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规货币论文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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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货币论文范文

关键词:伪造;变造;真假拼凑币;货币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DF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3-0078-04

TheJudicialAnalysisofCounterfeitingCurrencyCombinedwithRemodelingCurrencyBehavior

[WT5]SHILan-hua

(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0042,China)

Abstract:CounterfeitmoneycrimesareseriouslyharmfultoChina'smonetarycreditandfinancialsecurity,whichhavealwaysbeenthefocusoflegalregulationandjudicialstrike.PractitionersandtheoristshavebeendebatingforthegenuinepatchworkcurrencyoftheCriminalCodequalitative.However,thejudicialinterpretationofforgedandalteredbehaviorwhichmakesthepatchworkcurrencyallidentifiedforcounterfeitingcurrency,resultsintheremodelingcurrencycrimeamerescrapofpaper,seriouslyconfusingtheessentialdifferencebetweentheforgeryandalteration.Obviouslyitisinappropriate.

Keywords:counterfeit;alter;genuinepatchworkcurrency;monetaryidentity

一、问题的提出和现有理论的分歧

对于伪造货币,通说认为是指仿造货币的图案、形态和色彩等,使用各种方法、非法制造足以使普通人误认为正在流通或兑换的人民币或境外货币,冒充真实货币,并意图进入流通的行为。[1]180而变造货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伪造货币等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是指对真币采用剪贴、挖补、揭层、涂改、移位、重印等方法加工处理,改变真币形态、价值的行为。广义言之,变造货币的行为应当包含在伪造货币之中,但实务中变造货币犯案率较低、危害性相对较小,且伪造货币罪的法定刑较重,最高可达死刑,故立法为充分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将二者分别规定,区别对待。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对于假币犯罪一贯保持严厉的打击态势,但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假币犯罪的猖狂性和精细化愈演愈烈,犯罪手段层出不穷难以遏制,司法机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防控难题。假币犯罪不再是单纯的伪造或变造行为,而往往采取伪造和变造相结合的真假拼凑行为,即将真实的货币和伪造的货币对半拼接,利用验钞机“认半边”的特性,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该行为既非单纯的伪造货币行为亦非单纯的变造货币行为,如何定性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争议的焦点。

有学者认为真假拼凑币中的伪造和变造行为都应进行刑法评价,从当前法律规定看同时触犯了伪造货币和变造货币两个罪名,可根据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罚原则,以伪造货币罪定罪处罚。[2]亦有学者认为应当从真假币成分比例来确定行为性质,而非从伪造或变造的行为手段考量,因为这种“半真半假”的货币毕竟存在较大成分的假币内容。也有学者认为,应以变造货币罪定性,因为变造货币罪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对真实货币进行改造,同时“半真半假”的货币并未“失去货币同一性”,在没有“失去货币同一性”的物体基础上所进行的制造理应属于变造。[1]182真可谓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二、司法解释的规定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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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之间表现出越来越高的关联性,两者的交互作用也日益复杂,这不仅提高了金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风险在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传导效应,进一步地扩大了经济系统的随机涨落作用,而货币政策常常被用来调和经济系统中的这种涨落,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规则、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称为货币政策系统,决策层大多选择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有效的财政金融措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促进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推动宏观经济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非线性复杂社会经济系统的组成部分,其自身也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1],在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等目标,同时涉及利率、汇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变量,并且在货币政策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各种随机的涨落,在各种变量和目标的非线性作用机制下,微小的随机涨落得到放大形成巨涨落,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发生突变,传统线性均衡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货币政策系统演化过程中的非线性现象。因此,本文在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突变理论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分析,同时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以论证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的理论分析。

二、文献梳理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于线性逻辑假设揭示了货币政策系统的运行演化规律,即各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中各变量之间是通过线性的模式进行交互作用。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状态则是,微观经济主体对同一货币政策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会引起货币政策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由线性走向非线性,货币政策系统表现出非线性的特征,如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往往有更高的欲望调整现金持有量;而在低通胀时期,微观经济主体由于存在调整价格的成本,对前期通胀的反应往往不敏感。

基于线性理论的研究框架,国外学者Carrasquilla(1998)运用VAR模型以哥伦比亚1980—1996年的宏观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显示,货币政策实施后,利率和资产价格会发生变化,但是消费没有显着变化[2]。同时期,DeLaRocha(1998)应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秘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行了相关研究,研究表明秘鲁的货币政策大多依赖于利率传导渠道,而信用渠道不明显[3]。随着非线性科学的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特征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KimD.H.(2002)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运用Hanmilton(1994)[4]提出的浮动法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5],认为在1979年以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在1979年之后美国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不够明显。国内学者赵进文、闵捷(2005)用单方程非线性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且转换函数为逻辑型函数的形式[6]。随后,彭方平(2007)同样运用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非线性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揭示了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货币政策应根据不同的信贷状况做出调整[7]。与之不同,刘超,张伟(2012)从货币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构建了反馈模型、结构流图和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目标间的非线互作用[8]。

现有的相关研究较多的采用实证方法验证货币政策效应、货币政策目标或货币政策工具等某一方面的非线性特性,对货币政策非线性机制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拟将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等的组合看作一个系统,并就整个系统的突变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突变级数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三、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分析

法国数学家托姆1972年提出的突变理论主要是对某种系统或运动过程的研究,从一种稳定状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跃迁。突变理论在自然和社会领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突变理论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一起,在有序与无序的转化机制上,将系统的形成、结构和发展联系起来,成为推动系统科学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9]。突变理论的理论核心是在研究过程中即使是对系统形态的基质所具特性或作用力本质一无所知,仍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形态发生的过程[10]。

(一)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机制

货币政策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演化系统,存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稳定平衡态,在经济开放和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金融创新和投融资工具多样化发展,导致货币政策安排中成本和效益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一方面,作为开放的系统,货币政策系统受到政治、经济、金融、技术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通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使得货币政策系统发生变化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中存在着各种随机涨落,这些涨落不断地通过各子系统、主体元素之间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形成巨涨落,在货币政策系统内、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系统的状态参量逐渐偏离平均值,从而形成各种随机涨落,在系统发生突变的临界区域附近,涨落会使系统偏离定态解;在临界点处,货币政策系统中控制参数的微小变化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跨越中间的不稳定态跳跃到另一种稳定态,实现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在复杂巨系统层次上演化,这一转变是突然完成的,稳定态的形式取决于控制参数的运动轨迹或路径。在货币政策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存在着系统层级跃迁、转换或创生的过程,即MST(TheMetaSystemTransition)过程,这一过程具体通过货币政策系统的结构体现,在演化过程中,通过MST过程,货币政策系统最终会成为一个多层次跃迁系统。货币政策系统最终到达的稳定平衡态取决于控制参数的变化方向,当控制参数沿原路径返回时,系统不会回到最初的稳定平衡态。货币政文秘站:策系统在整个突变的过程中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见图1)。

(二)货币政策系统突变的根源

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并非凭空出现的,它具有可以查询的客观根源和能够用科学揭示的产生机制。货币政策系统是由众多的经济主体(元素)、目标、规则等构成的非线性复杂系统,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多重反馈性,根据苗东升教授论述的系统涌现性来源于构材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效应[11],结合货币政策系统的上述特性,对货币政策系统的现实突变来源做以下初步探讨。

1.反馈效应

所谓反馈,是指一个过程或系统的输出(结果)通过某种途径返回到出发点,并作为该过程或系统的输入(或输入的一部分),从而对下一个输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如果是对过程或系统输出的激励,则称为正反馈;如果是对输出的抑制,则称为负反馈。在货币政策系统内部,正反馈会使经济主体增加自身适应学习能力,逐渐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而负反馈会导致经济主体无法进行适应学习,阻碍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进程。货币政策系统内部各经济主体会不断加强那些与正反馈相关的机制,从而使得这些机制越变越强,当货币政策系统内部的反馈机制运行到临界点时,货币政策系统就会从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完成整个突变过程。

2.元素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是由元素或组分(各经济主体、目标、规则等)构成的,货币政策系统的整体突变性归根结底来自于内部的元素或组分。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或组分的结构、成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发生的瞬时变化,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由一种稳定态跃迁到另一种稳定态。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特性必定受到各经济主体特性、目标选择、规则的制约,并非任意的元素或组分都可以造就特定整体的突变性,而要求产生货币政策系统整体突变性的元素、组分或个体具有一定的性状,包括组分或元素本身的特征、环境的约束、接受信息的反应以及相互的作用、运行机制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系统的元素和组分之间发生非线性作用,使得货币政策系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货币政策系统的有序和无序。

3.层级效应

首先,突变是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或系统的高层次)具有而部分(或系统的低层次)不具有的属性、特征或功能。其次,突变是由货币政策系统等级层次提升产生的结果。系统层次结构的提升往往会产生一种高层次等级具有而低层次不具有的新质的突变,同时也意味着货币政策系统结构向着复杂化方向发展。最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高层次)的突变来源于部分(或低层次),这表明,货币政策系统整体所具备的新的属性特征来源于原来没有此特征的系统的部分,货币政策系统突变性的主要标识就是系统高层次中新质的产生以及系统层次之间的不可还原性。

4.结构效应

在货币政策系统中,要保证货币政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健运行,不仅需要良好的目标结构、高效的操作工具组合,而且还需要高效率的运行规则,因此,为了使实施的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的效应,就应该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制定高效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将两者有效的组合起来,以实现预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5.环境效应

货币政策系统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交换的同时,从中获得资源,努力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形成边界,建立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渠道和方式。货币政策系统凭借这些渠道和方式与环境进行物质、能力和信息的交流与运动,以此来决定如何通过整合或组织其他部分以实现突变,来适应环境的约束,提高抗干扰能力等,突变的结果是产生新的货币政策结构,以实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货币政策系统产生突变的来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同时具备才能产生突变。事实上,它们之中的某几个组合也可能产生突变(见图2)。

四、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评价研究

经济现实中,在某一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货币政策系统的主要变量利率、信贷、汇率、资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而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变化态势,或者货币政策系统在整体上是稳定的,但是在其局部,货币政策系统主要变量却不断地在系统内起伏、波动,产生涨落影响系统整体的稳定与安全,使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功能耦合、互相适应的货币政策系统稳健性状态受到破坏,货币政策系统制度结构、功能等非均衡演化导致系统的风险积聚,从而系统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系统演化状态,表现为货币政策系统在某种条件下的突然崩溃,引发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恶性经济现象的爆发,所以本文将采用货币政策稳定度指标来衡量货币政策系统的突变机制。

由于货币政策系统的非线性和突变性特征,因此本文运用基于突变理论的突变级数法对我国的货币政策系统进行评价研究,以验证上述的理论分析。

突变级数法以突变理论为基础,从系统的非线性和复杂性入手建立系统的评级指标体系,由于系统的状态发生突变是由落在分歧集内的控制变量引起的,所以可以根据这一特性来建立评价模型,最终达到对复杂非线性系统的认识。突变级数的评价方法综合了现有层次分析法、效用函数法和模糊评价法等评价方法的优点,并且无需对指标赋予权重,突变级数评价方法通过对分歧集的归一化处理,得到一种突变模型模糊隶属度函数,进而对评价对象进行综合评价。

常用的突变模型及其归一公式如表1所示:

其中,x为系统的状态变量。V(x)为x的势函数,a,b,c,d为控制变量,系统的平衡曲面方程是通过对系统突变模型的势函数求一阶导数V'(x)=0得到,系统的平衡曲面奇点集是由突变模型势函数二阶导数V''(x)=0得到,通过联立一阶导数方程V'(x)=0和二阶导数方程V''(x)=0可以得到分解形式的分歧方程。如果系统内的各控制变量满足分歧方程,那么就意味着系统发生了突变。

归一公式是运用突变理论对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判断的基本运算公式,其主要思想是转化状态变量表示的质态,使其归一化,即将系统内部中不同质态的各控制变量通过归一化处理转化为同一种质态,以便于进行相互比较,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系统内的各控制变量进行量化递归运算,从而得到系统评价系数,即系统的总突变隶属函数值,并以此为依据,对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结果。

基于突变级数法,综合分析评价系统时,需注意以下三种常用的评价准则:

非互补准则:若描述系统运行的各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不能互相弥补其不足,即各控制变量对状态变量的作用不可以相互替代,那么状态变量值的选取应遵守“大中取小”的原则。

互补准则:若描述系统运行的各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可以相互弥补其不足,即各控制变量对状态变量的作用可以相互替代,那么状态值的选取应为通过计算各控制变量获得的状态变量的平均值。

过阀互补准则:若在系统中只有各控制变量要求达到一定的阀值后,各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才能相互弥补其不足时,状态值的选取应遵守按过阀值后取平均值的原则。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综合考虑货币政策系统的构成、突变机制以及可操作性,从货币政策传导、货币政策目标和外部经济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突变级数评级理论层级指标一般不超过四个的原则,对层级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因子提取,选取信贷增长率、居民储蓄增长率、M2增长率、实际利率水平、实际汇率水平、股票市值/GDP、市盈率、股指波动率、GDP增长率、CPI增长率、GDP平减指数、负债率、实际利用外资增长率、贸易差额/GDP和外汇储备/M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6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顺序,最后确定的货币政策系统稳定度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以货币政策传导为例,第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求解相关系数矩阵及其特征值,如表2所示。

(二)实证研究

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由于底层原始指标具有不同的取值范围和度量单位,没有可比性,所以根据下式,所以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转化到0~1之间,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如表3所示。

指标X11由X111、X112、X113构成非互补型燕尾突变模型,所以X11=MIN(X1111/2,X1121/3,X1131/4),指标X12由X121、X122构成非互补型尖点突变模型,所以X12=MIN(X1211/2,X1221/3),指标X13由X131、X132、X133构成非互补型燕尾突变模型,所以X13=MIN(X1311/2,X1321/3,X1331/4),指标X22由X221、X222构成非互补型尖点突变模型,所以X22=MIN(X2211/2,X2221/3)。经计算1993—2012年货币政策突变评价二级指标数据如表4所示。

指标X1由X11、X12、X13、X14构成互补型蝴蝶突变模型指标,所以X1=(X111/2+X121/3+X131/4+X141/5),指标X2由X21、X22构成非互补型尖点突变模型指标,所以X2=MIN(X211/2,X221/3),指标X3由X31、X32、X33、X34构成非互补型蝴蝶突变模型指标,所以X1=MIN(X111/2,X121/3,X131/4,X141/5)。经计算1993—2012年货币政策突变评价二级指标数据如表5所示。

指标X由X1、X2、X3构成互补型燕尾突变模型,所以X=(X11/2+X21/3+X31/4),经计算得到1993—2012年间的X值见表6。

为了更加直观的观察,将结果转化为折线图为:

五、结论分析

由实证结果可以看出,1993年、1998年、1999年、2008年、2009年、2011年我国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定度较低,1993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增速高达58.6%,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加剧了商品市场的供给情况,造成了当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21.7%,产生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金融市场结构失稳,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内部涨落因子的扰动使得我国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系统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中。

1994—1997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轻骑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回落,与财政政策配合,1996年成功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系统运行较平稳。虽然这一期间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抑制,但是由于此次调整力度有些过大也为后来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隐患。

1998—1999年,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重挫,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同时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上一时期经济调整力度过大,加之外部环境的冲击,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同时,多年来货币政策系统也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动荡、国内洪涝灾害的冲击扩大了货币政策系统内部的反馈效应,使得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系统的稳定性较低。

2000—2007年,针对上一时期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增加了货币政策系统中的负反馈效应,货币政策系统趋于平稳。

2008—2009年,2007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在2008年上半年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自2008年7月至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恶化为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急转直下,出口大幅下滑,部分企业陷入困境,就业压力明显加大,给经济平稳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外部环境效应以及系统内部之间的反馈效应和元素效应加剧了货币政策系统的随机涨落,使得货币政策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中。

2010年,为了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需求,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提振市场信心,这一系列政策的效应增加了货币政策系统中的负反馈作用,货币政策系的稳定度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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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区域化;引力模型;Probit模型;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102-08

收稿日期:2012-05-3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外汇储备的科学管理及运用战略问题研究”(12JZD027)

作者简介:朱孟楠,男,福建三明人,厦门大学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叶芳,女,福建宁德人。厦门大学金融系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的不斷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往来中也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凸显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危机爆发后新的呼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并与多个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伟大的跨越”。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策略是在地域上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基本路径模式,在货币职能上先从跨境贸易的计价与结算开始,继而推动跨境直接投资的计价与结算,最后再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此,研究影响我国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因素,对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有着重要指导性意义。

对于货币国际化或区域化的影响因素可以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外部性两种理论来概括。所谓引力模型(GrayityModel),是指各国的经济规模、国家间的地理距离及贸易、金融市场的联系程度等对国际货币使用的影响。通常一国会倾向于选择经济规模强大、与本国在地理联系紧密或政治依附性强以及贸易、金融上往来频繁的国家的货币。引力模型效应常常体现于区域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当中。而网络外部性(NetworkExternalities)是指一种货币对使用者的价值与他人的使用有关,使用的人越多,该货币对使用者的价值越大。一国更可能选择其他国家已经普遍使用的货币;同时网络外部性也是货币使用存在强烈“惯性偏好”的重要支撑因素(Chinn&Frankel,2005)。

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分析英镑、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区域化或国际化的影响因素。Lim(2006)总结了不同学者提出的关于欧元挑战美元过程中,国际货币影响因素的观点:一是强调经济规模和分散化效应;二是强调网络外部性,并用相关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国际货币的影响因素中网络外部性更重要,单纯具有大的经济规模还不足以挑战具有强大网络外部性的国际货币。Hellerstein和Ryan(2009)将引力模型应用于美元的跨境流动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与一般的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国际流动一样,引力模型也能解释货币的国际流动。Flandreau和Jobst(2009)对19世纪末国际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一国的经济规模及以两国间的距离和货币的利率为代表的摩擦性因素对国际货币的选择具有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的使用存在明显的网络外部性及由此导致的路径依赖性。Pineau(2010)认为,由于微观方面的网络外部性显著地支撑了国际货币(美元)的使用惯性,欧元在全球范围内作为国际货币表现不佳,但其作为区域货币,由于引力效应,主导了欧洲及其周边国家的市场,阻止了美元的网络规模向这些地区的扩张,从而削弱了美元总体的网络外部性,因此,欧元区一体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强及未来亚洲的区域一体化的实现,是削弱美元的网络外部性,进而导致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变动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内已有文献主要从必要性、可行性、目标或路径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或区域化的影因素。如李晓等(2004)认为,在区域货币合作的背景下,判斷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区域关键性货币应从一国经济规模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及其为周边地区提供出口市场的能力、一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一国货币在区域内被接受的程度、一国政府的国际公信力及其同本地区其他成员的协调能力和一国货币所面临的内外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考虑。黄梅波和熊爱宗(2009)的研究表明,我国在经济规模、货币的稳定性方面已经具备货币国际化的基本条件,但在资本管制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人民币的国际化目前仍表现为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区域化。郝宇彪和田春生(2011)认为,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汇率与利率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以及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不可自由兑换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因素,我国科技水平较低、产业结构滞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转变以及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等实体经济因素则是根本障碍。

国内一些文献也从实证角度对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如李稻葵和刘霖林(2008)发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总量、通货膨胀率、真实利率水平、汇率升(贬)值率及波动幅度等变量对一国货币国际化具有显著的影响。钟阳(2011)基于中国与亚洲一些国家所签订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及人民币的边贸结算情况,实证分析了亚洲市场中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结果表明,双边贸易额、一国外债负担、实际人均GDP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等变量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显著的影响。颜超等(2011)的研究发现,货币使用惯性、经济规模、贸易规模和通胀水平是决定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其中,货币价值的对内稳定性作用强于对外稳定性,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是对货币国际化产生决定作用的长期因素,而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对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显著促进作用。

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的现实情况,选取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二元选择模型,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人民币区域化的现状

(一)亚洲区域的人民币区域化

目前,人民币在亚洲的周边化和区域化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是在港澳台地区以及东盟地区。

1.人民币在港澳台地区的使用和流通情况

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经贸、投资往来的日益密切,以及两岸四地同宗同源、同文同种的关系,有利于人民币首先实现在这些地区的自由流通及被普遍使用,从而跨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的第一步。由此,港澳台地区也自然地成为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首批境外试点区域。目前,人民币在这些地区的使用和流通规模在不斷扩大。在港澳方面,随着内地与香港、澳门CEPA协议的签署,地区间经贸联系日益加深的同时也带动了人民在港澳地区的流通。其中,香港更是以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成为受各方关注的离岸人民币业务基地。自2004年开展人民币业务以来,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不斷扩大,截至2011年9月30日,已达6220亿元。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了增加境外人民币持有者的投资选择,提高人民币的吸引力,中国人民银行从2007年6月起开始批准内地金融机构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点心债券);2011年11月25日宝钢集团在香港成功发行了36亿元离岸人民币计价债券,至此点心债券发行机构已经放宽到内地的非金融机构企业;2011年前9个月点心债券的发行量已经超过850亿元人民币。同时,内地也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在台湾方面,两岸大小“三通”的实现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极大地促进了两岸贸易、投资和人员的往来,从而为推动人民币在两岸贸易结算、投资计价领域的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6月30日起,台湾开始全面开放个人新台币和人民币之间的兑换业务;2011年7月21日台湾了“台湾地区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规定”,开放国际金融业务分行(OBU)办理人民币业务,包括人民币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业务、人民币汇兑业务、人民币进出口业务等。随着两岸经济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在台湾的流通规模还将不斷扩大。

2.人民币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使用和流通情况

单从贸易和投资方面看,人民币在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地区具有被广泛使用的潜力。2009年7月东盟和港澳台地区成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首批境外试点,被视为人民币区域化的第一站。2010年1月,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有力地推动了双方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大。目前,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以及中国的第五大服务贸易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同时,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双向投资不斷扩大,中国对东盟的投资也保持较快的势头,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

目前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并在流通中受到“第二美元”的待遇。人民币在缅甸就享有“小美元”之称,几乎代替了缅甸的本国货币在市面上的流通与支付结算;在老挝的东北地区,人民币已经几乎完全替代了本币流通。此外,人民币已经充当了中蒙、中朝、中越、中缅、中老等边境地区的边贸和旅游消费中的交易媒介;孟加拉国、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和办理人民币其他业务;菲律宾、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柬埔寨等国已经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还把人民币作为一种价值储藏手段。可见,人民币在亚洲国家的区域化已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并具有广阔的前景。

(二)非洲区域的人民币区域化

人民币区域化在非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非洲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对人民币已经较为认同,南非、肯尼亚、尼尔利亚、乌干达、纳米比亚等国家开始积极实施人民币跨国贸易结算。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非洲各国使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潜力巨大。据非洲最大银行标准银行集团的研究报告,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到2015年,中国同非洲的贸易中至少有40%(即1000亿美元)将使用人民币结算,这一数字接近2010年的中非贸易总额。此外,作为中国在非洲第二大出口国的尼日利亚在人民币业务的开展方面表现积极:2011年1月1日起,中国对尼日利亚出口商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报价,人民币也可在尼外汇市场进行公开交易;此前尼日利亚央行还决定考虑将其储备的5%-10%转为人民币资产,因此,人民币有望进入该国的官方外汇储备之列(彭成宙,2011)。

对非洲来说,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民币区域化在非洲具有广阔的前景。在贸易和投资方面,2010年中非贸易额为1269亿美元,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2010年中国在非洲投资达到10亿美元,非洲也由此成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目的地。在减轻债务负担方面,中国政府积极支持非洲国家的减债努力,帮助非洲国家减轻对华债务负担,从2000年至2009年,中国已免除35个非洲国家的312笔债务,总计189.6亿元人民币,同时还无条件地提供各种援助方式,这对外债负担沉重、经济相对落后的非洲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由此也提高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认可程度。此外,非洲区域广袤,本身没有类似于美元、欧元的国际性货币,因此,非洲国家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货币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要强于美洲和欧洲国家。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量化人民币的区域化状况,结合现状,本文以人民币在亚州和非洲的跨境流通情况作为其变量。由于无法获得具体的流通数据,因此采用0或1的二元变量处理方法。具体的方法是对有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或其他人民币业务的国家和地区该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本文基于货币使用的引力模型理论,以人均GDP、债务负担、双边贸易总额及双边地理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各国的经济规模、对外债务依附程度、与中国的贸易和地理联系程度,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rmbuse=β0+β1Ingdppc+β2dburden+β3Inrttrade+β4Indist+ε

其中rmbuse表示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情况,Ingdppc、dburden、Inrttrade、Indist、ε分别表示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债务负担(外债总额与GDP之比)、实际双边贸易总额的对数、双边地理距离对数、随机扰动项。本文借鉴钟阳(2011)在分析亚洲市场中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因素的平均值数据处理方法,采用的数据主要为2008-2010年三年的平均值。rmbuse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其他官方网站新闻、标准银行官方网站、渣打银行官方网站等。人均GDP、GDP平减指数、外债总额、GDP原始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网站,中国与亚洲、非洲各个国家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原始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双边地理距离的数据来源于魏尚进个人主页(nber.ors/-wei/),缺失部分通过Geobytes网站的CityDistanceTool计算得。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各变量名义值均通过对应各年GDP平减指数转换成实际量。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二元变量,因此采用二元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常用的二元选择模型包括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除Logit模型系数估计值的绝对值比Probit模型估计的大外,两个模型的预测结果和最大似然函数值非常接近,因此在已有文献中均有被采用。本文同时采用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两种方法进行估计,结果也验证了以上结论。

(二)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到亚洲和非洲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导致影响人民币在两个地区流通的主要因素的不同,因此,为区分影响人民币区域化各因素在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相对重要性的差异,本文将数据分为亚洲和非洲整体、亚洲地区、非洲地区三组,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均经过稳健性调整,以消除异方差或可能的设定误差的影响;同时由于三个模型常数项均不显著,因此采用无常数项回归模型(见表1)。各模型回归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从模型评价的相关统计量看:首先,在拟合优度上,三组回归模型的Pearson拟合优度检验结果均接受了原假设,表明模型充分拟合了数据;其次,在预测的准确性上,Probit模型估计结果正确预测的概率分别为74.16%、81.58%、60.78%,Logit模型估计正确预测的概率分别为74.16%、84.21%、60.78%,可以判斷,三组模型设定均较为合理;最后,模型的解释力方面,可由ROC曲线的弯曲程度来判斷,模型越有解释力,则曲线弯曲的程度越大,最没有解释力的是在45度直线上(对应的面积为0.5),具有完全解释力的模型对应的面积为1。从图1至图6可知,三组模型ROC的弯曲都较大,而ROC曲线下方的面积,在Probit模型估计下分别为0.7526、0.9252、0.6549。在Logit模型估计下分别为0.7516、0.9224、0.6515,表明三组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从各变量系数估计结果看:(1)实际人均GDP、双边贸易总额两个变量的系数符号在三组模型中都如预期所示。实际人均GDP越低,也即经济规模相对越小的地区,越可能使用人民币;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越大,即贸易联系越紧密,人民币在该地区流通的可能越大;在显著性上,总体模型和亚洲38个国家数据回归模型中,人均GDP、双边贸易总额系数的两种估计方法结果均分别在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非洲51个国家数据回归模型中两个变量均不显著。(2)双边距离,其符号在总体模型和亚洲地区模型中与预期一致,即距离中国越远的国家,人民币流通的可能性越小,因为地理距离代表无法观测的诸如交通成本、信息搜寻成本等方面的成本,距离越远,货币流通相关的成本就越大;这两组模型中距离系数分别在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在非洲国家模型中,其符号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3)债务负担,其系数符号在亚洲国家模型中与预期相符,即一国外债负担越重,人民币债务所占的比重可能越大,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Probit模型、Logit模型估计结果分别在5%、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总体模型中其符号与预期相反且不显著;在非洲国家模型中,外债负担系数符号是负的,两种估计方法结果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较该模型中其他变量,其数值上影响最大。这一点主要与非洲国家普遍具有沉重的外债负担且以美元和欧元为主的债务结构有关,具有沉重的外债负担的国家,其外汇储备规模可能比较少,同时其币种结构一般要与外债结构保持一致,无须考虑币种的多样化问题,此时,人民币在外债负担越重的国家流通的可能性越小。

实证结果表明,影响人民币区域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各国的经济规模(人均GDP)、债务负担、中国与各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地理距离等变量。引力模型效应对人民币区域化有重要的影响,尤其体现于人民币在亚洲的周边化和区域化中;而对人民币在非洲区域的流通来说,各国债务负担则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且债务负担越重,人民币被使用的可能性越小,引力模型效应不显著。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在人民币国际化主要是区域化的现状基础上,以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数据,采用二元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影响因素,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从现状看,在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等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的进展,尤其体现于人民币在亚洲和非洲的区域化方面。在亚洲区域尤其是港澳台地区及东盟地区,人民币的使用在计价、投资、储藏等职能方面已取得一定的进展;非洲国家对人民币的认可度也在不斷提高。而随着中国与各国在贸易、投资等方面往来的日益密切,人民币在亚非国家的区域化拥有广阔的前景。

二是从实证结果看,经济规模(人均GDP)、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地理距离、债务负担等变量是影响人民币区域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各国的双边贸易总额越大、双边地理距离越近、各国的经济规模越小,人民币被使用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点在人民币的亚洲区域化模型中表现显著,由此表明货币使用的引力模型效应在人民币于亚洲的周边化和区域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别,影响人民币在非洲的区域化的主要因素与亚洲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此时引力模型效应并不显著,而主要因素则是非洲各国的债务负担,且债务负担越重,人民币被使用的可能性越低。这与非洲国家普遍具有沉重的以美元、欧元为主的债务负担密切相关。

根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对于人民币区域化以及未来的国际化,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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