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政策范文篇1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特别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步具备，财政金融政策要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以及通畅的传导机制。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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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国内需求主导21世纪的经济增长

构成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投资与消费属于内需，出口属外需。经济制度背景、资源禀赋、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历史发展轨迹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力，因此有外需主导的国家发展模式，也有内需主导的发展战略。就我国而言，内需是21世纪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倡立足资源禀赋。我国具有至为重要的三项内需主导禀赋：人力资源、差异化的市场和后发优势。13亿人口本身就是庞大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支撑起空间巨大的国内消费。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不会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代际上升。经济发展阶段、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国内不同地区间具有类似国际的比较优势，经济互补性很强。21世纪初期和中叶，经济仍将处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长期，“后发”效应持续，消费结构升级所创造的需求将持续拉动经济增长。虽然面临资源能源消耗巨大、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等一些制约因素，外需无法替代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由经济制度变迁释放的外需增长激增，已经逐步被消融于经济增长的常规发展之中。单纯追求外汇增长的管理目标被宏观经济协同发展目标所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超常规发展的驱动力也不复存在。更近的研究指出，入世效应带来的经常性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带来的外需增长将很快为购买力平价所平衡，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借力于外需终将是不稳固的。统计结果也印证了经济制度转轨中不同变量对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贸易顺差占总需求的比重很低，根据1978—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三大需求相关性分析，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是投资，其次是消费，净出口最小。

近几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贸的现状，需要国内需求的增长来防范和化解可能带来的风险。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30%上下波动。1996—1999年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当中属于最低位。本世纪以来，外贸依存度急剧升高，大大高于世界同期水平，2005年达到64%。美国、日本、巴西、印度等国家1980-2001年之间该指标平均波动幅度为14-20%，最高的年份也一直没有超过30%。尽管有汇率、贸易结构、统计口径等一些争论，但我国外贸依存度明显偏高是不争的事实。在剔除了微观层面套汇的行为(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与调高利润以流入外汇)后分析，出口结构中多数是劳力与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粗放型数量扩张导致经济福利输入与输出严重不对等。维持外贸高增长对我国技术进步、经济安全和资源的可持续已经构成威胁。

国际经济环境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尽管世界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减弱，但美国经济的影响力无法躲避。领头羊经济增长的脆弱性正在改变国际市场的预期，美国正面临“双赤字”、养老金体系难以持续、产业外移后结构升级困难等问题，如果不能在吸收国际资本流入来平抑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维持国内资本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美国经济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无疑会首当其冲。由此带来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如果美元持续走软，将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时机把握不当，会对我国外贸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甚至金融安全造成较大冲击。国际贸易保护手段日益多样化，环保、知识产权等问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制约。对外需依赖的脆弱性将要增加经济发展的泡沫，无论从何种希冀出发，购买力平价最终平衡了外需增长的短暂激增。如果把眼光深陷于短期贸易利益中，21世纪宏观经济的大势反而看不清晰。比较优势和规避经济发展的风险时常在提醒我们，坚持以内需为主导、充分有效地利用内源性要素加快发展，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内需导向型财政政策选择：宏观政策认知的变通？货币政策的陷阱？

侵消货币政策天空氤氲的往往是普遍式的财政政策阳光。单纯过于松动或者紧张的货币政策常常置货币流动性于难控的境地，与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形一致，不够完善的资本市场减弱了金融产品多样性。然而控制货币流动性更为核心的冲突来自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在改善国内需求的结构和质量的努力中，货币政策似乎缩手缩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央行票据失效之时，就是祭出财政政策之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宏观调控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财政政策取向经历了紧缩-扩张-中性的转换。最近一轮的宏观调控始于2003年，货币投放增长过快和社会的投资规模庞大引发宏观经济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显现。尽管持续高投资风险在增加，货币政策并没有及时降低货币供给的速率，当已经演绎成为问题时，过剩的流动性涌入房地产的开发和投机，这无疑加重了国内需求结构的不协调。货币政策对于当下的流动性过剩似乎束缚了手脚：非但无益于调整内需的结构，且反向激励了投资的激增。然而，过剩的流动性并没有流向待改善的产业部门和待鼓励的潜在消费需求：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也已注意到2006年第三产业所显露的疲惫之态，主要原因是来自该产业的投资乏力和消费结构落后引起的消费不足。

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造成货币政策新的压力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可能会在短期内使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供给相应形成国内货币的供给也就是流动性的增加，最终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过剩流动性显然与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形成冲突。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里，此时是可以选择提升利率作为反向的操作手段，但是利率的提升会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利率工具所能影响到的微观经济主体多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它们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并不很高，所以利率的提升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倒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进而甚至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后果。流动性供给增速加快的压力一部分来自于经济内在结构的不合理性：显著的问题是内需与外需的构成不尽合理、国内需求的结构性困境与需求质量待改善，使新增的流动性无法流入到需要资金支持的领域中(如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是流向了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产业，如房地产业和证券业这样的领域中。显然，这将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健康增长。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快速的经济发展需要经济中较多的流动性给以支持，如果经济结构有更好的调整，内需的结构和质量得到改善，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一定会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政策选择的困境，让我们看到货币政策挣扎于“流动的陷阱”中而左右为难。货币政策的限度，仿佛看到了重新评估财政政策的意义：以需求为导向的财政政策是否应成为引领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层面？

财政政策改善经济结构、矫正流动性过剩的“杀手锏”在于治理国内需求的结构矛盾，改善的过程是为“短腿”公共产品的融资和为制度改革注资的过程。

第一，财政政策是疏通国内需求释放渠道的核心环节。我国高速经济增长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资源、环境约束增大了经济成本；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受到威胁；体制改革滞后，抑制经济增长的活力，这些制约了经济内在增长机制形成。驱动今后5-15年的国内市场需求，必须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这些改革和社会问题的核心就是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政策的调整和实际财力上的支持。

第二，财政政策效果的选择重于宏观经济的“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货币政策长于总量调节和币值稳定，政策手段简单，对需求的调节作用比较间接和宽泛，是“中药”。财政政策手段丰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调节，是“点打”。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减少不可控性和不确定风险。

国内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流动性；宏观调控；美联储

中图分类号：F124；F822.5

作为“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经济呈现出平稳较快发展的走势。今年以来，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稳步增长，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农业形势转好，财政收支增长较快，社会货币信贷水平企稳，经济增长模式在宏观调控的影响下开始逐步调整，这都是我国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工作的成果。但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来自国内外的一系列不利因素可能阻碍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因此，我国政府在保持目前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也将根据最新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积极贯彻“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的原则，力争让我国经济在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持续良性发展。

一、外部环境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重创了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主要经济体出台了史无前例的救援措施，一方面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提高总需求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间接支持总需求的复苏。在全球经济复苏和刺激政策延续的过程中，政策的边际效应却不断下降，特别是全球实体经济无法吸收过度释放的流动性，全球出现了流动性过剩。总需求的扩大、流动性的过剩以及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事件频发，使得全球物价指数不断上扬，全球经济面临日益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

本轮通胀具有基本面需求扩张、货币过度释放以及要素价格上涨等多方面的原因，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消除，通货膨胀将在中期内高位维持。必将对全球经济运行机制造成扭曲，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甚至引发经济社会问题。

2011年全球经济出现普遍性的通胀压力，全球通胀表现为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升。黄金、铜、锡等金属创出历史新高，橡胶、糖、棉花、咖啡等商品也达到新高，其他大宗商品涨幅十分惊人。衡量大宗商品价格涨幅的CRB指数已经在2011年3月初创下了历史新高，目前维持高位震荡的格局。原油在北非变局的冲击下，也创出了金融危机之后的反弹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从2009年2月的40.5美元每桶上涨至2011年10月17日的113美元每桶，涨幅近180%。黄金从2008年底的730美元每盎司上涨至2011年10月17日的近1670美元，涨幅超过100%；伦铜从2009年3月2820美元每吨上涨至2011年10月的近7600美元，涨幅超过160%；中国原油进口均价从2009年初期至今上涨超过120%，2009～2010年两年原材料价格普涨30%~50%。

全球流动性宽裕的状态决定了通货膨胀不是一个短期现象。美国6月底结束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仍然维持低利率。全球流动性仍然宽裕，决定了通货膨胀没有大幅下降的货币基础。而欧洲中央银行在4月和7月初两次提高了基准利率，再次加息需要进一步观察两次加息的政策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政策等待时间，且提高25个基点对欧洲以及全球流动性的影响并不明显。美联储对于退出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非常谨慎，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低利率。虽然美联储有维持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两个任务，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通胀仍然不是主要威胁，美联储更加看重的是就业市场的复苏。

目前美国经济复苏的环境还比较复杂。从内部来看，就业市场不振、房地产市场脆弱。

从外部来看，中东、北非的政治乱局和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都有可能打击美国消费者的信心，延缓经济复苏的进程。美国2011年上半年GDP增速为0.9%，是两年多前正式结束衰退以来最差的半年表现。近来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也显示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复苏前景不确定性增大。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所谓的“政策观察期”是美联储明智的选择。7月14日美联储（FED）主席伯南克曾表示，目前经济形势比此前预期更为严峻，美联储已做好两手准备应对未来形势，以确保持续复苏。所谓“两手准备”，即美联储在宏观经济走强的情况下，将逐步启动退出政策；在经济走弱的情况下，将执行进一步的货币刺激政策。在9月28日，他又暗示如果美国通胀率或者通胀预期大幅下滑，美国或将需要通过非常规措施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即QE3的可能性。

再转向新兴市场国家。近期新兴市场国家CPI同比、环比均大幅上升，通胀压力明显。

中国公布的9月份CPI仍处于6.1%的高位。其他新兴市场，包括印度、巴西、韩国、泰国等9月份CPI增速也都处于高位，新兴市场国家为抑制高通胀的压力还将继续深入政策调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实际利率多在-5%至零附近，这说明了过去一年多的加息步骤仍然滞后于通胀的上升，货币条件仍然未能达到压低通胀的程度。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过热的迹象能否扭转，在内部取决于调控政策的深度与力度，而在外部取决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以及发达国家的货币收紧程度。从目前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来看，前景并不乐观。通胀水平的高企和维持可能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由于通胀水平高位维持甚至不断攀升，将恶化生产和消费的运行秩序，同时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甚至引发资产泡沫。为此货币政策当局大幅提高基准利率，同时紧缩公共支出，紧缩政策有助于新兴经济体缓解本国和全球的通胀压力，但无法根除通胀的根源同时也可能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面临硬着陆。目前，印度、巴西、俄罗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紧缩政策。巴西今年年内连续加息5次，基准利率达到12%，同时在2011年削减公共支出300亿美元（占其GDP1.2%），印度自2010年3月以来连续加息12次，基准利率达8.25%。自2010年10月19日以来，中国也已连续加息5次。越南在2011年也连续加息将再融资利率和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提升至15%，为亚太地区最高利率水平。

新兴经济体面临真实需求上升、输入型通胀压力明显以及内部要素价格上涨等多重压力，通胀水平难以短期下调。如果美、欧、日经济增长相对较慢，那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外部需求可能不足，在持续紧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可能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经济走势

经济数据解读：中国经济已从快速复苏阶段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在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的背景下，经济稳步增长，物价继续攀升。2011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4%，连续三个季度增速出现回落，但经济仍然运行在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同时物价继续快速上涨，受流动性过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上涨。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5.4%。2010年9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3.4%，非食品价格上涨2.9%；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0.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1%，非食品价格上涨0.2%。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放缓。2011年9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与上月持平，比去年同月上涨6.5%。房地产价格上涨趋势有所延缓；今年8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6个，持平的城市有30个，同比涨幅回落的城市有40个。

货币市场方面，社会货币供应增速回落，新增贷款继续趋缓。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78.74万亿元，同比增长13.0%，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末低0.5和6.7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26.72万亿元，同比增长8.9%，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末低2.3和12.3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4.71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2557亿元，同比少投放1045亿元。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余额56.24万亿元，同比增长16%。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5.68万亿元，同比少增5977亿元。目前市场利率较年内高位已有所下降。9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74%，比上月上升0.44个百分点，比年内最高的6月份回落0.82个百分点，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3.75%,比上月上升0.37个百分点，比年内最高的6月份回落了1.19个百分点。

资金流入方面，二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77亿美元，国际储备资产增加1425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资产增加1430亿美元。9月份新增外汇占款2473亿元，较上月环比下降34%，这可能意味着9月份有少许资金出逃。我国今年7至9月份的外汇占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这可能因为近期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充满不确定性，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国际游资出于避险或投机的目的进行跨境流动。与此同时，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017亿美元，三季度增长41.92亿美元，其中9月份当月外汇储备减少608亿美元，这是去年5月份以来我国外汇储备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外汇储备的减少可能是由货币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造成的。9月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3549元人民币。

总体而言，货币流动性充裕但货币效率下降。下图为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化情况。

今年央行进行了较为频繁的货币政策调控。7月7日，央行再一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是今年第三次加息。6月20日，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今年以来的第6次上调。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中小金融机构达到19%。存款准备金率每上调0.5个百分点，可一次性冻结银行系统3800亿~3900亿元资金。

风险与挑战：当前环境还十分复杂，经济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应予重视的问题。一是流动性管理面临挑战。主要发达国家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过剩状况加剧，我国经济增长较快，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都恢复增长，在人民币升值预期持续增强的情况下，国际流动性持续流入国内，在加大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压力的同时，也增加了流动性管理的难度。主要发达经济体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经济复苏业已巩固，宏观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增强，加上利差、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不排除少量“热钱”通过贸易投资等渠道流入。二是通胀压力上升。在目前国内经济趋稳回升、内外部流动性充裕的大背景下，资金寻求保值增值的冲动以及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性产品价格趋升等结构性因素在多方面助推通胀预期。三是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任务仍然较重。贷款快速增长，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和流动性管理的压力增大。房地产调控、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淘汰落后产能等政策落实过程中可能对金融系统带来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欧美经济走势、债务危机进展、货币政策松紧程度是今后一段时间海外经济的聚焦点，也是关系到中国出口形势、人民币走势以及中国输入性通胀情况的关键。由于美国经济数据令人堪忧、美国债务情况远差于欧洲、欧美利差持续存在，预计今后一段时间美元仍将保持弱势。而美元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其持续的超发和贬值，也将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外部困境。

三、政策导向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以稳为主。尽管目前市场货币信贷紧缩、中小企业融资难、对外贸易形势恶化，并出现宽松货币政策的声音，但目前实体经济增长放缓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动引导。鉴于房地产调控处于关键时期、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巨大等因素，今后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依然以稳为主，注重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尤其是增加消费扩大内需。我们可以从中央一系列举措中看出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导向。

早在去年12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就提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货币政策转向“稳健”，表明货币政策的目标发生了变化。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采取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是为了遏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势头，恢复经济的正常增长；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目的则更多是为了应对流动性增加过快、价格上升过猛和通货膨胀预期走高。从而，将在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新增信贷投放等方面都有可能收缩；同时，央票发行、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工具的调节作用将增强。由“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实际上是政策组合发生了变化，意味着过去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告一段落，将实行一种新的政策组合。新的政策组合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稳定价格总水平及管理通胀预期之间的关系。

今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总书记就继续做好经济工作提出6点意见：一是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要继续稳定物价总水平，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三是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力争全年农业再获好收成；四是要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做好就业工作，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对低收入群众的帮扶力度，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五是要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对小企业的支持和服务，加大对、新疆、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六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22日也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指出下半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要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要全力夺取全年农业丰收；要坚持不懈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坚持调控决心不动摇、方向不改变、力度不放松，坚决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确保落实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要着力促进内需平稳较快增长；要下大力气加快推进结构调整；要毫不放松地抓好节能减排；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深化医药卫生、资源环境、财税金融、农村、文化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

2011年7月27日中国银监会召开年中工作会议，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深入推进平台贷款风险防控；紧抓房地产贷款风险；扎实推进贷款科学化管理；全面防控其他重点风险，特别是影子银行的风险；积极支持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持续完善监管制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