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研究康巴藏区新闻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作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框架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未能广泛地开展起来。进入新世纪的以来，随着研究资料的增多、研究视角的扩展以及理论框架的建构，曾经被认为值得期待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迅速展开，陆续出现一系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专著。这些研究专著呈现出以下的特点：一个方面，作为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注重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梳理，初步完成理论架构。白润生先生正是从史学的角度进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他所著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按照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按照历史的沿革，系统地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先小数民族地区报刊的创办和发展过程，对少数民族传播内容进行论述。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中，白润生负责撰写《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与繁荣》。在他撰写的这一部分中，他认为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兴起阶段，从30～40年代到改革开放是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至今是繁荣阶段。200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白润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在这部书中，白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这本书，除绪论外分四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峥嵘岁月（20世纪20年代～40年代末）、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中叶～20世纪末），共计12章65节。周德仓著的《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在历史学的基础上采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藏文报刊发展、传播规律进行梳理和总结，构建藏文报刊的发展脉络，在周德仓的另一部专著《新闻传播史》对从原始文明时代至公元2000年这一时期发生的新闻传播进行史学架构。这本书还对对外新闻传播、的电影传播，新闻进行横向论述。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教学活动在学院里迅速展开。随着新闻传播专业的发展，许多高校开设了带有“中国新闻事业史”字样的课程，介绍中国新闻发展的知识、方法。在中国新闻史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进行理论化、学院化。《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成为高等院校新闻史教材，《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与繁荣》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中的一个章节，《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成为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因此，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才刚刚开始，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特别是当真正面对具体的现实问题，它往往显出力所不逮的疲态。这种疲态表现在当下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很难具体地指导少数民族区域性的新闻实践。试以康巴藏区为例。

新闻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理论、历史、应用。新闻理论主要总结和阐明人类新闻活动的基本规律，它是从新闻实践中来最终又指导新闻实践；新闻历史主要论述有史以来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主要是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在应用方面一方面具体到新闻实践又涉及到媒介的经营和管理。当涉及到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时，对研究内容的判定如果按照以往的路径进行研究似乎行不通。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对于我们理解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有所裨益。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过的一段话：“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在葛兆光看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并不完全是小传统，也不是民众思想或者民间思想，而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这样看来，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会不会对精英和经典的部分进行了过多的关注，而对“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关注比较少？

新闻学的中心议题是：客观社会的诸条件对人类新闻活动的决定、支配作用以及新闻活动对社会的反作用。客观社会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存在，也不像自然规律那样静止地等待人们去归纳和总结。社会是由人与人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总是充满了变数。因此可以说，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在于社会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并且人们每天都在创造和改变社会，而自然界却不然。在这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主体性的互动，就必然有一种普遍理解的知识作为基础，这种普遍理解知识往往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人们在使用这种知识时通常认为对方也拥有这种知识，就知识的类别而言，知识通常分为感知知识和理解的知识，感知的知识通常是指具体的、日常的知识，而理解的知识通常是抽象的知识。在新闻传播的研究中通常是以具体的、日常的知识作为研究对象。正因为是这样，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就不能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也不能脱离人们进行主体性互动时所使用的普遍理解的知识。因为如果用专业性的、抽象的术语来代替那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就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互动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剩下的知识一些概念和理论。因此新闻传播研究在理论和应用上应当注重对主体间互动所使用的具体的、日常的知识的研究，首先试图解释这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仅简单地靠新闻出版的成品来研究，更要深入到新闻传播活动发生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和理解主体间的互动，以此更具不同主体间互动来进行解释的协调；其次当得到这些解释后，把这些解释放置在整个社会的背景下进行重新的建构。

对于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的研究而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康巴藏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康”是一个地理概念，是指青藏高原东部的藏族聚集区，为我国三大藏区（卫康、安多、康）之一。“康巴”是一个族群概念，是对生活在藏区的操藏语康方言的藏族的称呼。由于“康巴”生活在藏区，人们常常把“康巴”这一概念指代“康区”，因而，“康巴”既是一个族群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概念；当对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区进行新闻传播研究，就不得不考虑这些“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是什么？就不得不考虑这些具体的、日常的知识是什么，它们在主体间是怎样互动的以及怎样进行重新的建构？其次，康巴藏区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文化上处于汉、藏等多种文化交汇的中间地带。费孝通“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北向南大体划出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的语文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于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园地。”因此在对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的研究中需要进行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角度；最后，康巴藏区新闻传播研究还承担着打击分裂势力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的任务。正如康巴藏区的新闻传播机构所承担的政治任务一样，在康巴藏区的新闻传播研究中就不能忽视这一点。

本文为《康巴藏区报业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SB0193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周德仓.中国藏文报刊发展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5]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篇2

[关键词]批判学派；传播符号学；中观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继续保持攀升之势，呈现一派有类费孝通概括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即各路研究纷纷推进，而又一统于“传播研究”。其中，不同于美国经验学派的学术传统，尤其得到各方的关注，成为孕育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一方沃土。本文即以传播符号学以及相关的话语、文本、叙事诸路研究为例，对这一态势略做论列，回溯其源流，分析其现状，瞻望其走向，以期为学界提供一点参考。

2000以前的回顾

众所周知，我国的传播研究肇始于美国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威尔伯・施拉姆所推崇的“四大先驱”，在1980年代仿佛成为传播学的标志。所谓经验主义传统，乃指以功能应用为导向、以实证科学为方法、以琐细问题为对象的“传播学”。此路研究虽有其科学性与必要性，但也越来越受到传播学界的反思与质疑。华裔学者李金铨教授，在近著中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稳定，日起日落，天底下冒不出新鲜事，学者们关注的无非是体制内的一些技术问题，也就是如何完善美国的生活方式，难怪选举(美式民主)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研究铺天盖地，有的见微知著，但不少是微枝末节、琐碎无聊的，鲜有成一家之言的学派者。”(李金铨，2004:p.2)这路研究在1980年代之所以大行于市，缘由似不难理解，概括起来无非两点，一是客观上美国传统在当代学术领域异常强势的地位和影响，使诸多学科不可能不受其冲击；二是主观上当时的学界面对突如其来的各路“新学”，眼花缭乱之际，一时不免“高山仰之”，甚至“顶礼膜拜”。而这一切的背后，自然又同当时“全盘西化”的社会文化心理不无关系。受制于这种学术传统，具有浓重“玄虚”色彩的传播符号学，自然难有什么地位和发展。

19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学术风向的陡然逆转，美国经验实证流派的专美局面也就随风飘去，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性学术传统迅速崛起，影响日炽。特别是市场经济大潮涌起以后，各种具有历史意识、思想底蕴、传统积淀、人文关怀的学术思潮，包括批判性传播研究更趋兴盛。其中原因也可归为两点。一是大众媒介在市场条件下迅猛扩张，急速发展，社会功能日益彰显，从而带来一系列勾联繁复的新课题，而这些又是逼仄的经验实证研究所无法应对的。另一方面，学人的独立意识和本土关怀开始觉醒，日甚一日，“与国际(实为美国)接轨”、“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热望逐渐冷却。于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批判性学术传统异军突起，并且大有取经验实证传统而蔚为主流之势。所谓批判性学术传统，非谓隔岸观火、挑眼拨刺、横挑鼻子竖挑眼、站着说话不腰疼等，它是以超越性的反思态度、总体性的研究方法与联系性的问题意识为基本特征，以图揭示新闻传播的多方面蕴涵，从而不仅为新闻传播提供深广的理论视野和思想关照，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赋予其高远的精神意义和文化价值。其中，又包括一系列不尽相同的思路与进路，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媒介帝国主义、女性主义与媒介、后殖民主义媒介观、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

这些新的研究潮流在中国的兴起，不妨以1994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创刊、同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改版和1995年《国际新闻界》的改版为标志。因为，其时这方面陆续出现的研究成果，均以这些学术期刊为主阵地。1997年，吴文虎教授《广告的符号世界》(广州出版社)的出版，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第一部传播符号学的专著。1998年，留法博士陈卫星在《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与第2期上，连载发表《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进而将传播学分为三个基础学术流派：“注重工具理性的控制论模式，以社会经验为内容的经验一功能主义流派和阐释传播符号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论。此后，由于传播学被正式列入国家学科目录，成为二级学科，这方面的研究愈发活跃。因为，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一旦摆脱“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和功能实用的羁绊，就不得不考虑安身立命的理论根基，而包括传播符号学的一系列批判性学术传统，则具有张力巨大的学术空间，可以生成异常丰富的学术资源，从而为新闻传播学提供坚实而厚重的学科基础。所以，到新旧世纪之交，批判性传播研究已在新闻传播学以及相关学科，获得比较广泛的推展。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片为此专门立项，开展“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

2000以来的发展

2000年以来，批判性传播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引起新闻传播学以及相关学科日益浓厚的兴趣。其间，传播符号学无论作为理论还是作为方法，同样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理论，传播符号学包罗广泛，涉及诸多学科及学说。举其要者，至少有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以皮尔士为代表的逻辑学、以雅格布森为代表的诗学、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心理学、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哲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人类学、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以麦茨为代表的电影学、以艾柯为代表的文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历史学、以让一鲍德里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传播学等。同样，作为方法的传播符号学也日见兴旺，成为解剖传播的一大工具或“利器”，尤其得到青年学子的青睐――只需翻翻近年来硕士博士论文的提要与目录即知大概。

如同批判性的传播研究具有广狭两个层面，传播符号学研究也可如是看待。本文所谈的传播符号学属于狭义层面，即主要为新闻传播学所关注、由新闻传播学所推展、被新闻传播学所吸纳的研究内容。就此而言，新世纪以来已经取得一些值得称道的成果，其中大致包括译著、专著及论文三个部分。

译著方面可举美国丹尼尔・戴扬等《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麻争旗译；英国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王晓珏等译；英国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华夏出版社2003)，殷晓蓉译；荷兰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华夏出版社2003)，曾庆香译；英国泰玛・利贝斯《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华夏出版社2003)，刘自雄译：英国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商务印书馆2004)，许亮等译；法国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季广茂译；英国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文化

与传播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李彬译……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译丛“知识分子图书馆”(王逢振主编)、商务印书馆译丛“文化与传播”(周宪等主编)等，也包括一些相关的重要著述，兹不一一列举。

专著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路扬、的《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王君超的博士论文《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杨新敏的博士论文《电视剧叙事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李彬的《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

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载《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李彬《传播与符号：罗兰・巴尔特思想述略》，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3期；陈阳《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载《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李彬《传播符号的分类及功能》，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3期转载)；李彬《语言・符号・交流――谈布拉格学派的传播思想》，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李彬《符号与世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初探》，载《新闻大学》2000年第2期；李彬《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其对批判学派的贡献》，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6期；赵斌《社会分析和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载《视界》第3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黄顺铭《一个诠释典范：霍尔模式》，载《新闻大学》2002年冬季号；丁和根《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载《新闻大学》2002年冬季号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李彬《鲍德里亚的“符号革命”及其传播学蕴涵》，载《中国传媒报告》200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3期转载)；仰海峰《鲍德里亚与媒介理论》，载《视界》第11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像和现代想像》，载《视界》第12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潘知常、袁力力《文化研究：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载《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范红《新闻话语的编码和霸权的形成》，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石长顺等《叙事理论与电视》，载《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范红《审视媒介语言的社会文化内涵》，收录于《媒介二十五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另外，还有一些未刊的硕士学位论文与博士学位论文，也不同程度涉及传播符号学的内容，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阳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女性期刊中的女性神话》(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曾庆香的博士学位论文《试论新闻话语》(2003)等。两位年轻学子的共同特点，都是将传播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同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有机结合，提出一些颇有新意的创见。

研究现状评述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及态势看，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基本形成两种取向，可以概括为本体论取向与方法论取向。前者探究传播符号自身的基本问题，包括传播符号的本质及其分类(如能指与所指、空间符号与时间符号等)、符号与意义解读(如广告与电视方面的有关研究)、文本与阐释、文本的内在构成、叙事的脉络与逻辑关系、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符号在各种传播实践中的呈现与运用(如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等。方法论取向的传播符号学，则通过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矩阵分析、神话分析等符号学方法，对各种传播现象进行解析。

首先，如前所述，传播符号学包罗广泛，涉及渊深，所以本体论即基础理论研究，难免成果稀少，进展迟缓。然而，这一取向所追求的，往往不是体大思深的系统化建构，就是精雕细刻的专题化论述。前者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大众传播学”的有关子课题及其成果，即《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较为突出；后者以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新著《传播的观念》最称厚重。另外，路扬、的《大众文化与传媒》虽然篇幅不大，但以凝练的思想和通透的文字，阐发了批判性传播研究的主要理论，包括传播符号学的有关思想。

与此同时，译著中斯图尔特・霍尔所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Re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既可当文化研究的入门读物，又可做传播符号的基础教材，内容广博，条分缕析。编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重镇。另外，约翰・费斯克等所编《关键概念：文化与传播研究辞典》(KeyConceptsinCommunicationandCulturalStudies)，也以相当的篇幅给予传播符号学以全面而翔实的论列，280余个辞条多与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有关。编者之一约翰・费斯克(JohnFiske)，亦为英国文化学派的宿将，向以《解读电视》(ReadingTelevision)、《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等著述知名。

其次，将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用以解剖传播文本、透视传播活动、分析传播意味，也成为一种趋势。目前，这一取向的研究最为活跃，生机盎然，既丰富了传播符号学的学术积淀，又开拓了传播符号学的应用前景。比如，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通过语言学的三个分支――语法学(涉及人们对媒介的关系)、语义学(涉及人们对媒介的解读)和语用学(涉及人们对媒介的反应)，对电视直播的“媒介事件”展开专门研究，提炼了“征服”(conquest)、“加冕”(coronation)和“竞赛”(contest)三种电视直播的类型，别开生面，饶有意味，成为传播研究的一个典范。再如，前举陈阳的学位论文《我国女性期刊中的女性神话》，借助传播符号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当代中国四种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期刊进行剖析，揭示了它们各自的深层蕴涵与诉求，思路独特，见解犀利，不失为一种新的学术探求。同样，曾庆香的博士学位论文《试论新闻话语》，不仅系统论述了新闻话语的基本构成与内在逻辑，而且阐释了中国新闻报道中一些历史、文化与传统的深层蕴意，特别是借用荣格的原型理论，透视了其中源远流长的诸多意象――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到“抗洪报道”等，对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颇有启发与裨益。

另外，某些其他学科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也不乏新意迭见的成果。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博士通过沈从文的长篇小说《长河》，探讨了现代媒介及其符码与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建构问题。在《长河》的叙述中，频繁出现现代报刊史上的重要媒介，如《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特别是《申报》，据作者统计一共出现了16次。他认为，“沈从文更是把《申报》

笼统地看成是现代传媒的象征和标识，所以它更是一个符码。但正是作为大众传媒符码的《申报》在塑造湘西百姓的‘国家’意识，传播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起着显而易见的作用”。(吴晓东，2003：p.205)这种源于B・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或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研究，不仅为理解现代媒介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尤其为拓展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学科领域开辟了新奇思路，而且对符号的解读提供了独特视角和新鲜范本。

当然，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在我国传播学领域一方面收获颇丰，另一方面还存在诸多缺口。而且，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旧的缺口可能尚未补齐，新的缺口又被撞开。针对我国传播学的整体研究状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曾经指出，总体上还停留在引进、介绍的层次，缺乏原创性，而且往往将国外某个模式或理论简单搬过来，而对其提出的背景和适用的范围了解不多，缺乏考察。这种现象与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传播符号学的研究。不过，目前首先还需解决的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明确传播符号学的定位、内涵、研究走向、学科意义以及同其他传播研究的关系等。

未来走势探析

约翰・费斯克在《传播符号学理论》中，将传播研究分为两大流派。一大流派其实就是美国的经验实证主义传统，它们往往将传播视为一种讯息的传递过程，因此关注的重点在于传者如何编码(encode)和受众如何译码(decode)，以及如何使用媒介以达到确定目标等。总之，这个流派视传播为一种影响他人行为或心理状态的过程。因此，传播未达到预期效果，便属于“传播失败”，并且试图在传播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寻找失败的原因。另外一个学派，实即欧陆的符号解读及文化研究传统，它们将传播看做意义的生成与交换过程，关注的重点在于文本如何与人们发生互动，产生意义。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误解必然是传播失败的证据，因为误解可能来自传者和受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及其对符号的不同解读。由此说来，传播研究自然成为文化和文本研究，研究方法就是符号学(semiotics)(意义及符号科学)。显然，费斯克对传播符号学寄予厚望。

与此相对，北京大学教授、留英博士赵斌，则对费斯克及其传播符号学颇有微词，不以为然。她在为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文版作序时，对此做出详细阐发。在她看来，传播符号学的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赵斌，2001；p.IV)：

比起严谨沉重、有时甚至出力不讨好的社会学分析，聪明机敏的符号学解读则显得轻松、惬意和诙谐，往往能带给阅读者文字上的惊喜和愉悦。卸掉了历史包袱和社会内涵，符号从此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它们被人为地分裂成能指和所指，两者可以在不经意之间任意组合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符号学家们成了语言魔术师，他们使用的道具就是没有历史深度的、自由自在的象征符号。盛产时装、香槟酒和小资产阶级的法国并非偶然地成了符号学的圣地，法国学者巴特和鲍德里亚先后成为世界级符号学大师。在有着深厚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传统的英语世界，一些文化研究者们也赶了一回时髦，将法国人的符号游戏当真了。因此，社会文化现象统统被拿来当成符号解读了。这时，问题就严重了。

放弃了严肃的社会学分析，将被分裂为能指和所指的符号拿来摆积木游戏，结果肯定是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

她的批评不无道理，有些思想也让人憬然而悟。符号学研究原本存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Jameson)说的“太科学化”问题，或特里・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说的没有“历史感”问题。如若走火入魔、“丧志”，将严肃的社会历史问题都归结为轻松有趣的文本分析，那么确实有可能导致传播研究也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朱学勤)，而远离严肃的社会实践。不过，面对后现代缤纷陆离的媒介景观以及消费主义的文化格局，传播符号学的解剖刀自有其透辟的锋刃，同样可以体现鲜明的批判色彩，如让一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ofthePoliticalEconomyoftheSign)。尤为重要的是，“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由符号引导的消费社会，符号自我增殖，构成了当下社会的深层运转机制”，“而对符码的批判，正是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主题”。(仰海峰，2003:p174，182)

关于传播符号学同其他传播研究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丁和根博士，在《论大众传播研究的符号学方法》一文中提出：“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运用，将可能对大众传播研究的松散状态起学科整合作用；同时弥补我国目前传播学研究中过于技术化的偏向，为传播学增添人文学科的底蕴。由于符号学是一个十分繁复的复合的知识系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大众传播研究，是目前可以选择的较好途径。”他进而将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内容，归结为“三个维面的综合体”。一是语法学，主要研究符号与符号的组织关系，如大众传播语言组织规律、文本和话语的结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搭配等。二是语义学，主要研究传播符号的意指作用、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发生即意义的生成和传达等问题。三是语用学，主要研究传播符号与符号使用主体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媒介话语背后隐含的社会认知和意识形态因素。另外，在他看来，话语分析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语言符号学，而是兼有狭义符号学与广义符号学的特征。因此，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切入，将有利于将传播符号学的三个维面，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学术目标之中，为综合借鉴符号学方法进行大众传播研究提供便捷途径。

综合传播符号学的各方情形，我们认为，这门学科总体上应该属于传播研究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具体说来，传播符号学不仅同美国的经验传播学和欧洲的批判传播学鼎足而立，而且同两大传统或基础流派互相渗透，彼此勾联，一方面具有浓重的学术色彩，另一方面又体现强烈的现实关怀。如果说经验传播学侧重于知识层面――实际的功用，批判传播学侧重于思想层面――深度的见识，那么符号传播学则侧重于理论层面――有机的体系。也就是说，传播符号学具有社会学所谓中观理论的特征，从而有别于经验传播学的微观考究和批判传播学的宏观叙事。就具体研究而论，未来一段时间传播符号学可以考虑如下课题：

――传播符号学的理论体系

――传播符号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向

――新闻话语的内在结构

――新闻话语的叙事分析

――新闻作品的语篇研究

――影视文本与流行文化

――流行元素的符号解读

――帝国传播的象征策略

――广告的符号建构与意义表达

――传播符号与青少年(包括大学生)时尚观

――文化霸权的符号意味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范文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罗伯特·吉本斯［美］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