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

一、主要论题与作者观点

研究传统是为了面向现代、走向未来，故刁君更为关注能够为今人建构合理生存结构提供有效思想资源的庄子思想。基于此种学术旨趣，遵循生存的路向，以天人、群己和身心等三大基本关系为中心，《庄子的生存哲学》讨论了诸多既相对独立又内在相关的论题，下面逐一简要介绍:

一是人生论。作为生存哲学总纲的庄子人生哲学，其根本宗旨是实现对构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的超越，达到个体生命心灵的绝对自由。庄子将人生所面临的生死、时势、等困境概括为一种必然性范畴———“命”。而作为“逍遥哲学”的开创者，庄子找到了三种超越生命困境、实现心灵自由的途径:安命、齐物、体道。

二是生死论。作为人生哲学核心的庄子生死哲学，以玄虚的道论为其逻辑起点，主要涵盖了贵生乐死、生死命定、生死气化、生死齐同和不死不生等系列理论，其中流贯着庄子对个体生命的理性执著和对死亡困境的精神解脱。庄子的这种生死哲学对现代人建立系统的生死哲学和科学的生死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是语言论。语言是人类的，人类也是语言的，言说既是人类的本性，而人类也只有通过言说才成为其自身。由此，对语言的自觉及研究既是对人类自身生存的深切关注，又是推动哲学和认识论发展的重要契机。而庄子就是一位不容忽视的语言哲学家，他不仅对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语言困境及其根源有着敏感而又清醒的认识，而且对超越这一困境的路径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庄子的语言哲学不仅揭示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而且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明显存在相互发明和内在会通之处，在世界哲学史和中西文论史上都占据不容忽视的地位。

四是天人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人类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和一种现代生存战略，是20世纪下半叶才形成的，但它的某些思想成分和渊源却可以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找到。其中庄子所倡导的天人关系学说，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庄子的天人对举、人和天高度和谐一致的思想，能够启示现代人自觉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主张，以平等态度充分尊重和爱护自然，更加理性地利用自然，同时深切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有意识地遏制科技理性过度膨胀，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

五是宇宙论。宇宙意识的觉醒是庄子生存哲学的一大特色。庄子不仅提出了富有生成感和动态性的宇宙定义，而且深入探讨了宇宙的无限性、统一性、运动性、连续性和无始无终性等基本特性。庄子的宇宙意识来源于老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是物化论。运动和变化是宇宙万物的基本属性，因而物化论就成为庄子哲学中极为重要而又富有特色的思想理论。庄子物化论具有三重内涵:一是自然层面上的“物理之变”;二是精神层面上的“心与物化”;三是实践层面上的“指与物化”。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庄子超越生命困境、达致心灵自由的路径，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极为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七是科技论。科学和技术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因而科技论也成为庄子生存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在科技问题上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不断提出并思索科学问题，另一方面又贬斥科学探索的价值;一方面赞叹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顾忌技术的进步会带来人为物役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庄子这种科技观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从其哲学的核心范畴、基本原则、认识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等四个方面明显可以看出这一点。庄子科技哲学所彰显出的强烈人文精神，对于克服和遏制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解决唯科学主义的弊病，推动当代科技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而重大的意义。

八是生态论。生态危机是近年来出现的对人类极具威胁性的社会问题，而先秦道家生态哲学为我们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极具智慧性的理论方案。其根本理念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其理论原则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其美学追求是: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其现实基础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其实践要求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把握这一理论对今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九是思维论。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对人类的文化行为起着稳定的支配作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老庄思想，以直觉体悟为主要形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根基，对中外文化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在人类掌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科学和艺术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概括说来，《庄子的生存哲学》之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在于:

一是该著选题颇具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生存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方向是最近几年才被中国学术界着力发掘和建构的一个学科。其是一种以人的生存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理念，其主要是对人类生存和命运、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关注和思考，涵盖了形而下的现实关注和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彰显了以理论方式解释人的本真性存在的哲学诉求。而就笔者所见，《庄子的生存哲学》是海内外学术界首部以庄子生存哲学为题目公开出版的著作。在这部大著中，作者认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莫不以人作为关注的焦点，莫不以人生问题作为终极关怀，然而，庄子哲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并不像其他哲人那样热衷于建立一套社会的公共价值系统，而是更多地关注于个体生命的心灵世界，是以个体生存困境及其自由追求为中心的哲学系统。庄子超越了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其敏感的心灵触及文明社会所导致的人性异化，而试图在乱世中重建人的本来面目，为个体生命寻求一条精神解脱的理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哲学可以说正是一种典型的生存哲学，其是以人的生存本身为目的，从人的生存困境出发而终之于人性复归和精神自由的人本主义哲学。生存问题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哲学在表面上的杂乱无章中，蕴含着其内在的有条不紊的思想逻辑。其以生存问题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那就是立足于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寻求生命个体的精神自由是庄子哲学的基本主题和核心内容。庄子生存哲学的意义境域，恰好表达了其对个体生命本性的自觉理解，其所蕴含的生存智慧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参考与借鉴模式，因而有助于今人更好地思考生存困境的解决之道。

二是该著具有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很强的现实意义。生存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现代社会人们面临的生存问题越来越多，而作者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根源不在于外，而在于内，在于人的思想出了问题，故发掘庄子生存思想的哲学智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为人类如何生存提供一个方向，具有一定的精神治疗价值。就一些根本性内容来说，哲学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能够穿越时空隧道而具有永恒的意义。因此，虽然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古典的，但其研究视角却是现代的。这种思想导向就使该著除了发掘庄子生存哲学的原始内涵之外，还有较多内容涉及现代生活，力图做到古为今用，对解决当前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有所启发。诸如现代人该如何面对人生困境与生死问题、科技异化与生态灾难问题、天人关系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都在本书中作为重点内容进行探讨，从而为现代人如何生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方案。

三是该著涉及的问题大多较为前沿。死亡哲学、语言哲学、科技哲学、生态哲学、思维方式等论题都是近几年学术界的新动向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中，庄子的科技观、生态思想、语言哲学、宇宙意识、物化思想等问题都是过去庄学研究中注意较少的问题。虽然传统哲学一直在讨论天人关系，但由于近年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而使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尤为重要。况且，传统学界过去一谈到天人合一，往往重心就在儒家那里，而实际的情况是，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术语的恐怕就是道家的庄子了，而且，道家庄子以人合天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今天的语境中似乎更具启发意义。

四是该著各章的具体论述比较深入系统，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哲学深度。如在第三章《语言论》中，作者认为:庄子的语言哲学是一个丰富、系统而又深刻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发现了“不可说”(“道不可言”)这一哲学话语困境，并进而探讨了产生这一语言困境的内在根源(“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言”之对象化);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发现了哲学“说‘不可说’”(“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这一独特的历史使命，把哲学的沉思由“说什么”(“可说”还是“不可说”)而转向了“怎么说”(“思维的说”还是“诗意的说”);其方法和路径便在于使哲学言说方式从“思维的说”(“俗言”———“成心”之言)转向“诗意的说”(“道言”———“道心”之言———“三言”)，从而使哲学话语从理性逻辑、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语言(概念语言)转为直觉体悟、天人合一的非对象化语言(隐喻语言)，从而克服“不可说”这一语言困境，完成其“说‘不可说’”的哲学使命。而隐喻作为一种独特的言说方式，其本身既具有诗的特质又具有思的意蕴，这就决定了文学与哲学本身就是其两大功能。庄子正是以隐喻为恰切手段，借助于文学的形象外衣，传输了思想的抽象内涵，并最终形成了庄子文本诗思融合的独特品格以及以直觉体悟为必要手段的“得意忘言”之解读模式。又如第二章《生死论》中，作者首先探讨了重生贵生、苦生乐死等庄学生死观的两大向度，接着讨论了生死必然、生死自然、生死气化等庄子对生死现象的三大认识，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生死齐同的主观消解和不死不生的理想境界等两大问题，最后又讨论了庄学生死观为现代人建立系统的生死哲学和科学的生死观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五是该著有意识吸收了一些西方现代哲学、语言学、美学、阐释学乃至科学理念进入论述的视野，从而为该著提供了另一个参照，在古今结合和中西融通方面做出了极为成功的尝试。在作者看来，任何古代经典的阐释，都只能是一种“现代”化了的阐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思维只能是当代的思维，阐释主体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都只能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他也只能以其当下的知识结构与理解能力，并以其所属时代的特有方式对古代经典予以阐释。由此可见，运用古今会通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庄子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正途。虽然由于自然、种族、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各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民族性和相互之间的异质性，但大体相同的“人性”、“生存境遇”、“人生追求”等因素，又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确可能存在共同的情感经验，这又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对话和达成“视域融合”的可能。只有在中西文化的互证互释中，才能凸现中西共同的诗眼文心与人类文化的共同规律。而哲学问题往往是一些超越时空隧道，为古今中外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带有永恒性的问题。就庄子本身来说，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对生命存在及其普遍意义的探寻，其以生命问题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因此，解读庄子文本的过程就是今人与古人、东方与西方就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互动与对话的过程。而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就决定了生活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的我们是可以而且能够与生活在古典时代的庄子进行交流和对话的。

六是该著试图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对传统庄学研究进行一些反思，如庄子思想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庄子哲学的中心不是自然而是人生;庄学理论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等等，很多过去的传统庄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偏见问题，都在这本书中得以全面清理和重新定位。

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

一、语言风格的接受

关于司马迁语言颇负道家风格这点，苏辙早有慨叹，“其文疏荡，颇有奇气”。王萍《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中认为庄文汪洋恣肆，《老子》文简义约。《史记》之文，在道家文学的影响下，同样富于一种言简意深、文约义丰的倾向。李彤的《司马迁与自然之道》将《史记》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归功于道家思想，并分析了《史记》语言极具表现力的原因，司马迁在先秦散文的影响下，借鉴了其新鲜、生动的语言风格，同时加以自我吸收和创造。文章指出：“《史记》的文章风格，强烈感情的外泄，使得一部史书充满着文学的感染力。司马迁欣赏庄子‘其言洋自恣以适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老子韩非列传》﹚，他写作时亦听任感情的潮水纵横奔流，而进行畅快淋漓地叙事议论抒情，使得文章跌宕起伏，潇洒自如，有似庄子之文汪洋恣肆的风格。”邢璐《“和光同尘”——浅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中也持以上观点，认为司马迁颇有道家风格。

钱禹辰《<史记>对诸子文艺思想的评论》中指出，在语言风格上，司马迁同庄子一样，是以“奇”著称的，所以刘生良先生认为“司马迁是《庄子》的爱好者”，“其行文之纵横开阖，笔势之流畅飞动，颇有奇气”“与庄子有神似之处”。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谈到《史记》对《庄子》的接受时，也谈到语言的“汪洋恣肆”和奇异的文章风格。

二、人物塑造的接受

关于《史记》人物塑造和评论的标准，最能凸显司马迁的思想倾向。郭明友在《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一家之言”中的特殊地位》中认为，道术之用所向披靡，表现在写人叙事中若隐若现地自然流露。王洪泉在《<史记>与黄老思想》一文中，对帝王、辅臣采用黄老思想治国所取得的成绩进行表扬。同样赞扬用黄老道家取得实践成果的还有邹军诚的《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看其学术思想》和郑振邦的《析司马迁的历史是非观》。朱国芬在《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中的发展》一文中表明，老子提倡“后其身而身先，处其身而身存”，即赞扬圣人这种谦退无争的高贵精神。在《史记》中，司马迁即以这种思想来判断评价历史人物。道家的平等思想，在《史记》的人物塑造中也多有体现。蔡尚思在《司马迁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表面尊孔实则反儒》一文中，认为司马迁在人物塑造上秉持着平等的思想，李建安、祁国宏《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中写到司马迁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列举了采用黄老思想治国或献策于君上的人物。郑振邦《析司马迁的历史是非观》一文中，通过对《游侠列传》的点评，表达对处于社会下层弱势地位民众的同情。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一文中表达对地位低微但品节高尚，并取得卓著功业的人物的赞扬。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中将《史记》对《庄子》的形象塑造接受上分为三类，分为物的形象、人的形象和自我形象。

三、艺术手法的接受

钱禹辰《<史记>对诸子文艺思想的评论》中谈到《史记》对《庄子》艺术风格的接受表现在“指事类情”的讽喻艺术上，并简要介绍了“指事类情”的概念与来源，称其“并非庄子的独创，而是先秦诸子著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孟子、荀子、韩非等人都是以擅用比喻和寓言著称的”。但是《史记》唯独在对庄子的评述中提到了这一点，其态度可见一斑。同样谈到“指事类情”的还有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而且，司马迁引用并改造了《庄子》一书中庄子拒楚王使的寓言，以此对庄子“指事类情”的艺术风格进行了直观的展示。

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范文篇3

关键词：《庄子》；旅游；道；逍遥；自由

庄子是中国旅游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庄子》一书，许多篇幅就是以旅游故事为主，描绘和阐述旅游的成分居多。庄子一生酷爱自然，抱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态度，钓于濮水之滨，游于濠梁之上，行于雕陵之樊，踪迹遍及齐、魏、楚诸国乃至山川树林。丰富多彩的旅游生活与对旅游的特殊体悟，在庄子的著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而对《庄子》的研究，从旅游这个特殊的角度去发掘、解读书中所蕴含的旅游思想，对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亦“道”亦“游”：道与旅游的相融相合

“旅游”是“旅”和“游”双重行为结合的产物。“旅”是旅行，外出，“游”是游览、观光和娱乐。二者合起来称为“旅游”。旅偏重于行，游不但有“行”，且有观光、娱乐之义。“道”是老庄哲学和美学的最高概念和中心范畴，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也是《庄子》的基础和核心。“道”的初义是道路。《说文解字》云：“道，所行道也。”[1]这里的“道”就是“道”的初义。字形上看，道从“辵”“首”声，“辵”即“行”，“行”分“彳”、“亍”，彳亍而行，即是自由自在地走；“首”本义是头脑，首居中间，表明行动的归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人在路的中间自由自在的行走，就是“道”。“道”这个字，已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了传统旅游方式的特点和古代旅游者的形象。

“旅游活动是以自由生命活力为轴心，在广阔的四维空间里运动、旋转、展开，使自由生命得以完善、发展和推进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极其有益的特殊活动”。[2]《庄子》之“道”的现实出发点，是以自由为轴心，使生命得以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历程。《庄子》认为，“道”即无为，无为即逍遥。《庄子·天运》云“逍遥，无为也。”《大宗师》又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这里的“观于天地之谓”即是旅游，是人对个体生命和宇宙生命进行沟通、体认和回归的过程，是庄子得“道”的重要途径和最佳选择。最著名的就是《秋水》篇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观鱼的记述。“庄子曰：‘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表面看，庄子和惠子谈论的是哲学上的认识问题，实际上体现的是人在旅游中观鱼的生动记述。《庄子》一书，记载和描绘旅游的地方还很多，譬如《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人世间》“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知北游》“知北游于赤水之上”，《天运》“子贡南游于楚，孔子西游于卫”等，完全可以看出庄子是在旅游中得“道”的。旅游可以得“道”，亦可以论“道”。《庄子》开篇的《逍遥游》，借鲲鹏南游来阐释“道”的遥遥无为之境。《应帝王》借“天根游于殷阳”来阐述顺物而天下治之理，《山木》借庄子游于雕陵之樊来探讨逐物之忘其真，《人世间》借“南伯子綦之游”来明辨有用与无用的关系等，可谓是比比皆是，俯首可拾。

可见，《庄子》之“道”，是在具体的旅游实践活动中产生、获得，并得到体认、升华和发展的。“道”不仅是《庄子》的最高哲学抽象，也是《庄子》旅游思想的原始印痕。旅游得“道”，旅游论“道”，道游一体，不仅促进了传统旅游与道家哲学、美学的相融并构，同时也昭现了《庄子》之“道”与旅游的完美辉映。

2．逍遥之“游”：庄子思想的现实土壤

最早的“旅游”概念，出自1927年德国蒙根·罗特为代表的《国家科学词典》。这就等于说，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旅游”一词，没有“旅游”一词，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旅游活动。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向往自然，喜好自由，乐于游历，深谙观光的民族，对于源远流长的古代旅游活动，古人是以一个“游”字概之的。《说文解字》解，“游”作古水名，其义有“旌旗之流”，又作“遊”，指与陆地相关的行为活动。[3]清代著名语言学家段玉裁在《广雅释诂三》中把“游”引申为“出游、嬉戏。”陈鼓应在《庄子今注今译·外物》中说，“游”是熟悉水性的人在水中的自由活动，传导出顺其自然、适意而行的意味，携带着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影子。“自由性与非功利性是旅游两个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和标志。”[4]现代旅游活动这一显著特征，会通了古代“游”与现代旅游的本质特征，今天的旅游是古代“游”的本义的延伸和发展。

《庄子》内、外、杂三十三篇，内篇以《逍遥游》始，外篇以《知北游》终，杂篇以《天下》尾，这样的体例安排，与其说是庄子哲学体系逻辑结构的完美体现，毋宁说是庄子旅游的全过程。《逍遥游》开篇的“鲲鹏图南”，旅游活动就开始了，出发点是“北冥”，目的地是“南冥”。《知北游》又正好与《逍遥游》的旅游方向遥相呼应，出发点是南端，回归地是北端。《庄子》虽然描述的不是具体的旅游过程，可是庄子的一切思想，一切议论均是在这由北向南、又南向北的旅游过程中生发、体认、完善和发展。阅读《庄子》，也如同在进行旅游，据初步统计，《庄子》一书曾多处使用“游”字，其中内篇约有三十多处，外篇有四十多处，杂篇也有二十多处。庄子从各个层面对“游”进行了描述，他所追求的养生之道、治国之道、为人之道等，均是从“游”中产生，从“游”中创立，从“游”中建构的。譬如《人世间》“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也”。《德充符》“游心乎德之和”。《田子方》“游心于物之外”。《应帝王》“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齐物论》“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游乎尘垢之外”等等，“游”字在庄子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庄子之所以如此青昧于“游”，一方面在于他想借助旅游这一现实土壤，即不受“外物约束”，“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让自己的思想得以生根、发芽。诚如孔子14年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目的是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抱负；海德格尔对生存问题进行思索，是为了“诗意的栖居”一样。另一方面，旅游的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特性，正好符合庄子游于虚境、无所限制的心灵自由活动和精神遨游，符合他顺其自然的思维方式，符合于他对一种精神现象进行哲学的抽象和理论的概括。

“旅游活动自然就是审美活动，其本质、功能、作用就是体现、丰富、完善和发展自由生命。”[5]说旅游是《庄子》的现实土壤是不为过的，广义上讲，庄子“逍遥游”体现、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就是自由生命。狭义上看，庄子的“游”又离不开旅游，并与旅游有许多共同的属性的特质，两者均是为了达到了旅游审美的自由自在、逍遥无为的目的。

3．神与物游：主观精神的自由遨游

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是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而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的白色恐怖时代，亦是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福转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世间》）的现实凄惨人间。当时古人常常是谈“游”色变，旅游基本上是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和阻碍的。现实旅游的种种限制，使庄子的旅游审美方式成为一种主体直觉的旅游审美，即旅游活动不一定要在现实中实现，通过想象也能进行虚幻的、广阔的空间旅游。庄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身在尘世，精神已投入宇宙，游历于自然，与造物者为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著名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的故事，就可窥视到庄子旅游的印痕，“梦游”、“心游”、“神游”的出现，不仅拓展了中国传统旅游文化的内涵，使旅游审美成为了一种主要是心理和文化行为的活动，也使庄子成了“神与物游”旅游审美方式和旅游审美思想的始作俑者。

神与物游，古代又称为“神游”、“梦游”或“心游”。《庄子·养生主》说：“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里的“神”指的是人的精神，即审美主体，物则是审美客体，指自然景物。“神与物游”就是审美主客体的统一，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心理活动，贯穿在《庄子》思想中，就成了一种仅限于主观精神的自由的思想遨游。《庄子·田子方》中，有一段老聃与孔子关于“游”的对话：“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庄子借老聃之口，阐述了他深邃的旅游思想，以天地万物自然为至美，以“乘物以游心”为至乐。显然，庄子的“神与物游”是不受“外物约束”的、目的是在主观精神世界中达到的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笔者认为，这主要来自于庄子对“现实”各种束缚和约束的痛苦感受，来自于对人类沉沦和堕落的认识。客观上讲，“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受到的限制无所不在，人要在“客观世界”中摆脱来自各方面对自身“行动”和“行为”的限制，是完全不可能的。庄子“神与物游”的旅游审美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在“主观精神世界”中人可以达到对一切限制的克服和解脱，可以从容自游，可以无拘无束。因此，庄子的旅游审美的目的是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虽然《庄子》的旅游也有所谓的“尘世之游”，如“以游世俗之间”、“虚己以游世”等，但它同“物与神游”并不矛盾。“身处世间”却与“世”往来，“心”在世外又在世上，在这个精神自由的旅游过程中经历了不同层面的超越和提升，使主观精神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生命自由得到充分的表现，最终达到的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极致境界。

综上所述，《庄子》的哲学思想，与所渗透出来的旅游思想，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庄子》的哲学思想，因为有了旅游美学思想表现得更加玄虚和深邃，而他的旅游思想，又秉附哲学思想被描写的超脱和飘渺。《庄子》一书，不仅可以从纯哲学的角度来发掘和继承，从旅游的角度来解读和穷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3]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2002年版

[2][5]黎启全.美是自由生命的表现[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