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治教学反思范文篇1

【关键词】高中历史必修三易错易混知识点归纳

1.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孔孟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是以维护帝王专制统治为出发点，主张君主要爱惜民力、关注民生，以稳固其统治，是一种专制统治策略；现代社会倡导的“以人为本”是指尊重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发挥特长，关注人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讲究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相处。

2.对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解

（1）实质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以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进而实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

（2）反映了儒学思想适应了西汉王朝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和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需要。

（3）西汉确立的儒学独尊地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儒家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大，因为这一时期的儒学还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

3.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属理学，但有区别

主要区别在于“求理”的方式，朱程理学主张“格物致知”，理在心外，陆王心学主张理在心中。

4.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的进步思想只是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没有提出废除封建制度的主张，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范畴，是对儒家思想的新发展，因此，不能把它看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5.东汉蔡伦不是发明造纸术，而是改进了造纸术，因为在西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纸

但他改用植物纤维造纸，降低了成本，有利于纸的推广和使用，更加便于文化的传播和传承。

6.和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态度截然相反，但本质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宣称资产阶级思想文化

康有为等维新派借用孔子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主张；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儒家学说，猛烈抨击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以达到宣传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思想主张。

7.正确认识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不是反对整个满洲族，而是特指反对满族贵族的统治，即清王朝的统治，其实质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在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政治前提，民权主义是核心，民生主义是补充和发展，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体。

8.正确区分思想和个人的思想

思想是包括在内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个人的正确思想是思想的组成部分，晚年不正确的个人思想不是思想的组成部分。

9.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并不是主张放弃基督教，而是反对封建的教会和宗教思想

文艺复兴侧重反对的是基督教禁欲主义；宗教改革侧重反对的是天主教会的宗教特权。

10.狭义相对论与与牛顿力学的关系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并非全盘否定牛顿力学，它把牛顿力学概况在相对论中，是牛顿力学的继承和发展。因为因为牛顿力学只反映宏观物体低速运动的客观规律，而狭义相对论反映的物体高速运动的客观规律。

11.“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指代对象各不相同

“百花齐放”是指文学艺术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百家争鸣”指的是科学上的不同派别和不同理论主张，可以自由争论。

12.正确区分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

民主与法治教学反思范文

关键词：德主刑辅；未成年犯；矫正；明德慎罚

中图分类号：D9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120-03

一、“德主刑辅”思想的内涵及发展过程

（一）基本内涵

“德主刑辅”主张以德为主辅之以刑罚，刑罚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这一思想强调的是礼德而非刑罚，但是并不反对实行刑罚。当德治失效，教而不化时，再运用刑罚，对刑罚持谨慎态度。可以说，“德主刑辅”思想是儒家以德治国的中心内容，它的主要思想是主张道德重于刑罚，认为道德是本，刑罚是末。汉朝的董仲舒更把“德主刑辅”说成是天的意志，并提出性三品说论证“德主刑辅”。自董仲舒后，历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德主刑辅的思想。如仲长统的“德教为本，刑罚为辅”，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可以说“德主刑辅”的主张同礼法融合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是我国封建主流思想的重要内容。以民为本，倡导道德教化，实行德治、德政。现实中用仁义理智信来要求人，实际上是维护纲常礼教，以三纲五常去教化百姓。

（二）发展过程

“德主刑辅”的主张源远流长，对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有很深远的影响。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

“明德慎罚”是周公法律思想的中心内容。在西周初期，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说，即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坠命，要想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周公的以德配天思想，侧重的是“德”而不是“天”，他的着眼点是人事而不是天命。周公明确提出了“天不可信”和事在人为，并从这种见解出发，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明德慎罚”主张的核心就是崇尚德政而慎用刑罚。

德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勤政。周天子要勤政，要体恤民间疾苦。周公提倡勤政就是要求统治者把心思放端正，要勤于政事，力戒荒淫，旨在使周王朝国运长久。二是惠民。统治者不仅要谨慎为政，而且要给予“小民”们一些实际的恩惠，不可过渡的压榨，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三是裕民。让百姓富裕起来，宽以待民，正确对待民怨。周公认为，产生民怨的根源在官不在民。四是任贤。周公指出，如果无德者当权，就会荒废政事进而虐待民众，只有有德者当政，才能勤政、惠民、裕民。

慎用刑罚的具体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刑罚适中。刑罚对民众既不能太严厉，也不能太放纵，要刑当其罚。这是我国法律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刑罚相称”思想。二是法律适用中一定区分故意和过失、惯犯和偶犯，再予以不同的处罚。这在古代法律思想史上无疑是一重大贡献。三是一定要谨慎运用法律，谨慎地审案和断案，做到刑当其罪。四是专门对最高统治着提出忠告，对狱讼之事不可乱加干涉。已经意识到行政与司法须划清界限，以保证司法公正。五是重视教化。周公认为，使用刑罚并不单纯为惩罚人，而是为了劝民为善，防止犯罪。

周公的“明德慎罚”主张在实质上并不是反对用刑罚镇压人民的反抗，而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治，用德政消除人民的反抗意识，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利益，这也是“明德慎罚”思想的实质所在。

2.以孔孟为代表的“德主刑辅”思想

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以道德教化为主。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之中，儒家最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孔子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加强自律，因为“上形而下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所说的德治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倡“仁政”，反对暴政。认为“苛政猛于虎”，主张“敛其从薄”，“使民以时”，反对横征暴敛。二是认为礼德重于刑罚。他继承了周公的“中罚”思想，主张刑罚适中，这也是其中庸哲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的主要特点就是既反对过也反对不及，孔子认为“过犹不及”，所以反对严刑峻法，也反对不去处罚。过重会导致反抗，过轻则达不到惩罚的效果。孟子也把法与刑视为统治者手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不过，他从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出发，主张先德而后刑，因为“以生道杀人，虽死不怨杀者”。这是其仁政思想在法律上的表现。

3.董仲舒的“德主刑辅”思想

董仲舒时期，“德主刑辅”正式成为一种思想、理论模式，被明确提出。其基本精神就是强调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刑罚。

董仲舒反复强调教化的作用，他把礼乐教化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防堤，认为教化的防堤一毁，刑罚再重也难奏效。“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世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董仲舒在强调教化的同时，也重视刑罚的作用。不过，在德与刑两者之中，董仲舒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先德而后刑。他说：“刑者，德之辅。”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先秦儒家“德主刑辅”、“宽猛相济”、“先教后诛”思想的延续，不同之处是他把“德主刑辅”说置于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之上。把德与刑和天意阴阳联系在一起，他给先秦儒家的“德主刑辅”说披上了一层宗教神学的外衣。董仲舒还把这种阴阳五行说和他的人性论捏合在一起，用来论证“德主刑辅”说。董仲舒把人的品性分为三等，即所谓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在这三种品性中，只有中民之性，才可叫做人性。中民之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在于教化。经过董仲舒的这番加工，来自先秦儒家的“德主刑辅”说变的更神秘化了。因此，从西汉起，“德主刑辅”主张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成为他们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

二、对“德主刑辅”思想的评价

“德主刑辅”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影响巨大，但与我们民族的其他传统思想一样，其也是精华糟粕并存，既凝聚了古人的政治智慧，也有其难以跨越的历史局限性。

（一）“德主刑辅”思想的积极借鉴意义

1.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商朝的残酷刑罚，纣王的荒淫暴虐，致使商朝灭亡。法家的严刑峻法导致秦王朝毁灭。其后的统治者都吸取前朝亡国的教训，例如，汉代时，“德主刑辅”制度把芸芸众生从秦朝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德主刑辅”思想包含有重教化、慎刑罚，反对统治者昏庸残暴和用严刑酷法来镇压人民等内容，因此，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德主刑辅”思想在客观上对于保护劳动者，减轻酷吏对人民的迫害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也体现了在治国之道中重视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在该原则的指导下，封建社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2.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德主刑辅”思想经历代传承，不断发展，其中的优秀成分一直延续至今。如刑当其罪，在我国现实中表现为罪刑相适应，而其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对我国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借鉴意义。

“德主刑辅”思想反映了在我国古代法治中，道德高于法律，重心在德。然而，纵使德高于法，道德至上，其也没有忽视法律的重要性。儒家对法律的轻视是相对于法家而言的，他们也十分重视法律对治国的作用。如孔子所提倡的“宽猛相济”，董仲舒提出的“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可以说，法和德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道德对法律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华文化一直重视道德，这种崇尚道德的思想会对法治社会的建立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在一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德治与法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不可偏废。在一个社会道德还需普遍提高的环境下，法律会很难得到彻底贯彻实施。相反，如果光有道德的软约束，缺乏法律的强制性约束机制，道德的控制力也很难奏效。另外，中国的法治和法制都处于不完善的阶段，在某些时候，道德可以弥补其某些不足。

（二）“德主刑辅”思想的消极影响及对现今的警示

“德主刑辅”思想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部分，它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地位，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归根到底，它是为封建社会统治者服务的，是他们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所谓“德”，只是统治阶级用来美化自己的一块招牌，是为了为其统治奠定良好的阶级基础，使人民甘愿受其统治、剥削。任何一种思想的确立，都是以满足统治者的统治愿望为前提的，它不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是为其更好的统治人民服务的。

我国古代社会始终处于人治状态，一直未能走向法治社会，这与“德主刑辅”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德主刑辅”思想与法治社会所要求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背道而驰的。社会中法律没有了至上的权威，该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法自君出。统治者治国主要依靠道德，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被轻视，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地位，成为了道德的附属品。其次，法自君出，皇帝是立法者，皇帝的言行就是法律，这就使得法律具有了较大的任意性。显而易见，在“德主刑辅”指导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必然是人治的社会。

三、对我国未成年犯矫正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对未成年犯的司法实践及“德主刑辅”思想在其中的体现

1.定罪量刑方面

我国刑法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一些罪行比较轻、危害后果不大、不是非给予刑罚处罚不可的一般不轻易认定为犯罪。对于已满14岁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除犯刑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五种犯罪外，其所犯“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必须是出于故意，情节恶劣或者后果严重，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虽犯了这些罪，但情节一般，后果不严重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在量刑上，采取从轻减轻的原则，并在一定条件下使用缓刑，还规定对未成年犯不适用死刑。刑法总则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在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刑罚幅度内，最大限度地对未成年犯进行从轻减轻处罚，直至判处缓刑、免刑。

2.对未成年犯特殊的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其特殊性，所以对其应该进行特殊的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是法制观念的淡薄。大多数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极为淡薄，对法律一知半解，甚至根本不懂法。虽然很多中小学都开设了法律基础课程，但是由于受升学率的影响，法律基础课程形同虚设。另外，世界范围内未成年人犯罪的历史证明，未成年人的犯罪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并且随着他们所处环境的恶化而不断加强。社会风气如何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精神面貌。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社会风气败坏了党和政府在未成年人心目中的形象，未成年人由于认知能力、行为能力和抵抗外来诱惑的能力不强，故很容易受社会不良习惯、风气的影响和诱惑，走上犯罪的道路。再一方面，不良交往也与未成年人犯罪有一定的关系；良好的社会交往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特点，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未成年犯罪人都施以特殊司法保护原则，我国也是如此，立足“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与“德主刑辅”思想的重教化理论是一致的。

对未成年人犯罪施以特殊的司法保护是当今国际社会所确立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原则。这一政策和原则的确立有其相应的基础，最主要的是基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特殊性的认识。未成年犯的心理较成年犯的心理有许多不同之处，突出表现为，容易受外界影响，情感容易波动，行为方式具有模仿性。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现行的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采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德主刑辅”思想的重要体现。在未成年人犯罪量刑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是指教育、感化、挽救；“严”是指对于已满14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犯，具有应当从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也主张以教化为主，只有当教而不化时才适用刑罚的处罚手段。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司法活动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法律教育，使其对犯罪有一清醒的认识，远离犯罪。

（二）未成年犯的矫正

矫正未成年犯，须对其进行感化、教育、启迪，要使少年犯诚心诚意的接受矫正。首先，必须消除其与管教干部之间的对立情绪，建立一种能够进行思想交流，适合教育矫正的气氛和环境。另外，对未成年犯要进行适时的疏导、启发，引导他们进行积极的认知活动，恢复泯灭的良知，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也就是教化。

认罪服刑，是未成年犯接受矫正的前提。对于不认罪服刑的未成年犯，仍要进行必要的服刑矫正，不能姑息。在未成年犯服刑期间，要针对其法律知识贫乏，法制观念淡薄等情况，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消除其抵触情绪和侥幸心理，使其认罪伏法，接受服刑矫正。

参考文献：

〔1〕戴者春.德主刑辅思想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启示[J].云南社会科学，2007，（6）.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大出版社，2007.

〔3〕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法律出版社，2005.

〔4〕席小花.法律教育中犯罪预防教育的关键环节[J].中国青年研究，2006.

民主与法治教学反思范文

现代化不仅是生产的现代化，还包括人的现代化，而道德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个人行为，左右国家兴衰。良好的道德素养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的。

因此，和邓小平对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视，在各个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目标和任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苏维埃政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1](P21)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2](P25)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服从这一中心任务，必须进行抗战教育和为抗战服务。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解放全中国”。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动员各级学校以及一切社组织，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解放战争服务”。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转移，不再是搞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而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然而在的晚年，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左”的估计和判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教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时代的主题由冷战变为和平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再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教育，因此，邓小平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方针。邓小平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当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自觉，越加刻苦。”[3](P10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必须是又红又专的人，而不是只红不专或只专不红的人。针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和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1989年邓小平深刻而尖锐地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4](P290)邓小平的以上论述，纠正了“”中、“”把政治推向极端的错误倾向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出现的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潮。继承和发展了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光辉思想。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中把思想政治教育标准作为选拔接班人的首要标准。他指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而且还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根本保证，并且把干部的品德如何作为提拔培养接班人的首要标准。

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很多，但环境不同，任务不同，其内容也不尽相同。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应当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5](P706)1942年我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仍非常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要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

其次，还非常强调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文化教育“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并且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了“爱祖国、爱人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备的公德。

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在其著作《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在1963年3月5日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

第四，强调革命纪律教育。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后，与等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向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包括进行红军纪律教育。向工农革命军颁发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抗战时期，针对的分裂行为，提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5](P528)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阐述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指出：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这种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思想。首先，邓小平特别重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和纪律教育，把理想和纪律作为人才素质的两个重要标准及“四有”新人的重要标准。由于邓小平所处时代与所处时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多种文化的渗透和激荡，多种价值取向的存在，思想政治教育要克服过去单一运行模式，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的原则，因此，邓小平在强调理想教育的同时，把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把理想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两个层次，使之符合我国的实际，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4](P190)

邓小平在强调理想教育的同时，把它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把理想建立在踏实工作基础之上。邓小平指出：“青年应当有远大理想，又要十分重视任何细小的工作。要有远大的理想，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勇气和方向。而达到理想的道路是要由无数细小的日常工作积累起来的。”[6](P8)

邓小平把理想和纪律结合起来论述纪律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4](P111)邓小平认为，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对青年进行理想和纪律教育，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因为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不懂。

其次，邓小平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重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邓小平根据时代的特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科学概念，并且强调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必须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7](P364)1989年邓小平又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

第三，邓小平非常重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并且赋予其时代的特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种种崇洋丧失民族自尊心的行为，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邓小平批评了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分离，宣扬抽象爱国论的错误观点。邓小平说：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高一些。邓小平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是把它和时代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拜金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思潮邓小平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6](P124)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尤为重要。

第四，非常强调民主和法制，但是他的晚年却没有坚持这一正确思想。邓小平总结了“”的教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重民主和法制教育。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P168)特别是在国门打开后，西方的民主思潮通过种种渠道流入中国，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3](P161)邓小平还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以及为什么中国不能搞多党制和直接选举等问题。邓小平认为民主是和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3](P189)“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法制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如何加强法制？邓小平认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8](P136)在邓小平倡导下，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法教育，从小学开始进行文明礼貌教育的同时，也进行民主、法制教育，从而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

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原则

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的同时，非常注重运用恰当的方法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指出：“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9](P935)在看来，自律是良好道德形成的内在因素。

其次，民主、说服、疏导的方法。认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10]（P332、337）

第三，实践锻炼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的这一观点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都必须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第四，榜样的教育方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树立榜样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这是倡导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抗战时期写下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著作，号召人民向张思德同志学习。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邓小平继承了的这些正确思想，并且有所发展。首先，邓小平强调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在进行思想教育过程中，“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6](P124)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感情共振的基础，使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到实处，取得更大的实效，同时也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其次，尊重、理解和关心群众是思想政治工作有效进行的前提。鉴于“”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大批判的做法，不仅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反而带来负面影响，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尊重、理解和关心群众为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不仅要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6](P62)邓小平的这一观点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求根据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律、特点、学会尊重人、理解人，爱护人，对于不同的观点甚至是不正确的倾向应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批判”。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身作则。强调榜样的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更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产生“无声”的威力。如果教育者言行不一，思想政治工作就会缺乏说服力。因此，邓小平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3](P301)邓小平在1978年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邓小平的讲话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与邓小平在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原则等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同时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一些不良现象，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提出以德为首，“四有新人”的人才标准，赋予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特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丰富和发展了思想。

收稿日期：2002-05-12

【参考文献】

[1]同志论教育工作[Z].

[2]选集（第1卷）[Z].

[3]邓小平文选（第2卷）[Z].

[4]邓小平文选（第3卷）[Z].

[5]选集（第2卷）[Z].

[6]邓小平同志论教育[Z].

[7]邓小平论文选（第2卷）[Z].

[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