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政策法规范文篇1

财政赤字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史，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发现财政赤字政策使用相当广泛，这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1、财政应追求长期平衡而不是短期平衡

财政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但这种平衡主要应立足于长期平衡，而不仅仅是短期平衡。从历史上看，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赤字率在短期内都曾出现过较大的波动，如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赤字率最高分别达到过6%、7.3%、6.0%、3.3%和7.7%，但其长期赤字率则基本稳定在2.5%左右。上述几国过去20年间平均赤字率分别为2.6%、2.5%、3.1%、2.2%和2.6%。这说明在一定时期根据实际需要实行一些短期的财政赤字，以此换来财政长期的平衡是必要的。归根结底，财政平衡是要以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为基础，脱离经济总体情况的财政平衡既无意义也不可持续。

财政赤字在短期波动而在长期平衡首先是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起的。除去战争因素赤字较高的年份往往都是经济比较萧条的年份，如美国20世纪以来出现过四次赤字比较严重的时期，赤字率超过了3%，究其原因都是由经济萧条引起的。而随后的赤字率下降甚至赤字减少出现赢余又都是经济状况转好、经济进入复苏和高涨期的结果。比较典型的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高增长最终消除了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并转而出现赢余。因而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上，财政收支是不平衡的，而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财政收支则又应是相对平衡或是基本平衡的。

除周期性因素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对财政的短期与长期平衡产生影响。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相应政府的支出强度与结构也有所区别。在某些阶段上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赤字会大一些，结果可能导致在某些阶段上财政的不平衡。但财政的短期不平衡是为了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奠定比较牢固的基础，运用得当能够为财政实现长期平衡提供重要保证。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工程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导致了持续时间较长的赤字，但为其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反周期的赤字政策仍然是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赤字财政政策虽然一直被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加以普遍使用，但对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却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学派的兴起，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重新占据上风后，西方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否定赤字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倾向，也不断有政界人士出面反对赤字财政政策。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财政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需要认真加以分析。从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尽管有学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对，但赤字政策仍然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现在从未被放弃过，只是使用的强度和方式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从历史数据上看，美日欧等国的赤字率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变化。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在使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景气度。如最近布什政府在美国赤字率已经接近3%的情况下，又提出了高达6740亿美元的10年经济刺激方案。各方普遍预计美国今后几年的财政赤字将超过3%。

造成赤字理论与实践的反差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被制度化为自动稳定器，在经济波动时自动发挥作用，导致财政赤字随经济周期逆向波动。经济理论界并不特别反对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他们主要反对在自动稳定器之外所谓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其次，反对财政政策的一些理论基础并不牢靠，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如财政政策无效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李嘉图等价定理就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其三，对赤字政策的批评和反对很多是出于选举政治中党派斗争的需要，而非完全从科学角度出发。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历次总统选举中赤字问题都成为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武器，但以反赤字为旗帜上台的新总统又都无一例外地继续执行赤字财政政策，甚至比起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以新政闻名的罗斯福总统就是以平稳预算为竞选纲领登上总统宝座的，他的执政开创了美国和平时期长时间财政赤字的先例。1980年里根竞选时也承诺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他执政的结果是美国形成了和平时期最高的赤字率。

当然，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存在有效性不足甚至下降的问题。如财政政策的"时滞过长"问题，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常常有经济刺激措施出台时经济已经复苏的情况。导致财政政策"时滞过长"的重要原因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和多党制，政府和议会往往就预算问题争执不下，迟迟不能决策。美国从大萧条时的胡佛总统开始直到今天的布什总统，每遇经济萧条或是衰退时，总统总是指责国会中的反对党拖延时间延误时机。对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指责是在萧条期或衰退期增大的财政支出在繁荣期也很难削减，结果导致了赤字滚雪球般的累积，这是与多党制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执政党为了取悦选民，巩固自己的票基，常常不顾政府的财政状况大派福利，这是赤字变得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如里根执政期间，他一方面通过减税取悦高收入者，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而开罪中产阶级，结果必然是赤字爆炸般增长。另有研究表明，像意大利这样由多党联合执政的国家赤字明显高于单独执政的国家，因为在多党联合政府里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得到照顾。显然，在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国家里，这些问题就不一定存在，财政政策也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国发展阶段也是决定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美国和日本早期财政政策明显有效，与当时公共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有关。在当时情形下，社会需求指向明确，政府公共投资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公共投资也与当时的产业结构匹配较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明显。相比之下，在发展后期，这些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可应用的范围明显缩小，一般多集中在转移支付领域，赤字财政政策的效果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因而对赤字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要作历史的和科学的分析，特别要从一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简单的财政规则既不能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又难以真正改善财政状况

为财政政策设立某种规则防止赤字无限度膨胀是必要的，但规则本身又不能损害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的能力。财政状况的好转根本上还是要依赖经济形势的好转，西方国家赤字变化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国家的经历也表明，为总体财政赤字设置上限的简单规则在实践中难以奏效，对限制财政赤字的实际作用也不大。比较典型的如美国限制赤字增长的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1987年在里根政府财政赤字急剧扩大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赤字应逐年减少，并在1993年彻底消除赤字。为此国会应每年制定赤字上限，超过上限就自动按比例消减除国防开支外的全部开支。这看起来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法规，但实际上却无法得到认真执行。由于赤字上限预测得过于保守，国会经常被迫提高年度赤字上限，行政当局也通过一些会计手法来使赤字合法，如出售政府资产、晚列支出早列收入、把一些项目移出预算等等。结果到按法案规定应是消除财政赤字的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由法案制定时的1500亿美元上升到了2551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由2.9%上升到了3.9%。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通过财政重建法案，最终都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不了了之。

有些人认为，这些规则失效的原因是由于规则本身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仍不够。《马约》标准的出台是试图通过国家条约的形式进一步强化规则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但是目前《马约》标准明显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欧盟中的核心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公开指责《马约》的标准过于严厉，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公开指责该标准是"愚蠢的，跟所有死板硬性的决定一样"。最近欧盟内部又在酝酿修改规则，重新定义财政赤字概念，引入"结构性财政赤字"概念，把经济周期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考虑在内。这一修改会大大增加规则的灵活性，赤字率的透明度则会大大下降，标准的约束程度也会放松。

在一国内或一个区域内使用简单规则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在不同国家间使用同一个简单规则就更有问题了。就政府财政赤字这一概念而言，《马约》指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全部政府赤字，但由于各国预算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差异，全部政府赤字的范围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有些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甚至国有企业的收支都是包括在全部政府收支中的。各国情况不同，政府潜在的收入与支出也有很大的不同。显然，不顾各种区别而只统一用一个百分比来衡量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适当的。政府债务余额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有些国家政府债务余额仅指政府部门的债务，而有些是指整个公共部门的债务余额。况且政府债务余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指标，一般谈论政府债务余额都是指粗债务余额，没有扣除政府的金融债权，实际上扣除后的净债务余额更客观地反映了一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如日本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超过GDP的130%，远远高于《马约》60%的标准，但日本的财政状况虽不能称好可也远未崩溃，日本政府仍有余力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关键就在于日本的净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50%左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差并不太大。

4、对不同性质赤字的影响应作区分

一般认为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类，一是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二是挤出私人投资；三是降低储蓄率进而影响资本形成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但是以上这些结论都是在假设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得出的，当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时，以上这些结论都不能成立。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的标志是需求不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失业率高等。这时增加赤字可以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率，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不但不会挤出私人投资，还会由于乘数效应而带动、挤入私人投资。

不仅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不同性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统计中对政府支出没有严格区分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很多分析只是笼统地把政府支出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由此得出了高赤字将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形成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结论。但实际上，政府投资也可以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这对私人部门发展相对滞后的后发国家更是如此。政府公共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是高生产性资本，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投资支出同时形成了资产，政府总的资产负债状况没有恶化，这和其它性质的政府支出只增加政府债务不增加政府资产的情况迥然不同。从历史上看，政府支出中投资比例较高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一直高于其它西方国家，日本长期发行建设国债为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国际上，赤字只为政府投资支出融资的规则被称为黄金法则（GoldenRule）。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重建时实行这一法则，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英国从1997年也开始采用黄金法则，目前英国已是欧盟成员中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

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赤字政策的选择

无论是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来看，我国当前都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利条件。要积极利用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应简单地将《马约》标准作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准则，而是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并参照相应的国际经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满足当前发展阶段需要的、且又是充分谨慎的财政政策规则。

1、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人民群众的一般商品需求已经能够得到基本满足，但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缺口。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水、电、路、机场、通讯等设施仍很落后，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二是广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体育娱乐等设施十分短缺，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难以提高；三是大江大河治理和国土整治工作尚未完成，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出不利影响；四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设施与装备还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差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增长潜力。以上这些领域都是公共投资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或者是需要公共投资进行引领的领域，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公共投资仍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公共投资可以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在历史上都有过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经历，日本历史上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过7%－8%，瑞典等国也达到4%，而目前我国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总投资规模仅占GDP的2.6%，这还是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后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要把我国财政中用于公共投资的比重逐步提高到5%左右，建设资金首先考虑从经常性收入中支出，不足部分可以考虑通过发长期建设国债来筹措，每年发行建设国债的量由当年的财政状况决定，考虑到日本等国的经验教训，建设国债最高不超过GDP的4%。在基础设施得到比较大的改善后，这一比例应逐步递减，以防止国民经济对公共投资的过度依赖。

2、财政要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支付必要的成本，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突出出来。我国目前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近期可以考虑通过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使其尽快正常运转起来。每年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发行数量也要视当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而定，但最多不应超过当年GDP的1%。社会保障基金正常运转后并能做到可持续性的收支平衡后，应停止发行社会保障国债。

3、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

对重点领域的支出应固定一个增长率，在财政收入不足以保证重点领域支出的增长时，应允许政府通过借贷或发行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保证支出，以起到财政支出以增量调整促存量调整的目的，但数量应严格限制在当年GDP的0.5%以内。当公共服务支出达到财政支出中适当的比例后，应不再允许以负债方式支付公共服务支出。

4、上述领域外的所有支出应严格遵守收支平衡的原则，不允许出现赤字

数字经济政策法规范文

美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领导者。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府首先政府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NII）”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GII）”，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作为其施政纲领，投资4000亿美元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完成网络硬件和服务系统化。本世纪初，美国政府又提出“21世纪的信息技术：对美国未来的一项大胆投资（简称IT2）”计划，将研究与开发的重点放在先进技术和计算方法、大规模网络(下一代因特网)、高可靠性系统、人类中心系统和教育与人才培养五个领域。另外，美国政府制定《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域名权保护法案》、《全球电子商务框架》等政策措施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在美国数字经济辐射下，加拿大政府也高度重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计算机的普及率。加拿大在1995-2005年内耗资7.5亿加元来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遍布全国。在电子商务的应用和推广方面，加拿大政府专门成立电子商务委员会，负责协调电子商务试点、法律框架筹备等事务，以便尽快健全全国的网络经济秩序。另外，加拿大还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区之便，开展与美国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广泛合作，使得其在网络经济的各个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二、欧洲经济板块：追赶数字经济

在北美经济板块的带动下，欧洲各国普遍意识到，把握住数字网络带来的种种机遇，发展数字经济，是提高欧洲经济竞争力的必由之路。1999年，欧盟提出并实施“E-Europe”计划，为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2003年，为了保障数字经济的安全交易，欧委会通过建立欧洲网络与信息安全机构，集中负责收集有关计算机犯罪、黑客袭击和其他网上事故的数据，并协调欧盟成员国致力于网络更加安全，进一步保护“欧洲数字经济安全”和信息社会发展。欧洲数字经济出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欧洲国家根据本国情况因地制宜制定了各有特色的扶植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英国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2000年初英国政府先后提出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有关文件和议案，并且公开招聘“数字经济特使”，以期望“英国能形成世界上最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环境”。法国成立了新的法国电子商务与数据交换联合会，成员主要是电信部门、生产厂家、技术提供者和网络提供商，旨在通过影响信息技术的使用者、网络提供者、技术提供者、政府实体和科研机构，促进电子商务的应用和网上专有技术、网上思想的交流与传播。德国政府提出了“全体上网”的10点赶超计划，这个计划强调“利用互联网如同学会读书写字一样重要”，要求所有的学校都要与互联网实现联网；全部公共图书馆都要实现联网；各地劳动局都要举办“互联网驾驶证”培训班，给失业者开办使用互联网的知识普及课。

三、东亚经济板块：赶乘数字经济列车

东亚金融危机以前，东亚经济板块是世界上最具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为重振亚洲金融风暴后一度衰退的东亚经济，东亚国家普遍将注意力集中到以宽带和游戏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新领域，促进了东亚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

东亚各国依据国情，制定相关数字产业政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日本成立电子商务促进委员会积极推动网上授权认证和电子货币支付的开展，把信息技术和产业作为21世纪新的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干线网络的基础设施，飞跃性地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韩国实施“网络化韩国21世纪”计划，推动“全民信息化”，把扶持数字内容产业特别是游戏行业当成了振兴经济的国策之一，专门成立了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委员会，宣布确立“数字内容产业发展基本计划”。目前，韩国的数字内容产业已经超过传统的汽车产业，成为韩国的第一大产业。新加坡政府成立国家电子商务行动委员会，专事鼓励、推动和协调新加坡各行业发展电子商务，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相关标准的制定，领导创建新的万维网服务国际标准。

四、全球数字经济浪潮对我国的启示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经济潮流，并对世界以及各国宏观经济及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影响已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构成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这种挑战变得更加现实。目前，我国面临双重的转型任务：由一个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同时还要转向知识社会。如何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迎接数字经济的挑战，已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

1、加快我国企业信息化步伐

全球数字经济浪潮显示，企业信息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我国企业信息化的程度还处在相当低水平。从企业信息化管理方面看，在15000家左右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大约有10%左右的企业基本上实现了企业信息化，有70%左右的企业拥有一定的信息手段或着手向实现企业信息化的方向努力，有20%的企业只有少量的计算机，并且还继续停留在文字处理、财务与人事管理等基本信息处理方面。尽管不少企业也拥有局域网或使用因特网，但企业间业务联系仍主要依靠传统的电话、传真和邮件，没有充分利用信息化所带来的便利性；从企业信息化制造方面看，我国制造业虽名列世界第4位，但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5，人均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的1/26。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低，产业主体技术依靠国外，新产品开发周期是国外的几十倍。因此，我国大量传统产业急需通过技术改造实现自动化、信息化。

2．提高电子商务安全性和自主创新能力

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表明，电子商务对推动世界经济转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成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近几年才得到迅速发展。截止到2004年，全国零售网站为2219家，占电子商务网站数量的比例高达49.5%。200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6800亿元人民币。然而，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市场数字化刚刚处在起步阶段，存在多方面问题。一是安全认证、在线支付、现代物流、信用、标准规范等电子商务支撑环境薄弱；二是创新能力不足，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电子商务技术装备和软件不能完全满足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三是缺乏配套的技术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影响电子商务的普及应用。因此，今后的重点应当是提高电子商务交易过程的安全认证、在线支付以及建设配套的自主技术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3．培育数字内容产业的市场环境

东亚各国通过发展数字内容产业赶乘数字经济的成功经验表明，数字内容产业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能够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是现代化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1年的报告中，欧盟2000年12月实施e-Content（电子内容）计划以来，欧洲的数字内容产业规模已经达到4330亿欧元，相当于3万多亿人民币，超过了通信业的2540亿欧元和IT制造业的2120亿欧元，占GDP的5%，并且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25%，远远高于其他领域。2002年，美国信息内容产业的规模已达到8850亿美元，日本内容产业的销售规模达1000亿美元，更是汽车业的一半。目前，全球数字内容产业市场规模年增长率达到33.8%，未来5年，数字内容将是全球瞩目的新兴产业。当前，我国具备了发展数字内容产业基本条件，高增长需求、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初步支撑、具备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信息化开始重视信息内容开发利用等因素都有利于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但同数字经济发达国家比较还相当落后。比如在游戏产业，全球游戏市场已被欧、美、日瓜分，美国以游戏销售额112亿美元居榜首（NDPFunworld公司），欧洲以60亿美元居第二（欧盟GerhardFlorin公司），日本以4462亿日元居第三（日本CESA协会），三者占据全球游戏90%的市场，而我国同期游戏市场规模为仅13.2亿元人民币。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高新民认为我国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缓慢主要受到市场化基础较差、产业链生态环境尚未形成、互连网环境下的商业模式不成熟和政策面支持不力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我国数字内容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从政策措施上明确鼓励数字内容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并培育合适的市场环境。

4．完善电子商务法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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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一）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的概念

财政平衡是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在总量上相等。如大体相等，可称为基本平衡。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会计上将其用红字表示，所以称为财政赤字。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通常按财政年度计算，我国的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收支相等，也就是财政平衡；二是收大于支，即存在财政结余；三是支大于收，发生赤字。从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编制预算时，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但预算执行结果收支完全相等、分毫不差的情况几乎没有，不是收大于支，就是支大于收。因此，只要收支相差不多，就可以看作财政大体平衡。

（二）赤字与赤字预算

财政赤字是一种统称，出现财政赤字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编制预算时就是支出大于收入，留有一块缺口，这是事先有计划地安排的赤字，这种预算称为赤字预算；另一种是预算安排中并没有赤字或者赤字数额很小，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收入减少或支出扩大，结果出现赤字或增加了赤字的数额，这种执行中出现的赤字也称决算赤字。

预算是平衡的，决算出了赤字，一般来说只是个别年份因天灾或工作失误等而造成的。而赤字预算则一般是和赤字政策相联系的，因为有某种需要，政府事先有计划地安排了赤字的使用方向，以达到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等目标。

（三）长期平衡与当年平衡

一般讲财政平衡，多指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近几十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平衡的观点，他们认为财政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要与经济周期相适应，因此，追求财政平衡也不能只着眼于当年，而应着眼于长期的平衡，在一段时期内，有些年份出现赤字，而另一些年份有结余，从整个时期来看，只要总量大体平衡，就可以认为是财政平衡。

（四）财政赤字的不同口径

如何计算财政赤字的数额，不同国家使用的口径有所不同，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口径：

第一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支出）

这一公式又可表示为：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收入-债务支出）

这里首先明确一下公式中的概念：经常收入是指政府通过税收等法定渠道所取得的财政收入；经常支出是发挥政府基本职能所安排的支出；投资支出是与固定资产形成直接有关的支出；债务收入包括国家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收入、向国外或银行的借款收入；债务支出是指还本付息的支出。显然这一公式所表示的赤字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硬赤字”，即国家通过举债手段仍未能弥补上的入不敷出硬缺口。

第二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

按照这一口径计算，如果出现了财政赤字，说明财政在其正常收入的数量规模之外，多支出了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通常是通过政府举债来弥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赤字”。

这两种口径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把年度债务收支计入正常财政收支的范围。各国对债务收支的处理方法是不相同的，日本把国债收入列入国家岁入之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多不把公债收入作为正常的财政收入。1993年之前，我国是采用第一种口径计算财政赤字的。1993年以后，已经改为采用第二种口径了（但在付息支出的处理上仍与西方通行口径有差别）。

（五）中央、地方、全国财政赤字及赤字占gdp的比重

多数国家的预算是分级编制的，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赤字，称为中央赤字；各地方汇总的地方预算中的赤字叫做地方赤字；全国财政赤字就是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汇总后，将两部分赤字（结余）相加后的全国总赤字。

一般而言，各国中央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多，而地方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少。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其借债能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出现赤字要通过以后年度压缩支出或增加税收来弥补。像美国，近十余年来联邦政府几乎年年是赤字，而州和地方政府则基本是略有结余的。按照我国《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在编制预算时是不能出现赤字的，在实践中地方出现赤字的情况也比较少。

衡量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的多少、财政状况的好坏，进行财政赤字的年度间或国际间比较时，通常采用赤字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

赤字额占gdp的比重，即是将赤字数额与gdp进行对比，它反映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程度和财政稳固状态的区间。一般认为这一指标的警戒线是3％一5％。

（六）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

在编制财政预算，安排财政收支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量入为出”，就是根据收入能力来安排支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另一种是“量出制入”，就是根据支出需要来组织收入，“要办多少事，去筹多少钱”。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量入为出”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但在实践中，有时必要的支出无法压缩到收入能力之内，仍然会出现财政赤字，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年份出现赤字，就是这种无奈的结果。

因此，对“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的理解不能绝对化。“量出为入”并不是要满足所有的支出需要，关键是要合理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安排支出时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民负担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入”应该是按照政府履行职能需要积极组织的收入。从逻辑上说，政府理财在收支规模方面第一个层次的原则应是在明确政府合理职能范围和必要支出任务的前提下设计筹措财力的通盘框架，即“量出制入”；而后，应在财政常规运转、安排落实具体项目的层次上量力而行，以收定支，即“量入为出”。这样，量出制入和量入为出是在先后两个层次上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原则，积极组织收入和合理安排支出实际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偏废。

财政赤字的弥补

（一）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各异，形成财政赤字的原因和赤字计算口径不一样，因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也有差别。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第一，用往年财政结余弥补；第二，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第三，发行公债，以债务收支弥补赤字。

1.往年财政结余弥补赤字

“所谓财政结余，并不是结余钞票，而是结余相应的物资”。①运用上年结余弥补当年赤字，只要是真实的结余，便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来源。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不会影响银行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也不会引起债务负担。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状况看，从1979年至今实际上只有1985年略有结余。因此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①《陈云文稿选编（1952-196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2.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指财政从银行取得资金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法；财政向银行借款则可看做是有偿透支，即付息借款。在我国，两种方法的效应实质上差别并不太大。这种弥补方法具有三种运作过程和后果：

（1）如果银行是用压缩原有贷款办法或用银行存差向财政垫支，这种垫支都是有物质作基础的，货币发行可以保持在经济性发行范围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总供求平衡不会产生冲击。

（2）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部分超过了银行承受能力，这时超出的部分将引致银行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而这部分“财政发行”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这将引起需求总量膨胀的不良后果。

（3）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银行完全没有承受能力，这时，完全靠毫无物质基础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来弥补。这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非经济增长，使社会购买力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90年代初，考虑到银行业务发展情况和体制改革深化等因素，我国已明确规定不得再采用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3.发行公债弥补赤字

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是现代各国的普遍作法。尽管各国财政赤字形成原因和发债自的是不尽相同的，但各国发行国债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是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发行内债弥补赤字。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仅靠国内筹集弥补赤字的能力有限，还向国外发债弥补赤字。用公债弥补财政赤字，实质上是将不属于国家支配的社会资金在一定时期内转为国家使用，是社会资金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的转移和使用结构的调整。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只要合理掌握，一般不会影响经济正常发展。这主要是因为：

（1）发行公债只是将部分社会资金的使用权暂时转移，使分散的购买力在一定期限内集中到政府手中，不会改变流通中的货币与可供物资的对应关系，因此，适度的国债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2）公债的认购通常实行自愿的原则，通过发行公债获取的资金基本上是社会资金运动中游离出来的部分，即社会暂歇的资金，将这部分资金暂时集中使用，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不能把公债视为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弥补财政赤字手段。当财政赤字长期、连续、大量发生，债务规模超出合理区间，形成债台高筑局面时，就可能引出危机性的后果。而且，社会闲置资金是有限的，国家集中过多往往会侵蚀经济主体的必要资金，从而降低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力与效率。

（二）我国财政赤字弥补的概况

1993年以前，由于我国的赤字是财政的经常性收入与债务收入加在一起之后，仍然入不敷出的硬缺口（硬赤字），当这种赤字发生时，因国债收入已经打入预算收入，弥补硬赤字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过去年度的财政结余，从我国实际情况考察，这种方式余地极小，因为1979年以后连续出现赤字，已经没有结余可利用。另一条途径是向银行透支或借款，这种弥补方式容易引起“赤字货币化”的通货膨胀。例如1979～1980年发生较高额的赤字，按硬赤字口径计算，1979年为170.67亿元，1980年为127.05亿元。1980年财政向银行透支额的年末余额为170.2亿元，引起了当年和下一年度的货币发行量较大幅度的增加和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1979～1980年零售物价指数共上涨8％。1994年，国家规定财政不再向银行借款用以弥补赤字，财政赤字完全依靠国债弥补，至此，我国财政“硬赤字”计算口径不再存在，结束了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的方式。1994年以后的财政赤字全部以发行国债弥补。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过程，包括国民经济中的物资可供量（有效供给）与社会购买力（有效需求）数量相当、结构适应、流通顺畅。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经济运行动态过程中，影响平衡的因素来自各个方面且千变万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平衡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矛盾，使之不断达到相对的平衡。

一般来说，企业和居民只能在自己的收入范围内安排支出，即使发生借款也只是收入支配权的暂时转移。能够创造购买力、影响需求量的只有两个手段，就是财政和金融。财政和信贷的收支都是货币收支，是整个社会货币流通和资金收支与分配的两道“闸门”。

在我国，一方面银行财政金库，财政的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银行向财政缴纳利润或税收，并且购入财政发行的债券。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是由财政和银行共同提供的。不论是财政出现赤字，还是信贷出现了不平衡，都会影响到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所以要保持总供求的平衡，宏观层次上的关键就在于管好这两道“闸门”。当我国取消了财政向银行透支的渠道以后，实际上财政赤字已经不能直接引发总需求的扩张了。但这时财政赤字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渠道，引起银行过多发行货币和需求膨胀。

应该看到，50年代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方针，是与我国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1949年建国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加快工业建设的进程，国家只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统一调度使用，为此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都是通过政府的计划直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国民收入除了劳动者的必要消费部分外，绝大部分由财政集中起来统一分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这种体制决定了财政对国民经济总量平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只要财政收支能保持平衡，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也就有了基础条件；而如果财政不平衡，就会很快引起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所以，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二十年来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经济与旧的计划经济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政府计划与调控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已经很小，市场机制正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中发挥着作用。

（2）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运行中自主经营，展开竞争。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份在产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国有企业正在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结构为目标的战略性改组。

（3）通过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居民的个人消费和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大提高，已经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4）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巳形成了中央银行调控下较完整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信贷资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货币政策成为调控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状况的有力杠杆。

（5）国际收支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显著上升，随着对外开放，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np的比例巳由1978年的不足10％，上升到接近40％，1979～1997年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近35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对国民经济及总供求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6）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周期波动“自然节律”因素，在我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正因为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这些重大的变化，财政虽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仍然处于重要地位，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决定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两者应该、也必须互相配合，来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尽量避免或减少其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因而，在这一总目标下，我们就不能孤立地追求财政的平衡，而是要特别注重财政与金融的协调平衡以及社会总资金运行与社会供求总量与结构的综合平衡。为了这个目标，有时还需要财政或银行在不同年度采取紧缩或扩张的政策，这与财政平衡方针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经济的市场化以及经济情况的复杂化，决定了今天综合平衡的调控手段要由过去的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调控对象也要由过去对实物形态的指令性安排为主转变为以价值形态的杠杆调节为主。但是，这些并不能否定综合平衡思想的内核。

回顾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国民经济的供求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人们就肯定和重视综合平衡的理论，并据以进行经济调整；当经济调整恢复了平衡，国民经济顺利运行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就往往出现否定和抛弃综合平衡理论的倾向；当因此而使平衡关系遭到破坏，便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这种历史现象，一方面说明社会总供求平衡与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容易导致国民经济出现反复，甚至付出高昴的“学费”。

在我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周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减少它带来的损失，即实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我们必须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并且要跳出计划经济下固守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框子，把眼界进一步扩展到跨年度、跨经济周期的相机调控及动态中与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全方位协调配合。西方各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实施反周期调节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实践，是在新时期通过宏观调控寻求总供求平衡的典型事例。

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

（一）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基本观点

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人们的认识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

1.西方经济学对财政赤字经济影响的不同论点

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认为赤字对经济会产生“坏”的影响，因此对赤字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是战争、自然灾害使经济遭到破坏所产生的结果，财政赤字只是加大了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沉重的赤字拖累迫使国家滥发铸币和纸币，造成的后果，一是赤字会降低资本积累，减缓经济发展过程；二是赤字会引起货币贬值，使人民蒙受灾难。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却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有效需求不足，大量失业者存在，因而执行赤字政策，扩大支出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之目的。他们认为赤字财政是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当经济周期处于谷底状态时，政府可以通过反周期的赤字财政政策，使经济爬出谷底恢复繁荣。从资本主义实践看，凯恩期主义理论确实拯救了30年代陷于“大萧条”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而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滞胀的出现，新的一些经济学派又开始否定凯恩斯的理论，认为财政赤字是一种公害，它引起通货膨胀，抬高利率，导致贸易经常项目的逆差，对私人投资具有排挤效应等。直至目前，对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仍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2.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看法也存在分歧

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财政赤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导致通货膨胀，形成虚假购买力，加剧消费与积累比例的失调等等。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认识过于绝对化，无法解释我国近二十年间连年赤字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仍取得重大成就的现实。对财政赤字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对财政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是否能成为调节总供给的手段之一，等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在一定条件下，财政赤字也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二）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一般分析

1.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

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1）财政赤字由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当财政出现赤字时靠银行资金来弥补，财政对银行既不还本也不付息。“借款”是指财政与银行之间形成资金借贷的权责关系，即有借有还，并支付利息，但实际上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向银行借款后主要是支付一定的利息，尚未还本，因此，在我国财政透支与借款实质上差别并不大。

第一，财政发生赤字向银行透支或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我国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是发生在由中央银行国库职能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根据制度安排，财政的一切收支都是通过中央银行帐户入库和拨付的，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这部分货币差额需向银行“借”。比如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100亿元，在财政借款帐户的借方记100亿元，在国库存款帐户的贷方记100亿元。这样就可以安排100亿元支出，并通过各种用途分别形成企业存款，居民储蓄或手持现金。可见，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我们知道，随着经济的增长，货币的需求量也必须要增加，货币供给量就必须与之相适应，在新增的货币供给中，有一个由货币系统决定的基础货币增量，在这个限度内货币的发行都属于正常的经济发行，是有物质保证的。财政透支或借款如不超过这一限额时，就不会发生货币的非经济发行，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如果财政透支超过了这一限额，超过的部分必然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赤字并非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因素，信用膨胀同样会造成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划等号。

（2）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效应。

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效应，应视不同的债权人而定。

第一，当购买公债的是居民个人或企业，包括商业银行时，一般来说只是购买力的转移或替代，这种公债的收入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是债权人把属于其支配的商品物资转移给政府支配的货币收入，是有物质保证的，因此不会产生增加货币供给的效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国家把公债投向国民经济急需的“瓶颈”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来说将有利于改善总供给，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进一步分析，当居民或企业用储蓄或定期存款m2购买国债，通过财政支出转变为m1时，虽然m2口径的货币供给规模不变，但其中m1的规模却增加了，这种结构性变化，对市场均衡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中央银行购买公债实际上是货币发行，效应相当于“向银行透支”。它的传导过程是，中央银行认购政府公债，财政将公债收入用于支出，则中央银行的财政金库存款减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相应增加。商业银行有超额储备，就可能用以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存款增加的同时并不扩大贷款规模，或中央银行认购公债的同时，相应地压缩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也不会扩大贷款规模，于是就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

2.财政赤字扩大需求的效应

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

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购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

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

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销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销；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财政困难特别是中央财政困难，在基本建设投资资金来源中预算内投资的比重已显著下降，1996年和1997年仅为6.3％和6.4％，而企业自筹资金的比重1996年为45.7％，1997年为46.5％，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与80年代初相比也不相上下，这说明在改革中通过多种措施扩大了非政府投资比重，尽管改革20年来连续出现赤字，但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并不明显。

（三）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的再认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都是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与此相适应，一向是执行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在传统财政观念中，财政赤字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在我国即使偶而出现，也不过是经济工作一时失误的后果。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前，财政赤字也只是在少数年份出现。改革开放后，1979年出现了巨额赤字170.67亿元（硬赤字）和以后多年连续出现的赤字，以及不得不在年初编制预算时就打赤字，开始引起理论界和政府的关注。连年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和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一直成为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探讨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