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渔业发展现状范文

关键词休闲渔业；发展现状；问题；对策；云南玉溪；江川区

中图分类号F3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7）07-0275-03

玉溪市江川区位于滇中腹地，距玉溪市21km，距省会昆明市100km。交通便利，四季温差小，气候温和，水面广阔，人均拥有水面大于人均耕地面积。自然环境优越，鱼类资源丰富，全区有36种土著鱼类，历史上云南四大珍稀鱼类江川区就有抚仙湖的K鱼良鱼、星云湖的大头鲤2种。2011年云南省六大名鱼评选中江川区的K鱼良鱼、大头鲤位列其中。即便“四大家鱼”及其他品种引进江川区饲养后，其味道也有别于其他地方，“江川鱼”是全省消费者公认的品牌，发展休闲渔业得天独厚。

1休闲渔业的定义

休闲渔业是指利用并改造现有渔业设施，结合渔业生产场地、产品及渔村人文资源，充分发挥渔业与渔村休闲旅游功能，提升渔业旅游品质，同时提高渔民收益，进而促进渔村全面发展，即围绕人们的休闲需求而开展的渔业活动。目前研究的休闲渔业是集渔业生产、自然景观与渔业文化于一体，将渔业与旅游有机融合的新型渔业生产方式。休闲渔业作为国家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确定的现代渔业五大产业之一，也是江川区渔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2江川区休闲渔业的发展基础

2.1自然条件优越，休闲渔业起步早

江川区自然景观绮丽独特，有“百里湖光小洞庭”的星云湖、“天然图画胜西湖”的抚仙湖、“巍然形胜冠南州”的孤山、“武当别院”的碧云寺、“两湖相交，鱼不往来”的界鱼石景观、孤山的青鱼阵、渔洞群的车水捕鱼、会嗑瓜子的神鱼泉等10多个风景旅游点，不愧享有“古滇故里”“人杰地灵”“高原水乡”之美誉。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抚仙湖畔便出现了车水捕鱼与铜锅鱼餐饮相结合的模式，后来又建立了垂钓乐园，各水库钓鱼兴起，休闲渔业由此可瞥见一二。2010年12月12日，在第三届中国绿色高层论坛上，江川区获得“中国十佳绿色城市”称号，成为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城市。高原湖泊生态县的建设将渔业与旅游、观光、餐饮行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配置，各种休闲渔业相应而生，使江川区客观上具备了发展休闲渔业的基础[1-3]。

2.2特有的鱼文化与休闲渔业相得益彰

江川区是云南文化的源头、古滇国的中心，是古滇国文明的发祥地。在古滇国青铜文明的盛载中又孕育出高原“鱼文化”的传奇。在这里，每一洼水、每一条河、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块石头都和鱼有关，都有着关于鱼的传说。这就是被誉为“高原水乡”的江川区。星云湖和抚仙湖2个姐妹湖像仙女散落的2颗明珠镶嵌于此。千百年来，人与湖、人与鱼之间的和谐相处形成了江川区特有的鱼文化。

2.2.1车水捕鱼。车水捕鱼是利用抚仙湖K鱼良鱼逆水产卵的特性，采用人为方式操作水车产生流水，通过水温和水流的双重刺激，诱捕K鱼良鱼的一种独特方式。捕鱼时无需下钩、撒网，只需要摇动水车，鱼儿就会逆流进入渔民们的捕鱼装置之中。此种捕捞方式将旅游观光与渔业很好地结合起来，其捕捞的独特性、科学性和趣味性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抚仙湖旅游区的一大景观[4-6]。

2.2.2抚仙湖青鱼阵奇观。青鱼阵可谓是抚仙湖的一大自然景观，抚仙湖的云南倒刺鱼喜群体活动于沿岸浅水区，有时也到敞水区的中上层巡游，形成大片鱼群，似列阵的兵勇，故称“青鱼阵”。20世纪80年代在抚仙湖岸的青鱼湾、孤山、大湾等地常F青鱼阵，见过的人都会为它的壮观和神秘而津津乐道。民间传说，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当地百姓在孤山举行庙会，庙会期间人们都要带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彩色米花团及其他食品投入湖中，吸引成千上万条青鱼前来受领祭物。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抚仙湖孤山岛独有的“青鱼阵”奇观。

2.2.3玉带河界鱼石奇观。界鱼石是江川区最神奇的景观，关于它的神话传说也最吸引人。江川区的星云湖、抚仙湖以一条河相连，名为玉带河，玉带河河岸有一怪石，传说星云湖的土著鱼大头鱼和抚仙湖的K鱼良鱼每到此石处就各自回头、不相往来，此种特有的景象引发了江川区历代劳动人民的诸多猜想，种种神话传说也由此产生。通过宣传及文化旅游部门保护和开发后，界鱼石奇观亦成为江川区与水有关的旅游热点。

2.2.4会嗑瓜子的鱼。在江川区李家山古滇国古墓群山下有一口泉，当地人称“神鱼泉”，神泉中有一种会嗑瓜子的青鱼，生活在古石洞中，盲眼、体肥色青尤擅磕瓜子，村民敬若神鱼，据说，谁要是吃了泉里的鱼会生大病。最神奇的是，每年农历六月初一，鱼儿们都要消失一阵，过几天又都安然返回，传说这几天它们是参加抚仙湖孤山岛鱼王国的聚会去了。在江川区文化、旅游部门的保护下，到神鱼泉旅游参观的人数逐年增加[7-8]。

2.2.5开渔节。江川区一区拥有两湖，星云湖每年的12月25日开湖捕鱼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自2004年举办首届“开渔节”开始，每年一次的“开渔节”及2010年的“首届生态美食节”的举行，打造了一张江川区鱼文化名片，鱼文化园项目、生态旅游县的建设为江川休闲渔业提供了较好的机遇，以节造势，拉动产业，已成为具有“智业助农，文化富县”的浓厚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截至目前，江川区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开渔节”暨高原湖泊水产品交易会，每年“开渔节”都接待游客3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亿元。

到2016年，江川区已建成休闲观光渔农业（渔业农家乐）160多个，年接待游客百万人次以上，年旅游收入亿元以上。以上种种足以证明江川区渔业文化丰富，人文资源内涵深厚，为发展休闲渔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江川区休闲渔业发展现状

江川区休闲渔业发展较早，20世纪80年代初在抚仙湖畔的明星村出现了车水捕鱼与铜锅鱼餐饮相结合的休闲渔业模式，之后在鱼洞附近建立了垂钓乐园，发展以垂钓、观鱼、赏景为一体的集体休闲渔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水库钓鱼项目相继出现，高原湖泊生态县的建设，将渔业与旅游、观光、餐饮等行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配置，逐步形成了垂钓、观赏、娱乐、餐饮、住宿、养生等各种休闲渔业，现阶段的主要发展类型有以下几方面。

3.1观光旅游型

江川区自然景观绮丽独特，10多个风景旅游点都与水、鱼有关，每年的“开渔节”更是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来江川区观看“千舟竟发，万人捕鱼”的壮观景象，在感受人的海洋、鱼的世界的同时，购鱼、品鱼、尝鱼等活动带动了餐饮、旅游业的发展。节日的热闹结合日常观光旅游形成了一种集观光旅游与品鱼、尝鱼相结合的休闲渔业，此种休闲渔业类型遍及全区各地。

3.2抚仙湖沿岸休闲度假型

近年来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居民旅游出行的频率也在不断提高，旅游、休闲、度假正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方式。抚仙湖沿岸有农家乐142个，宾馆、酒店11个，为旅游出行的人们向休闲、度假转型提供了越来越充分的市场支持。

抚仙湖除了风景秀丽、水质良好吸引游客外，渔业也是吸引游客的因素之一。夏季的双休日及各种节假日到湖边旅游、度假、嬉水、品赏鲜美的铜锅鱼的游客络绎不绝。沿岸的休闲度假场所、各种农家小院比比皆是，游客戏水品鱼，尤其明星村人“凭着一口铜锅闯市场”，在全国各地开办铜锅鱼餐饮业，每年为明星村带来丰厚的收入。这种类型是目前休闲渔业类型中功能最强、项目最多、范围最广、利润最高的一种。

3.3与神话、传说有关的休闲渔业类型

温泉村的“神鱼泉”、玉带河的“界鱼石”、大凹跳鱼沟的“鱼跃中天”等传说把鱼拟人化甚至神化了，通过宣传及文化旅游部门保护和开发后，成为与渔业有关的旅游热点，每年可接待大批游客。

3.4古老特有型休闲渔业

抚仙湖沿岸的车水捕鱼及星云湖跳鱼沟的竹笼补鱼都是利用抚仙湖K鱼良鱼及星云湖的星云白鱼逆水产卵的特性诱捕的独特方式，其独特性、科学性和趣味性成为抚仙湖旅游区的一大景观。由于抚仙湖抗浪鱼在渔汛期间喜在水草中产粘性卵的习性，渔民不需要捕鱼网具，手持香靶、稻草等类似人工鱼巢的物件即可捕到抗浪鱼，这些古老特有的捕鱼方式作为抚仙湖捕鱼特色，也成为江川区特有的观光旅游、观赏与渔业相结合的休闲渔业。

3.5垂钓型

现代社会一方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高，生产效率也不断提高，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多为垂钓提供了更好的时间条件；另一方面城市快节奏的生活让上班族在假日选择垂钓这样的休闲方式以在郊外释放压力。近几年，江川区的垂钓爱好者不断增多，相应的水库、池坝塘的垂钓型渔业应运而生。养殖垂钓型是从养殖渔业发展而来的类型，利用池、坝塘以养殖鱼类为主，开展垂钓业务。养殖垂钓型与其他类型的休闲渔业相比具有投入成本少、见效快的特点，目前在江川区较为普遍，同时也是江川区休闲渔业发展的重点和亮点。垂钓休闲业的发展，拉长了产业链，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并提供了就业岗位，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农业产业化道路。

3.6节庆旅游型

“开渔节”是江川区人民的大事，星云湖每年开湖捕鱼20～30d，尤其第1周有最热闹的节庆活动，不仅江川区家家户户鱼飘香，而且四方来客观鱼、品鱼的同时带动其他服务行业的发展。同时以此为平台，利用渔业资源，举办与渔业相关的节日活动，从而形成特有的休闲类型，社会效益显著。

3.7观赏型

以观赏鱼引进、养殖生产、经营为主，该类型在江川区起步较晚，规模不大，专业养殖少，一般是混养或在藕田套养，作为一种副业收入。以销售为主的店铺，采取门店、摆摊等方式专营销售或在花鸟商店内销售。上档次的观赏鱼以锦鲤为主，货源来自外地。全区观赏型休闲渔业年销售额为几十万元。

4江川区发展休闲渔业存在的问题

江川区休闲渔业虽然起步较早，但在发展休闲渔业方面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缺乏整体规划，政策扶持不足

江川区休闲渔业发展整体规划仍为空白，休闲渔业大多处于无序建设状态，投资主体仍以个体渔民为主，缺乏实力企业的加入。大部分地区依靠生产者自我发展，不利于休闲渔业的发展。

4.2产品单一，吸引力不强

休闲渔业应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但目前的活动内容却比较单一，仍主要集中在垂钓、观赏、餐饮等方面，规模化综合性休闲场所较少。同时由于休闲渔业的从业人员主要是渔民，其综合文化水平偏低，经营管理能力不足，服务意识淡薄，不利于休闲渔业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

4.3市场化程度较低

休闲渔业整体规模较小，不利于江川区休闲渔业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及市场的开拓。一方面，不能充分发挥渔业资源优势，影响市场竟争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资金与经营理念等问题，严重制约休闲渔业的有序发展。

5江川区休闲渔业发展对策

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确保区域休闲渔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川区休闲渔业发展的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渔业发展状况和旅游需求，科学制定休闲渔业发展规划，以现有水域资源为基础，发展功能齐全的休闲渔业，正确引导休闲渔业开展多种特色经营，增强休闲渔业发展活力，充分展示江川区丰富多彩的渔文化。

5.1精准定位发展规划，强化政府主导

应把休闲渔业纳入区域渔业发展总体规划，制定休闲渔业的长期发展规划。规划中要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特色与其他可进入性因素，并以市场需求为依托；与旅游规划开发、餐饮等服务业相结合，形成功能完备的休闲渔业；开发出以江川区渔文化为重点的休闲渔业新产品，使休闲渔业成为江川区旅游特色精品，并成樾碌木济增长点。

5.2加强产业链开发，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休闲渔业项目要求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同时为游客提供个性化服务。避免休闲渔业项目建设规模小、形式单一，应形成地方特色鲜明、整体功能齐全、形式多样的休闲渔业模式。以渔业综合开发为内容，建立起具有观光、垂钓、美食、体验、度假、教育等多种功能的休闲渔业景区，使休闲渔业与旅游业、养殖业、服务业等有机结合起来。对休闲渔业从业人员要进行渔业知识、法律常识、卫生知识、旅游知识、安全防范意识的宣传教育培训，努力增强渔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休闲渔业真正成为具有争力的行业。

5.3加大对外宣传，争取政策扶持

通过媒体、互联网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广大旅游爱好者逐步认识江川区，满足他们求新、求奇、求体验的需求。同时积极争取政策扶持。休闲渔业作为现代农业的一种形式，应享受农业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特别在发展之初，相关税费的减免有利于休闲渔业的发展。建立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规范土地有偿转让。对休闲渔业项目的水电供应，应按农业水电价格政策执行。对休闲农业项目的定价及管理，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5.4加强休闲渔业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环境保护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唯一途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江川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6结语

总之，基于江川区内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多角度、高起点开发休闲渔业在江川区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休闲渔业把现代渔业与休闲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休闲渔业对江川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旅游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随着人们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旅游休闲逐渐成为人们新的娱乐休闲方式，休闲渔业必将成为江川区发展旅游业的特色旅游形式之一。

7参考文献

[1]周俊.宁洱县休闲渔业现状与发展对策[J].中国农业信息，2016（24）：155.

[2]柴寿升，戴欢丹，王海建.休闲渔业资源的分类及其开发评价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2-37.

[3]张爽，韩兴勇.开展休闲渔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浅析[J].山西农业科学，2010（4）：76-79.

[4]杨子江.基于体验经济视角的休闲渔业及其发展模式探讨[J].上海水产大学学报，2007（5）：470-477.

[5]王茂军，栾维新，李向诺，等.大连市滨海休闲渔业的发展设想[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1）：88-92.

[6]曾玉荣，周琼.台湾休闲渔业发展特色及其借鉴[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27-31.

国内渔业发展现状范文篇2

(一)内部因素

首先，两岸“一个中国”共识难以彻底达成。上台以后，两岸形成了反对“”、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但两岸之间在一些症结性问题上尚未找到解决的办法，政治互信依然有待进一步深化。两岸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因此缺失应有的稳固互信基础。长期以来，台湾南海政策经历了一个反反复复的演变过程。虽然自2008年执政以来，台湾南海政策趋向积极，但在此之前，其政策一度持续处于消极状态。如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倾向日趋严重，南海政策消极蜕变;［4］在执政期间，南海政策模糊不定、混乱不统，总体继续保持消极态势。台湾当局复杂多变的南海政策一方面反映了其与大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尚存在较深的隔阂，两岸间基本互信的建立仍需经历漫长艰辛的过程;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台湾意在扩展国际空间的企图，谋求与东南亚的良好关系，并继续与美日等大国保持密切联系。其次，南海合作在两岸关系中尚未正式列入日程。虽然目前任何问题都可列入两岸对话日程，但涉及到具体合作时，仍因两岸缺乏基本的互信基础而备受限制。目前两岸合作机制仍限于民间层面，缺乏官方沟通平台;合作议题也仍限于非政治性的科研或技术事务，未涉及政治、军事等敏感议题。因而，鉴于两岸合作渠道与内容的局限性，目前有限的资源只能用于解决两岸关系中的重大紧迫问题。而南海合作在两岸关系中属于边缘性议题，能否列入两岸合作日程，还要取决于南海争端事态发展情况和两岸互信沟通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深入构建。渔业资源开发虽具低政治敏感性，但一般被认为仅是两岸南海合作中“较小”的议题，目前只限于两岸民间层面的自发合作。因而，南海渔业资源开发若想列入两岸合作的正式日程，纳入官方合作层面，尚需时日。

(二)外部因素

除内部因素的挑战外，两岸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还必须面对来自东盟和美国的外部压力。首先，南海周边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南海周边国家在公然侵占南沙岛礁、掠夺海域资源的同时，又出于自身利益与两岸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在大陆方面，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大大增强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济融合性和互动性;在台湾方面，南海周边国家虽没有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方面一直保持密切联系。［5］南海周边国家两面性的对华政策使得南海地区各种利益关系盘错交织，形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在这个网上，南海周边各国与两岸之间都存在相斥与相吸的各种关系，这将令两岸南海合作面临更多利益因素制约，愈加步履维艰。其次，美国对两岸南海合作的阻扰。随着美国全球战略东移，美国在南海争端上，表面中立，实际介入。一方面，美国暗中公然支持南海周边国家，不断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渗透与影响，对中国合法维护南海的正当行为进行严厉打压，甚至不惜与中国发生军事对峙，在“无瑕号”事件后，竟然又增派力量继续对南海进行侦察和监控;［6］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对台湾军售拉拢台湾，并不时离间两岸南海关系。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缓和虽然表面上表示了欢迎和肯定，但实际上其认为两岸关系融洽，甚至进一步发展到南海合作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这是美国绝对不能容忍其发生的。

二、两岸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的必要性

(一)南海渔业资源开发现状

而南海中南部海域渔业资源状况相对较好，主要分为大陆架、环礁和大洋渔业三大生态系。特别是南海南部大洋渔业，分布着具商业开发价值的鸢乌贼和金枪鱼资源。其中鸢乌贼资源量巨大，且具有生命周期短、生长率高、繁殖力强的特点，可承受较大的捕捞压力。2000年，南海水产研究所评估南海中部鸢乌贼的资源量为36．7万吨，南部资源量为15万吨;2010年越南评估南海鸢乌贼总资源量为222．1万吨，可捕量为144．4万吨。［7］目前我国对南海鸢乌贼资源的利用还非常有限。自2004年我国渔民开始在西沙群岛海域捕捞鸢乌贼起，至2011年年捕捞量仅为2．4万吨。［8］因而，南海鸢乌贼资源未来开发潜力较大。南海金枪鱼种类较多，已发现的就有10种之多，其中黄鳍金枪鱼和大目金枪鱼资源量较大。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日本渔船就到南海捕捞金枪鱼，至六七十年代达到鼎盛期。自20世纪30年代，台湾也开始在南海进行金枪鱼延绳钓作业。［9］目前南海金枪鱼主要为越南和菲律宾所利用，因而中国大陆应积极发展南海金枪鱼渔业以与非法作业的周边国家相抗衡。因而，下一步南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将目光转移至资源状况较好的中南部外海区域，以便于北部近海渔业资源休养生息，同时也可体现我国中南沙渔业存在。然而，开发南海外海渔业资源并非易事。该海域远离大陆，天气与海况复杂多变，具有大洋作业特点，这对渔船安全性能和渔民生产技能的要求远比近海要高。而这些要求对于马力小、装备较差的南海大陆渔船而言，短期内无法满足。而台湾远洋渔业起步早、经验丰富、技术装备先进，如两岸加强合作、取长补短，势必增强中国开发南海渔业资源的总体实力。

(二)南海外来侵渔形势

近年来南海周边越、菲、马、印等国频频在南海干扰、袭击、抓扣我国渔民渔船。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至2010年，周边国家采取武力手段干扰、袭击、抓扣中国正常生产渔民渔船事件累计382宗，涉及渔船776艘、渔民11000多人，其中无理没收或撞毁渔船74艘，抓扣判罚渔民826人，打死渔民25人，打伤24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亿多元人民币。［10］此外，南海周边国家还对本国渔民采取特殊扶持政策，有组织、有预谋地鼓励其渔船进入我国南海作业，大肆侵吞渔业资源。如越南政府不断增加渔业补贴，向渔民提供燃料、软贷款和其它金融支持，帮助越南渔船提升发动机功率，甚至还计划给3000艘远洋渔船装备卫星定位系统，［11］利诱渔民前往南海作业。目前越南常年在南海作业渔船有1千多艘，比我国渔船还多。越南在南海的金枪鱼捕捞已形成产业优势。据日本水产省统计，每年越南金枪鱼卸货量都在5万吨左右(其中越南远洋渔业所占份额极低，大都为在我国南海捕捞渔获物)。［12］南海外来侵渔不仅严重损害了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侵犯了我国南海渔业资源权利。面对南海侵渔紧迫形势，两岸应尽快携手合作，共同保障两岸渔民合法权益，维护南海渔业资源权利。

三、两岸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的可行性

(一)政策基础

两岸南海政策具有高度一致性。中国政府处理南海争端的基本政策主要依据邓小平提出的“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此方针最早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中日争议，当时邓小平表示了可搁置争议，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后来这一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被应用于南海争端中。目前台湾方面处理南海争端的基本立场主要依据1994年“南海政策纲领”的相关规定，即主张中国在南海历史性水域拥有，并在坚持的前提下支持以合作、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可以说，两岸南海政策不谋而合，相似性主要表现在1．维护权益的坚定立场;2．和平解决争端的真诚愿望;3．推动共同开发的务实主张。［13］

(二)法律基础

两岸相关法规对南海争端的规定也具有较高的默契。首先，两岸都肯定了南海U型线内历史性水域的历史性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8年颁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14条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史性权利。”此规定明确表明中国政府不因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海洋区域制度的建立而放弃中国南海U型线内的历史性权利。台湾“立委”在草拟“中华民国领海和毗连区法草案”第3条时，曾采纳了南海U型线内水域为历史性水域的观点，然而1998年该法正式颁布时，并没有再提到历史性水域。［14］但是台湾当局郑重声明，删去这几个字并不等于抛弃台湾官方立场，即U型线内水域为中国历史性水域。1993年台湾“立法院”出台的《南海政策纲领》序言明确指出:“历史性水域界限内的南海区域是‘中华民国’管辖下的海域，‘中华民国’拥有所有权益。”此外，2010年海协会与海基会达成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为两岸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提供了法律依据。该协议第1条明确规定，需加强和增进海峡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并扩大经济合作领域，建立合作机制。第6条规定了两岸经济合作的范围，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与合作，研究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布局和重点领域，推动海峡两岸重大项目合作，协调解决海峡两岸产业合作中出现的争端等，且并不限于以上合作领域。据此，南海渔业资源开发有望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又一亮点。

(三)技术基础

两岸渔业优势互补。就远洋渔业而言，大陆远洋渔业起步较晚，始于1985年。由于错失远洋渔业发展的黄金时机，在世界渔业强国大力拓展各自远洋渔业空间时，大陆才刚刚开始关注远洋渔业，因而发展异常艰辛。当时大陆远洋渔业仅在几个非洲国家近海开展过洋性渔业。然而，经过二十几年的试探摸索，目前大陆远洋渔业已初具规模，从事远洋渔业的生产企业有120多家，分布在三大洋及34个国家和地区海域作业;各类远洋作业渔船1500余艘，从业人员5万多人，年捕捞量100多万吨，年产值100多亿元。而台湾远洋渔业起步较早，船队技术设备先进、续航能力强、基地分布广。［15］目前台湾有2000多艘渔船从事远洋渔业，生产活动已涉及世界三大洋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域，并设立了60多个海外渔业基地。［16］总的来看，台湾远洋渔业基地数量多、捕捞技术强、发展经验丰富，这些是大陆所欠缺的;而大陆海岸线漫长、天然良港众多，在渔产品卸货和后续加工方面拥有台湾无法比拟的优势。就南海渔业而言，今后开发利用的重点是具大洋作业特点的鸢乌贼和金枪鱼资源。互补性较强的两岸远洋渔业如能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南海大洋性渔业资源，不仅将迅速壮大我国南海渔业开发能力，而且也为两岸渔业进一步发展提供难得契机，这不仅是维护中华民族南海权益的英明举措，也是两岸经济发展的双赢策略。

四、两岸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法律机制构建

两岸可依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所搭建的制度化平台，由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成立南海渔业工作小组，订立《两岸合作开发南海渔业资源协议》，并由海协会与海基会确认签署。该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合作目标

鉴于两岸渔业优势互补，在目前富有成效的民间合作基础之上，应进一步加强两岸渔业民间、甚至官方层面的交流合作，特别是着力开展南海渔业合作，以增强中国开发南海渔业的总体实力，保障两岸渔民在南海的合法权益，体现中国南海渔业存在，维护中国南海海洋。

(二)适用海域

南海U型线内海域均可为两岸渔业合作范围。但鉴于南海北部大陆架和北部湾海域渔业资源已衰退现状，两岸合作开发南海渔业的重点区域应为南海中南部岛礁海域和较为开阔的深海海域。特别是在南海中南部海域，外来侵渔事件频发，加强此海域两岸渔业合作，不仅可以缓解北部近海捕捞压力，而且对驱逐外来侵渔势力，维护南海渔业资源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三)合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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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渔民权益;保障;渔业管理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20-02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临海国家都越发注重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海洋权益争端也越来越频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一个国家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但同时享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就导致许多国家的专属经济区相互重叠。另外，我国传统海域许多海岛被周边国家侵占或者处于争议之中，使得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各沿海省份和地方政府对海洋经济高度重视，并加强了其中的国有化程度，使得我国沿海渔民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笔者选取我国管辖海域最广的海南省为具体实例，通过调查其中渔民权益受损的实际状况，探讨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一、海南省海洋渔业现状

海南省是我国最南边的省份，全省陆地面积不足3.5万平方公里，其中海南岛面积更是仅有3.39万平方公里。虽然陆地面积较为狭小，但是海南省却拥有庞大的海域，北到广东、广西海岸，西边与越南为邻，东边接菲律宾，向南直到马来西亚和文莱近海，海域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所有海域的57.1%。2012年，我国设立三沙市，加强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控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与周边争议国家的紧张局势，但是我国海南渔业却因之取得了较大发展。广阔的海域和丰富的渔业资源为海南省渔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使得海南省具备了其他沿海省份不可比拟的优势。2014年，海南省渔业产品总产值310.24亿元，其中海洋渔业产品总产值263.76亿元，占全省渔业产品产值的85%以上。就渔民收入来讲，海南省渔民平均年收入为12856元，相比较全国渔民平均年收入的14569元来讲，还有着较大的差距。就渔民对于目前收入现状的满意度，笔者走访了海南本岛的几个渔村，以潭门镇为例，当地近一半渔民对此不太满意或者十分不满意，十分满意的只有9.6%。绝大多数渔民认为，就目前的收入条件来看，镇内渔村的福利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不能得到较好的保障。就全省渔民村镇来看，潭门镇属于平均收入上游水平，那么其他渔村的相对收入和福利水平堪忧，渔民的整体收入还有待提高，海南省政府和各市县政府仍需要在提高渔民收入水平上下大功夫。

二、海南省渔民权益受损状况

（一）养殖空间逐年缩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南省不断推进填海造陆项目，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明显，许多沿海滩涂和近海被通过人工造岛等方式加以改变，使得渔民的养殖空间有所减少，笔者这里以最著名的海甸岛为例进行说明。海甸岛位于南渡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三角洲岛屿。1970年，当时的海南省政府发动群众围成6.5平方公里的海甸岛。三十多年来，海甸岛的面积不断扩大，如今已达13.8平方公里。海甸岛所在的海域本来是当地渔民进行近海养殖的理想场所，如今却已变为房地产的“天然宝地”。像海甸岛这样的围海造陆现象，在海南还有很多，它们的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海南省渔民的近海养殖空间逐年缩减，给海南省渔民收入的提高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当然，海南省渔民养殖空间缩减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周边国家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岛屿进而驱逐当地养殖和作业的渔民，使海南渔民失去了较多的远洋养殖和作业空间等。

（二）渔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海南省渔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渔船事故多发。海南省所辖海域为南海的大部分，是国际远洋海运的必经之处，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近航道，从中东、欧洲和南亚地区到远东的航船一般都会选择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然后从台湾海峡穿过进入远东各港口。由于南海海域广阔且我国对许多海域尚未实现有效控制，使得航船经过南海时极易偏离固定航道，而渔船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也会时而改变航道，再加上其他国家渔船和所谓执法船的骚扰，使得渔船事故多发。其二，周边国家经常性的骚扰和破坏，使得海南渔业尤其是远洋渔业受到极大影响。自南海海域发现石油、天然气和锰结核资源后，周边国家开始了侵占我国南海岛屿的步伐，尤其在南沙地区极为严重。截至目前，我国实际控制的南沙岛屿很少，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诸国宣称这些岛屿是它们的固有领土，进而管辖周边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对域内正常作业的我国渔民肆意抓捕，有些国家甚至对我国渔民非法拘禁，海南省远洋作业的渔民时刻都要提防来自周边国家的侵扰，渔业安全受到极大影响。

（三）养殖水域环境不断恶化

除了养殖空间缩减、渔业安全形势严峻这两点以外，对我国渔民权益影响较大的便是我国养殖水域环境的不断恶化，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由于工业的发展，许多沿海的养殖水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一些渔产品不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大量的减产。其二，一些沿岸水域的富营养化日益严重，赤潮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再加上沿岸水域温度有所提升，使得原本的养殖水域环境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水域环境不断恶化。

三、海南省渔民权益受损的原因

（一）南海海域存有争议

与其他省份渔民权益受损的原因不同的是，海南省渔民权益受损有相当一部分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即遭受到外来势力的挑衅。由于我国尚不足以控制整个南海，加上南海海域发现石油和天然气等宝贵资源引得周边国家蜂拥而来，使得南海各岛屿尤其是南沙群岛被周边国家大肆侵占并进而掠夺沿岸资源。近年来，周边的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各国纷纷表示并不认同我国传统九段线，宣布对南海部分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菲律宾甚至还将其与我国在南海的争议提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强制仲裁程序，公然挑衅我国南海。尽管我国坚持九段线内南海海域是我国不可争议的海区，我国政府对其拥有不可争辩的管辖权，我国渔民对该海域资源有无可争辩的开发权，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许多岛屿事实上处于他国控制之下，使得我国渔民在当地海域的正常作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不可能实现正常作业。原本属于海南省渔民能够取得正常收益的海区由于他国干涉受到极大的影响，给海南渔民收益带来重大损失。

（二）渔业经济发展滞后

虽然海南省渔业经济发展规模并不小，但是却并不先进，反而呈现出极为落后的现状，突出表现为渔业产业化程度比较低，通常采用的就是养殖、捕捞、销售的简单途径，即通过养殖和捕捞获取渔产品后，并没有经过加工，而是直接出售，导致附加值很低或者根本没有附加值，渔民从渔产品上的获利十分微薄，很难从渔业生产中获益，导致他们即便有升级产业的想法也无从实施，只能被动地坚持传统的较为落后的渔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另外，海南省沿海渔民大多专门从事渔业捕捞和养殖活动，很少有其他收入，这就使得他们过度依赖渔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一旦收获的渔产品减少，渔民的收入就会相对应地下降，从而用于渔业其他方向的资金也就会受到影响，从而造成一条链的效益下滑。近年来，随着海洋环境破坏加剧和过度捕捞以及南海争端日益严峻，使得海南渔民捕获的渔产品数量大为下降，直接的经济收益也就随之下滑。

（三）渔民价值观念保守、文化素质偏低

海南渔民世代生活在海岛岸边，抱定了靠海吃海的固定思维不放，只固守旧式的捕鱼、养鱼、卖鱼的思路，一方面拒绝转行到其他行业，另一方面也抵触渔业的转型升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半左右的渔民仍旧认为，即便是渔产品捕捞数量下降导致自己失业，也会仍旧从事渔业或者和渔业相关的行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渔产品数量下降导致其价格有所攀升，进一步刺激了海南渔民的捕鱼热情，很多人不顾渔产品存在着一定生长期的客观状况，为了获取利益而疯狂捕捞，使得渔产品大量减少，来年可正常捕捞的渔产品数量严重不足，并进一步刺激渔产品价格上扬，继而迎来新一轮滥捕高潮。如此，海南渔产品捕捞业陷入了恶性循环，许多人甚至不惜以损害当地的渔产品生存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短期收益。渔民价值观念的保守最终使渔民自身的利益受到严重损耗。另外，渔民文化素质偏低也是造成海南渔民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以潭门镇为例，当地义务教育完成度仅为70.6%，远远低于95%的全国平均水平，拥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四分之一。这样的教育程度与全国任何地区相比较，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样一来，大部分渔民就受制于文化程度的原因而难以转行从事其他行业，也不具备实现渔业科技化、提升渔业生产水平和再加工能力的知识水准，使得海南省广大渔民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今天，竟慢慢变为经济发展的边缘群体。

（四）渔业补贴政策不合理

海南省渔业补贴政策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首先，渔业补贴方式较为单一，目前，除极少数地区外，海南省渔业补贴仅仅局限在柴油补贴和休渔期补贴这两项，并没有其他方面的补贴项目，特别是缺乏渔业产业升级的补贴，使得当地渔业生产的方向得不到正确的引导，没有这方面的补贴，当地渔民很少愿意主动进行渔业产业升级。另外，渔业补贴方式以柴油补贴为主且受众面比较窄，一方面刺激了渔民主动增加捕鱼次数，获得了较多的渔产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传统渔业因之继续扩展，海南渔业还是停留在通过扩大捕鱼规模而增加渔业收益的层面之上，给海南渔业转型带来一定的阻碍。同时，其补贴的受益人是船主而不是全部的渔民，而船主在渔民群体中毕竟只占少数，这就使得绝大多数渔民并不能从渔业补贴中获利，严重限制了当地渔民的收入增加。

四、海南省渔民权益保障的途径

（一）大力发展远洋渔业

近年来，近海渔产品数量急剧下降，已经不能满足我国渔民捕捞和全国渔产品的消费需求，必须大力发展远洋渔业。要发展远洋渔业，首先，必须在国际海洋条约框架内进行统筹规划。我国政府和海南省地方政府要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范畴之内发展远洋渔业，并谋求与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大洋海域内国家的渔业合作，积极发展域外渔业。当然，海南省的远洋渔业的重点仍旧放在南海海域范围之内，对于有争议的海区，可以积极贯彻“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努力实现与争议国家的合作共赢，以力求较快地拓宽远洋捕捞的范围。其次，海南省政府应当改善补贴方式，大力加强远洋渔业补贴力度，鼓励渔民投身远洋渔业。

（二）积极保障我国南海海域

海南省渔民收益受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南海岛屿大部分被周边国家侵占，周边海域也相应地成为争议海域，使得渔民在当地的正常作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许多渔民甚至不能正常地在我国传统海域内进行捕捞作业。虽然现实情况下，我国还只能与周边国家进行协商，争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保障渔民的部分捕鱼权不受损害，但是就长远来看，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积极保障我国南海海域，为我国渔民在当地的正常捕鱼活动保驾护航，从而实现南海海域渔业生产和作业的正常化。

（三）提升渔民文化素质

海南渔民权益受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渔民的思想观念较为保守、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为此必须大力提升海南渔民的文化素质。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保证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100%，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正常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以巩固当地渔民的知识基础;第二，积极鼓励渔民子弟投入到高中阶段的学习，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确保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为日后海南渔业产业升级储备大量人才资源;第三，兴办渔民夜校等成人学校，开设不同层次的班级，增加成年渔民的知识储备，并向他们宣传国家的渔业政策及正确发展渔业的相关知识，以减少渔业升级面临的来自渔民内部的阻力。总之，要想真正地增加海南渔民收益，保障他们的权益，就必须从改造渔民自身出发，提升渔民的文化素质，从而改变渔民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水平。

（四）升级渔业产业结构

海南渔民收益下滑、权益受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渔业产业结构较为落后所致，渔民过度依赖于近海捕捞和有限养殖，使得渔产品一旦出现数量下降，海南渔民的收益就会随之迅速下滑。因此，必须升级渔业产业结构，具体可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实现渔产品的深加工，以获取更多的附加值，改变过去渔民辛苦捕鱼却收益极微的局面;其二，大力发展休闲渔业，使渔业生产走向多元化，在渔业发展上冲破渔业生产这一条链的局限，将渔业扩展到与其相关的第三产业上，例如大片渔村修建成独具渔家风格的度假村，这不仅为渔产品开发提供了新的销售渠道，还给渔民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收入。

参考文献：

[1]王淼，刘勤.从交易费用理论看我国渔业行业协会建设[J].中国渔业经济，2007（2）.

[2]邵桂兰，张希.我国渔业产业化国际合作研究[J].中国渔业经济，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