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学范例(3篇)

daniel 0 2024-08-03

大众传播学范文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学

[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3-0039-04

任何理论,如果与千百万人们群众的实践脱节,就会失去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因此,深入实践、深入大众,实现大众化本身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问题远不是这些,而是在于我们需要从更独特的视角、以更敏锐的洞察力去深入地探讨其必要性、实现路径和有效手段。本文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传播为切入点,把传播者、媒介、受众三者联系起来思考,透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基层社会受众之间深层互动关系的一种尝试。

一、从传播者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传播者是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的第一个环节,决定着传播的内容。传播者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位置上,或者说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它可以是单个的人、具体的组织或者一定的阶层。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角度看,他们或者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创造者,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机构,或者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各类宣传教育机构和团体。这些人、机构和团体为何要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什么要向社会基层传播这一理论?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诉求

向人民大众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负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振兴和发展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事业等重大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些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仅靠党内少数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仅靠党自身的力量也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把亿万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并使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需要让每个共产党员,让全体人民了解党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需要让人民了解党所要实现的理想,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切都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之中。通过向人们宣传这一理论,通过用这个理论武装人民的头脑,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够顺利地带领人民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就明确指出,以往的思想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要实现改变世界的宗旨,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由一种理论的形态变为人民群众的实践理性,成为人们规约自身行动、指导自己从事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不仅关系当前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只有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也只有当这种科学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投身改革建设的内在动力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3、中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昭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方法。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是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人,也是最早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人。。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到新中国的成立,从中国工农红军到人民,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路。在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这是思想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体现。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邓小平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活动。他在《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中,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新闻联系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思想,提出了大众化问题。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依靠新闻办好教育,办好学术刊物,对青年进行树立理想的宣传等。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命题:“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回顾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我们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最根本的是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树立共同理想,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党的创新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通过宣传普及活动,让人民群众深刻理解和真正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就能够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自觉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防止工作上的偏差,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确保建设发展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

二、从媒介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途径

信息的传递需要一种媒介(或称之为通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需要一种通道。总的来说,媒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际传播媒介,另一类则是大众传播媒介。对大多数人来说,大众媒介提供了最佳且易于获得的(也是唯一的)与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相近似的信息。

1、人际传播媒介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或少数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等。人际传播是一种面对面的传播,具有互动性好、反馈及时、自由度较高等优点,较易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的人际传播有很多种形式。

一是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每一次重要思想的推出,就伴随着一轮学习和讨论活动。这种形式的开展,很好地实现了学习精神的推广。比如,科学发展观宣讲会的推行,使得各省、市、自治区的基层干部、广大党员很好地领会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层次精神。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从传播学的角度,他们属于传播者的范畴,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因为是执政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形式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要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还必须将之转化为“大众话语”,并通过座谈会、宣讲会、学习讨论会的形式,使大众学到马克思主义。在学习中,要注意改进宣传教育方式,增强宣传教育的效果,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特别是城乡基层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习俗和思维方式及生活习惯,通过编写通俗读物、公益广告、宣传先进典型等多种形式,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要求通俗化、具象化,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二是以高校的“两课”教育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中的大众化,直接的体现就是高校的“两课”。两课是高校学生了解和学习“四观”、“四基本”、“四个如何认识”的主要场所,高校两课已经成功实现了改革,加入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使得两课教育更全面、更贴近中国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当前,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任务就是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高校的“两课”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担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们要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局着眼,认真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人手,探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回答学生在这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同时,还要依托两课,积极开展党支部、社团组织以及校园文化活动。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中,应重点抓好共青团、生活区、学生社团等重要阵地建设,创新思想教育形式,注重教育工作实效。

2、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除此以外,网络已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大众传媒承担着报道新闻、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传承文化、教育监督等诸多功能,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大众媒介的诸多功能才得以实现大众化的。

第一,印刷媒介。主要有报纸、杂志和书籍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重要的宣传媒介。一是报纸。《人民日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机关和军队系统的报纸,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它们以大量的篇幅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二是杂志。杂志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传播和宣传某种思想。三是书籍。书籍也是一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媒介。从陈望道翻译的《资本论》,到现在数以万计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从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电子媒介。主要有电影、广播和电视等。这些电子媒介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确定宣传方针、制定宣传计划、明确宣传重点,坚持维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好电影、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优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网络媒介。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提出了新课题。网络不仅带来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也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教育观念和内容的现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从集中统一的“一刀切”模式,转变为分散的多样化形式;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和被动接受,转变为双向、多向的直接交流和互动;从单调的指示、命令、说教,转变为图文并茂、多媒体并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从工作周期较长、效果反馈较慢,转变为跨越时空障碍,及时性较强,周期短,见效快。这些都有利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网络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不可低估的。所以,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应尽量利用网络的积极方面,防范网络所带来的消极方面。

三、从受众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受众是媒介传播效果的最终鉴定者。媒介效果的大小和功能的发挥,最终要通过其争取受众的多寡反映出来,因此媒介无不注重发行率、收听率和收视率,而也只有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受众,媒介的思想才能得到传递,才能达到媒介传播的效果。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

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方面是受众的数量,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质量。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开始,到改革开放30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受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方面是受众数量的广覆盖。从全国范围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几乎覆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能通过人际传播、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电子媒介(电影、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是受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质量大大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形成了不断丰富的理论宣传形式和载体。在宣传过程中,很好地做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高了理论宣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坚持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切实增强了理论宣传工作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二是受众接受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建立健全了工作责任制,明确了领导责任和工作职责;建立健全了考核与评价机制;进一步加强了理论宣传、普及队伍建设,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中去;同时,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推广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三是充分发挥了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先进典型是时代的先锋、社会的脊梁和群众的榜样,用先进典型事迹教育群众比单纯讲道理更富有说服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2、“大众化”过程接受性的分析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面向党员干部的学习资料和传播渠道多,符合受众需求特点的少。近年来,有关部门编著的理论学习资料数量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但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这个群体的,真正适合基层老百姓口味的、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理论书籍很少,造成“有书无人看,有人无书看”的问题。广大基层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仅仅局限于媒介的浅层次说教,没有理解到深层次的含义。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在社会转型期,受众的思想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更多地关注实际利益,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不浓、学习热情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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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科举学研究者需要对一些普通大众关心的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使研究成果能够帮助普通大众对科举有全面的认识,这是科举学传播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科举学研究者在科举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科举发展史、科举的宏观评价,以及科举学的多学科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颇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是为科举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毋庸讳言,由于记载科举的史料繁富,即便是开展专题研究,研究者也很难穷尽专题所涉及的所有文献,恰恰有些问题对科举传播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是向普通大众传播科举的不能回避的内容。比如,就传播的范围而言,目前科举传播的最大功臣”是类似《范进中举》这样的进入中小学课本的名篇,通过范进之类的小说人物形象,举人”这个科举专有名词已经深深地烙在普通大众的脑海里。然而,明清举人及其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又正好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关于举人的一些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如明清两代有多少个省份,举行了多少次乡试,两代分别录取了多少举人,以及举人的时空分布这些基本的数据现在研究者尚未全部弄清楚。不仅如此,对于举人的出路问题也缺少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仅仅回答举人有任官资格,能通过吏部的选拔任官,成为明清官员的来源之一;举人可以任教书院、私学,成为清代教育的重要力量。还有很多举人成为各地文教、社会风尚的主要力量;举人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幕僚(师爷),继续在政治、社会事务中发挥作用。然而,举人在明清政治体制、教育体系和社会事务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很少有量化的研究成果,很难让普通大众更为全面地、直观地了解举人的情况②。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历代贡院的研究、童试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应用于大众传播之中,将能更好地实现向普通大众传播科举的目的。

其次,科举学研究者应充分利用掌握的科举文献,以及对文献的解读,掌握科举传播的主动权,尽可能地改变目前科举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在文化快餐化、娱乐化的社会大背景下,作为一种延续1000余年、跟唐宋以来读书人关系密切的科举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重要内容。读书人在读书应试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与各种趣事被改编,其结果是科举在普通大众眼中,要么就是一种黑暗无比的制度,要么就是能博人一笑故事。不仅如此,有些以传播文史知识为主的电视节目所开设的以科举为专题的讲座,也出现了主讲嘉宾依据少量史料,运用想象、杜撰的艺术化手段来主讲。这种以科举为题材,任意想象的传播使得科举在普通大众心中要么就成为古代士子娱乐的工具,要么就成为士子们的地狱。

大众传播学范文篇3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国学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并随即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新一轮的国学热”。现代社会中,作为文化载体的大众传媒广泛普及并高度运转,大大促进了信息传播领域的发展,成为国学热”的有http://力助推器。研究大众传媒时代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有助于推动国学更广范围的普及与更深层次的研究,从而在人民群众中更好地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增强我国民族软实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国学复归及其必然性

由于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国学”一词至今在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精准的定义。在古代,国学指代国家设立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中记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唐代韩愈在《窦公墓志铭》中亦有教诲于国学也,严以有礼,扶善遏过”。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则是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借用汤因比的‘历史文明’理论来说,中国国学的诞生,主要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提出的‘应战’之举”[1],国学”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激烈冲突的产物。多数人认为国学定义始见于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胡适曾为国学下定义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的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这里胡适为国学下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广义上的国学,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不仅包括传统的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学术领域,还包括音乐、书、画、建筑等艺术领域,医卜星象等自然科学领域乃至宗教信仰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期,借助当代大众传播媒介,掀起了新一轮国学文化热,至今方兴未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思考。本文中笔者所理解的国学指代的是狭义下的国学,即以儒释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艺术。

国学热在大众传媒时代出现并非偶然,它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可得出以下原因:

首先,受众因素。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与反映者,是媒介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受众的接受程度是传播效果的主要体现。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开始转向对精神文化消费品的需求,人们要求了解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艺术,满足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开放的社会机制与环境为人民群众的多元价值观提供了条件,但也会造成各种价值观交织、思潮激荡,甚至道德沦丧、人们精神空虚的社会现象,而国学中的观念与思想特别是儒释道伦理则为人们提供了心灵的依托,帮助人们树立主流价值取向、找到现代社会生活的个人坐标,重新构建信仰体系;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世界各国广泛设立了孔子学院”以了解中国形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认同感,国学热”受到广泛关注。

其次,大众传媒因素(传播者)。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一些重要的‘稀有’公共传播资源,例如广播、电视使用的电波频率等,也是国家以某种制度方式委托给传媒组织专用的”[3]。国学是几千年来我国各民族积累的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大众传媒利用传播特权传播国学信息,进行舆论引导与宣传,以促进民族团结,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此外,传播中国文化应当是一种历史责任,中国应当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作出民族的贡献。[4]大众传媒通过国学形象的塑造,来加深世界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了解,树立我国国际形象,增加国际影响力。

最后,传播媒介因素。麦克卢汉说: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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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重现——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史行为功效。”[5]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社会,信息的高度浓缩与密集促使传播媒介不断融合翻新,这也为国学热的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

国学形象的主要媒介传播方式

通过对有关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典型事例的搜集与分析,笔者发现国学形象有以下五种主要媒介传播方式:

文化名家通过电视讲坛方式解读古典名家名著。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为例,该栏目自2001年7月开播以来,先后邀请一系列教授、学者解读古典名家名著,他们以当代人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在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内,将传统上晦涩难懂的古典文学和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广大观众,使历史上藏匿于深宫后院的故事飞入了寻常百姓家。2006年,《百家讲坛》被评为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仅次于《新闻联播》名列榜眼。《百家讲坛》既收获了优异的收视佳绩,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美誉度。电视让学者有为,学者让电视深刻,《百家讲坛》秉承着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的宗旨使得大众媒体与高雅文化成功联姻,成为2006年、2007年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

嫁接脱口秀等新形式出现在创新综艺节目中。2011年伊始,湖南卫视推出了中国第一档姓氏文化深度解读节目——《非常靠谱》,该节目邀请于丹、纪连海等十几位观众喜闻乐见的专家、学者组成摆谱团”,通过姓名堂”、最姓我”、全家福”三大节目板块,以姓氏为包装,展示百家姓中家族的传奇故事、家族绝活与家族杰出人才。较之电视讲坛类型节目,《非常靠谱》邀请明星与名人参与现场互动与点评,增加了节目的趣味性与互动性。此外,该节目由娱乐主持大哥汪涵担纲主持,增加了看点。《非常靠谱》采用当下更为时尚、新潮的脱口秀互动形式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中较为冷门的姓氏、家族文化,以百姓主题、群英摆谱”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道高端文化大餐。

另外,湖南卫视以脱口秀形式打造的《百科全说》,将中国经典中医养生知识嫁接于轻松搞笑的综艺节目,使观众在开怀一笑间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还有《天天向上》中的夫子国学也在寓教于乐、雅俗共赏中塑造了国学形象。

电视剧、电影翻拍经典著作。近几年来,电视剧、电影行业对传统文化领域的选题呈上升趋势,2005年《汉武大帝》中展示的汉文化带动了一阵汉学热”,2007年,国人掀起了翻拍四大名著的热潮,《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在新时代的光影技术下再次演绎视觉盛宴,2007年《贞观长歌》再现大唐盛世。在电影方面,以打响2009年贺岁档第一炮的《花木兰》为例,该影片重新打造国学经典中妇孺皆知的典型形象花木兰,用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感人本土传奇唤起国人心中的深厚民族情结。这部古装传奇巨著上映后,在获得过亿的票房佳绩的同时,也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2010年3月21日,http://《花木兰》还同《赤壁》、《建国大业》等逾百部中国优秀电影当选《电影看中国》系列产品,作为历史中国的部分展示中国形象。根据墨子兼爱”、非攻”、尚贤”思想改编的影片《墨攻》、根据梅兰芳先生一生艺术之旅改编的《梅兰芳》、戏说赵云的《三国志之见龙卸甲》等传统国学中的经典题材也陆续被搬上银幕。

平面媒体适时出版同类题材相关读物。借助《百家讲坛》的东风,中华书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整理于丹讲稿,适时出版了《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论语〉感悟》、《于丹〈庄子〉心得》,2008年于丹和孔健的《论语力》也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于丹热”向人们席卷而来。200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上,《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品三国(下)》高居排行榜前三名。①通俗易懂的白话语言代替了艰深难懂的文言文,大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使得几千年前的经典读物在现代视角的重新解读下有了普适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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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形象借助网络、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等新兴传播媒介形式出现。2006年,百度开设全球首个国学频道,免费为广大网友提供国学相关http://信息的特色搜索服务,提供高品质的古代文化典籍在线搜索及阅读功能,千年传统与时尚完美结合;新浪网则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交换学习国学心得感悟。

五种国学形象媒介传播方式的特点

各种媒介相互策动,使得国学形象的媒介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在飞速发展的传媒时代,媒介资源呈现出丰富化的特征,新旧媒介交织,媒介功能日益融合。在国学形象呈现的过程中,既有传统上的平面媒体、地上波广播电视,也有卫星广播电视、电子出版物以及互联网络等新型传播媒介。多种媒介传播方式为国学形象的呈现提供了多元渠道。

借助多种媒介传播方式,国学普及呈现大众化”、通俗化”。由于年代久远,传统国学形象在大众心中多是抽象的意象,给人以艰涩冰冷的陌生感,而经过现代媒介的全新解读,拉近了传统文化与平民百姓的距离,例如,《百家讲坛》利用悬念化的图片与文字配合讲解,适时配有震撼人心的背景音乐,强大的视觉冲击迎合了受众的感官需要,使受众置身其中,学者平白易懂的话语将经典大众化、通俗化,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同时,一般人几乎很少有机会深入大学聆听专家讲座,也不可能经常性阅读专业性书籍,电视讲座及其相关书籍等大众传播方式为大众提供了这样一条走进文化、走进传统经典的便捷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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