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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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篇2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历史背景；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F1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55-02

一、正视新经济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首先实施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在1921年则转变为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转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直接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是国内仍然存在各种尖锐的矛盾。为了渡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从1918年春天直至1920年底，帝国主义对其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国内也爆发了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爆发的自然灾害，使得苏俄的农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损失，经济的凋敝使得广大群众的生活十分艰难，人们不满的情绪日益滋长，工农联盟也面临着破裂的危险，针对当时的紧急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转变了发展战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了由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转变。

推动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则是在于俄国的落后。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统世界的局面被打破，如列宁所言，俄国打开了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缺口。但是，就俄国具体国情而言，则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方面都欠发达，如何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在1918年指出：“按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按工人的政权力量说来，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的还要先进，而同时按相当完善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按文化水准，按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准备程度说来，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都还要落后。正因为这种特殊情形，遂使现时工人们应当向那些决心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相当认真帮助组织大规模国家生产之最有文化、最有天才和最有组织能力的资本家提出必要的特殊的“赎买”，这难道不明显吗？”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这些均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

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列宁和俄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当代价值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对中国三农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政治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妥善的处理好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城乡居民之间收入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正确处理好三农问题，保护农民的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以粮食税为核心内容的，是以农民问题为新经济政策拉开序幕的，列宁认为这“首先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从农村农业作为突破口的。在基本国情方面，中国与苏俄之间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首先是政治经济都相对落后，同时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却不是农业强国，同时，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农民为改革开放付出的代价与应当得到的利益不对等，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矛盾不断加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列宁多次之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城乡和谐发展，实现工农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大力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争取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更是农村三个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东南亚金融危机

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首创，从而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分析。

（一）凯恩斯主义的内容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它的的理论框架，通常被认为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哲学基础，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主张国家采用需求管理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实行扩张性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行紧缩性政策，以此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凯恩斯以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为根据，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扩大政府支出，刺激消费，降低利息率，提高有效需求，以实现长期的充分就业。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

（二）凯恩斯革命及其现实意义

凯思斯经济理论的革命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理论上对萨伊定律进行了革命，摒弃了“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以及“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不会发生”这种传统观点；二在政策上对传统的自由经营论进行了革命，摒弃了通过市场自动调节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三在分析方法上，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研究总就业量、总生产量和国民收人及其波动的原因，以区别研究单个商品、单个厂商、单个消费户之经济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凯恩斯理论和革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通论》问世10年之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便登上了西方世界“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二战以后，以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传统凯恩斯主义者，发展并完善了这一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政策内涵，主张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调控手段稳定经济，推动了战后西方经济的长期繁荣。此后一直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凯恩斯主义都盛行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资本主义似乎进人了“凯恩斯主义时代”。

二、全球金融危机及其爆发的诱因分析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崩溃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是一对孪生问题，目前，正在不断发展和扩散，在美国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金融风暴，席卷华尔街，波及实体经济，向世界蔓延，给各国的金融、经济蒙上阴影，越来越明显的全球经济衰退的迹象令全球不安。

（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这次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由债务危机引发，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其共同的成因都是经济泡沫。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国际收支，即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外债过高，不适当的固定汇率无法维持，引发了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进一步影响投资者、存款者与债权人的信心，形成恶性循环，危机发生。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金融体系坏账攀升、信用紧缩、市场恐慌，最终可能导致美国甚至全球经济衰退。

（二）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引起金融危机

对美国当前金融危机根本原因的不同认识导致对其危机深度判断的重大差异。目前，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的判断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将次贷危机归咎为次级抵押贷款及其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代表人物为美国哈佛大学的曼昆教授；

第二，将次贷危机归咎为监管问题和信息披露问题，代表人物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

第三，将次贷危机归咎为全球经济失衡，代表人物为美国财长保尔森。

前两种认识集中在监管和信息披露的微观层面上，使人们认为，危机仅仅限于金融危机本身及其对实体经济和人们消费的影响，只要这次危机能够度过，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就不会有根本性改变。而保尔森则认为，全球贸易失衡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而失衡的双方，无论是经常项目逆差国还是经常项目顺差国都负有责任。以上这些仅仅从金融角度认识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其结果只能使金融危机的发展更让他们感到迷惘和措手不及，乃至救助不力。显而易见，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即使救市措施一时奏效，但只要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各种金融危机就会不断发生，直到开始触及和缓解这个问题。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是长期积累而成，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美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重建实体经济，需要时间调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转贴于

三、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再次出台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出台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深刻，但当凯恩斯主义撞上滞胀之墙而失灵之后，凯恩斯主义逐渐退出。如今，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教授保罗·克鲁格曼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使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与凯恩斯相似的不仅是其文笔，克鲁格曼在世界观和政策立场上也带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克鲁格曼提出以银行注资、降息为主的货币政策效力殆尽，政府应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并惠及穷人，才能拯救陷入危机中的美国经济。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干预，这在形式上确实意味着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重新启动。最近一段时间，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救市举措，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亦承诺了一连串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研究以及军事方面的支出项目以推动经济及改善民生，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称，奥巴马政府短期内将不可避免推行财政刺激计划以挽救正在急速下滑的实体经济。以上这些都有力地证实了凯恩斯主义正在重新受到决策者的重视。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再次出台的原因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扩展经济政策的重新出台，有多方面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

1.世界面临许多问题，迫切需要刺激经济

克鲁格曼认为，摆在今天许多国家面前的基本问题与在大萧条期间所遇到的问题是相同的。这就是，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既然当前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所处的环境基本相同，那么，运用扩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去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而促使经济走向复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同当时凯恩斯提出运用膨胀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如果再使用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办法，只能使目前的世界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凯恩斯主义的膨胀经济政策在对付“滞胀”上虽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是，在应付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振方面，还是比其他经济学派略胜一筹的。

2.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

政府由于对某些情况了解的不够，在制定经济政策上难免会失误，这就给实施扩展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契机。在美国，当1991年3月走出经济衰退后，工业生产疲软，失业率较高，因此急需扩张经济，布什政府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结果经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使失业率急剧上升到了7%。克林顿政府改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最终促使经济好转。欧盟一些国家政府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在提高利率措施失败后，近年不得不转而采取降低利率的扩展措施。东亚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反复摸索，纠正了以往的失误，最终走上了扩展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道路。

此外，凯恩斯经济政策的再次抬头，同外部因素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这在东亚经济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呼吁东亚国家放弃业已实施的自由济改革，转向实行扩展的财政与货币金融政策，即增加政府开支，大幅度降低利率，对外汇市场进行管制。

结语

毫无疑问，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倡导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基本教义派受到打击，在全球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下，世纪之交凯恩斯主义扩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重新在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得到启用，但这并不代表自由资本主义会全面崩溃。无论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还是强调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都认同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只不过一方认为市场有失灵之处，需要政府介入干预，而另一方认为，政府干预常常好心办坏事，不如让市场自我调节更好。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融合了这两个学派的精华，在互相兼收并蓄中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纪初全球宏观经济调节的前景将是需求财政金融政策与供给经济政策的有效结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萧条经济背景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和现实性[J].理论探索与争鸣，2002，（2）.

[2][美]大卫·科茨.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海外视野.2008（13）.

[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