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集体经济的态度范文

1、合作基础

在国家积极倡导下，地方各级政府积极投身到低碳生态城市的建设之中。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学术交流部的统计，提出低碳生态城市有关建设目标的城市已达259个，占到地级市比例的90.2%。以湖北生态建设为例，陈瑜（2010）利用生态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部分区域进行生态现代化建设水平现状进行评价分析，对中部六省（具体指湖南、湖北、山西、江西、安徽、河南）2008年生态现代化建设状况进行横向比较，从综合生态现代化指数、经济生态现代化指数和社会生态现代化指数分别计算得出湖北最高，为0.833，0.832和0.793；从环境生态现代化指数来看，湖北排名第二，为0.863，安徽最高，为0.868。以上指数表明，武汉城市圈自2007年底获批“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湖北省的生态化建设显著，两型社会建设取得良好成绩。另外，国家发改委在2010年确定了湖北省是开展发展低碳产业和建设低碳城市的中部唯一试点省份，进一步推动了湖北的生态化建设。同时，国家住建部也在2010年正式批复同意将武汉城市圈作为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合作协议试点。在前法国总统访华、法国总理致信、湖北省委书记率团访问法国、法国总理率团访华等一系活动后，2014年3月26日在巴黎，在中国国家主席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共同见证下，中法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在武汉市建设中法生态示范城的意向书》。

2、合作项目中法生态示范城

选址在蔡甸区与汉阳区交界，后官湖以北，汉江以南约30平方公里的建设区域。距武汉中心10km，距汉口火车站、武汉港各20km，距天河机场30km。建设区域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两大部级开发区隔汉江相望。京港澳高速、沪蓉高速交会于此，临长江、汉江，新汉阳火车站也将在此兴建。

3公里半径内云集神龙、东风雷诺等法系强企

生态示范城将运用中法两国在城市规划设计、建造和管理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和经验，体现低碳生态和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建设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典范。本次合作将共建产业园区：中法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法兰西知音婚庆产业园、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中法文化创意产业园、中法信息科技产业园、中法游艇俱乐部、中法通用航空产业园、法国农庄及葡萄酒庄。

二、中法生态示范城的经济学原理

法国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展战略对话的西方大国。中法建交50年来，双边贸易额比建交之初增加500多倍。法国如今在世界排名第五，是经济、贸易、科技强国，既有大型跨国公司，又有大量高科技的中小企业，同时在航空航天、能源交通、电讯、环保、农业及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有着较强的比较优势。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国，同时还是中国在欧盟的第三大引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中法双方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通过文献搜索，关于生态城建设的论文主要从生态工业园区、产城融合、循环经济学理论角度进行阐述，而对于国际合作的生态城建设方面鲜有论述。本文认为，可从跨国公司嵌入对本地产业集群的影响及基于生态学的产业集群理念进行分析。其意义在于，嵌入式产业链对于产业集群来说意味着核心竞争力，并且产业集群生态化将更能体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广义的产业集群是指多种产业在同一区域的集中。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通过自身的垄断优势为集群区域架起了一座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桥梁，成为推动集聚经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国际生态合作区域一般选址在当地的开发区，从生态环境、区位优势及交通优势上吸引了众多外国投资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于开发区并形成了产业集群，推动了我国工业园区的发展。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FDI高达1117.2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二，成为全球吸纳FDI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FDI快速集聚，带动了其上下游企业群体迁入，同时刺激了中国本土配套企业的衍生，形成了大量围绕特定产业的FDI驱动型地方产业集群。目前产业同质化、层次化等众多因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压力，如何将各自的优势、核心汇聚在同一平台，关键在于如何将集群产品创新，并能嵌入到当地经济（localembeddeness）发挥最大的竞争优势。然而，对于产业嵌入式的研究并不多见。赵蓓（2004）从外资对产业集群嵌入性影响的角度分析中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将产业集群按外资介入程度进行区分，在调研的基础上从嵌入性的角度讨论外资与这两类集群发展的关系。主要结论是：无论是哪一类产业集群，通过适度嵌入性这一纽带，外资的得当利用都能够促进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文嫮（2007）以FDI驱动型浦东IC产业集群为范例，分析了其三个维度（文化、网络、地域）的嵌入性问题，其中重点研究了浦东IC产业集群的“地域嵌入性”，并认为价值链的新环节衍生，扮演了“桥”的角色，改善了浦东IC产业集群的“地域嵌入性”。陈景辉（2009）从新社会经济学的“嵌入性”视角，对我国开发区跨国公司经济嵌入和技术嵌入与产业集聚现象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论证了跨国公司嵌入与开发区产业集聚具有互动耦合关系。根据中法示范城的合作项目，本文将跨国公司产业集群嵌入分为文化嵌入、技术嵌入、生态嵌入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并以此分析其经济学含义。

1、文化嵌入《辞海》对文化的定义

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嵌入的概念最早是由Zukin和DiMaggio（1990）提出的。他们将文化嵌入作为与关系嵌入、结构嵌入、认知嵌入并列的一种重要嵌入类型，认为文化嵌入是共享的集体理解在塑造经济战略和目标上的约束，强调文化因素在影响经济关系和行为方面的重要性。而第一位真正运用文化嵌入这一概念对集群进行实证研究的则是James（Janies，2003；James，2005）。他指出，文化嵌入是区域内企业普遍受区域文化的影响，将其转变为自身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并因而成为该产业中共享的产业文化，文化嵌入的结果导致区域文化、区域产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交迭。文化嵌入是跨国公司经营活动中影响力最大的环境因素。在跨国企业管理的各个职能部门、各个关系方面加入文化嵌入，可以有效地解决由于跨文化而带来的矛盾，从而高效地进行跨国企业管理。中法两国都是有着独特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诸子百家学说、法国思想家，为全人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法文化年（LesAnnéesChine-France）是由法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合作举办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该活动的举办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彼此间的了解，也将推动中法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文化嵌入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构念，它嵌入的主体包括了集群企业和集群整体两个层面，嵌入的客体既包括了区域文化某一具体特征的影响（嵌入深度），也包括了区域文化所有特征的综合影响（嵌入广度）。从集群企业层面分析得知，不同区域文化的嵌入广度和深度对企业的当地化学习和超当地化具有不同影响，同时导致知识网络关系强度、久度以及网络规模、多样性和开放度的不同，进而使集群企业的探索性和利用性创新能力产生巨大差异。从集群整体层次分析，集群整体创新能力从结果看体现为集群企业创新能力的累加，法国跨国公司集群和武汉本地公司集群由于嵌入的区域文化具有巨大差异，可能会导致整体创新能力的不同。为防止跨国公司集群组织中出现不同民族亚文化，就必须建立一种全球组织文化，进行跨文化管理，使之能在全球各个子公司内形成凝聚力，成为整个组织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跨文化培训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是实施跨文化管理的最基本的手段。经过跨文化培训的跨国经营者在海外失败的比率占2%，而没有经过跨文化培训和准备的跨国经营者在海外失败的比率高达66%。另外，跨国公司可以实施本土化战略。同时，跨国公司可以在东道国推行文化移植策略。这种无差异模式的跨国经营企业的经济实力强劲，企业文化影响力巨大，在世界各国被广泛认知。

2、技术嵌入

跨国公司嵌入到东道国产业集群的同时，为东道国产业集群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创新能力，产业集群在跨国公司提供的先进技术帮助下逐步实现产业发展与升级。国内学者朱承亮（2013）基于1994—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发现，R&D吸收能力在外国技术引进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次，基于1998—2010年汽车五大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一阶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发现，FDI对我国汽车产业发展产生了显著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显著促进我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通过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人均资本等变量冲击对我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变化的贡献度发现，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分别是：技术引进、FDI和自主研发。吴福象（2011）以北京和上海六大支柱产业（包括电子信息、金融业、商贸流通业、汽车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为例，通过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转换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这种转换过程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嵌入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并最终体现在产业结构转换值、结构熵指数和摩尔结构转换值等方面。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蔡甸常福工业倍增发展区及沌口、凤凰山工业园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具备了良好的产业依托。汽车及零部件、电子电器、食品饮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服务等主导产业集聚规模以上企业千余家，2012年实现工业产值3240亿元。中法此次合作，将建中法汽车零部件产业园、中法信息科技产业园、中法通用航空产业园及引进法国游艇产业。法国是欧洲第二大汽车制造大国，汽车产业是法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在后官湖区域及周边0～3公里半径范围内，集聚了由东风汽车公司与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合资兴建的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和东风汽车公司与法国雷诺集团合资兴建的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等两个大型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建设中法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2014年3月26日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正式入股协议，以8亿欧元购得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14%的股份，成为与法国政府和标致家族并列的第一大股东。28日，东风在北京与PSA签署全球战略联盟协议，将与PSA深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全价值链合作，包括双方在中国建立全价值链的研发中心，致力于汽车新技术、新产品的联合开发，主要为东风、PSA、神龙汽车公司提供研发服务；双方成立海外销售公司，负责PSA、神龙汽车公司产品在亚洲特别是东盟的销售和服务业务，并在其他海外市场进行协同。中法信息科技产业园位于知音新城范围，规划面积约0.5平方公里，以创建国家智慧城市为契机，大力发展软件开发、系统集成、软件外包、芯片设计等产业。中法通用航空产业园位于南屏垸，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拟引入法国通航产业发展技术及模式，打造集通航培训、飞机研制、通航服务、航空旅游等于一体的通用航空产业园。以上产业集群内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的经济往来，获得技术的溢出。跨国公司的上下游企业，为了满足跨国公司的需求、且为了逐步提高生产效益和服务效率，他们与跨国公司进行深度的沟通与交流，知识和技术得到了扩散与共享。跨国公司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通过积极培养产业集群内上下游合作伙伴以达到提高技术水平与竞争力的目的。跨国公司的合作企业与其进行资源共享，通过共同研发实现合作创新。在这一合作过程中，合作企业快速模仿跨国公司、积极消化吸收跨国公司的产品设计思想、工艺技术诀窍以及机器设备的使用方法等新知识与新技术，并将其融入自身企业之中。另外，集群内人员的有效流动，也是发生技术外溢的途径之一。集群内跨国公司的本地员工在工作的过程中，受跨国公司的培养，自身素质得到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得到提升，当这些本地员工向集群内其他企业流动时，也将跨国公司授予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先进技术带到其他企业，跨国公司的知识与技术得到外溢。武汉本地产业集群在跨国公司技术嵌入的促进下提高了集群的整体技术水平与竞争力，这有利于武汉本地产业集群的升级。

3、生态嵌入

所谓嵌入性的生态生产方式，张斌（2006）指出，在结构、功能和过程上将社会生产嵌入在自然生产之中，以实现经济与生态和谐的生态化生产。生态生产方式是以生态食物链和价值链为基本结构单元，以环境生态容量为阈限，以生态设计、清洁生产和工业预防的仿生化为技术途径，实现内生循环的自然生产与工业生产的共生体系。中法生态城合作之前，蔡甸污水处理厂和东部地区污水收集主管网就已投资13亿元，实现了后官湖区域污水收集处理全覆盖。后官湖郊野绿道环湖而建，为武汉近郊最大的生态“绿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结合后官湖地区的自身条件，对接区域和周边地区发展，协调生态、生产、生活三者关系，已经建设成为武汉城市圈城镇发展的示范区和先导区以及“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生态新区。中法生态城将建成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面积约6平方公里。千子山循环经济产业园在建过程中应全面贯彻循环经济理念，推进清洁生产，优化能源结构，大力促进清洁能源、可再生资源和能源的利用；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高效循环，打造循环经济集聚区。另外，除了生态嵌入工业，还需进行综合生态整合。整合姚家林、黄虎、莲溪、尉武、霞光、星光、东跃等生态农业板块（总面积约2万亩），运用法国农业技术和农业发展理念，打造一批具有浓郁法国风情的农庄和葡萄酒庄，推动乡村休闲游发展。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产业集群是由大量同质的企业构成的不同企业种群嵌入到某一行业中而形成的企业生态群落，该生态群落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构成了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在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中企业成为各生物链（食物链）的节点，企业与企业之间形成耦合共生关系，形成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条完整的生态产业链，最大限度地减少物质消耗、废弃物排放，从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污染程度。它不仅能突破资源瓶颈，而且能实现经济的低成本扩张，这一过程称为产业集群生态化，是产业生态化和循环经济理论在产业集群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在生态化过程中，产业的发展以自然系统承载能力为限，对特定空间上的集群产业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进行耦合优化，以实现特定区位上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整体协调与和谐发展。

三、建设中法生态示范城应注意的问题

中法生态示范城位于武汉西大门，是武汉西部重要的桥头堡，在武汉“1+8”城市圈中衔接仙桃、天门、潜江和孝感四个市，是江汉平原和宜昌地区进入武汉的门户，也是武汉向西部辐射的重要集散地。为了更好地与法国共建后官湖可持续发展示范新城，应不断学习借鉴世界先进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技术，加快城区建设和产业发展，促进“两型”社会的高效建设，共享绿色红利。在建设中法生态示范城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确定生态集群规模，构建生态产业体系

（1）政企科三方联动共同培育生态产业集群。

中法示范生态城区法资企业和法籍人员高度集聚，法国欧尚、家乐福、法雷奥车灯等诸多法资企业落户于此。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斥资8亿与法国PSA正式签订入股协议，进行全球范围内全价值链合作。围绕发展模式，后官湖目前已经规划出核心区和功能区。星光片区依托常福新城轴向拓展趋势，发展高新产业及研发配套等功能；姚家林片区以长江大学为基础发展科普教育、职业培训等功能，建设成为蔡甸区重要的科技教育基地和人才聚集中心；新农片区以新天大道沿线建设为契机，主要发展商贸服务、生活居住、产业集聚等功能。还有综合服务区、知音、大集、文岭、黄虎等地，整合起来构成一个生态产业集群。管理如此庞大的生态产业集群，应以政府为主导，落实政策，给予产业生态集群风险基金、税收优惠支持，积极提业创新孵化环境，促进企业和科研机构孕育和形成生态集群。不断学习法国先进的生态理念、清洁技术、高科技术，促进生态集群的协同深化与可持续发展。

（2）确定合理的生态产业集群规模。

按照生态经济原理，产业集群应尽量减少低层次企业的盲目进入，减少在位厂商过度竞争所造成的拥挤效应和生态位高度重叠，通过适度的政府干预确定合理的生态型的集群规模。过度集群化或者不成规模化都不能使生态集群健康发展，应选择需求收入弹性大、产业关联效应大、区位比较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发展，建立具有活力的生态位优胜劣汰机制，合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要求。

（3）构建生态服务价值链体系。

生态产业集群相互依存，形成上下游生态供应链，通过产业环节分解，又衍生出许多紧密分工与协作的关联企业。应以大中型企业为龙头，将这些关联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分工、协作完善整个价值链。以武汉汽车集群为例，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成为与法国政府和标致家族并列的第一大股东。应以战略性眼光，积极引导整车龙头企业，扶持一批重点零部件生产骨干企业，从而构建武汉汽车产业集群的生态服务价值链体系。

2、构建生态指标体系，增强资源柔性管理

（1）尽快构建中法生态示范城指标体系。

健全的指标体系能对生态园区内涵进行简单化处理，把复杂问题简化为通俗易懂的指标，有利于引导生态工业园区全面、健康的发展。应加快构建中法生态示范城指标体系，按照两国政府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结合武汉生态城实际，按照科学性与操作性，前瞻性与可达性，定性与定量，共性与特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建立量化的生态城建设目标。该指标体系的形成将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创新搭建系统框架，将与其低碳规划、绿色建筑设计导则与评价标准、节水导则等操作指南和技术导则，共同构成生态城市管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生态城可复制、可推广的重要模式理念之一。

（2）积极倡导绿色技术创新。

对集体经济的态度范文篇2

关键词：新常态土地利用；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土地利用评价

中图分类号：F3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2-0035-08

2014年4月，国土资源部颁发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规程（2014年度试行）》（以下简称《规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开展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科学评测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加强开发区用地管理，并为开发区扩区升级提供科学依据。《规程》指标体系虽能层次清晰地反映开发区土地利用强度、经济效益和土地管理绩效等方面现状，但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无法反映开发区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内在联系；（2）无法反映开发区土地利用的动态性特征，仅能反映出土地利用某一阶段的静态水平；（3）缺乏反映生态效益环境的指标，反映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指标不够全面；（4）仅关注土地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缺乏对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综合考察。同时，目前学术界关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较多地考虑土地利用结构和合理布局、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等驱动因素，却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这一宏观驱动因素很少涉及，这可能会导致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出现偏差。本文结合经济新常态特征及新常态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要求，提出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构建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并以成都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情况为例展开实证研究，以期评价结果对新常态下提高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一、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

为了便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土资源部《规程》从狭义层面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统一界定为：以符合有关法规、政策、规划等为导向，通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不断提高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开发经营模式。但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对于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应该从广义层面来理解，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1）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强调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综合效益最大化[1，2]；（2）从宏观层面出发，强调开发区内部土地与区际土地利用结构优化[3，4]；（3）从存量土地挖潜视角出发，通过土地合理布局和用地结构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的土地投入产出率[5，6]。国内学者虽然研究视角不同，但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即：一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前提条件是土地的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二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效益最大化；三是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要途径是挖潜存量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四是从时序特征上看，土地集约利用是一个动态化过程。

然而，以上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却未能直观地体现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正向关联性。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7，8]。在以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动力改变以及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原内涵无法体现新常态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新要求，即：（1）土地利用结构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优化，特别是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不适应；（2）土地低效产出与新常态所要求的经济集约发展不协调。

因此，在我国“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阶段，笔者将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界定为：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机遇期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开发区生产要素质量、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创新土地供给制度和完善土地资源配置制度，减少土地闲置与低效利用，实现在兼顾环境效益与社会效益前提下的土地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增加的一种土地可持续利用过程。其内涵主要包括：（1）在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通过提升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质量，有效发挥其要素替代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增量土地的投入，实现存量土地的充分挖潜；（2）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机遇期，通过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优化土地空间布局等途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3）在经济中高速增长和土地需求放缓的特殊阶段，以土地供给制度创新为驱动力，通过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减少土地闲置与低效利用。

二、新常态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内容

1.指标构建思路和原则。一是指标构建思路。本文在对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内涵指标化处理时，对土地利用管理、投入产出、产业结构、能源环保、可持续发展等可量化因素设计计量指标，对土地供给制度等无法用指标衡量的变量，结合评价结果提出建议。二是新常态下指标体系构建要遵循的原则。（1）科学性原则。指标选取要符合开发区土地利用实际情况，计算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和标准。（2）系统性原则。指标体系构建要紧扣新常态特征，充分反映发展水平，各层次目标构成系统有机整体。（3）重点突出原则。指标选取要具有代表性，突出主要影响因素，利于纵向和横向比较。（4）可操作性原则。指标设计要简明扼要，可操作性强。（5）动静结合原则。指标体系要包括静态指标、动态指标和弹性指标，要能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开发区可持续发展情况，且有适度的弹性。

2.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指标体系设定，以《规程》为基础，参考部分学者的指标构建方法[4，910]，并紧扣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共计设定7大目标：土地利用状况、土地管理绩效、要素投入质量、产业结构状况、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市场化率和土地利用趋势，19个子目标和30个具体指标。本文设计的指标（见表1）具有集约化、科学化、高效化、系统化等特征。虽然整个评价过程会加大数据获取和计算的工作量，但能相对全面反映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具有实际意义。

三、案例佐证：来自成都经开区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一）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成都经开区创办于1990年7月，并于2000年2月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都经开区位于成都中心城区东南方向，其主区面积927.61公顷，发展方向区面积3770.67公顷，综合发展水平列全国132个国开区前列、西部第2位。2014年，成都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44.6亿元。成都经开区聚集了如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吉利、沃尔沃等世界著名的汽车企业，是四川省和成都市确定的以汽车整车（工程机械）及关键零部件为主导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因此对其展开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采用从管理部门收集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设计具有针对性的调查表格，通过实地踏勘、座谈问卷、统计调查等多种途径实现资料的收集工作。

（二）指标理想值确定

理想值的确定结合成都经开区发展实际和自身特征，用多种方法确定理想值[11，12]：

1.目标值法，根据成渝经济区、四川省、天府新区、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目标，结合成都经开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等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

2.发展趋势估计法，结合成都市经济发展以及龙泉驿区产业发展状况和趋势，预估近5年的开发区发展状况，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

3.先进经验逼近法，借鉴了新加坡、上海、武汉、重庆等国内外开发区[13，14]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经验，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4）专家咨询法，选择高校、成都经开区的10余位专家咨询确定部分指标理想值。

（三）传统评价体系：《规程》指标体系评价结果

在土地利用状况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规程》方法计算得出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指标和集约度得分见表2。

从表2结果可以看出，成都经开区土地整体利用水平高。在土地利用状况方面，工业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系数等指标尚未达到规划的目标水平，导致主区土地利用状况得分要高于发展方向区。在用地效益方面，以电子电器、模具、包装、食品等产业为主的主区开发较早，而发展方向区以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企业为主，投入产出强度更大，用地效益较高。在管理绩效方面，主区闲置土地占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比例低于发展方向区，主区管理绩效集约度更高。

（四）改进后的评价体系：新常态指标体系的运用

1.FAHP方法确定权重。模糊层次分析方法（FAHP）是把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综合起来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15，16]。模糊层次分析法兼有判断矩阵的模糊性和计算的简洁性的特点，具有转化方便、快捷等优点。由于本文指标数较多，数据处理量大，故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可以确保计算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提高计算速度。

2.评价结果及分析。利用FAHP方法计算出权重值，各个指标分值按照《规程》标准化处理方法，得出新常态下集约分值结果（见表3）。

表3的评价结果反映出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具有以下优点与不足：（1）坚持以汽车产业为主导，以规划为手段提高项目用地效率，引导高附加值和现代化的汽车相关配套产业向园区集聚，形成汽车产业价值链，提高园区土地经济密度和经济运转效率。（2）开发区内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用地比重偏小，产城融合度有待提高。（3）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并未成为开发区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力。（4）开发区对技术驱动作用和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关注度不够。（5）企业能耗偏大，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节能减排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6）地价对土地供求关系变化的敏感度不高，开发区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有待提高。

（五）《规程》指标体系与新常态指标体系评价对比

对比表2、表3，按照《规程》的评价指标体系，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得分为96.20分，属于上等水平，而按照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成都经开区得分为74.59分，属于中等水平，这说明新常态下成都经开区土地集约利用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1.从具体指标上看：表3在表2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开发区要素投入、产业结构、资源环境等方面的评价，体现出新常态指标体系是《规程》指标体系的扩展和提高，同时用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指标替代了《规程》中的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指标，弱化了对开发区资本投资规模的衡量，更加注重开发区土地要素的利用质量。

2.从评价得分上看：表2中土地开发率指标得分为90.59分，而表3中土地开发率指标得分为100.00分，表3的结果高于表2，这是因为《规程》中，土地开发率只针对发展方向区进行评价，而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中，土地开发率的研究对象是主区和发展方向区，因为主区开发早，发展较成熟，故整体得分较高。表2中主区的土地供应率得分为99.62分，土地建成率得分为98.54分，而表3中土地供应率指标得分为61.95分，土地建成率指标得分为53.42分。这是因为表2中这两个指标只针对主区进行评价，而表3中对整个开发区进行评价，同时发展方向区起步较晚，土地供应和建设还没有达到规划水平，影响了整体得分。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比两种评价结果发现，新常态评价指标具有以下特点：

1.系统性。新常态评价指标由于在《规程》基础上增设了产业结构、劳动力就业、资源环境等指标，因此能够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方面系统全面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

2.时代性。新常态指标体系较好地体现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近年我国大力提倡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理念，但这在《规程》的评价体系中未能得以体现，而新常态指标体系则将其体现在新增的生态效益、能耗水平等指标上，从而能够将开发区快速发展中易被忽视的问题反映出来。

3.动态性。新常态指标体系在《规程》的基础上，增设了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单位人口增长消耗新增城乡建设用地量，经济增长耗地指数和建设用地扩张系数等指标，比较能够反映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变化特征。因此，新常态指标体系下的评价结果更能反映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度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同时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开发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

（二）建议

从新常态下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和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汽车产业为主导特征的成都经开区的土地利用，不能与新常态下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相适应，需要在土地利用、产业升级、节能减排、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要寻求突破，因此本文建议：

1.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修建多层厂房，促使开发区发展向空间扩展，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强度。

2.打破现有单一最高50年期土地使用权出让模式，创新土地供给模式，探索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最大程度地减少工业用地低效利用。

3.加快推进开发区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增加科研投入，提升现有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4.完善土地经营管理体制，从项目准入、土地利用监管、项目建设、项目产出、环保监管等环节，完善监督考核制度，从制度层面确保土地集约利用。

5.对投入-产出收益小的项目，建立项目退出激励机制，充分挖掘存量土地潜力，提高现有开发区土地利用强度。

6.大力推进企业清洁生产，降低碳排放水平，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注重生态效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始终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土地利用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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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经济的态度范文

关键词：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目标；模式；规则

据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来源于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等战略方针的正确导向和制度保障，长江角、珠三角、环渤海、成渝等4个经济区和众多中心城市经济圈的强大推动力和航母作用。事实证明，发展城市经济与构建区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和模式，因此，川南5市应与时俱进，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积极组建川南城市群，构建川南经济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

一、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总体目标

自贡一小时经济圈是以自贡为中心，一小时左右交通里程为半径组合的城市群，涵盖自贡、内江、泸州、宜宾和乐山5个城市及其辖区，发展的目标为：第一，区域目标。联合川南五市组成城市群，集合优势，密切合作，统一发展，合理分工，协调运作，构建区域经济体系。第二，城市目标。川南五市按照经济圈的战略目标和规划着力发展城市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开辟经济园区，加快城市化建设，统筹城乡平衡，优化人居与投资环境，构建城市经济圈，提升城市经济的竞争力。第三，产业目标。整合川南5市产业结构，集合同类产业，优化强势产业，开发资源与技术优势产业；连结上下游产业，组建产业集群，开辟产业基地及生产园区；自主创新技术与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实施品牌战略，创建产业、企业、产品的知名品牌族；构建产业产品市场，加速资本、技术和产品的市场流转；培育川南产业结构特色和优势竞争力。第四，科技目标。整合川南科技资源，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专业归类，聚集力量，交流互补，综合利用，共同研发，自主创新，创立知识产权，提高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培育新型的科技人员，铸造强力的科技队伍；推动科技向生产力转化，提升区域经济的科技水平。第五，经济目标。融合川南5市经济，统一规划土地资源，地域分工，梯度发展，构建工业、农业和商业区位；调整三产业结构，工业为主导，产品为中心，效应为目标，提高产业贡献力；协调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作用；强化内需力培育，降低区域经济对外依存度；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生态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平衡各种经济关系，打造区域品牌。第六，环境目标。强化川南5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确立法制治理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倡导文化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构建花园城市和田园区域，构建居住与投资环境，提升“引得来、留得住，能发展”的区域吸聚力。

二、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基本模式

（一）一核四星式区位结构

以自贡为区域核心城市，内江、泸州、宜宾和乐山四市为卫星城市，环绕四周构建成椭圆形经济圈，5个城市作为经济圈区位节点，形成圈层式、一体化的区位结构体系（见图1）。

（二）点-轴式空间结构

点就是城市，轴就是公路、铁路或水路。内宜高速公路连结内江、自贡和宜宾三市，泸乐高速公路连结泸州、自贡和乐山3市，两条对角线交叉穿越区域中心构成经济圈的中轴线；成渝内隆段――隆纳高速公路连结内江和泸州两市；乐宜高速公路连结乐山和宜宾两市；宜泸高速公路连结宜宾与泸州两市；拟建内乐高速公路连结内江与乐山两市，环绕区域四周构成经济圈的圈轴线，形成椭圆形的点轴线空间结构。另外，区域内的岷江-长江连结乐山、宜宾和泸州3市，沱江连结内江、自贡和泸州3市构成经济圈内倒“T”形辅助轴线。

（三）蛛网式框架结构

经济圈内主、圈轴线是域内公路的主要网线、国、省、市、县和乡5级公路串联域内所有城镇，像蜘蛛网一样把经济圈内的城市和乡村编成一体，形成经济圈的蛛网式框架结构。

（四）圈层式城市结构

市是区县的中心，区县是乡镇的中心，乡镇又是村组的中心，逐级具有层级关系。如自贡以自流井、贡井、大安3区构成自贡城市第一层级，以沿滩区、荣县和富顺两县构成城市第二层级，各区县如贡井所辖建设镇、长土镇、荣边镇和艾叶镇构成城市第三层级，形成自贡层级式的城市结构圈。川南其他4市同样如此。这样川南5市就形成了5个多层级的城市结构圈。通过上述4种模式的整合，构成一核四星圈层式的“都市圈”和点―轴式的“城市连绵带”，形成“点-带-圈”的开发规律及其结构状态。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研究，“三种状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呈等比级数1∶3∶9增加”。可见，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在模式选择上的价值意义。

（五）聚集式产业结构

川南5市产业种类齐全，支柱产业突出，并且具有同质性的特点。按照产业聚集理论，集合同类产业构建“钻石型”产业集群，并在组织形式上集团化，构建如盐化工集团、机械制造集团、矿业集团、酒业集团、旅游集团、农业集团、教育集团和科技集团等专业化的产业集团，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小企业为网络”的集群式发展模式。在产业集群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产业复合生态系统，形成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生态服务业等。在产业聚集中收缩上下游产业，集中产业区位安排，形成产业园区，开展基地化生产，如自贡的板仓工业集中区和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等，进而构建产业园区联合体，开展一体化经营。

（六）主体化功能结构

城市主体功能表现为对周边地区与经济的主导作用，自贡作为区域核心城市应当培育和凸显技术、信息、集散、管理、服务和创新6大中心功能，发挥对川南其他4市经济的引导作用。内江、泸州、宜宾和乐山4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主体功能，一是发展城市经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发挥次级“六大中心功能”，引导辖区经济发展。产业主体功能则表现为产业优势与引导作用，如自贡产业在盐化工、新材料和科教等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泸州和宜宾在酒业上占有绝对优势；宜宾和乐山在旅游业方面具有强劲优势等。因此，川南5市凸显各自的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的引导作用和影响力。在强化主体功能中要兼顾主体功能和辅助功能的有机结合，形成主体功能突出、功能错位分布的区域经济功能结构，促进人与地域的同步繁荣。

（七）均衡的制度平台

川南5市由于过去行政独立和利益自我等因素的影响，在制度上客观存在不均衡与壁垒现象，因此，要打破城市制度壁垒，通过“干预”途径和“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方法，在社会、政治、经济（包括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生态、文化等方面建立均衡的城市制度结构，形成均衡的区域制度体系，发挥协调一致的“政策工具”作用。

（八）共享式活动平台

在城市经营活动中，要消除城市经营中的封隔壁垒和无序竞争，形成协调一致，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区域经营活动。经营城市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市民要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协调城市经营活动，经营城市客体，即城市资产要确立互享、共用机制，在经营活动上协调同步，经营市场上共有并进，经营效益上互惠共享，形成经济圈共享式的活动平台。

（九）内外兼修的发展态势

经济圈经济态势的构成分为城市经济与经济圈经济，经济圈内经济和经济圈外经济，因此，川南5市在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同时，要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外部经济，充实域内市场；通过对外投资，形成外部经济，构建域外市场，“内外兼修”，以自身为主，承接亟需的“外来产业转移和开展对外合作”，形成全面开发、全方位发展的经济态势。

（十）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百年人，建千年城。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发展应当定位在百年不败，千年不衰的长远目标之上。因此，经济圈在战略选择、土地利用、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生态环境、城市建设、区域建设和制度设计等方面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设计与执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运行规则

（一）组织落实，构建机制

省委省政府牵头，自贡领头联合川南五市组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发展委员会，全面负责经济圈的规划、构建、运营和管理工作。

（二）规划落实，引领发展

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考证的基础上，对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模式、模型、制度和目标等进行全面设计与规划。设计要合理，规划要科学，宏观明晰，微观具体，公众认可，切实可行，用规划引领经济圈全面、正确、有序、有效地发展。

（三）打破壁垒，生成一体

川南5市按照经济圈规划，打破行政壁垒，撤除制度隔栅，消除心理障碍，真诚联合，共同发展，推进区域一体化。

（四）三条战线，全面出击

构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关联川南五市的各级政府、所有企业和全体市民，因此，要在政府、企业和市民3条战线上按照其自身的社会职能开展基础性的合作，三线出击，汇集一体，形成协调运作、全面发展的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发展格局。

（五）四个层面，全面展开

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活动涉及到圈内、省内、国内和国际4个层面的关联对象，因此，要在这4个层面，全面展开，同步运行，协调运作，促进自贡一小时经济圈高效、快速地发展。

（六）制度保障，促进发展

根据国际国内新经济区开发中制度决定成败的经验，切实加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制度建设，形成经济圈的社会保障系统。一是构建制度体系，其中包括：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性制度；经济圈的设计制度；川南5市“合拍”性调整的城市制度。二是完善经济圈的制度内涵，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和文化等方面，从而形成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制度范畴，促进和保障经济圈的运行和发展。

（七）激励机制，长效发展

构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既是一项行政工作，又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因此，要把激励机制纳入经济制度范畴，通过激励的手段推动工作开展，对经济圈建设中的相关组织、人员和工作实行目标责任制，进行绩效考核，奖罚结合，优胜劣汰，从而调动组织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保证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促进经济圈的各项工作高效运行，保障经济圈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目前，自贡一小时经济圈还处于战略探索阶段，除了在理论上论证和实践中考证外，最重要的是设计一个相对可行的经济圈模式与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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