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A."Credibilityandpolicyconvergenceinatwo-partysystemwithrationalvote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8,Vol.78,pp796-806.

②Alesina,A.andR.Perotti,"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criticalsurveyoftheliteratur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4,Vol.8,

【编者按】351-371.

③Alesina,A.andR.Perotti,"Fiscaldisciplineandthebudgetproces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Vol.86,pp401-407.

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范文篇2

关键词：供给侧;土地宏观调控;战略;设计

一、引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国家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旨在调整经济结构，增加供给有效性，实现要素最优配置，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在面临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等存量矛盾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铺平道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不仅是从要素领域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相关内容的延伸和聚焦，还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创新之举。对于土地宏观调控来说，发挥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注重提升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和实施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土地宏观调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内涵

土地宏观调控实质上就是国家以土地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措施和政策，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及时纠正经济运行中的偏离宏观目标的倾向，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性环节。土地宏观调控集中体现了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国家意志，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对土地的数量结构、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进行统筹优化，从而实现社会各方利益在空间上的集合和再分配，实现土地、资本、劳动、技术创新等要素的优化整合，实现公平基础上的土地可持续利用，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来看，就是要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客观规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和统筹协调能力，处理好政府主导规划与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关系，加强规划的制度供给，从而实现市场经济环境下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框架设计

战略框架设计如图1所示。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背景。

（1）经济新常态背景。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已不复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GDP增速水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高效型增长转变，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然对土地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把握经济新常态下经济服务化、社会信息化、人口城镇化、产业高端化与发展低碳化的发展趋势，加快推M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为稳增长提供基础保障。

（2）区域协调发展背景。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经济新常态提供了新的战略支撑，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主要力量，有利于区域间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形成新的区域经济格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需要完善相关领域的制度供给，相应地调整供地政策，加强区域间的新兴产业用地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引导，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3）新型城镇化背景。针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和对扩大内需的主动力作用未充分发挥等问题，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建设为主要载体，把握新常态下的土地资源供需形势，通过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积极稳妥推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4）国土制度改革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涉及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赋予农民更多土地财产权利以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这五个方面。对于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讲，就是要主动适应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新形势要求，统筹考量土地利用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增加规划制度供给的同时严格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通过改革创新把握土地供给的数量、质量和时序要求，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原则。

（1）服务大局原则。土地宏观调控属于国土资源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必须将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三去一降一补”的总体要求深度融合，与国土资源改革的各项任务紧密结合，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提高土地宏观调控的统筹管控能力。

（2）超前谋划原则。超前谋划就是要处理好土地宏观调控短期与长期目标的关系，通过宏观调控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从短期来看就是要积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总体要求;从长期来看要立足于未来，逐步实现规划蓝图的发展内容。

（3）节约集约原则。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必然选择，也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因此，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土地综合整治和土地内涵挖潜等措施，促进土地利用综合化、减量化、集约化，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4）改革创新原则。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创新，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要围绕加快职能转变，推动土地宏观调控相关审批事项整合，同时并积极开展“多规”试点，促进相关规划的衔接和协调，构建空间规划体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可操作、便实施的规划基础。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功能。

（1）宏观调控功能。土地的宏观调控功能体现在通过严格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在增加规划制度供给的同时处理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时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变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提供规划保障。

（2）规划引导功能。土地宏观调控的引导功能体现在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把握规划的宏观性、空间性和综合性特征，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数量、空间和时序要求有机结合，同时守住基本农田以及生态保护两条红线，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城乡统筹功能。土地宏观调控的城乡统筹功能体现在通过保障城乡建设合理用地需求，在综合考虑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需求的情况下，促进土地在城乡实现结构优化、合理布局、效率提高和空间释放。同时，进一步完善基于城乡统筹的土地宏观调控制度，促进城乡土地要素能进行合理的流动。

（4）创新驱动功能。土地宏观调控的创新驱动功能体现在通过创新激发需求进而促进有效供给，通过改革创新把握土地供给的数量、质量和时序要求，实行规划和管理创新，促进合理用地、人口资源疏解、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提升，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目标。

（1）具有前瞻性的未来型战略目标。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侧重于对未来土地利用的引导，其本质是前瞻性的未来型规划。必然要立意于未来才能体现规划的价值和主导地位。改革目标和规划蓝图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要通过与时俱进的动态调整，逐步实现最终的宏观规划目标。

（2）具有弹性的开放型战略目标。土地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开放型的战略，必须从区域性的宏观战略视角统筹考虑系统内外的能量、物质、信息和价值的交换和变化规律，需要具有一定的弹性，才能做出科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土地宏观调控的动态指导性。

（3）具有导向性的资源兼资产型战略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地域目标不尽相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兼顾土地作为资源的自然属性和土地作为资产的社会经济属性，要统筹考虑土地的“资源型”兼“资产型”特点，合理地配置好资源，实现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4）具有市场性的调控型战略目标。市场调配资源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但市场存在一定盲目性，在经济下行压力过大时，通过增加有效土地供给、刺激土地需求以适当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速度，反之则减少土地供给量抑制土地需求以调整经济发展步伐，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动态要求引导用地需求预期。

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任务。

（1）向可持续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是土地宏观调控需要考虑的内容，应做到土地资源配置方向应与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土地资源配置质量应与济可行性、生产稳定性、生态保护性、社会可接受性的综合匹配程度相一致，土地资源配置时序应与土地开发利用的时序相一致，土地资源配置区域应与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相一致。

（2）向市场配置资源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土地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干预土地利用的手段，应处理好政府规划与市场的关系，将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有机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在土地资源配置中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发挥着调节供给与需求的纽带作用。

（3）向城l统筹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土地宏观调控是城乡统筹的抓手和平台，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促进城乡协调健康发展的机制。通过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整合和利用结构调整，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潜力，促进土地利用在规划分配过程中不断优化结构，实现可持续利用。

（4）向多规融合的土地宏观调控转型。“多规融合”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整体目标一致性和协调性的考虑，是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举措。必须通过探索跨区域的统一规划与协同管控机制，实现功能联动、产业对接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最终建立统一、高效、可持续的空间规划体系。

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措施。

（1）强化土地规划管控，促进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进一步强化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和用途管制，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加大生态空间建设力度，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促进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数量、空间和时序要求有机结合，以土地宏观调控为“底盘”，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2）加强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土地节约与合理利用。促进区域土地综合整治，统筹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加强“山、水、林、田、湖”生态一体化治理，进一步推进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城镇更新工程、低效用地再开发，提高土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保障能力。

（3）积极推动城乡统筹，构建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统筹考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的供应数量、空间与时间关系，实行统一规划和管理，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立统一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市场，积极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4）释放红利，提高土地市场化配置程度。提高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调整产业用地政策，创新土地供应方式，合理提高农民个人收益，消除土地价格扭曲，探索征地与农转用审批实质性分离的制度设计，优化审批程序，降低土地使用成本，激发市场创新活力。

四、结论

土地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土地资源配置、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市场运行的重要手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重要作用。对土地宏观调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环节，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模糊，就会使土地宏观调控浮于形式，起不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目的。本文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内涵进行了诠释，并从背景、原则、功能、目标、任务以及措施这6个方面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土地宏观调控战略框架，并对框架内容进行了阐述，有助于我们在新的时期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如何对土地宏观调控进行改进和完善，从而满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大局。

参考文献：

[1]王兴，杜新波，杨景胜.土地宏观调控的机制框架与对策研究[J].资源与产业，2011，13（2）：57-62.

[2]严金明.新形势下土地规划转型发展探讨[J].行政管理改革，2016，（1）：37-42.

[3]肖金成.实施新发展战略的思考[J].宏观经济管理，2003，（4）：27-29.

[4]陈建华，薛丽芳.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思考[J].经济地理，2002，22（Z）：79-81.

[5]严金明，刘杰.关于土地利用规划本质、功能和战略导向的思考[J].中国土地科学，2012，26（2）：4-9.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用地规划统筹研究”（项目号：201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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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周期研究目的方法对策

宏观经济周期，即是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的发展或转变遵循重复的规律所用的时间。而对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调查研究，即判定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阶段，研究经济周期中的四个阶段及可以应对宏观经济的对策方法及手段等。

1.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意义和影响

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规律及其影响，对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和对企业进行经营决策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1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关意义影响

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关意义影响主要包括：探求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及波动规律；维持国民经济连续、快速、健康地成长；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及准确性；增强对国家宏观经济实际预测的准确性和政策的可操作性。

1.2对企业经营决策的意义

在现行经济发展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根据经济发展变化来调和自身的经济运营情况，企业的生产经营状态如何，除了要考虑其自身的影响外，还要充分考虑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波动强烈，周期明显，由此给企业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分析经济周期，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掌握市场环境，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2.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的运行及周期

1956年，我国完成了三大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全新时期，同时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的开始，根据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经济发展周期一般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这四个阶段都各有各的特点：繁荣：国民经济发展快速，人们的收入水平明显提升，经济活动非常活跃。我们一般把繁荣的极盛时期即经济运行的最高点称为最高峰。衰退：这个阶段是繁荣走向萧条的一个过渡阶段，此时的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路。萧条：这个时候国民收入低于正常程度，是经济活动低迷的阶段。我们把经济冷落的严重时期的萧条成为谷底，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而与此同时也代表着物极必反，陷入谷底后必然会转向复苏。复苏：从谷底反弹，逐步走向繁荣，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开始复苏，逐渐回升。

国内学者一般将我国的宏观经济周期划分成两个部分，即改革前和改革后。1956年改革后，而这两个大周期又可以大致分为8轮小周期，

3.我国宏观经济周期运行的主要环境

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处于逐渐兴盛阶段，无论是消费、出口还是投资，都是呈现增长趋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经济一直处于上升态势，通过分析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周期，并且比较以往的经济周期运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已经由开始的由短到长，振幅也逐渐变小，通过实现宏观经济发展的振幅减小，能够更加平稳的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与进步。

根据研究表明，从20个世纪的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波动明显，也是采取的相应的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也越发娴熟，经济增长步伐也开始趋于平稳，同时加强关于经济发展的相关立法，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通过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果，也更好的推动了市场经济运行。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由于能够正确把握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通过有效调节，我国迅速地从金融危机中解脱出来，扭转了经济下滑的趋势，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走出低谷，并呈现不断回升的状态。

4.我国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应对办法及手段

经过长期大量的探索及实践，我国在宏观经济的调控路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在这一段时间的宏观经济周期变化中，我国中央政府不断学结，总的可以说是得出了六条措施方法。可以说，若要中国经济快速、平稳、健康地发展，这六条将是中国政府所采取的重要也是必要手段。

4.1坚持使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方法

我国的经济发展状态是特殊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此，坚持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也必然能够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首先，对于宏观经济发展的调控应当首先摸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优势，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4.2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实质性统一

国民经济的发展嘴用应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因此，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民生发展，以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注重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3坚持保护好短时期目标和持久发展关系

经济发展应当是长远的，要想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应当注重所采取的各种调控手段的长远性，对此，在采取宏观调控手段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除了要促进经济增长、民生发展外，还应当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需求。

4.4始终坚持发挥政府和地方的积极性

我国地域广阔，由此使得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要想保证全中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及一致性，就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党中央要努力发挥自身积极性作用，广泛地吸纳各个地方的建议，科学决策，并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相应的宏观调控，以实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必然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统一进步。

4.5要使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管相结合

在我们国家，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市场监管体系非常必要，应使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及政府对市场的微观监管相结合。有效地增进国家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4.6坚持国内外统一发展

就当前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要想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对市场经济发展及产业状况进行调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市场都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不断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发展外，还应当充分开拓海外市场，通过实现国内外市场经济的统一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步需求。

5.结束语

上述经验手段对于增强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使政府能够稳定有效地宏观调控国家经济，准确提高实际预测的准确性和政策的可操作性，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