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历史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历史地理思想教育通识教育

［作者简介］杨文华（1978-），女，湖南洞口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文化地理及区域旅游规划与开发等方面的研究。（重庆400031）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5-0140-02

一、引言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地理环境变化，以及环境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学科。在我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是因为其源头可追溯至中国疆域沿革地理。而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还不足一个世纪，完整的学科体系和学科理论尚在建设之中。我们的历史地理学科是在吸收国内外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相对独特的理论体系并采取相应研究方法的。目前，在国内大多开办历史学和地理学的高校中，一般都将历史地理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以满足高校培养宽口径、厚基础人才的需求。历史地理课程的学习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了解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变迁及其规律，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空间组织结构，熟悉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规律，为日后进行历史、地理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研究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但是，从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属性和特色出发，结合目前我国大学生人才培养的实际状况和笔者本人长期开设历史地理通识课程的教学实践，我们认为应该将历史地理课程在更多专业更广泛的范围内开设，历史地理课程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有重要作用。

二、历史地理课程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1.历史地理学科属性决定历史地理课程在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历史学学科的八个二级学科中，历史地理学是与现实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门学科。时至今日，历史地理学已经能够做到直接将研究成果与国计民生结合，走上了学术研究服务社会，服务当代的道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覆盖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很强的应用性，如对历史边界、中外关系、行政区划、地区差异、经济开发、社会变迁、文化区域、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与迁移、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北京大学韩茂莉教授指出，历史地理是一门含金量很高的学科，可以为现实提供非常有用的指导，而这些内容的学习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2.我国当代人才培养的实际缺陷决定了开设历史地理课程的必要性。高校是社会化的重要机构和主体之一，承载着文化传递和大学生人格塑造以及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但是随着功利化要素对现代社会的无限渗透，以升学、就业为主的利益导向使得文化的无效传递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就开始出现。曾几何时，我国的小学教育没有了历史、地理课程；中学的文理分科使历史、地理仅仅成为应付考试的工具，而理科学生对历史、地理知识知之甚少；大学以后，职业导向又使得历史、地理等人文素质教育被完全忽略，这必然造成一代又一代的人文素质的缺失和社会失范的发生。历史地理课程不仅让学生了解文化常识和历史、地理知识，而且能够让学生将历史事件置身于相应的地理环境和时空背景下，了解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环境起始因素，复原各种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和演变规律。

3.历史地理课程在高校作为通识课程开设的成功实践。目前，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都有开设历史地理类公共选修课。其中最有名的是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在北大，历史地理从“冷门学科”到“热门课程”，该课程在2008年成为部级精品课程。课程主讲教师是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韩茂莉。一位网友在北大未名BBS课程区用三句通俗的话概括了韩老师的课程：课程本身特别有意思特实用；课讲得特别好，不枯燥；韩老师人太好了。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所以外语为主的大学，没有历史和地理相关专业。自2005年以来，笔者在学校开设“中国历史地理”通识课程，学生好评如潮。这些都说明将历史地理课程作为通识课程是符合学生需求和心理期待的。

三、历史地理课程对大学思想教育的意义

1.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历史地理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部分，这两部分中都有大量内容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结。比如历史疆域地理的教学可以使学生熟悉各个历史时期祖国疆域和版图变迁的始末与原因，从而激发维护祖国领土统一和完整的信心和决心；历史民族地理的教学可以使学生在熟悉各个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变迁的基础上增强民族自豪感，尊重民族现实与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历史地貌地理、历史水文地理等历史自然地理的教学又能使学生对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繁衍的地理环境有更多了解，从而增强学生对历史上的空间问题的基本认识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2.培养学生联系古今的能力。观古宜鉴今，无古不成今。博古通今是传统学术的基本要求。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完全不局限于中国传统历史地理学和近代历史地理学只注重政区地理和自然地理的研究。历史地理课程在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几十年，课程内容包含了地貌、水文、气候、生物、疆域、政区、军事、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交通、人口、民族、文化等分支，与现代社会各部门的联系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现代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变迁以及社会发展的演变历程，并探索其内在演变规律及原因，无疑会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提供重要借鉴和参考，可以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具有规律性的预见。大学生通过历史地理课程的学习，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提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3.培养学生树立尽全时空的观念。现代历史地理学吸取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讲求对所有定性文字尽全地计量推理，客观全面地展现所有地域点的本来面目；既注重所有地域点的静态分布，又注重所有地域点上的动态演变，讲求建立连续的地理剖面分析，力求探索人地空间时间函数上的变量。通过历史地理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建立起科学的人地时空观念，能够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开拓学生的视野，使之更深刻地认识人类所经过的历程，把握人类与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今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符合科学的决策性建议。

4.培养学生关注人地关系，树立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现代历史地理学将人地关系作为研究的最终归结点，强调分析社会现象的环境起始因素。在人类普遍关注未来，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涉及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并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将能够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历史地理课程的教学能够使学生认识到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决定性作用，认识到人类社会生产力越高，人类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从而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

四、历史地理通识课程教学中实施思想教育的途径

1.以时间和环境变迁为线索，补充学生历史文化知识。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与其他学科关注历史和文化变迁不一样的是，历史地理学对历史和文化的关注是以时间为轴的。在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学不仅采用人文学科的方法，还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孢粉分析法、彩红外航片的解释原理等方法。历史地理学的关注点不仅包括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制约关系，还包括政治格局的地缘因素以及国内外诸多热点问题。因此，通过历史地理课程的教与学可以让学生了解和学会解释现代自然地理、社会发展、人文背景等因素的演变历程。在课程教学中，教师既关注历史人文传统，又具有明显的现实关怀，在变化着的时间主轴上，将大量的历史知识和文化常识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了解祖国灿烂文化的悠久历史并培养文化自豪感的同时，增强对文化发生和发展的时空环境的了解和尊重。

2.充分利用历史地图的辅助作用，培养学生的时空观念。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手段，对历史地理的认读和利益是历史地理学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因此，历史地理课程教学必须充分重视对历史地图的利用和对学生认读与利用历史地图能力的培养。通过在课程教学中大量利用历史地图，能增强课程教学的现场感，训练学生对地理环境的理性思维和全面感知。

所以，在历史地理通识课程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史学素养，培养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和掌握，培养学生对史实的解读能力和理解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让学生将特定的史实置之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时期，加强对人地关系的分析和理解。同时，作为一门经世致用、关注现在的学科，历史地理通识课程教学还要让学生关注历史时期环境的变迁以及历史事件与当今现实的纵向联系。因此，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历史地图的比对和认读，让学生加深对现实政策和决策的清醒认识和领悟。

3.密切关注现实，培养学生现实情怀和人文意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段从历史时期一直延伸至当今时代。与历史学的其他二级学科相比，历史地理学科更注重历史事件的纵向延伸和与地理、人文环境的纵向影响，因此历史地理的学科研究更强调对现实的影响、价值与意义。作为通识课程开设的历史地理课程也就被学生当作历史学科和地理学科中最具有现实性的课程之一。在历史地理课程教学中，要将课程内容更多与现实相联系，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的现实情怀和人文意识：

在课程教学内容方面，授课教师要随时注意收集和更新素材，将最近发生的经典案例做成素材库，引导学生运用课程所学对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如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当代，可以更多向学生讲解历史时期城市发展与布局的状况，让学生了解城乡布局与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并对当今城乡分布、布局与规划进行相应评价和思考；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们共识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历史地理课堂组织学生进行环保方面的调查和宣传，并引导学生利用历史地理的手段复原各个历史时期区域环境和文化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让学生更充分地了解和领悟“十”以后关于生态文化建设的决策。

在课程教学方法方面，历史地理课程应该采取更多样、更灵活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可以综合运用沙盘、模型、手绘地图等多种教具，更生动地演绎课堂内容。授课教师可以通过预先设置相关议题，让学生以小组讨论、小型会议、辩论等方式建设更为活跃和更具参与性的课堂。鼓励和指导学生自主设置议题，将课堂教学自觉延伸至学生的兴趣点和生活热点，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举行课程辩论赛、演讲赛、历史地理图片展等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活动，将课程教学效果往纵深延展。

4.重视实践教学，常态性地进行课程考察和调研。历史地理学前辈侯仁之先生说过，历史地理工作者，应该保持一定的时间，走出书房，在实地考察中，去开阔自己的科学视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变迁的时空和环境，知识点多且非常零散，为了让学生“穿越时空”，更直观、更真实地领悟各个历史时期的时空变迁，单纯地依赖课堂单调的讲授是无法完成的。因此，必要的实践是历史地理课程所需要的。

作为通识课程的历史地理课程课时量少，可操作性的实践教学方式主要以实地考察和调研为主。通过实地考试，让学生走近文物古迹现场，广泛收集相关的考古、石刻、民俗、口碑、地形、地貌等资料，走出浮于表象的文本记录，走出当下的历史隔阂，还原历史真实场景与面貌，将书本知识与考古、文字记载相结合，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思考当下。

作为通识课程的历史地理课程的实践教学中要注意以下要点：制定专门的课程实践教学大纲；注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紧密结合；确定实践教学的具体方式，将远程考察和就近调研相结合；加强实践教学的考核和监督。

［参考文献］

［1］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2］孔祥军.高校历史地理课程教学法新探［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3］孔祥军.试论高等院校历史地理课程教学中的“知行合一”――以考察扬州古城为例［J］.科技信息，2011（2）.

［4］蓝勇.中国历史地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刘明光.地理教学地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内容［J］.地图，1990（3）.

［6］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大学的历史与文化范文篇2

世纪之交：新的历史性转折

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思潮逐渐兴起，展开了世纪之交新一轮历史性的文化转折。对于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美国《新文学史》杂志的主编拉尔夫•科恩了然于胸。《新文学史》是六十年代末为适应读者反应批评的兴起而创办的刊物，几十年来与接受反应理论共进退。面对世纪末文学理论新的变革，科恩邀集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编撰了《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共同描绘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他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态势及未来趋向作了这样的概括：(2)

首先，当代文学理论已不再把文学圈定在自治自律的本文的狭窄圈子里，它一反过去对政治的深恶痛绝，大规模地向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倾斜。其表现为黑人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的呐喊和女权(女性)主义的迅速兴起，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起，对文学理论予以重新界定，使之成为“社会和文化整体中具有政治反应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屹立于学术界之中”。他们认为过去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掩盖了理论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忽略种种成为黑人与白人、男性与女性读者及作者特征的传统上的差异，也忽略了阶级冲突及剥削的过程。剥夺了黑人和第三世界的文学在文学教育中应有的地位。

其次，当代批评中，解构主义正日益衰落，而解释学阐释则日益兴盛起来。科恩引用希里斯•米勒的话说：米勒描述道：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福科的门徒们对这种脱离历史和政治的文学研究表示轻蔑，并感到无法忍耐。所以当转折发生时，仿佛普天下都发出一大声慰藉性的叹息：“解构批评”的时代完结了。它已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当文学研究不再严肃地思考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文学的特性时，所一贯倾向于成为的东西上去。

由此产生了第三个方面的转化，这就是文学学科与非文学学科的壁垒正被日益打破。原先那种划地为牢局囿于本文语词的封闭圈子中的文学观念已不再适合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今天的文学批评已是交触着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学术史、精神分析乃至其治疗效果的混合体。文学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不同的学科像蛛网一样扩散开来，成为一种阐释的指南、贯通性(correspondence)的源泉、分析的基础。文学理论正日益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诗学。

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背景中，新的理论派别文化唯物论与新历史主义赫然诞生，而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等原有的理论思潮也在这一变革中重新得以界定，文学理论在世纪末变革的氛围中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科恩的概括广采博收，具有很宽泛的涵容性，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当代文学理论的整体趋向：走向广义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成为历史的中心

作为总体的新历史主义运动，还包括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自60年代起，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反本文运动便已开始，除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外，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已开始讨论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深受葛兰西、阿多诺、巴赫金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思想影响的威廉斯，于80年代初，提出必须修正“历史唯物论”的主张。他认为应当依据马克思主义批评策略重新返回历史，由此出发他主张一种“文化唯物论”。文化唯物论强调文化层面应超过社会结构的其他层面予以优先考虑。它是一种对所有意指形式的分析，包括分析写作和写作过程中的实践环境和手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可以与解构主义的激进符号学联合起来，一个完整的“历史符号学”就等同于文化唯物论。(6)

这样，新历史主义就在当代西方后现代的现实语境中汇合了文艺复兴文化批评、福科主义者、文化唯物论、以杰姆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女权主义、黑人及少数民族文化批评、以及范围广泛的政治批评，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影响广远的历史文化思潮。

从总体上看，新历史主义者们往往从理论上设定，不存在什么普遍的、超历史的人类本质。他们认为，人类的主体性是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界定和确定我们地位的文化符码(culturecodes)来产生的。他们认为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客观性”，而认为我们是在语言中体验“世界”的，我们所有的对世界的表现，对于本文和过去的阅读，决定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地位，决定于寓于其中的价值和政治。他们还认为，在历史描述中，“表述”通过“塑造人类意识”的方式，“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表现的不同形态应在彼此联系中阅读。(7)编辑《新历史主义》一书的H•阿兰穆•威瑟(H.AramVeeser)将新历史主义者们的共同追求概括为这样五个基本假设：

1.我们每一个陈述行为都来自物质实践的网络；

2.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立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方的手段，因而有可能沦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

3.文学与非文学“本文”之间没有界限，彼此可以不间断地流通往来；

4.没有任何话语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固定不变的真理，也没有任何话语可以表达不可更改的人的本质；

5.我们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分享和参与该文化机制的运转。(8)

显然，这些新历史主义的共同特征显示了这一思潮对形式主义时代的反拨，对时代需要的呼应和对当代问题回答的总体取向。然而，与历史上众多批评流派批评思潮(如读者反应批评)相类似，新历史主义也是一个并无严密的共同纲领、统一目标、一致方法的理论流派，所以威瑟教授又不得不指出，“新历史主义”还是“一个没有确切指涉的措辞”。如果我们再看新历史主义思潮内部的差异与分歧，就知道的确此言不虚。

首先在新历史主义思潮中，人们对历史这个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的看法就是人各各异的。有人认为，“历史”是一个关于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故事，一个矛盾的、异质的、破碎的故事。也有人持另一种引起了更大争议的观点：统治的权力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故事，而“历史”则是由各种声音和各种形式的权力讲述的故事。这些权力中，有的单薄弱小，处于边缘；也有的占统治地位，强大无比。有的把历史看作是“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有的则把历史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的实践。而且，在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之间还存在着欲断还连、相反相争的复杂关系。它在今天的确“是一个颇费踌躇的术语”。(9)

其次，在新历史主义的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差异。路易斯•孟酬士曾对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与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做过一个比较。由于英国学派更多地受到威廉斯著作的影响，因而，比它的美国伙伴更贴近于政治文化。也更加强调“现在”以及怎样利用现在来对过去进行描述。而美国学派的重心则“无一例外地”被置于最初产生文艺复兴本文的那一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尽管他们也不忽略“现在”在重建过去时的作用。孟酬士区别道：“英国的‘文化唯物论’始终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学术话语，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一个取悦于美国人对事物的商品学科的术语)正在成为最新的学术正统与其说它是一种批评，不如说它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主体。”(10)总之英国的“文化唯物论”强调文化中的政治作用和社会阶级关系的阐释力量，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但始终未成为英国文学批评之主流。其代表人物虽亦关注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然始终与之保持距离，未能汇流，。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则更重视分析文化中的语言叙述或表述，已成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新批评，影响深远，渗透到各文学研究领域，与读者反应批评交错汇合，展示了比读者反应批评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现实景观。

家族相似：与新历史主义合流

那么，接受反应文论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总的说，它们是两种具有家族相似特征，是共同趋向于历史与社会，又各有特定时间、范围、原因及指向的思潮。一方面，接受美学及读者反应批评在时间上远先于新历史主义，它从许多角度影响并引导了新历史主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接受反应文论是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先驱之一；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继承并大大拓展了接受反应文论的理论视野与批评指向，融汇了包括读者反应批评在内的众多理论话语，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广、声势更大的文化思潮，从这一意义上讲，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构成了接受反应文论的未来。但从整体上看，接受反应批评在经历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之后，已部分地汇入了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的时代潮流之中。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就将明确读者反应批评归到新历史主义的总标题之下：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还有一个“机关刊物”的话，那无疑应推《表述》(Reresentations)它把各方历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会聚在一起，让他们共同参加文化解读和厚描(thickdescription)的有声有色的欢宴。然而，《表述》也没有着手解释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多样性，甚至连其多种走向也未及加以说明。我们或许应当把日益引起人们兴趣的读者反应批评也包括到新历史主义这一总标题之下，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简•汤普金斯和凯瑟•戴维森这类女性主义者的论著。……人们已经注意到，应当重新思考文学史。这一点提醒我们，文学家的新历史主义与思想史的界线乃是不确定、有争议的。(3)

对接受反应文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简•汤普金斯转向了“一种新的历史批评”，并自认为是一名新历史主义者。她在《感受图式：美国小说的文化功用》一书中，大胆地向诸如F•O•马蒂逊(F.O.Mattiessen)之类“文化精英”所确立的美国文艺的规范挑战。她从费史的阐释学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构架出发，认为文艺的审美价值不可能内存于本文之中，本文是由阐释性社会构成的。文艺的审美价值标准只能随着统一的阐释性社会的理论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在她的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由新批评等确立的所谓客观标准自以为是代表全人类利益的规范，现在被证明它只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客观性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有的文学和批评都已丧失独立于社会之外，可以超然地对社会进行批评的有利位置，所以也就如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注定要陷入那个产生他们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之中。简言之，文学与批评并不占据一个脱离政治压力的超然空间，而是不可避免地从属于政治压力。所有文学的构成皆是政治性的。汤普金斯以肯定大众文化来对抗美国的“精英文化”的规范，(4)强调大众读物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重要性，认为它们着眼于最一般的广大读者，这是“另一美国文艺复兴”的尝试。就文学而言，她坚持本文“为男人和女人提供将他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理出条理的某种手段”，就历史分析而言，她专注于本文在过去创作时而非现在接受时所产生的文化功能，坚持传统历史主义者“尽可能同情地从本文产生的背景以及这些本文涉及的具体问题之中重构本文”的愿望。(5)汤普金斯保留了她对影响作家行为的社会态度和政治态度的批评，而试图设身处地地构想并使现代读者获知那些使作家的政治行为产生意义的观点。汤普金斯宣称，这就是她所说的新历史主义。这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是，一方面，她试图以作家自身的历史来理解作家；另一方面，她又主张阐释者对作品的理解是其自己阐释性假定的产物，而这些假定又是由其在历史中的位置而确定的。汤普金斯在相当程度上葆有读者反应批评的立场，并特别关注文学史如何构成这类接受反应理论的“保留剧目”，但又不愿局囿于文学范围内谈反应，而是顺应美国当代批评的新时髦大谈政治。她认为她推崇大众文化的研究与马蒂逊的精英文化研究是重新建构美学文学的互相竞争的尝试。她宣称，“文化精英制订的文学规范在许多方面具有影响整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力量。现在在教授之间展开的这场关于哪些作家应该得到规范的地位的论争，并非一场仅仅涉及文学天才的相对优点的论争，而是一场对立团体之间为在美国历史画卷中争得一席之地的斗争。”

既是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又是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的沃尔夫冈•伊瑟尔，多年来一直坚持本文接受的阅读活动的微观研究。近年来他利用自己频繁来往于欧陆与北美之间所独具的宏观视野，统观欧洲大陆与英、美国文论的现状及发展，审时度势，高屋建瓴，主张当代文学理论应进一步关注当代文化，恢复文学与人及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密切联系，把文学理论从结构、符号乃至解构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向文学人类学的历史目标。

伊瑟尔清楚地看到了当代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崛起的趋势，他认为当代文艺不再是那种统贯西方的本文形式模式了，文学的作用与功能已转移到当前代表人类文明的大众传播媒介上。文艺必须打破本文的限制，将来自于文学的深刻见解扩展到对整个大众媒介的研究上去。伊瑟尔认为，从传统文学本文观走向以文化信息与大众媒介为代表的当下文化，原有的本文中心必须大大扩展，新的信息媒介方式需要新的文化范式，而范式是由于其本身的意义才成其为范式的。人们不再满足于旧的本文理论，但中心的扩展并不能自然地为理论提供一种基础，以包容大众媒介所表现的异质性。也就是说，仅仅对文艺批评的方式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方式，将其移植到对大众媒介的探索，还是很不够的。这是一场具有根本意义的范式变革，而每一新的范式必然拥有新的理论架构。(6)因此，文学理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改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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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在这种新的现实条件下，文学必须打破本文中心时代被隔断了的文学与人、文学与人的审美感官、文学与人的生活的密切关系，走向文学人类学这一目标。历史上传统的文学研究总是将文学与人文主义、与人格互相联系。但本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注重个人意义的人本文艺观大大削弱，由于它逐步蜕变为教谕式的陈腐教条，因而受到全面质疑。西方理论界批评界对这种传统的关注教谕与人道主义的准则发动了猛烈攻击，必欲全面废除之。而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等更加理论化本文化的文学研究则获得异乎寻常的发展。但它们往往缺乏对于我们今日生活和审美感官的深切关注，因而这些曾经新潮的观点越来越不适宜于文学的发展。伊瑟尔宣称，文学研究中新的趋向是，必须恢复文学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意义，进行文学人类学的历史性研究。(7)这种文学人类学不是要回到先前的那种教谕式的准则中去，而是力图实现一种人类的自我启蒙。它不是先前知识百科型的积累过程，而是通过阐明我们的无意识准则引起一种长久的反省，这种反省过程也不再寻求满足某种理想，而是在反省中揭示我们的种种见解所形成的东西，不断提示我们自身境遇所发生的前提条件。同时，在这样一种过程中一种历史地形成的人类集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日益显现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是包含了人本主义、审美心理学、阐释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以及当代文化理论和信息媒介文化的跨学科内涵的文化诗学。

在谈到文学人类学如何获得当下研究中的合法性的，伊瑟尔指出，它必须遵循我们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准则，反映当今社会的迫切需要。(8)从美国来看，今日西方的文化准则又一次趋向于批判当代制度与强权垄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定社会性历史性思潮是要重现六十年末七十年代初发生在欧美的政治风暴：当时的文学研究(萨特、马尔库塞等)被看作是革命性的制度变迁的工具或方式。事实证明，那种通过文学改革制度的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伊瑟尔认为，他主张的文学人类学就须从一种文化理论起步，它与人文科学中的其他阐释性学科一道，共同形成一种文化理论。20世纪的文化现实为我们揭示了文化的异质性，这种多元文化也迫切需要一种文化理论，因此走向文化理论文化诗学就成为文学的当展趋势。当然文化理论不能单靠文学理论来完成，而只能依靠一种新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建立。

接受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姚斯则一直高倡文学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他从文学史入手，开宗明义将历史置于文学研究的中心：“我尝试着沟通文学与历史之间，历史方法与美学方法之间的裂隙。”他依据马克思生产与消费的论述，提出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的再现或表现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与接受之中。因此作品的历史连续性就只能放到生产与消费、作品和人的相互关系来理解。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方法，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调节时，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

七十年代之后，他又转向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一方面坚持对“人”的关注，肯定人类的感官快乐和美的体验，另一方面主张审美经验的净化、陶冶，力图填平审美判断与道德实践的鸿沟，寻找从审美认同到道德认同的过渡的环节。在他的理论中，对文学的社会性，对文学与当下社会生活的联系的关注，都是接受美学中最具特色的。也正囿于此，在七十年代接受美学进入北美时，更接近本文理论的伊瑟尔获得了更多的青睐，而更具社会性历史性的他则由于与当时美国文坛现实的某种错位而遭致冷落。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的风行，使美国批评界再一次注意到他，而美国各种阐释性学科战胜解构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为他进入当代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契机。海登•怀特等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重新发现了他的文学中的历史。并将之颠倒过来，提出了他的历史作为文学的新观念。

如果说姚斯追求的一直是将历史置于文学研究的中心的话，那么，怀特则要置文学研究于历史编撰的中心，向历史本身提出质问。这实际上表明，在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上，接受美学的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是大有区别的。

怀特理论中最引起争论和最具刺激性的方面是他的历史范型中，历史与文学的近似性。同姚斯一样，怀特也不同意那种客观的历史事实的存在观念，主张一种相对的历史观点。这种历史观念排斥传统历史观中的真实与确定概念。但与姚斯的关于历史编撰的理论相对比，怀特更新颖、更激进，他的历史学更具文学性。姚斯当年提出从历史入手向文学理论发出挑战，是基于今天与过去在本质上具有的对话关系，而怀特却将所有的历史编撰视为一种文学式的叙事写作方式。在分析各种不同的历史学家们惯常使用的叙事方法时，怀特根据设计情节的方式、解释的方式以及思想蕴涵的方式，看到了一种编撰中的文学类型学，在传统的观念预先确定：历史与虚构、事实与幻想都是完全对立的概念。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Frye)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神话的对立面，对一个历史学家说他的书是神话一定会使他感到受了污辱。”但弗莱却认为：“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规划达到一种全面综合性时，他的规划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在结构上接近诗歌了。”弗莱认为历史属于“话语写作”的范畴，当虚构成份或神话情节结构在历史中明显地存在时，它不再是历史，而变成杂交的文类，成为历史和诗歌结合的产物。海登怀特则干脆认为，历史叙事同文学一样就是虚构。他认为，阅读和写作历史的方法与创作一部虚构小说相类似。历史中不存在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历史学家在发现历史事实中隐含的故事时，实际上已对历史事实进行了阐释。不存在那种本身即是内在悲剧性的事件，这种悲剧性只能从经过组织的事件语境中的某一视角才能被观察到。因为在历史上，从一个角度看来是悲剧性的事件，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喜剧性的。它完全取决于文学家按何种情节结构或神话方式将历史组合起来，取决于他如何排列事件顺序从而编织出易于理解的故事。他指出：

回避历史叙事的虚构性质是“历史”概念被用来界定别的话语类型的结果。“历史”可以同“科学”对立，因为“历史”缺乏概念活力，不能够产生科学可以制造的普遍法则。同样，“历史”也可以同“文学”相对立，因为“历史”对具体事物而不是对“可能性”感兴趣，而“可能性”则是“文学”著作所表述的对象。因此，我们的批评传统一直在寻找小说中的“真实”和“想象”的成分，在这样的批评传统中，历史一直是表述的“真实”角色的原形。……通常文学理论家在谈论某一文学作品的语境时，他们假设这个语境历史背景具有文学作品本身无法达到的具体性和易近性，……但是所谓历史背景的具体性和易近性(那些文学批评者所研究的本文语境)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研究这些语境所制造的虚构产品。历史文件不比文学批评所研究的本文更透明。我们承认历史经典具有一种永久性(nondisconfirmability)，而这种永久性是历史经典中的根本的文学性质。一部历史杰作中确有不少否定的东西，这不可否定性因素(nonnegatableelement)，不是事实，而是其形式，历史杰作的虚构在于它的形式。(9)

在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中，姚斯提出从今往后应当用文化研究作为一般历史的范式来运作，而怀特则对姚斯的观念予以辩驳，坚持历史思维本身便是文学式的比喻模式，它包括隐喻、转喻、提喻与反喻四种。比如在历史研究中，比喻性话语模式统治了所研究的数据的基本模式，表面上看起来是领域中研究对象本身固有的关系模式，实际上是由历史学家以其甄别和描写研究对象的举动而强加在领域里的。历史学家以自己使用的语言构成了作为叙事表述对象的主体。的确，在姚斯力图将历史置于文学研究中心的时候，怀特则将文学置于了历史研究的中心。

当然还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读者反应批评家都自觉地走向新历史主义或文化批评，有一些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对新历史主义或文化批评表示了极大的反感。比如当年以出语惊人的“误读论”登上文坛的布鲁姆，近年对美国新历史主义的激进思潮多置异辞，深表不满。1994年，他发表新著《西方文学典律》，试图通过重整“文学典律”来对抗新历史主义等文化新潮，使美国文学教育回到文学自身中去。布鲁姆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年的激进姿态，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文坛上各种激进批评流派要用文学去为改造社会服务，这是一种舍本还末的行为。文学不是教我们如何同别人说话，而是教我们如何同自己说话。那些把文学批评当成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批评家，他们仇视的恰恰是文学本身，是他们自己身处其中学艺出师的那一套训练或规范。布鲁姆坚持经典艺术，高雅艺术，再一次祭起“文学就是克服困难”的传统命题，声称成为“文学典律”的本文不是给读者提供极大的不愉快，或者说，提供那种低档本文所不能提供的困难的愉悦。布鲁姆认为，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积攒了一个拥有不朽价值的伟大的文学宝库，其中的一部分作品都有各自内在的审美价值，如果有人试图使人服务于这样那样的文学以外的目的，或者要颠覆这些伟大的作品，那么这些人就是野蛮人。虽然目前这种人基本上已经在掌管美国的大学教育，控制了公共话语的体制，但布鲁姆相信，不管形式如何“黑暗”，总还会有一小部分人将一如既往地热衷于文学，坚守文学的本位。布鲁姆疾呼，现在美国大学中的文学研究正日益被“文化批评”的“垃圾”所取代，他身边到处是“追新族”。他不无沮丧地承认，“我是作为后卫在进行最后的奋力拼搏，我清楚，仗已打完，我们已然败北。”悲怆落漠之感溢于言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合有离、亦入亦出的情形呢？这是与接受反应文论与新历史主义在理论基础、思维指向和运作方式上的相同与差异密切相关的。

从共同性来看，两种批评都以当代解释学为理论背景和思维指向。前已述及接受反应文论的哲学解释学理论基础，它在总体指向上是不同于解构主义的。而新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亦将解构主义作为转折的矛头所向。七十年代末保罗•德•曼还预言文学理论的未来是解构批评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岂知到了八十年代，“解构批评”的时代完结，文学研究的兴趣已转移到各种解释学的阐释上。结果不是解构批评占领一切文学领域，而是解释学批评“帝国主义式”地获得广泛认同。新历史主义力图把各种批评方法或批评立场放进解释学的最终的阐释模式中，而接受反应文论则从当代哲学解释学发轫，其多数成员始终坚持解释学前提。因而二者的汇流便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但接受反应文论中的各派在理论指向上并不完全一致。接受美学一直坚守阐释学立场，而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则受到后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的深刻影响。布鲁姆虽然在阅读问题的研究上介入了读者反应研究，但作为耶鲁批评小组成员，在本质上仍具有解构主义的基本立场，因而对新历史主义大表不满，自然理在其中。

同时，我们还须看到，接受反应文论与新历史主义毕竟存在着重要区别和差异。从总体来看，接受反应文论仍然坚守文学的独立本体，仍然要给文学划定一个明确而又模糊的外延，这就是设定文学存在着由作者-本文-读者这三方面统一构成的本体，形式主义、新批评主张的本文中心论批评，将本文视为文学的唯一本体，忽略了文学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维：接受之维。因此，接受美学的任务就是打破文学的本文中心论范式，将文学本体扩展为作者-本文-读者三位一体的动态构成。所以，说到底，接受反应文论要解决的仍然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尽管其内涵已大大扩展。

而新历史主义则主要是企图解决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世界包含历史、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经济乃至人本身等诸多方面。文学在这里只成了一种观察的出发点，或某种视角，它已不具有独立本体的意义。新历史主义正是要打破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界限，打破长期形成、文学的本体论壁垒，把文学融入政治、社会、历史乃至经济的整体文化视野中去，文学由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变成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主张，将文学放入文化之中，打破人为的学科界限，改变文学的纯然之状回到文化的本然状态。实际上，读者进入文学本体，不仅使接受反应文论突破了本文中心论的樊篱，也突破了它自身设定的文学本体论的新的界域，这是“读者”自身的性质决定的。从研究相关于本文的暗隐的读者，到研究读者的文学能力，从研究读者个人能力到研究“解释共同体”，再到整个读者社会，从研究文学的接受到研究文学的历史，再到关注整个社会历史，从这一轨迹看，接受反应文论转向新历史主义是理论发展的合理延伸，是顺理成章的。而新历史主义则把接受反应文论的阅读行为、接受语境、读者阐释视野、本文-读者双向交互作用等观念，作为既定成果或理论前提接收下来，并作为进一步阐释的出发点。接受反应文论成为其展开新历史的一级重要的“踏板”。

大学的历史与文化范文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文化真实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日益得到学术界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比如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文化报社、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自2008年启动至今，已评选出40条历史风貌保护较好且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已入选的40条街区中，有许多街道已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保护与发展的典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然而“历史文化街区”此一概念却系晚出，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开展。

一、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历史演变

“历史文化街区”是2002年以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观层面的核心概念，其前身为1986年提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雏形大致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并于1986年在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被正式提出，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广泛使用。“历史文化保护区”具体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与《内罗毕建议》中“历史地区”类似，历史文化保护区也包括城镇和乡村两类区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外相关概念影响下形成了“历史地段”概念；1994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正式提出“历史街区”概念，而1996年在安徽黄山屯溪召开的“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则使“历史街区”概念变得家喻户晓并在学术界广受采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并于2002年以新颁发的《文物法》为标志真正进入我国名城保护制度。2005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街区”等名词均成为我国名城保护体系中观层面的规范用语。

在2002年《文物法》颁布之前，“历史文化街区”概念依附于“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而存在，主要指城市中划定的一些“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随着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等概念取代“历史文化保护区”成为我国遗产保护体系中观层面具有法律效力的概念（宏观层面为“历史文化名城”、微观层面为“文物建筑”）。

再后来，2008年国家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分化之后形成的适用于城市范围的概念。当然此一概念是一种行政法律术语，更多的是从行政管理当局的角度出发进行定义。

如若跳出行政管理视角，历史文化街区似应该包括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首先，历史街区是个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以此来区别其他一般的街区；其次，历史街区是个区域概念，是由街道及周围社区共同构成的区域，这与单体的建筑或院落是不同的；第三，历史街区是个生活性社区，代表一种长期形成的开放居住形态。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学术及实践指导意义，其后，随着围绕此一概念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中观层面的保护制度。此一制度在我国名城保护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微观层面的扩展，也为宏观层面保护制度的有效落实提供保障。它与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建筑保护制度的接轨，标志着我国名城保护体系（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真正建立。

二、目前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中的若干误区

目前我国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日益受到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出现了种种“隐藏”的误区，其危害程度不亚于大拆大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街区和建筑“流水线”化。规划上强调“原汁原味”，而实际操作却是粗制滥造，装饰贴面及线条等都以涂料代之，复杂的砖雕、木雕都被简略，而大量旧屋拆下来的装饰构件本可利用却都成了垃圾。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简单化、模式化，搞成如同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

二是过度“商业化”。历史文化街区过度商业化在我国早已被人诟病，但因投入巨大需要收回成本和经济利益驱动，该问题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近几年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体现在以前是店铺充斥、“千铺一面”，现在则是把一些大宅院改造成高端会所、星级酒店，成为少数人把玩的“风雅”，拒老百姓于门外。

三是街区“空壳化”。一些改造后的历史文化街区，发现除了商铺酒店就是博物馆或名人故居，完全为旅游服务。原住民被完全迁出，很多原有的社区服务功能被清除，腾出地方搞旅游配套。游客一走，整个街区就是一个“空壳”。如此“保护”，只能保存一些文化碎片，但其中精髓早已不在，更谈不上传承。

三、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应当贯彻的若干原则

第一，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历史文化街区应当努力保护文化遗产，尽量保存真正的历史原物，对历史建筑进行抢救、维护、修整，不可将仿古造假当成保护的手段，混淆视听，误导游客。历史文化街区中大量的历史遗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城市建设、发展旅游业必须以文物保护作为前提，必须坚持：当保护和建设发生矛盾时，宁肯放弃经济利益，也不做危害历史遗产的开发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开发的原则。对历史文化街区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并不排斥对其进行科学的开发行为，事实上，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科学的利用，是实现对其保护的根本保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充分发挥它的社会教育功能，而旅游则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这种教育媒介的作用，科学地开发是实现保护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第三，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原则。可持续性发展既是发展的原则，又是保护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开发时要有明确的计划性，注重保护与开发行为的连续性。同时可持续性发展要求保护和开发的协调性，主要是各责任主体在具体工作中的协调，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的协调管理能力，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发展给予有力的保证。尤其要注意的是，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成片的地区，有大量居民在其间生活，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有其特有的社区文化，不能只保护那些历史建筑的躯壳，还应该保存它承载的文化，保护非物质形态的内容，保存文化多样性。这就要维护社区传统，改善生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活力。

四、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的特殊方法

1.保护外貌、整修内部，历史街区的历史建筑不必像文物那样一切维持原状，可以进行室内的更新改造，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对历史性建筑要按原样维修整饰，对那些改动不合理的地方，维修时可恢复其原貌或原来的风格，对有悖于历史风貌的新建建筑可以适当改造，恢复历史原来的风格。

2.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这个问题不解决，居民就很难在这里继续生活，街区就会失去生气和活力，变得死气沉沉，保护就成了一句空话，失去其积极意义。

3.要逐步整治，反对大拆大建。之所以提倡逐步整治的方法，是为了精心设计与施工，保存更多的真实历史遗存，也是为从容筹集资金，减轻政府压力，更是为保存和延续社区文化，保护其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未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发展趋势

为了开发好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旅游，必须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自身历史文化特色来进行整体规划定位、明确开发思路、制定经营策略。

多学科共同参与，科学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它的保护与开发绝不是简单的规划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实践。因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应当认真听取历史、文化、旅游、规划等各个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意见，综合考虑历史文化街区的居住、文化、旅游等多项职能，同时结合街区的建筑保护规划、街区发展历史渊源、区域城市规划等多种条件，明确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定位和发展方向。

凸显历史文化街区的多样性和真实性，努力形成历史文化街区点、线、面立体化保护格局。

一方面，各级行政部门应当通过制订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保护规划，从整体上做好其保护工作。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重点文物保护等文化遗产保护形式结合起来，真正将各项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化保护格局。另一方面，应当提倡在保护好文物建筑的同时，注重保护传统民居及其环境，将具有突出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实施整体保护。不仅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还要保护与之相联系的、活态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如街区居民和睦的邻里关系、古朴的生活情趣和传统的节庆风俗等等，防止街区文化环境解体和空壳化倾向。其实，历史文化街区的人文生态环境恰恰是游客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对象所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保存街区的文化生态也就是在保护最为核心的文化旅游资源。

完善利益相关者机制，充分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来参与保护与开发工作。

和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历史文化街区特殊之处在于当地居民仍居住其中，当地居民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主人，享有知情权和管理参与权。要积极取得社会公众特别是当地居民的参与，注重培养当地的志愿者队伍，激发他们对故土的热爱和自豪感。要通过加强传统民居建筑维修、完善生活基础设施、改善社区生态环境等措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历史文化街区的吸引力和公众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文化旅游经营策略

每条历史文化街区的形成与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能够在岁月洗礼下生存和发展，必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产业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的成败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品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文化，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经济复兴，才能使历史文化街区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因此在业态选择上要结合传统文化，引进有特色、有内涵、有品牌、有聚集效应的商户；要积极鼓励回迁居民，以下店上坊、前店后坊等形式恢复传统器物的生产加工场景；要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景观元素，引进合适的业态，为游客提供配套服务。

总之，历史文化街区必须注重把握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的微妙平衡，努力做到趋利避害，实现“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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