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体制范文

关键词：城建投融资体制问题及对策

当前,随着对城市基础设施需求的日益扩大,建立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以政府财力直接投入为主导,行政配置资源为主体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已无法适应城市化进程的需要,迫切需要进行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打破公用行业市场垄断,开放城市基础设施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最终建立政府融资平台化、公用事业民营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企业投资主体化、运营主体企业化、融资渠道市场化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一、目前城建投融资平台的现状及问题

1.现有投融资平台脆弱,缺少实体支撑

按照“政府投资、国企运作”的模式,各地通常以无收益的公益性资产为资本组建国资总公司作为投融资平台,然后以政府信用为担保进行融资并负责项目实施。由于缺少实体支撑,几乎没有经营现金流入,其财务指标通常达不到基本的信用标准,必须依靠政府资源的支持,才能勉强维持平台资金周转。

2.债务问题突出,债务风险凸现

一是筹资渠道单一,城市建设债务主要表现为对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贷款,资金还贷压力大;二是债务结构不合理,多为中短期贷款,资金还贷期集中,可持续能力不强;三是净资产负债率高。城市建设项目基本上是公益性项目,投资回报少,必然造成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而资本金却未能与负债总额同步增长,造成了净资产负债率畸高。

3.项目管理机制混乱,损失浪费问题严重

目前,城建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一般由建设局、水利局等行业主管部门成立国有独资子公司作为建设业主,各子公司的组织体制不健全,管理人员不专业,违规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在:一是招投标不规范,存在规避公开招投标,评标把关不严,业主擅自变更招投标结果等问题;二是项目超概算严重,很多项目实际投资超概算50%以上;三是项目建设和基建财务管理不规范,普遍存在变更设计施工、违规签证、提前支付或多付工程款等问题。

二、现行投融资体制运行中已暴露出的弊端

1.投资主体单一

目前,城建、市政、交通等领域的融资、投资、建设和运营主体均为各主管部门成立的国有独资子公司,呈现分散融资、单一建设、垄断经营、统一还贷的局面,这些公司拥有代行政府职能的天然业主地位,与政府往日成立指挥部直接参与投资和建设没有本质区别。

2.成本约束弹性化

现行模式其实就是“借贷主体是国资总公司,投资主体是各子公司,最终负债的还是政府”。这样,各子公司既不承担偿债风险,又缺少必要的约束机制,造成各种违规问题时有发生,普遍存在损失浪费资金的现象。

3.融资渠道狭隘化

现行的投融资体制,融资渠道单一,高度依赖银行,不利于民间资金、企业资金和外资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事实上,许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有意向出资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但缺少准入规则,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管理呈封闭式运行,使外界参与投资出现瓶颈效应,抑制了企业和个人参与经营性项目公平竞争的积极性,阻碍了政府财政之外的资金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三、对下一步城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建议

1.及时转变思想观念。长期以来,城市建设的传统体制使得人们对城市建设中公用行业的理解发生偏差,往往只注重它的社会公益性、福利性的一面,认为公用行业向社会提供服务应该是无偿的,即使收费,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实践证明,无视公用行业经济属性的观点,只能导致这一行业的不断萎缩和衰亡。今后必须真正树立“经营城市”的理念,以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组织形式来运作城市建设,构建城建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2.拓宽城建投融资渠道,节约政府投资,解决制约城建发展的“瓶颈”问题。在投融资时应注重直接融资,加快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步伐,建立科学的、合理的筹资渠道,完善筹资方式,形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筹集、使用和偿还过程的良性循环机制。主要是从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以及各种融资模式的组合方面进行研究,挖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营利点,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实现市场化的投融资格局。

3.盘活存量,搞活增量,推动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盘活存量资产、搞活增量资产和激活无形资产是经营城市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相辅相成,互为条件。通过经营城市,最终要使城市资本实现“投入——经营——增值——再投入”的良性循环,真正实现“以城养城,以城建城”。

4.实行“政企分开,投、建、管分离”,提高运行效率。实行“政企分开,投、建、管分离”,可消除原有体制下严重的“等靠要”现象,政府可以把主要精力转向为投资者服务,为各类投资者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同时,政府应防止从统办统揽的职能定位极端走向全盘推向市场,由市场主宰的职能虚位极端,在整个城市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必须切实加强政府的监管、导向、调控作用。

5.加强对城建资金的管理与监督。

(1)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相关规范性文件,从制度上为强化建设资金管理提供保障,做到“二控制一加强”。

(2)加强审计监督。把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过程中审计和事后审计有机结合起来,包括对工程合同、支付凭证和工作量的审核,控制支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确性,并严格审核项目用款,减少项目资金沉淀。

(3)配套进行项目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通过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设计施工总承包制以及项目制等方式,对项目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降低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6.建立城建发展专项资金,完善偿债机制。建立稳定的城建发展专项资金和可靠的贷款偿还机制,是保持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姜笑琴.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投资环境[J].中国科技产业,2005,(5).

[2]樊保军.小城镇建设与政府职能转变[J].村镇建设,2004,(3):15-18.

投融资体制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投融资;创新

党的十七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制度设计。但目前中国农村资金短缺现象严重,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因素。为此,深化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促使农村各经济主体能够方便地获得发展资金,对于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村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加快消除城乡二元化格局,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一、充分运用财政投资与政策拉动新农村建设

首先,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财政直接投资。财政直接投资是实现基本均等公共服务的关键,获得财政的转移支付既是农村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引导农村产业政策的基础。运用财政投资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可以引导社会资金的正确流向,从而减少社会上的流动性资金过剩,既有利于保证社会的稳定,又有利于促进城乡平衡发展。在目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对农村财政资金的投资力度,既可以实现多年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梦想,也是中国扩大内需,实现经济振兴的重大机会。作为中国政府实施经济振兴计划的重要举措。国家4万亿的财政投资中用于农村的3700亿元(数据源自中国网),对于新农村建设无疑会产生巨大的拉动效应,国家应合理分配资金流向,向欠发达农村地区倾斜。

其次,抓紧完善财政投融资手段和机制。建立政府、市场、农民和社会的多元投入机制,综合运用国债、税收、财政贴息、以奖代补等财政手段,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明确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新型金融机构各自职能分工定位,调动社会各界投资农村的积极性,形成新农村建设多元化的投入格局。这既要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进行宣传和引导,同时又要给予一定的政策,保障资金流入农村的合理收益的宽松环境,对农村启动时期的投融资政策,应该进行适度倾斜。用财政资金吸引、融合、补充、补贴其他投融资的内在不足。

再次,建议中央制定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的财税优惠政策。为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利于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另外,减免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企业所得税,从而引导社会资金的正确流向,进一步扩大农业农村的融资能力。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运营市场化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通过财政投融资机构这个桥梁作用,一方面利用财政投融资“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方面的主导投资作用。另一方面利用财政投融资“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在实施新农村建设的营运管理等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配置资金流向的基础性作用。

二、大胆采用BOT等投资模式推动新农村建设

在拓宽财政投融资的筹资渠道上,新农村建设可以模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模式采取多种形式。在中国农业严重落后的情况下,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大力新建基础设施,因此可以优选BOT模式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BOT实质上是指政府就某个基础设施项目与私营部门的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授予签约方的项目公司来承担该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经营和维护,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限内,这个项目公司向设施使用者收取适当的费用,由此来回收项目投入融资、建造、经营和维护成本,并获取合理回报;政府部门则拥有对这一基础设施项目的监督权、调控权;特许期满,签约方的项目公司将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部门。政府对该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数量和价格可以有所限制,但必须保证私人资本具有获取利润的机会。整个过程中的风险由政府和私人机构分担。

将BOT投资方式运用于新农村建设不为一种尝试。政府把拟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项目授权给相关的财政投融资机构,由其作为项目的发起人组建项目公司,利用外国资本、银团贷款及私人资本来建造、运营。财政投融资机构作为业主,对新农村项目的建设、运行等进行监督,以确保社会效益性和特许期后项目的完好性。这样不仅可以减轻财政负担,还可实现公共产品外部效应内部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而从根本解决中国农村长期投资不足的问题。吸引私营经济参与BOT方式,可以克服其盲目发展、不规范经营的缺陷,为私营经济拓展市场、开发投资机会、帮助其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更有利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BOT模式,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BOT模式是BOT模式在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建立农村专项发展基金,发挥关键资金的撬动作用,逐步引导商业银行信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农业综合开发为平台,多方吸引境外资本投入到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放大财政支农资金的乘数效应,切实缓解支农资金不足问题。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农村广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前景对寻找出路的国际资金和国内游资是一块很有吸引力的蛋糕,关键是我们在这块蛋糕的运作上能够大胆运用资本市场的创新模式进行运用,使新农村的资本运作方式不再停留在小农时代的水平上。

三、创新农村金融模式促进农村改革发展

许多国家的传统做法是运用农业融资体系为初级农业提供补贴,实践证明,这种“农业信贷模式”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了对信贷的过度需求,资本的逐利性使得稀缺的信贷资金流落到有钱有势的人们手里。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样反映了其他国家的这种趋势。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种全新的农村金融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普遍接受。这种模式认为,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是促进农村发展和改善农民福利水平的关键。促进农村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政府可以把原先用于补贴农业信贷和为农村金融机构注入的公共资金,部分地用于对其他农业形式的支持,如把释放出来的公共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收入转移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活动。

向农户和企业提供及时、可靠和方便的金融服务,需要建立多元化和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这个体系中的主体,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农村金融机构。必须依靠它们在基本没有政府财政补贴的条件下,为农户和企业提供广泛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当借款人能够从盈利和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金融产品与服务,本身就会对借款人构成一种正面的激励机制。

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经营的农村金融机构,面对适度竞争的市场和较为完善的监管,其管理者会更有动力管理和控制风险,并且有足够的资本可以用来化解损失。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他们有动力设计和推广符合农户和企业需要、有价值的创新产品,制订能够盈利并且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并且会不遗余力地扩大客户的覆盖面。健康的激励机制会推动每个农村金融机构都努力提供广泛的贷款、存款和其他非银行金融产品,使农户和企业得到更为及时、可靠和方便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从而使他们能够从事高回报的经济活动,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村福利水平的目的。

四、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激活农村投融资市场

要确保农村地区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应当建立健全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全面推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质押贷款试点,探索农民林地、水面承包经营权、合作组织股权、农业机械等抵质押贷款方式;对在乡镇新设具有信贷功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财政给予一定奖励;对新增加的“三农”贷款,财政给予一定风险补偿。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为农服务业务缴纳的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和营业税,给予较大幅度的奖励。

具体而言,一是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的方向,强化职能、落实责任,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二是拓展农业发展银行支农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信贷支持。三是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业务范围。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四是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改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保持县(市)社法人地位稳定,发挥为农民服务主力军作用。农村信用社要在完善法人治理机构,转换经营机制,特别是在提高对农户的贷款覆盖面,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方面有实质性进展。五是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以服务农村为主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强监管,大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发展适合农村特点和需要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允许农村小型金融组织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六是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七是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政府扶持、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信贷担保机制。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八是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九是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建设。

五、加强新农村建设投融资中的政府监管与服务

第一,完善农村投融资政策与市场生态环境。一是加强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使新农村建设政策具有稳定性。在实施财政投融资过程中,运用了社会民间资金,不可否认的是当新农村建设政策缺乏稳定性时,私营部门必然要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作为风险溢价。因此政府应该好整体规划,为新农村建设项目的规范操作提供政策保障。二是大力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继续深入开展创建信用村镇、信用企业和信用农户活动,金融机构对守信村镇、企业和农户要给予适当政策优惠和信贷倾斜,同时建立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三是创新农村信贷抵押担保风险防范形式。建立专门的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从事农业担保服务。必须强化农村投融资风险的预警、控制、分散和转移制度,营造良好的农村投融资环境,促进农村投融资体制的正常运行及功能的正常发挥。四是结合农业主导产业发展,从特定的品种入手,并积极探索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办法和模式。

第二,完善农村投融资法制环境。在今后的农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做到法律先行,以法律制度来指导改革的方向,保障投资主体的利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建设的公开、透明的法律法规环境与合同环境。法制环境问题一直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法律先行、规则先行,是财政投融资参与新农村建设,发挥其“两只手”的作用的重要保证。一方面要全面清理现有法律法规,对不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体制要求、阻碍私人资本进入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修订或废止;对适用的法律法规、要进一步予以完善。另一方面应尽快出台《财政投融资法》、《政府投资管理条例》、《新农村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法》等专门法规。特别应加快建立与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规则;产品定价和听证规则;项目监督和考核制度;价值补偿和机制等等,以使新农村建设在依法治国的轨道上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投融资体制范文篇3

人均土地资源稀少、自然条件恶劣的日本却有着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农业，其生态农业也在稳步推进，这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十分注重从政策和制度角度重建和巩固生态农业的投融资体系。而这一机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策立法保障力度强、合作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体系双向传导。《农业合作法》、《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和《农业协同组合法》的颁布都从法律框架上对生态农业进而对整个现代农业的投融资体制奠定了政府主导的基调；《农业保险法》和后续完善的《生态农业保险法》则提供了生态农业运营主体的保险体系，构建了机构强制参险和个人自愿参险的生态农业保险制度[4]。除了以价格政策支持生态农业发展外，日本政府的扶持政策更多体现在金融服务和制度的建立和维护上。其中，具有明显政府干预特色的金融服务当属制度贷款，制度贷款的政府主导性特征一方面体现在利率优惠上。日本通过银行、农协及其他金融机构针对生态农业提供的制度贷款在利率上优于其他贷款30%以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干预程度本身的划分上。按照干预性由强到弱来看，制度贷款分为直接财政资金贷款、银行资金贷款和农协担保贷款。实践证明，结合生态农业经营和产业化运作过程中的不同融资需求，定价时匹配以相应的风控头寸，不同干预程度的制度贷款能够很好地助力日本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政策制度和立法只能提供稳定和利好的外部环境，日本生态农业投融资的内部体系是建立在农协合作金融与政策金融双向互动传导的基础上的（图1）。其中农协合作金融体系结构层次清晰、职能明确，在辅助政策金融和产生协同效应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策金融体系一方面依托于日本政府于1945年成立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进行的非营利性生态农业融资服务，另一方面直接通过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合作金融体系下的机构组织进行政府投资，某种意义上扮演着类似于最后投资人和贷款人的角色。和其他发达国家试图建立的多元主体的金融支持体系不同，日本生态农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内部有着更强的互动传导效果。

二、发达国家生态农业投融资体制的总结与对比

尽管生态农业发展程度不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旨在通过宏观政策导向和微观主体对策来构建和完善与本国生态农业资金需求相匹配、与经济金融环境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

（一）实时更新的宏观政策是全局导向生态农业内部的弱质性和产业化发展前景共同决定了在其“试行—推广—创新”的全程中需要政府的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的支持。发达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从预算规划、财政信用和财政补贴来增加财政支持力度和优化财政补偿结构，推进投融资环境的改善。而在信贷政策方面，发达国家则是突出生态农业经营主体的特殊性，在明确生态农业经营回收期长、风险大的特征后，大多通过非营利性金融机构提供直接的政策性资金和低于商业性贷款利率的优惠信贷[5]。

（二）结构合理、职能明确的金融体系是关键针对生态农业，发达国家都依托基层农村金融组织、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调控机构组建包括农村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在内的金融体系。体系内部的各组织层次清晰、职能明确，发挥协同效应的同时满足了生态农业不同经营阶段、不同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包括资金调控划拨和有效配置的作用。例如日本的合作金融体系主要针对基层农户，而与之并存的政策金融体系则是通过财政资金的分配来进行金融支持，并不直接与农户联系。

（三）完备详尽的法律框架是保障法律框架的构建对于生态农业投融资体制的正常运营和经营主体的行为约束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回顾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不难看出，生态农业法律框架的完备和详尽程度直接决定了其投融资体制的发展是否具有长效性和稳定性[6]。例如美国自1985年至今，颁布了有关生态农业的法令近10部，而这些法令在已有的《联邦农业信贷法修正案》《农业信贷修正法》的基础上，对生态农业部分作了有效补充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修正。生态农业自身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在增加资金供给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投融资体制构建的难度。发达国家虽然均选择从政策、法律和市场机制等方面来建立和完善本国的投融资体制，但由于经济金融环境和理念目标的不同，各国在模式选择、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开放程度上还是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表1）。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一）加大专项立法力度，提供投融资体制制度保障投融资体制的有序运行和金融环境的稳定对法律框架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在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生态农业投融资体制在中国尚属初级阶段，清晰明确且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在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同时也对提高监管效率、防止投融资缺位和风险预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看到，生态农业投融资体制发展较好的发达国家必然有一套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7]。同时，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调整的财政信贷政策也是投融资体制的一大保障。优惠的财税政策和优质的信贷服务支持可以稳定、持久地发挥对投资主体的诱导作用和对融资平台的拓展作用。作为欧盟最大的农业国及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法国在重视投资引导的同时也在财政政策上保持着明显的导向，使得法国生态农业投融资体制走在世界前沿。

（二）引入市场机制，创新现行投融资体制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发展农业科技、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的要求，合理引入和利用市场机制无疑是创新投融资体制的重中之重。结合现代融资结构理论和众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不难看出投融资体制的发展中，后期市场型金融机构往往发挥着比政府中介型机构更显著的作用。市场机制的引入主要体现在主体多元化和政策环境宽松化两个方面，在生态农业发展初期可以先行放宽融资准入，发挥竞争激励效应，在进入后期成熟阶段，可以尝试在投资主体上寻求突破。例如欧盟通过建立基金和信贷支持来引导生态农业经营主体自发投资，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创新现行投融资体制，是指通过不同投融资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和竞争激励效应，最大化地提高生态农业投融资体制的效益，如在强化商业银行信贷杠杆作用的同时，逐渐提升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

（三）建立和完善保险和担保体系，增强风险补偿能力无论从微观投融资主体还是从生态农业投融资体制的整体运行角度，完善的保险担保体系都是一道有效的防线。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关注其信贷支持和政策法律导向优点的同时，还可以发现一条具有共性的规律：农业保险担保体系的发展基本与生态农业的投融资体制构建同步。生态农业弱质性的内在特征和产业化过程中的资金供需矛盾均会不同程度地引发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完备的风险分摊机制一方面会弱化投融资主体的风险规避心理，另一方面也能够对投融资体制的长期有效发展提供支撑[8]。中国下一步构建农业保险担保体系更应该合理划分、区别对待，结合生态农业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统一的目标，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投保方案和经营模式。同时，欧盟的生态农业基金也可以作为中国成立担保基金的范本，借鉴其在基金监管方面的经验，建立独立的基金监管机构，针对生态农业基金进行专项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