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质量安全概论范文

关键词:粮食;食物;粮食安全;种植业结构;十大战略举措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153-04

一、粮食和粮食安全的概念

1.中国传统的粮食概念。按照中国传统解释,粮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粮食是指谷物类,主要有稻谷、小麦、玉米、大麦、高粱等;广义的粮食是指谷物类、豆类、薯类的集合。由于历史原因,国家统计局从1953年起就采用了广义的粮食概念,为了和国际接轨,自20世纪90年代起,其公布中国粮食总产量时另列了谷物总产量,以示区别。

2.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粮食概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下称粮农组织)的粮食概念是指谷物、即小麦、粗粮、稻谷等三大类,粮农组织所说的“世界谷物总产量”在中国常译成“世界粮食总产量”,中国广义上的粮食总产量中应剔除豆类和薯类的产量(近三年中国谷类总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约89%),才能与其保持统计口径一致。

3.粮食安全概念。粮食安全概念是粮农组织1974年11月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的定义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要求各国采取政策,以保证世界粮食库存最低安全水平系数,即世界粮食当年库存至少相当于次年消费量的17%～18%,其中:6%为缓冲库存,11%～12%为周转库存,周转库存相当于两个月左右的口粮消费,以便衔接下一季度的谷物收成,凡一个国家粮食库存安全系数低于17%为粮食不安全,低于14%为粮食紧急状态。

1983年4月,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概念进行了第二次界定: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

1996年11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对粮食安全概念做出了第三次表述: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有充足的粮食,过上健康、富有朝气的生活,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要有充足的粮食(有效供给);要有充分获得粮食的能力(有效需求);以及这两者的可靠性,这三者中缺少任何一个或两个因素,都将导致粮食不安全。

2000年10月11日,“粮食安全”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之中。

二、粮食是食物,但食物不仅只是粮食

要科学把握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必须要从食物安全的高度进行审视,不仅食物概念的内含比粮食更丰富、更全面、更准确,而且树立食物安全的观念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基础和保证。

1.“粮食”与“食物”概念内含不同。“粮食”是指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及其他杂粮,还包括薯类和豆类。而“食物”的内含比“粮食”宽泛得多,例如,FAO生产年鉴统计的“食物”类别包括:谷物类、块根和块茎作物类、油料作物类(包括豆类)、蔬菜和瓜类、糖料作物类、水果和浆果类、家畜和几禽类、水产品类等等,共有类100多种食物。

2.“粮食”与“食物”的产业范围不同。“粮食”的生产主要是种植业,固定在水田和旱地上生产;而且,按照国家退耕还林的有关规定,生产“粮食”的耕地坡度要求在25°以下,否则需退耕还林(草)。“食物”生产则是面向整个国土资源,既包括种植业(水田和旱地),也包括畜牧业(草原)、林业(山地)、水产业(水域)等。

3.“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评价指标不同。“粮食安全”主要评价指标有粮食产量水平、库存水平、进出口贸易依存水平、贫困人口温饱水平等。而“食物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既需要有“粮食安全”的评价指标,更需要有“非粮食类食物”的评价指标,还要增加各种食物的营养卫生、区域资源环境压力、可持续发方面的许多指标。

4.“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战略目标不同。“粮食安全”的主要战略目标是粮食生产区如何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保障粮食有效供给;“食物安全”则是在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渔则渔,注重原料转化(比如,饲料粮、饲草饲料转化为肉蛋奶和水产品等)、农产品加工、食物多样化及其安全卫生、营养丰富,这更加符合小康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要求。

三、采取十大举措确保我市长期粮食安全

我市从纬度位置看应和两广、福建相当,应属于冬暖夏热的热带,南亚热带气候,但因我市属横断山系,市内海拔高差悬殊大(最高海拔3780.9米,最低海拔535米,相对高差3245.9米,坡降达1.5%,斜面为云南最陡之一),既有低纬气候、高原气候、季风气候、山地气候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特征,又有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的立体农业特点,我市粮食生产分小春作物和大春作物,就具体作物依面积、单产和总产来划分,依次为水稻、玉米、小麦、啤饲大麦和马铃薯,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小春作物生长季节晴空万里,风高物燥,属于旱季,对小春作物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降水不足,旱地作物完全是“靠天吃饭”,栽培技术上属“冒险栽培”!相反,大春作物生长季节属于雨季,多数地方阴雨连绵,中海拔区域以上的广大粮食主产区对大春作物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两头低温严重、中间光热不足”,加之年降雨量60%集中在6―8月份,此时正值一季中稻和玉米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多雨低温寡照交互作用产生气候上的“湿凉效应”,不但严重影响大春作物正常生长,而且增加病虫害发生危害的威胁,我市粮食生产气候资源与滇中和滇东同纬度海拔相近生态区域比较明显看出,小春作物生长期间“气温低、霜期长”,大春作物生长期间“春温回升慢,降水多、湿度大,两头低温严重,中间高温不足”,因此,我市粮食生产要突破气候资源瓶颈,就必须调整小春作物结构,理顺大小春关系,小春服从大春,大春粮食作物前期要充分用好五月份光热资源,后期要避开八月低温,才能获得全年高产。

1.适时栽插,中海拔区以上40万亩粳稻提早一个移栽节令至少有1600万千克的增产潜力。我市常年播种90多万亩水稻,除热区和次热区的近30万亩外,约有60多万亩粳稻种植在中海拔期以上,历史上因为该区域粮食供应紧张,长期“以粮为纲”,水稻的前作几乎全部种植生育期长的小麦当“口粮”,结果小麦生育期长影响水稻适时移栽,水稻推迟栽插节令严重影响产量,秋收结束后年复一年地重谈“大春损失小春补”的老调子,小春继续再种当“口粮”的小麦,全市粳稻生产总产无法突破的怪圈就这样越陷越深,无法跳出来,我市大多数粳稻种植区域与省内楚雄、玉溪等粳稻高产区相比气候资源除降雨多以外,有很多相近的因素,但我们的粳稻移栽节令比这些相似生态区迟一个节令以上,1985―1986年我们对水稻低温冷害研究时在中海拔稻区腾冲固东镇和洞山乡进行过籼稻播种期与移栽期的试验,结果5月15日移栽的禄丰谷比5月31日移栽的增33.3千克,增7.7%,比6月10日移栽的增产50.2千克,增12.1%,5月21日移栽的红20―3比6月10日移栽的增产28.4千克,增11.2%,5月21日移栽的古154和红20―3分别比5月31日移栽的增产63.6千克和47.5千克,增11.1%和10.2%,比6月10日移栽的古154增125.3千克,增24.5%,比6月10日移栽的红20―3增76.8千克,增17.7%;另外,隆阳区农科所1987年在保山坝用粳稻品种京国92进行移栽期试验,结果5月1日移栽比5月21日移栽增产82.2千克,增12.7%,比6月1日移栽增126.4千克,增20.9%,比6月11日移栽增196.1千克,增36.7%,大量试验早已证明,中海拔区以上粳稻在5月上、中旬移栽,每亩增产40千克左右完全有把握,老百姓都会说“立夏栽秧是金,小满栽秧是银,芒种栽秧要不成”,通过市、县、乡各级政府的多年努力,我市小春作物结构现在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粳稻区完全具备了提早移栽节令的条件,全市中海拔以上粳稻只要有40万亩能提早一个节令移栽,每亩增产40千克,总产增加1600万千克,既有理论依据,也有实践证明,不仅稻谷产量增加而且稻米品质也会提高。历史上因水稻遭受低温冷害造成大幅度减产的年份很多,例如腾冲县1951―1988年的37年统计,水稻遭受低温冷害侵袭达22年,其中1984年受影响损失惨重,全县损失稻谷4121.74万千克,亩产减111千克,保山坝1987年水稻低温冷害造成亩产比上年减142千克,水稻提早栽插节令是防御低温冷害的战略措施。

2.耕制改革,全市进行25万亩水改旱能够增产2500万千克以上玉米。水改旱能显著提高产量这是公认的技术措施,关键是有多少可改和有多少必须改,全市耕地详查资料显示,我市实有耕地512.32万亩,其中稻田186.52万亩,旱地266.74万亩,轮歇地59.07万亩,因此,水改旱的耕地面积空间客观上是非常大的,我认为有以下四种情况的稻田可以改或必须改,一是全市热区、次热区和中海拔以上稻区的雷响田可以全部进行水改旱,此类稻田一改就能大幅度增产;二是长期以来水稻单产300千克以下的低产稻田必须改,因为玉米是碳四作物比水稻增产潜力大;三是海拔1800米以上的冷凉山区种水稻产量不稳定的稻田必须改,在冷凉山区玉米丰产性和稳产性比水稻好得多;四是虽然有水利条件,但稻谷生产过剩的稻田可以进行水改旱,因为玉米比水稻产量高,容易栽培,土地综合利用率高。在市内水改旱成功的事例很多,例如腾冲县明光乡稻田分布在海拔1840米―240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12.5℃,年降水1800毫米,2004年水改旱2000亩,平均玉米单产394.5千克,比水稻亩增163.5千克,增70.8%,2005年水改旱4100亩,平均玉米单产389.4千克,比水稻亩增153.4千克,增65%,2006年水改旱7145亩,玉米平均单产356.8千克,比水稻亩增116.8千克,该乡2004―2006年水该旱13245亩,玉米平均单产372.6千克,比水稻亩增135.5千克,增57.2%,又如隆阳区汉庄镇青岗村河西2组海拔2015米,年均温14.5℃,年降水1358毫米,多年来种植老品种水稻平均单产180千克左右,2006年水改旱154.3亩,平均亩产725.2千克,比水稻亩增545.2千克,单产提高3倍多,其中胡在明种植一亩海禾一号,理论测产亩产达870.3千克,2007年以后该村400多亩稻田除几亩低洼田外,全部进行水改旱,粮食单产和总产成倍增长,全市五县区与明光乡和青岗村生态条件相近的低产稻田很多,可以进行水改旱的稻田25万亩以上,如果对25万亩稻田进行水改旱,亩产增加100千克玉米没有什么技术问题或操作难点,将直接增加2500万千克以上玉米产量,此外,在玉米地上可以套种红薯、大豆、南瓜、青菜等作物增加农民收入,例如每亩玉米地套种红薯或青菜可增加上千斤产量,套种大豆可增加几十斤至上百斤大豆收入,总之,玉米地套种增收老百姓很有经验,对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好处很多。

3.高产创建,全市创建10万亩超高产农田可望增产1000万千克粮食。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是科技人员和农民共同的奋斗目标,通过多年的试验研究,我市小春啤饲大麦和大春水稻大面积高产田块不断建成,例如小春生产,1996年腾冲固东山寨罗香113亩啤饲大麦V24平均亩产505千克,2005年昌宁县田园镇文宫、高桥组,隆阳海棠三组、七组饲料大麦“8640-1”110亩平均亩产485.8千克和90亩平均亩产508.2千克,2006年施甸县水长乡1008.4亩YS500号平均亩产486.5千克,其中228.7亩平均亩产600～775.5千克,2006年隆阳区百屯“8640-1”150亩平均亩产565.6千克,2008年腾冲县固东镇526亩保大麦6号平均亩产598.6千克,2008年隆阳区汉庄镇167.5亩保大麦8号平均亩产582.5千克;在大春水稻生产上高产典型也很多,例如2004年9月25日省级有关专家验收隆阳区金鸡乡158.6亩“滇杂32”平均亩产853.9千克,2006年9月28日省级有关专家验收隆阳区金鸡乡郑官村115亩“滇杂31”平均亩产923.83千克,2006年9月27日省级有关专家验收隆阳区金鸡乡金鸡村120.8亩“榆杂34”平均亩产865.2千克;2008年9月25日,农业部组织有关专家组成水稻高产创建验收专家组,对隆阳区农科所承担的金鸡乡和河图镇连片11410亩水稻进行验收,平均亩产达777.27千克,其中,亩产900千克以上的有562.4亩、理论产量921.9千克,亩产850～899千克的有1670.8亩、理论产量861.2千克,亩产800～849千克的有2880.1亩、理论产量818.6千克;20世纪90年代我们已在保山坝建成过“小麦连作水稻”亩产吨粮的10万亩高产稻谷农田,今后完全可以组织在五县区每县建“啤饲大麦连作水稻或玉米”亩产1.2吨～1.5吨的超高产农田10万亩以上,其中隆阳区建亩产1.2吨～1.3吨稻田2万亩和1.4吨～1.5吨超高产稻田1万亩,施甸县建亩产1.2吨～1.3吨稻田1万亩和1.3吨～1.4吨超高产稻田各1万亩,腾冲、龙陵和昌宁等三县各建亩产1.2吨～1.3吨稻田1.3万亩～1.5万亩。每亩增产100千克以上,总产增加1000万千克以上。

4.间作套种,冷凉山区推广“间、套”一年多熟的生产方式可望实现增产粮食6500万千克。我市冷凉山区涉及全市近三分之一的乡镇,耕地面积50万亩左右,该区域山高坡陡,土地零碎,光热不足,水冷草枯,一年种一季作物光热有余,一年种二季作物光热不足,在该区域推广“马铃薯套玉米套青菜或箩卜”等一年三熟的种植方式,实践证明一年每亩可增产粮食130千克以上和增加收入200元左右,全市山区50万亩耕地可增加总产6500万千克粮食和现金1亿元。

5.调整结构,种植业由“二元结构”调整为“三元结构”对确保我市食物安全有重要意义。中国饲料用粮之所以成为粮食安全的压力,是由于长期以来“以粮为纲”导致人畜共粮、人畜争粮的落后的“粮―猪模式”,目前全世界猪肉占肉类产量的比重约45%,而中国仍在63%左右,保山市2007年则占到81.9%,中国忽视草食动物而把猪习惯称为“六畜之首”,成为饲养4.6亿头猪的世界第一养猪大国,饲料需要量约为全年粮食的35%,为此,种植业结构必须由传统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二元结构向“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进行调整,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在品种选育、栽培管理、肥料施用、病虫防治、收储加工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优质稻的品种只有在最佳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科学栽培管理,才能获得品质上乘的稻米和较高的经济效益”,这就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德宏的遮放米、文山的八宝米、江苏的太湖米、东北大米、泰国大米”品质好的根本原因是“生态环境”好,又如“东北小麦、加拿大小麦”品质好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生态环境”好,通过种植业由“二元结构”调整为“三元结构”,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有利于开发优质高产粮食作物新品种。

6.向天要粮,大力推广高光效饲料作物不仅可以直接增加粮食2亿多千克,而且能有效缓解饲料用粮的压力。把饲料产业发展成为独立的大产业,从指导思想、生产决策和生产措施等方面结束人畜共粮、人畜争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从而建立起“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模式,这样就可以有效缓解饲料用粮的压力。一般饲料作物必须具备三大特点:一是产量高;二是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高、转化效率高、饲喂品质好;三是容易栽培。在我市广大农民都会种植,并且完全具备饲料作物三大特点的作物很多,例如红薯是一个用途非常广的作物,一般每亩能产薯块2吨～3吨、薯藤1吨～2吨,如果每年全市有计划的在玉米和烤烟地上间作套种50万亩左右,可以增加120万吨～250万吨优质饲料,其中薯块100万吨～150万吨,按5∶1折算成粮食,即可增加20万吨～30万吨粮食(2亿千克～3亿千克)据有关资料介绍,河南许昌、南阳、洛阳、驻马店、信阳等烟区农民利用间套种红薯已成习惯,每亩红薯3吨左右,并将其加工成粉条、粉皮、增值1～2倍,增值2500元左右;又如芭蕉芋也是一个用途非常广的作物,一般每亩能产块根4吨～5吨、芭蕉芋茎秆3吨～4吨,如果每年全市有计划的种上20万亩～30万亩,可以增加140万吨～270万吨优质饲料;再如近年推广的特高多花黑麦草亩产10吨以上,如果每年全市有计划的种上30万亩,可以增加300万吨优质饲草;在市内可以开发的优质高产饲草饲料作物还很多,只要我们有计划的开发这些优质高产饲草饲料作物,今后全市畜牧业的发展潜力还相当大。

7.种子工程,加快新品种选育的速度和进一步完善种子工程体系建设。一是加快新品种选育的速度,农作物新品种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是增产的内因,每一次更换新品种都能带来大面积增产增收;二是进一步完善种子工程体系建设,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市场监管的意见》和省政府办公厅《实施意见》相继出台后,在市委市政府精心部署下,我市种子管理体制改革已基本结束,传统的站司不分、政企不分、三位一体的种子管理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市以行政区域划分的封闭型良种推广革局被打破,到2007年底国有种子公司供种的主渠道全部退出市场,被民营企业所取代,随着《云南省农作物种子条例》的实施,经保山市法制局在《保山日报》公告,保山市及五县区种子管理站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享有行政处罚权和其他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种子管理工作也将随之发生较大变化。全市现有种子管理机构6个,其中市级一个、县(区)级5个,均为独立法人单位;全市目前有503户种子经营户,较体制改革前6个国有种子公司加82个乡镇农科站,不论从业人员还是经营规模都扩大了5倍,并且种子经营户还在如雨后春笋般增加,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种子管理体系建设,让广大农民用上放心种。

8.科学施肥,测土配方施肥。测土配方施肥是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有机肥料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及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施用数量、施用时期和施用方法。通俗地讲,就是在农业科技人员指导下科学施用配方肥料。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核心是调节和解决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之间的矛盾,同时有针对性地补充作物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作物缺什么元素就补充什么元素,需要多少就补多少,实现各种养分平衡供应,满足各种作物的需要,达到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减少用量,提高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节省劳力,节支增收的目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概论范文

食品安全监管研究既涉及宏观政策的导向，又关乎措施的落实与执行。以供应链理论为基础，构建符合我国现有国情的食品安全监控的一般结构模型，向上可以体现我国食品安全政策、法规和机制的主导成效，向下可以探究我国食品安全管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模型的分析过程可以有效地联系食品安全管控的宏微观层次，体现了复杂问题简化处理的过程，有利于比较、归纳与总结。为了能够客观、全面、科学的展开研究工作，本文论述的逻辑思路。如前所述，现阶段我国食品安全管控的主要问题是：在保障一定的食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针对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化学物质污染（农药、化肥）、食品添加剂规范使用和新的生物技术应用等等问题。这一结论来自我国食品安全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自我国已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三鹿事件、瘦肉精事件、假羊肉事件和毒大米事件等），来自我国的基本国情。相关专家学者的论述就不在赘述。当前，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模式，为了更好的论述食品安全的激励机制，制约机制和保障机制，必须分析我国食品供应链的一般结构，阐述食品供应链系统要素之间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本文的研究意义。后续研究将结合食品安全监控的一般结构模型，利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构建的原理设置我国食品安全监控的关键点，通过基于食品生产流程的关键点分析给出食品供应链安全监管的保障机制，通过基于食品生产利益主体的关键点分析给出食品供应链安全监管的激励机制，通过政府监控环境下的的关键点分析给出食品供应链安全监管的制约机制。

二、我国食品安全监控的一般结构模型

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是一个长而复杂的供应链条，农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运动过程涉及农资供应商、生产者、加工者、中间商(包括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物流服务提供商等)和消费者等。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食品供应链具有“点多、线长、面广、错综复杂”的特点。1节点多供应链公认的概念是：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然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这一概念自然地勾画出网链结构的节点分布具有“中间少、两边多”的特点。食品供应链在消费者一端，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所有需要生存的人类；而在食品生产的前端，具体来说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来说，我国的比例接近50%（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超过50%）。针对“点多”的特点，我国出现了“农民销售合作组织”、“贸工农一体化组织”等等组织模式，解决小农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横向加纵向联合促进食品专业化生产。食品供应链两端“节点多”必然会使“信息流、物流、资金点”的控制更加复杂。例如：在某一蔬菜食品供应链中需要汇集的前端节点信息包括：地块、生产者、农药化肥使用量等等。2链条长农产品生产的农药化肥的投入必然地将食品供应链与化工工业供应链的某一节点企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食品加工过程（以食品添加剂为例）也必然地联系到某一供应链的节点企业。现代食品生产与化工、生物等技术交织在一起，从整个食品供应链追溯的角度来看，必然使食品供应链的节点外延出去，无形中拉长了食品供应链的链条。3覆盖面广食品供应链在“点多”和“链长”的作用下，具有覆盖面广的特点。食品供应链涉及的人数和食品供应链与工业的交织性，仅从食品供应链的跨区域属性上就可以说明食品供应链的覆盖面广。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背景下，食品贸易活动越来越便捷。从地域上看，小到个人消费者的网上采购，大到大宗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完全可以覆盖全世界。现有食品28个大的类别，每个家庭都有可能在使用，在生活水平、个人偏好及饮食习惯的差异影响下，在质量与价格上又衍生出不同的产品。可以说，家家都有“菜米油盐酱醋茶”，但又不尽相同。在满足需求和利益获得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在个人消费差异细化的影响下，不同区域生产的具有区域特性的食品流通性再加大。4食品供应链结构错综复杂1996年，Zuurbier等学者在一般供应链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食品供应链（foodsupplychain）概念，并认为食品供应链管理是农产品和食品生产销售等组织，为了降低食品和农产品物流成本、提高其质量安全和物流服务水平而进行的垂直一体化运作模式。如今，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荷兰等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国家，这一管理模式已经广为应用，并逐渐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FurnessA，2004）。对食品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商流管理阶段,研究范围包括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的产出到消费者消费前的商流阶段，其研究内容通常被包含在营销范畴内；第二阶段为集成物流管理阶段（ILM），农产品的物流管理从市场营销中分离出来，且向上游扩展到农产品和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加工过程，强调生产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和对整个物流环节的成本控制；第三阶段为供应链一体化管理阶段（SCM），研究范围进一步向上游延伸到农产品的最上游企业（如种子供应商等），延伸的目的是为了跟踪和追溯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以便快速和有效地发现并解决问题。根据食品和农产品物流的发展阶段，典型的食品供应链可划分为哑铃型、T型、对称型和混合型四种类型（GolanE等，2002；BoselieD，2002）。周应恒等（2008）在生鲜蔬菜供应链效率研究中给出常规的生鲜农产品流通包含3种方式（）：第一，消费者直接与生产者对接；第二，消费者通过零售商与生产者对接；第三，消费者通过零售商、批发商与生产者对接。生产者通过物流将产品传递给消费者，同时消费者信息通过信息渠道反馈给生产者。消费者（南京地区）通过第三种流通方式的生鲜蔬菜数量占总流通的77.24%。从我国现有的零售业、物流业发展水平以及城乡居民的生活习惯来看，家庭生活的主要食品（粮食或蔬菜）和餐饮必需品（油、盐、酱、醋、茶）绝大多数要经由零售商或零售者；采用“农场制”或“公司+基地”形式的农业生产比例仍旧较小，即多数食品生产的农耕源头主体是农户。根据我国食品供应链“点多、链长、面广”的特点，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的发展阶段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可以勾勒出我国食品安全监控的一般结构模型，。为了突出食品安全监控措施的针对性，我国学者一般从食品生产加工流通的角度研究食品供应链的结构，根据基本流程给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督、监测与控制的措施与途径。结合供应链的基本概念，提出我国食品安全监控的一般结构模型。首先，该模型以供应链的基本网链结构为基础，主要体现食品供应链各个企业（主体）之间的在食品生产加工流通过程中的承接关系。其中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网链结构同样存在核心企业，由于食品类别繁多，核心企业是以生产经营规模大小来确定的。例如：核心企业可以是大宗农产品的贸易商（中粮集团下属粮食贸易公司），也可以是大型食品零售企业（家乐福、苏果），还可以是食品加工企业（九三油脂）。每一个核心企业与食品生产加工流通中的最终消费者的距离有远有近，进而可能产生的特定的食品供应链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同，食品安全防控措施各有侧重。其次，为了保障食品供应链的主体结构运作效率，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优化配置就至关重要。结合食品供应链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发生的环节，一般模型给出与食品供应链关联紧密的三个“观察点”。一是流通，供应链系统的高效运作，离不开安全、合理、高效的物流体系，在食品的流通多数对储存、运输、中转有一定的要求。例如：生鲜食品需要使用具有冷藏功能的运输工具，大宗商品中转对杂质产生具有一定的限制。流通环节的不规范操作，有可能产生食品腐败、食品品质下降等食品安全问题。二是加工。食品化工工业技术对于人类食品安全问题是一把“双刃剑”。例如：食品防腐剂的使用可以延缓食品败坏的速度，但过量添加的食品被人食用后产生致癌物质，影响人类身体健康。三是销售。供应链的形成、稳定与壮大，目的是使网链内的企业均能获得持续的高效益。网链内企业之间具有稳定的“供—销”关系，网链内任一节点出现的销售上的问题，均有可能造成食品安全问题。例如：某一节点销售库存积压，食品安全保存期处于临界点而进一步向下游节点输送的情况；某一节点企业不良运营，将有害物质带入到整个食品供应链。再次，食品供应链主体网链的工业供应链企业必须考虑到模型之中。第一，现代食品供应链与工业企业联系紧密，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正是由于工业企业不当运作产生的。第二，从食品安全管控的事前管理来看，初级食品生产的任何添加物（农药、化肥、饲料）的“进入”对于整个食品供应链的品质影响巨大，并直至最终消费。第三，食品消费后流入环境的过程对于进入食品供应链的“起点”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厨余垃圾是简单填埋、焚烧、有机处理等等。实际上，厨余环节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在社会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例如：地沟油。我国食品供应链的一般结构模型的构建诠释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突出了食品供应链的内涵特征，是全面分析食品安全监控关键点的基础，在这一模型基础上可以提出我国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监控体系与纠偏、食品安全机制等内容。

三、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一般模型的应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概论范文篇3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思想；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贸易

〔中图分类号〕f30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2－06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翻开中国的历史，写满了“天灾”、“饥荒”等字眼，千年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竟是一个“饥荒国度”。〔1〕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国以来粮食安全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部粮食安全思想变迁史。研究建国以来粮食安全思想内涵的演变特征，有助于总结其中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做出重大贡献的思想成果，发现对粮食安全制度产生负面作用的思想因素，并为未来粮食安全发展提供启示。

一、粮食安全概念的发展

粮食安全思想中国自古便有，但粮食安全的概念，最早由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1974年，fao在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提出，粮食安全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2〕这一概念在1983年、1996年、2001年均得到修正。学者们对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一直非常关注，分析认为，其粮食安全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涵：第一，从对象上说，粮食安全是对“所有人”供给；第二，从数量上说，粮食安全供给的数量标准应当是“足够”；第三，从质量上说，粮食供给的质量应当是保障“健康”；第四，从时间范围上说，粮食的供给应当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体现为“在任何时候”；第五，国际粮食安全概念一直以来非常强调一个标准，即可获得标准和购买力标准，提出应当让所有人“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国际粮食安全概念偏重于关注贫困与饥饿问题，偏重于对第三世界国家和贫困人口的粮食获得，以及营养安全。近年来，随着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粮食安全中的质量问题。

国内对粮食安全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对世界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概念介绍，到逐渐提出立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并对粮食安全内涵进一步丰富的发展过程。1983年，吴天锡在《世界粮食安全政策》一文中将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引入中国。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课题组于1988年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粮食安全应当包括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面。微观安全即指个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得和营养安全；而宏观安全则是指从政治方面看，国家以财力保证和宏观干预政策，保证国民的粮食安全。课题组认为，粮食安全系统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划分为世界粮食安全大系统之下的国家和地区子系统，层层分解直到家庭和个人子系统；从粮食安全的环节看，可以划分为供需两个子系统，以及生产、储备、外贸、消费、收入分配、运销系统等。〔3〕1998年，朱泽提出中国粮食安全概念，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经济承受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4〕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建议》中提出的“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这一有关粮食安全体系的表述，2001年丁声俊分析认为，粮食安全的概念相当丰富，至少应包括任何需求者、任何需求时间、各个产地来源、各种所需粮食和食物、粮食和食物数量与质量以及购买力等六个方面的内容。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应包括粮食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长的生产体系；确保粮食供应的市场贸易体系；健全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对粮食进出口、粮食储备等进行宏观调节；提供综合信息的粮食预警报体系；建立援助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5〕吴志华认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6〕200

6年，高帆论述认为，粮食安全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的居民能够获得与其需求相适应的粮食。实现粮食安全是一个包括生产、流通和购买等因素在内的“多链条互动”的过程。〔7〕2009年，肖春阳指出，在粮食安全概念上，中国与世界粮农组织的概念内涵并不一致。他认为，世界粮食组织所说“foodsecurity”，直译为食物安全或食物保障，现在约定俗成译为粮食安全，实质是食物安全。中国的粮食安全，不同于世界粮农组织食物安全的概念，应是就一个国家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安全合理的粮食储备；供人们直接消费的人均粮食供应量（膳食能量供应量）；粮食生产按市场需求稳定发展，不出现大的波动；适量进口粮食；解决好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8〕2010年，刘笑然论述认为，粮食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满足每个居民获取所需粮食及抵御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地域、对象、数量、质量、卫生、价格和运送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现代粮食安全至少应该包括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和生态安全四层涵义。〔9〕

由上观之，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粮食首脑会议对于粮食安全的定义是基于“世界粮食安全观”的角度，从全世界的粮食安全状况出发，考虑世界上最落后国家、地区、民族、人口的贫穷与饥饿的实际情况，提出的粮食安全目标。而我国的粮食安全概念，一方面，它仍然指向“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起，也能买得到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但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国内研究的语境下，当我们提到粮食安全这一概念时，还应当从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理解。从对既有的粮食安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也是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的。粮食生产、流通、储备、贸易这四个重要的内容在粮食安全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各个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国际形势的不同，粮食安全思想由单纯重视粮食生产，到重视粮食流通，再到强调粮食贸易，并发展成为注重粮食生产、流通、贸易的综合协调，其内涵表现出一种由封闭向开放演变的特征。调粮食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内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能稳定地提高粮食的产量，持续地、较好地满足国内的主要需求。〔10〕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是粮食稳定供给的基本前提。因此，在我国的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生产一直处于基础地位，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

这一点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大改造，这段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而迅猛的发展阶段。中国在经过苦难的战争后，开始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经济重建，努力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我国初步进行工业方面的建设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和经济体制转变最剧烈的一个阶段。在这短短七年之间，中国从开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再到社会主义大改造，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时期中国的剧烈转变和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都对当时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况以及形成粮食安全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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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段内容参阅：魏巍《陈云的粮食生产思想初探》（《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熊亮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卓见》（《党史博采》1995年第11期）等文。在这个阶段，陈云负责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粮食安全思想。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陈云的代表观点是“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在新中国成立时，面对东北1200万亩的粮田受灾，上海资本家大量储存布匹、粮食，哄抬物价扰乱市场，期望从中投机获利的情况，陈云不仅要为救助灾民而调拨积聚粮食，还要为稳定物价和市场而大量调拨布匹、粮食来保证上海物资供应。1950年4月13日中央会议上，陈云就粮食状况和财政状况进行了报告，提出：“应该预计到，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我国农田产量大幅降低，民间粮食的存储很少……帝国主义者以及逃亡在海岛上的一小群反动分子正在幸灾乐祸，他们梦想大陆上发生什么粮食危机。就让他们做梦去吧！华北、东北、河南、山东(除胶东区)等地已经普降春雨，我们麦收有望了。同时全中国农民正在进入

耕。那些幻想我们发生粮食危机而幸灾乐祸的人，注定会失望的。刚好相反，中国人民不但能战胜灾荒，而且会呈现出我们多年未有过的粮食丰收、粮价平稳的大好局面。”〔11〕陈云上面的讲话中包含了如下几点意思：第一，克服粮食危机，做好粮食供应，首要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第二，国家安危、政治斗争与粮食生产紧密相联。因此，他积极呼吁“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提醒全党更加重视和认真对待粮食生产。1951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陈云在会上发表了《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的讲话。他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仍要大量进口粮食、棉花等许多农产品，虽然现在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发展农业仍是头等大事。农业不发展，工业就很难发展。”〔12〕他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来增加粮食的产量：（一）完成；（二）预防水旱灾害，兴修水利；（三）提高粮食单产，发展化肥使用。①

而后同志提出的“以粮为纲”和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在全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对重视生产的粮食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1956年底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到好转，以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中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较为完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无法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粮食生产上“以粮为纲”，是在1958年提出的,在这一口号提出之初，由于“”浮夸风盛行，同志误以为粮食形势大好，已经在考虑“粮食太多怎么办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上面。在与薄一波的对话中，以“以粮为纲”这一口号，逼迫工业发展也拿出相应的口号，提出更高的工业发展指标。〔13〕这种过快过急全局冒进的发展道路，使得经济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以粮食总产量为纲的农业生产结构，也不利于粮食生产的发展。1960年，饥荒发生，使本就出现问题的粮食安全状况雪上加霜。这时，中共中央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单是农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甚至全党、全民的共同责任。在“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粮食安全思想中，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是粮食生产。

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体制显示出很大的弊端，党内开始了对包产到户的讨论，这实际上也是粮食安全思想中关于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即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对发展粮食生产最为有利。在这场讨论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曾希圣、李富春等人都基于务实的立场，认为包产到户更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粮食生产积极性。但坚持认为，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是倒退，以政治标准来判断粮食生产方式的优劣。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之前最终未能被采用，但作为粮食生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农业生产体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泉。

尽管粮食流通、粮食贸易、粮食储备等思想在建国之初的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已经初步形成，但把粮食生产放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头等重要地位，是建国之初粮食安全思想的主要内涵。这一方面是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低点，粮食供给不足而需求不断增大，决定了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大多数人的基本粮食需求以获得人们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保证国家内部稳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物质保障成为粮食安全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封闭的经济环境决定了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主要内涵。1953年开始，我国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国家利用政权力量，采取层级化的科层制治粮结构，科层是指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模式。科层制治粮结构,即指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严格的层级管理治粮模式。这是高度集权的粮食安全保障结构。见张睿《粮食安全保障机制变迁的内在逻辑》，《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8期。强制要求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由国家来控制、调节全社会的粮食供应。市场流通的作用被国家计划取代。在这种封闭的粮食安全体系中，流通已经为国家所控制，因而在粮食安全思想中不占据重要位置。保障生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为粮食安全的内涵所在。流通体制改革的粮食安全思想

粮食安全中的流通，是指通过流通环节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

，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短时间内都能买得到、买得起所需要的粮食。娄源功认为，粮食流通安全主要涉及粮食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储备体系、进出口贸易政策、补贴制度和粮食市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在本文中，粮食流通仅指粮食的国内市场流通，对粮食进出口贸易单独论述。见娄源功《中国粮食安全的宏观分析与比较研究》，《农村经济管理》2003年第3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突破。1982年，我国首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肯定了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体制。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有了自，在分配劳动成果过程中也打破了“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14〕1979年到1984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大幅提升。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79-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粮食统购政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关于粮食安全内涵的讨论中，不仅强调粮食生产，更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众多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围绕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阐述观点，丰富了粮食安全思想的内涵。

1978年以前，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吴硕在《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必要性和若干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指出，当时的粮食安全存在粮食高产地区生产发展缓慢，国家粮食统购与统销不平衡，国家财政对粮食统销的价格补贴与年俱增、数字十分庞大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革粮食流通体制。〔15〕丁声俊在《对我国粮食流通战略转变的探讨》一文中论述到，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粮食流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粮食总产量大幅上升，农民“卖粮难”、产粮省调出粮食难与国家“储粮难”、“调粮难”、“运粮难”的情况并存，究其根源，是由于粮食流通渠道不畅。他提出，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管理，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根本方针。〔16〕1985年，吴硕再次发文论证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必要性，提出取消统购统销的时机已经成熟，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当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需求，靠国家计划指导和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粮食生产的数量、品种和质量，提高经济效益。〔17〕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渐减弱了对价格的控制，渐渐地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的作用。〔18〕在粮食流通领域，关于双轨制的讨论十分热烈。1993年，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的“双轨制”是历来就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粮食由市场定价的部分相对来讲可以忽略。〔19〕王德文、黄季?j则认为，双轨制是从1978开始正式形成的，并总结了我国粮食双轨制的形成过程：第一阶段是双轨制的形成，第二阶段是利用双轨制来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第三阶段是改革双轨制。他们还指出我国双轨制是渐进性发展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具有可逆性。〔20〕对于“双轨制”的具体路径选择，唐仁建提出通过保量放价来实施，卢迈、谢杨则提出通过保量保价来解决这个问题。〔21〕

对于双轨制的效果，学界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双轨制难以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其理由是，我国粮食产品的价格主要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决定了粮食的定购价格和数量，并且粮食的定购价格往往在由市场决定的价格之下，因此，粮农的行为主要受粮食的市场价影响，其供给行为也往往取决于市场，而粮农售给国家的部分，则具有税收的性质。另一种观点是，双轨制会影响粮农的生产决策。金和辉认为，定购价格可以引导市场供给，同时，订购价格也通过影响粮农预期而调整粮农的生产决策行为。〔22〕高小蒙等人给出的观点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都会对粮农行为产生影响。但是，只有当粮农的粮食产量充足且国家制定的定购数量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市场的作用才会大于计划。〔23〕

1998年，政府先后颁布了《粮食收购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六个配套文件来推动新一轮“粮改”，力图将粮食生产和流通放置于市场中去。2004年，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文件，决定在这一年全面开放粮食购销市场，稳定地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从“双轨制”改革开始到1998年的“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再到2004年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家也相继出台了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制度、适当运用国际粮食市场调节国内粮食供需、粮食部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经营分开运行、粮食风险基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在这些政策制定前后进行了激烈讨论，为我国政府制定粮食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步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总结，丰富了粮食安全的思想内容。尽管对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些政策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但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粮食流通由计划向市场，由封闭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四、强调贸易安全的粮食安全思想

新中国自建国以后就开始参与世界粮食贸易体系。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粮食进出口根据国内粮食产量丰欠不同，出现净进口与净出口局面的变化，但由于我国粮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自给率，并且粮食国际贸易都由国家直接控制，粮食贸易还不足以威胁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贸易安全成为粮食安全思想重要内容，发端于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的发表。

1995年，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虽然中外学者们多认为布朗的研究方法导致他得出2030年以后世界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养活中国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学者们也清醒认识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内粮食市场的发育，国内外粮食价格的变动及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坚持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观已经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必须遵守对wto的承诺，逐渐取消保护农产品的各种非关税措施，实现粮食流通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粮食贸易不再是国家牢牢掌控在手的调控器，而成为了新的粮食安全风险因素。〔24〕粮食思想中，对粮食贸易的讨论逐渐成为重要内容。布朗提出的2030年后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国内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林毅夫在其《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一书中，基于对科技与政策的关系的理论分析提出，只要选择执行正确的政策，在21世纪，中国完全有能力达到粮食基本自给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选择科研优先顺序，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来保障粮食供给。①朱希刚从数据测算上提出，中国2010年粮食缺口为0?27亿吨，2022年仅为0?25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不到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1／10，不会导致世界性的粮食危机。〔25〕黄季?j则认为，城市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将成为中国粮食需求增长的根本动因，而技术创新将会给中国粮食增长带来持续动力。〔26〕胡岳岷直接对布朗的观点进行否定，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地域差别，即使中国人均收入上升了，也不可能达到美国人对肉、牛奶、禽蛋的消费标准，从而使布朗所认为的中国扩大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将超过世界粮食生产能力的预测，不攻自破。另外，胡岳岷认为布朗夸大了人口对我国粮食供给所形成的挑战，认为中国人口到2030年未必像布朗预测的那样会达到16亿。在供给方面，胡岳岷认为，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农田和灌溉用水被转作非农业利用以及存在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但总体来说，布朗的结论过于耸人听闻。〔27〕另外，朱泽、蔡承智、陈阜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未来粮食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持乐观态度，驳斥了布朗的“中国不能养活中国人”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粮食安全是应当随时警醒的问题，必须给予长期重视，并从各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

其次，对是否应该大量进口粮食进行了讨论。吕新业、蔡承智、陈阜、林毅夫、田野等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大量地进口粮食。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将会损害国际粮食供给状况，对粮价造成很大影响，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鉴于粮食在外交历史中常被粮食出口大国作为政治武器使用，因此，中国粮食必须保证一定的自给率，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家和世界粮食安全来说，都是不可取的。也有学者，如柯炳生、朱希刚等支持扩大进口，认为中国不应该排斥粮食的大量进口，利用粮食国际贸易来实现国内供应的稳定的风险极低，粮食进口有利于中国粮食安全。

第三，关于粮食贸易中对粮食产业的保护的讨论。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完全排斥粮食国际贸易是不可能的。粮食贸易已经不在于是否参与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的问题，以及在粮食贸易中，如何保

本国粮食产业的问题。对于我国粮食的对外依存度，学者们根据各种测量方法，提出过很多观点。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外贸依存度不应该超过15%这一红色警戒线，5%—10%是理想区间。〔28〕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在粮食国际贸易的冲击下，如何保护国内粮食产业。粮食贸易成为粮食安全思想中一个重要内涵，并且在粮食安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结语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入世以后中国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我国粮食安全思想也逐渐从单纯强调生产安全，到重视流通安全，到特别重视粮食贸易安全。发展到今天，当谈及粮食安全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单纯指生产安全或者流通安全，或者贸易安全，更多的是考虑一个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体系，包括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粮食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粮食安全思想内涵也逐渐丰富，体现出由封闭到开放的特征，是从单一的生产安全，走向综合协调的粮食安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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