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建设的理解范文

关键词：当代建筑理论西方建筑传统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总体来说中国当代的建筑市场更像是西方建筑设计师展示自己设计理念与才华的试验基地。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全球化的世界发展模式必然包括了建筑领域的交融。而在这个阶段中国更多的是对外来文化的吸纳，由于长时间以来中国建筑理论的停滞与断层，必然导致外国设计思想的流入，对外学科、边缘学科的消化吸收。可是现实却是更多的照搬照抄西方建筑理念，中国建筑师自我健全中国的文化体系却是表现的极其不成熟。

二、原因

提到原因，我们有必要提一下当今中国的建筑现状，大量雷同的现代高层建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复制粘贴，大众对物质的高度追求，对精神生活世界的忽视。现在的这种状态更像是西方国家现代建筑状态的复制。诚然，经济的发展会促使建筑也需要模数化的材料设计，高技术的声光环境设计，舒适的室内环境设计来迎合高品质的物质需求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建筑的需求。由于中国建筑领域文化的部分缺失，政府对城市建筑景观形态的长期忽视，我们的建筑创作理论体系不够完善，不够地域性，过于玩弄形式主义，过于依赖外国建筑设计师的并不一定适合本土文化的建筑设计理念。

建筑设计的理论受基本理论（本体论、价值论、创作论等）；应用理论（方法论、工具论、设计原理等）；跨学科理论（建筑史学、建筑美学、建筑教育学、建筑技术、哲学、技术等）以及建筑评论的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里边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属人们的观念世界，人们的价值体系以及人们的认知体系。武汉大学赵冰教授曾经总结中国当代的建筑理论――“在我看来，中国近现代从西方输入的建筑理论，其中包括设计理论，在基本形态上保持了西方的特征，它伴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在文化理智上中断了中华文化八千年承传发展的易的设计理论，象我们通常说的风水理论等。一般的中国建筑师几乎对中华的易的设计理论一无所知，因而中国近现代的建筑根本上是和中国本土相冲突的。而随着殊相文化的中华主义的发展，我们越加感到了中华主义的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必要。”

而他提出的太极理论，营造思想，语言与书写的设计联想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建筑创作的进步

时下外国建筑师的先进设计理念对我国当代的建筑领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例如SOM建筑设计事务所、雷姆.库哈斯、安德鲁以及最近较为流行的“建筑女神”扎哈.哈迪得。我们以扎哈为实例来研究一下，扎哈推崇的是一种前卫艺术，她坚信建筑具备一种力量，可以从重力中解脱出来，让身入其中的人们获得解放，感受自由。无疑扎哈的作品充满着动势，流畅的线条让人震撼。扎哈的数学学习经历给她的设计具有深厚的结构到功能的设计能力。尽管人们对她的建筑设计作品褒贬不一。但是扎哈对自己建筑设计理论的深入探讨与执著追求也影响着很大一批中国的建筑师。我国对这类建筑师才华的吸纳也是建筑领域的进步。对处于全球化的中国，对外来文化有选择的吸收与自我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同等重要。

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想到提倡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共生设计理念的设计师――贝聿铭。贝聿铭有着丰富的西方留学经验，有着对中国文化的热忱，有丰富的设计经验、公司经营管理经验。他成功的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自己的建筑设计中去，为业主和更多人接受。这应该算是中国建筑创作的又一进步了。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贝氏的人生经历，他的早期作品偏密斯风格，继肯尼迪纪念图书馆之后寻求了新的出路――柯布式雕塑风，后来当他接手台湾省台中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的设计便开始寻求中国式建筑的出路。贝氏认为中国的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界的敏锐观察，他援引自然，试图为中国的现代建筑寻找新方向。北京香山饭店借鉴古典园林与江南民居，是对中国式建筑的成功探索。苏州博物馆的设计将中国古典园林的特殊技法运用得淋漓尽致，随着贝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与发觉，他成功的为中国当代建筑创作提供了典范。

四、当代建筑创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王澍的“业余建筑”是对中国建筑师职业“专业”但却商业的运作的反驳。国内专业领域中有很大一部分崇洋的心理成分。同时方圆大厦、福禄寿大厦以及新建成的广州铜钱大厦可识别性很强但显得过于商业化肤浅化，当然侧面也能体现出中国人对于本族文化浅层次尊崇。毕竟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状态，而我们的建筑理论体系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断层之后必然呈现对外来建筑理论体系的崇尚与偏好。当然我们当代有很大一批建筑师正在努力寻找本土建筑的出路并有了显著的成效。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状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文化很长一段时间被外来文化侵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缺失导致当代建筑师失去了一部分最重要的文化建筑理论指导。其次，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当代紧张高效的生活状态中，我们似乎忘却了中国人温文尔雅的生活特质，更多的呈现出了对物质与金钱的过度追求以及对精神文化生活、个人修养的缺失。物质与精神，享受与品位同样重要。中国的建筑教育体系有待完善与提升。再者，中国的建筑大潮风生水起，开发商和业主要求的是高效，是利益，更多的建筑师为了生计会妥协于这个现状，缺乏创新性，忽视建筑环境与场所性精神。但我相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对艺术的追求愈加强烈，中国的建筑创作之路会愈加成熟。

五、结语

西方建筑美学讲求比例、尺度、色彩、空间、视错觉等分析，追求理性至上主义；而中国本土建筑理论讲求实用理性精神和中国建筑文化中物我一体的环境理论及营造理念，空间与实体并重，钟情于空间与意境的塑造。我们应该树立起对我国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较为清醒地保持自身的文化独立性，与更新中传承，与传承中更新。

【参考文献】：

[1]邹德侬《中国现代建筑理论的解困――五谈引进外国建筑理论的经验教训》[J]华中建筑1988.09.16

[2]刘林《活的建筑：中华根基的建筑观与方法论――赵冰营造思想评述》[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2006.12.30

[3]黄海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共生――贝聿铭建筑哲学与作品诠释》[J]建筑设计管理2009.08.28

对文化建设的理解范文篇2

【关键词】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现状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与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发展时期。文化作为城市发展最突出的标志，研究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文化①，而与快速城镇化相伴生的却是对文化意义的忽视②。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单位办社会逐步演化为社区办社会，“社区”在城市中的地位发生变化，肩负起更重要的时代责任；同时不同阶层、地域、职业和文化背景的人在社区中集聚、碰撞和摩擦。毋庸置疑，社区文化作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最基层③，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对于解决新时期新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较好，历程较长，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与新时期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文章选取天津中心城区的17个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以期能摸清基本情况，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为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提供思路和参考。

调查与设计

为保证调查研究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以社区区位、规模大小、发展与成熟程度、居民形态四个因素为评判标准，笔者选取了天津中心城区的17个城市社区为调查研究的案例。关注社区文化活动的季节性特点，调研于2013年4～10月分三个阶段实施。2013年4～5月是第一阶段，主要采用实地勘察的方法，进行预调研和基础摸底工作。2013年6～9月是第二阶段，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鉴于社区文化内涵的抽象性，采取了随机发放并面对面辅导填写的方式，使得问卷的有效性达到百分之百，根据社区规模与成熟度的不同，分别发放50、70和80份问卷。2013年10月是第三阶段，采用“质性研究”中深度访谈的方法，本着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选取了20位社区居民和10位社区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在社区居民的选择上兼顾了文化活动骨干、积极分子和一般居民，共获得30份有效访谈样本。

笔者设计了分别面向居民与管理人员的两套问卷，问卷以单选题和多选题为主。针对管理人员的问卷共有18题，分为个人基本情况、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知、评价与诉求3个部分。面向居民的问卷设计有40道题，涉及到居民的基本情况，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和认知、评价及诉求，对物质文化设施的使用、评价与诉求，对制度文化的了解与评价，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5个部分。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精神文化层面。精神文化是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精髓，指根植于内心的心理意识、信仰和价值观，以及外化的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等④，归并为两个方面：心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文化与表征层面的行为活动文化。

一方面，心理层面的价值观念文化。笔者从居民文化程度、、认知水平、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从问卷分析看，天津城市社区居民整体文化水平较高，以高中和大学学历为主，分别占到了33.4%和49.8%。大部分社区居民无，由于民族构成的特点，在回族集聚的社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占一定比例。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认知有着普遍性和局限性并存的矛盾和特征，居民对城市社区文化及建设普遍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但对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解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和功能作用的认知比较片面。

居民对社区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表明天津市近年来社区文化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邻里之间的相熟度和交往性不高，社区荣誉感和主人翁意识不强。而且在调研中还发现，成熟、环境好、设施完善的社区，其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而人员构成复杂、较新、环境差的社区相反。

另一方面，表征层面的行为活动文化。行为活动主要表征通常是社区文化活动，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发展的历史悠久，但是类型单一、内容老套，各社区之间雷同、复制，特色不突出，根据社区特点和居民需求组织的文化活动很少。据实地调查和居委会访谈结果整理，大部分社区的文化活动首先以歌舞活动为主，其次是一些固定的节日演出或慰问活动，这也是导致社区文化活动居民满意度与参与度低的重要原因，有很多居民有良好的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期望，但是却很少或不愿意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对于已经开展的各类文化活动，社区居民的满意度都不高。

物质文化层面。物质文化作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和硬件设施，在给社区文化活动提供场所的同时，更是城市社区文化直观、具体的表现，可分为物质设施文化和物质环境文化两个方面。⑤

一是物质设施文化，即城市社区文化活动实施的设施和场所。各社区都有一些基本物质文化设施的配置，如广场、健身器材、活动室、宣传栏等，但各个社区差异较大，共性问题也非常突出，数量少、面积小、后期维护脱节、更新缓慢，室外场所和设施的使用率相对较高；室内场所和设施使用率普遍较低。就室外场所与设施而言，数量与面积都存在大的缺口与使用率低下并存的矛盾，一方面是数量少、面积小的问题非常突出，而另一方面却是使用率并不高，甚至因长期不用而残破不堪。。而室内场所与设施，除了数量与面积上的硬伤之外，开放时间短、开放度不高是最突出的问题，很多社区的室内设施和场所形同虚设，居民很难接近和使用，反映出室内文化设施建设和宣传工作的薄弱。

二是物质环境文化，可以直接体现一个社区的文化特色、水平以及居民素质，表征为城市社区的建筑风格与色彩，小区的景观和绿化，以及各项环境设施与小品的设计、使用和维护状态等。物质环境文化的水平主要受前期规划建设和后期管理维护两个因素的影响，整体来看，新建设社区的前期规划建设水平要整体高于建成年代早的社区；而从后期管理维护角度而言，物业管理的有无、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关键因素。综合调研的17个社区，建筑形式多样，但是色彩和风格都不能体现城市特色，维护管理跟不上，很多建成时间不长的社区外表也因风吹日晒而显得十分陈旧。在景观绿化与环境小品上也相对比较传统，没有考虑社区人群构成特征；几乎每个小区都存在私搭乱建现象，有的社区绿地、环境设施和小品的破坏还非常严重，居民对社区物质环境文化的满意度不高。

制度文化层面。制度文化作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顺利而持续开展的约束和保障，可分为规章规范以及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两方面。⑥

一是组织机构单一、人员配置薄弱。目前天津各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主要由居委会负责组织进行，物业起辅助作用，个别社区有业主委员会起一定的协调作用。很少有驻区（外）单位（机构）参与进来。各社区均设有文化专员的职位，或是文卫兼管，也有文卫与其它方面负责相合并的，但是文化专员的专业特长堪忧；社区都有一些居民文艺骨干，有比较固定的文化活动团队；但是专业文化人才短缺，几乎没有社区与专业文艺团体建立长期的对口联系，另外所有的社区都缺少文化活动的专业志愿者。

二是制度庞杂、针对性不强、宣讲不够。所有社区的各项制度、规章、规范都很健全，内容庞杂；但是缺乏特色，缺少针对自身的制度建设，绝大多数社区自主制度建设不积极，特别是几乎没有专门社区文化建设的制度；而且制度的形式化严重，宣讲不够，对社区居民的约束力极低，社区居民对社区制度的关注度和评价较低。

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转变观念，加强认知。通过实地调查研究，笔者体会到观念和认知是影响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首要因素。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的认知不够深刻、比较片面，不能从其对居民个体、社区和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深层动力进行理解。在观念上重表面轻实效，最突出的如制度建设，所有社区的各项公约、制度、组织健全，但实施成效弱；物质层面，各社区都积极进行基本物质设施的配置，但是其利用与开放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精神层面，主要组织一些例行的文化活动，参与人员固定化、核心化。

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强认知。只有正确认知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和内容体系，才能树立建设社区文化的正确目的，采取有效措施，发挥社区管理人员、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一方面，强化对社区文化建设功能的理解。社区文化具有多位一体的功能，从微观上讲，对居民个体具有娱乐、教育和塑造功能；从中观上讲，具有对社区进行规范、协调乃至融合的功能；从宏观的角度看，可以起到城市的文化传承、城市稳定和和谐的作用，因此其功能的深远意义在于其对城市发展所起的深层次作用。

另一方面，提高对社区文化建设内容体系的认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是多层面的严密组成，与广义文化的内涵相对应，包括核心内容―精神文化层面、物质载体―物质文化层面和制度保障―制度文化层面，各层面互相制约，缺一不可，忽视任一方面的建设都会影响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效果。

明确地位，确立主体。制约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文化建设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不明确，城市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明确。

其一，明确文化建设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灵魂和核心地位。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很多社区对文化建设形式上很重视，但是行为上支持的力度较弱；社区文化建设在有些社区中处境尴尬而矛盾，拔得高却落点低，提得多却做得少，务虚不务实的状况比较普遍；很多社区重物质空间环境改善而轻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显然不能满足社区发展的基本概念。

其二，确立社区居民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构成主体，理应且必须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处于中心地位，而目前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远未建立，政府、社区组织处于整个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核心地位，社区居民被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缺乏，社区观念淡漠，对自身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缺乏认知；另一方是社区文化建设方面的低透明度，造成了很多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方法、内容、参与缺乏了解，这种参与主体的尴尬性造成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效果不明显、文化建设活动虚假繁荣、文化建设的普及性差。⑦

摸清现状，以评促建。调研过程中，大多数社区管理机构都反映出了对物质文化设施的迫切需求，其次是社区文化资源的匮乏。笔者在访谈中得知社区中有大量有文化特长的居民存在，有很多文化资源可以挖掘。而评估则是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手段，通过建立科学、合理、完善的评估体系，以评促建。

首先，以评估为契机，对社区内外可利用、可挖掘的文化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工作。重在人才资源的发掘，对社区内部有文化特长和一定文化造诣的居民个体进行调查、建档，同时摸清区外可供利用的艺术家个人、团体或志愿者的情况，建立合作关系；摸清社区内外的物质文化资源，明确社区内的物质文化设施水平和环境水平，积极开拓社区周边可供利用的物质文化资源。其次，以评估为契机，提升、改造社区的物质文化设施和环境水平，丰富文化活动类型，提升文化服务水平。最后，以评估为契机，找出差距，站准位置并注重挖掘特色。目前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雷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差，而且各社区的亚文化特色不突出，各社区一定要立足自身优势，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在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

完善机制，拓宽渠道。建设运行机制不合理与资金缺乏是天津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面临的共性问题。就运行机制而言，目前的文化建设行为基本上是在政府倡导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导致社区管理机构很忙，社区文化活动流于形式、浮于表面。而专项资金缺乏确实是一个难题，目前的文化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上级拨付，且额度有限，资金不落实，各项文化活动的组织、物质设施的配置与日常维护都难以实现。

一方面，完善工作运行机制。作为基层文化建设，培育社区文化自下而上的建设力量，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高社区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调动其工作热情；建立文化人才培养机制，定期对社区管理队伍和社区文艺骨干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能力。

另一方面，拓宽筹资渠道。改变目前单一的文化建设资金来源，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努力拓展资金渠道，积极吸纳社会及居民赞助，力争建立“三位一体”的以政府支持为主、市场化运作筹资为辅、社会及居民赞助为补充的资金筹措系统，适时建立社区文化建设基金，实现自我循环和良性发展。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天津市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12025）

【注释】

①刘士林：“关于城市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现代城市研究》，2013年第4期，第35～37页。

②柏巍，刘昆轶：“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策略探索―以上海静安区为例”，《现代城市研究》，2011年第6期，第66～72页。

③郑萍：“文化民生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1年第18期（11），第115～118页。

④杨贵华：“重塑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5期（3），第92～98页。

对文化建设的理解范文

目前我国旅游解说研究虽然数量较少，但前景可观并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而大多数侧重于宏观研究，集中表现在解说系统的规划和设计上。通过cnki全文数据库搜集了大量的旅游解说系统方面的论文，本论文将从旅游解说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即解说媒介、解说信息和解说受众（游客）分析以及解说系统构建及优化、世界文化遗产解说、解说对策、解说规划设计八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对解说理论的研究

张明珠，卢松等（2008年）主要阐述了国外旅游解说的相关研究以及引入国外成熟理论与方法来充实我国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体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李渊（2010年）本文试从博物馆的特点出发，针对当前我国博物馆解说系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期望能为我国博物馆解说系统的规划和管理提供一个参考。张波（2011年）通过对旅游者旅游价值体现与解说系统构成的关系分析，试图总结出针对不同类型旅游活动的旅游解说系统构建模式，以丰富旅游规划的基础理念。

二、对解说媒介的研究

1.对解说员的研究

陈健平（2006年）指出导游讲解系统建设存在大量不到位、不完善、质量不高的状况，并影响到文化旅游地的整体开发品质与发展态势。普素文（2011）指出很多导游解说方式单一，加之景区内旅游解说系统不够完善，在没有导游解说的情况下游客的旅游质量下降。孙鑫（2012）指出解说员对于提高观众参观质量、保证讲解有效性、提升旅游景区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2.对标示牌的研究

陈咏淑（2008）提出建设古典园林解说系统，对人员导游，匾额、楹联与刻石解说，牌示设计和导游图等方面要予以特别重视。武娟，李宏（2006）从标识牌的设计、建设两方面入手，指出我国目前风景区旅游标识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3.对电子解说设备的研究

周可华，罗明春（2006）分析电子解说系统的现状及与传统解说系统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策划的原则及要素，为景区发展电子解说系统提供了借鉴。彭仲，史烽（2008）以景区电子解说系统为基础，提出GIS技术在景区电子解说系统中的应用、实现方法及景区电子解说系统的发展趋势。刘文龙、毕圣凯、杨铁梅（2009）以单片机C8051F040为核心，结合GPS定位技术和语音技术，设计的电子旅游解说系统能够给游客提供该区域景点详细内容的全自动语音讲解。

三、对解说信息和解说翻译的研究

李华辰，梁留科（2007年）通过剖析洛阳龙门石窟景区其在节点规划、解说物分类、解说物载体选择及内容设计等方面的问题，相应提出了具体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林竹梅（2011年）通过对辽宁旅游景区英语解说系统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孙云花（2008年）对当前旅游景区英文解说存在的问题做一综述，并以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指导，改进翻译质量。王淑，张皓（2004年）对当前旅游景区英文解说现状进行综述，提高旅游景区英文解说系统的实用性。

四、对解说受众的研究

1.解说员与游客沟通研究

罗燕，（2008年）以周庄古镇为例，采用对解说员和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和直接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从旅游解说角度分析研究周庄古题。

2.对受众态度的研究

钟泓，李丰生（2008年）通过了解游客对桂林旅游景区的解说系统的评价为桂林旅游业提供更好的建议。桑娅（2010）从游客对解说需求角度提出游客导向型游憩公园解说系统规划技术。赵明（2012）在充分考虑游客的旅游行为偏好及使用解说系统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应用多样化的解说媒介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

3.对受众满意度的研究

江宁，陈建明（2006年）从游客观点了解对生态旅游的涉入程度并配合游客人口统计属性，进一步分析游客对解说服务满意度的相关研究。苏建军，王丽（2010）以运城解州关帝庙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境内外游客对景区解说系统的评价因子，采用模糊评判法对境内外游客对景区解说系统效果的满意度进行了测评。黄平芳，胡明文（2010年）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与处理，从空间导引系统、服务设施告知系统、教育宣传及安全警示系统、景点内容解说系统、可携性（出版物）解说系统及向导式解说系统等方面，对将军园旅游解说系统的游客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提出完善红色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议。杨前进，周善怡（2011年）以武隆国家地质公园为例，采用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对地质公园解说系统进行了定量评价。

4.游客解说方式和需求的研究

张立明，赵黎明（2006）针对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解说系统问题，提出通过构建科学的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来完善其旅游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旅游者的旅游体验。陈飞（2008）以世界文化遗产旅游解说系统作为切入点，通过构建自导和向导的旅游解说系统来达到提高旅游者体验质量、加强文化遗产地管理和保护文化遗产价值的作用。柯球（2009年）通过分析博物馆解说系统的功能及利用现状，探讨如何基于游客体验需求，规划设计博物馆解说系统。邓明艳、覃艳（2010年）对峨眉山景区游客的解说需求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措施。杨文华（2011年）分析游客的旅游解说需求差异，并提出景区解说系统的优化措施。

五、对解说系统构建及优化的研究

冯淑华（2005）提出构建古村落解说系统由静态文字解说、动态导游解说以及空间游览线路解说等子系统组成，全方位、多视角地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唐彩玲，叶文（2007年）针对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的资源特征，提出旅游解说系统的组成部分和构建方案。旦珍（2007）指出拉萨市各大景区的向导式解说系统还是自导式解说系统都还不够完善完备，存在着一些有待于改进的问题。林明太（2007年）指出地质公园解说系统应由导游解说系统、地质展览馆解说系统、地质遗迹解说牌示系统和地学科普实践系统等四部分构成，并对这四部分构成的特征和建设内容进行了分析。孔旭红（2008年）从场所依赖的角度讨论了博物馆解说系统的构建。赵建昌（2011年）通过对宝鸡金台森林公园的调研，得出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必须从解说体系构建原则、媒介选择、解说内容甄别以及解说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杨利丹（2011年）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探讨了古城镇解说系统构建的持续性流程，以构建出有利于古城镇遗产保护的解说系统。阎丽（2012年）分析了云台山对旅游解说系统的需求，指出云台山解说系统建设的现状、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途径。

六、世界文化遗产旅游解说的研究

何喜刚，高亚芳（2007）提出针对丝绸之路的线形文化特征，景区解说系统应以遗产宣传展示、愉悦游客心理、文化生态环境教育为目标，依据文化遗产型旅游景区的个性，构建由人员、非人员讲解系统和支持体系组成的三位一体景区解说系统。刘改芳，张东燕（2008）以遗产类旅游景区平遥古城为例，对其现有解说系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建议。刘艳红（2009年）以甘肃大地湾遗址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其文化价值、旅游开发现状和解说系统现状，提出了构建建议，对于其他同类景区具有可操作性和应用性。杨利丹（2011年）讨论了古城镇遗产的属性、内涵及古城镇遗产在旅游中的真实性，并分析了古城镇解说系统的优化措施。杨娟（2011）分析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解说系统现状和游客对解说系统的需求。凌生金，王梅（2009）从向导式和自导式两方面分析了颐和园景区内解说系统的现状。

七、旅游解说系统改进对策的研究

于德珍，李核隆（2004）分析了森林公园的向导式旅游解说和自导式旅游解说。于曦颖（2005）以云蒙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通过对公园游客相关特征的分析，提出了建议。姜红莹，杨美霞（2006）主要对张家界旅游解说系统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方法和建议。唐鸣镝（2006年）将解说教育消化运用到风景区的规划理论中，建立一套完善的解说体系。王娜（2007）分析了我国森林公园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设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得解决问题的对策。闫利民（2008）从人员解说和物品解说两方面分析了云台山景区旅游解说系统现存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李丽娜，乌恩（2008）发现我国自然保护区旅游解说系统研究进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我国自然保护区旅游解说系统模式的创建提供一些启示。朱伟霞（2008）分析国内旅游目的地解说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意见和对策。张徐，新（2010年）以丰林自然保护区为例，指出丰林自然保护区旅游解说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对策。桑娅（2010）以国内外旅游解说的相关理论为指导，提出五台山景区旅游解说系统构建的原则与框架。宋劲忻（2010年）认为在进行国家公园解说系统规划时，应充分考虑解说系统的人性化问题，重视环境教育和资源保护，加强与学校、科研院所、社区及环保组织的联系，构建公众环境教育网，开展解说子系统适用性研究。赵秋静（2011）以人造旅游景点重庆美心长江风景区（洋人街）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目的地解说系统的新思考。王祖良，张建国（2011）为天目山部级自然保护区旅游解说系统设置提出了一些建议。令狐克鸿，冉景丞（2012）提出构建茂兰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解说系统的对策。孟宁，张晓玲（2012）从南京雨花台风景区红色旅游解说系统的构成入手展开探究，找出雨花台风景区内解说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措施。

八、解说系统的规划设计研究

唐伽拉（2003）探讨旅游解说系统规划的基本思路、规划方式和规划理念。杨强，杨振之（2004）研究了自导式解说系统在设计中应当把握的四大要素，并对这四大设计要素在设计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例分析。颜磊，杨娟（2005年）阐述了旅游解说系统的概念，并对解说系统规划的主要职能和规划原则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峨眉山生态旅游解说系统节点路径的规划。武子宁，路紫（2005）以泥河湾为例，指出影响泥河湾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解说系统定位的诸因素及设计目标和理念。钱小梅，赵媛（2006年）提出地质公园解说系统应该从人员解说和非人员解说方面进行规划地建议，并对各解说要素的具体规划进行阐述。屈银莹（2010）在分析景区解说系统要素的基础上，结合金竹寨的实际情况，构建金竹壮寨解说系统的设计方案。王艳（2010年）从系统学角度提出由解说反馈、解说对象、解说受众、解说内容、解说组织、解说媒介等六大要素组成的地质公园旅游解说系统FORCOM框架。说系统进行实证研究，指出目前该地质公园旅游解说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根据FORCOM框架进行规划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