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

一、医学检验的伦理审视

现代医疗技术是现代技术之一种，它以独特的具身性令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权力意志得以呈现。在那里技术在“如群山一般聚集”的力之运作，使人的生命成为被订造的对象。当人被置身于现代医院这座“生命维修厂”去被修理时，一个哲学问题呼之欲出了：人是谁？现代医疗技术对人文价值的剥蚀，体现在生命科技进入医疗所产生的医疗技术的实践效应。“还医学以人道”是抗击价值剥蚀的基本原则。[3]现代医学检验的发展同样面对这样的哲学诘问。医学检验作为医学技术的一种具有明显的技术性，同时，又与受检者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具有典型的社会服务效应。它在功能上缓解病情、解除痛苦和增加人类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权利-责任”关系的重新界定。医学伦理为医学检验中的这一诘问提供了一个多维的审视路径，可以为各个主体提供基本的思維和实践路径。医学伦理是指涉及人的生命和健康的行为应该遵守的主要的、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体系，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在不同时期因受不同的经济发展、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影响而有不同的叙述。1998年，比彻姆·查尔瑞斯在《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中提出了不伤害、有利、公正和自主性四原则，为世人所普遍接受并遵循。[4]检验医学以这个四个伦理原则为维度进行审视，可以较好地呈现检验医学的医学整体图景。

（一）不伤害原则

比彻姆·查尔瑞斯认为，不伤害是指在医学诊治和实验过程中，医务人员和研究者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或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过程中，应从动机和结果上对患者和实验对象造成实际或潜在的感情、心理和身体的伤害，包括不可杀害在内。检验医学坚持不伤害原则，首先医务人员要做好与受检者及其家属的沟通，系统而准确的告知检验的流程与潜在风险，并将检验前的沟通作为一项基本的义务与责任；其次，在检验过程中，严格监控检验流程规范程序，保证检验质量，例如，检验科应制定原始标本采集手册，其中包括标本的正确采集和患者恰当的准备等，使负责采集原始标本的人员方便获得这些资料；再次，检验医务人员要做到经济性原则，合理安排检验项目，避免有损患者经济利益的检查项目。

（二）有利原则

有利原则又称为行善原则，是一个基于患者的主观原则，主要是指医疗活动要给患者带来最大收益，将患者健康放在首位。“妙手仁心，医者大爱”便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和表述。首先，检验医学要做到合理确定采集标本量，并建立完整而有效的标准周转周期，实现标本数量与标本质量的动态平衡；其次，建立检验废弃物的合规处置程序，按照《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中规定，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等高危险废物，应当首先在产生地点进行压力蒸汽灭菌或者化学消毒处理，然后按感染性废物收集处理，最大限度保证检验环境有利于受检者的健康权益保护；再次，保护受检者的隐私，规范检验通知单的告知管理程序，检验科应安排工作人员管理报告单，并按唯一识别码发放。

（三）公正原则

公正原则是一种基于检验医学宏观上的权力配置能力的标准，强调应坚持普惠性的检验体系，保证患者平等的检验权利的实现。首先，检验医学作为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基础的治疗预备环节，在医改中要坚持普惠性标准，降低检验费用，更好地服务于患者，使患者更好、更便利、更经济进行检验；其次，医学检验作为医学研究的基础数据服务提供者，需要客观准确的提供检验数据，坚决杜绝检验数据弄虚作假；再次，医学检验作为医院的服务窗口，需要坚持平等的服务理念，公平对待每位受检者，维护医疗检验的秩序性和权威性。

（四）自主性原则

自主性原则是指在医学检验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受检者及其家属的自主决定权。首先，医学检验要做好与受检者的告知工作，保证患者的知情权，详细告知受检者检验项目的基本信息及其应用范围，确保受检者有自主的决定权；其次，医学检验过程要充分公开透明，利用互联网保证患者对检验过程的了解，克服检验环节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为检验者自主权提供技术支撑。

二、医学检验的伦理体系构建

医学检验医学伦理是医学检验哲学诘问的一个回答路径，也是检验医学发展的道德保障，使检验医学在技术发展与道德自律中间实现均衡发展，避免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就目前而言，医学检验亟待建立医学伦理体系的构建，为医学检验的合规性和合道德性提供制度性支撑。

（一）建立医学检验伦理办公室

现阶段，医学检验伦理建设最优化的选择就是建立医学检验伦理办公室，在医院伦理办公室指导下工作，具体负责医学检验的检验、科研等医疗活动的伦理审查工作。医学检验在医院工作中分布广泛，且人员众多，承担者日常检验任务和为科研等医疗创新服务的基础性工作，非常有必要建立单独的伦理办公室。医学检验伦理办公室主要负责医学检验伦理体系的构建、培训和指导医学检验医务工作者具体的伦理操作规程，负责医学检验科研工作的伦理审查准备和审查前置环节。同时，针对加强对医学检验新技术及科研课题的管理，维护受试者权益，保证临床试验结果真实、可靠，根据《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参照国际公认原则，制定《临床新技术及科研课题伦理审查暂行规定》，规范医学检验新技术、新科研的建章立制工作。

（二）构建医学检验医务工作者医学伦理培训

医院和检验科要重视医务工作者医学伦理的培训，建立完善规范的医学伦理培训体系和内容。根据医学检验的技术特点和医疗特性，制定弹性的医学伦理培训内容和培训计划安排，无缝嵌入医学检验工作之中，做到教学相长、知行合一。同时，瞄准医学检验伦理学前沿，聘请相关专家，系统讲述医学检验伦理的沿革、重要事项及未来发展发现，增强医学检验工作者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责任感，积极而主动地关注医学伦理发展。医院还要坚持“走出去”的培训战略，除了业务培训之外，要分批将医学检验工作者送出去进行相关医学伦理培训，借鉴先进经验，以促进本院医学检验伦理学发展。

（三）营造医院医学检验伦理文化氛围

医学检验伦理是制度，也是一种文化，需要外化于行与内化于心的结合。就本质而言，医学检验伦理是一种医学检验从业者所秉承的一种“仁心仁爱”的医德医风，是一种“从医为民”的价值观和医者的情怀。医院要将医学检验伦理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将其视为医院窗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高度重视医学检验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建设。以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指向，开展“医学检验伦理之星”评选活动，将检验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内化成各项評选标准，尤其是在“医患沟通和患者知情”上设置高等级的权重，通过评选活动营造一种重伦理、重医德的文化氛围和行为指向。

（四）借助“互联网+”宣传检验医学知识

针对医学检验医务工作者工作节奏快及工作繁复的特点，尤其是医学检验受检者众多，医院要借助互联网进行医学检验的伦理的宣传工作，借助多种形式，用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医学检验医务工作者及受检者普及相关伦理知识。同时，在医院相关网站和APP设置医学检验宣传专题，保证从业者和受检者能够及时了解医学伦理的发展动态，随时随地能够进行相关学习和培训。再者，医院要建立医学检验数据库，为医务人员提供医学研究提供检验数据的大数据分析，更能客观准确和便捷地发挥医学检验的作用。（通讯作者：冉文侠）

参考文献：

[1]范丽娟.医学检验中的伦理原则探讨[J].中国卫生产业，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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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海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形态及其挑战[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2-29.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

陶行知认为:教育是依据生活、为了生活的“生活教育”，能够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教育可以看作是一种价值引导下的活动。［1］教育作为一种活动，由三个基本因素构成: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资料，教育活动表现为以教育为中介(包括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边共同进行的活动。［2］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作为对已参加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的医学伦理知识更新、补充、拓展和临床医疗伦理决策能力提升的一种高层次追加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医务人员施加伦理决策影响，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内在潜力与条件，逐步提高其医学伦理认识，培养医学道德情感，锻炼增强医学道德意志，坚定医学道德信念和养成良好的医学道德行为习惯的活动过程。同时，又表现为医院内部各类医务人员面对医疗服务市场取向，如何领悟和实践医学伦理的问题。比如医务人员在追踪医学前沿的时候，如何尽力满足服务对象的基本医疗需求，对病人高度负责任，具备解决医疗实际问题的能力，并通过自己的工作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2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的现实依据

2．1医学专业伦理精神重塑的社会期待

传统意义上的医德，强调的是医务人员的奉献，比如“医乃仁术”思想，就是在自然经济和不成熟的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3］它在确立医务人员的价值观、树立行业形象、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方面有着难以磨灭的历史功绩。但随着医学科学及其实践活动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和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医学的专业伦理精神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质疑。［4］如医学分科不断细化导致的“板块医疗”和医疗高技术应用“泛化”问题，疾病预防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不足导致的患者资源向城市大医院聚集的问题，城市大医院超负荷的诊疗工作压力使医务人员产生职业倦怠问题，医疗新技术、新药品超范围应用问题，医疗保险经济的公平与公正问题，“科室定额承包”体制与机制导引医疗机构主要追求业务绩效问题等，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医疗人际关系复杂化程度在逐渐加剧;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与需求矛盾日渐加大;看病贵和看病难问题仍然区域性存在;医务工作者的个体奉献与索取意识时有碰撞;临床决策中技术与伦理、医疗卫生经济与伦理的两难选择时常面对。医务人员如何建立起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新型医学伦理价值观，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适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适应国际生命伦理学发展潮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的使命所在。

2．2医疗伦理思想临床贯彻中的“知而行难”与“行而不知”并存

随着学校医学伦理学教学的逐步完善，医院临床医疗活动中伦理诉求的不断加剧和医德医风教育的逐步开展，医务人员对于医学伦理思想的认知度有所提升，但仍然存在着把医学伦理思想与临床医疗实践活动看成是互不关联的两个方面，存在着医疗伦理思想在临床贯彻中的“知而行难”和“行而不知”现象。我们的问卷调查证实了这一判断。研究中，在某地三家三甲医院的骨外科各抽取了44名护理人员作为调查对象，了解其对临床护理伦理的认知情况(见表1)。调查数据表明:现今在医院，存在着加强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的空间。

2．3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亟待完善

文献研究发现，医院的医学伦理继续教育存在不完善情况:一是教育内容体系不科学。绝大部分医院都将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等同于医德医风教育;［5］二是教育方式单一。多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做法;三是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研究不足。通过维普和知网数据库搜索发现，研究医德医风教育的文献较多，研究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的文献非常少(见表2)。鉴于此，创新具有针对性、适用性和科学性强的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内容体系成了本研究的重点内容。

3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切入路径

根据医院现有医学伦理继续教育情况，以及市场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发展和提高医务人员综合素质的需要，创新以伦理认知、规则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契约伦理和美德伦理［6］教育为导向的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内容体系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3．1伦理认知教育

伦理认知是指道德主体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的认识，包括道德印象的获得、道德概念的形成和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等。医院医学伦理认知教育的核心内容在于:一是要求医务人员明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与作用，即临床医疗实践中为什么需要伦理学的问题;二是明白临床医疗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医学伦理的约束，医疗中的许多判定往往是医疗技术判断和伦理判断的结合，用伦理判断的合理性来保证医学技术判断的准确性;［7］三是学会应用医学伦理学基本理论分析判断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问题;四是学会医学伦理决策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8］

3．2规则伦理教育

医院医疗规则伦理教育应从四个层面入手:一是医学伦理原则、规范教育;二是国际性的医学伦理法典教育;三是卫生法律法规教育;四是临床医疗纪律制度教育。其中的医疗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教育本身就是临床医疗的底线伦理教育。医疗法纪制度是临床医务工作者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然而，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医务人员将医疗伦理与医疗法律法规看成是互不相干的两个事物，或者不知道医疗法律法规本身就是规则伦理，甚至有的医疗科室主任也这样认为。

3．3服务伦理教育

服务伦理首先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客观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是人们在相互服务过程中所形成的客观伦理关系。调节服务伦理关系的规范不仅有道德，还有法律。从一定意义上说，服务作为现代社会的伦理主题，体现着时代的发展趋势和道德精神，研究服务伦理正是对现时展趋势和时代精神的一种道德哲学的把握。随着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深入及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要逐步加大，强化了卫生经济、卫生管理和医疗保险经济对于人民群众健康权利的影响，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重要意义。医务人员有必要从伦理学的视角懂得:医疗服务的可得、易得、有效、态度和服务收费合理等问题;只有当医务人员满足了患者的这些基本求医目的与需求，其提供的医疗服务行为才是有意义和有效率的。

3．4交际伦理教育

交际伦理作为医院医学伦理继续教育的入口之一，是基于医疗人际关系复杂化的考虑。现今的医疗服务，呈现出一个包括以病人和医生为中心的用人单位、医院、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医疗保险机构、政府等多主体的“博弈”态势，医务人员斡旋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各主体利益追求之间，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影响着医疗服务质量与和谐医疗人际关系的形成。医疗活动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分为医患关系、医际关系和医务人员与社会关系三种类型。在医患关系层面，交际伦理强调医务人员要将其服务对象看成一个主体，要求彼此之间建立起能够相互交流的医疗人际关系，强化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因为患者“医病”与医务人员“救人”的价值目标是—致的，一个符合伦理要求的医务人员应该以病人为中心，忠诚于医疗卫生事业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为己任。在医际关系层面，交际伦理强调医务人员之间的工作既要相对独立，又要相互支持，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彼此信任、互相协作与监督，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和发挥优势。

3．5契约伦理教育

在医学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医疗保险制度普遍建立和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背景下，医疗契约已广泛地存在于临床医疗活动之中，如临床医疗文书。现如今的临床医疗文书一般以三种方式存在:一是一般契约。如号签、住院安全须知、一日清单、人工(药物)流产术、上(下)环、分段诊刮手术同意书等名目繁多的医疗文书;二是新技术、新设备、新药品应用申请书、手术知情同意书等;三是医疗保险合同等。这些医疗文书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证据，蕴涵着广泛的伦理诉求，如契约关系中应遵守的人道、尊重与自主、有利与无伤、公平与公正、知情同意等原则，以及对公共秩序规则的维护等。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契约伦理教育，首先使医务人员明确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医疗契约类型及其伦理诉求，其次明确一般医疗契约不能言其微，重要医疗契约当慎重。履行医疗契约的先决条件是遵守医疗规则，恪守职业道德，养成良好的医疗服务品质与习性。

3．6美德伦理教育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范文篇3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科研；教学；医德

1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历程及现状

20世纪60年代，现代医学技术在西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壮大，1968年美国医学会颁布了针对器官移植的伦理原则，同年哈佛医学院特别委员会对死亡定义与标准提出了全新概念，其后美国国会颁布了《统一解剖捐赠法》，这一连串的举措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自此开始，对于与生命有关的各类伦理问题的研究，成为西方医学界及伦理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1969年美国纽约海斯汀中心（TheHastingsCenter）成立，该机构主要致力于独立研究现代医学、人类健康、资源与环境科学领域的伦理问题，也正是从该中心成立之日起，生命伦理学这一学科在美国正式诞生。自此，医学伦理学在美国犹如雨后春笋般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卫•乐富门编著《床边的陌生人》一书的出版以及《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的成功发行，标志着美国医学伦理学进入了成熟期。截至目前，研究医学伦理学的专门学刊已达数十种，此外许多著名的大型医学刊物都纷纷开辟医学伦理专栏。可以说，医学伦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在西方就一直保持着极强的发展势头与极快的发展速度。

1979年，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首次访问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在学术交流过程中，美国伦理学家第一次向我国学者介绍脑死亡判定、辅助生殖技术、安乐死等生命伦理热点，标志着医学伦理学正式传入我国。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该书第一次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引入国人视线。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与努力，我国医学伦理学领域完成了从零到逐渐规范的转变，2000年卫生部首次成立医学伦理学专家委员会，2003年卫生部联合科技部专门针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胚胎细胞研究等高科技医疗手段颁布了伦理指导规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院和研究机构组建了医学伦理委员会。目前，医学伦理学已作为必修课进入所有医学院校课堂。这些标志性事件表明医学伦理学研究在我国正式展开并日益受到重视。

2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缺少自身文化作为学科发展的基

石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西方文化，他们往往更推崇西方文明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却在不经意间忽视了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国家的发展强大直至最后在世界范围内普遍被认可、接受、甚至推崇，都必须依靠自身强大的文化基础支撑，也就是说任何社会的进步都必须建立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之上。自20世纪80年代医学伦理学被正式引入我国，其就成为现实生活中困惑世人的紧迫问题。尤其是医学伦理学在我国发展的三十多年，大多数时候是对西方伦理学理论的照搬和套用，极少考虑是否与自身文化环境相适应，没有形成真正属于我国的医学伦理学价值体系。当今学术时代，我们不能只是按照固有陈规而止步不前，将当代医学伦理学研究机械地归结为西方应用伦理学研究领域；也不能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坐享其成，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经典著作解读，而应该以更博大的胸襟、更宽广的眼界，将两者有机结合，发掘传统文化新时代内涵，让其得以在更宽广的领域继续匡正当代人的思想、规范当代人的言行，发挥出新的作用。作为新一代伦理学研究者，我们应该从自身传统文化中挖掘、寻找能够塑造现代社会人品质的方法，这对于我们有效继承、弘扬祖国自身优良伦理传统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促进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实践价值。

2.2缺少对医学伦理学学科性质的客观认识

着眼于当下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工作，普遍存在将医德和医学伦理学混淆不清的现象。更有甚者，在某些情境之下甚至出现了片面重视医德而忽视医学伦理学学科本质的现象，这种让医学伦理学简单降格为医德说教的做法可谓是倒退。医学伦理学虽然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医学和伦理学相关理论知识作为依托，但其首先是伦理学,隶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种，而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特质决定了其根本属性是以研究人类生活当中的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简单来讲，伦理学试图从理论层面建构一种指导行为的法则体系,即“在一种道德境遇中我们该如何做”“我们处理某种道德境遇的行动依据是什么”，并且对其进行严格的评判[1]。由此可见，伦理学核心任务是针对人类的道德进行研究,而并非对人类进行某种教化。相应的，我们必须要明确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其学科任务不应该是教化医学生，而是要针对医学中的善恶进行研究，并指导医学生在学科研究及临床实践中区分善恶、明辨是非，最终确保医学生能够在相应的医学相关道德情境中做出善的选择。当然，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医学伦理学相关理论的讲授，可以从某种层面对学生进行道德熏陶，但必须要明确的是，这并不是其主要任务，其根本目的是在形成一定思辨能力的更高层次理论基础之上，实现伦理道德规范的普世性、共通性及特殊性与特定医学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

3解决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方法

3.1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我国医学伦理价值体系

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浩瀚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上的各种意识形态，能反映出炎黄子孙的人格特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所以，作为完全由西方传入我国的学科，医学伦理学要想真正在我国生根发芽，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如千百年来一直被国人推崇的儒学，一直在规范国人的伦理道德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有学者曾指出：“传统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厘定问题的观念背景，分析问题的主要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核心价值。儒家伦理学作为一种传统伦理学，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一种观念背景、分析工具和价值选择。”

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投入该领域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越来越多的成果问世，最著名的当数1999年出版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李瑞全著）和2011年出版的《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范瑞平著）。其中，李瑞全先生用儒家伦理思想对包括无性生殖技术、人类基因研究等在内的生命伦理困惑进行了解答，并以所得结论为基础构建了儒家生命伦理学。其理论框架为：以“不忍人之心”作为道德根源和动力，在此基础上阐发出以“仁”为核心的自律（自主）、不伤害、仁爱（有利）、公义（公正）4个基本原则，具体表现为咨询同意（知情同意）、保护主义、保密、隐私权、诚实、忠诚等规则；当原则或规则在具体情境中发生冲突时，以儒家的“经权原则”来寻求反思平衡，做出道德判断[3]。范瑞平先生则以儒家文化传统为基础，重构以下4条生命伦理原则：仁爱原则（爱的基础在于人的恻隐之心），公义原则（在社会分配问题上以美德考虑为依据，强调一种尊德、尊贤的价值体系），诚信原则（超越了狭隘的讲真话要求，可以填补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和谐原则（强调差异、合作、妥协，建立一个平和、怡悦的社会）[4]。

3.2理清思路，重新认识医学伦理学科研及教学目标

美国著名学者米尔兹（Miles）及其研究团队曾明确指出，美国医学伦理学界存在一些“令人向往但又不现实”的看法，其中包括“不应当希望通过医学伦理学来培养高尚的医德修养”[5]。医学伦理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是整个医学过程当中的善与恶，让医学工作者在仰仗医学技术“为所欲为”的同时又能做到有章可依。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要将知识的传授与能力的培养作为根本教学目标，切不可片面追求对于神性医者的培养。笔者认为，医学伦理学应该将学科教学目标恰当地设定为指导医学生明辨善恶、分辨价值，进而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临床实践工作。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基本哲学及伦理学知识的讲授，结合临床实际问题，引导医学生在所处专业领域的善与恶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而培养医学生在医学伦理问题面前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最终保证其能够在日后的临床实践中知善恶、明是非、守伦理，真正将医务人员的职业精神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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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瑞全.儒家生命伦理学[M].台北：台湾鹅湖出版杜，1999.

[4]范瑞平.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