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和经济政策的区别范文篇1

关键词：增长方式转变；风险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7-0018-08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的现状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一问题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更加明显。中国之所以会受到金融海啸的不利冲击且影响程度逐步加深，除了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目标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早已意识到并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在当前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下，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导致转变步伐十分缓慢，为了加快转变的进程，必须将潜在的风险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之内。在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建立一套能够有效地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潜在风险的风险控制系统。只有如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才能降至最低，转变进程才能升至最快。

一、控制风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

根据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以及对1995年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回顾，有如下基本判断：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城镇登记失业率不高于5％，衡量通胀率的CPI指数不高于5％，对外贸易经常项目中的逆差控制在2％以内并且能够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经济增长率不低于9％，失业率不高于4.5％，通胀率不高于4％，贸易逆差控制在1.5％以内并能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仍然可以运行良好。因此，如果将上述指标看做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几个重要风险约束条件，由宏观经济运行能够达到上述目标来确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选择、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显然它们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可以承受的比较宽松的界限，在这些约束条件下，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还可以再快一些。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为何如此缓慢?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第二，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官员升迁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为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中央政府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绩效考核的最重要可量化指标。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形成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晋升锦标赛”。现行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显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重视经济增长数量，轻视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因此，地方官员对于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外，一个地区的失业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关系到政绩，而且较低的失业率本身就直接反映了政绩，较低的失业率还有助于本地区的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也是地方政府官员所追求的目标。地方政府除承担本地区行政事业经费、文教卫生支出和其它支出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支出，其中前两项支出具有刚性，政府必须解决，而最后一项又直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个人政绩相联系，对政府官员非常重要，因此，地方政府通常格外重视本地区的财政收入。然而，关注经济增长、失业、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却不太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因为：尽管地方政府官员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它需要的时间太长，一届地方官员大概任期4年，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要实现晋升目标，必须进行能带来短期明显政绩效果(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保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恰好能够更容易实现这一点。既然维持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可以维持原有的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财政收入，而在任的短期内“动大手术”则可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那么地方政府自然没有激励去积极落实中央政府的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

缺乏风险分析导致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根源在企业。中国企业粗放程度高，若维持粗放型生产方式，虽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净利润都不高，但至少可以发放工资、计提设备折旧；若粗放型企业迅速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短期内，工人会失业，机器设备会遭到淘汰，甚至企业可能直接关闭。面临来源于企业的微观风险，地方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本地区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地区竞争力减弱以及地方官员政绩在现有绩效考核制度下受到不利影响。面临企业的微观风险演变为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中央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国际竞争力减弱，从而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稳定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担心导致它们在制定和落实试图推动转变步伐的政策时都会试探着进行，企业的担心导致它没有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并且这些试探性的政策往往会由于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多重委托关系而“寸步难行”，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式委托机制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与企业的谨慎策略恰说明它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潜在风险的形式和大小不够了解。如果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政府就会更明确地知道促进转变政策应有的力度，而不再是无关痛痒的“试探”。

基于以上的理解，为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步伐，可能的途径有两个：第一，改变绩效考核机制；第二，有效控制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改变绩效考核机制是很多国内学者提出过的政策处方，但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涉及到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情况，超出本文研究范围。基于此，在现行的绩效考核体制下，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就成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为了有效控制风险，须率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不同地区(尤其是各地区中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企业密集的城市)、不同行业(特别是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行业)、不同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分别进行风险溯源；找到风险源头之后，采取定性方法对潜

在的各种风险加以识别；然后，采用定量方法对各种风险的大小进行评估；最终，生成一个蕴含大量信息的风险排序。只有通过这样的风险分析，才能够让中央政府给出更为确切的转变步伐临界值，才可能构建合理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有效控制风险，最终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那么，中国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具有什么特征?

二、黑匣子：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及其局限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工具作用下的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实际上把宏观经济运行系统看做是一个黑匣子(如图1所示)。政府在匣子的一端输入政策变量，在另一端得到运行结果。虽然从政府向黑匣子输入政策变量到得到宏观经济运行结果之间存在不确定性，政府无法判断运行的实际结果，但政府其实有一个预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值，也就是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理想经济增长方式。政府根据输入的政策变量组合(包括政策变量的选择及各变量的取值)与运行结果的变化值，来决定下一次的政策变量组合，即根据反馈结果来调节政策变量，这样就形成一个动态反馈的调节系统。

现行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实际上是反过来进行的：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组合所影响的宏观经济目标超出了政府的期望值，政府就可以改变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以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风险限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因此，政府在实施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时，必然是首先选择一些易于实行的政策，使之影响包括了关键产业和问题突出的地区的整个国民经济黑匣子，然后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当这些政策有效，而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又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政府将在下一个时期加大原有政策的力度或者推出新的政策，再来观察这些政策对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如果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则进一步加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力度；如果用由宏观经济目标衡量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则减轻政策力度，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使宏观经济目标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会产生宏观经济风险，但由于这种风险实际上是直接由政府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引起的，而这些政策工具又由中央政府完全控制，因而政府可以通过选择政策的组合和力度来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因此，这是一种根据输出值的反馈来调节输入值的风险控制机制。

虽然现实中的宏观经济目标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目标体系，但由于：(1)这些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例如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2)政府会根据一定时期宏观经济中急需处理的主要问题而在这些目标之间有所侧重，因此，尽管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多目标的特征，政府仍然能够依据目标之间的联系和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策选择。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增长率目标通常不会低于8％，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率为9.45％(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1992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15％；进入2000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21％，失业率不能超过5％，通货膨胀率不宜超过4％，国际收支很难容忍总体上的逆差，更不可能容忍较长时期的逆差，如果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导致出口大幅减少而进口迅速增加从而形成贸易逆差，则政府也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和进程。因此，在多个宏观经济目标(即目标体系)的条件下，政府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进行政策选择；即使因为多重目标下的政策选择空间不大，政府也可以通过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来选择政策。此外，对于两个不属于宏观经济目标但又会影响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财政收支状况和金融市场风险，政府也同样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当财政收支状况严重恶化、金融市场风险快速提高，超过了政府认为的社会承受值时，以社会稳定为更高目标的中央政府就必然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其风险控制系统与上述完全相同。

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问题是：(1)政策制定有一个时滞，即从政策制定到最终影响各经济变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达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所经历的时间，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政策在传导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这一时滞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中央政府认识时滞(搜集信息)和行动时滞(制定并执行政策)，而外部时滞是指企业微观决策的时滞和改变生产经营活动的时滞。如果政府根据政策实施后的效果来决定下一时期的政策，本身就会造成宏观经济风险。(2)可能导致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关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即中央政府在t时按最优化原则制定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但这项政策在t+n时已非最优选择，从而影响政策的可信性，使此后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其它政策难以推行。(3)由于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制定的政策很难兼顾到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差异，而我国无论是地区差距还是产业差距都很大，因此，一项缺乏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2006年中央政府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就没有实现；在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相当一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资企业纷纷逃离中国，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减少用工，辞退工人。这些情况都说明，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运用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料不到的风险。

三、中央与地方协调：基于风险分析的风险控制系统

由于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设计了一种新的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对此，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基于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体系，在实践中必然会因为时滞而产生预料不到的结果，加大执行政策的风险，引起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而使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或因犹豫不决而坐失良机，或因急躁冒进而酿成恶果。第二，建立一个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可能的。只要在现有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加入决策前的风险分析，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控制，就能避免现有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包括两个相互协调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是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一个是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一)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2所示。这一模式最大的好处是，由于首先进行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在此基础上才选择政策组合、政策力度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这实际是在事前控制了风险，从而可以避免由于政策的时滞，而延误控制风险的最佳时机，避免出现政

策的结果开始在现实中显现出来的时候，宏观经济风险可能已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具体而言，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1重视政策选择前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中央政府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主要产业以及作为产业空间存在形式的地区，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这些产业和地区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主要产业和主要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和各个地区。

2政策措施的控制和调节更为精准。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了解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主要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主要产业部门与其它产业部门的关系；了解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了解了由于产业存在于地区而地区依赖着产业所导致的地区与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了解黑匣子的内部构造和联系机制，政府就能够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根据经济中主要部门和主要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分别制定，从而进行精准的控制和调节，避免了“一人得病，大家吃药”的情况。在打开黑匣子后，政府可以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国民经济中主要行业中失业率的影响从而得出对各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失业率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某些重要产品(例如能源和原材料等)价格的影响，从而对价格水平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产生的影响；除了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宏观经济目标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之外，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即金融市场风险。

3具有多级反馈功能。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对经济中的产业风险和地区风险分别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综合两种风险的交互影响，与可承受的风险进行对比，然后修正自己的政策组合和实施力度，再次对政策的风险进行分析，直到风险在可承受范围内。通过一种风险的细化和可能影响的模拟，建立一种宏观风险的反馈式评估系统。

如果说中央政府缺乏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有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也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地区性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地方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更多的担心，因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采取了比较谨慎和消极的态度，只是迫于节能减排目标而选择某些政策。为保证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能够在地区得到落实，除了中央政府在决策时需要考虑各地区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外，地方政府也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二)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职能有所不同。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推动者，而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是被动的接受者；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由于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宏观运行的风险程度来适时调节政策组合及力度，所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具有很大的可控性，但对于被动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来说，政府政策和宏观经济状况是地方政府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很难改变其外部环境，而是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整自己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之处是，地方政府并不用过分担心经济的波动(除非这种波动严重影响到经济中的就业)，也不会过分担心价格水平，因为在地区间市场壁垒已经消除的今天，地方政府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来水和城市交通的定价之外，他们的经济行为已经很难影响当地的价格水平。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不用担心对外经济状况，除非本地区是明显的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也不会太在意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产生的金融市场风险，但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非常在意财政收入状况。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中央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整个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执行这些政策，所以中央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而对于地方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所影响的市场都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只能在追求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此，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与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不同。其次，由中央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而有意识调控的宏观经济，对地方政府来说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3所示。

图3显示，该系统能根据外部环境和中央政策的变化来及时考虑政策种类、政策组合以及政策力度，并通过主要产业分析而及时评估出政策风险，进而调整政策使之保持在可承受的风险水平之内。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已成为既定的外部环境情况下，当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本地区的主要产业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本地区这些产业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本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本地区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

此外，应该加强中央与地方风险控制系统的有机协调。一般认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应该包括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将后者看做是前者的一个子系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观点是对的，但在市场经济和分权体制下这种观点就有了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它们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三是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政府所不知道的许多信息。基于这三个原因，不能简单地把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看做是中央政府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子系统，而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具有某种独立性，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加强与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协调，努力使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服务，甚至努力建立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否则，就会出现地方政府不积极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情况，

或者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转嫁给中央政府。

四、控风险与促转变的政策思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缓慢的现状，现阶段中国要通过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如下政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一)注意对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的风险控制

经过多年探索，政府已经逐渐明确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是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是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特别是节能减排。根据这样一个政策思路，可以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风险控制的重点。

首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虽然第一和第三产业都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第二产业中的问题最大，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在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内部的关联度高，由节能减排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政策引起的不确定性极大，因而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产业风险源就是第二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中，又须要重点控制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六大行业，因为这六大行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总量的70％，无论是目前正在实施的节能减排，还是不久必然推出的能源及其他资源价格改革，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影响的就是这六大行业。它们都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特别为制造业提供基本条件，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产业风险会通过六个产业扩散到整个制造业，进而扩散到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控制好六大行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了宏观经济中的产业风险。

其次，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地区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业密集的地区。虽然中国各大经济区都存在“两高一资”产业密集的地带，但总的来看还是中部地区这类产业偏多，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注意作为中国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的中部地区所面临的风险。如果不是从大的经济区域或省级行政区，而是从城市层面看，不少城市就属于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和低效益的城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这些城市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政府继续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这些城市中的许多企业就面临关闭的可能，进而为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带来极大的压力，这些城市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高风险地区，因而需要高度重视。

(二)全面防范各类宏观经济风险，但重点是防范通货膨胀和失业风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率，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很高，即使采取比较严厉的政策，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仍然是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一，因此，降低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会产生过大的宏观经济风险，至多是由于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带来的其他风险，例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减少，特别是“两高一资”密集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降低出口产品中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但同时也会减缓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总体上看，它对进出口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它有可能加速通货膨胀。这主要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根本的手段是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能源和资源处于投入产业链条的上端，能源和资源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下游一系列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加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则会使财政补贴的负担不断加大，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继续运用节能减排的行政手段，最终也能够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但资源配置效果不如放开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更有效率。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必然会导致整个经济中失业率的上升，特别是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失业率较大幅度的上升。如果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风险将显著加大，这是政府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但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资源价格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抑制通胀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这不但对我国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使央行被动投入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是流动性过剩、进而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来源于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热钱流入，出口品中有许多商品的竞争优势源于低成本的价格优势，而低成本又是因为我国人为地压低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很多外汇是通过这种低价格而换取的。因此，理顺能源和资源的相对价格，不仅是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降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通货膨胀风险的有效手段。

经济法和经济政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经济周期；非对称性；MS-VAR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3-0004-0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3.01

一、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达到保持物价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最初研究认为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致、线性的，然而20世纪初30年代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非对称性特征。特别是凯恩斯提出流动性陷阱问题，强调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是无效的，此后对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非线性研究更加深入。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体现在不同方向货币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同、不同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同、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差异性以及货币政策对于一国不同地区可能产生不同影响。由于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特征，就需要根据具体经济环境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才能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这对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极大借鉴意义。

国外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展开研究。BallandMankiw（1994）认为由于工资及价格粘性，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一理论得到了RheeandRich（1995）等实证研究的支持[1-2]。BernankeandGertler（1989）提出的信贷配给理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认为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信贷配置行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信贷约束更加突出，因而紧缩货币政策既导致融资成本上升，也导致流动性下降，经济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影响要比经济繁荣时期的货币政策影响大[3]。货币政策也会因规模不同产生非对称效应，根据BallandRomer（1990）所提出的理论，较小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影响产出水平，但是价格水平可能保持不变，这是在于生产厂商保持价格不变的效用要大于调整价格所带来的效用；而较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冲击可能引起价格水平变化，而产出不变，这主要在于生产厂商调整价格所带来的效用要大于保持价格不变的效用[4]。Cover（1992）使用1951―1987年美国数据，使用两步法来研究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研究认为紧缩政策对于产出的影响要比扩张政策更为显著[5]。BeaudryandKoop（1993）、PesaranandPotter（1997）使用带阈值的自回归模型（Thresholdautoregressionmodels）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周期下紧缩和扩展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6-7]。DoladoandMaria-Dolores（2006）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Markovregime-SwitchingVectorAutoregression，MS-VAR），评价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周期下所呈现的非对称效应，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更为显著[8]。AragonandPortugal（2009）、Siow-HooiTan（2010）均证明货币政策在巴西、东南亚国家存在非对称效应[9-10]。

我国对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研究较晚，相关成果自2000以来开始增多。刘金全和刘兆波（2003）利用描述经济增速波动成分的各种GARCH模型检验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收紧作用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11]。欧阳志刚、王世杰（2009）以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为阈值变量建立非线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反应随着预期的通胀率和经济增速的变化而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12]。刘金全和郑挺国（2006）基于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和冲击响应分析等方法，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冲击方向、冲击规模以及经济周期阶段可能存在的非对称形式，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13]。赵进文和闵捷（2005）采用了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1993年1季度至2004年2季度期间，我国货币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特征[14]。王立勇、张代强和刘（2010）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并应用LSTVAR模型研究信贷冲击和利率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差异性[15]。

本文在借鉴以上文献基础上，运用MS-VAR模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选用MS-VAR模型主要在于该模型能够根据模型参数较好划分经济周期区制，同时该模型便于研究货币政策的多种非对称效应。

二、MS-VAR模型简述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对于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变量系统是有效的预测模型，同时VAR模型也被频繁地用于分析不同类型的随机误差项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其表达式为：

MS-VAR模型估计方面，MS-VAR模型主要采用期望最大化（Expectation-Maximization，EM）获得模型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值。EM方法是一种迭代最大似然（ML）估计方法，主要用于可观测时间序列依赖不可观察随机变量的模型的估计。EM方法每次迭代包括两步，第一步为期望（Expectation），由平滑概率？孜t|T估计不可观察状态？孜t；第二部为最大化（Maximization），通过相关似然公式计算出系数向量？姿。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分析和模型设置

本文利用1994年1季度至2012年3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货币供给量（M1）、1-3年贷款基准利率（r）四类宏观经济数据，基于MS-VAR模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其中，GDP主要用以反映货币政策可能对产出影响，为了获得实际GDP，使用季度CPI对名义GDP进行平减；CPI主要用以反映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季度CPI主要由各季度内各月CPI平均得到；M1主要用以反映数量型货币政策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r主要用以反映价格型货币政策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各季度r主要季度内各月的r数据平均得到。本文数据主要来自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文中所有变量均使用X-12进行了季节性调整，以消除季节性因素；对所有变量取对数以消除数据波动性，即lGDP、lCPI、lM1、lr；为获得稳定的数据过程，数据最终采用同比形式，即dlGDP、dlCPI、dlM1、dlr。本文使用Oxmetrics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计量分析。

建立MS-VAR模型需要样本数据均为平稳过程，因而首先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经过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GDP、lCPI、lM1、lr均存在单位根，而dlGDP、dlCPI、dlM1、dlr均在1%的置信度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数据时间序列呈现稳定状态，因此可以利用处理过后的样本数据建立MS-VAR模型。

建立MS-VAR模型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经济周期区制划分以及模型参数选择等模型设置问题。

1.模型滞后阶数设置问题。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模型构建的优良性，本文主要根据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最终预测误差（FPE）、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和HQ信息准则等标准进行筛选。实证结果显示，有3个准则认为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因此本文MS-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确定为2阶。

2.模型区制划分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多呈现古典经济周期形式，因而国外研究文献多采用二区制马尔科夫转移模型来研究经济周期波动，也就是将经济波动划分为衰退和繁荣两个结构状态。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期，使用二区制划分经济周期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经济周期特征。王成勇和艾春荣（2010）、袁吉伟（2012）实证研究表明，三区制马尔科夫转移模型能够较好的刻画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17-18]，因而本文使用三区制马尔科夫转移模型，进而将我国经济周期分别划分为低速增长区制、适速增长区制和高速增长区制。

3.MS-VAR模型具体形式选择问题。MS-VAR根据常数项、均值、方差的变动情况可进一步划分为MSM-VAR、MSI-VAR、MSIH-VAR、MSMH-VAR、MSIAH-VAR等不同类型。本文采用AIC、HQ、SC、LL四个统计指标筛选、构建实证模型。实证研究结果标明，非线性模型MS-VAR要优于线性的VAR模型，表明我国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波动特征；AIC、HQ、SC模型筛选统计指标表明MSMH模型要优于其他模型，因而本文选择MSMH（3）-VAR（2）模型进行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实证研究。

（二）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拟合结果表明，所估算的模型参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相关分析看，模型残差和模型预测误差均不存在自相关和偏相关问题；从Q-Q图看，模型残差和模型预测误差接受正态分布假设。可以看到，MSMH（3）-VAR（2）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区制1、区制2、区制3的季度GDP同比增速均值分别为7.7%、9.9%和13.7%。区制1、区制2和区制3分别代表我国经济周期中的低速增长阶段、适速增长阶段和高速增长阶段。

从三个区制平滑概率图可以看出，我国经历了三次较为明显的经济增长状态变化，基本呈现了刘金全和郑挺国（2008）所认为的低速增长―适速增长―高速增长―适速增长―低速增长周期规律。1997年我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呈现由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过度的结构变化，并且在低速增长区制持续至2001年。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出口红利推动我国逐步由低速增长区制向高速增长区制转变。可以看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2008年下半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外需不振，加上国内投资、消费低迷，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由高速增长区制直接转入低速增长区制，经济呈现硬着陆状态。经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我国经济得到较快修复，回到适速增长区制。考虑我国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以及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中枢下降，未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可能不复存在。

同时，我国经济周期的三个增长区制在波动性、概率分布、持续期等方面存在差异性。波动性方面，低速经济增长区制波动性最大，高速增长区制波动性其次，适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最低。持续期方面，低速增长区制发生概率为0.20，持续期为7.5个月；适速增长区制发生概率为0.59，持续期为15.8个月；高速增长区制发生概率为0.21，持续期为10.5个月，由此可见，适速增长区制出现概率最高，持续也最长。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也不尽相同，低速增长区制向适速增长区制、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12和0.01，表明我国经济增速更倾向于由低到适速区间的过渡。适速增长区制向低速、适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03和0.14，表明适速增长区制更可能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适速增长区制转变的概率分别为0.04、0.07，这表明高速增长区制更倾向于转向适速增长区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回落的过程是一个比较缓和的过程，这有利于实现经济软着陆，也与我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措施有很大关系。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非对称效应，下面运用基于MS-VAR的脉冲响应来分析货币政策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

1.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利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于，通过利率引导投资，调节社会需求，进而达到调控经济增速的目的。根据脉冲响应分析，利率的正向冲击代表紧缩性货币政策，利率的负向冲击代表扩张性货币政策。

第一，不同方向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分析。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紧缩性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政策效果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以低速增长区制为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将使得经济增速下降2.5，使得通货膨胀最大下降5.5；而利率的一个负向冲击最大可使经济增速上升1，通货膨胀最大升高2.5。其他经济周期也有类似结果，这充分表明，不同方向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可能来自工资和物价的粘性，也可能来自我国信贷市场的信贷配给行为。

第二，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非对称性分析。价格型货币政策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也存在一定差别，总体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略大于对产出的影响，尤其是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其价格效应更为突出。

第三，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经济增速区制下，利率变动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略有不同。在低速增长区制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在3个月后会引起产出和通胀水平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将持续至第10个月，整体看，利率的正向冲击将对产出和通货膨胀产生负向影响。在适速增长区制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与区制1基本相同，不过对于产出的影响程度要大幅下降。在高速增长区制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在第5个月才对通胀产生影响，在第1个月即对产出产生影响，整体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对通胀产生正向影响，而对于产出产生负向影响。而利率的一个负向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在低速增长区制、适速增长区制和高速增长区制逐步递减。由此可见，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的低速增长阶段的影响力要强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2.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于，增加货币供给量，进而通过调节货币供求关系，引导市场利率，进而影响产出水平。根据脉冲响应分析，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代表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量的负向冲击代表紧缩性货币政策。

第一，不同货币政策方向的非对称效应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与利率型货币政策效果相似，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要小于负向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在低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最大使通货膨胀上升0.5，使经济增速上升至0.125；而货币供给量的负向冲击则最大使通货膨胀下降1.3，使经济增速下降0.8。在适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最大使通货膨胀上升0.28，使经济增速上升至0.125；而货币供给量的负向冲击则最大使通货膨胀下降0.4，使经济增速下降0.3。这意味着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

第二，基于货币供给量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在低速、适速、高速增长区制下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有所不同，总体看，对于通胀的影响要大于对产出的影响。

第三，不同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分析。由货币供给量正向冲击脉冲响应图可以得到，在低速增长区制下，在第3个月后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上升0.5和0.125，此后货币供给量的冲击逐步放缓。在高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正向冲击会在第3个月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上升0.28、0.08。从由货币供给量负向冲击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到，在低速增长区制下，在第6个月后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下降0.9和0.14，此后货币供给量的冲击逐步放缓。在适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正向冲击会在第6个月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下降0.2、0.15。总体看，经济低速增长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效果要强于高速增长区制。

3.不同传导渠道所呈现的货币政策差异。

进一步比较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可以看出，货币供给量冲击所产生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要低于利率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这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存在非对称性，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与Romer（1994）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其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渠道是货币政策最强有力的传导渠道，并发现控制通胀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物价和工业产出同时下降[19]。

四、结论

本文利用MS（3）-VAR（2）模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主要结论为：

第一，我国经济波动呈现非线性特征。通过模型检验发现，线性VAR模型并不能很好的刻画我国经济波动周期，而MS（3）-VAR（2）能够很好的拟合我国经济波动周期。我国经济周期的三个增长区制在持续期、发生概率、转移概率方面存在差异。其中，低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最大，持续期最短，更易于向适速增长区制转移；适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最小，持续期最长，更易于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高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持续期中等，更易于向适速增长区制转移。

第二，不同方向的货币政策效果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

第三，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存在非对称性，价格效应要大于产出效应。

第四，不同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具有非对称效应，低速增长阶段货币政策的效果要高于经济适速增长或者高速增长阶段。

第五，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非对称效应，利率传导机制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要高于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总而言之，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常显著的非对称性，而且这种对称性体现在多个方面，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制定者根据不同经济环境，借鉴货币政策非对称，制定更加合理的货币政策，以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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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和经济政策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小微企业；工业园区；区域法律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6-0029-03

1引言

区域经济是以一定地域内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为着眼点，它运用以经济学为主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寻找该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变化发展规律，而经济法是研究整个社会中经济发展变化的总体规制规律，形成固定的管理法律制度。将经济法学和区域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变化的规律，将地域经济规律作为研究整体经济发展的试点，因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具有渐变性，是可以作为整体经济法律制定的参考项目。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纠纷，保障聚集性小微经济积极向上发展和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2小微企业发展模式

小微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扶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小微企业资金少、基础差、自我发展能力低下、适应环境状态差以及易破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前期必须依靠政策的大力扶持；其二小微企业相关法律的缺失，缺乏强制规制力形成的竞争制度不合理或非正常竞争手段必然会造成小微企业市场的混乱。

2.1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小微企业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产品或服务种类单一、人数较少且规模有限的小型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家庭式作坊独立经营的组织统称。[ZW（DY]小微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其占企业总数的份额之大足以看出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小微企业的健康协调发展是当前解决就业、创新科技、活跃市场的手段之一。[ZW）]根据划型标准（见下表）来看，小微企业划型标准的依据主要与营业收入和从业人数挂钩，特别是在农、林、牧、渔业这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划型的唯一标准是营业收入，且微型企业的营业收入可以从零开始，也就是说只要有经营活动就算是微型企业了。

在企业划型标准的第六条明确规定该标准适用于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式的企业，并且个体工商户和规定以外的行业，也参照规定的标准进行类型划分。第七条给该规定加上了强制令，即国务院有关部门只能依此划型标准进行企业相关数据分析，不得再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或变通规定。

2.2小微企业经济制度发展现状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别，把微型企业从小型企业中独立出来。中小微企业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7%，在这类企业中中型企业资金相对雄厚、市场竞争力较强，不需要太多的政策扶持，只依靠本身的资金链便能自行发展。而小微企业占企业总量的97.3%，其数量最大、最具市场活力的特点是推进现代经济全面发展。因此，在小微企业发展的前期依靠政策扶持，过渡至小微企业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规制是当务之急。

3小微企业的聚集模式――工业园区

经济政策的演变不单单是分析经济政策本身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探究经济政策背后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基础问题，应当把经济政策演变从单纯的经济现象理解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ZW（]徐斌.经济政策演变的社会基础――兼论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3）.[ZW）]工业园区的发展是我国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转变的一大增长点，有其深刻的经济、文化、民族和社会基础。中小微企业聚集形成的工业园区与区域经济法律制度的逐渐形成不无关系。

3.1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小微企业的聚集

工业园区的发展是科学完整的经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离不开政府经济政策评估活动的表现形式。政府的经济政策评估有助于预防和纠正政策制定偏差、明确经济政策的可行性程度、提高政策执行绩效等，是政府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保证，是构建良好公共关系的需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ZW（]刘晓永，邹伦承.政府经济政策评估刍议[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4）.[ZW）]小微企业的发展一直是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先头部队，只有很好地发展小微企业，才能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但实际上所谓的经济政策并不能一直保持不变和稳固，常常出现反复和变更，这就导致小微企业必须以聚集的模式形成固定的市场环境才能避免这一问题，因此小微企业的聚集是企业自发形成的。

3.2经济制度转型对小微企业模式的需求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同的企业发展水映了各个地区在市场化改革进程和资源配置效率上不断增加的不平衡。正确认识和理解转型过程中的地域环境差异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澄清某些关于我国市场化转型的模糊认识。在实践中则有助于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民营企业，最终达到向发达地区收敛的目标。

3.3小微企业与地域经济

地域经济即地方行政区域经济，泛指国内一个省，或者一个市、县的经济，该级政府作为市场调控主体，有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下对区域市场发挥作用，也可指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一个具有强烈的政策意愿、卓越的政策水平、坚定的施政能力和崇高的公共威信的地方企业聚集模式的先导工业园区，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往往发挥关键性的统筹功能，极大地推动区域现代化进程。

4小微企业经济制度的法律化

研究小微经济的法律化问题，必然要考虑市场经济发展的极化问题和法律规制的平衡化之间的冲突点和联系点，全面考虑经济制度特别是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灵活性与法律规制的稳定性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重点掌握政策与法律之间的转换时间和空间的选择。

4.1小微企业经济观念的转变

小微企业地域性法律问题的重点是政策到法律的转换和地域特色对法律政策的独特要求。在设计小微企业法律制度的时候如何把握这个经济政策、法律规定、民众需求和特色体现几个方面的平衡与适宜度是极为重要和棘手的。再者小微经济在融资法律制度方面的全国通行性与地域性经济制度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怎样解决这一金融法律问题也是研究小微企业发展的一道难题。

4.2小微企业市场准入标准的法律化

小微企业的划型标准对小微经济范围的扩大化，导致小微企业法律问题研究的困难急剧上升。地域性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小微企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不明确，应当按照一般小微企业看待，还是将其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特色点对待，这都需要予以明确。

4.3区域经济制度的小微化

小微企业地域化发展模式的出现和扩大是小微经济打破传统经济模式单一化和大中型化藩篱的敲门砖。基于地域性的特点，不同区域根据不同的地域特色形成专属或者特色化的小微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应有之意，但是地域性与经济一体化以及资源流转之间的冲突将会一直存在，运用法律手段控制在保障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促使生产要素的流转和共享，完善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小微企业地域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制度模式的反弹，这也许会给小微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小微企业发展初期这种反弹将会更加明显，那么在确保经济制度不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前提，将小微企业的地域特色与地方的资源特色结合起来，发展能够影响甚至是干预整个经济法律制度的状态的小微经济，就是构建小微企业地域化法律制度的初衷。

5小微企业地域性法律体系构建

本项目试图从该类扶持政策的过渡中寻找法律存在的罅隙，在法律对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适应小微企业生存发展的法律体系。小微企业法律体系的构建，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为小微企业的长期协调发展奠定基础。在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国外的相关法律制度，确定小微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法律地位。要实现小微企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更需要一种法律文化自觉、法律文化规范，也即需要一种“市场经济理性”。这种“市场经济理性”，归根结底是一种法律理性。没有这种法律理性，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下的小微企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