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范文篇1

由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MedicalEducation，IIME）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于2002年首先在我国高等医学院校试行，现已成为医学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献[1]。《要求》产生于现代医学伦理学观念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深入人心、而循证医学正迅速传播的医学变革时期，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要求》明确提出本科医学生的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而医疗实践有赖于最新的有效的知识和信息。”根据《要求》的精神，笔者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从2009年5月开始尝试对在院实习医生进行循证医学教学的同时，阐述其内涵的现代医学伦理观念和临床意义，试图通过临床实习这种非正式的伦理学教育方式来强化医学生的伦理意识。在2010年实习医生进入临床的岗前教育中正式加入循证医学及其伦理观”等专题讲座，使其在入科之前就植入循证与伦理实习”的理念。

笔者所在医院实习医生分别来自青岛大学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潍坊医学院和泰山医学院等，虽然各院校教学内容不尽相同，但医学伦理学均是必修课。为了解实习医生对伦理学和循证医学的认知现状，入院培训时笔者针对性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医学伦理学淡忘者几乎为半数。进一步询问原因可知各医学院校的伦理学教育大都采用传统的、简单的、刻板的说教方式，学生普遍感到抽象而乏味，考试结束便束之高阁，进入临床的大多数实习医师对医学伦理学只停留在模糊的医德规范的概念上。对实习医生开展循证医学临床教学时阐述其医学伦理意义是一种教学尝试，对于刚入临床的实习医生，将伦理学与循证医学教育结合起来，有助于理解两者在医疗行为中的作用和价值。现从多方面论述这种结合的优势和意义。

1教学的支撑点——从临床实际剖析循证医学的伦理内涵

1.1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

循证医学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客观地理解病人的内心感受和需求，主动维护病人的医疗选择权和决定权。这种仁爱之心和同理态度是医务从业者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医术进步所必需的精神动力。

1.2体现平等和公正原则

循证医学的信息交流体现了资源共享的平等和公正原则，有利于缩小现行医疗体制下不同级别的医院和不同水平从业者的差距。

1.3以试验数据为依据

循证医学强调以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数据为依据，最大程度地减少临床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实现追求卓越的医德意愿。

1.4核心是为病人服务

循证医学的核心是为病人选择当前最新、最可靠、最合理的诊疗证据。减少医疗干预的失误，促进医疗决策科学化，以求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

1.5可使从业者自觉转变为追求终身教育

循证医学可使从业者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的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2]

2教学形式——提高了规格，有利于教学相长

循证医学从简单解决医疗问题上升为探讨伦理问题，或为了解决伦理问题而争论如何处理医疗问题。这种辅车相依的复杂现象在临床随处可见，也正是临床实习医师的困惑之一。多学科交叉尤其是循证依据和伦理依据的综合评述是现代医学的特征，也是临床教学的难点，需要临床教师有较高专业和医学哲学的素养，同样也要求学生迅速脱离单一的书本教育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嘉言懿行与学生的感悟会产生心灵上的互动，增强彼此的互信和对各自职责的承诺。

3教学内容——扩大了视野，贯通了伦理与医疗之桥

实习医生需要学会用用道德价值和原则检验此范围内人的行为”[3]。密切联系实习场景所处的医患关系、医患心理及社会舆论等，但在淡忘或轻视的情况下，即使一如既往进行了入院前医德医风教育，大多数实习医生也不会将所学伦理学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将循证医学与伦理学并重地进行探讨，使现实中的价值判断和因果剖析更加丰富直观，笔者并不摒弃曾经的教材，相反，是让实习医师重温这些教材的重要概念，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结合临床现实，在实践循证医学中领悟其伦理蕴意，并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4教学方式——增加了授课的生动性

近年的本科实习医生基础知识扎实而联系实际不足，求知欲和自主意识均较强，面对择业、考研等竞争，学业上多有偏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教学活动会积极参与，对自认为重复性培训和低水平的讲座常采取抵制态度。如何让他们同时对两门看起来无关又无用”课程感兴趣，甚至要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教师的态度和方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拮取和剖析循证医学和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并采用逻辑推理对两者进行链接，阐明其不可或缺的临床作用是本项教学的特征。一个拔新领异、鞭辟入里的讲坛才能激发好奇心，满足求知欲。实践循证医学的步骤是提出问题-查询证据-解决问题，在教学中笔者也循此方法，即循证教学”，讲课中时常面对医疗措施提出针对性伦理问题，师生共同讨论。教师在医德教育中的作用就是体现在其问题设计要击中矛盾的要害，并产生碰撞，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4]对初学者来说，临床伦理问题常常不能给出标准答案，教师只需把握住原则，重要的是实习医师在参与讨论医疗行为中的伦理问题过程中，完成了医学伦理意识的培养和医德素质的提升。

5教学效果——强调实用性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范文

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何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竟能得到如此众多学者的青睐和如此迅速的发展？在筹备庆祝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30周年活动的两年间，笔者系统翻阅、学习了我国医学伦理学的有关文献资料和标志性著作。众多的观点、事实使我们萌发了一个认识：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卫生事业中居于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吴孟超院士在给庆祝中国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研究30周年大会暨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研讨会的贺信中说“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事业中居于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它事关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全局。吴院士的这一论断，更加明确、坚定了我们的这一认识。

1医学的使命与目标：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本体之源

医学的使命是维护生命、支持生命、促进生命健康。医学的本体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医学得以存在的最终依据，人类不断提高生命质量的需要是促进医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的生命存在状态显现了医学发展水平，为人的生命服务是医学的终极目的。作为医学的本体，人的生命的意义具有至高无上性和无条件性。医学实践，即与疾病和疫情抗衡与斗争的生命实践，其直接目标是服从和服务于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命需求。虽然医学发展经历了古代原始巫术、近代生物医学和现代社会医学多重范式的转换与变革，但是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初衷与本质并没有变。医学的精髓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同情、尊重、仁爱与体恤，是对人的生命健康的维护，是对人各种生命需求的满足，它服务于人的躯体和心理，服务于人从出生到临终的生命全过程，甚至服务于人从生前到身后的“超生命全程”。对生命的敬爱与呵护是医学的全部。生命之托，重于泰山。正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才使得医学实践不同于一般的生产实践。

医学实践是一种德性实践。医学的德性，是医学的本质之一，从历史上看，我国传统中医思想明确提出“医乃仁术“普救含灵”。现存最早的中医文献著作《黄帝内经》即言“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内经灵枢》）阐释了医者对病人应满怀同情与仁爱之心，尊重与珍爱病人的生命。晋代医师杨泉之作《医论》更是对从医者提出了明确的道德要求，“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能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古代中医广泛渗透着博施济众、普同一等的伦理思想。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大医精诚》中要求医生，“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第一戒中即指出“凡病家大小贫富人等，请观者便可往之，勿得迟延厌弃，欲往而不往，平为平易。”古代西方医学亦同样蕴涵着善意的本源和德性的要求。希波克拉底时代的开业医生要遵守一定的职业戒律，《希波克拉底誓言》指出，‘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做诱奸之事……我认为应守秘密者，我愿保守秘密。”近代，医学虽以科学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但它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医疗实践必须以生物医学为其坚实的基础，这是医学的科学属性;然而，医学的对象不是孤立的生物个体而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这是医学的人文伦理本质。美国著名的医学教科书《西氏内科学》将现代医学定义为：“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医学“致力于借助任何有效的方法实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并隐含地为人们的幸福承担义务。”诚如杜治政前辈所说，医学的道德性，是医学固有的，是医学内在的，是医学的本性。

医学的道德本性决定了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然而医学目的的不断深化与发展，也向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提出了不断转变伦理思想的以适应医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传统的以“治愈疾病’、“阻止死亡，，为目的的观念下，医疗资源被大量用于消灭疾病、征服死亡；然而却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公，且大多数人未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1992年由丹尼尔拉汉领导的哈斯廷斯中心正式提出了重新考虑医学目的的命题。经过研究和多次国际会议，1996年，由14国参与拟定的《医学的目的:确定新的优先战略》报告，提出了现代医学的四个目的：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疾苦；照料和治愈有病者，照料那些不能治愈者;避免早死，追求安详死亡。现代医学的目的有效地遏制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实现医学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医疗的可及性。同时，也推动着医学伦理核心思想由追逐生命延伸转变为实现医疗的公平与公正。

2医疗卫生事业公益性：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社会之基

“公益”（PublicWelfare)是一个西方舶来词汇，它相对于“一个人之私利、私益而言”，社会公众追求公共利益（卫生、救济等福利事业）的活动和共同善的向往。公益性着眼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旨在满足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价值需求，是以人类幸福为终极价值目标的价值体系与行为机制。公益性是社会公共事业的核心价值。医疗卫生事业同教育、环保一样同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这是因为：健康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健康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健康，尤其是群体健康直接关涉到社会的安定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不单是对单个人的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是个体的生命遭遇和生命救赎，更是一种全民性和社会性的生命救助和医疗实践活动，全民性和社会性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特性。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公益性事业，其目的不是为了谋求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于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是从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面满足人类需求，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各种条件，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因此，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评价，并不是看其所能产生的经济利润与经济价值，而是看它对人与社会的发展所具有的价值，看它在预防与治疗疾病和提高人民的健康素质方面的价值。医疗卫生事业特有的公益性质决定了维护和实现医疗活动的公平公正，应当始终作为贯穿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全过程的基本伦理价值取向。

然而，在现实的医疗实践活动中，却存在着公益性缺位或公益性式微的严重现象。特别是现代性背景下经济主义的膨胀，M医疗卫生事业的盈利性逐步取代了公益性。这种盈利性其深层根源是医学资本的主体化。所谓资本主体化，就是指医疗服务以追求资本为目的，将利润当作主体目标来追求。医学资本的主体化运作把医学引人了歧途，给医学发展带来了众多消极影响。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公和过度医疗。资本的趋利本性，使得一些富裕阶层和特权阶层能够享受到优越的健康保健服务，而一些贫困人群却无钱医治普通的疾病。另外，医学资本的主体化动作，还导致了欺诈性医疗不道德行为，对基本医疗和初级保健的挤压，对预防与公共卫生的忽视，对高额医疗费用的催化等。

回归公益性是当今医疗卫生事业的价值呼唤，是医学伦理学不容推辞的道德责任。公益性的核心价值是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与公正。卫生事业的公平与公正主要是指卫生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分配的合理化以及人们享受基本服务方面的合理性。199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初级卫生保健”会议即强调指出：卫生健康应保证增强公平性等“人人健康”的价值观。实现这一价值观念就必须按照医学伦理原则去制定和实施卫生政策、分配卫生资源与规划区域卫生，使人人享有法律承认的卫生保健的权利，并且按照社会公平原则去实现这个权利。医学伦理在这里起着价值选择、促进社会公正与合理的作用。

3国内外医改的成败得失：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实践之维

20世纪80年代，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失去了其制度基础，市场机制逐步被引人医疗卫生行业。随着经济利益诱导作用的不断强化，盈利越来越成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主动追求，医疗机构逐渐转变为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主体。在市场机制主导下，“看病难“看病贵’、“高消耗’、“低医保”等一系列医疗问题相继涌现，使我国卫生事业的绩效下降，最终导致了“非典”这样的卫生危机表明了我国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成功。2009年3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正式出台，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实施短短几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自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以来，美国医疗的高费用低效率使美国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开始成为了美国社会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每年人一16一均7000美元的高额医疗卫生费用并没有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健康指标最高的国家。据联合国的有关数据，日本人人均寿命大约83岁，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人均寿命78.3岁，居第36位。而当其他国家在婴儿死亡率方面不断提高国际排名时，美国在这方面的排名却在下降，婴儿死亡率最低的是新加坡，日本、瑞典、挪威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婴儿死亡率都低于千分之3.5，仅是美国的一半。

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没有建立公平可及的由国家主导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而是通过由市场主导的商业保险来解决居民的医疗需求。

面对医改的成败得失我们必须从伦理的角度提供辩护，只有这样才能冲破医改的重重障碍，真正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回归。美国医改充分体现了社会制度弊端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迟滞，市场崇拜和有限政府是美国深人肌髓的意识和传统。而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我国医疗改革，总体设计从一开始便定位为经济体制问题，缺少道德坚守和伦理辩护。殊不知，“单纯的利润动机同社会经济的总体效益，同社会价值是有冲突的；同人道主义是有冲突的；同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传统，同中国几千年追求公平的传统，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冲突的；同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冲突的。”“一个社会需要追求的不应当是如何让利润动机凌驾于所有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之上，而是如何让利润冲动在符合社会价值和社会选择的框架中运作。”国内外医改的得失成败告诉我们：在医改过程中，医学伦理不但不可缺席，而且其基本原则也是医改的指导原则之一；否则就无法保证医改价值取向的正确性，致使问题丛生、事倍功半。医疗卫生事业本身包含的伦理道德属性也决定未来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不能违背人道主义和伦理精神而丧失公益性、丢掉公平性。

4“德源资产”“道德资本”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与战略性地位的现实之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道德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道德作为资产或资本范畴，正逐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与重视。

早在1998年，李恩昌在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就提出了“德源资产”的概念，指出“医德医风对于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来说，绝不再是空洞的口号和说教，而是能增强其活力和竞争力，给其以实际收益的实实在在的无形资产。如果要给这种无形资产一个概念的话，是否可把其称为‘德源资产’？’德源资产是一种无形资产，它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

2000年，王小锡将道德作为资本提出，道德资本是指“道德投人生产并增进社会财富的能力，是能带来利润和效益的道德理念及其行为，’;“是投人经济运行过程，以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为主要手段，能够有助于带来剩余价值或创新价值，从而实现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一切伦理价值符号。道德资本是一种投人经济过程中促使经济物品保值、增殖的特殊生产要素。”道德作为一种资产或资本，并没有亵渎道德的高尚境界和完美形态，而是充分体现和回应了道德的社会价值属性。它回答了伦理学存在的现实价值与意义，即“不关注现实问题，不讲求道德的经济社会效应，伦理学就失却了存在的理由，伦理学家也就没有必要去做研究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巳经清醒地认识到德源资产与道德资本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医学伦理学作为“德源资产”或“道德资本”，是医疗卫生事业不容忽视的资产来源和资本结构，对于推动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医学伦理学作为德源资产和道德资本，其表达形式是复杂的和多元的，除了传统的医德医风外，还包括和谐的医患关系、有效的医际沟通、规范的伦理原则、正确的价值判断、合理的伦理选择等。今天我们积极致力于建设伦理委员会，进行伦理审查与伦理监督，规范医疗科研行为，也是德源资产和道德资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确保了医疗产品和医学科研的质量与效益。医学伦理学作为一种资产，它能够使医疗单位的物质资产和技术生产增值，使医务人员自身价值获得增值，提升其感染力和亲和力；而作为一种资本，它能够实现医学服务的保值与增值，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德源资产和道德资本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它符合医疗卫生事业的逻辑起点一公益性，没有向善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的，医疗卫生事业就缺失了其道德根基，演化为一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范文

摘要：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诸如生态恶化、安乐死、核战争、克隆人等一系列超出人类经验范围的“二难选择”问题，同时也成就了当代中国社会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勃兴。“什么是应用伦理学”这一问题，既是当代应用伦理学构建的基础，也是目前中国伦理学界争议最多的课题。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是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更是中国社会伦理道德建设不可避免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应用伦理；伦理；应用

中图分类号：B82-0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1-0026-03

应用伦理学是时下伦理学界尤为关注的一个课题，这一新兴课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兴盛既是传统伦理学自身辩证发展的结果，更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实践内在需要的结果。在究竟“什么是应用伦理学”这一问题上，迄今为止，伦理学家们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以下几组概念的澄清对于把握当代应用伦理学是具有帮助作用的。

一

对于使用应用伦理学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学界是有争议的。客观地说，任何一种研究的产生和兴旺，都根源于社会历史实践，与人的主观意愿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尽管麦金泰尔这样的的伦理学大师认为“应用伦理学”概念的提出并没有必要，“没有应用关联，迄今为止的道德早就是空洞和荒谬的了”，但新的具体领域的应用伦理研究却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因此，至少在现实层面上，应用伦理研究是具备合理性的，而对这些新领域伦理现象规律的综合分析就成为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的事。

任何一种学科的构建至少要具备一系列诸如对象、定义、本质、特征、范畴、方法等等基本要素，而这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对研究对象的把握。学科本质的不同，正是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当代应用伦理学的建构也是如此。当代应用伦理学与传统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是有本质区别的，对这一区别的把握，关键同样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传统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是理论伦理学的相应形式，以道德为研究对象，而当代的应用伦理学则基于当代社会解决现实伦理问题的需求之上。当然，以普遍概念的方式确定当代应用伦理学研究对象的方法无疑是缺乏辩证法精神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其研究对象必然与这些客观存在的现实伦理问题密切相关，因此，与其说当代应用伦理学是应用性的伦理学，不如说是关于应用伦理的学说。

二

对伦理概念的梳理，同样有赖于和道德概念的比较。“伦理”一词，在英文中为“ethics”，在德文中为“ethik”，它来源于希腊文“Janok”和“Novs”，前者的意思是品质、气质，后者的意思是风俗习惯。moral源于拉丁文，mor的意思是习俗，加上形容词字根alis形成。moral当道德讲时，通常是复数形式。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却更为丰富，《说文解字》中“伦”的解释是“从人，仑声，辈也”[1]372，“理”的解释是“从玉，里声，治玉也”[1]15。“道德”这个词最初是分开使用的：“道，所行道也”[1]74，“得即德也”[1]76，表示对“道”的认识,践履后有所得。客观地说，伦理道德两个概念本身绝不可能是用风俗就可以解释的，对伦理概念和道德概念作出应有的界定，同时，对伦理概念本身进行深刻梳理是我们把握应用伦理学所必需的。

伦理概念和道德概念有着多方面不同的内涵，在这诸多不同中有一实质不同，即伦理是比道德更具客观性的范畴。通常，学界以客观伦理概念来突出这一特征，然而，这种客观性是否可以用客观伦理概念本身即可解释清楚还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人们对客观伦理的理解基本上是和社会伦理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虽然客观伦理概念因其社会视角而摆脱了个体体验的主观性，但不能否认，作为规范它仍旧属于认识范畴，这同时也就说明它仍旧摆脱不了人类意识的主观性。然而，任何主观认识都是对其客观对象的认识，社会伦理规范作为对社会的某种特殊认识形式，同样是针对社会的某个特殊客观对象而言的。作为比客观伦理更为深邃的范畴，对这一特殊对象的界定并不是容易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正义状态或许可以为我们做出某种描述，“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即他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也不知道他在自然资产和自然能力的分配中的命运如何，不知道自己的智能和力量，等等。另外，任何人也都不知道他的关于善的观念，不知道他的合理生活计划的细节，或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特征，如厌恶冒险、易于乐观或悲观。不仅如此，我还假定各方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社会的具体情况，就是说，他们不知道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也不知道社会已能达到的文明和文化阶段。原始状态中的人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代人。”[2]罗尔斯所描述的其实是一种独立于人的任何主观认识而存在的自在的社会状态，而这种基于人类天性之上的状态本来就是公正的。然而或许也只有如此，才能探寻到社会伦理的真相。

“应用伦理学恢复了实践的概念在伦理学讨论中的应有地位，它使伦理学的讨论从关注态度、情感、愿望转到关注境遇、需要和利益，使哲学家重新回到寻求‘公正’、‘合理’的道路上”。[3]生命伦理、医学伦理、基因工程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国际关系伦理、两性关系伦理、媒体伦理、动物伦理研究的勃兴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哲学家重新回到寻求‘公正’、‘合理’的道路上”，更重要的是，它从实践层面凸现了伦理范畴的客观内容，正是这种客观内容决定了应用伦理涉及范围的广泛和具体。

因此，应用伦理研究到底是一般伦理学理论的应用与各个应用领域的成果，抑或是对社会政治文化氛围的变迁及科技的迅速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现实的伦理式认识和解释，是值得探究的。从认识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只有具备了一定深度与广度的感性认识之后，人们才有可能以此为基础进行抽象的概括与总结。而不能相反，事先就人为地构造出详尽的伦理理论体系的做法无疑是理想化甚至终极化的。作为对社会存在的一种认识形式，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必定是依赖于客观社会存在的，这个依赖指的就是伦理学首先是对伦理的本然状态，即“是”的客观反映，一切伦理认识和伦理理论更应该属于对这种本然状态的反映范畴。这么说其实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最一般法则，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复写、摄影和反映”，只有在正确反映伦理本然状态的基础上，才能对社会实践做出“应当”的指导。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传统伦理学，包括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总是道德，这使得伦理学往往演绎为以“应然”和“性善”为核心理念的道德哲学。

三

“我们知道，applied这个限定词在西方使用得非常广泛。科学中自不待说，它在人文学科中也使用得很广泛，例如应用法学、应用语言学、应用民俗学、应用社会学、应用人类学等等。一门研究只要可以分出一个理论的部分，相应于实际运用的部分便被称为应用的。……应用伦理学这个术语就是用起来的。”[4]如果从这一视角看，应用伦理学概念中的“应用”一词与其他学科并无二致，但是，理论伦理学在人类文明之初就已存在，而应用伦理学的勃兴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事，相差数千年，因此，我们今天探讨的应用伦理学与最初以理论伦理学为参照的应用伦理学恐怕是无法等同的。同时，这其间，人类社会经历了沧海桑田式的巨变，将数千年前的理论应用于当今的社会实践，同样恐怕是任何人文学科都无法承担的。

到了70年代，随着医学伦理学（1974）和生命伦理学（1977）这两个术语以及环境伦理学的概念被越来越普遍地使用，应用伦理学才成了一个得到承认的术语。之后，基因工程伦理、科技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国际关系伦理、两性关系伦理、媒体伦理、动物伦理等具有伦理学性质的研究才普遍勃兴起来，但是，这些研究大都将伦理学原理套用于具体学科领域，严格说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应用。

如果将文艺复兴称为人类对自身的第一次关注，那么从上个世纪后半叶起，人类开始了对自身的第二次关注。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后半叶，现代社会的发展进入新一轮阶段，工业文明创造出的巨大物质财富给与了人类观照自身的机会，这可以从当时的几种社会思潮中得到说明。首先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要颠覆凌驾于人之上的一切体系，给予人的本能以无尚的地位；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则将批判的视线投向以技术性和社会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认为社会系统和技术体系淹没了单个人的存在，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不仅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同时，将整个世界变成了几十亿人的村庄，每个人的天性在这里都能得到最大的伸展，而不受任何后天因素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人性的理解超越了其经济基础所能支持的限度。

同时，从社会实践的需求来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由西方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与传统伦理关系与道德评价相关的新的社会问题，包括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性解放运动引起的女性社会地位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堕胎问题，安乐死问题，八十年代开始的核威慑问题和生态问题，九十年代开始的“体外受精”问题、基因工程、克隆人问题、全球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一再引起社会争议，是因为它们均超出了以往人类实践的经验范围，这同时也使得传统道德哲学形而上的普遍原则更加束手无策，但这恰恰也为具体领域的伦理研究提供了时机。这一时机并非是指理论伦理学应用于具体领域的时机，因为所有争议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一直在继续，这就说明，传统理论伦理学的判定标准并未产生效果。从这一过程看，至少是在最初意义上，各种具体领域的伦理研究其实是应运而生的，正是新的社会实践需求决定了相应伦理认识的产生，并决定它的发展，因此，即使真正的应用伦理学还尚未产生，至少应用伦理研究中的应用一词就不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为，而应该是各个具体领域实践的总称，就是客观本身，决定着主观认识的发展方向，不是反之。

四

关于应用伦理学的任务，虽然当前学界并未给与确切的界定，但有一点却是必须考虑的。如前所述，上个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系列引起争议的新的社会问题，之所以一再引起社会争议，是因为这些问题均超出了以往人类实践的经验范围。但是，为什么这些问题首先不是法律问题、宗教问题，而是伦理问题呢？

应用伦理学首先具有反映“是”的任务，如果撇开与“应当”的对应，事实上，任何认识首先都是对客观存在，即“是”的反映，不管是物理学，还是伦理学。只有在正确反映“是”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更深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也是“理”的原意。对伦理学而言，“应当”必须建立于对“是”的客观、科学把握上，否则，就可能因忽视“应当”的现实性而丧失其可能性。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伦理学的“是”，似乎只有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才能描述这种“是”的状态，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应用伦理学是以具体领域的“是”为研究对象的，既然社会存在是变化发展着的，那么，应用伦理学对“是”的认识也就应当是变化发展着的。

其次，应用伦理学具有引导“他律”的任务。与法律等以强制方式规范社会的“他律”不同，伦理规范依靠的主要是道德主体内心的自律，这有赖于对人性善的界定上，而这恰恰是伦理规范不能够把握的。因此，应用伦理学的优势并不在于规范，而在于引导。二十世纪后半叶新的社会问题首先成为伦理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应用伦理学的勃兴，从根本上说是在社会的现实需求的推动下发生的，具体而言是为了回应社会各个领域（如医学、经济、政治、生态、科技、国际关系等等）所涌现出的各种亟待解答，而相应的法律又无明确或正确的规定的前沿性问题提出的挑战，因而就有了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两性关系伦理、媒体伦理、国际伦理等应用伦理学的诸多分支学科。正如杀人必须偿命的前提是杀人应该偿命，而不是反之一样，任何“他律”的制定，首先依据的是“应该”的原则，是以“应该”为前提的“必须”的规范律令。因此，应用伦理学的任务就在于论证命题的合理性，以“应当”引导“他律”。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