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物的方式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它是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生动展现了民族的风俗特色。当前，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数字化是新媒体的核心内容，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较大的改变。新文化逐渐出现、传统文化逐渐衰落是当前文化发展的趋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显得更加迫切。在信息时代，新媒体文化的锋芒逐渐显露，它在于传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的同时也在促进社会的进步。在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又要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在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优势作用。利用数字化技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发挥出来，是当前非物质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新媒体语境下的数字化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妥善解决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发之间的问题，进而推动社会的文化建设。

1.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关系

对社会遗产的传承是大众社会传播媒介的一项基本责任。大众传播媒介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舆论支持和技术条件。但由于大众传播媒介自身的局限性，导致该椽笔方式并不能满足不同水平的需求，导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出现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有了新的发展机遇。借助新媒体，非物质文化异常能够更便捷地走进人们的生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韵味，而不再仅仅是存在于研究性文献中。这是因为新媒体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能突破空间的限制，为新型的文化交流互动提供可能。在数字化技术下，新媒体能够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进行融合，并能够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解决。新媒体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必然会对当前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结构造成较大的影响，也会对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审美产生较大的影响。

2.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现状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多样，需要我们根据非物质文化自身的特点进行针对想的保护和传承。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虽有较大的发展，但缺点和不足之处依然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后，世界多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均开始制定相关法规、积极清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筹备资金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但我国近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然存在较大的盲目想和片面性，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甚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新的损失和破坏。陕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具备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厚文化积淀。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类繁多，具有显著的文化优势和重要的文化代表性。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欲研究工作开展焦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陕西曾进行过全省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在对陕西民间文化手机、抢救、保护以及研究的基础上，编撰成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陕西卷》(十人集成)，对濒临消亡的地方民间艺术进行保存和传承。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多样，如西安鼓乐、社火、腰鼓、民间剪纸、秧歌、皮影戏、关中秦腔、长安古乐、方言、传统节日、风味小吃烹饪工艺、紫阳民歌、镇巴渔鼓等。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是促进陕西文化认同、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有效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陕西省深厚的文化渊源。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和众多的困难，众多的经典民俗和民间艺术逐渐消逝，民间艺术珍品和民俗文物都处在消失的边缘。这主要是因为社会、政府以及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导致保护与传承工作缺乏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方法。由于保护资金的缺乏，导致所示用的手段并不适用于客观现实。人们在认识方面的不足和偏差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传承缺乏自觉性。现代人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对他们形成加大的吸引力，保护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短缺。另外，政府文化部门对民间文化资源保护的力度不够，由于资金、技术的限制导致保护传承的力度有限。民俗旅游在开展的过程中逐渐背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人们对民间原生态文化价值的认知比较浅薄，缺乏规划性和科学性，盲目建设的现象严重。一些伪民俗民间文化不断出现，甚至出现一些封建迷信的内容，不仅对游客形成误导，还影响了旅游事业的正常发展，影响了民俗文化资源和文化旅游的良好形象。

3.新媒体语境下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当前，电视、广播、手机、网络等多媒体盛行，新媒体借助影像数字技术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对古老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方面，新媒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项目是近年来过的热点内容。国内建立了数字博物馆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下面就新媒体语境下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出一些建议。

3.1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持信息的完整性

在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的有点，开展对文化信息的采集、储存、处理以及显示和传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换、再现和复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和可再生的数字形态。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现对信息的存储和利用。坚持系统性、完整性的原则对陕西地区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实行综合性的保护和传承，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通过现代数字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的存储，包括音乐、影像、图片、手稿等，采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已达到良好的保存效果，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水平。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制作成可视化的虚拟产品。可以采用2D或3D数字动画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再现和解读，通过视频、图片、三维动画等形式，将陕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出来。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体系建构，确保能够将陕西的文化生态资源进行完整、系统地保护，进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3.2构建数字化视觉传播平台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的水平正在不断提高，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可以进行整合包装。通过新媒体的综合运用，搭建立体的数字化视觉传播平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网络技术条件下的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平台应当坚持展现传统文化的内涵，通过多种渠道塑造文化效应。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应当以文化性作为重点，讲传统文化进行整体、系统地展示。陕西数字博物馆、网络传播平台的建设中，可以将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合，形成统一文化数据库。结合多方面的整合各种多媒体信息，采用视频、音频、图文的形式建立起综合性的视觉传播平台，大众在平台上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进行查阅，研究工作人员也可以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实时更新平台上的相关内容，由技术人员完成对平台的搭建和维护。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的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资源共享。

3.3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相结合

新媒体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民间艺术的数字化能够将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生产转变成为具有产业化、规模化特点的生产模式。充分发挥新兴媒体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势，将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孕育出新的文化产业，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相结合。陕西生的非物质文化传承结合软件、动漫等方面的优势，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并搭建新媒体传播平台，实现民间艺术的开发与保护。并结合当代的艺术形式，创新出新的艺术形式，实现文化、信息与传媒的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要注重知识产权的维护，通过文化产品重塑地方文化品牌，同时，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提高，推动陕西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

小结

保护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该区域内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发展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新媒体语境下，应结合数字化技术展开对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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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满,李蕾.新媒体视域下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J].大众文艺,2013,(20):9-10.

[5]黄永林,谈国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1(2):49-55.

[6]宋方昊,刘燕.文化产业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策略[J].山东社会科学,2015,(2):83-87.

[7]谈国新,孙传明.信息空间理论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6):179-184.

保护文物的方式范文

[关键词]异地保护迁移开发产权BTOLBOBBO

皖南山区的美，不仅在于其绿树成荫的山色，更在于分布其间的众多古建筑，这些被绿树相映、溪水环绕的古建筑见证了徽商的崛起与兴盛，体现了古徽州人商人的斗志、文人的雅致、隐士的情志，它们是一个时代地域风情的写照，更是明清建筑风格的完美遗存。无论是从整体布局还是到单体设计，或是从水系构架到色彩运用，还是从天井安置到三雕装饰，每一个建筑理念都完美地结合了时代的风格与地域的特色，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及艺术价值，是人类历史遗留的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

一、皖南古建筑异地保护与迁移开发现状

关于古建筑的保护，在西方国家起步较早，尤其在希腊、意大利、法国等文明古国，对于古建筑保护在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理论上也提出了系统的观念与主张，但在中国对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文物保护的探索时代，怎样保护文物成为每一位文物工作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同样，对于如何保护皖南古建筑也正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方面。目前，比较成熟的保护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原地保护，另一种为异地保护。相比之下，原地保护程序较为简单，目前已形成一整套原地保护制度，而异地保护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在文物保护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在诸多制度上还未健全。

2011年4月11日新安江国际文化长廊建设项目正式启动，预计利用三年的时间，将不宜在原地保护的140~200幢古民居，统一搬迁集中保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皖南地区依据本地区文化优势，保护各项文物遗存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与效益因素，对散落于各村镇的古建筑实行“原地保护为主、异地保护为辅”的保护形式。从潜口明园、清园到歙县徽园的建立，异地保护与迁移开发相互促进，成为新市场经济下保护皖南古建筑、彰显皖南建筑风采的又一重要形式。

二、物权时代迁移古建筑产权不清

所谓产权，是指有关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根据《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第三条规定，集体和私人所有的古民居，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保护。换句话说，在尊重历史传承的基础上，法律允许和保护私人或集体对皖南古民居拥有所有权，这一点对于原地保护十分适用，但对于异地保护来说就很难适用，因为异地保护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这些往往是原古建筑所有者不能承担或无法承担的，而对于人力、物力的支出方，他们希望的是能够利用市场经济获得回报，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产权的变动。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关系到我国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我国文物保护事业。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在对古建筑进行异地保护与迁移开发时，各行为方必须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按照法定程序，建立各行为方之间的制约机制。因此，在对古建筑进行异地保护与迁移开发时，不仅应明确产权所有者对财产能做什么，能获得哪些利益，还应包括他们不能做什么，必须尽哪些义务和责任，而这些在当前形势下都还没有明文规定，这就导致了上述产权变动过程中产权不清。

或许，有些反对异地保护的学者会认为，既然产权不清，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实行异地保护，更不应该实行迁移开发。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时违背现今发展潮流的，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角色的转变已经提上了各级政府的议程，政府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者，各级文物部门也不再是文物保护的惟一力量，皖南古建筑的保护需要民间力量的帮助，鼓励并引导民间力量合理保护古建筑成为当前文物部门重要工作之一，对古建筑迁移开发中的产权界定也就成为了耽误之急。

三、基于现代公私伙伴关系下的三种产权界定模型

1.BTO模式下的产权界定

所谓BTO是指“建设―转让―经营”的模式，古建筑实行异地保护和迁移开发过程中，在特许情况下，民间资金投资修缮古建筑并建设配套的基础设施，建成后把所有权移交公共部门，然后可以有限制经营该古建筑20年~40年，在此期间取得门票、税收或其他收入。

这种模式在我国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并没有得到普遍推广，而是采用融资的形式，参与文物建设与修缮过程中。由于我国当前文物数量十分众多，保护形势也较为严峻，每年国家虽然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但依然是杯水车薪。以歙县为例，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79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处，且绝大多数由于年代久远，岁月侵蚀较为严重，其维护和修缮工作又岂是数千万元能够满足的啊。因此，吸引民间资金加入修缮、建设古建筑的工程之中，已成为解决当前古建筑保护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

作为一种新型文物保护形式，有其优点，也有缺点。我们首先来看优点：第一，作为文物保护工程资金来源的一种形式，可以为文物保护事业吸引资金，缓解目前资金短缺困境；第二，民间资金的投入能够调动民间文物保护力量的发展，促进全社会文物保护的整体发展，提高公民文物保护意识；第三，BTO模式带有很强的市场化运作，能够将古建筑融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古建筑的保护，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模式的不足之处：第一，要求具备完善的规章制度约束，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件商品，经营者必定会受市场因素影响而改变古建筑固有属性，这也是这一模式目前并没有普遍推广的主要原因；第二，民间投资者索取的是有限制的经营权和短期收益权，对于民间资金的投资，投资方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和详细预算；第三，文物维护成本加大，实现市场化经营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即为旅游，既要吸引游客前来观光，又要尽可能减少对文物的破坏，对于文物保护部门来说工作难度加大。

由上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BTO模式在古建筑保护中必须分为两个阶段、两种形式，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完全型BTO和限制型BTO。

因此，各地如果采用这种模式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的话，一定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尤其是关于文物开发相关法规的完善程度，而选择合适的BTO模型，否则，不但不能促进古建筑的保护，而且还会因为市场的不规律变化，影响到古建筑的长期保护工作，甚至带来毁灭性破坏，因此，一个地区文物保护工作发展程度不仅需要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社会各方面进步的支持，古建筑保护的发展彰显着社会的进步。

2.LBO模式下的产权界定

所谓LBO是指“租赁―建设―经营”的模式，古建筑实行异地保护和迁移开发过程中，在公共部门监管下，民间投资方出资租赁公共部门所拥有的或是民间人士所拥有的古建筑，并在允许的范围内加以修缮维护，在合同期内合理经营古建筑，获得相应回报。

这种模式在我国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已初见成效，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和应用这一模式来扩大文物保护力量，下面我们以歙县实行的“百村千幢”工程为例，介绍这一模式的应用。

歙县境内“百村千幢”工程数据统计表

注：以上数据来自歙县文物局政务公告，2010年6月18日公布。

从以上原地保护的试点工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LBO模式应用非常简单，在双发达成合同的前提下，公共部门介入维护古建筑产权的合理化转移，无论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都可以寻求新的产权所有者，而新的所有者必须承担起建设使命，在古建筑保护与开发中即为修缮和维护，并最终享有部分产权。

同样，作为一种新型保护形式，LBO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优点为：第一，形式简单。LBO的运作形式类似于当前市场经济中的房屋租赁，只不过这里的建筑既是形式意义上的建筑，又是文化意义上的珍藏；第二，民间投入成本较低。相比其他几种模式，LBO成本低、见效快，备受投资方欢迎；第三，古建筑利用率较高。通过LBO转让的古建筑可以用来进行居住、旅游等多途径开发，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不断发展；第四，LBO模式能够通过民间资金的合理使用。将民间文物保护力度发挥到最大，根据“谁使用、谁保护”的原则，这些古建筑能够得到持续而长久的维护。缺点为：第一，修缮有度、使用有据。各地需要针对每一栋古建筑制定修缮方案，严格监控每一幢古建筑的使用情况，防止古建筑受到破坏；第二，租赁者选择要慎重。文化产品的继承者必须懂文化、珍惜文化，对于古建筑来说能够有一位关注并熟知古建筑的人士成为租赁者再好不过了，但这样的人士并不多；第三，对于私有古建筑来说，产权所有人的态度很大层面决定了LBO模式的推行情况，所以做好思想动员与行为解释工作成为了公共部门又一重大难题。

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尽管LBO模式的推广存在难题，但就目前我国文物保护的发展来看，LBO模式在不同领域已发挥了其优势，下面我们来看看在古建筑异地保护与迁移开发中，LBO模式下产权是如何分配的。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通过LBO转让之后，租赁方可以享有占有、支配、使用和收益四项产权，而古建筑原有者仅保留所有权与处置权，所以这种模式对产权所属变化较大，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让原有者完全了解租赁后的情况，使LBO处于一种公平的运作形式之下。

3.BBO模式下的产权界定

所谓BBO是指“购买―建设―经营”的模式，古建筑实行异地保护和迁移开发过程中，民间人士通过自身努力，收集散落于民间的古建筑，通过资源整合，实现古建筑复古建设，并取得古建筑经营权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我国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鲜被提及，但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古建筑的异地保护和迁移开发过程中，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使用古代建筑材料，这就往往需要向民间人士寻访“旧件”。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的存在，所以才使得这一模式处于长期不断发展之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某一位甚至几位民间人士“旧件”藏品足够拼架起一栋古建筑时，他们就可能化零为整，重现一栋新的古建筑，这无疑是一种缓慢的古建筑迁移开发形式。其实BBO模式在目前古建筑异地保护案例中时有发生，尽管其法规约束尚未成型，这也不免带来一些文物保护上的争论，歙县西园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西园位于黄山脚下，徽州古城歙县，练江西岸，26栋已建成的房屋，各具体例，古色古香，完美重现了明代建筑肥粱瘦柱，简约舒展，清朝及民国建筑内涵丰富、雕饰细腻的特征风貌，无不尽显徽商大家族宅第礼仪、教化、进取、休闲等诸多功能。其设计师徐普来历经多年将散落在古徽州六县一府的精美明清古建筑尽收园内，呈现了西园胜景，吸引了大批游客，自己也作为开发商而获益。或许正是因为法规制度的不健全，导致西园建设存在违规行为，2011年西园被歙县国土资源局下令没收。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BBO模式在古建筑异地保护与迁移开发中的应用存在着重大风险，但其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有时民间资金的运作往往会提高文物保护工作效益，带来更深刻的社会影响。所以，对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总结以下优点：第一，谁建设、谁拥有，能够极大调动民间人士保护热情，促使民间资金积极投身文物保护事业；第二，能够以市场最优原则来选择古建筑的建设，实现古建筑异地保护和迁移开发效益实现最大化；第三，能够完全以社会力量为主导，创建新的旅游热点，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第四，能够树立模范作用，以民间人士的成功引导更多的民间人士关注文物、保护文物，实现全社会共同保护文物、保护古建筑。同时，对其缺点我们也不能忽视，第一，会滋生文物盗卖行为，市场机制是一个以经济利益优先的机制，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之下，我们可以肯定众多文物会处于不法之徒的惦记之中；第二，法规性缺陷，截止目前尚没有具体法律规章出台规范这一行为，这也使得许多民间人士对此望而怯步；第三，人员性稀缺，纵观当今古玩市场的火爆，再看看一栋古建筑所需的材料如此众多，其造价十分惊人，更不用说当今文物的稀缺，光是拥有如此雄厚财力的民间人士就为数不多，更何况是爱好文物、关注文物的就更少了。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对于BBO模式在古建筑异地保护和迁移开发中的应用，目前学术界对其合理性尚处于争论之中，对其产权的划分更是说法不一，在此，笔者仅提出个人看法，以供大家借鉴。

BBO模式下产权划分

笔者认为，作为文物工作的一部分，民间合法收藏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当他们以BBO形式实现古建筑风貌再现之时，我们必须维护其合法产权，这其中就包括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五大权利，但作为产权的最后一项处置权，却不能为民间人士所拥有，这是因为一旦古建筑建成，其具有的社会地位和文物价值就会得以体现，随意处置反而会引起文物市场的不合理运作，所以由公共部门掌握其处置权，在建设者放弃经营权时，公共部门可介入古建筑处置工作，尽量保证文物的长久保存。

四、结语

什么是文物，在《辞海》中对“文物”是这样定义的：“遗存在社会上或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物。”这个定义十分宽泛，第一要是历史遗留的，第二要具有文化内涵。但在现实文物工作中，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我们并不能将所有文物都加以保护，我们只能在文物的基础上划分重点，对各级重点文物实行等级化保护，对于那些公共部门无力涉及的文物，我们要积极引导民间力量投入保护，在这期间产权划分就尤显重要了。在此，笔者希望更多学者能够投入到皖南古建筑的保护之中，也希望皖南古建筑异地保护与迁移开发能在产权清晰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1]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三联书店出版，2004年3月

[2]黄山市政府信息网.新安江国际文化长廊项目正式启动，2011年4月18日

huangshan.省略/News/NewsDetails.AspxArticleId=35645

保护文物的方式范文篇3

【关键词】公法保护；私法保护；著作权

一、公法保护为主

不可否认的是，公法保护的确给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的保护，且在很长时间以来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产生便是这种共识的很好佐证。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缺陷。其一，政府投入有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政府由于职责繁多，往往只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保护中。这就造成了投入与保护需求的巨大落差，从而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得不到有力保护。其二，公法保护模式容易产生权力滥用现象。公法保护模式通常借助公权力进行，而公权力本身就存在容易被滥用的弊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政府通常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开发的决定权，权力所代表的经济利益使得政府工作人员面临着巨大的利益诱惑，进而导致在诱惑面前以权换钱。

二、私法保护――套用知识产权模式

（一）著作权

所谓著作权，是指基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依法产生的权利。作为著作权客体的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具有较大相似性，且私权保护模式较好解决了利益分配的不均。但是，作为采用著作权模式保护的代表性公约――《伯尔尼公约》，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首先，对于客体。该公约所采用的著作权保护模式，要求作品从未公开出版，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等通常早已流传久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性、群体性及传承性决定了口头传说等的广泛流传，从而无法保障作品从未公开。其次，对于保护期限，该公约仍然采用了有期限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并不应当受保护期限的限制。只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存在，就应当对其进行保护。设置保护期限成为该公约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又一大缺陷。

（二）商标权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其中的组成要素，比如某个著名的传说、民歌的名称，只要符合商标法所规定的可识别性和显著性，而在此之前又没有他人将其作为商业性识别用途，则其在理论是可以注册成为商标使用的。比如澳大利亚，由于人们意识到土著文化的魅力，越来越多人开始将土著民族的语言、图案及标志等注册成为商标，并投入商业使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商标模式进行保护，的确在法律层面上给予权利主体确定的保护。但是，采用商标模式仍然避免不了著作权模式中主体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部分属于群体性的主体，多数的商标注册人并不能代表保有人群体，商标持有人所获得的利益也很难反馈给群体性主体。由于利益的分配不均，商标持有人获得了大部分利益，而真正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屈指可数。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商标制度，采用地理标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也是商标权保护的一种方式。依据我国2001年12月施行的新《商标法》，地理标志被明确地纳入了商标权的范畴。在国际上，依据TRIPs协议规定，所谓地理标志，是指识别商品来自于某成员地域内，或该地域内的特定地区或地点的标志，而该地理身份赋予了商品特定的质量、信誉及其他特征。由于地理标志具备地缘性、品质标志性及文化遗产性、共有性及区别性等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部分内容也可以采用地理标志进行保护。采用地理标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克服了著作权及传统商标模式的某些弊病。一方面，其权利主体不再局限于个体。能够将权利赋予一群人，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性特征正好吻合，尤其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保护客体上，地理标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具有相通性。例如武夷岩茶，代表的只是武夷山地区的岩茶，也只能被用于此地区的岩茶商品。而作为地理标志保护的武夷岩茶又同时包含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即制作武夷岩茶的传统手工技艺。地理标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是，由于TRIPs协议对地理标志的规定之着眼点并不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仅对葡萄酒和白酒的地理标志进行了详细规定。因此，规定范围的狭隘性阻碍了TRIPs协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更大作用的发挥。

（三）专利权

专利权保护模式主要适用于《公约》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即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界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专利权保护模式在内容上也同样不能完全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采用专利权模式还存在一些客观的问题。第一，专利保护要求新颖性和创新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是世代相传，且具有一定的群体性，因而比较难达到专利权对于新颖性和创新性的要求。第二，采用专利权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将付出高昂的成本。传承人为了申请专利保护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这在现实中往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或群体性主体根本承受不了的。因此，在现实困难面前，专利权保护模式几乎成为了摆设。

参考文献

[1]赵艳喜.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J].民族艺术研究，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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