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总结范文

论文关键词：土地流转；地权变革；阶层结构

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土地流转是“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即“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也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换句话说，土地流转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不变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包括经营权、收益权和流转权)在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转让和交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流转是地权变革的一种新形式，实质上是一个农村各阶层利益的再分配与重组合过程，通过利益结构的调整深刻地变革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并将久远地影响其未来变迁的态势

一、土地流转变革农村社会阶层结构

作为地权变革新形式的土地流转正在诱致农村新型行业、新型组织形式及新职业群体的兴起，引发农村劳动力新一轮结构性流动，重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具体来说，土地流转正在或将从如下方面影响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革：

首先，土地流转强化了农村精英阶层。一是权力精英获取资源的机会增多。我国《宪法》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而村干部则是“村民集体”的“人”。土地分配的具体执行常常要通过村集体的“人”来实现，这样，土地事实上成了村干部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甚至完全掌握的一种非市场资源。日益频繁的土地流转必然会增加乡村干部实现权力的机会。尤其是在“两田制”、“反租倒包”、“土地股份合作制”等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土地流转过程中，乡村干部控制着土地调整比例权、反租倒包过程中的土地价格差额权、土地股份投资红利分配权，成为土地流转收益的主要分享者。乡村干部往往直接出任土地股份公司的董事，担任土地招标承包中与开发商洽谈协商的代表和最后决策人，从而获得更多因职权带来的资源和机会。二是经济精英实力增强，规模扩大。主要由市场调节的土地流转必然使土地流向能够更有效使用土地的人手中，流向最能使土地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因此，土地流转的加速必将带来公司农业的崛起，种田大户的增多，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和第二、三产业投资商的进入。这些经营新型公司农业的企业家、种田大户、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商资本雄厚、渗透力强。这些经济精英的崛起与控制触角不断伸展的权力精英的联盟，进一步充实壮大了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精英阶层。

其次，土地流转扩大了农村中间层。农村中间层的扩大主要表现为土地流转引发了农村新型职业群体的兴起和传统职业阶层的发展和壮大。一是作为中上层的农村新型职业群体的诞生。土地流转带来土地集中和公司农业的发展及其他第二、三产业投资公司的进入和聚集，这些公司为村民提供了众多中低层管理和技术职位；土地流转伴生的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营要求经营者加强技术引进和研发，这必将催生一批新型的农技研发和推广应用人员；因土地流转而产生的土地股份合作公司、土地信托中心、土地价格评估机构和土地纠纷仲裁机构以及其他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为村民提供了较多的社会管理职位。上述从业人员是农村新型的职业群体，大多有较好的经济收入和较多的职业流动机会及良好的社会声望，构成了农村社会阶层体系的中上层。二是作为中层的传统阶层的复兴与发展。中层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办事员、低层管理人员、教育医疗工作者等职业群体。他们是农村改革以来就已有的职业群体，而土地流转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一职业群体的界线和规模。土地流转引发的产业化经营和规模经营的发展，必然带动与之相适应的个体运输业、个体加工业、饮食零售服务业、信息服务业以及相关管理机构的发展和职位的增加，从而使相关职业群体的规模扩大、经济实力和获取市场机会的能力加强。这部分人大多有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市场机会，拥有超越村庄范围的社会网络及因此而带来的资源获得机会。三是作为中下层的工人群体的扩大。农村工人群体主要包括外出打工但仍保留农民身份且定期回乡的工人(“离土又离乡”)、本地乡镇和民营企业工人(“离土不离乡”)和公司农业工人(“既不离土又不离乡”)。前两类工人群体会因更多农民承包地的稳定长期转出而在数量上有较大增长，而且工人在质的内涵上也会有所拓展，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将进一步超越土地和原有的乡村社会。后一类工人群体是因公司农业和其他规模农业的发展而新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农村新型职业群体。这三类工人因其手工操作的工作性质、被支配被控制的工作关系以及生活并不丰裕的经济地位而处于农村社会结构的中下层。

最后，土地流转缩减了农村弱势底层。农村普通的纯农业劳动者、失去全部或部分土地且无其他就业机会和稳定生活来源的农民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构成了现今农村社会的弱势底层群体。他们大多年老、体弱、多病，社会网络资源少，外出或转换职业的技能和机会极为缺乏。他们只能从事产出微薄的简单农业和本小利微且毫无发展的家庭副业，生活基本处于温饱线上下，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威胁。这些人占农村人口的少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总数有所减少，他们是农村社会的边缘群体。

二、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趋势

沿海经济发达的农村和内地大城市的城郊社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已基本形成了上述包括精英阶层(顶层)、中间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弱势底层的社会阶层结构框架，欠发达农村随着集中土地价值的再发现和土地流转的推进，也将逐渐形成这样的或类似于这样的阶层结构。关于这种已经或正在形成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态势，可做如下方面的简要讨论：

一是农村总体性精英阶层形成。首先是农村权力精英在土地流转过程利用法律制度的模糊性合法或非法地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而后又利用职权将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创造的地位和机会进一步制度化和合法化。其次是精英联盟。代表农村经济精英的外来公司农业老板和农村自生的农民企业家在入主农村、集中土地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与权力精英竞争和博弈，以获得他们的政策支持和准入，并逐渐认识到必须与权力精英和谐共处、利益与共；权力精英为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选举政治的支持，也发现自己不能没有经济精英的合作。这样，乡村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达成了稳定的联盟。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联盟关系一经达成将会设法维持这个总体性精英集团的规模与边界，排斥其他社会群体的介入，以控制更多的资源与机会。

二是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定型化。土地流转引发了农村职业结构的分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和阶层结构的变迁，但土地流转集中到一定程度，就会开始定型化为比较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一是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首先是不同阶层居住空问的分隔，处于顶层的乡村干部和公司老板大多拥有豪华的别墅，中间层往往聚居小区，弱势底层则孤怜地分散在凋敝的边缘村落。其次是各阶层开始有不同的衣着出行方式和休闲娱乐场所，有不同的话语空间和社交圈子，也即开始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这是一种无形的阶层边界，也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二是农村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之间差异的拉大和内部同质性的加强必然强化阶层内部的认同感，从阶层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意识。三是农村阶层流动开始减少。弱势底层由于自身拥有的经济文化资源和社会网络资源都极为短缺，已几乎不可能通过政治忠诚和民主选举进入乡村权力集团，也无机会经由扩大生产和积累资本跻身为经济精英，即使外出打工或在本地当农业工人也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中间层也因为总体性精英对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和他们在周围构筑起来的潜在屏蔽制度而难以实现根本性的阶层跨越。社会流动越来越限于阶层内部。

三是教育取代土地流转成为农村流动的社会阶梯。土地流转作为农民实现结构性流动的社会机制所具有的潜能逐渐释放殆尽后，教育作为现代农村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的地位将开始突显。布尔迪约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即教育既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教育对土地流转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再构也具有这种双重效应。农村底层社会的相当部分孩子可能受底层文化的顽固影响而永远囿于其所世袭的阶层，而只有少部分底层社会的孩子能跳出这种阶层再生产的循环。相对较多的农村中间层的孩子会在家庭赞许性期望下获得文凭，并利用其接受教育期间积累的社会资本和其他偶然机会，实现阶层流动。

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总结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保障困境;农民养老

论文摘要:农村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其生产功能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农村土地也长时期扮演着保障角色，为农民提供相关生活与养老保障。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农村土地承担的养老保障功能日益受到冲击。该文通过时土地流转行为较为普遍的江苏省句容市进行实地调研，揭示了农村土地养老保障困境的存在。调查结果显示，在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率高的地区，农村土地养老保障功能弱化，但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养老行为的影响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结合调查研究，提出通过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保障农民权益、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扩大农民就业市场等4种途径来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发展。

1、农村土地“保障困境”分析

从理论上看，农村土地“保障困境”主要是指农村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现实和农民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的矛盾。温铁军在其文中强调:“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土地扮演着保障功能的角色。这种保障的功能主要建立在农业生产功能的基础之上。赵海林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设计的分析也指出“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突破了集体所有制，农民获得了土地的有限使用权，但并没有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现状。相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经营、转让及收益权赋予农民，从而为土地保障功能的实现莫定了基础”。我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的设计决定了其保障功能。但是这种保障功能设计的愿景由于社会的变迁而受到冲击，这就是农村土地“保障困境”的出现。农民往往将承包土地当作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道防线对于农民的保障功能是有限的。正如刘书鹤在其文中阐述的农民将由于劳动能力下降以及土地的收益的减少而使得这种保障无法有效实现。

通过对调查数据分析，农村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主要体现在农民从业特征和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等方面:

(1)农业对于农民从业的主体性地位发生改变。农民从事农业主要就是指通过土地生产来获得收入的途径。调查数据显示，分析户主从事的工作类型来看，犯户的户主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务农，占调查样本的30.2%，低于以打工为业的户主数量。38户户主的次要工作是务农，占调查总体的39%。从事农业为次要工作的户主超过了从事农业为主要工作的户主数量，农业在农村的主体性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

(2)农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农业收入的绝对数降低，占总收入的相对比例也降低。以户为对象，2009年每户的农业收入平均为4214.2元，2008年平均为5059.59元，2007年为5307元。2009年每户平均农业收入与2008年相比下降了16.7%,2008年与2007年相比下降了4.6%;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而2009年的农民总收入与2008年相比呈现增长的趋势，可见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下降，非农业收入的增加。通过对106户农民2009年收入结构调查数据的分析，非农业收入占总收人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农业收入，平均为84%，是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均值的5.2倍。

农业对于农民从业的主体性地位发生改变及农民农业收入下降的趋势，表明了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弱化的现实，但是这种现实并不能断定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丧失。农民对其土地的保有量及其变化就充分显示了农村土地仍然具有保障功能，显示了农民对土地保障功能的“依赖”。农民保留口粮田地的行为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在长期有非农业工作的前提之下，村民流转土地的意愿明显高于没有稳定非农工作时的意愿。前者愿意流转出土地的比重平均为70%，而后者为40%。同时从这些数据分析中也可以看出，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将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土地流转，土地依然承担着农民的就业保障和其他的保障功能。

2、土地流转对农民养老保障的影响

2.1土地流转对土地保障功能的影响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将土地资产转化成为土地资本。从土地流转的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分析，土地流转收入占农业收入的比重为14.59%，占总收入的比重为0.65%02008年土地流转的收入平均数(以户为计量单位)较2007年上涨了66.4元，上涨率为13.06%,2009年土地流转收入与2008年基本持平。但是由于土地流转收入占农业收入比重低，土地流转收入不能对农业收入产生较大变化，从而对土地养老保障功能产生较大影响。在非农就业收入高的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对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直接影响水平更低。相反，非农就业对农民总收入的增长影响较大，非农就业对农民养老保障行为的影响更明显。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养老保障行为的影响的另一个层面，就是通过土地流转，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非农就业方面显示出来，但是在土地约束劳动力的机制已经不明显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也不太明显。

2.2土地流转对农民养老保障行为的影响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民的养老保障行为影响保持在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从调查的数据(见表1)可以看出，参与流转土地的42户农户，其中有15户(占调查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33%)担心土地流转会影响到养老。9户农户主认为土地重要，其他的则认为土地升值流转后则体现不出来或认为劳动能力下降等原因。67%的农户则认为不会影响到其养老水平。持这种观点的理由:一是土地到期后使用权依然归自己(持此看法有7户，占16.6%);二是土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高，(持此看法有18户，占42.8%);三是通过流转后获得租金(持此看法有3户，占7.1%);四是认为可以通过养老保险和子女赡养来实现养老(持此看法有6户，占14.28%)，与土地流转的关系不大。

(2)从土地流转户与非土地流转户家庭的参保率(此处的家庭参保率二实际参保人数/应保人数x100%)比较分析来看，土地流转户42户的参保率与非土地流转户64户的家庭参保率在统计上没有显著的差异。利用stata软件，做两样本的参保率均值t检验。我们将土地流转与否变量表示为traps，土地流转户该变量取值为1，非流转户为0;家庭参保率变量表示为join。

从表2可以得出，土地流转户与非流转户的家庭参保率差异并不明显，标准差也较小。由于流转户与非流转户在参保率取值上的分布的方差并不相同，因而采用添加unequal选项的均值t检验。过程与结果如下:

以上结果显示，土地流转户与土地非流转户的家庭参保率均值没有显著差异。因而在目前土地流转发展的水平上，土地流转对农民的养老保障行为的影响并不突出。

(3)在研究中“假设租金上涨”，有25%的被调查村民愿意增加参保人数或缴费额，有50%的农户则认为，其不会增加参保人数或缴费额，还有25%左右的农户则认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农村的土地流转与农民参保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4)从养老保障的支出来看，土地流转的所得小于参保支出。89户家庭的土地流转所得均小于参保支出，占调查总户数的83.9%。由此可推断，大多数农户的土地流转收入无法支撑参保支出。同时由统计表可以计算出土地流转收入占参保支出的比重为25.8%，无法维持一户家庭的参保支出。所以可以推断土地流转对农民社会养老保障行为的影响很小。

3、农民养老意识和认可的养老方式的变迁

3.1农民的养老意识已发生改变农民的养老意识则主要是指农民选择养老方式的观念。我国农民传统的养老意识倾向于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养老意识也发生了变化。通过对访谈数据的分析，农民的养老意识已有两个方面的转变:(1)被动性的养老观念向主动性的养老观念转变。从对参保户的调查中可以了解到，84户被调查农户中，有79.2%的农户认为参加养老保险“可以减轻儿女的负担，老有所养”，与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从传统意义上的对人的依赖向对社会投资来达到养老的转变，开始了由家庭式的养老意识向社会化的养老意识过度。(2)静态的养老观念向动态的养老观念转变。农民的养老不再局限于家庭和土地，社会化的养老途径增加了农民养老的可靠性。有15户(占回答此问题户数的30%)表示适当条件下可全部流转，不留存土地，因为他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能力会减弱。

3.2农民认可的养老方式更加倾向于养老保险在对“农户认为最可行的养老方式”的调查中，有70.75%的被调查农户认为自己以后的养老方式是依靠养老保险养老，而传统的“土地+家庭(儿女养老)”的养老方式只占18.87%。农民在养老方式上的选择更加倾向于通过养老保险的途径来实现养老保障(见表5)。

4、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农村的运行状况

从句容市三村的调查结果来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在三村的试点时间短(2008年试点)，发展较快，截止2009年底参保率达到27.5%。通过调查发现新农保在句容市三村的运行主要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不足:

4.1农民对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识不足，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主要表现在不清楚养老金水平的户数占调查总户数的65%(见表6);当问到养老金是否合理时，61.32%的农户都选择了“无所谓合不合理”这一选项(见表7)。

4.2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际的运行中.多层次、差异化的缴费制度设计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缴费的档次上，只有一个档次设计，年均缴费438元。这种硬性的缴费没有顾及到农村人均收入的差异性。农村人均收入差距的存在，显示了这一制度的设计不完善。一方面是由于新农保增加了农民的现实的负担，另一方面就是缴费额度的设计，没有设计出适合不同农民群体的缴费标准。

农民对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认知不足和多层次、差异化的缴费制度在实践中的缺位，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推行新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5、土地保障困境背景下的农民养老保障出路设计

农村土地保障困境的存在，一方面表明农民养老保障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来加以完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农村土地“保障困境”所显示的另一种现实，即土地仍然有一定的保障功能。在“保障困境”的背景之下，结合农村养老保障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从以下4个方面来促进农民养老保障的发展和完善。

5.1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提高农民保障水平农村土地“保障困境”的出现，呼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也要基于这种现实考虑，这样的制度设计才能确保其适应性。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定位要明确，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障水平因受到国情的影响必然是低水平的。二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必然要考虑到公平的要素，其受惠的普遍性、公正性应当得到重视。三是要加强宣传，提高农民对新农保这一制度的科学认知水平，提高村民参保的积极性。四是作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应当考虑农村人均收入的差异性的存在，多层次缴费的保障制度设计有利于确保不同收入群体支付保障支出的可行性。五是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的长期性缺位，农民的年龄结构也处于不同的层次，设计时应当注重灵活性。六是由于农村土地保障困境显示，农民通过保留口粮地来实现保障的客观存在，有其自身的意义。可以考虑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成为农民养老保障的一个补充，多元化的养老保障是提高农民养老保障水平的必然选择。

5.2保障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保证农民选择的自主性一方面要严格依法进行土地流转，充分尊重农民的自全陛，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土地流转只有在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和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才能保障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发展。行政干预、集体流转这些流转途径的存在，可能出现对群众自主性的践踏，因而要确保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有效参与。另一方面要结合农民生活生产的实际情况，科学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发展。土地“保障困境”所显示的农民保留口粮地的行为，应当值得关注。农村土地承担着生产和保障等多重功能，甚至还是农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的以“土地换保障”的做法应当慎重从事。

农村土地流转工作总结范文

［关键词］土地流转动力机制

目前，土地流转问题在我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普遍存在，而且流转的速度越来越快。土地流转实质上是农村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交易的过程，是优化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经营的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的主要途径。土地流转方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结果。因此，探讨土地流转的动力机制及其发展规律，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土地流转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目前土地流转的主要特点

自从有了农业生产，土地的流转问题就存在。然而，目前我国的土地流转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范围广、面积大。据调查，全国各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土地流转情况。统计表明，经济发达的省份，如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土地流转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11％左右，内地省份略小。

2、速度快。统计发现，近年来土地流转呈加速发展的趋势，近三年来的土地流转量比改革开放后的前二十年土地流转的总量还多。

3、流转机制市场化。它是农业大户、农业企业和工商企业对土地经营权需求的扩大而与农户（或国营农场）自发签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从而自发形成了市场供求关系，使土地流转市场化。

4、流转的目的明确。农民流出土地经营权是为了免亏或增收，并将土地作为商品生产的生产资料予以输出，而土地经营者流入土地使用权是把农业作为一个投资领域，以赢利为目的。

5、流转的方式多样化。自由转租、反租倒包、入股和土地信托都是当前土地流转中使用的方式，切合不同地方实际需要的多样化的流转方式，促进了土地的有效流转。

二、土地流转的内部动力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农户、农业企业和工商企业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市场机制将迫使他们不断追求土地更高的经济效益，这是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非农就业率。是指在农村的一定区域内，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加上兼业劳动力人数折算值与该区域内劳动力总数的比值。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非农就业率高，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就大，该地区土地的流转率就越大。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非农收入的比例越高，对土地的流转影响就越大。因此，非农就业率与土地的流转率成正相关，即一个地区非农就业率越高则土地的流转率就越高。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高，农户追求更高收益的动机，促使他们进行土地流转。但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成本高，人为操作因素重，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未建立的地方，许多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户宁可将土地抛荒，也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并加以解决。

2、每亩农业纯收入。每亩农业纯收入越高，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就越大，对土地的依赖性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它直接影响农民的经济行为。因此，农业纯收入也是影响土地的流转的因素之一。调查中发现，在每亩农业纯收入较高的情况下，一般农民愿意流进土地以提高农业收入。但也有部分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民，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总的来看，单位面积纯收入的提高可促进土地流转率。

3、人均承包土地面积。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民兼业行为越来越普遍。另外，我国的农业纯收入一直比较低，这些因素导致许多农民在留足“口粮田后”，将更多的土地流转出去。因此，人均承包农地的面积是影响农地流转率的重要因素。

4、政府干预。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尤其在农村计划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政府在各种经济行为中的作用依然很大。因此，在农地的流转中，政府的干预影响非常大。调查表明，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初期，以及农地市场发育不完善的地区可使农民将更多的农地进行流转，主要方式是由集体统一进行“反租倒包”。而随着这种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因社会保障需要，将不再流出土地。还有一部分农民对“反租倒包”中政府带有较大行政强制性和人为暗箱操作极为反对。因此，政府的干预对农地流转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逐渐减弱。

5、农民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与农民掌握农业与非农业生产技术的多少和程度有关。因此，会影响农民的生产决策行为，是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农民受教育水平越高，越能促进农地的流进，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非农就业率不高的地区更是如此。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知识水平高的农民，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敢于租入土地进行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增加农业收入。受教育水平对农地流转的实际影响是文化水平低抑制农地流转，而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则促进农地的流转。

三、农地流转的外部动力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地流转的外部动力源于国民经济发展对于农业发展的巨大需求，或者说国民经济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农地的流转。从宏观面看，农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农业生产不断走向国内、国外两个大市场，对农地流转提出了新要求，主要体现在：

1、WTO促进农地的流转。我国已经加入WTO，因此，各种经济活动应逐步按照国际惯例行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必须与国际市场接轨。因此，国内农产品市场必将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并逐步融为一体。现行农地经营形式的缺陷通过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明显地暴露出来。对土地经营方式进行世界范围的比较发现，我国农业规模经营过小，致使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比较高，其市场价格较之国外同类产品也必定偏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因此，我国农产品市场将受到严峻挑战。为迎接这一挑战，进行农地的合理流转，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成为必然。

2、农业新技术应用需要农地流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高度概括。目前，这一观点已深入人心，广大劳动人民，包括农民在内，已充分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有许多限制因素，如技术的适应性，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及文化水平，尤其是对新技术使用成本的承受力等等。尽管我国的技术创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的研发基本上是公共事业行为，但在推广应用中，需求者仍需投入一定的经费。尽管这笔费用很小，但对单家独户的超小规模的我国农业生产者来说，还是难以承受。因此，农业科技的普及必须建立在一定土地规模经营之上。这样，就必须改变现行土地生产规模过小的经营方式，农地向种植能手和种植大户转移成为必然。

3、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促使农地流转。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结构正处于战略性调整时期，这次经济结构的调整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取消粮食统购统销的条件下而进行的，这是农村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选择。农村产业结构是指在农村这个区域内，各次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相互联系。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原则，合理配置资源。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地方优势，形成地方特色的产业。这势必涉及到土地类型及土地功能的转变。如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向种植经济作物和养殖类的转化，条件允许的地方向二、三产业的转化。因此，土地的流转势在必行，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农地的流转，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不会达到预期目的的。

4、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农地流转。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的途径，它是指农业与相关产业的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农业产业化要求农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化决策，最大化效益。它的最大特点是农业与它的产前和产后业相结合，实行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运作。所以，要实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就必须有工商企业的加盟，而要使工商企业加盟，就必须有工商个业加盟、投资的条件。很显然，目前，这种单家独户的经营模式是适应不了这一要求的，而必须有成规模的区域化的生产主体，这就涉及到了农地的集中经营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农地的流转，没有农地的流转，就形成不了适度规模的生产基地，进而也就没有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总之，农业产业化经营势必促使农地的流转，而农地的流转会进一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5、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农地流转。农村工业化是指在农村这一区域内合理布局工业，使农村居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或农村居民的一部分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以农村工业的发展来带动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而农村城市化是指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农村人口日益向农村小城镇集中，农村地区日益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过程。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差别，消灭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由贫困变为富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农村逐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要使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逐步使农民脱离土地，日益向城镇集中从事非农业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越来越少，农业生产对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农民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更加先进，使农民有能力流进土地进行规模经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率。可见，土地的流转是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现实选择。

总之，土地流转的动力机制是土地流转过程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约束的作用方式。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是不均衡的，分层次的并随着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而变化的。一定时期（或地方）影响力大的因素，在另一时期（或地方）其影响力可能会小一些。各影响因素的类别、作用、地位也是不同的。因此，对其研究也是动态的、发展的。当然，土地在我国还不只是生产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农民生存谋生的手段，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处理好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各种关系，正因如此，研究土地流转的各种影响因素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农用地制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