程中，一些大型海藻因特殊的生理功能而受到关注。与浮游植物和其他清洁生物相比，大型藻类体内的营养贮存机制使其更适合在营养盐波动的水体环境中生长，其不仅能够净化水质，还能与赤潮微藻进行营养竞争，向环境中分泌相生相克类的化合物，抑制赤潮微藻的生长，起到防止赤潮生物爆发性繁殖与增长的作用。Nakai等[19]发现大型海藻海膜(Halymeniafloresia)能够持续分泌一种不稳定的、对蓝藻生长具有抑制作用的化合物。Jin等[20]发现石莼(Ulvalactuca)分泌一些化合物，抑制共培养体系中赤潮异湾藻(Heterosigmaakashiwo)和塔玛亚历山大藻(Alexandriumtamarense)的生长。Hogetsu等[21]研究发现，大藻(Pistiastratiotes)分泌的相生相克类化合物能够抑制其它藻类的生长，并首次提出利用大藻的克生作用作为微藻生长的控制手段。

植物修复相对于其他修复技术方式有着自身的优点，其适用于大面积、低浓度的污染，成本低，适用范围广，可处理多种污染物和多种环境;是一个自然过程，安全性较高;收获相对容易，而且有相当多的种类可获得额外的经济效益。植物修复的优点让植物修复技术的研究得到不断的加强。但是植物修复过程较慢，营养物质集中在植物体内并没有真正去除，植物的收获需要增加额外的费用，环境因子对植物的生长和去除效率影响较大[17]。

3.2.3其他生物修复技术除了微生物修复以及植物修复以外，还有动物修复以及一些特殊的生物应用到水域环境中的修复方式，这一类的修复技术主要是通过一些底栖生物或者滤食性生物的摄食习性对水域环境中的有机物利用。已有报道指出[22]，滤食性贝类、某些棘皮动物等可以去除富营养化水中的营养物质，进而净化水环境。沈新强等[23]通过投放以巨牡蛎(Crassostreasp·)为主的底栖动物在长江口水域开展底栖生物修复试验的效果明显。此外，多毛类(Poly-chaetes)在海洋生态系统食物链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中处于关键环节，可很好地利用底质中的有机污染物和一些重金属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力，其作为海洋食物链中的一个分室且生产单元，能够净化底质，使系统内部的废弃物再利用和循环，增加环境生态效益，是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中原位生物修复的重要生物种类[24]。

相对于微生物和植物修复技术来说，目前此类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报道较少，多集中在养殖区水域环境，且使用要求较高，单独使用难度较大。

4展望

良好的海洋渔业水域环境是中国渔业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事实表明，渔业水域环境恶化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海洋渔业发展的最主要、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是中国海洋渔业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最大障碍;是中国海洋渔业发展战略调整中最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正确认识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现状，加强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的保护、修复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中国渔业发展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重大关键问题。

4.1保护措施的研究

渔业水域环境监测为渔政机构对渔业环境的管理提供科学的数据与评价资料，为执法提供可靠的依据，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监测网络还有待健全，集中的海洋环境监测管理机构也有待建立。今后的研究工作应主要围绕渔业环境有害物质和有害生物有效监测体系的设计和建立，各类环境样品中痕量污染物质快速分析方法的开发，生态环境影响综合评价方法等。

从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出发，重点对需优先控制的污染物(有机氯化合物和其它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石油烃、天然毒素、人工药物、病原菌等)开展研究，掌握其在自然水域中对海洋渔业水域环境结构和功能的不利影响。此外，渔业水域环境质量管理是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可通过对渔业环境质量管理技术和措施两方面的研究，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渔业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4.2修复技术的研究

在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技术的具体使用上，由于各种修复技术都有一定的缺点，一定要合理选取最适合的应用方法。鉴于生物修复的巨大优势，应着重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如可以把现代生物技术应用到修复生物的改良中，加快生物修复技术规模化、工程化培育等应用技术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从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出发，今后应重点加强修复作用菌的研究，筛选出高效作用菌或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构建高效基因工程菌;加强环境因子对修复菌的修复能力影响的研究，提高微生物修复在实际应用中的效率;加强微生物修复技术的应用性和大范围推广的研究以及微生物技术在海洋渔业水域环境修复的应用;选择高效、高适应性植物修复品种或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筛选新型修复植物;加强经济修复植物的研究，降低处理成本;加强修复植物的大规模生产培育技术以及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工程管理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结合各种生物修复技术的优缺点，加强对新的生物修复技术及高效综合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等。

参考文献

[1]唐启升.中国专属经济区海洋生物资源与栖息环境[J].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国家海洋局.2008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R].北京:国家海洋局，2009.

[3]环境保护部.2008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R].北京:环境保护部，2009.

[4]国家海洋局.2008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R].北京:国家海洋局，2009.

[5]王淼，胡本强，辛万光，等.中国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成因与治理[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6，5，1-6.

[6]唐启升.中国专属经济区海洋生物资源与栖息环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海洋环境污染与保护范文

法案出台背景

澳大利亚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其海岸线长达37521公里,其对外贸易运输主要依靠海运,海洋就是澳大利亚的生命线,因此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海洋环境保护。澳大利亚制定了大量的海洋环境保护立法,并不断修改完善,仅仅自2010年以来,澳大利亚就在联邦和州的层次上修订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多次。

2010年11月9日,澳大利亚联邦通过了《2010海洋保护法修正案》,该法修正了《2008海洋保护(船用油污染损害的民事责任)法》和《1983海洋保护(船舶污染预防)法》,给2008海洋保护法增加了一节新的内容---响应者免责,以保护那些在燃油溢出事故中给污染受害者提供了合理帮助,并因此而拥有良好信誉的人员。而对1983海洋保护法则修订了一些条款,如对含硫燃油的使用要比指定限值更高;要求澳大利亚海事部门同意安排一个在船上以外的地方,专门放置船上燃油供应簿。还要制定相关条款,要求保存关于损害臭氧层物质的记录,并在记录本中规定虚假或误导性条目的惩罚。此外,维多利亚州也在2010年9月28日通过了《2010海洋安全法》,该法修订了1988年的《海洋法》,目的是以一种更现代的安全管制方式改善海洋安全状况,其中包括防治海洋污染造成的安全问题。

同时,这也是新南威尔士州(以下简称新州)加强环境保护,严格防治环境污染的一个大趋势所致。2011年11月,新南威尔士州通过了《2011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该法案针对那些有引发污染事件风险的组织应该准备遵守法案所带来的变化,包括增加报告义务,应对增大的处罚,要求制定污染事件应急反应计划和公开环境监测数据等等。

法案主要内容

2012年3月7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议会通过了新的《2011海洋污染法》,这部法律借鉴了《1973年国际船舶污染预防公约》、澳大利亚联邦2010年刚刚修订的《2010海洋保护法修正案》和新州刚刚修订的《2011环境保护法修正案》。法案的主要修订内容是禁止向国家水域排放有害包装物,排放污水和垃圾,如果有这些违法行为,则公司可能面临最高数百万美元的罚款。这部新法律也引入了一种更为全面的紧急计划和海洋污染报告制度,使得海洋污染事故反应和岸上污染事故的反应机制更为一致。

思考和借鉴

对由于海洋运输船舶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中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并加入了《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遣成污染公约》和《关于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的1978年议定书》(“73/8防污公约”,73/78MARPOL)等防止船舶污染海洋的国际公约。

目前我国最新的海洋船舶污染防治法是交通运输部颁布的《中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该规定是中国政府履行《73/78防污公约》,确保公约的各项要求得以严格执行,使现行规定与公约最新要求相一致,与公约全面接轨的具体实施,对提高我国的履约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规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船舶污染预防制度体系,包括船舶污染物的排放与接收、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及其有关作业、船舶拆解、打捞、修造和其他水上水下船舶施工作业和违法的相应法律责任等内容。明确了海事机构管理职能和船舶有关作业活动范围。明确了船舶污染防治管理的一般要求。建立了完善的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管理制度。明确了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管理要求。明确了船舶油料供受作业的管理要求。明确了船舶拆解、打捞、修造等水上水下施工作业的污染防治管理要求。明确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尽管该法在2010年颁布并在2011年得以实施,但我国的船舶造成的海洋污染事故仍然非常严重,考量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颁布的最新海洋污染法,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和借鉴:

1、程序和实体并重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立法中同样重要

我国船舶污染海洋立法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轻程序,重实体。《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均设定了防治船舶污染的相关制度,但没有明确在制度执行过程中所必须的操作性规定,《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弥补了这些不足,制定和完善了操作性规定,但这些规定多为实体性规定,对程序性规制明显不足。如对船舶污染物的接收,该规定只明确“船舶应当将不符合规定排放要求以及禁止向海域排放的污染物排入具备相应接收能力的港口接收设施或委托具备相应接收能力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船舶污染物接收作业单位应当落实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制度。进行污染物接收作业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准、规程,并采取有效的防污染措施,防止污染物溢漏。”但审视该条规定,对船舶和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之间的污染物交接程序并未规制,从而可能导致交接上的混乱,以致污染物遗漏。而澳大利亚新州《海洋污染法》要求船舶针对造成的石油和有毒液体紧急污染事故制定应急预案并随船携带。该应急计划的必备条款中就包含报告紧急事件必须遵循的程序、和主管机构合作应对的程序,特别是和船上负责通讯的人。在法定的垃圾处理计划中,也包括收集、储存、处理和处置垃圾的程序,包括使用船上设备来执行这些程序。

2、信息披露:污染船舶负责报告,全程信息公开

在澳大利亚新州的海洋污染法针对船舶污染的防治规定中,关于信息披露和公开的法律规范非常多,特别是关于污染紧急事件应急反应中的信息公开。如对船舶污染海洋事故的报告义务:不仅要求污染船舶报告涉及石油污染和有毒液体污染事故,还要求船舶必须报告涉及丢弃废弃包装物,或者大船舶污水处理系统出现故障或失灵,导致未经处理或者未充分处理的污水排放。污染船舶报告的时间要求从“一旦有条件就报告”转变为“无条件的立即报告”;而且必须把污染事件从始至终的最新信息告知最高可达6个相关的主管当局;同时,设定政府的通告义务。如该法案授权部长发出一系列海洋环境保护通告,包括:海洋污染清除通告、海洋污染预防通告和海洋污染禁止通告。

我国虽然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了任何船舶和民用航空器对海上排污或污染事件的报告义务,并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应当立即就近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其后又专章规定了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其中也专门规定了船舶污染事故报告制度,交通运输部的《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重复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船舶污染的报告义务,但这种表面上宽泛的报告主体范围,实际上导致报告主体的不明确,同时由于没有明确报告的污染物种类,也造成善良的可能报告人无法确定是否属于该报告的污染。信息披露的主要责任是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的,尤其是在污染的处理阶段,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应该成为主要的信息公开来源,这也是我国船舶污染防治立法中,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立法缺位。

3、法律实施:对污染船舶的处罚力度和对政府的监督

船舶污染海洋防治法的有效实施,主要依靠命令-控制手段,即一方面依靠政府严格公正执法,另一方面依靠强有力的处罚。然而,政府是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组成,政府官员也可能权力寻租,或为机构俘获,因此,对监管者必须设立有效的制约,同时要有力震慑潜在的违法者,处罚必须充分引起被处罚者的充分重视,这只能依靠加大处罚力度。澳大利亚新州海洋污染法为保证政府的监管效率,在立法中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如通知义务、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再如对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的监管内容公开,以接受公众监督,即环境保护机构必须在其公报上公布与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相关的数据内容:包括强制性的环境审计内容,污染研究和污染减轻方案,和/或发给环保许可证持有者的处罚通知等。

海洋环境污染与保护范文篇3

摘要本文以海洋环境污染的刑罚处罚为视角，分析当下我国海洋污染事故的处罚手段对海洋污染力所不逮，并重点阐释我国新修改后的《刑法》仍然存在的环境污染犯罪刑罚处罚的具体不足，最后针对这些不足提出进一步拓展《刑法》中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刑事责任体系设计、加大刑罚处罚力度等完善建议。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刑罚处罚污染事故

作者简介：韩琦，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81-02

一、海洋污染事故的刑罚适用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从国家环保部每年在《中国环境公报》中公布来看，海洋污染事件呈上升趋势，现阶段仍处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2011年发生的渤海湾溢油等事件，说明我国海洋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的处理，仅停留在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追究上，而该案就学理而言并不排除刑法的适用。在美国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一案中，BP公司在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强大压力下，不但更换了公司总裁，同时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充分说明刑事责任的震慑作用不容小视。

当下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的刑事法律法规，《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以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都对海洋环境污染做出相关规定，但为何却对频发的海洋污染现象起不到很好的震慑效果，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力所不逮，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二、我国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不足

（一）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行为范围过窄

我国刑法涉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名包括污染环境罪等15项具体罪名，虽然《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修改，降低了犯罪成立条件，扩大了刑法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调控范围。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刑法未将海洋污染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只能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兜底。笔者以为，立法者当初希望通过规定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具体追诉范围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进入刑法调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范围越来越小，必然导致如海洋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坏环境的行为游离于刑法控制之外。

从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来看，大都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污染的危险状态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虽然我《刑法修正案（八）》取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使污染环境罪的成立标准为“严重污染环境”，但这不意味着我国刑法环境污染罪中规定了危险犯。一方面，环境污染罪过形式是过失，过失犯罪一般只有在造成严重后果时才能构成，对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危险的行为不能以环境污染罪论处；另一方面，该罪成立的条件是污染环境行为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程度，但实践中，污染环境既可以是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是继发性或渐进性环境污染，对尚未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显然不能定罪处罚。可见我国刑法缺乏环境污染危险犯的规定，势必对包括海洋环境污染在内的海洋环境保护不利。

（二）刑事责任体系设计有待完善

我国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追究往往以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为主，忽视刑法保障机制的惩罚作用，在实践中，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往往都以行政处罚解决，但行政处罚远低于环境恢复的费用，手段在功能上显然无法与刑罚措施相提并论，而且造成环境污染结果多数由国家来买单。

从我国环境污染的刑事责任体系来看，一方面，当前刑罚体系缺乏非刑罚处理方法。刑法虽然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和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另外还规定了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等非刑罚处罚措施。但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刑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只有自由刑和罚金。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刑事立法相比，国外对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大都在刑罚处理外也进一步明确如民事补偿和环境恢复义务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可见我国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法定刑的种类略显单薄。另一方面，在刑事责任的刑罚实现问题上，由于环境污染犯罪大多发生在工业生产和经营领域，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这类犯罪的重要动机，所以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具有重要的预防和惩治作用。但是，我国刑法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仅仅规定“单处或并处罚金”等，与此同时并没有对罚金的数额做出相对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实际判处罚金刑的数额往往较低。

（三）刑罚处罚力度过轻

在追究渤海湾溢油事故责任方经济赔偿的时候，人们赫然发现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3条，责任方最高罚金只有20万元，既难以起到震慑企业不犯类似错误的作用，也远难抵消给当地渔业、旅游业、海岸景观、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损失。可见，我国刑法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处罚程度却明显过轻，这一结论我们可以从与不同罪名法定刑的比较中得出。例如，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致使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以上重伤并且五人以上轻伤的”是构成环境污染罪最低要求的情形之一，其最高法定刑是三年，最低法定刑是拘役。而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污染环境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若都造成一人死亡的结果，前者的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是拘役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刑幅度是六个月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很显然，在危害程度一样甚至污染环境的危害程度更大的情况下，当下刑法对其所施予的刑事处罚明显轻于对过失致人死亡的处罚，而且环境污染罪危害结果不仅深远而且难以估量，不仅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的损害，而且包括海洋环境在内的环境资源破坏具有难以修复性，甚至不可逆性。因此过轻的刑罚只能使违法者更加有恃无恐，使刑罚的威慑力也将大打折扣。

三、海洋环境的刑法保障机制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