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思维的局限性范文

关键词：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无意义性评价

现代分析主义或分析哲学，是对兴起并盛行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所共同构成的一种哲学思潮的称呼。这些思想流派和理论的共同之点就在于，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仅是进行哲学研究所必须的方法，而且也是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拒斥，也是贯穿在整个分析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的主题和宗旨，分析主义思潮从兴起到发展都同这个主题或宗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围绕着分析哲学把形而上学看成是“无意义的虚假陈述”这一基本观点，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维也纳学派以及蒯因哲学的反形而上学思想，旨在清理线索、考察实质，并力求从哲学自身反思的高度上对其局限和意义有所把握。

1．哲学的问题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分析主义反形而上学传统的第一位肇始者。其前期的哲学代表作《逻辑哲学论》对作为逻辑实证主义[1]中坚力量的维也纳学派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学派中的许多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把维特根斯坦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并把《逻辑哲学论》一书奉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在这部著作中，维特根斯坦首次表达了他的反形而上学思想，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批判，又是建立在他的语言图像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这个理论中，他首次提出了语言的界限问题并由此而表明传统哲学的错误之所在，因此，“语言图像论”就是维氏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起点和依据。

语言图像论的核心观点是：每一个基本命题，都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图像。由此又可以引伸出，由所有的命题构成的整个语言系统就是由所有的事实构成的整个现实世界的图像，简言之，语言是现实世界的图像。把语言看作是现实世界的图像，这是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思想与实在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问题是，通常当我们谈到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时，总是意味着它们之间有某些相似的地方，那么语言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应如何理解才是恰当的？

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图像”这个概念意味着一种具有可感性质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另一个东西的图像，就是说一个东西再现了另一个东西的某些可感的经验特质，或者说，作为图像的东西与作为原型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某些经验性质上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幅山水画，就是对它的原型——现实中的山水的再现，被再现的就是山水的形状、色彩、方位和大小比例等经验特质。然而，当维特根斯坦说“命题是实在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4.01）[2]时，并不是在这种“相同的可感性质”意义上来来使用“图像”这个概念的。因为命题是由各个语词构成的，这些语词同现实中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经验性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一个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命题也不可能与一个由事物构成的事实之间有任何相同的可感性质。所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图像，实质上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而非经验意义上的“图像”，它仅仅指的是一种逻辑结构图。命题虽然不可能与事实有任何相同的经验内容，但命题的逻辑结构却与构成事实的逻辑结构是一致的。说命题或语言是事实的图像，就是说命题以自身的逻辑结构再现或描绘了现实世界的逻辑结构。可见，命题仍然是一种“图像”，但它不是以可感的经验性质为内容的图像，而是以抽象的逻辑结构为内容的图像。

维特根斯坦始终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是，命题与事实共有的逻辑结构，究竟是经验事实自身所具有的呢，还是我们在运用语言描述它们时才赋予它们的。他有时似乎倾向于认为经验事实自身并无逻辑，事物之间的组合纯粹是偶然的；有时又倾向于认为事实本身是有逻辑结构的。如他说，“在图像和被图示者中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因此前者才能是后者的图像”，（2.161）又说：“任何图像，无论具有什么形式，一般说来要正确地或错误地图示实在，就必须与实在具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联系其上下文来看，认为实在世界本身就有逻辑结构显然更能与维特根斯坦的整个思想观点相协调。他进一步指出，在命题与事实的逻辑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首先，命题中包含的名称要素与所描绘的事实中包含的对象要素是相对应的，“在图像中图像的要素代表对象”（2·131）；其次，命题中包含的名称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定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与事实中包含的对象之间的组合方式或逻辑结构也是相对应的。只有处于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命题才可能成为描绘事实的逻辑图像。

根据命题与事实的这种一一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又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语言的运用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经验世界的界限。语言与经验世界具有共同的逻辑空间，这就表明了，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即不可能用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经验世界之外，去陈述诸如“世界整体”这样的非经验的对象时，我们的语言（包括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之中。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问题，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3]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命题（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7）。

需要指出的是，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超出经验之外的东西虽然是不可言说的，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神秘的东西”。他说：“确实有某些不能言说的东西。这些东西显现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在他后来给友人的一封信中甚至认为，不能言说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写道：“当时我要写的是，我的著作（指《逻辑哲学论》一书－－笔者注）由两部分组成：写在这里的再加上所有我没写的。正是这第二部分是重要的部分。”[4]可见，在承认非经验事物的存在这一点上，维特根斯坦与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区别或分歧仅仅在于：传统哲学家认为超感性的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的；维特根斯坦却认为，超越的东西虽然存在着，但我们却不能对之进行思考和表述，而只能保持沉默。然而，传统哲学家经常加以探讨的对象，却恰恰正是这些本来应当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如作为整体的世界问题、语言的问题、逻辑问题、自我问题、伦理学问题及人生的意义问题等等。据此，维特根斯坦就得出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以往的全部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总是企图去思考和言说不可说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其结果却只能是得到一些既不能被验证同时又不合逻辑的无意义言说。这些言说无所谓真假，因此也就没有意义，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没有意义的”（4.003）。

对于无意义的哲学命题，就必须把它们从我们的语言系统中清除出去，而这首先是要为语言划定一个界限。当把哲学命题从语言中清除出去之后，剩下的就只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了。维特根斯坦说，除了自然科学的命题之外，我们不要说任何其它的事情，因为“一切真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4.11）。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哲学不再去陈述超经验的对象时，它又不能归在经验科学之内，那么哲学还能做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哲学应当是一种旨在澄清思想或命题的活动。“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哲学的结果不是一定数量的‘哲学命题’，而是命题的澄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4.112）。这就是说，哲学仅仅是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言分析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我们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全书中所提出的七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它们所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属于“不可说的”的超经验领域的。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经验的哲学命题，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命题。对于这种矛盾的状况，维特根斯坦就申明道：“任何了解我的人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些命题只是他用来攀登的阶梯，当他超越了这些阶梯之后，他必须抛弃这个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能正确地看这个世界”（6.54）。然而，对于想要表明他的哲学命题的无意义性而言，这个申明显然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被他称之为“无意义的”的许多哲学命题，构成了我们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所必须的前提即“梯子”。

2．拒斥形而上学

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主义思潮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正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断然地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维也纳学派受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经验主义、逻辑主义的影响很大，并直接继承了他的“形而上学是无意义的陈述”这一反形而上学的基本观点。但在具体论证这个观点时，他们的理论依据又有所不同。《逻辑哲学论》是从语言图像理论出发来说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性的，而维也纳学派则主要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

所谓可证实性原则，它是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或标准。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看来，一个命题的首要问题不是它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它是否有意义，因为命题必须首先是有意义的，其次才谈得上它的真假问题。判断一个分析命题是否有意义是依据逻辑，而要判断一个综合命题是否有意义，在根本上就必须看它是否有被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否可以指出通过经验来证实它的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验证实的方法是存在的，那么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这种诉诸经验证实方法来判断命题是否有意义的原则，就是维也纳学派所主张的经验证实原则或可证实性原则。正如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石里克所说：“理解一个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而最基本的命题总是与一定的经验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是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5]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尔纳普更明确地指出：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是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时，或者说，只有当一个命题或语句可以还原为一个表示观察或知觉的基本命题时，这个命题或语句才具有意义。这就是说，命题的意义要取决是否可以还原为一种经验观察的方法。

然而，当可证实性原则一旦被运用到实际中，立刻就会暴露出它的局限性来。因为按照这个标准，许多涉及到自然科学基础的命题，都会因为不能诉诸于经验观察而要被排除在有意义的命题范围之外了，这显然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为了克服可证实性原则对命题意义作了过分狭窄的限制这一缺陷，卡尔纳普后来就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以“可验证性原则”来取代可证实性原则。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对某个语句提出任何可以设想的观察结果来做出肯定或者否定的证明，那末这个语句就是具有认识意义的。换言之，只要从一个命题能够引伸出一些可以诉诸于经验观察的真实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并且，“可验证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证实，而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他说：“如果证实指的是对真理做出一种决定性的和最终的确定，那么，我们就会看出，任何（综合的）语句都是不能证实的。我们只能对语句做出愈来愈多的验证。因此，我们以后谈论验证的问题，而不谈论证实的问题。”[6]他又说，“在许多情况下，有了数量不多的肯定的例子，我们就达到了实际上足够的确实性，于是我们便停止实验。但理论上永远存在着把检验观察的序列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任何完全的证实都是不可能的，却只是一个逐渐增强确证的过程。”[7]

无论是根据可证实性原则还是可验证性原则，形而上学命题都被视为是没有意义的言说。形而上学命题表面上看具有综合命题的语法形式，但它们实际上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经验的证实或验证的，换言之，它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陈述一些事实，但实际上并无事实与之相对应，因此它们并不是有意义的综合命题而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说法而已。跟维特根斯坦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为，形而上学试图把握诸如世界的本原、本质这样一些“纯粹性质的内容”，是一切错误的根源，是造成其无意义性的根本要害所在。但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总还是存在的，而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不可说的东西根本也是不存在的，而只是一些主观的体验。如石里克就认为：“形而上学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这一荒谬的目标上，要用知识来表达纯粹性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要说那不可说的东西。性质是不能说的，只能显示在体验中，而认识是与体验毫无关系的。因此形而上学的没落并不是因为解决它的问题是人的理性所不能胜任的事（像康德所想的那样），而是根本就没有这种问题。”[8]不可说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关于它的问题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卡尔纳普更极端地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是用科学语言来做本应该是文学艺术做的事情，即在概念思维中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主观体验。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是，一方面形而上学对科学没有任何贡献，另一方面又不能像真正的艺术品那样充分、恰当地表达人的生活感情，因此，形而上学只是一些空洞的、毫无意义的言辞。

对于这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言说，卡尔纳普又将它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构成命题的语词没有意义，如“神”、“始基”、“自在之物”、“理念”、“无限”、“绝对”、“自我”等哲学术语，完全没有经验对象与之对应，因此它们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词；另一种情况是把有意义的词用违反逻辑法则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句子，其实没有逻辑结构，当然也不可能有经验事实与之相对应。上述这两种情况，就属于应被拒斥的形而上学之列；所谓“拒斥形而上学”，就是要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形而上学的命题统统从人类的知识系统中清除出去。卡尔纳普这种激进的态度自然就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反对，后来他本人也意识到，他的上述看法是过于简单化了，作为对批评的一种回应，于是又提出了一种修正的说法。他指出，语言可以划分为对象句和逻辑句两类，前者陈述对象，后者陈述句法，说话方式相应地有“内容的”和“形式的”两种。哲学命题实际上是用内容的说话方式来表达形式的说话方式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它表面上陈述的是事实，实际上是对语言句法规则的表达。但在形而上学中，内容的说话方式往往掩盖了形式的说话方式，以致人们以为这些命题是描述某种实在对象的。因此，以往的哲学命题并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只要我们把被内容的说说话方式掩盖了的形式的说话方式揭示出来，正确地认识到命题中所表达的句法内容，那么哲学命题仍然是可以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把陈述存在的哲学命题转换成了表达语言规则的句法命题，哲学对存在（对象）的研究也就变成了对语言句法规则的研究了。

3．本体论承诺是科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不断地修正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可证实性原则和反形而上学口号提出越来越宽泛的解释，这恰好表明了在他们的理论中，存在着许多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矛盾。为了克服这些缺陷和矛盾，继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分析哲学内部又发展出来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结合起来的逻辑实用主义，蒯因就是这个学派最主要的一位代表人物。蒯因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和本体论承诺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批判性的继承。虽然他不象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断然声称要拒斥形而上学，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承认形而上学命题存在的意义和合法性。但他又把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仅仅限定在理论体系所必须的假设前提上，从而在根本上并未超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基本看法，这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并未陈述任何经验事实。换言之，蒯因实际上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继续将形而上学－哲学置于一种与陈述任何实在对象都无关的境地。

蒯因的“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是其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它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经验的检验始终只是针对命题的整个体系的，而不是针对孤立的命题；不论提出什么样的经验检验，都不能单独地证明某个命题是假的或真的，因为对命题体系中的其它命题作些调整，总是能够抵消这种反证。比如“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命题，属于我们关于鸟类所有知识的一部分。当有人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时，他可以根据他关于鸟类的其它知识而说这只黑色的鸟不属于天鹅类，由此就能保证原先命题不被否证。实际上，当一个理论体系与经验发生冲突而需要对体系的有关部分加以调整时，科学家们总是根据保守主义原则－－尽量用已经熟悉的原理来说明新的现象，和简单性的原则－－尽可能用较少的定则来解释较多的现象，来进行这种调整。因此，一个假说是否要被科学家接受或否定，不仅取决于有关的观察或实验的结果，而且还取决于科学家要求保守性和简单性这两个主观条件。这样一来，蒯因就把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每一个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用经验加以证实这个基本原则，重新解释为具有经验意义的是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因此应当把知识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个别命题当作经验检验的单位。

在这种“整体论”的经验检验理论的基础上，蒯因就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本体论承诺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谈论某种事物或接受一种理论时，他就有义务接受某种本体论的论断。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预先设定某物是存在的，才能来讨论某物是怎样的。我们接受一种本体论，同我们接受一个最简单的、可以把原始经验的零乱材料置于其中并加以整理的概念框架是等同的。他声称：“一旦我们择定了要容纳最广义的科学的全面的概念结构，我们的本体论就决定了。”[9]然而，这种本体论承诺又具有约定的性质，就是说，当我们断言某某事物存在时，其实是在约定某某事物是存在的，也就是做出一种本体论的承诺。至于该事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不重要的，至少是在制定一种理论体系前问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做出某种本体论承诺的目的是要据此而建构某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本体论承诺和它所属的理论体系是否是恰当的、有效的。依据“整体论”的经验检验原则，检验理论体系有效性的方法是从中推导出一些观察陈述来，看它们是否跟感觉经验相协调。如果它们跟感觉经验相协调，那就说明这个理论体系是有效的，可接受的，同时也就表明了该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所指事物的存在，反之，则不承认它们的存在。这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被经验检验为有效的、可接受的，那么它所包含的某物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就是有效的、可接受的，而不管该事物究竟是否是实际存在的。

蒯因的上述这番论证表明，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问题完全归结为了一个语言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之所以有义务承认某种对象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关于该对象的词语在起作用。他承认物理对象和抽象实体的存在，但这只是一种在理论中或语言中的承认，目的是为了保证指示该对象的词语在语言使用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他把哲学包括科学中的所有基本概念都看成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假设，它们与宗教神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说：“物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物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从认识论的观点看，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物进入我们的概念的。”[10]至于在说明世界的本质时出现的多种不同的本体论，只是一些不同的概念框架而已，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作用。我们选择一种本体论或一种概念框架的标准，不是看其是否与客观实在相符合，而应当以怎样建立起更有效、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为标准。本体论问题就是为科学理论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个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框架的问题。至此，蒯因就把以陈述存在为目的的哲学本体论，完全转化成了为科学选择恰当的概念框架的实用主义的本体论；他虽然也承认本体论概念及其命题是有意义的，但只是作为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概念前提而有意义。在否定本体论概念和命题具有实在的内容这一点上，他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4．分析哲学的局限及其启示

在我看来，上述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尽管在现代哲学史上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看是不成功的，其原因就在于：

第一，分析哲学依据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的意义标准来反对形而上学是站不住脚的，不得要领的。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只能适用于经验科学，然而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除了有经验科学外，还有非经验的学问，哲学就是一种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它就不适宜用经验标准来对之加以检验。将经验证实或经验验证原则作为理论话语唯一的意义标准或尺度，以此来衡量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实际上，人类的相当一部分知识既不是主要从视觉或听觉这样的感官经验获得的，也不是通过感官经验就可以验证其真假的。比如我们由“内知觉”所获得的对我们自身的意识结构、先天概念框架的把握，我们关于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某一方面活动的认识和把握等，甚至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自身所提出的那些基本命题，如经验证实原则，显然都不是能够诉诸于经验的检验的。这些认识领域恰恰就是哲学的领域，也是经验科学所达不到才由哲学来承担其认识任务的领域。如果把这些认识内容都作为形而上学的无意义言说从知识系统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我们人类知识范围的缩小而不是扩大。

第二，分析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把哲学的未来发展走向局限在对语言的分析工作上。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形而上学被解构之后，给哲学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哲学的唯一工作就是通过语义分析来澄清命题的意义。如石里克所主张的那样：“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哲学就是那种确定和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11]但是，我们也看到，语言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唯一问题，甚至不是真正最始源和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活的领域是如此之广泛，而语言活动只是其中的一种活动，语言问题也只是其中的一类问题。如果把哲学仅仅限定在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缩小了哲学思考的范围，从而也是弱化了哲学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分析哲学为哲学所指出的未来出路是并不可取的，哲学必须超出单纯的语言分析工作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和突破。

第三，分析哲学并没有认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错误之所在，因此它自身实际上一直都陷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框架之中。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或要害之所在，就是它在现实世界之外又虚构了一个超感性的“本体”世界，并把它作为哲学运思和把握的对象，而这正是造成哲学与现实生活错位与背离的根源。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这一错误并未有很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在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实体性的本体论世界时，又不自觉地在建构着一个新的语言化的本体论世界。不管是写作《逻辑哲学论》时的维特根斯坦还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们都把建构一种理想语言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种理想语言就具有“本体”的意味：语言的本质（逻辑本质）是世界的本质，语言的界限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我们的整个世界在本质上就是语言（逻各斯）的世界，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来解决。这种将世界还原为单纯的语言世界，又将其抽象化为一种逻辑架构的做法，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可见，分析哲学虽然以反形而上学标榜自己，但它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一位现代传人。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这些缺陷和问题－－它们使得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不成功，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代分析哲学确实也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无愧为为现代哲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哲学流派。

首先，分析哲学在科学论方面的研究及其成果，对我们探索哲学的本质、特点、功能和未来可能性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深入地探讨了科学的意义标准问题，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问题，科学理论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当一个理论体系在受到经验挑战时是如何由边沿向中心逐步修正的过程等。他们探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实际上拒斥的是哲学本身，这当然是不会成功的。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些研究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经验科学的性质、特点、功能和边界等，理解科学语言和科学思维的特点，从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性、思维特点、现实功能及其未来走向等问题。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哲学和科学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把握和对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也是人类自身生存活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分析哲学对科学问题的探究，就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探究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的科学和哲学的区别与联系。

其次，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们创立和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它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固然不会同意把语言分析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研究活动，甚至是唯一的哲学研究活动，但语言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意义却是不容低估的。语言分析是使我们的概念保持清晰，避免因逻辑混乱造成思想不清的有力保证。在经过了现代分析主义思潮的洗礼之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时，都不可能回避对其概念进行语义分析的问题，从分析基本概念着手，这几乎成了哲学研究中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实际上，不只是在哲学中，在其它理论领域，如基础科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及文学理论中，都广泛地运用到了语言分析的方法。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影响，表明了语言分析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但不管分析方法怎么重要，都只能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而不应当也不能够代替哲学研究本身。

注释：

[1]逻辑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又以维也纳学派为主体，并且是分析哲学中批判形而上学态度最鲜明、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2页，商务印书馆，1996。以下凡引该书正文内容，皆只在文中注明编节号。

[3]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3页，商务印书馆，1996。

[4]转引自m.k.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2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5]石里克：《意义和证实》，引自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上卷，39、40页，商务印书馆，1982。

[6]卡尔纳普：《可检验性和意义》，载于《科学哲学》，420页，1936。

[7]《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499页。

[8]石里克：《哲学的转变》，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欧洲大陆哲学卷），315－3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9]蒯因：《论何物存在》，引自《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英美哲学卷），27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逻辑思维的局限性范文篇2

1.逻辑的涵义

1.1认识：思维的载体

人的认识活动可以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通过感觉器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的关于事物表面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随着实践活动的继续和深入，人们会对感性材料通过大脑反复的加工制作，最本文由收集整理后达到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这就是理性认识。而思维就是人们对感性材料加工制作的过程，即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和进行推理的过程。

1.2思维：抽象客观的规律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一切客观的事物及其运动都有自己的规律，思维作为一种客观现象，自然也有规律。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在1980年发表的《自然辩证法、思维科学和人的潜力》一文中对思维做了如下的划分：抽象思维（也称之为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或称之为直感思维）和灵感思维（亦称之为顿悟思维）。

后来在1993年8月8号钱学森与夏军教授在书信往来中提到除了上述三种思维之外的另一种：梦。梦境属于心理学而不是逻辑学的研究领域。但是作为思维形式的完整形式，我个人认为应该划分为四种。只不过和该课程有关系的只有三种而已。

1.3逻辑：研究思维的工具

上述提到思维是有规律的。而逻辑就是旨在研究关于思维形态的结构和规律。主要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思维的基本规律和思维的简单逻辑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都会有各自的语言，如同代码之于计算机；图形之于几何学，逻辑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有能反映其特色的语言。逻辑学的语言就是论证。包括命题、断言等以及如何辨别其真伪等内容。

2.逻辑学中命题”的思想

命题从范围上来讲主要分为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全称相当于整体，或者说是宏观角度。特称就相当与部分或者说是微观角度。这样的话，分析问题就会有两条思路：一是从全称到特称，即从整体到部分、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它注重的是微观、局部与细节；另一种就是从特称到全称，即从部分到整体、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他注重的是宏观、整体与系统。

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注重细节与微观会将客观事物的局部理解的更为深刻，但是反过来，局部的深刻理解不代表整体的明确把握。对部分有效的结论，不能说对整体也是有效的。

3.逻辑命题思想在技术经济学科研究方法的指导

3.1还原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3.1.1还原论的原理

对于自然科学，100多年来，笛卡尔、伽利略、牛顿和莱布尼茨所创立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和观念——还原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还原论简单地说就是从整体向下分解，研究的越来越细。因此还原论相当于是全称到特称的过程。按照这个方法，生物学对生命的研究到达了基因层次，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已经到达了夸克的层次。也就是说，还原论方法由整体往下分解成部分并且研究部分，如果部分还研究不清楚就继续分解，直到研究清楚为止。

这种从全称到特称，从整体到部分、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注重了微观、局部与细节，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学科、新的领域不断出现。人们一直认为这就是认识客观世界最有效的途径。

3.1.2还原论的局限性

直到一位科学家的出现逐渐开始打破数百年来传统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这种观点。（当然，打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

分子生物学家彼塔朗菲指出当生物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到分子生物学的时候，对生物在分子层次的了解越多，对生物整体反而认识得越模糊。

所以，现实的情况却是：就算研究透了基因也不等于就明白了整个生命的一切，即使认识了基本粒子也不能保证完全可以解释大物质构造。不能否认还原论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得以深入到人类曾经无法想象到的程度，这是它的优势方面。但是，这种方法由下往上是回不去的。还原论并不能回答高层次和整体性的问题。

因为注重细节与微观会将客观事物的局部理解的更为深刻，但是反过来，局部的深刻理解不代表整体的明确把握。对部分有效的结论，不能说对整体也是有效的。

3.2系统论：综合学科的研究方法

3.2.1综合学科的特点

如今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学科林立，（在还原论的指导下）虽然分工越来越细，新领域不断产生；但是另一方面是不同的学科和领域之间相互交叉结合，向综合性整体化的方向发展。技术经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门学科。它是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所以也有很多人称之为工程师的经济学”。

这种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常常具有系统性与整体性。它是从事物的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角度来研究客观世界的。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能反映事物这个特征最基本的重要概念就是系统。因此，对于技术经济与管理这样的学科，仅仅采用由上而下的还原论方法去研究局部与细节是远不能达到这门学科的要求，与此同时，必须还要以由下而上的整体与系统的方法来研究它。将其定义为系统论方法。

3.2.2系统论在综合学科总的应用

在本文的开篇，提到了对思维的界定：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人脑思维一种是逻辑思维，它是定量、微观处理信息的方法；形象思维是定性、宏观处理信息的方法，而人的创造性主要来自创造思维，创造思维可以说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也就是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这是人脑创造性的源泉。

系统论方法既包括了从整体到部分由上而下的研究方式，满足了技术经济与自然科学相联系的需要，又以从部分到整体由下而上的研究思路满足了它作为交叉学科的要求。在效果上可以形象的概括为：还原论方法是要做到1+1小于等于2，系统论的方法是要实现1+1大于等于2。

逻辑思维的局限性范文

当我们讨论素质教育的时候，是不能忽视逻辑理性的。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理性是人类的特征。”人的伟大，就在于理性思维。帕斯卡尔说：“人是能思想的芦苇。”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逻辑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理性工具，对逻辑法则的敬畏与遵从是价值理性的基本内容。逻辑的法则是人类全部思维实践最根本、最重要、最伟大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成果。逻辑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根。许多英语词语如geomorphology（地貌学）、animalecology（生态学）、psychology（心理学）的词尾均源于“逻辑”的英语形式logic，就是一个证明。逻辑的根本价值在于从前提到结论的保真性。这里涉及知识和思想的确证问题。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个思想若要被相信是真的或正确的，必须要有足以支持观点的理由。这就需要论证，而论证就必须运用有效的逻辑推理。亚里士多德根据前人的经验，整理出了最基本的、能够从真实的前提“必然地得出”真实结论的有效推理形式。逻辑是科学和民主的共同基石。列宁曾引用黑格尔的话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真正的民主也不是简单的多数人说了算。简单的多数人说了算很可能造成多数人暴力。真正的民主是公众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决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全球500多位教育家列出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教育目标，在他们列出的16项教育目标中，以逻辑理性为核心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正因为这样，批判性思维在20世纪40年代被用于标示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主题，在70年代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焦点，而在80年代则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核心概念。

逻辑思维应当成为语文课程的重要目标。一方面，语文素养的建构和发展需要逻辑。语文素养的核心是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语言和思维互为表里。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离开了思想，语言就成了僵死的躯壳。语文的基本能力就是听说读写。听和读是通过语言获取别人的思想，说和写是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逻辑思维是思维的基本方式。甚至文学创作也需要逻辑。钱锺书说得好：“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

另一方面，语文又有培养逻辑思维得天独厚的条件。课文的情境为思维活动特别是逻辑思维创造了广阔、丰富而生动的思维空间。这样的条件是数理化和政史地所无法比拟的。“需要”和“可能”告诉我们，逻辑思维应当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目标和重要内容。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语文课程改革存在着淡化甚至排斥逻辑理性的盲目情绪。这种盲目情绪正成为语文课程改革健康发展的障碍。潘涌教授《“创造性文化基因”的缺失与培育》一文，对美国大学在华招生考试的情况作了深度透视。他指出：“中国学生最大的缺陷是在‘比较和评价论点’题型中，正确率仅为23.30%。”文章说，以独立评论为核心的“批判性阅读”显然成了中国学生的“阅读瓶颈”。淡化甚至排斥逻辑理性的盲目情绪与一些在重大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密切相关。为了课程改革的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误区加以澄清。

二、逻辑理性与创新

把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有人认为创新与逻辑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认为两者水火不容。这种观点影响了许多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动摇了逻辑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应有地位。甚至产生了抵触逻辑的盲目情绪。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认为逻辑思维阻碍创新，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阻碍创新的不是逻辑推理，而往往是作为推理前提的某个错误命题和与之相应的错误观念。逻辑不仅具有从前提到结论的保真性，而且同时具有从结论到前提的保假性。逻辑正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某个错误前提及其相关的观念之所以错误，从而提出正确的命题，建立正确的观念。逻辑思维与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

任何创新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和逻辑法则。违反逻辑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创新。人们或许记得大发明家爱迪生教育青年的故事。有一位青年想到爱迪生的实验室去工作，并对大发明家谈了自己的宏伟抱负：发明一种万能溶液。爱迪生立刻问道：“那么你用什么东西来盛着它呢？”显然，这位青年的思想有着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如果不是爱迪生以其敏锐的逻辑思想揭露这个矛盾的话，这位青年得白白浪费多少精力？甚至终其一生，留下的也只能是遗憾。

创新都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因此创新与批判是一对孪生兄弟。真正的创新往往是从批判开始的。只有当人们认识到旧的或者现有的事物的缺憾时，才能萌发创新的意念和思想。只有当人们希望改变现实的缺憾时，才会产生创新的动力。离开了对现实的批判，创新就成了海市蜃楼。而批判性思维的灵魂正是逻辑的法则。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逻辑批判基础之上的。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也是导源于对旧有理论的逻辑批判。

在创新的过程中，逻辑不仅有护航的作用，更有导航的作用。逻辑能够为创新提供思维方法，拓展思维空间，畅通思维渠道，提高思维效率。恩格斯指出：“形式逻辑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从已知到未知的方法。”抗菌素、听诊器、血液循环学说都是逻辑思维的结晶，20世纪最伟大的创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样是逻辑思维的成果。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是归纳思维的结晶。类比思维的创新更加丰富多彩，鲁班的锯、奥恩布鲁格的听诊器、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等，真可谓俯拾皆是。而狄拉克的反粒子学说则是演绎思维的成就，因为狄拉克看到爱因斯坦的著名方程有一个负解。

三、逻辑理性与人文精神

语文课程改革张扬人文精神，这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语文界对于“人文精神”以及相关的“人文性”“人文主义”存在着误解，许多人误以为人文精神是与理性相对立的。我们知道，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反宗教为主要特征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追求。人文主义有四个要点：1.肯定人的价值、特性和理想。2.反对宗教教义，注重人的现世生活。3.主张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反对封建等级观念。4.推崇人的经验和理性。这些要点，均与人类理性密切相关，或者说均以人类理性为基础。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张扬人类理性。倡导人文主义而进行文艺复兴，本身就是理性反思的辉煌经典。诚如于桂芝、安启念所说：“文艺复兴运动，它把获得理性生活、争取自由平等、追求人的尊严和权利视为崇高的价值，实质就是对人的理性的高度弘扬。”

我们所倡导的人文关怀，也并非出于人的本能，而是出于理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关爱。因为人类从历史的反思中认识到，唯其如此，人类社会才能和谐存在和发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正是理性反思的结果。正义和公平也正是人文关怀的最高境界。我们可以说，人类理性正是人文精神的内核。离开了人类理性，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缺失人类理性的“人文精神”只能是狭隘的、畸形的。人们对理性的误解往往在于将理性与机械、僵化和教条联系在一起。其实，理性与机械和僵化根本不是一回事。梁漱溟先生认为，宇宙间所有唯一未曾限于机械化的是人；而人所有唯一未曾机械化的便是理性。

在思考逻辑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我们要的是小人文还是大人文？语文教育应当要大人文。而语文课程改革的实践和相关理论，却往往局限于小人文。有人认为，文学是人文，语言不是人文。于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就出现了重文学轻语言的倾向。这是小人文。有人认为，情感、态度、价值观是人文，语文知识和能力不是人文，于是就出现了重文本文化内涵轻语言形式的倾向。这是小人文。有人把人文局限在情感甚至情绪上，连价值观都不是人文。这更是小人文。有人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把人文局限在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某些情绪上。有的教材连朱自清的《背影》都不选，理由是学生不喜欢。连人类经典的优秀文化遗产都不要了，这究竟是哪家的人文？

不接受人类理性，在文化人格上是永远长不大的。美国纽约大学尼尔·波兹曼教授在他的《童年的消逝》这本书中就深刻批评了这种只有童年没有成年的文化现象。他的《娱乐致死》一书的封面是几个没有脑袋的人坐在电视机前，其寓意鲜明、深刻。20世纪上半叶，宣传进化论的赫胥黎的孙子小赫胥黎出版了他的预言小说《奇妙的新世界》，他预言“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并且为什么不再思考”。赫胥黎的预言正在相当程度上变为现实。如果我们语文课程所倡导的人文精神缺失了人类理性这个内核，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

四、逻辑理性与认知结构

任何改革都是针对现状的，都是为了克服现状的弊端。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课程改革之前语文教学的主要弊端，语文课程改革就必定是盲目的。许多人认为，课程改革之前的语文教学少了感性，多了理性。语文课程改革加强感性，重视情感、语感、感悟，这是正确的。因为课程改革之前的语文教育的确少了感性。课程改革之前的语文教学多了理性的看法却并不符合实际，我们究竟有多少教学现象能够说明语文教学中理性因素过多？

对课程改革之前的语文教学的反思不够，语文课程改革淡化理性的倾向与认知结构的简单化处理密切相关。既然课程改革之前的语文教学少了感性，于是许多人似乎合乎逻辑地推出课程改革之前的语文教育多了理性，因为人们习惯于认知结构感性、理性的二分。殊不知，在康德、黑格尔那里，认知结构是三分的：感性、知性、理性三个阶段。认知结构的三分，其关键在于区别知性和理性，知性阶段或层面的知识是肤浅的、孤立的、静态的，理性把握的是事物最深刻的本质，是知识的联系和流动。

例如，只知道√2是无理数，只知道无理数是不能用整数之比表示的数，只知道无限不循环小数是无理数，这是知性的。而√2是边长为1的正方形的对角线；发现√2的数学家希帕索斯被他的数学家同事们扔进大海淹死了，因为他们不承认√2是一个数，但后来又承认了，叫它无理数，这就是伴随着无理数知识的感性经验。那些数学家们之所以不承认√2是数，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数都可以用整数之比来表示，而√2不能；之所以又承认√2是数，是因为√2这个量，即边长为1的正方形的对角线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必须调整数的定义，因而数学就前进了一大步，这就是伴随着无理数知识的理性认识。

人们习惯上说的“理性”，其实是大理性概念，是包含了狭义理性和知性在内的广义理性。当我们丢掉了“知性”这一概念，就只能将知性和理性混为一谈。于是我们就无法把握孤立的、静态的知识与相互联系的、流动的知识。当我们对知性和理性不加区别的时候，我们就无法把握我们的教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教育的差异。以历史考试为例：我们的试题往往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而美国的试题是“林肯说‘美国不能存活，除非它全部解放或者全部被奴役。’你同意吗？请说明理由”。我们的试题有标准答案，教材上写几点，老师就讲几点，学生就背几点，考试就答几点。美国的试题少有标准答案，全看分析是否合理。我们的试题是知性的，美国的试题是理性的。

认知结构感性、知性、理性的三分，有利于我们清醒地思考教育中的许多问题。人类的文化进步，是感性、知性、理性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学生的文化成长也应当是三者有机融合、和谐发展的。然而，教育要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主要文化，就必然要较多地关注知性，这是教育的无奈。然而，当过多地丢掉感性的时候，教育就变得机械和枯燥了；当教育过多地失去理性的时候，教育就变得浅薄、散乱了。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和调整。这也是我们的课程改革之所以合理，之所以势在必行的内在根据。语文课程改革的正确方向应当是调整知性，丰富感性，深刻理性。

五、逻辑理性与后现代文化

课程改革的许多观点来自于西方后现代课程观及其背后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和整个后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例如，多元价值取向鼓励创新，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然而我们的课程改革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既未能清醒地把握后现代主义本身的矛盾和消极因素，更未能充分考虑我们的国情。

后现代主义源于对西方社会矛盾的深刻反思。在西方，对理性的绝对信仰产生了唯理性主义，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产生了科学主义，以自然科学为范式的现代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渗透社会生活和社会科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科学主义，批评唯理性主义，解构阻碍社会前进的各种教条，当然有其合理性。

然而，后现代主义又有其消极因素。例如对历史文化的过度解构会陷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例如，我们应当反对伪神圣，但不能拒绝崇高。后现代主义本身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例如解构主义对某些教条的解构甚至对逻辑理性的批判，本身所用的仍然是逻辑理性。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对某些传统观念的解构是合理的，其实恰恰说明了理性反思的深刻与伟大，恰恰表明了人类理性的不断进步。正因为如此，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在接受后现代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等合理因素的同时却并未淡化理性。美国教育改革将批判性思维作为教育改革的主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上世纪末纽约大学帕金斯教授倡导的理解性教学至今方兴未艾，同样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