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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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问题在伦理学研究中的意义何在

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学问，是研究道德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那么,作为一门研究道德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人的问题对于伦理学的研究意义何在呢?我以为，其意义有三：

1.人的问题是伦理学研究的前提

正如前述，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学问，是研究道德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因此，伦理学是以道德为其研究对象的，伦理学是围绕着道德现象而进行研究的。然而，道德是人的道德，既不是动物的道德，也不是其他宇宙万物之道德。换句话说,在宇宙万物之中，只有人有道德，而此外别无道德可言。

既然唯独只有人才有道德，人才讲道德，那么，研究道德的前提就必然是研究人。显然，只有研究人,研究人的问题，才能真正揭示道德的本源、本质及其规律。离开了人的研究，离开了人的问题的研究，伦理学的研究不是问道于盲,就是盲人摸象，永远也无法真正揭开道德的神秘面纱。

2.人的问题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

人的问题既然是伦理学研究的前提，也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既然道德是人的道德,既然只有人才有道德，人才讲道德，那么，破解道德的全部秘密之钥匙，就必然只有通过研究人,通过研究人的问题才能真正寻求到。

事实上，古今中外,人们对于道德的研究，从来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对人的问题之研究。而怡怡是由于人们对于人的研究，对于人的问题之研究的不同，对于道德的认知也大相径庭。比如三大世界宗教之一的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因此，道德也来源于上帝，道德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约法。人信仰上帝，就必须遵守道德;也只有自觉自愿地遵守道德，才能证明你是一个热爱上帝的子民。儒家亚圣孟子则认为,道德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而动物没有道德唯有人才有道德的根源，就在于人天生具有道德的萌芽一“善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人若重视修养，扩充善端，则成善人,成为一个有德之人;反之，不思修养，放纵欲望，就成恶人,成为一个缺德之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却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道德归根到底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HP435特别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道德就具有了鲜明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⑴(P433因为，“人们自了的人的本性。”3HP669因为人性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性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会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而不像以往的思想家所说的那样,人性是永恒不变的。

三、伦理学研究人的问题之根本目的

究竟什么是伦理学?纵观中西方伦理学家的见解，可说是众说纷纭。然而，有两点是伦理学家们共同认同的看法：一是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伦理和道德;二是伦理学必须研究人的问题。伦理学研究道德和伦理都必须研究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伦理学既以人和人的问题为伦理学研究的前提，也以人和人的问题为伦理学研究的核心，更以人和人的问题为伦理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因此,又如廖申白在《论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性质》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和希腊几乎同时被意识到。在希腊，苏格拉底实现了思想的人文主义转向。从他开始，关于‘人是什么’和‘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成为哲学思索的重心。在中国，儒家学说使“德”成为人的生活的目的和思索的主题。儒学从此开出以人如何从伦常曰用实践与内心的心性修养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有‘德’的人的方式关注人的问题的中国人文主义的向度。”

那么，伦理学研究人的问题之根本目的又是什么呢?

当代中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主编的《伦理学》1书认为，伦理学的任务_是科学论证和阐述道德的起源、本质、发展及其规律;二是概括和阐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规范体系;三是研究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理想有道德的新人的成长规律;四是批判旧道德，更新旧观念。廖申白在其著作的《伦理学概论》_书中认为，他主张以实践概念为基础的德性论伦理学，因为它更加能够帮助人们“思考自己的人生的问题，思考人的生活的问题”;所以,“最终说来，德性的心灵是使我们的人生实践直到其终结都能够好，是使我们能够有_种总体的好生活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从以上几本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伦理学专著可见,伦理学说到底，就是通过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来达到对伦理道德的认知，又通过对伦理道德的研究去解决人的问题。进一步说，伦理学就是通过人的问题的研究和伦理道德的研究来达到其根本目的一社会至善和个体至善。

社会至善包括两个方面：1是客观方面一建立社会公秩良序，达成社会文明和谐;一是主观方面一培育全民优良道德素质。而个体至善,最重要的就是要养成个体优良道德人格，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过多地注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往往忽略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根本标志，甚至于也没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道德进步的根本标志，。但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思路不仅背离了人类社会发展真正的归旨，背离了伦理学研究和道德进步真正的归旨，而且，还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人被异化，人被畸形发展;道德滑坡，道德被工具化。

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而其中的思想道德素质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之重要内容，而且,还是人的全面发展之关键性素质。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范文

应用伦理学模式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它的兴起是伴随着应用伦理学的兴起而产生的。与道德哲学不同，应用伦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与实践紧密联系的。基于应用伦理学的本质，其研究的问题是那些十分具体、与道德实践相关，且具有一定的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具体如法律中的争议性问题——死刑的保留与废除问题，再如引发世界关注的艾滋病问题、同性恋问题，还有全球共同关注的贫困问题等。基于应用伦理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可以发现，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是特定的，这就决定其所得的结论的适用性范围是特定的。对于某些对特定案例的研究，其结论也只能适用于特定案例，因此，应用伦理学模式是倾向于实用性的。

环境伦理学是三大应用伦理学之一，既然属于应用伦理学范畴，当然其在判断研究方向时，应更多地关注一些现实性的、具有争议、与制度和法律相关的环境伦理问题。例如，环境决策中利益与环境冲突的平衡问题、代际伦理问题、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伦理依据等。这些问题更多地与环境保护的具体决策以及相关制度的制定息息相关，其有利于推动环境保护相关制度和决策的制定，有利于对具体环境伦理问题的解决。应用伦理学模式能够给相关问题中的利益双方提供一个表达观点和辩论的平台，双方通过不断交流和沟通，最终能够否定不合理的观点和诉求，保证各方观点得到理性表达，并最终达成解决相关环境伦理问题的共识。

二、道德哲学模式探究

从历史角度来说，道德哲学从伦理学兴起之时便一直是其主流探究模式。引用沃尔泽的观点来看，道德哲学是建筑的基础，其研究的重点问题为一些宏观上的、基础性的问题。其研究的问题领域比较宽广，主要为人们提供人生价值、个人理想等，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民族的完备的道德学说，道德哲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适用个人、社会和民族的全部主题，指导和限制人类的人生理想，影响人类的心灵，其任务是“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从而规定人的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东西，并试图给人类构建一个美好的生活理想，对人们的世界观进行构建和改造。

根据上文论述，环境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其研究的问题更多的是特定领域的具有争议性的环境伦理问题，对于一些特定领域和案例的解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若要彻底地去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仅仅依靠应用伦理学模式是不够的，世界处于不断变化当中，旧的问题解决，新的矛盾会显现出来。因此，我们需要从道德哲学的视角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的新的突破。道德哲学更多的是对人的世界观进行改造，因而在环境伦理学当中，可以通过讨论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人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进行改造和规定来解决环境问题，充分利用道德哲学的环境伦理学的作用，对环境伦理学中基础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去构建美好的生活理想，帮助人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具体而言，道德哲学的环境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提供人与自然的完备性学说，帮助人类去理解人、自然的本质，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人类在大自然中去准确地定位自身。

三、环境伦理学探究模式分析

综合以上论述，我认为，道德哲学模式和应用伦理学模式都是环境伦理学中不可或缺的两种探究模式，道德哲学模式研究和探讨基础性、宏观性、形而上的问题，改造人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应用伦理学则对特定领域和案例进行研究和探讨，研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从以上两种视角进行探讨，才有助于人们从根本上去解决环境问题。而人们对环境伦理学产生身份方面的怀疑，则是由于他们从单独的视角去看待环境伦理学，即单纯从道德哲学的视角或者应用伦理学的视角出发，这样很容易对环境伦理学产生身份上的怀疑，实际上这两种探究模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需要共同交流、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通进.论环境伦理学的两种探究模式[J].道德与文明，2008（1）.

[2]廖申白.应用伦理学的原则应用模式及其优点[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伦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范文篇3

关键词：翻译伦理；译者主体性；译者伦理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3-0068-02

翻译活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从最初的诗歌翻译到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等，都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完善。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翻译理论研究也随之建立并受到学者的关注。对于翻译活动的实质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从人本层面来看，最起码涉及三者的意向：作者、译者与读者，可能还涉及到赞助人、出版商或批评家的意向，所以译者实际上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伦理网中；二是从文本层面来看，译作与原作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翻译伦理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指导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协调译作与原作之间因文化差异等因素引起的问题。西方的翻译伦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翻译伦理相关的研究在西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内最初开展研究并使翻译伦理受到关注的学者是吕俊教授，与翻译伦理相关的研究从2005年开始逐渐丰富起来。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翻译伦理研究成果呈多样化，有对概念界定、翻译模式、理论特点等方面的研究，还有许多理论应用研究。本文结合已有的翻译伦理研究成果，论述我国翻译伦理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力图为今后的翻译伦理研究提供更多的建议。

一、翻译伦理的概念界定清晰化

自从20世纪80年代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Berman）第一个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到现在大范围的研究翻译伦理问题，何为翻译伦理这一问题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国内学者也曾对翻译伦理的概念进行过反复的研究。王大智从“伦理”和“翻译”这两个概念来界定“翻译伦理”的指涉范围，明确了翻译伦理研究的研究对象。他提出“翻译伦理”就是翻译行为事实该如何规律以及翻译行为该如何规范，它既面向翻译行为也面向翻译行为的主体。方薇则认为西方翻译伦理还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开放性研究，国内却热衷于对“翻译伦理学”、“伦理学研究途径”的系统进行建构。她分析了“规范”、“价值”、“准则”等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国内翻译伦理研究的核心内容有明显的“规范”导向，很少在“价值”、“德性”等方面有所论述。最后认为“翻译伦理”不等于“伦理规范”，将道德哲学、德性伦理学相关资源引入来探索翻译中真正的道德价值，以此关照职业规范的制订才是“伦理学途径”翻译研究最具潜力的发展路向也正是这个研究视阈的缺乏导致“伦理学途径”翻译研究始终无法“正名”，并且缺乏广度和深度。这一理论的提出为国内翻译伦理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杨荣广等对翻译伦理进行了批评式的研究，他们认为翻译伦理研究经过不断地发展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体系构建方面不够完善等问题。从以上描述来看，目前国内对翻译伦理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他们一致认为国内的翻译伦理研究已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并且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笔者则倾向于认为翻译伦理既包含了个人伦理，翻译职业伦理，还包括了译者的伦理、读者的伦理、赞助人的伦理等。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译者的伦理问题。总之，理清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方向和类别之后以及这些伦理之间的关系才有利于翻译伦理研究更好地发展。

二、翻译伦理的模式多元化

除了翻译伦理概念的研究，国内有不少学者关注了翻译伦理的模式研究。不同的翻译伦理研究模式意味着其代表的伦理思想不同，他们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也会有所不同。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曾将翻译伦理模式分为四类：再现伦理（ehicsofrepresentation）、服务伦理（ethicsofservice）、交际伦理（ehicsofcommunication）和规范伦理（norm-basedethics）。在随后的研究中，切斯特曼进一步完善了翻译伦理研究并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由此他提出译者要保证互为异己的各方达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Chesterman，2001）。我国的翻译伦理模式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王莉娜针以切斯特曼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为基础，从伦理学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局限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力图为描述翻译学派提供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陈瑛在切斯特曼的四种翻译伦理模式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翻译伦理模式，即对等伦理模式（equivalence-basedethics）、功能伦理模式（function-basedethics）、对话伦理模式（ethicsofdialogue）、规范伦理模式（norm-basedethics）和差异伦理模式（ethicsofdifference），旨在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陈瑛，2008）。翻译伦理的不同模式提供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所以不论是哪种伦理模式，他们都给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研究理论和基础。孙致礼教授也在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五种翻译职责：再现原作、完成委托人的要求、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的规范、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以及恪守职业道德。由此可见，翻译伦理模式的研究也为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为翻译伦理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