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论文篇1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的着作《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oftheWest)。该着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着《历史研究》(AStudyof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着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着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Harvey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世界历史论文篇2

史学思想和理论是世界史学者从事具体问题研究的必要理论支撑。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张作成以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重心的演进逻辑。他着重探讨了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四种学术逻辑，即历史知识性质“同质”之争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解释模式“同异”之争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的可能性与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历史认识客观性与价值判断问题。通过分析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他认为应保持对理性的追寻，把握历史的真实，用历史研究回应时代的拷问。东北师范大学的伍斌在《试析约翰•海厄姆的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约翰•海厄姆在美国史学界“一致论”主导之时，着手研究排外主义，开“新移民族裔史”的先河;在“新社会史”导致史学碎化之日，倡导美国历史新的综合;在“多元文化主义”泛滥之际，呼吁加强美国史整体性的研究。文章通过对约翰•海厄姆史学思想的梳理分析，可以透视20世纪下半期美国史学思想的变迁轨迹。

上海社会科学院盛文沁的《“停滞”的寓言:约翰•密尔论中国》文章认为，19世纪中国被欧洲虚造为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由此中国成为欧洲人辩论之时的论据:野蛮与文明、进步与停滞、富强与贫穷、专制与公正、宗教的真理与谬误等，而停滞的中国成为约翰•密尔等一些思想家政治理论中的重要素材与内容。华东师范大学的孟钟捷在《统一后德国的身份认同与大屠杀历史争议》一文中，通过考察、分析，格德哈根之争”，强调格德哈根争论的核心指向是统一后德国身份认同的困境。浙江大学的孙晨旭在《中外学术界美港关系史研究中的争议与共识》中指出，美国视野下的香港价值曾呈现出种种现实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取决于香港自身发展、国际环境变迁以及美国涉港利益群体的特殊需求。

二、古代西方王权、宗教及法律问题

世俗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一直是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两者关系处理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郭子林的《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通过对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的研究发现，古埃及的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成功地将宗教与世俗两个方面揉合起来，使国王与神以及之前的国王建立起血缘关系，使国王的身份和统治神圣化，对古埃及王权统治的维护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装甲兵工程学院的何立波在《论骑士等级的崛起及其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的影响》中指出，骑士等级的崛起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兴起的骑士等级削弱了被释奴和元老等级对帝国权力的影响，深刻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官僚机构。

清华大学张张的《教廷枢机的起源与首部“宗教选举法规”》认为，1059年颁布的首部“教宗选举法规”基本确立了枢机作为选举的主体和选举教宗的原则。枢机直接左右教宗的选举，反映了枢机在教廷与王权的争夺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天津师范大学郑阳的《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大众化之探析》一文，通过对第二圣殿时代犹太教在观念、制度、仪式等领域变化的研究，发现犹太教的大众化使以犹太教为代表的一神宗教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西南大学的李海峰从民间契约的角度探讨了《汉漠拉比法典》的性质，通过对世俗女儿的继承权、收养活动中对违约双方的惩罚、土地租赁中的租金比率、动产交易中的借贷利率等方面在民间契约与法典规定上的矛盾性分析，认为《汉漠拉比法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典，而更像是早期历史上的一些案例汇编。

三、西方近代金融及其他经济问题

发展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要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的张红菊在《美国金融资本的形成及特征》一文中指出，金融资本形成和扩张的直接后果就是国民经济金融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天津师范大学的赵文君在《转型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和启示》中通过对转型时期英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发现，17世纪后英国出现了现代农村金融机制的新特征，如土地抵押、以生产性投资为主、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规模扩大等;认为考察英国农村金融的制度建设和发展经验对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开大学的付成双在《美国革命对北美毛皮贸易的影响》中认为，加拿大毛皮集团同北美13个殖民地争夺大湖区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北美历史上毛皮边疆和种植业农业边疆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中山大学周立红的《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建构过程中的国家角色》一文，通过阐述自绝对王权时期到拿破仑时期、自复辟时期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国家干预谷物市场的历史，清晰地展示出法国近代谷物自由市场是在国家政权的干预下形成的。兰州大学柴彬的((英国近代早期的商业投机及其国家治理》认为，近代早期英国政府以法律为主要手段对国内的商业投机行为进行了长期的国家治理，但其效果因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较为有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华的《现代性的滋生:檀香木贸易影响下的夏威夷经济发展》一文认为，1790-1839年的檀香木贸易使夏威夷传统的物人合一观念开始走向终结，进而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的依附性经济。

四、关于疾病、气象、交通和森林问题

医疗卫生史、气象学史一直是世界史学界研究的弱点，本次研讨会亦对这些新的研究领域予以关注。淮阴师范学院高麦爱的《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尘肺病探究》一文，深入分析了英国煤矿工人感染尘肺病的原因，认为当时英国社会力量及组织对煤矿工人尘肺病的重视要远超政府。英国社会各界对煤矿工人的救济客观上推动了英国保险业的发展。黑龙江大学郭渊的《中法西沙争议及西沙气象台的筹设》一文，是对中国气象史研究领域的涉足，他指出，西沙气象台的设立为新中国成立后对西沙群岛的申辩提供了历史依据。该问题的探讨将西沙气象史置于国际关系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有一定的新意。华中师范大学沈琦的《从“自由通行”到“设卡收费”—近代英国道路立法的演变》一文，对近代英国道路立法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研究。他特别强调英国道路治理既注重道路通行的“公益性”，又体现道路使用者适当补偿的“合理性”，对英国道路问题的探讨就是对英国交通史研究的一个缩影。外交学院马铭在《16世纪中叶前的中日交通与日本对华认识》中指出，16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对华交通的主体转为武士集团、文官贵族集团、僧侣集团和海商集团的多元并行。他认为，日本对华认识的多元立体化特点根植于中日双方的文明势差，蜕变于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对中国文明的相对化处理。中国人民大学宋云伟在《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期间的森林管理开发状态研究》中指出，英国对印度的森林政策是近代西方工业国家对东方国家殖民掠夺的一个缩影，其本质就是服务于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给东方国家带来的是资源利用的商业化、资源开发的无节制和传统村社权威的丧失。

五、亚洲近代殖民、海洋和其他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亚洲的近代史就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史。研究亚洲的殖民争霸和殖民统治制度，对于深人了解亚洲的殖民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云南大学陶亮在((论印度洋对葡萄牙海洋殖民帝国兴衰的影响》中指出，缺少征服南亚次大陆的战略远见，致使葡萄牙没能把南亚、东南亚变为其战略后备基地，也就丧失了海洋殖民帝国存在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北京大学郭鑫的《论日本的方面委员制度与“新殖民地统治方式，，》一文认为，日本在洲国推行的新殖民统治制度虽有社会事业性质，但更多地体现其以监视异民族为目的、协助日本构筑总动员体制的性质。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明在《建构和争论中的印度洋历史》一文中指出，最近几十年对印度洋的研究，既受布罗代尔地中海研究范式的影响，也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思潮所起的作用。

复旦大学钱静怡的《日本战国时期的村落与大名权力》一文认为，必须对日本战国时期的村落与大名双方进行双向的、综合的把握，并通过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史料进行实证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唐利国的《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认为，日本武士道论经历了由立足中国儒学、改变中国儒学到彻底抛弃中国儒学精神的历史过程，强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虚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曲晓丽通过分析“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苏联《真理报》对中国的报道认为，《真理报》关于问题的报道充当了“传声筒”的作用，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转折提供了机遇。

六、拉美、非洲的政党与民间传统问题

拉丁美洲和非洲史的研究历来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点，此次研讨会亦对拉美和非洲相关国家的问题予以探讨。天津外国语大学贺喜的《从党争看智利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一文，分析了智利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原因。他指出，以六个智利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自阿连德上台后矛盾日益激化，形成以共产党为首的“稳健派”和以社会党为首的“激进派”，由观念之争上升为派系斗争，且党派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党派纷争导致智利政治走向碎片化，国内政局动荡，最终导致阿连德施政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破产。北京大学的杨廷智对《赞比亚传统酋长的现代职能》问题进行了深人分析，指出赞比亚的酋长制度在赞比亚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天赞比亚的国家和社会事务中依然发挥着重大作用。他认为，传统的酋长制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与现代J胜的因素进行着互动与调适，从而在赞比亚社会中能够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七、欧美国家的福利、公共政策、教育、移民及其他问题

本次研讨会除研究欧美传统的政治话题外，还深人探讨了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公共政策及教育等问题。南京大学的阂凡祥认为，NHS体系即战后英国福利国家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其为全民提供免费服务的核心原则不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厦门大学李莉的《一战时期美国的联邦工人住房计划》指出，一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所实施的两项短时期、小规模的住房建设计划，迈出了联邦干预住房市场、建设公共住房的第一步，而对该问题的探讨对于我国解决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周真真提交的《合同治理下英国志愿组织的生存困境》一文，以“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为案例，考察了新工党时期合同治理给志愿组织带来的生存困境。安徽大学尹建龙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冲突》文章则有助于深人理解英国工业革命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社会集团间的互动和博弈。山西省介休市文物局的胡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初等学校的公民教育》一文中指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温和共和派着力于最能实现普及公民教育的初等教育领域，用增加公民教育的教学内容来进行公民教育，以使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法国公民具有对共和制度的认同。东北师范大学欧阳贞诚的《乔治•波哈斯与美国当代移民问题研究》则剖析了波哈斯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思想。浙江大学张弛的《谁是无套裤汉?—身份意识与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变迁探析》一文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无套裤汉”的词义是几经变化的，该词词义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革命前后政治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黄艳红的《法国旧制度时代的官职买卖初探》一文认为，在旧制度的体制中，官职买卖与王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官职买卖制度是以公共权力的世袭化、私有化，以政治体制运转的不畅和冲突作为代价的。上海师范大学洪庆明的《略论近代早期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文，从城市人口增长轨迹，城市化的时间特征及其背后动力机制，宏观和微观的空间特征，城市在近代早期法国历史中的角色和定位等几个方面，论述了法国近代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厦门大学许二斌的《苏格兰独立问题的由来及启示》一文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苏格兰经济的衰退、工党和保守党的政策失误，加之苏格兰民族党的推动和两个民族历史上的恩怨纠葛等因素，共同造成了苏格兰的独立问题。陕西师范大学郭响宏的《近代俄国律师制度的创建及其影响》认为，1864年俄国的司法改革引人了西方的现代律师制度，对帝俄晚期的社会变革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南京大学陈日华的《14-16世纪英国郡共同体》一文指出，从中古中期开始，在英国的地方政治事务中骑士逐渐让位于地方乡绅，逐渐形成了以乡绅为核心的郡共同体。

八、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问题

冷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现代史上的一大历史事件，对当代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极大。上海交通大学的邓峰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朝鲜半岛危机研究》一文中指出，危机的出现是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观在朝鲜半岛的进一步映射。福建师范大学李购的《美国国内围绕欧洲复兴计划的立法辩论及影响》一文认为，《1948年经济合作法》的通过既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设计，又为日后美国的冷战以“遏制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为旗号干涉别国内政打造了舆论基础。

华东师范大学高艳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外岛叛乱”政策的缘起》一文认为，美国选择支持外岛叛乱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扭转在印尼的被动局势作出的“投机性”选择。湖南师范大学的刘雄在《老挝危机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落》一文中指出，随着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衰弱，美国在东南亚以为借口开始实施单边主义行动，肆意干涉别国内政。首都师范大学的姚百慧通过研究美国在《法德友好合作条约》中的角色，发现美国支持法德和解并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前提是以大西洋为框架，而法国自戴高乐总统后坚持以欧洲建设作为第三种力量有违于美国人的意志，致使美国对法态度变化，开始拉拢德国而冷落法国。

世界历史论文篇3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2]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世界历史论文篇4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的形成和发展

黑格尔在继承18世纪西方世界史观有关思想的基础上,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把握了世界日益整体化的趋势,并试图揭示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演变以及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与这一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其基本内涵如下:(1)世界历史是精神、理性的展开和实现。黑格尔从理性统治世界这一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立场来解释世界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只不过是精神、理性借以揭示和表现自己的场所,是一个由先于世界历史而预成的计划所规定的合目的的过程。(2)世界历史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并不是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不是各民族、国家历史的机械相加,而是由各民族或国家间纵横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3)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是各个世界历史民族的交替运动。可以说,把历史上升为世界历史概念,即通过对一系列民族或国家纵横联系的分析达到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把握,并试图揭示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这种辩证发展对世界历史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和影响,是黑格尔对世界史观的杰出贡献。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黑格尔世界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世界历史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和理性的展开,也不是各国历史的机械凑合,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他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276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分为两个基本路径:在纵向上体现出五形态或者三形态的依次更替;在横向上表现为个别史向整体史的不断飞跃。历史的纵向发展导致了生产方式的演进、社会形态的更迭和人的发展程度的提升,纵向发展所处的阶段和达到的水平,规定和制约着横向发展的广度、幅度和深度;历史的横向发展则是全球各民族、地区由分散到集聚、由部分到整体的直接显示。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及其相互作用,构成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的基本要义。

正是根据这一世界史观,马克思坚决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并对这一方法论作了经典性表述:“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342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世界史观,明确提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考虑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143。

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固然应具备一定的生产力前提,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而苏汉诺夫之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点也不理解,不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可以变更历史发展的形式和顺序。“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总结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正是在这一历史哲学的支配下,列宁把俄国社会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性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俄国不必拘泥于马克思整体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而是可以首先进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进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等革命,最终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列宁之后,马克思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发展历程。一方面,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过程中,特殊的世界历史环境给无产阶级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斯大林、等人在推动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来分析具体民族、国家在整个世界历史格局中的变动状况,适时调整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使社会主义由一国转变为多国并构筑了一个社会主义世界体系。

另一方面,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斯大林、等人在推进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小写”意义上的革命不断“大写”化,使整体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断裂化、碎片化。直至邓小平理论时代以来,才重拾整体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来考察人类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主题。

二、西方全球史观的形成和发展

全球史观反映了20世纪以来特别是50年代至60年代以后世界最具意义的变化,即世界的整体性和全球化趋势,最先提出全球史观的当推巴勒克拉夫。巴氏根据二战以后世界历史的重大变化,主张历史研究者应当将视线投放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全球历史观。他认为这种全球史观探索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基本方法应当是一种宏观的方法,而不是以某个民族、国家或地区为中心,而是着眼于整个世界,更加注重世界各个区域历史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更加注重世界历史的各个基本结构在社会变迁中的综合影响和作用。

他说:“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的相互关系。”[4]268巴氏还对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的世界历史进行了宏观考察,展示了各地区不同的文明和全球文明时代的历史风貌,阐释了世界各地区文明由彼此隔绝、交融汇合到整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在西方史学界确立了一种宏观的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被斯塔夫里阿诺斯所吸收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斯氏引述巴勒克拉夫的一段名言:“全球通史远不是其各个组成部分的聚合,它不能被一再分割,否则就会改变其性质。就像水一样,一旦被分解为它的化学成分,它就不再是水而变成了氧和氢。”斯氏强调:他撰写《全球通史》的目的是载读者登上月球,观察地球的全貌或“一个整体”的世界。

这个整体并非“世界上各种文明的总和”,而是专指那些对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和运动,人类历史上那些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事件及运动都是这个编年史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从而把人们的视野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带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使人们“更关注整个人类,而非局限于西方人或东方人”。斯氏认为,采用全球观点来考察世界史是为了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时代需要,因为“人类历史自始便具有一种不容忽视、必须承认的基本统一性。要确切认识西方的历史或非西方的历史,没有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全球性观点是不行的;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5]55

由此可见,斯氏的世界史观进一步发展了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并从宏观的、联系的全球性角度考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走向的方法、观念和理论体系。继斯塔夫里阿诺斯之后,沃勒斯坦创立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在进一步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全球史观。沃勒斯坦认为,长期以来存在的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分析和研究的基本单位是片面的和模糊的,既无法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历史变迁完整地涵盖进去,又难以解决世界历史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借助现代世界体系这一整体的研究单位,可以科学认识世界历史整体和局部、一般和特殊、统一性与多样性等各种关系。沃氏这样写道:“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种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而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保持稳定。人们可以依据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的强弱。”[6]460

沃勒斯坦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角度,认为资本主义自萌芽之日起,就不是某个民族国家的孤立现象,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资本主义以来发展的历史就是世界各个单元在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变动的历史。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世界体系,最终会被历史社会主义所替代[7]69。20世界90年代以后,弗兰克在批判性改造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更为长时段的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认为,世界史应该是所有各种各样的人类经历和发展的反映和体现,要远远超过“西方”这一有限的、近代时期所限定的范围。虽然我们不必“同等地”对待世界各地区的历史,但世界史不要只是着力将具有代表性的非西方文明和文化掺加到西方文明和文化中。

弗兰克断言:“将来所有的世界史编写工作必然会以全人类为中心,必将会尽可能客观地评述人类历史总体上的统一性,同时也论及人类历史上文化形态的差异性。将不会再让基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历史上一时‘鼎盛’的中心论曲解我们全人类的整体世界历史了。”[8]369他认为,应该同占主导地位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架构和线性现代化理论决裂,将整个世界体系作为分析研究的基本单元;而且在空间、时间和分析研究上,将这一单元的范畴向上追溯扩展至比沃勒斯坦和其他“世界体系”论者所主张的期限更早的时期。他认为,世界体系不仅仅存在于15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中,而且早在3000年甚至5000年前就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体系。弗兰克强调,他将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说:“在我看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我们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我们都必须分析整体。”[9]2由此可见,弗兰克的贡献是力图超越任何种族中心主义,建构一种所谓真正整体论的、普遍的、全球性的世界史观和全球性社会理论。

三、中国历史哲学研究范式的构建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受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和西方全球史观的影响,破除“欧洲中心论”、重构具有整体观的世界史体系一直是史学界的主要话题。

周谷城吸收了全球史观的某些方法,提出世界历史研究应着眼全局,注重世界各地相互之关联,强调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并对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论”史学传统予以揭露、分析和批判。他指出:“世界史并非国别史之和,本人不认为国别史之总和为世界通史,故叙述时,力避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之相互之关联。”[10]37吴于廑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史观为理论基础,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上论述了世界由闭塞到开放、由分散到整体的过程,进而形成了他的宏观世界史观。他指出:“研究世界历史,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11]15在这一宗旨下,周谷城、吴于廑和齐世荣等人都反对欧洲中心论,反对国别史和地区史汇编而成的世界史,反对把中国史排除在世界史之外。同时,他们把这一思想贯彻到了他们主持编撰的《世界通史》、《世界历史》、《世界史》、《世界文明史》等教材中,从而初步形成了我国历史哲学的新范式。

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罗荣渠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作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了整体性研究。罗荣渠从世界历史性高度对现代化这个世界历史范畴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解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并没有把关于某一历史问题或者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也没有把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与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定混为一谈,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并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而是后来者附加上去的。他根据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许多具体论述特别是马克思晚年的著作,分析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至少他晚年的观点是明显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进而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中轴线的一元多线发展观。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研究者,改变了过去长期在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下,用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演进来解释世界历史的历史哲学观以及盛行的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的现代化理论,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哲学新的研究范式的构建进程。

世界历史论文篇5

一、“世界历史”的概念厘定

“世界历史”概念是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起点,厘清这一概念是深入研究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说明,正确理解“世界历史”概念需从“结果”入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世界历史”无疑是作为世界各民族和国家产生世界性联系和交往的结果而出现的[2],因而“世界历史”指“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其空间内涵不包括16世纪前各民族、国家、地区相对隔绝、彼此孤立而尚未形成有机整体的历史”[3]。有人将此看作是对“世界历史”的狭义界定①,认为这样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在作为世界史的历史之前的历史,并在一种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将“世界历史”归结为自人类产生以来的总体历史。

二、世界历史的形成前提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端于15世纪中叶的世界地理大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4](P110)正是由于15世纪对未知领域和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主义才逐渐生成,各地的冒险家和征服者纷至沓来,并以武力和贸易手段将亚洲、非洲、美洲变为殖民地。伴随着这个过程,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对殖民地的贸易和世界市场发展起来,世界各地域之间彼此隔绝的状态得以打破,人类社会真正转向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成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前提。

三、世界历史的行进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4](P114)。在资本主义扩张和发展的推动下,世界摆脱了封闭、隔绝的状态,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开始依赖于整个世界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世界的传播,才使世界以东方落后国家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联结为一体。具体说来,资本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开创性和推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功绩之一在于为“世界历史”的出现找到了实证性的物质动力,即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4](P89)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发展状态是与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联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以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使“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5](P104)。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最初的地域性局限逐步消失,世界市场的雏形日益呈现。但此时的世界市场仍是有限的,真正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因为“现代的大工业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可能存在。大量生产的无限可能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排挤,迫使现代的大工业非这样不可。”[6]世界市场的形成意味着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因此,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大工业的发展“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4](P114)。没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历史就无法向世界历史转变,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只是、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才开始生成。

第二,资本的促成作用。资本不自觉地充当了世界历史形成的驱动力之一。最初的资本形态是中世纪欧洲城市行会里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①。随着等级资本向现代资本的转变,“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5](P391)“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P33)。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现代资本无限增殖和扩张的本性使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才得以实现,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就其实质而言无非是资本扩张的过程。

第三,资产阶级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定要让资产阶级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主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4](P274),“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的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P276)。资产阶级因消灭了以往各国闭关自守的状态,并“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P276)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四、世界历史的产生机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产生是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发展的结果,因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4](P68)由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生产的社会化必然会促使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分工深化意味着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现实地依赖于他人,因而分工深化的结果就是普遍交往的扩大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世界往的出现。对于“交往”,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多部着作中广泛提及,他用“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世界交往”等不同概念对交往问题做了细致分析。他认为,由普遍往向世界往迈进的“交往革命”是世界市场产生的基础,而世界市场的出现则“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世界市场使世界各区域之间在生产、消费等各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密切联系使其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生产力、分工、交往和世界市场不但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中间环节,其中的逻辑关联可以表述为:大工业———分工的深化———普遍交往———世界往———世界市场———世界历史。

五、世界历史的演进特征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是以资本主义扩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扩张必然会造成世界历史体系中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实则是一种以发达国家和文明国家为中心的依附结构,因而建立在资本主义扩张基础上的依附结构体现了世界历史演进的本质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由发展不平衡引起的依附结构是多元的,不仅体现在东方落后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就像他们所描述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277),而且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这是因为“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5](P402)。

值得注意的是,以发达国家与文明国家为中心的依附结构并非永世存续的。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虽然落后国家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方式是强行的和暴力的,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世界性反应最终会使汇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所有国家向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因此,这种以发达国家与文明国家为中心的依附结构会随着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的融汇而自行消失。六、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在早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曾借助哲学分析方法对世界历史道路作了一般性的概括。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虽然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掠夺为世界带来了灾难,但每一次的灾难都是以进步为代价的。在对资本主义辩证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各个民族和国家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基础和必经阶段,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是每个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模式。但在晚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俄国公社的特点进一步指出,东方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7]。这一论断表明,东方国家有可能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发展道路,即不历经资本主义的“洗礼”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这一思想被称为历史发展的“跨越论”。“跨越论”是世界历史理论的补遗和延伸,也是对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新阐发。围绕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和晚年时期对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阐释,学界掀起了关于“单线论”和“多线论”的争论。“单线论”者据守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思想,坚持经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单一模式;“多线论”者以“跨越论”为思想武器,坚持世界历史发展的多元化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线论’是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历史发展道路’,从而把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简单化为‘历史发展道路’,而‘多线论’则把‘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道路’截然分开,从而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绝对化。”[8]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主流道路,而各个国家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又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但这样的道路是个别情况,具有特殊性。所以说,世界历史的发展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辩证统一体。

七、世界历史的最终归趋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世界历史缘起于资本主义发展,但其终点未必也必然属于资本主义,相反,其最终归趋是共产主义的诞生。这一客观趋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使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会最终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从而使资本主义丧钟响起,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供现实基础。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的发展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这无疑会使无产阶级的存在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4](P87)。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与世界历史的最终归趋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P89)。

八、“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

首次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命题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但他采用的是从先验的前提出发来解释历史的形而上学方法。与此相反,马克思则从现实的历史出发,通过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扬弃重构了新的世界历史理论。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多部着作中提出并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世界历史”理论还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直至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问题日益凸显,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成为一个研究全球化问题无法避开的话题。全球化的出现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预见性,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可能的联系,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绝不是等同关系,而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有一种理解将全球化视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延续,或者说“全球化理论不过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方面的表达和验证”[9]。不仅如此,也有人指出:“‘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和更高的发展阶段。”[10]无论从何种观点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解都不能从时下对全球化理论的认识的有色视角出发。重返马克思恩格斯自身的话语体系可以发现,二人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精辟论述是以唯物史观为独特视角,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把握与全球化关涉的世界交往、世界市场等范畴的。时隔100多年,虽然历史发展赋予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世界历史”许多新的不同特点,但全球化的出现的确印证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使这一理论成为全球化理论的一大重要思想源头。正确把握“全球化”需要对其在现象层面的表现和在本质意义上的表现进行区分。现象层面的全球化因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操控而带有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色彩。它鼓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所带来的结果是各国财富增长的不平衡以及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在这一层面上,全球化发展的终极指向是资本主义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则可以使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上升到本质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全球化依然是以经济的全球化为主要标志的,依然是资本、市场等要素扩展的结果。但它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诞生和成长于这一过程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会为其注入新的价值趋向,并会随这一过程的深化和发展而实现完全的复兴。在这种情形当中,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并非资本主义的胜利,也非两种制度的趋同,历史在竞争中留下的“最后一人”[11]注定是共产主义。尽管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世界历史”有巨大区别,但全球化的实质及最终归趋仍没有逃离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规定,“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全球化及其新特点仍有重大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