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助理述职报告范文

令人庆幸的是，我们最终并没有采取上述方案，而是规定：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指控或安理会的提交，只要检察官认定有合理的调查依据就可以自行开始或进行调查。这样一来，检察官就可以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独立地开展工作。需要指出的是，《罗马规约》还对检察官的情势调查权作了限制规定：检察官只有在获得预审庭的授权后才可以进行调查。由此三位法官将会仔细地审核检察官办公室的决定以避免其不合理性或避免出于政治考虑而作的决定。

需要特别提到一个在适用《罗马规约》时出现的例子，以此表明政治实体可以对检察官的调查产生直接的影响：根据规约第十六条的规定，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在联合国的第七章的规定下行事，要求检察官在一定时间内(最长可达十二个月)停止调查工作。设立这个条款是考虑到国际刑事法院在一定时期展开的调查有可能会对联合国安理会在该地区建立和平局势造成不利影响。当然，一旦形势有所改变，检察官的调查还将继续进行。某些时候，人们更愿意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战争冲突，而不是将其交给法庭受审。因此，延缓调查的规定不会导致负面的政治影响，而是对上述事实的妥协。

六、国际刑事法院的财政独立

人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涉及到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的问题——法院的财务状况。对于任何一个司法机构，它的财政开支和来源对于它的独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家可以通过减少对司法机构的财政分配来达到对其施加影响的目的。试想，没有资金支持，那么调查和审判又从何而谈呢？资金不足的确给国际刑事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了困难。

《罗马规约》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各规约缔约国必须向法院交纳一定的费用为其财政预算提供资金。法院借鉴联合国的资金估算方式对缔约国上交的费用进行估算。这种透明的、预先制定的财政体系可以排除其政治影响。法院每年都会提交一个财政预算报告，该报告经预算和财务委员会讨论，最终由缔约国大会通过，整个过程是透明公开的。

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缔约国对法院的自愿捐助问题。能否通过对法院的捐助来对其施加影响？缔约国对这一点已经留意，并且在2002年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那些愿意提供自愿捐助的缔约国作出声明，表明他们不是出于影响法院的独立性的目的对其捐助。书记官员负责确认，接受任何自愿捐助都不会影响法院的独立性。如果对捐助目的有任何怀疑，法院即拒绝接受资助。书记官员还负责在缔约国大会上报告所有的自愿捐助资金来源，不论法院是否已经接受。由此我们才能够保证法院财政的透明度，从而排除任何不利的政治干扰。

同时，国际刑事法院的信托基金也给法院的独立性带来了挑战。根据《罗马规约》的规定，信托基金可以向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受害人及其家属提供援助。一旦对被指控方定罪，审判庭将要求向该案件中的受害者支付赔偿。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该基金也可以用来支付赔偿审判案件之外的受害者。该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缔约国或其他组织的自愿捐助。为了免受政治影响，该信托基金的规章中规定当缔约国向基金提供捐助时，不得指定款项的用途，不论是出于任何特殊的目的或是针对某个特殊的受害者。

七、法官的独立性

毫无疑问，审判的独立性是最重要的。只有当法官可以进行独立审判时，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体现出它的真正独立性。

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独立性有多个方面需要讨论。首先是法官选举和任期的法律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是通过缔约国大会选举产生的，每个缔约国拥有一票。竞选者必须在选举前提交个人申请，这样缔约国才有时间认真审核每个竞选者的资历和条件。竞选成功需要得到缔约国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支持。由此，法官们将不再是代表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是要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和信任。

通过选举任命的法官任期九年。从原则上说，一旦当选，就不存在再次参加选举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法院的独立性。法官在任职期间是全职工作，不能在法院以外的机构任职。法官的工资由缔约国大会决定，并且在其任职期间不得削减。这有效地避免了因财政压力给法官带来的不利影响。总而言之，《罗马规约》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保护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同时与之前提到的联合国基本原则充分一致。

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们在工作中一直坚持独立性的原则。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历程。国际社会对它寄予高度的期望，希望它能够为饱受冲突之苦的国家建立法治以及持续的和平而作出贡献。非常值得欣慰的是，各国政府、国际性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对法院的每一步发展都报以极大的关注。但是法院及其法官都不能留下这样的印象，就是他们要被外部的舆论所影响。如果国际刑事法院让步于外界的任何压力或者只是有这样的印象，都不利于法院今后的工作。法院在未来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并不总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但最终不是出于短期的政治考虑来评判法院，而是以它的工作质量来评判。

在《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中，法官再次重申了他们对于坚守最高的职业标准和独立性的决心。该准则也再次阐明了保证司法独立的章程，如准则规定，法官不能够行使任何政治职能，不能够接受任何旨在影响司法职权和工作的礼物或利益。

法官助理述职报告范文篇2

1977年，盖瑞?罗宾逊律师受爱荷华州初审法院委托，为一个名叫怀特塞德的谋杀嫌犯辩护。这起案件并不复杂。这年2月28日，怀特塞德在毒贩卡文?拉夫家中，与后者发生争执。根据怀特塞德对警方的供述，两人吵翻后，拉夫先是让女友去客厅取枪，接着又跑到床前，在枕头下摸索出一把枪，朝自己走过来，怀特塞德见势不妙，照拉夫胸口捅了一刀，拉夫当场毙命。警方搜查案发现场后，没有找到任何枪支。但怀特塞德坚持说，拉夫肯定藏有一把枪。

怀特塞德没什么钱，请不起律师。法院最初为他指定了一名公设律师，但怀特塞德嫌这个律师当过检察官，觉得不可靠，拒绝了法院的指派。法院只好另外指派罗宾逊接手此案。罗宾逊立刻会见了怀特塞德。他告诉被告，即使现场没有找到枪，也可以主张正当防卫，只要当时的情形能使被告合理相信被害人持枪，就可能得到陪审团的同情。

开庭一周前，罗宾逊找到怀特塞德，进行最后一次交叉诘问演练。怀特塞德说，当时自己的确看到拉夫手上拿了一个金属物。当罗宾逊让他说清情况、描述细节时，怀特塞德却含糊其辞，最后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不说看到一把枪，我就死定了。”

罗宾逊是位很讲原则的律师，他告诉怀特塞德，这么做是作伪证的行为。但是，基于职业准则，他不会主动向法庭举报。罗宾逊说：“你不需要说谎话，只管照实说现场情况，如果能让陪审团相信你当时正身处险境，一样有脱罪可能。”但怀特塞德为求自保，坚持要说谎。罗宾逊只好把话挑明：“如果你坚持说看到死者手上有金属物，我有义务告诉法院你是在作伪证，而且，你这部分证词将被法官排除。”

正式庭审时，因害怕律师揭穿，怀特塞德承认自己没有看到拉夫持枪。罗宾逊律师也非常敬业，他提出，被告当时确实有可能陷入危险。因为案发前的确有人看到拉夫有把短管枪，而且警方的搜查也不够彻底，现场所有的东西不久就被拉夫的家属迅速搬走了。罗宾逊认为，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拉夫当时可能拿了枪，而被告是正当防卫。不过，陪审团还是判决怀特塞德二级谋杀罪名成立。

怀特塞德换了律师，申请重审，理由是：之前的律师威胁自己不得作伪证，剥夺了本人的公平受审权。初审法院为此召开听证会，在听取被告、律师的陈述后，驳回了怀特塞德的重审请求。怀特塞德又上诉到爱荷华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宣布维持原判，并表扬了罗宾逊信守职业道德的行为。

怀特塞德无奈只好以“受有效的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受侵犯为由，向联邦地区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遭到拒绝后，怀特塞德又上诉到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局势这时开始扭转。上诉法院支持了怀特塞德的诉求，要求地区法院对他签发人身保护令。上诉法官认为，被告基于对律师的信任，才把自己打算作伪证的计划和盘托出，这时候，律师负有保密义务。也就是说，律师可以选择缄默，但不能以举报相威胁，警告被告不得作伪证。罗宾逊的做法构成了“无效辩护”，违反了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刑事被告获得有效的律师帮助的权利。

因为涉及对宪法条文的理解，官司终于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之前，最高法院曾在“斯特里克兰诉华盛顿案”中判定，判断律师的帮助是否无效，必须符合两个标准：第一、律师失职；第二、失职行为给被告带来了不利后果。所以，“怀特塞德案”要判断的是，律师拒绝协助被告作伪证的行为，是否属于“失职”？

首法官沃伦?伯格主笔的判决书给出的答案是：不属于失职！伯格认为，律师对委托人当然有忠诚义务和竭力辩护义务。不过，这些义务仅限于协助法院发现真相的正当、合法行为。美国律师协会1928年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第37条规定：“委托人如果向律师作出意欲犯罪的表示，不属于律师对受委托事件内容保密的范围。”之所以作此规定，是因为“作伪证的行为，与通过威逼利诱收买证人或陪审员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危害司法正义的犯罪行为”。如果被告打算这么做，就无权要求律师提供协助或保持沉默。所以，罗宾逊律师的做法完全符合职业规范。相反，如果他协助被告这么做，检方可以以教唆伪证罪他，律师协会也可以对他进行暂停执业或撤销律师资格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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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法官成长历程

周欣现任上海市一中院立案庭三组组长、审判员。自1995年进入上海一中院以来，周欣二十年如一日，以优秀的工作业绩、严谨的审判作风和清廉的职业操守，奋斗在重大刑事案件审判第一线，生动诠释着新时期法官的良好素质和形象。去年调任部门之后，周欣又在岗位上耐心为群众释疑解惑，化解矛盾、宣传法律。她曾先后荣立上海法院个人一等功3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1次，被授予“全国优秀法官”、“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法院党建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模范法官”、“上海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法院优秀法官”等荣誉称号。她始终践行“公正、廉洁、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以高度责任心和忠诚为民的情怀全身心地投入到审判事业中，为捍卫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贡献。今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京隆重表彰了38个“全国模范法院”和69名“全国模范法官”，周欣被授予“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人淡如菊自有芬芳

几分钟的PPT图文简单展示了周欣一路走来的工作点滴和获得的荣誉，而在周围同事和朋友眼中的周欣，则有一个更生动和立体的模范法官形象。上海市一中院刑一庭副庭长余剑以“在平凡中开出欣然之花”为题，描述了他眼中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二十余年，始终不畏艰难、全情投入于自己钟爱的审判工作的周欣。曾与周欣在同一合议庭共事多年的审判员吴斌，则介绍了严谨对待工作之余，周欣对待周围同事、朋友时流露出的真性情和柔情的一面。青年法官张金玉作为之前的法官助手，感触最深的是周欣亦师亦友带给她的帮助。市高院申诉审查庭审判员毛晓琼是周欣大学同窗兼多年闺蜜，她向大家讲述了周欣在生活中不追逐名利、不忘初心的个性特征。周欣本人亦汇报了自己的感悟和理念。她坦言，二十一年的法官生涯中，她在体验工作所带来的满足的同时，也曾经历过辛苦劳累、沮丧失意。然而做一名认认真真、恪尽职守的法官是她永远不变的选择。

感人事迹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