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旅游的定义范文

1旅游过境地的涵义及特征

1.1旅游过境地的涵义

目前国内外对于旅游过境地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杨振之认为旅游过境地的概念是相对于旅游目的地提出来的。一般说来，旅游目的地含有直接吸引旅游者前往游览的吸引物；而旅游过境地是在长线旅游产品中，旅游者在达到或离开主要旅游目的地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地方。在旅游过境地，旅游者或单纯过境，或作短暂停留并参与消费，或顺访某些景点并参与消费[1]。笔者认为，旅游过境地意为着旅游者在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前，乘坐交通工具所经过的具有一定旅游资源和一定旅游产业基础的非完整性旅游供给地。

1.2旅游过境地的特征

1.2.1非完整性旅游供给

1991年孙尚清主持出版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第一次提出了“行、住、食、游、购、娱”旅游业六要素概念[2]。“六要素”的提出为构架旅游产业链提供了基本范式，对旅游产业的实践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今旅游六要素已经成为代表旅游产业基本构架的固有术语，具有不可动摇的基础地位[3]。旅游过境地的非完整性旅游供给是指过境地只是能够提供“六要素”中的一个或者几个要素，并不能提供完整的“六要素”，旅游产业中只有餐饮业、住宿业或娱乐业等，旅游产业不完整，旅游供给服务不完整。

1.2.2旅游消费的不确定性

由于旅游过境地属于非完整性旅游供给中心，所以其只能提供旅游者旅游过程中所需要的部分旅游产品。旅游过境地的非完整性旅游供给的特性加之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的约束，使得旅游者在旅游过境地进行的旅游活动都是匆忙的，表现出极大的流动性，从而导致旅游者在旅游过境地消费的不确定性，影响旅游过境地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很多种，如高速路堵车、旅游大巴车出现故障、极其恶劣的天气等，都可能导致旅游者原本计划在旅游过境地的部分旅游消费被迫取消。此外，由于旅游者在旅游过境地的停留时间一般较为短暂，旅游者受限于自身的时间、精力等因素影响，也决定了旅游过境地的娱乐及购物业的消费同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2.3对终极旅游目的地的过度依赖

从旅游空间结构上看，旅游过境地是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终极目的地之间的连接[4]，终极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吸引力的大小、强弱，旅游消费的性质等都会对旅游过境地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终极旅游目的的旅游吸引物与旅游过境地的旅游吸引物具有互补性，则会产生“旅游形象叠加”效应，反之则会产生“旅游形象遮蔽”效应[5]。旅游者在旅游过境地的停留动机、停留时间及消费水平等也深受终极旅游目的地的影响。旅游过境地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旅游过境地的旅游产业的发展壮大都会对终极旅游目的地产生过度的依赖。

2旅游地产定义及特征

2.1旅游地产的定义

目前国内对于旅游地产的概念或者定义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不过国内对于旅游地产的定义主要分为宽泛的定义和严格的定义两种主流定义模式[6]。宽泛的定义模式中，被引用最多的是宋丁对旅游地产的定义，他认为“旅游地产是在特定的土地上开发的、与某一类旅游区域在内外空间方面和主题内涵方面具有明确关联性的地产项目[7]”。严格定义模式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沈飞对旅游地产的定义。他认为“旅游地产是依托周边丰富旅游资源（包括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借助旅游度假为目的的开发营销模式，以求全部或者部分实现度假休闲旅游功能而开发建设及经营运作的房地产项目[8]”。林峰认为旅游地产主要是作为第二居所或第三居所的住宅、产权酒店和分时度假酒店[9]。基于旅游研究的现实需要，分析对比两种模式，笔者倾向于严格意义上或者狭义上的旅游地产的定义。所以将旅游地产概括为：依托现有旅游资源或者再造人文旅游资源，并对旅游地进行一定程度的有利于旅游地旅游业发展的旅游开发建设，能够实现部分或者全部的旅游功能的房地产项目。

2.2旅游地产的类型

国内对于旅游地产的类型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由于研究者的背景、研究的区域、研究方法的不同，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类型分类观点。

吴悦芳等人根据国内已有的旅游房地产的研究理论以及国外相关的时权酒店（Timeshare）、第二居所（SecondHome）的研究，将旅游地产分为4类，包括旅游景点地产、旅游商业地产、旅游度假地产和旅游住宅地产（主要指度假型第二居所）[10]。胡浩认为旅游地产分类系统由类、亚类和基本类型3个层次组成。把旅游地产分为景区（点）类旅游房地产和城市休闲游憩类旅游房地产两大类和八个亚类[11]。仲小谨等人将旅游房地产分为4类：景区住宅和风景名胜度假村、时权酒店、产权酒店、养老型酒店[12]。

综合分析以上学者的分类观点，主要是从旅游地产的概念和功能的角度进行的分类，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旅游地产的产权和使用权的角度进行了分类研究[13]。孙正茂从产权角度对旅游地产进行了分类，主要划分为统一产权型和分散产权型[14]。绉益民和孔庆庆等人根据旅游房地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不同，将其分为4种类型：产权酒店、分时度假、主题社区或景区住宅、房地产大盘或新城项目[15]。

综合分析以上学者的观点，国内旅游地产的分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根据旅游地产的概念和功能进行分类，一种是根据产权和所有权进行分类。由于国内学者对于旅游地产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旅游地产的分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国内对旅游地产的分类还存在很大的分歧。

3实证研究：旅游过境地青城山镇

（1）交通区位：青城山镇是成灌高速和成灌快铁两条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城镇，同时省道106贯穿整个城镇。在交通区位上，都江堰青城山只是起到了交通通道的作用，而不是交通的最终停靠地。

（2）旅游区位：青城山镇处于“九环线”的西半环上，是西半环的重要旅游节点。拥有世界级的遗产地青城山风景区。在旅游区位上，都江堰青城山受九寨沟―黄龙景区的旅游“形象遮蔽效应”[5]或“屏蔽理论”[16]的影响，都江堰青城山只能像汶川、茂县、江油、平武等旅游地一样，成为旅游过境地。

青城山的旅游者具有旅游花费少、停留时间短、旅游参与性不强等旅游过境地的非常典型的特点。青城山旅游者的旅游逗留时间仅为2h，旅游花费多为100～200元/人，直上直下的观光游，难以留住游客。总之，无论是从交通区位、旅游区位还是旅游者的消费特点来说，青城山还处于旅游过境地的阶段。

4青城山镇旅游地产研究

4.1青城山镇旅游地产的现状

青城山镇旅游地产发展迅速，规模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附加值逐年增加。据实地调研发现：目前青城山镇在建及待建旅游地产项目约14个，旅游地产主要产业业态是以度假酒店、度假山庄、休闲度假社区等为主的居住性型旅游地产和休闲型旅游地产。

根据对青城山镇已建地产的调查，青城山镇以住宅型地产和投资型地产占比较大，养生度假型地产所占比例较小，同时地产空置率较高，限制青城山镇产业的发展。从《青城山镇社区房产入住率统计表》可知：目前入住率最高的清芳苑也只达到50.00%，清溪映墅的入住率仅1.41%。青城山镇旅游地产建成后入住率偏低，对旅游地产提档升级发展不利。

4.2青城山镇旅游地产的问题

4.2.1旅游地产出现空置、闲置及运营难等问题

首先，青城山镇旅游地产入住率低，空置率和闲置率高，购买者购买旅游地产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度假及投资，作为“第一居住场所”进行长期居住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小，主要用作周末或者短期旅游休闲度假和投资升值，其次旅游地产多为异地购买和交付，因此经常会出现房屋长期空置的情况。空置和闲置的旅游地产主要集中分布在青景、桃花、和乐、青田和沙坪五个社区，其中青田社区的龙湖小院入住率最低，仅为1.38%，其次是和乐社区的清溪映墅入住率仅为1.41%。

4.2.2旅游地产与其他产业融合不深，未形成高端

产业链目前青城山镇旅游地产的经营业态与旅游业、文化产业、康体养生产业、娱乐业和购物业等产业的相互结合不够紧密。单纯的盖房子建别墅，未能充分发挥其旅游带动功能；经营业态缺少文化项目，使其文化内涵不够深入；缺乏必要的社区医院、医疗体检中心等康体养生产业业态；娱乐和体验性项目较少，难以带动旅游者娱乐购物消费。简单的房屋出售出租方式，还未形成高端产业链条。

4.2.3旅游地产配套设施不完善，缺乏产业支撑

首先，旅游地产开发与配套软硬件脱节，更注重地产本身发展，忽略相应配套设施。人口和社区密集区域，社区购物超市、农贸市场、医疗、教育等配套普遍较为缺乏，导致旅游休闲度假者日常生活不便利，为居家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难以聚集社区人气。其次，旅游地城山镇的产与康体养生产业结合不紧密，缺乏文化支撑、产业支撑，社区内部缺少基本的医疗检测和治病就医的专科医院。

4.3提升青城山镇旅游地产的措施

4.3.1转型升级定位

转变以住宅地产和投资地产为主的地产业态，促进地产业与康体养生产业的融合，打造以原生道文化为核心，道文化与生活的融合、道文化与商业的融合、道文化展示体验以及道文化养生为主题的康体养生旅游地产产业。

4.3.2总体提升思路

（1）旅游过境地转化为旅游目的地是根本。都江堰青城山作为常年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招牌，对成都、重庆等周边的一级市场和基础市场失去了原有的旅游吸引力和核心竞争力，只有通过重新的形象定位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才能成为成都等周边客源市场的旅游目的地，为此笔者在做《青城山镇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时提出了“中国青城山世界康体养生旅游目的地名镇”的目标定位和形象定位。旅游过境地转化为旅游目的地，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旅游产业的完善，旅游产品结构的优化，旅游消费的提高及旅游逗留时间的增加，从而使得青城山的旅游地产空置率降低，利用率得到提高。

（2）将道教文化与康体养生文化相融和。将道教文化与康体养生文化融入青城山镇旅游地产产业是青城山镇旅游地产转型升级的关键。挖掘道教文化价值，以康体养生文化塑造品牌。

（3）青城山镇旅游地产建筑风景化。青城山镇旅游地产产品打造的关键是建筑布局依山而建，亲水排布；产品类型丰富，既有迷你别墅，又有大面积豪宅；户型设计酒店化，精装交付为主。

（4）完善旅游地产的配套设施。结合项目本身资源，完善旅游地产的配套设施如会所、商业街、高尔夫、游泳池、攀岩、SPA、咖啡厅、多功能会议室、商务中心、大型购物超市，综合农贸市场等。

文化旅游的定义范文篇2

[关键词]遗产旅游；遗产原真性；旅游价值观；旅游者原真性偏好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4―0035一08

1引言

很欣喜看到，“原真性”概念正进入我国旅游研究领域。这一概念起自文化遗产科学，是现代遗产保护科学的灵魂、基本观念和准则。它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和遗产旅游”(culturalandheritagetourism)的兴起而进入旅游领域。这有力地证明了旅游科学与遗产科学之间的联系。

我国是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其旅游业基本是依托于遗产资源的遗产旅游。文化和自然遗产就其物质性态、内在价值和产权属性而言，属于一种特殊性质的资源。因此，我国旅游研究一定要注意与遗产研究的衔接和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类协调：一是旅游经济学与遗产经济学的协调，尤其是制度层面――即旅游经营制度与遗产管理制度――的协调；二是旅游景点的规划和设计与遗产保护科学的协调，尤其是价值观层面的协调。回顾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围绕遗产旅游的多次论争，无不发生在旅游界与遗产界之间，无不与“制度”和“价值观”这两大主题有关。令人高兴的是，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我国旅游研究向遗产研究的接近和接纳。在遗产旅游制度方面，张朝枝进行着有意义的探索。在遗产旅游的价值观方面，现正出现对“原真性”概念的关注。周亚庆等人对国际和国内这一研究方向的综评，就是一个证明。可以预期，对这一概念的讨论和阐释，将会成为我国文化和遗产旅游研究中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热点。很期望我国在这一问题上能有自己的创见和知识贡献，从而有助于协调旅游活动与遗产保护的关系，建立和发展在文化和遗产旅游规划和设计方面的价值观共识，将这一旅游提升到新的文化层次。

自20世纪50年代旅游开始作为新兴产业发展以来，文化和遗产旅游一直是世界旅游业的主体。它主要依托于遗产文化，同时也利用当代文化。在遗产文化中，它既依托物质类文化遗产，又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依托包括生物、生态、地理、地质资源在内的自然遗产。这些自然遗产旅游与生态旅游，或因其中包含原住民社区，或因自然遗产具有文化、宗教符号价值，因而亦有着相当的文化内涵。“原真性”进入旅游科学领域，发端于文化遗产界对当时文化和遗产旅游中“非原真性”(inauthentic)现象的批评。波斯汀(Boorstin，1961)是将“原真性”概念引入旅游界的第一人。他是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历史学家。此后相继进入这一批评阵营的代表性人物中，麦坎奈尔(MacCannell，1976)是美国景观建筑学家，赫温森(Hewinson，1987)是英国文化历史学家，罗文赛(Lowenthal，1993)是英国文化遗产专家。正是遗产界的这种持之以恒的批评，推进着旅游界对原真性概念的思考和研究，促进这一概念在旅游科学中的生根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这一论争，既发生在遗产界与旅游界之间，此后又发生在旅游界之中，并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国际旅游学术界在2000年做跨世纪回顾时，称之为“巨大的论争”(thegreatdebates)。在遗产领域，“原真性”是一个文化价值观概念。进入旅游领域，它又被人们的哲学观丰富着、变化着。因而可以肯定，这一论争仍会继续，其内容会不断更新，从而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内涵。

我国旅游界在原真性概念方面的工作，现尚处于对国外旅游界中萌生的各种观念的介绍的阶段，主要围绕着“客观主义原真性”(objectivistauthenticity)“建构主义原真性”(constructivistauthenticity)“后现代主义原真性”(postmodernistauthenticity)“存在主义原真性”(existentialistauthenticity)等提法。这些介绍较为肤浅，有欠精准：第一，未能与文化和遗产旅游的缘起科学――遗产科学中的“原真性”概念联系起来；第二，未能从国际旅游界的“巨大论争”角度对这些提法的意义与缺失进行认识；第三，未能从国内外文化和遗产旅游实践角度检验这些提法。

本文着眼于“原真性”概念与遗产科学、旅游价值观、文化和遗产旅游之间的关系，并主要讨论4个问题：“authenticity”的中译；遗产科学对“原真性”概念的认识发展；从旅游价值观层面对当代旅游者在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原真性偏好进行评论；“原真性”概念在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具体处置。

2为什么应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

我国旅游学者对“authenticity”的中译，依然采用我国文化遗产界过去沿用的“真实性”。这既不确切，也不贴切。它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旅游界对“原真性”概念的起源学科――遗产科学――的忽视。现在我国愈来愈多的文化遗产研究者接受和采用“原真性”这一译名。

“authenticity”是一个拉丁语系术语。国际遗产界一致认为，将这一重要概念准确地转译为其他语系，是相当困难的。一位长期为国际文化遗产事业服务的日本学者认为，没有一个传统的亚洲术语能与这一拉丁语系的术语完全一致。可见其翻译之难。

“authenticity”是一个多学科使用的术语，如人文科学、法学、哲学、计算机科学等。为了翻译这一术语，首先应理解这一术语的外文原意。国外文献(词典类工具书、国际条法和规则类文件)大体从3个角度阐释“authenticity”一词：

其一是一般性角度。《韦伯斯特大学辞典(第9版)》(Webster’sNinthNewCollegiateDictionary，1983)“authentic”词条中的解释，包含4个关键词：“authoritative”(权威性的)，“factorreality”(事实或真实)，“trustworthy”(值得相信的)，“original”(原初的)。

其二是人文科学角度。《维京百科》(Wikipedia)在艺术、考古、文物研究和法学领域，对“authentic”的定义是“thetruthfulnessoforigins，attributions，commitments，sincerity，devotionandintentions；notacopyorforgery”(在起源、特性、承诺、真诚性、信仰和意愿方面的真实，而不是一个伪造或复制)。

其三是文化遗产角度。这见诸《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献》(1994)中的说明：“originalandsubsequentcharacteristicsoftheculturalheritage”(文化遗产的原初和后续特征)。

此外，一个概念性术语的准确翻译，应遵循两条原则：①应尽可能贴近它在原语种、原学科中的原意；②应尽可能方便它的回译，确保翻译与回译之间的对应性。

这样，基于上述英文释意和术语翻译原则，可以讨论“authenticity”在遗产领域与文化和遗产旅游领域的中译。

首先应指出，在遗产领域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存在以下3个问题：①中文“真实”一词包含“真”与“实”两层含义。“authenticity”在遗产科学中的核心含义是“真”，而不是“实”。“实”与“实体”相连，也就是与英文的“physical”之义相连。然而，“authenticity”不仅包含“实体”含义，还包含“非实体”含义。②在遗产科学中，“Authenticity”的“真”是与时间相关的，也就是说，是与“original”(原初的)相连的。而“真实”一词不具有明显的时间相关特征。③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将很难做到回译的对称性，因为对应于中文“真实性”的英文术语不是一个，如truthfulness、reality、genuineness等，而且优先选择并非是“authenticity”。

可见，在遗产科学中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并不恰当。它的准确中译，应抓住和突出“authenticity”中的“真的”(real)与“原初的”(original)这两个特征。将它们合成就是“原真性”，即“原初的真”。这既贴近它的英文原意，同时又能保证回译的对应性。应当说，我国遗产界起初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反映着对英文原意的认识缺失。尽管它至今在我国政府的一些遗产文件中仍留有余绪，但我国遗产学术界已愈来愈多地采用“原真性”译法。

旅游科学的“authenticity”是与文化和遗产旅游相连的，并且是由遗产工作者引入旅游科学的，因此，它的中译应当遵循遗产科学中的中译，即“原真性”。如果坚持译为“真实性”，不免会弄出诸如“现代生活是不真实的(inauthentic)”这样别扭的修辞。还应注意，一些采用“真实性”译法的旅游论文中，还使用“存在本真”、“自我本真”等存在主义哲学提法。其中的“本真”来自英文的“authentic”或“authenticity”。显然，这里的“本真”不能用“真实”代替。这说明“本真”与“真实”是不通用的。然而，“原真”是可包容和体现“本真”之意的。综上所述，旅游科学中的“authenticity”应统一规范地译为“原真性”。

3文化遗产科学对“原真性”概念的认识发展

国际遗产界对“原真性”概念的认识有一个不断丰富和深化的发展过程。它大体可以以3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为标志。

“原真性”最早出现于《威尼斯》。这是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历史古迹的建筑师与技师大会”通过的《国际古迹和遗址保护》(InternationalChaaerfortheConservationandRestorationofMonumentsandSites)的简称。1965年“国际古迹和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威尼斯》成为其“宪法”。它首次采用“原真性”，只不过这一术语是以定语方式出现的――“handthemoninthefullrichnessoftheirauthenticity”(使它们(古迹和遗址――本文作者注)能以充分完备的原真性传承下去)。《威尼斯》未对“原真性”进行概念性阐述，而是将它体现和落实于遗产保护的具体操作层面。

第二个重要文献是《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献》(NaraDocumentonAuthenticity，1994)，简称《奈良文献》。这是1994年11月由日本文部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罗马中心(ICCROM)、国际古迹与遗址理事会(ICOMOS)共同在日本奈良召开了题为《与世界遗产公约有关的原真性》的国际专家会议(ConferenceonAuthenticityinRelationtoWorldHeritageConvention)通过的。这一会议的背景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充分考虑遗产所属的文化的多样性、遗产类型的多样性、原真性信息的多样性，以及原真性认证标准的文化特点和多学科性。这些是《威尼斯》未能涉及的。《奈良文献》吸取了澳大利亚的《巴拉》(TheBumChaaert，1988)和东亚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它对原真性概念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概念框架。

第三个重要文献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是不随时间而变的，而《操作指南》(1977―2005)则经常做不定期修改。原真性概念最早出现于《操作指南》(1997)，基本是对《威尼斯》中原真性思想的概括。它最新的2005年版本是“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苏州，2004)后推出的。这一版本接纳了《奈良文献》关于原真性概念的全部思想，并做了更准确和细致的表述和拓展，因而具有里程碑意义。

《威尼斯》、《奈良文献》和《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关于原真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可以概述于表1。

应当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对原真性概念的阐述，反映了国际遗产界的最新共识。这不仅应为遗产界遵循，而且也应为以遗产为旅游目标物的旅游界遵循。如果在遗产地实施一种有违遗产原真性的旅游活动，必然会造成遗产破坏。国内外概莫如此，这是遗产旅游的大忌。

4对国际旅游界的“旅游原真性偏好”研究的评论

国际遗产界对文化和遗产旅游提出“非原真性”(inauthentic)批评，正是基于上述对遗产原真性的理解。国际旅游界也正是在对这一批评的思考和回应中，发展自己对旅游原真性概念的认识的。在这一论争中，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是遗产界的攻击期，那么八九十年代则是旅游界的回应期和自身发展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

国际旅游界回应的学术意义在于开辟了对原真性研究的新视角。这就是“旅游者”视角，更准确地说是“旅游者偏好”视角。国际旅游界对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陆续推出多种提法：“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这些新提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于：它突出了旅游者的文化和精神追求，并将这一追求上升到哲学、价值观层面；这不仅拓展了旅游者与旅游目标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和内容，而且提升了旅游者获得体验的文化和精神层次。可见，原真性概念为旅游科学打开新的文化导向之门，为文化和遗产旅游的规划和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观基点、视角和平台。并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对未来的旅游文化研究有着先导作用和启发意义。当然，上述研究仍在争议之中，仍需完善和发展。

我国旅游研究者在理解和介绍这些理论进展时，应当注意以下3点：

4.1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之间的关系

上述提法并不能相提并论。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客观主义原真性”与“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它们分别代表着旅游者原真性偏好的基本要素，或称为原真性偏好的两极。其中，“客观主义原真性”代表着旅游者价值观的知识性偏好，“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代表着旅游者价值观的主体精神偏好。这两类偏好无疑是有区别的。前者着眼于对遗产原真性的追求和欣赏；后者则重视自我参与和体验。同时还应看到，“客观主义原真性”与“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之间并非绝对对立和排斥。它们有一定的交集，就是说，不同偏好的旅游者都接受和推崇“遗产地旅游”。在旅游目标物选择上，“客观主义原真性”与“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之间的差异，与其说表现在对“遗产”原真性的接受与否，不如更准确地说表现在对“赝遗产”或“真赝混合遗产”的接受与否。“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比起“客观主义原真性”能容纳“赝遗产”与“真赝混合遗产”。

第二层面是“建构主义原真性”。它不能独立视为旅游者原真性偏好的基本要素，而是“客观主义原真性”与“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这两极偏好的派生物。首先，具有“建构主义原真性”的旅游目标物，不是遗产，不具有严格的遗产原真性；其次，由于它通过复制、仿制或其他技术途径，引入了某些遗产要素和文化成分，因而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非物质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的旅游目标物可以为存在主义原真性偏好者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偏好者服务，如果他们追求的体验真的对遗产原真性不讲究的话。这些目标物在一定情况下又能为客观主义原真性偏好者服务。这就是说，当这些旅游者没有条件前往真正遗产地，但又迫切希望获得对这些遗产地的某种知识体验时，“建构主义”景点往往成为他们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如北京人游世界公园。可见，“建构主义原真性”无论如何不是独立于“客观主义原真性”和“存在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之外的旅游偏好需求，而是从属于它们，是第二等的。如果简单化地认为“建构主义者真实性既关注客体的真实性，也强调旅游主体的自身差异会带来不同的体验”，(客观主义原真性与存在主义原真性的)“绝对的客观真实或自我本真都不是最好的选择”，这一评论实质忽视了客体原真性的层次与主体体验的品位，因而是不正确的。

4.2应从哲学上与文化和遗产旅游多样性上把握对“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的理解

应当看到，“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作为科学概念尚不完善和成熟。迄今的研究多是建立在存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个人偏好与旅游目标物原真性之间的联系上；并且这些联系多是片段的，甚至一时一地的，尚未覆盖文化和遗产旅游的所有形态和内容。这一情况颇似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环境领域的境遇。作为他们个人在环境领域的表现，既有崇尚自然、主张天人合一的“道”派(Taoists)或生态中心主义者(ecocentrists)，也有个人至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者(anthropocentrists)。他们都不能代表这两种哲学的环境观。它们的环境观，如“环境存在主义”(environmentalexistentialism)、“后现代环境伦理学”(postmodernenvironmentalethics)等，是需要通过深入研究才能规范地建立起来。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概念，亦应建立在对存在主义旅游观与后现代主义旅游观的更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基础上。

为此，需要在哲学层面将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向旅游价值观移植，以建立它们各自对旅游价值观的基本共识，尤其是建立对“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概念的共识。然而，这一工作极为不易。

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与其说它们是哲学学派，不如说是哲学运动。运动总是包含各种派别的。就存在主义而言，在探寻问题和主旨上，各派别是相同或相似的，但答案则往往不同，以至对存在主义也难有统一定义。这一特征更体现在后现代主义中；并在相当程度上也表现于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

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共识与歧义并存”的特征，在原真性概念上也很突出。这一概念受到的关注度，对它的肯定与否定的争议，以及肯定与否定中的见解多样性，是令人惊叹的。甚至作为存在主义支柱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者身份也因此受到质疑。

可见，建立“存在主义原真性”共识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共识，不是轻而易举的。这里需要的不是笼统讨论这些概念，而应具体关注以下5个问题：①不同的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派别对原真性概念的认识差异；②原真性概念在哲学中用于“主体”(subiect)、“自身”(self)时与用于“客体”(object)、“他者”(other)时的含义差异；③哲学中的原真性与旅游科学中的原真性的概念差异；④原真性概念在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用于“旅游者”与用于“旅游目标物”之间的含义差异；⑤原真性概念用于“旅游目标物”时，对“遗产及其文化”与“非遗产及其文化”的含义差异，对“静态遗产”(staticheritage)与“活态遗产”(1ivingheritage)的含义差异。

如果对上述5个问题不做思考，对国际旅游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争论没有了解，而根据数篇国外文章，侈言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毫不关心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完全不把‘不真实’当作一回事”，“它完全抹杀了‘真’与‘伪’的界限，它认为仿真与虚象变得如此真实，比真实还要真实，已达到一种‘超真实’”，这样的表述是轻率的、片面的。我国旅游研究者应当重视来自国外旅游实践的见解，如以色列人对犹太教朝圣旅游(TAGLIT)的讨论，英国人对历史遗产地旅游的讨论。他们对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原真性概念的评论，对旅游者原真性偏好与旅游目标物原真性之间的关系的辨析，对“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的处理，更有启发意义。

4.3旅游者原真性偏好与其旅游活动的关系

这一关系体现于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旅游者如何选择旅游目标物；其二是旅游者如何根据旅游目标物策划他的旅游活动。

首先是旅游目标地的选择。所谓“旅”意味着“外出”，意味着户外、外地、外国。这样做无非是追求自身家庭、本地、本国所没有的事物，或者说追求那些事物的原真性。这些原真的事物，是口传、书面、绘画和音像、复制等不可比拟也不能替代的。即使是复制，原址复制也比异地复制更受欢迎，因为原址比异地更具原真。可见，追求事物的原真性是旅游活动的天性，是旅游者的基本和共同的偏好。这一点，无论是东方还是存在主义流行的西方，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正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客观主义”偏好者还是“建构主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偏好者，概莫能外。事实上，存在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在选择旅游目标物时，往往与客观主义者一样，总是有一定的或起码的原真性要求，甚至会优先选择原真性丰富的事、物和地方。其后，才是对更深层的知识、文化和精神体验的进一步追求。他们选择旅游，意味着他们在乎旅游客体的原真性。否则，他们就呆在家里好了，完全不必外出。如何综合平衡和协调“旅游客体原真性”与旅游者自身“知识、文化和精神追求”，会因旅游者的价值观偏好而异，因他们个人的文化水平、阅历、身体和经济状况、旅游地社会和环境等因素而异。这应是旅游者对目标地选择的一般状况。比如，具有宗教偏好的旅游者，会优先选择具有原真性的宗教圣地，如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之于犹太教，麦加之于伊斯兰教，拉萨之于藏传佛教。到那些地方朝圣，最有利于他们回归自我本真和实现自我体验。轻言“对宗教旅游者，自我本真才最具吸引力”，而否认他们对旅游目标物的原真性追求，是完全背离事实的。

其次是旅游者对目标物旅游活动的策划。这里重要的是应使旅游活动与旅游目标物相协调。所谓“协调”，是指能既满足旅游者偏好，又不妨碍与损害旅游目标物的原真性。这一问题在遗产地旅游中尤应警惕。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尽管很有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意识，但会警惕旅游活动对遗产地的破坏。他们的旅游偏好行为，会适应遗产地及其原真性，而不是不分场合地要求满足个人所有的偏好要求。即使如此，像威尼斯这样的历史名城，依然感到后现代主义旅游的威胁。

5“原真性”概念在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处置

在认识了遗产科学中的“原真性”与旅游科学中的“原真性偏好”基础上，可以进而较为具体地讨论原真性概念在文化和遗产旅游中的处置。主要讨论3个问题：①如何识别和营建旅游目标物；②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的旅游目标物满足和规范旅游者的不同的原真性偏好；③如何扩展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的文化范畴。

5.1如何识别和营建文化和遗产旅游的目标物

文化和遗产旅游是一个从形态到内容都相当宽泛的概念。其中的重点是文化，“遗产”属于文化之中。有历史文化与现、当代文化；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有静态文化(如古迹、遗址)与活态文化；有人类社会文化与自然文化。它们均可构成文化和遗产旅游的目标物。作为旅游目标物，它们是需要识别和营建的。这种识别和营建的基础，是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根据“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和“后现代主义原真性”，旅游目标物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旅游目标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它们具有真正的遗产原真性，应仔细加以识别。为了旅游，它也需要营建，但这一营建必须严格遵循遗产保护规则。它的新建和改建部分不能丝毫有损遗产地的原真性；它对被损毁遗产的重建(reconstruction)，“只有在完整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不能有一丝臆造，方可接受”(《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05)，第86节)。因此，它给予旅游者的应首先是纯粹的遗产原真性体验。

第二类旅游目标物是通过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或局部模仿与组合而营造的产物，如北京的世界公园、中华民族园等。这些不是遗产，但与遗产的知识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或程度不等的联系。同时它们又有着为满足新的旅游功能需求而建造的设施。这样，它既能提供类似遗产的某种“舞台体验”，又提供遗产地不能进行的其他旅游活动。

第三类旅游目标物是当代文化娱乐场所，最典型者是美国的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它们是纯粹的当代文化创意产物。它们可以包含遗产文化要素，也可以完全不包含。即使包含遗产文化要素，也不必拘泥于遗产原真性，而可将这一要素作为符号，进行新的文化再创造。这里的灵魂是“创意”。或者说，只有“创意”才是“原真的”，即“创意原真性”。在此意义上，美国的迪斯尼是“原真的”(authentic)，而法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迪斯尼则是“非原真的”(inauthentic)。由此可解释它们在旅游吸引力上的差异。第三类旅游目标物给予旅游者的应是极具个性的独特的当代文化体验。

5.2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的旅游目标物，满足和规范旅游者的不同的原真性偏好

上述3类旅游目标物与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的关系，不是一一对应，而是交互对应。表2概括了不同的旅游偏好者对不同类型的旅游目标物的可接受性及体验满足度。

表2表明，旅游者应根据自己的具体偏好，选择恰当的旅游目标物，而不应将自己的偏好强加于旅游目标物。

这里尤应谨慎处理第一类旅游目标物(遗产地)与旅游者的关系。如果那里能接纳或允许开展旅游者所需求的活动，那么它基本会成为旅游者的第一选择。如果它不能或不允许开展那些旅游活动，勉强开展必然会在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造成对遗产地原真性的破坏。由于遗产破坏大多是不可逆的，遗产地旅游千万要警惕和防止。这也是第一类旅游目标物相较于第二、第三类目标物的特别之处。它的管理应遵循《国际文化旅游》(InternationalCulturalTourismCharter)。

5.3如何扩展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的文化范畴

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旅游业，尤其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而这一提升，首先应是价值观提升。它既包括价值观的多样化，又包括价值观的深层化。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认识“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等提法的意义的。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到仍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发展旅游价值观，意味着扩展旅游者的原真性偏好的文化范畴。

其一是由西方文化价值观向东方文化价值观的扩展，由发达国家文化价值观向发展中国家文化价值观的扩展。前一种扩展是在旅游文化中克服由单一文化主导的弊病，引入更多的历史和民族多样性要素；后一种扩展是在旅游文化中根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余孽，注入国际公正、民族平等要素。

文化旅游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旅游；功利主义；异化；人文关怀。

收稿日期：2006-4-22

作者简介：孙天胜（1956-），男，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人文地理和旅游文化。曹诗图（1954-），男，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旅游开发和人文地理。

Abstract：Sincetheimplementationofopen-doorpolicy,tourismhasbeendevelopingvigorouslyinChina.However,thedeviationinconceptionandguidanceoftourismdevelopmentledtotheemergenceofutilitarianturn,andtourismiswitnessingobviousdissimilation.Thispaperinspectedandanalyzedthisturn,madeadetailedenquiryintotheessentialnatureoftourism,andcriedformorecomprehensiveresearchofthemainstaysoftourism,andsolicitudeofhumancultureintourismresearches.

Keywords：tourism,utilitarianism,dissimilation,solicitudeofhumancultureお

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近二十多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全国已有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确立为自己的“支柱产业”、“龙头产业”。可在这股全民办旅游的热潮中，旅游的功利主义倾向正在日趋严重。既表现在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也表现在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上，还表现在旅游的学术研究和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上。这种倾向的出现，不仅对作为物质层面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大量的破坏，还对作为精神层面的民间文化、地域文化带来了无可弥补的损毁和伤害。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倾向进行全面检视和对旅游本质属性的深层追问，提出对旅游者作全面研究和对旅游研究加强人文关怀的观点，期望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一、检视旅游的功利主义倾向

旅游的功利化倾向非自今日始，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步步演变而来的。当李白、杜甫徜徉在唐朝的山水中时，当王士性、徐霞客在明代的烟霞中行行止止之际，很少有人具备旅游经营的商业头脑。再往后，不必说由清代至民国，就是解放后的头三十年间，我们还一直把旅游并入在接待工作之中。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于旅游业究竟是属于“经济性的文化产业”还是属于“文化性的经济产业”这一问题，还有过一段时间的激烈争鸣。在近二十多年的旅游发展热潮中，由于缺乏科学的旅游发展观的指导，我们在旅游发展导向上出现了一些偏差，特别是由于金钱的驱使，导致旅游的功利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旅游已经出现明显的异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4个方面：

1.资源开发的功利化

旅游开发的功利化倾向十分明显。在地方领导和旅游开发者那里，往往只盯着旅游开发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对消极影响视而不见。许多地方的官员都将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发展，纯粹是出于经济的目的，企图用旅游业这根脆弱的纤绳拉动GDP这只大船，结果使旅游业不堪经济和环境的重压，旅游业的社会文化功能丧失殆尽。一些官员和学者甚至裸地讲：“什么是旅游？旅游就是想办法让游客从腰包里把钱掏干净，旅游的本质是经济消费。”诚然，旅游开发搞得好了，的确能给社会带来这些益处。但是，当千千万万个领导者和开发者只盯着金钱和GDP的时候，功利主义也就因之膨胀，旅游开发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就日甚，旅游的异化现象也就随之而出现了。不少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已由“传家宝”异化成为“摇钱树”，错位开发、破坏性开发现象严重。许多地方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旅游发展已经带来许多严重问题，如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文物损坏、恶性竞争、欺诈游客等等。至于民俗文化、宗教文化被旅游异化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不少已经背离了旅游的宗旨和本质。在旅游业辉煌的成绩背后隐藏着沉重的代价。

这些年，我国旅游开发中有太多失败的案例。一些旅游景区（点）的开发，事先没有进行深入的资源调查与认真的市场分析，没有进行科学的规划，急功近利，过度盲目开发，甚至热衷于房地产炒卖，结果造成人满为患、“房满为患”，使风景区失去了原有的风貌和文化价值。一些旅游景区的城市化、公园化、商业化倾向严重，导致旅游景点特色丧失，旅游质量下降，最终产品开发失败。泰山建索道，周庄建公路，三游洞建蹦极等破坏性开发现象屡见不鲜[1]。张家界一方面为撤出景区的几十家宾馆饭店耗资近3亿元，一方面耗资1.2亿元的天梯却又在争议声中运行。至于一厢情愿地为追求政绩而大量兴建人造景观或主题公园，将数百万数千万元人民币“打水漂”的事例比比皆是。

近年来，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有些地方政府把一些旅游胜地、文化遗产出售给富商和大公司，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个人和企业也计划出资购买风景名胜区来经营。这些富商和大公司很多根本不考虑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短期行为严重，甚至敲骨吸髓地耗竭资源、榨取利润。这种用历史胜地、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为政府和私人赢利赚钱，供人们尤其是富人们短期休闲享受之用，而不顾对整体环境的破坏及子孙后代长久利益的态度，表现出十足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享乐主义。中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旅游胜地最多的欠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短视和功利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

一位同济大学的学者痛心地说：“近些年以来，中国文化遗产遭受全面的根本的破坏（包括旅游开发、房地产等各种经济开发的破坏），甚至超过时期。只是破坏了一些器物，而近些年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根本性的（如古城、古镇、古寺、名人故居等）。”如果说，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是因为愚昧无知的话，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则是出于金钱、功利的驱使。

2.旅游者行为的功利化

旅游本应是一种潇洒的、诗意的生活方式，然而由于种种社会局限和人生局限，许多人出游时带有很强的功利心。习惯于用实利的心态来看待自然，看待人文景观。每到一地，要么疯狂购物、频繁照相，要么大肆消费，以奢侈、享乐为荣，而对美丽的自然风景和蕴含深厚文化的人文景观却淡然视之，缺乏深刻的心灵关照和精神体验，以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审美情怀。他们仍沉浸于实利人的角色，没有从日常俗务中跳出，去和大自然作真实的亲近与对话。追本溯源，一方面是由于功利社会对人的异化；另一方面，也是人对于在自然中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缺乏自觉，忽视了在游程中充盈自己精神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甘愿在名缰利索中打滚。于是，盲目追求肉体享乐的“消费主义”现象也就与旅游共生了。旅游不再是对远方的向往，不再是与自然交流的期盼，不再是与历史人文对话的渴求，而是蜕化成了一场对他乡景观和物质尽情消费的盛宴[2]。对于时下的许多旅游者来讲，旅游的文化功能、教育功能、精神消费功能正在日益丧失，经济消费、物质消费功能正在日益强化。3.新闻媒体的功利主义

新闻媒体的功利主义具体表现在对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的盲目鼓吹，对开发可能和已经带来的负面效应视而不见，甚至有意掩饰。许多新闻记者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和诚实做人的行为准则，在宣传上一味投地方官员所好，无视开发带来的问题，闭着眼睛瞎编乱吹。他们还跟在某些游客后面，投其所好地鼓吹旅游的享乐主义，而未能给游客以适宜的文化引导和消费引导。我们阅读这些文章时的感觉，就好似全社会已经进入了旅游的享乐主义时代。他们轻松地关注旅游的“事功”，而对游客的心灵不去作深刻的照会。

4.旅游研究中的功利现象

学术研究中的功利主义，这些年来尤为突出。首先，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旅游经营、旅游开发等旅游经济领域，而很少有人愿意去关注旅游的主体，关注旅游者的心灵世界，关注文化这个旅游的灵魂，关注旅游在人的精神境界超越中的作用。即便有少得可怜的关于旅游文化、游客心理的研究，也是在瞄着游客口袋里的钞票。十有八九的文章与经济效益有关，与产值的增长和经营的利润有关。人们对旅游文化研究和具有人文关怀意识的文章少有感兴趣，甚至对科学的旅游发展观、旅游哲学这样切关宏旨的问题的研究不屑一顾，缺乏宽宏胸怀与人文精神，盲目崇拜实证分析，学术争鸣的空气普遍缺乏。我们的思想观念确实需要更新，兴奋点需要转移。我们的学术刊物应该对旅游研究的方向予以正确的引导。

其次，在学术研究中旅游泛化（去中心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似乎所有的异地活动现象都可称之为旅游，随之而来的商务旅游、会展旅游、会务旅游、政治旅游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XX旅游”新概念层出不穷。试问，商务旅游究竟是“商务”还是“旅游”？很显然，在这个概念的真正涵义中“商务”是主体，“旅游”只是一种附带行为（而在商务旅游这个名词的偏正结构中，“商务”是修饰“旅游”的，旅游应是主体。可见，商务旅游在概念上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依此类推，会展旅游、会务旅游、政治旅游等均可作如是解。有些旅游研究已经到了主次不分、本末倒置、逻辑混乱的荒唐地步。旅游学科的概念不清，研究对象不明，已经明显制约着旅游研究的健康发展。不少学者把到异地活动（包括经商、赚钱和谋生等职业性活动）都看成旅游，所谓“旅游无限化”、“旅游资源无限化”、“旅游概念无限化”等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要知道，旅游的本质是“消遣和审美的愉悦体验”，是一种非功利的行为，更是一种非谋利非职业的行为。离开了“消遣和审美”，离开了“文化”，两眼只盯着功利，还谈什么真正的旅游？

再有，旅游研究一直有一种“趋热倾向”，谢彦君教授认为，很多做旅游研究的人，都有一种跟不上步伐的感觉。中国的旅游研究容易形成热点，而且热点的形成往往是“政府主导”的，而不是学术界自然生成的。所以，检视这二十多年的旅游学术研究轨迹就会发现，中国的旅游学术研究一直被政府牵着鼻子走。不管是生态旅游浪潮，还是假日经济现象，乃至SARS的影响，学术界都未能有预见地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学术贡献。这反映了学术界在研究取向上的不成熟，喜欢跟风，凑热闹，缺乏对所研究的领域进行深入发掘的热情和动力[3]。旅游学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学格”）。按上述这种功利、浮躁的研究趋势发展下去，旅游学在中国学术界恐怕永远很难有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更难以在学术研究的理论高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作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还有，最新版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至今还没有旅游学的位置，与旅游相关的类目只有“F59旅游经济”。面对越来越丰富的旅游文献，图书馆分类人员顾不上“依文献的学科内容归类”这一基本原则，无可奈何牵强附会地将它们一股脑儿全塞进“F59旅游经济”中去。致使明明没有什么经济内涵的诸如《旅游文化学》、《山水美学》、《旅游心理学》、《旅游法》等等图书统统归于旅游经济类。美学也好，文化学也好，心理学也好，只要冠以“旅游”二字，都得依附于“经济”之下。尽管旅游学是一门正在形成和发展的新兴学科，但它毕竟已被大多中外学者认同为一门独立学科。从学科属性上看，旅游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除了它本身特定内容外，它至少涉及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地理学等。如果仅把它定位在经济学范畴内，显然是以偏概全，以目代纲。在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中，没有“旅游学”，而只有“管理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旅游管理（二级学科）”，这样的分类模式，完全不适应或者说限制和影响了旅游学的发展。在我国旅游专业学科目录中至今没有“旅游学”这个一级学科名称，只有“旅游经济”这个二级学科名称。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前几年编印的《旅游经济》和现在编印的《旅游管理》，就包罗旅游学所涉及的全部学科。有些文章连标题都明明白白说是研究旅游文化的，就因为没有“旅游学”这个包容性类目，只好委屈于“旅游经济”或“旅游管理”之下。实施这种以“旅游经济”或“旅游管理”取代“旅游学”的图书分类法，是一种极不严肃又不科学的学术态度，它把旅游的社会性、文化性全部抽空，极容易给人以“旅游即经济”的观念误导，显示了旅游的功利主义观念在社会各领域影响之深远[4]。

二、追问旅游的本质属性

人们为什么乐于出门远游呢？因为人在旅途中处于一种“在而不在的存在”，使人能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人的存在不同于其他生物，人要在存在过程中显出自我。人的自我具有各种可能性，必须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方能显其本质。可是人既然活在这个世间，就会被此世的烦琐界定，人往往处在种种桎梏中，削弱了人生中的种种可能性，因而忧烦不已。人在社会生活中，要受到生产过程、经济关系、制度、秩序、义务、身份与阶层系统乃至于习俗、习惯和环境氛围的局限。处于这种局限之中，人会受到压抑，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但出游在外，情况就不同了，游者不定在某处，也不规定自己，所以具有游戏的性质[5]。原有的一切羁绊都远去了，生命获得了超越性的解脱。人存在的最大目的在于追求生命的自由，而以消遣、审美为主要属性的旅游则是追求生命自由和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最好方式。

人们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国自古即有休闲的传统，古籍中因而留下了丰富的休闲文化的记载。从老子、孔子到司马迁，从谢灵运、陶渊明到李白，尤其明代中后期的士人群体，几乎所有的古代诗人、作家都研究或描写过休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些意境，无不与休闲、消遣、审美有关。在众多的休闲方式中，旅游无疑是重要的一类。如果说在古代这只是少数达官贵人的特权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已是相当普及，成为一种大众化的休闲方式。中国自古便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文化传统，旅游，对于成就一个人有价值的人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传统观念认为劳动是人的必需，其实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最终目的乃是为了让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人类的艺术，人类的精神创造都是在闲暇中产生的。所以“闲暇”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是人们对可以不劳动的时间的一种利用，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业，由于它的性质和特点，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休闲文化产业中的龙头。

其实，旅游真的是一项产业吗？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些可笑，每天充斥于耳边的关于“旅游业”的习惯性说法，已让我们几乎丧失了反思与批判的能力。其实，你若认真思考便会发现，旅游与一个产业的定义之间是那样遥远（这需要专门讨论，兹不赘述）。美国学者托马斯・李・戴维森就旗帜鲜明地说：“我认为，把旅游定义为产业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一定义有损于旅游的真实状况。旅游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是推动经济进步的发电机，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力量。旅游绝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旅游更像是一个影响许多产业的‘部门’。……为了支持旅游的合理增长与发展，我们的眼界应当更加广阔”[6]。许多人想把旅游说成是一个产业，是想因此对自己、对自己的工作事业有好处，以便让其工作成就为社会所承认。其实，即便我们不称旅游为产业，社会也不会因此否认为此而工作的人们的价值，只不过不是用很具体的金钱数字来衡量罢了。而全面的衡量，又恰恰是旅游本质意义的复归。比如，当社会不再用更高的旅游收入的数字来期望国家旅游局和地方旅游部门的时候，他们才会以更多的精力来关心经济以外的东西，关心旅游的本质、旅游的真谛以及旅游者的方方面面。

三、呼唤对旅游主体的全面研究，提倡旅游学研究的人文关怀

长期以来，旅游更关心的是消费，而不是消费者；是消费者的钱袋，而不是消费者的心灵。社会上的庸俗见解是，只要“旅游业”赚了更多的钱，旅游的终极意义就实现了，一切就都大功告成了。

消费者，也即旅游主体在旅游中无疑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这个重要，首先体现在人对自己生命方式的选择，体现在人对日常生活和寻常意义的超越。社会的发展毕竟是以人的发展为向度的，而不是以世俗的财富的无尽积累为目的。旅游，完全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成为使人更好地成其为人（人的全面发展）的“助推器”。因为生命不是占有得越多越好，生命的价值，生活的质量是由生命的内在体验的丰富程度决定的。人最终是通过他的日常生活来展示他生命的超越的，因此有关旅游的研究，“旅游者”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应该通过旅游让人更像人，而不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可能地把它们手里的钱都聚拢到“旅游业”这个大口袋里来。科学的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这个“人”主要是旅游（消费）者，旅游研究应该真正体现以旅游者为本的研究思想，而不是仅仅服务于经营者利润的增长。

如果说，旅游收入只是一种短暂的经济现象，那么，无疑可以断言，旅游所带来的社会文化效应将悠久绵长。它对人自身，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意义深远。从大处来讲，当今时代，旅游已经成为一种促进和平与理解的巨大力量（例如，旅游已成为时下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解的有效方式与途径之一）。当人们周游世界，学会互相认识、理解和欣赏其他人群的个性时，可以很好地促进世界和平的氛围。因为人们在旅游中通过文化交流就会实现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理解和欣赏，就会对异域的人群抱有一种平等的宽容的态度，从而避免许多文化的冲突。这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祉。因此，旅游通过文化交流带来的益处与旅游收入相比，很可能就像森林的生态效益与其直接的经济效益相比一样，是它的几倍乃至十几倍。世界旅游组织1998年在温哥华召开的第一届全球大会上认为，旅游有潜力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活动。因为旅游涉及的是人，涉及他们的文化、经济、传统、遗产和，旅游提供的接触机会，使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成为可能。这种对旅游的超越功利的认识，值得中国旅游界深入体味。从小处来看，旅游者作为个体的生命，他从旅游中得到的东西，应该是一种大营养。大营养从来都温都缓，甚至若无所补。那些旅行中的收获，在喧嚣之后，会悄悄地化成他们伸延的精神境界。让他们更能够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

放眼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并不将旅游发展首先视为经济利益，而更主要是为了提高公民的生活质量和整体素质，创造优美和谐的生活环境，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些国家能够将旅游、休闲与社会公益事业有机结合。他们的旅游学术研究，主要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而更多的是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或行为科学的角度来进行的，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意识。我们的旅游科学研究导向应该深刻反思并有所转变，多去关注旅游的价值、意义和人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服务于产值的增长和利润的增加；多注意从哲学的层次和人类学的角度思考和研究旅游的“元”问题（如旅游的原因、目的、本质、价值观、人文关怀等），从本质和源头上解决旅游的功利主义倾向和旅游的异化问题[7]。

当代旅游的功利主义自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现代文明加剧了人的异化，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加剧了功利主义的极端化[8]。使得当今社会人心浮躁，物欲横行，许多人把追逐实利作为人生第一要务，已然忘却了生命的本来意义。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我们的讨论可能具有理想主义的悲剧色彩。“知其不可而为之，必也狂狷乎？”。我们期待着积极的回应。

お

注释：

［1］曹诗图，袁本华.论文化与旅游开发［J］.经济地理,2003(3)：405-408.

［2］孙天胜，邹成效.旅游与人的精神世界［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4(3)：45-47.

［3］谢彦君.旅游与接待业研究中国与国外的比较――兼论中国旅游学科的成熟度［J］.旅游学刊,2003(5)：23.

［4］汤甲荣.《中图法》旅游学科列类质疑［J］.图书馆,2001(5)：41-42.

［5］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73-176.

［6］威廉・瑟厄波德主编.全球旅游新论［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