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1篇1

我国地大物博,多民族共聚一堂,各区域的地态、心态、史态、语态、乐态[2]各不相同,形成了民族音乐千差万别的音乐之源,导致了我国多姿多彩的音乐形态。

(一)生态环境对民族音乐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形成每个民族或地区音乐差别的自然环境基础。人类的一切活动,首先都受制于一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即所谓“顺其自然”。地态即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它决定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在不同地态生存的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也决定音乐表现的差别化的具体形式。自然因素的差异,必将影响人的心理活动。与某种特定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人文环境,经由心态的作用创造出音乐形式的文化。这种差异化的心态,也将形成不同区域民族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中国北方的人群常年在艰苦的客观环境生活,甚至以游牧为生或要与各种各样的野外生存环境相抗争,因而形成了特定的彪悍与豪放的性格特质。生活语言转化为音乐语言,两种语言虽各具不同特征,但必须依据和遵循语言本身的特殊状态和特定规律。这便是语态。语言组合,语言繁简,语言的声、韵、调,语气语法,语言的自然节律,等等,总之,语言的一切表现形式与方式,都将直接影响到民族音乐特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乐态是受上述地态、心态、史态、语态等四态的共同作用与影响而被创作出来,但乐态又具有自身的各种不同特征与不同功能的基本形态。上述“五态”既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又有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中国的民族音乐形态学理论的研究,必须先要研究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五态”,解读5种形态的逻辑关系和辩证关系。因为地态、心态、史态与语态共同制约着乐态的形成与发展,各区域的地态、心态、史态、语态各不相同,形成了民族音乐千差万别的音乐之源,进而导致了我国多姿多彩的音乐形态。

(二)民族音乐的旋律特征与板块分布

1.五声与五声性的七声旋律中的3种基本形态(1)上下行委婉级进(包括大小三度小跳)[3]33-37。(2)四度连续跳进。(3)级进时某些音级翻高或降低八度出现的六、七度大跳[3]33-37。上述3种基本旋律形态形成了我国民族音乐中的三大类旋律音程模式。第一种形态南方居多;第二种形态北方居多;第三种以北方的内蒙、陕北、东北地区居多。2.南、北方及中部交汇区各自特殊的旋律形态在我国南北交界区域的鄂、皖、豫南等中部地区,他们的旋律形态多为以北方的四度跳进开口,也有与南方婉转的级进交融的特殊旋律形态。3.曲艺与戏曲音乐旋律中突出的拖腔的应用在我国民族音乐的旋律中,存在于曲艺与戏曲音乐旋律中的长短不一的拖腔应用无疑最别致。有些拖腔是结构变化的需要,有些结构的腔调在特定的地方必须使用某些拖腔;有些拖腔是为了美化旋律;有些拖腔则是为了表现特定的人物性格与特定的思想情感。可以说,拖腔是我国民族音乐,尤其是曲艺与戏曲音乐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创作手法,它被喻为是我国戏曲音乐的“三绝”之一。如谱例1、谱例2的拖腔[2]33-37,便表现出了不同的音乐效果:总之,不同地区的审美特点及习惯、相异的语言结构等因素,都成为民族音乐旋律形态及特征的重要依据。

(三)民族音乐的调式体系与板块分布

调式是音乐的灵魂、神经中枢,拨一丝而动全盘。一般人可能说不清调式,但是,都会因为调式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反应和联想。民族调式受我国传统的“和”的审美制约,形成了可以量化计算的调式构成的平衡原则。通过对于旋律是否平衡的计算,我们可获得一种富于民族民间特色的曲调的优选法与调式的优选法[4]。1.民族音乐的调式体系。我国民族音乐中,千万支曲的旋律与终止式组成了徵羽两大终止群体。4类基本旋律音程和4种基本终止式组成了徵终止群体,这一群体包括大量的徵调式和部分宫调式以及下行终止的商调式。另一种类型则以la为中心音,包括4类基本旋律音程和4种基本终止式。它们组成了羽终止群体,该群体包括大量的羽调式和部分上行终止的商调式与少量角调式。这两个终止群体以徵调式羽调式为主干,包括宫商角徵羽5类调式,形成了民族音乐的徵羽调式体系[5]。2.民族音乐的调式类别及型号。从总体看,我国民族音乐的调式存在宫、商、角、徵、羽5类调式。同时还有双重性调式,如既是徵又是商,非徵非商;既是宫又是徵,非宫非徵的调式,等等。另外,还有不同调式类别的渐变性与交融性。如湖北土家族民歌《龙船调》等就不是单纯的汉族民族音乐通用的徵调式,而是少数民族的羽调式与汉族的徵调式交融的羽徵调式。同一类别的调式也会因为上句终止音的不同,即不同的调式支持音而形成不同的调式型号,并具有不同的风格与不同的表现力。这就是北方音乐为什么大都粗犷豪放而南方音乐为什么甜美轻柔的重要原因之一。3.民族音乐的调性变化。在我国民族音乐中,五声调式有着与西方音乐不同的转调方式,即大都靠变宫与清角两个偏音的出现进行调性转换。变宫为角转入上属系统调性,即去掉宫音而唱变宫音,有似宫音“降低”了半音,故而压抑、黯淡,民间叫“屈调”、“反调”、“败韵“。清角为宫转入下属系统调性,是屈调角音而唱清角音,有似角音升高了半音,故而开朗、明亮,民间叫扬调、正调。如谱例中西方音乐调性变化的原理具有一致性的特点,而由此变化产生的表现功能则是相反的。例如刘天华的《光明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民族音乐调式的板块分布:汉族地区属于徵调式的大海。而细分可知,汉族地区内的西北板块区,即陕晋板块区,以徵调式、商调式,非徵非商、既徵且商的调式为普遍;华北板块区,即冀、鲁、豫东、皖中北、江苏,以徵调式、宫调式和非徵非宫、既徵且宫的调式为普遍;以湖北为主的中部板块区,四周的调式影响聚居于此,故以徵、宫调式为主,包括羽以及上、下行终止商调式等多种调式并存的局面。南方地区以徵调式为主;西南以徵调式和上行终止的商调式为普遍。少数民族地区拥有自己极富本民族特色的调式。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突出的是五声、六声、七声羽调式。在新疆和,多种特殊音阶与羽调式等都很突出;另外,角调式、徵调式、宫调式以及非徵非宫调式也很有特色。西南与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的音乐中,四川、云南、贵州、海南、台湾是以羽调式居多,而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则以上行终止的商调式突出,广西等地又以徵调式、宫调式突出。这些都形成了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绚丽多姿的特殊风景线。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接壤混合交融的地区,汉族的徵调式与少数民族的羽调式往往相互影响,形成了徵、羽调式交融的羽徵调式。

(四)民族音乐的结构特征与板块分布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音乐的结构形态表现也丰富多样,其中普遍的、典型的形式是两句体与四句体。两句体与四句体是民族音乐的基础结构。(两)句(上下)结构与起承转合的四句结构是我国民族音乐的普遍结构形态。1.两句体,上下句,通常还叫对答句、乐段。它还可再分为:(1)单两句体(单乐段):A+A,A+B;(2)复两句体(复合乐段):这种结构属于单两句体的发展或者说是两个两句体的组合。这类两句体在民族音乐中几乎占半壁江山,而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2.四句体:通常叫做起承转合四句体,或者叫四句头、四句腔等。它普遍存在于南方地区及南北交汇的地区。这些特殊的民族音乐结构有存在于南北交汇处及周边地区的“五句体”、“赶五句”、“穿句子”等。这些特殊的音乐结构形式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人的音乐智慧,是我国民族音乐结构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音乐的主要特点之一。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篇2

任何有机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并从生态环境中获取其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生活资源和活动空间。有机体只有适应环境的要求，对环境的刺激信息做出准确反应，才能在环境中生存并获得发展。由于民族地区政府绩效管理面临的特殊的行政生态环境，催生出了政府绩效管理差异化制度安排的现实需求。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设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在科学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现实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并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以此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依据。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民族地区差异化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设计的制度基础。

1.为实施差异化政府绩效管理提供了制度

依据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的结合，是各少数民族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前提下，对本民族和本地方事务的自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力，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国家以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形式授予了民族自治地方诸多自治权力，涉及政治、行政管理、经济、文化等方面，按照民族地区实际管理本民族、本地方内部事务。其自治权力包括：第一，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第二，变通执行权；第三，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正是由于《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了民族自治机关在不违背相关法律的原则下，可以根据本民族区域实际有权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促进本地区社会加速发展。因此，民族地区自治机关根据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在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时有权选择有所区别的政策措施和灵活做法，使得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更加有效，更好地解决民族地区政府管理中的“绩效失灵”。

2.差异化政府绩效管理

有利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自治机关，自治地方政府承担着民族地区绝大部分经济社会管理事务。因此，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运作状态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中大都处于被动服从状态，缺乏主动创新和民族地方特色。而差异化政府绩效管理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结合自身存在的特殊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制度创新和机构改革，有利于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改善其运行状态，有利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设计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既是实施政府绩效治理的结果，同时又是政府绩效治理的深层环境和影响因素。一方面，经济发展为政府绩效管理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构建政府绩效管理指标体系时要适应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因此，由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需要差异化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设计，适合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反过来又能够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体现为两个方面的特征，即发展与差距并存。发展是指由于民族地区在国家大力扶持和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显改善，逐步缩小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从2014年全国民族经济工作暨民族地区经济形势分析会议通报获知，“2013年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64772亿元，比上年增长10.6%。地方财政收支稳步增长。2013年，民族地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8435亿元，同比增长13.1%；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0639亿元，同比增长12.2%。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2013年，民族地区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55282亿元，增长23.8%。农业加快发展，粮食实现丰收。2013年，民族地区粮食总产量达到9098万吨，同比增长4.7%。市场销售和对外贸易稳步增长。2013年，民族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34亿元，增长16%。2013年，民族地区全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14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0%”。差距是指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以及民族地区城市与农村牧区之间的差距。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近十年民族自治地方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2%左右，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以2010年为例，全国人均生产总值平均为29992元，而民族自治地方为22061元，差距较大。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占同期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4.5%、52.2%、52.5%、54.3%、53.5%和54.6%。从民族地区城乡差距来看，该地区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大的地区。从民族地区的城乡差距变化看，从1990年到2005年，整体呈现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从2005年到2012年，城乡差距虽然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由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面临的特殊的经济发展环境，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时应结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才能够通过绩效管理这样一种管理工具提升行政效率，进而改变民族自治地方落后面貌，推动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三）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环境与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设计

文化环境是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社会心理、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要素的综合反映。文化因素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但文化的某些因素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又具有历史沉淀的特性，使得文化因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物质经济时代，从而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产生影响。世界各国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特点，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造成了各国公共管理制度、观念和方式的不同。美国历史上不存在君主专制的统治形式，所以在开国之初便确立了分权制衡体制和地方主义、分权管理的特色，而中国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组织体制、传统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传承给现代公共管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使得人治、、权力本位等现象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屡见不鲜。由此可见，文化因素与公共管理密切相关，对公共管理体制、人员、职能、行为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成员世代繁衍生息的区域，其社会文化环境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民族地区文化呈现多元性。由于中国民族众多而且各民族历史进程各异，在现实中其分布又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造成中国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共存而又层次不齐且相互交融的特点。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与交融使得民族聚居区内各民族在价值观、创业精神、市场意识、应变能力和革新意识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增添了很多复杂因素。第二，一些相对保守的文化观念阻碍着先进管理理念的引进。有些传统观念，如原始的平均主义思想、重农牧轻工商的思想、竞争意识淡薄等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先进管理理念的形成和发展。第三，民族地区教育科技落后。从总体上看，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在教育综合指数、适龄儿童入学率、人均教育经费、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盲率较高。在科技方面，民族地区科技人员数量、科研机构数量、R&D投入、有效专利等数量很少，科研水平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环境机遇与障碍并存，利用文化因素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因此，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要求民族地区政府在推进政府绩效管理时，必须深入研究民族文化，有必要设计适合于民族地区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

二、民族地区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构建

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与非民族地区相比，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在推动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时需要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为政府绩效管理差异化制度设计提供了现实基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差异化的制度设计并不是抛开国家统一部署和要求专门为民族地区设计一套单独政府绩效管理制度，而是既要考虑政府绩效绩效管理的一般性，同时要兼顾到民族地区政府绩效管理实践的特殊性。对于那些一般性问题要通过国家政府绩效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来完善，对于民族地区政府绩效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在国家统一制度安排基础上，依据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作出适应性调整，实现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基于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民族地区政府绩效管理差异化制度。

（一）构建民族地区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取向

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价值建构，是一个具体政府在历史文化变迁过程中和对公民基本需求回应中而形成的有形与无形成果。因此，在追求普遍认可的价值如公平、民主、公众本位和社会协调发展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应结合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确立差异化的政府绩效治理的价值取向，如民族地区政府绩效治理价值取向应关注经济增长、稳定、民族关系和谐、民族文化差异性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二）民族地区政府绩效考核目标要体现差异化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教育、科技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等方面均呈现出各自不同程度的发展状况，因此在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绩效考核目标。

（三）民族地区政府绩效管理指标体系要体现差异化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

关键词：民族舆情管控机制新媒介

中图分类号：D691.72文献标识码：A

1.当代民族舆情状况以及其主要特点

1.1当代民族问题舆情发展状况

“舆情”指的是在一定社会空间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社会管理者、企业、个人及其他各类组织及其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态度。它是大部分社会群众对于社会事情所表达出的态度的综合，一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指向性。

民族问题舆情指的是由民族之间文化背景、文化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事件等，它通常由单一的民族个体引发社会事件，进而导致社会群众对于这一民族所持有态度的转变以及对于事件本身所持有的主客观态度。民族问题舆情能够引发不同民族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对峙”，如果不及时、有效地进行民族舆情的正确引导与管理，可能会导致民族性社会恶劣事件的发生。

1.2民族舆情的主要特点

我国作为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拥有不同的语言以及文化历史，并且我国的民族在地区分布上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的不断快速发展，使得少数民族对于社会问题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更多的少数民族民众开始利用新兴的媒介获取社会资讯并且对社会热点问题关注度增加，这就导致不同民族之间对于某一社会事件会持有不同的态度，进而引发民族舆情问题。

我民族问题舆情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民众参与度高，涉及面广。我国人口基数众多，各民族间的人口组成以及文化素质水平也不尽相同，这就导致民众利用现代媒介传播平台，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社会热点，并且迅速在人群中传播进而形成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而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背景差异大，就导致官方对于舆情的控制以及正确引导难度大，很难再社会事件发生以后，及时引导民众进行正确的事件探讨，而引导不当可能会引起负面影响。

2.影响民族舆情发展状况的主要因素

2.1政治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在民族政策方面都本着各族民众友爱团结、共同发展、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历史等团结一致的政策方针，但是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某些少数民族偏远落后的地区特点，刻意歪曲事实炒作甚至制造恶性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另外国际上的民族分裂势力，还以我国人权、宗教等敏感问题作为要挟，企图利用民族舆情挑拨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发展，制造民族冲突民众。

2.2文化因素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文化背景，各个民族之间也会有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这就导致不同民族之间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等意识形态方面会存在差异性，并且导致不同民族群众在看待同一问题时，对存在不同的观点。严重时可能会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冲突，引发社会不良事件以及民族舆情问题。

2.3经济与社会发展因素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各民族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地进步，生产与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多分布在地理位置偏远的地区，交通条件不便利等客观原因，导致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而恰恰少数民族多分布在西部地区，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进而引发社会舆论造成民族问题舆论。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影响民族舆情问题的重要因素。

2.4地方政府管理因素

地方政府对于民族舆情的管理方式、管理态度、管理手段等都能够直接作用于民族舆情问题的导向，政府在面对突发民族社会事件时，以怎么样的反应机制、处理态度、应对措施、舆论引导、工作方式等第一时间正确引导民族民众的舆论走向，都能够直接对舆论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的管理从自身来说一定要廉洁公正，认真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这样才能够对民族舆情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管理，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发展。

3.民族舆情疏导管理策略

针对我国多民族的现实情况，以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兴媒介传播手段以及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发展情况，结合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制造我国民族问题舆情的手段以及企图分裂我国民众的目的等，以国家民族政策作为主导，提出几点对于民族舆情疏导管理的有效策略：

3.1关注民族地区民生，维护民族利益

当前我国的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偏于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其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影响，发展较为缓慢。针对这一情况，我国制定出多项扶持少数民族发展的优惠政策，并且就各个民族的发展特点给出的不同的发展你建议。那么对于民族舆情的管理，首先要关注民族地区的民生问题，把民族群众的民生等切实问题放在首位，定制出符合民族地区发展规划以及民族民众需求的政策制度，维护民族民众自身的利益，才能够帮助稳定民族地区长治久安，进而在发生民族舆情问题时，能够有效进行引导和管理。

3.2舆情处理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在发生民族舆情问题以后，政府一定要及时、公开、透明的给出解决措施及建议，并且在一些敏感的社会事件上坚持处理舆情工作公开透明，这样才可以主动地让民族群众接受政府的正确引导。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可以有效地切断不法分子对于民族舆情问题制造的恶意传播途径，并且加强民族民众判断是非的能力，能够主动的积极地避免被民族分裂恶势力所引导，构筑起自身的防火墙。并且政府在面对民族问题舆情时，能够正面进行回应，并且对于形成正确的民族舆情增添一分力量。

3.3分类管控，实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有效监管策略

民族舆情问题可以集中反映出民族民众的诉求和对某一社会问题所持有的态度。民族舆情所涉及的面非常广，不同的民族民众也表现出了不同的社会观点，有些民众持有相对合理的观点态度，有些民众就会受到敌对势力以及谣言散布者的支配，还有一些是长期受到某项观点影响的民众。因此民族问题舆情的成因复杂，要针对不同的民族民众采取分类管控的手段，并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样能够增加解决民族问题舆情管理的有效性。

3.4加网络建设，利用新媒介正确引导民族舆论

新兴的媒介传播――互联网平台有着快速传播覆盖面广的特点，因此在民族舆情管理方面，一定要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的利用，利用新兴的媒介工作，引导民族舆情的发展走向。并且对地方发生的少数民族社会事件，媒体要第一时间进行公开客观报道，要不带有任何政治情绪的对事件本身进行真实的报道，让各民族民众能够及时真实的了解发生的事件，从而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对事件本身做出应有的态度。对于一些报道中带有一定煽动色彩的媒介一定要及时做出正确的引导，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特点，正确带领民众的舆情走向。

3.5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各民族团结互助发展

我国文化的组成是由56个民族的文化共同融合而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并且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的沉淀，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多半有，那么党和国家应该尊重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尊重各民族的信仰自由，并且正确引导具有的少数民族，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对于利用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不法分子，一定要及时给出严厉惩处，避免具有的少数民族民众被不法分子利用。

4.结论

我国对待民族问题，一向本着共同发展，友爱团结的根本目标而制定各种方针政策，民族问题舆情也是进行民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引导民族舆情的发展能够帮助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并且政府带领下的民族舆情管理对于增进政府公信力，改变长期受到某些恶势力影响从而带有一定的民族偏见性的人群具有积极的作用。民族舆情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被忽视的问题，带领各族民众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民族舆情管理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1]李欣.《从议程设置角度看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引导[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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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61.

[5]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990DD2002年）[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37.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1篇4

【关键词】高职院校民族文化意义目标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2)21-0070-02

随着高职院校的蓬勃发展,国家对职业教育投入力度加大,我国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有了较好的起点,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很多高职院校对于民族文化建设的意义和目标的认识还不够清晰。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自我国各个民族,由此而形成的多元民族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族学生的学习态度、人生信仰、行为习惯及思维方式。高职院校的民族文化建设,就是要使学生正确对待我国民族文化现象,既要保持和弘扬本民族文化特征,又要坚持和扩大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观念;既要勇于吸收非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又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民族虚无主义思想。高职院校的民族文化建设要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塑造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

一高职院校民族文化建设的意义

1.民族文化建设是响应党号召建设文化强国的需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时,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命题。党的十七大的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把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突出强调。同志指出,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学校和学校教育是以对人的文化造就,以文化传承、创造为主要任务,并以文化为机制建立的文明实体,是以文化贡献为基本使命的文明存在。”学校日益成为文化传递的中心,日益影响着民族的进化和进程。高职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承担着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历史重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职院校应积极响应党建设文化强国的号召,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引导各族大学生提高综合素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祖国培育优秀人才。

2.民族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和谐相互融洽的美好社会。民族和谐是社会整体和谐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实现民族和谐,需要弘扬民族文化。所谓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既包括民族物质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民族精神文化的内容。广义的民族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可以是多民族国家也可以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文化,如中华民族文化。狭义的民族文化是指某单一民族的文化,如藏族或回族的文化。我国是一个各民族和谐共处、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构的多元一体文化共同体。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都有相互借鉴和吸收的文化内容,同时也都有接纳与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内在动力。高职院校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因来自于不同的民族,民族文化建设有利于他们形成跨文化意识,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促进高职院校院校的和谐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3.民族文化建设是抵抗西方文化渗透的需要

国际上,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全球化也日益明显。一些西方国家推行他们所谓的“优势文化”,企图造成文化同一性以操控不发达国家。他们还利用我们改革开放、引进文化的机会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文化渗透,企图影响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优秀的文化传统。这对于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会使他们面对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产生困惑,甚至对本民族认同弱化、边缘化,带来民族意识的淡化。在民族文化建设中,要通过校园文化物质建设、精神建设和制度建设,充分利用校园文化传播的各种有效载体,以学生为主体,引导学生参与到传承与弘扬民族精神的实践中去,以有效抵抗西方文化渗透。

4.民族文化建设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需要

每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具有了本民族的精神实质,从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否后继有人直接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和资金大力扶持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取得了喜人的进步,促进了社会民族经济向前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我国的城乡文化结构发生着急剧的转变,对于民族文化现状的认识的缺失和中外文化的激烈碰撞,一些古老的民族文化正在离我们远去。一些独特的方言、文字和习俗正在消亡,而另外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在告别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失去传统会使我们一无所有。”高职院校通过民族文化建设,培育技术型人才,同时也应该注重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二民族文化建设的目标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篇5

[关键词]民族关系；影响因素；预警调控；经济转型期

[作者]张劲松，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047－008

一、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这一阶段既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关键期；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制约和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也随之增多。当前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对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民族地区带来了较大的社会重组压力，特别是城市民族关系中民族成员间的矛盾、纠纷呈现出新变化。城市民族关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其影响力非常广泛。近年来，从我国民族关系方面发生的纠纷或事件来看，多数发生在城市，显示出城市民族关系对我国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正确处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民族关系问题，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城市民族关系，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的数量不断增大，城市中的民族交往不断增多，城市民族关系显现出复杂性、敏感性、波及性大等特点。因此，研究当前我国的城市民族关系影响因素并以此进行预警调控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城市民族关系的特点和构成

1、城市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

(1)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增强使他们不仅十分关注城市民族群体的利益，而且也十分关注民族整体利益。

(2)城市民族关系的敏感性强而且辐射范围广。城市民族关系所反映的不仅仅限于当地民族之间关系，它还会直接而迅速地反映到有关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波及性。

(3)城市民族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因素逐渐突出。民族地区以及少数民族群体普遍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有的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较低，当他们进入城市后，因经济利益冲突，不同民族间必然产生摩擦和矛盾。

2、城市民族关系的主要构成

城市少数民族与本民族地区具有密切联系。在民族交往中，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不同传统在相互碰撞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和隔阂。我国城市民族关系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城市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人口数量上的悬殊使少数民族有意或无意地存在对汉族的戒备心理，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和正当权利容易被忽视。

(2)城市少数民族与本民族成员的联系问题。城市少数民族不仅与同一城市的同民族成员和本民族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与其它城市的本民族成员也有广泛的联系。

(3)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给城市经济文化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使城市民族关系趋于复杂。流动少数民族与当地管理部门和居民的摩擦和利益冲突也相对突出。

3、城市民族关系中的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城市民族关系的深层次原因。计划经济时期所有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由政府调节，相对比较简单和单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各民族之间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经济上相互依赖，相互竞争成为民族关系的基本态势。落后少数民族的生存压力和发展意识是其融入开放经济中的根本的经济动力。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因素，我国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差距还有日益拉大的趋势。不同民族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拉大，容易在民族之间形成隔阂，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甚至引起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的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民族竞争机会事实上并不平等，而这往往导致民族之间的更大差距，并造成民族地区日益弱势的发展地位。

三、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体系

1、影响民族交往的主要因素

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构成方式。民族交往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总体来看，民族交往的影响因素可大致包括民族结构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①民族结构：包括民族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方面内容，民族经济结构对民族交往的方向和内容影响较大，对民族经济交往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②民族交往社会环境：主要是指民族社会的阶级阶层构成及其关系、国家政权的性质、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及其建设、政策环境以及等方面的状况。社会政治和法律制度直接约束民族交往；另外不健康的社会意识、民族偏见、自我中心主义也是影响民族交往的因素。

民族关系无不受到内部、外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人口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民族关系的变化过程会受到内部与外部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并不是由其中某一个因素单独起决定性作用的。在这些因素的影响当中，有的是直接作用的、可以很容易就观察到的，而有的则是间接的、隐藏在其他因素的背后，很容易被忽视。当民族关系发生急剧变化时，往往有一个使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导致其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存在着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

2、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及调控思路

在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方面，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并考虑经济转型期城市民族关系的特点，将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分为静态影响因素和动态影响因素两大方面。其中静态因素主要指的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宏观影响因素，动态因素主要指的是比较容易调控的若干微观因素，如图1所示。

在静态因素方面，民族宗教在许多社会里已经成为建立或阻碍群体认同的重要因素，成为影响族群和睦或造成族群冲突的重要因素。民族心理及民族意识是对于其他民族的认识和对于民族距离的观念，这种观念有的就可能包括了对待其他种族和民族的偏见，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地理环境因素可以理解为自然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民族文化主要指各族群在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包括在族群之间是否存在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价值观念不同、行为规范不同等等现象；历史因素指的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历史，这必然会影响到现今的民族关系。政治

结构因素主要指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

在动态因素方面，经济结构因素主要指各民族的社会分工以及在资源和利益分配方面所处的地位。民族迁移主要指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特别对于城市民族关系而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民族政策或者法律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其涉及到各民族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公民权利。外部势力的影响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由于城市民族关系的覆盖面很广，因此突发事件有时会强烈刺激民族感情，激化民族矛盾，影响民族关系。看起来带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其实或多或少也有某种必然性，是当时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民族关系的诸多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关联影响，并不能将他们割裂开来，这种关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之间存在关联；二是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内部的诸影响要素存在关联。一般来说，静态影响因素的调控机制多为宏观预警调控机制，动态影响因素的调控多为微观层面的预警调控。不同的影响因素其调控类型和调控方案各不相同。

四、城市民族关系的静态因素分析

1、民族宗教因素

民族关系问题往往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各民族的相互关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各宗教系统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不同，宗教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宗教既可以促进民族关系向和平统一方向发展，也可以促进民族分裂或分化。我国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都有各自传统的，例如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宗教几乎渗透到教徒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信教者来说，其宗教心理与民族心理、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无不相互交错，相互渗透。各民族由宗教带来的风俗习惯，心理素质，价值取向的差异若处理不当，可能引起民族间的误解、摩擦与不和，影响团结和睦的民族关系。

2、民族心理及民族意识因素

民族心理及民族意识都属于民族自身的相关因素，就是组成民族共同体的要素成分，是决定民族共同体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民族意识主要指民族的认同意识，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民族认同意识的积极作用可以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和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消极作用则会阻碍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民族心理是发生在族际交往过程中的民族交往主、客体的内在心理体验与交往行为。民族心理是建立在交往关系上的民族意识的一部分。民族意识结构是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的结果，也是与其他民族交往的结果。作为意识形态范畴，它既是有利于民族关系和谐的媒介，又是民族冲突、紧张的导火线或根据。民族意识的增强是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的一种心理因素的反映，对民族的发展繁荣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助于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的合理解决；但是民族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有也可能表现出民族主义的抬头，狭隘民族观的出现。民族认同意识普遍存在于各个民族当中，必须将民族认同意识过分强烈的民族成员与民族认同意识一般的民族成员分别开来。

3、地理环境因素

影响民族关系的地理环境因素是指能够影响民族间交往，从而对民族关系起影响作用的自然环境或自然环境某一要素，包括地理环境、居住格局、气候等。民族间交往是以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基础的，自然条件的变化会引起民族的交往的方式和程度的变化。自然环境对民族的体质、繁衍、思维和民族意识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居住格局是指特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成员在空间上的排列与组合情况，它决定着民族成员之间是否有相互接触、交往的机会，而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大量迁入以及政府的融洽“媒介”作用，经过私房改造、旧城改造、新建住房制度的改革等变化，使不同民族居民居住于同一个居民委员会内、一个院落内或一幢楼房内成为可能。

4、民族文化及历史因素

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则是民族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特点的文化。文化的交流对一个民族的观念意识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合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各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同时，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因而具有较强的本民族文化认同。民族风俗习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般来说少数民族在接触和接受汉文化方面有一定的有利条件，而汉族在深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比较欠缺。因此要消除民族间因民族文化差异引发的交往问题，需要加强民族之间交流的深度和加大交流的强度。民族之间的交往历史也是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状况不是转瞬即逝，而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各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与历史上它们与汉族打交道时间的长短、交往密切的程度、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融合的过程密切相关。各个民族之间的历史情况都会对民族关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5、政治结构因素

政治结构因素一般指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体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不尽相同。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各民族间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在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保证少数民族群众平等地享有公民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民族自治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利过程中，城市少数民族处于弱势地位。民族的特点和正当权益容易被忽视，极容易产生民族不平等感和自卑感，面临各种复杂的情况，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数量和素质，对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五、城市民族关系的动态因素分析

1、经济结构因素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民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由此经济利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利益问题是关乎少数民族成员生存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民族经济结构是民族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意识结构的物质基础，不仅直接对民族关系产生影响，而且它还通过对民族其结构的作用，多渠道地影响民族关系。在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中，因经济利益而引发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经常发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因素，经济转型期各民族间经济发展差距继续拉大，影响民族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由于少数民族市场意识的增强，使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方面的矛盾问题日益增多，导致民族关系渐渐趋于不和谐的境地。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民族竞争机会并不平等，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往往导致竞争结局的更大的差距，从而造成民族地区日益弱势的发展地位。不同民族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拉大，容易在民族之间形成隔阂，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甚至引起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的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不利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2、外部影响因素

影响民族关系的外部因素是指来自于境外能够影响一个国家内民族关系的言行、活动等国际性因素。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民族关系面临更多的国际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其附庸者已成为世界不安宁的根本性因素，也是一些国家民族纷争的关键性因素。跨界民族因素也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其虽然能对所在国家间政治联系、经济文化交流发挥积极作用，但同时跨界民族也可能成为影响我国民族关系和领土完整的矛盾因素。当前对我国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领土完整能够产生重大挑战的国际因素，是来自国际和国内民族分裂分子的内应外合。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是分裂所在国家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建立分立政权的政治主张、社会思潮和现实行为。例如近几年我国新疆发生的多起爆炸案，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等震惊全国的案件，使得外部势力对我国民族关系及民族稳定问题的影响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关注的热点。

3、民族迁移因素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是影响民族间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了城市，他们在给城市经济文化发展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使城市民族关系趋于复杂，也给城市民族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一方面，在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区域化的背景下，不同民族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可以促进广泛的民族融合。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存在，加深了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联系，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更深的层面促进了城市民族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给城市民族关系带来一些问题，使城市民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特别是流动少数民族中出现的一些违法、犯罪问题，例如有的城市的流动少数民族犯罪团伙强迫本民族儿童偷抢行人财物，严重败坏了少数民族的整体形象，使部分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的整体认识产生偏差，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排斥现象。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之所以会对城市民族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是会带来程度不轻的负面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自身民族习惯、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等与城市迥然不同，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过程中自身遇到的不适应状况以及带给城市社会的某些问题。

4、民族政策因素

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相衔接的中介，是调节和理顺各民族利益关系的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国家关于少数民族的一些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受到冲击，民族政策的调整相对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使少数民族在心理上形成了一定的失落感，对民族关系不利。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受历史的、自然地理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内地汉族不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有的经济政策存在严重滞后。经济转型期一些城市中关于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有的政策名存实亡，有的不易操作。另外，民族优惠政策虽然对于发展各民族的和谐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需要进行反思，例如把各民族成员区别开来可能会唤醒以及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不利于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也有可能增强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竞争。总之，民族政策是调控民族关系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必须慎重考虑各方面因素的衔接问题，否则会对民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5、突发事件因素

当民族关系或民族问题的发展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一些带有偶然性的个别事件有时会强烈刺激民族感情，激化民族矛盾，影响民族关系。一些带有偶然性的突发性事件，其实或多或少也有某种必然性，是当时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上发生的某一个偶然事件可能在相关的民族中激起强烈的反响，成为民族关系发展中具有象征性的历史事件，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民族关系造成影响。在分析这些偶发事件对族群关系带来的影响时，应该分析这些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从偶发事件中探寻社会变化的规律，并注意其对民族意识产生的影响。

六、经济转型期城市民族关系的预警调控对策

1、民族关系预警调控机制

民族关系调控机制是一个达到民族关系调控目的的作用原理和作用过程，是社会背景环境中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动态系统，有效的民族关系调控必须依托民族关系调控机制进行。根据调控对象的层次不同，调控机制可分为宏观调控机制和微观调控机制。调控民族关系的综合工作网络是民族关系调控的组织基础，包括党委、政府、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民委委员单位及政府各有关职能部门、民族联谊会、宗教团体等机构和团体。

如前对城市民族关系影响因素所做的分析，静态影响因素通常是民族关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宏观调控机制具有稳定性、长效性和规范性的特点，其调控的范围大、反馈过程长；而且机制运行的惯性长。这些特点与民族关系静态影响因素的基本特征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动态影响因素一般可作为民族关系微观调控的依据。微观调控要么是针对基层的、局部的或者是具体的民族关系进行调控，要么其调控手段所针对的民族关系影响因素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微观调控机制的反馈过程较短、见效快。当然，影响因素和调控机制的这种对应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针对动态影响因素的微观调控过程也可能会推而广之，转变为针对更大范围的宏观调控。

2、经济转型期城市民族关系的调控对策

(1)建立民族意识的调控机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转型使得社会矛盾进入了多发期，许多城市的民族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一面，民族意识的消极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因此必须对民族意识进行调控，以不断抑制其消极作用，发挥其积极作用。民族意识的调控机制，就是影响民族意识过程的各因素、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民族关系静态影响因素的内容较多，其中大都属于民族意识形态的范畴，包括民族宗教因素、民族心理及民族意识因素、民族文化及历史因素，至于政治结构因素也与前面若干因素相关。因此民族意识的调控更多的是一种宏观调控机制。构建民族意识调控机制的必要性，还来自于民族意识对民族关系的深刻影响。

(2)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对于城市民族关系，除了要协调之外，还要积极主动地进行管理和控制。针对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较多的客观现实，有必要调整城市民族工作思路，提出一套包括事前防范、事中排解、事后弥补组成的综合管理和调控思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有效管理，使民族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综合调控的主体是城市民族工作网络，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健全这个网络，为加强城市民族关系调控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

(3)以民族法制建设为基础完善调控手段：目前城市中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法制建设还较薄弱，应尽快制定有关加强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权益保障法规，使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工作有法可依。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可以使得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促进民族工作规范有序、健康发展，使得法律成为调控民族关系的根本手段。依法实施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依法解

决涉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各类问题和矛盾。

(4)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各个民族之间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城市民族关系影响因素中，经济利益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民族关系中相互对立，相互敌视的因素增多。经济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实际社会权利的失衡，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虽然我国长期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优惠政策促进了社会公平，在协调民族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功能，但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些优惠政策的效果已大打折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必要建立在城市不同民族之间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

3、建立城市民族关系的监测预警机制

如前所述，城市民族关系调控是采取一定手段对民族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和解决，但是在解决问题之前必须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城市民族关系的监测预警机制，以对可能的风险进行预测。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应该在监测预警方面多投入些精力，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掌控；同时健全民族纠纷预警与应对机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民族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掌握各种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不和谐因素，切实掌握好稳定工作的主动权。由于城市民族关系系统的高度复杂性使得人们对民族问题的预警与控制变得非常困难，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城市民族关系进行监测预警的可行性也在逐渐提高。

(1)建立民族关系预警综合信息系统：目前很多领域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预警系统，但在民族关系领域还鲜见相应的预警信息系统。200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的《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指出，“我国将建立民族关系监测系统，制定处置涉及民族因素突发性事件的应急预案。”由于还没有民族关系综合信息系统，缺乏人民群众直接参与信息交流平台，民族关系预警的灵敏度和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生态立区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1-0083-02

广西近年提出了“生态立区、绿色崛起”的战略思路，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确保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两不误”、“双促进”。在这一战略思路中，生态立区的建设需要生态价值观的指导，才能摆脱原有现代化遗留的负效应。生态价值观的形成与发挥功能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生态立区的建设过程正常、有序;另一方面则要以广西民族文化观，尤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来确保生态立区的量与质相结合。即，要生成广西传统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生态价值观指导生态立区建设。

一、现代性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的挑战

现代性必然对传统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一接触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现实与观念的双重层面上，少数民族生态价值观遭受着各种挑战。

（一）无限生产对刚够就好的挑战

在过往时期，少数民族基于与自然和资源的互动关系中，对待物的态度方面基本上处于一种“刚够就好”的观念，他们不奢求太多，也无法奢求更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朴素的生态式的价值观中不希望有太多的物质[1]。这也是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当大家都一样时，获得更多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负担。现代性生产的目的是无限扩大，不是为了需求，越多就是好。当少数民族与现代性接触时，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现代性的质疑，被认为缺乏竞争，保守，根土文化严重，希望以现代性的“物关系”标准来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而改变他们的生态文化观。

（二）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挑战

少数民族的行为往往是一种价值理性，无条件地以自身的信仰为最高原则。不计较个人行为本身的得失与否，而是从集体主义出发来维护他们与生态的关系。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和资源交往关系中实现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人人和谐”的局面[2]。在现代性指引下，人们往往从有用性出发，有用的就是我的、好的，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并牺牲他人获得这种事物的权利，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利益是直接的、具体的、短期的，这符合现代工业以来人对自身当下肯定的价值态度，这个价值态度对少数民族那种间接的、潜在的、长远的生存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

（三）控制自然对接受自然的挑战

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自然就是主体本身，不允许对自然进行破坏，对自然的破坏就是毁灭自身。这是一种消费当下、保有当下，甚至为未来消费做准备的生产生活方式。现代性则认为自然是可控的，越能控制自然，主体就越能体现其价值，越能够满足不断扩大的需要。现代性消费着未来，将未来的资源当下消费。从结果看，现代性更能提升当下人的生产生活质量，从而对那种与自然合一的文化形成了物质上的挑战。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对生态立区的价值

在现代性的挑战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日渐衰落。是否就应该随着这种挑战，让其消亡。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风格，结构、要素、包括仪式性或象征性目标。广西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生态文化观，有着许多能够指导生态立区、作为生态立区建成的参照系、纠正现代性的后果的意义与价值。

（一）为生态立区过程建设提供指导

生态立区所强调的是通过生态保护与生态可持续性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经济社会发展原有模式。如何通过、如何促进、如何转型需要抛弃原有的GDP发展观，生成生态文化观，实现一种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广西少数民族有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经历，并积淀了朴素的生态观。如，“刀耕火种”，这种看似破坏自然的方式，实现着天然的循环生产。这些朴素的生态观能够为生态立区提供相应的指导。如在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优化生态林产业等方面，可通过提升朴素生态观中的循环生产理念来指导。

（二）为生态立区内容建成提供参照

广西生态立区要实现“经济与资源协调发展、生态产业发达、自然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这依然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内容框架。广西少数民族对人与自然和谐有着一套评判标准。这套评判标准不是以工具理性而是以价值理性为原则。随着自然的负作用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认识到无序地、混乱地以改造自然的技术所对人与社会造成的伤害，在当前也提出了生态技术，期望通过生态技术来控制自然。然而，“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态技术将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以期通过生态技术来达到与自然真正和解的目的并不能实现，至多只是暂时缓解了技术与自然的紧张的表面关系。少数民族的价值理性则能够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生成前提，从而为生态立区内容建成提供参照。

（三）纠正生态立区建设中的后果

生态立区是为了广西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繁，然而好的愿景并不一定导致好的成效。无限生产、工具理性、控制自然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必须形成一种不断自我纠正的机制。广西少数民族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资源的融合过程中则形成了一种朴素的自我纠正机制。如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信仰就是这种自我纠正机制的突出表征，崇拜青蛙的民族认知到蛙类对水稻的价值。其他方面，也体现着“与人为利、人人为利”的情况，以最好的食物接待客人是利他的表现，共同分享收获是节约的形式（如猎获一头野猪时，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消费完，见者有份的习俗则防止了食物变质，并能够形成个人及单个家庭在缺少食物时容易获得与分享他人的剩余产品），这些实为纠正生产生活中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社会维系断续的情况出现。学会运用少数民族的纠正机制是生态立区建设中意外后果回归常态的一种方法论。

三、全面吸取少数民族朴素生态文化观的路径

只有因地制宜地进行有利于本国、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探索才能够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要全面吸取少数民族朴素生态文明观的精华，用以指导广西生态立区的建设。

（一）善于学习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

广西少数民族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生不息，并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化，生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这值得我们去研究、提升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观，值得我们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来反省、反思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学习少数民族，就是要学习他们那些包含着丰富生态伦理智慧的思想，那些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维持，物种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加强与少数民族双向交往

这里所说的交往是广义上的，既包括一般的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也包括制度（commerce）变化与变革，后者是马克思对交往范畴的框定。从广西少数民族与现代性的交流来看，外出打工、规模种养等已经越来越成为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之一。当然，这对少数民族聚集地生态造成的困境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制度方面来说，广西少数民族有着自身的制度文化，如南丹县大瑶寨瑶族的“油锅制”，苗族的“议榔制度”等。然在制度交往方面，往往是地方政府制度单向的、简单的进行，缺乏制度交往的双向性和特色，少数民族的制度优势没有被利用、运用在生态立区建设中。因而，在生态立区过程中，须改变原有的交往方式，实现与少数民族的自觉交往、共同创新制度。

（三）保存与延续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是生态立区的宝贵的生态文化，也是国家和世界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保护与延续广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是实现生态立区建成的积极因素与有利前提。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方面，不以开发为借口进行破坏性的建设，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要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并加以提升，之所以要提升是因为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观是一种朴素的生态观，简单挪用很难适应生态立区建设的指导要求;要以“特色的”为重心开展生态立区建设等。只有这样才能在保存与延续广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的同时，创新与增进生态立区的生态价值观内容。

四、结语

十以来，中央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给广西生态立区建设带来了新机遇。在新的机遇中，广西要把生态立区这一重大项目完成好，除了利用好国内、国际各种实体性资源，还必须利用好广西自身的各种优势资源，特别是要以自身独有的生态文化优势为抓手，尊重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结合现实利用好它、发挥好它，只有这样才能奠定生态立区的文化基石，推进美丽广西建设。

参考文献：

[1]庾虎.广西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多重人文环境研究[J].文化与传播，2014（5）.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失衡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05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贵州省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过度的开发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破坏了许多民族文化的原生态性，大部分地区的民族文化遭遇了严重的生态失衡。本文基于对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特征的了解，指出民族文化生态失衡的情况，并对其进行研究。

1文化生态与文化生态失衡

1.1文化生态的概念

“文化生态”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派提出来的，以斯图尔斯为首的美国文化生态学派提出的“文化生态”是指人类的文化和行为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之间互相作用的关系。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以一种类似自然生态的概念，来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成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而正是这样互相作用的方式才使得人类的文化历久不衰并导向平衡。本文所指的文化生态，正是各民族基于一定环境之中所形成的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文化，这种文化是经过多年的积淀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原生态性，笔者称之为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是一种观念性的、抽象性的、潜移默化的东西，它往往容易遭到人们的忽视，而难以引起足够的认识。

1.2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遭遇到了来之外界力量的干扰之后，由于其文化本生所具有的原生态性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不仅表现在自然环境方面，也表现在文化环境方面。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实用，甚至享乐，但是由于把焦点主要放在了物质生产的世界里，从而没有注意到人的内心世界、人的意识、人的情感的发展。因此，在造成自然生态失衡的同时，也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这种失衡既表现在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方面，也表现为由于环境的破坏而引起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导致这个地方文化习俗的改变。目前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了人类显性的生态环境所遭到的破坏，但是对于隐性的人类文化生态所遭到的破坏的认识却远远不够。

2贵州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

2.1贵州民族文化的特征

（1）民族性。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少数民族人口为1290.09万，占总人口的36.77%。有49个民族，其中世居民族17个，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554%。全省有民族县46个，3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每一种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资源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文化都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些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是贵州各族人民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民族文化生态发展。

（2）生态性。贵州的每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种底蕴是在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环境之中酝酿出来的，并且生存于贵州特有的生态环境之中，具有独特的原生态性。如夜郎文化、苗寨文化、侗族大歌文化、傩戏文化等这一类文化古老而独具特色，但是又极易受到现代文化的侵蚀，在现代文化发展面前，显得异常脆弱。这些文化根植于特有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之中，具有明显的生态性。

（3）地域性。由于贵州多样性的自然生态环境、生物和人文环境，加之贵州所处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致使贵州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一方面，这种地域性是有别于其它民族省份的，他所体现的是多彩贵州独有的资源与文化禀赋之中形成的贵州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贵州每一个民族都具有其独有的地域性，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每一个民族都依托于当地独有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特征。

（4）多样性。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每一个少数民族在自身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身的文化，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节日等文化。所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聚集在一起，体现了贵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2.2贵州民族文化生态失衡的表现

2.2.1民族文化被汉化现象严重

随着现代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进一步充斥，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少数民族汉化现象严重。不少民族所具有的语言、文字、风俗、服装等基本构成要素已经被严重削弱。为了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很多民族在大力弘扬时代精神和推广时代先进文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已经融入到了现代文化中来，而忽略了自身民族文化同步发展，导致了不少民族文化被汉化，甚至部分文化已经消亡。

2.2.2民族生活方式改变

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推进，很多民族地区的人民已经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改变，无论衣、食、住、行、玩等方式都充满了现代文化的气息。在生产力进行了改造之后，原始的生产方式被取缔；随着家电等产品深入农村，少数民族的传统娱乐方式已逐渐消失；各种风俗习惯的改变，造成了少数民族人口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2.2.3民族文化遭遇过度开发，商业化现象严重

由于民族文化的特征所带来的旅游资源开发形成的巨大收益，使得政府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对于民族文化的开采却没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而忽略了这一类民族文化真正的内涵，导致民族文化过度商业化。像西江千户苗寨苗族文化就是被过度开发而导致其商业化过于浓重。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篇8

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传播策略来源

摘要:电视作为一种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作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而二者的结合,是大众文化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电视将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有效传播,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实践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电视传播原生态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着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着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传播策略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传播策略：电视包装与电视节目产业化后现代主义及其相关音乐电视栏目纪录片的特性探析

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传播策略来源

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释:

①②宋振文:《电视传播价值论》,《新闻界》,2009(2)。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篇9

采撷的可能性在于民族生态文化的“生境血缘”。对其采撷尊重了民族文化与人类生产生活间的客观联系，回应了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破解思想资源贫缺与实践乏力的需要。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蕴含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态智慧，衍生于人们在长时段生产生活中习得的经验，积淀于生命环境在时空中的变化，诠释了“人”对于生态系统之中“他者”的尊重与理解。1．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共生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共生观念。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多为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的攫取型经济。各族人民在“采集渔猎经济、畜牧与农耕”等经济活动中，他们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他对生命的情境。他对自己的观点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际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们并未将自己放置于一个独特和优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态都具有亲缘关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区域的壮族为例。壮族先民通过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信仰的精神路径，嫁接了同处生态系统中万物与人的亲缘关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约束人类干预自然的尺度，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中“稻谷、鱼、猪、牛、马”等都各有“灵魂”。在共生状态中，诸物皆灵魂与肉体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一旦因人不当干预，将生境诸物的魂吓跑(驱赶)出肉体，将导致人面临生存危机。《布洛陀经诗•造火》中就有因人不当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记载。共生平衡失调，“河鱼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银钱妖怪，首饰妖怪”④等人类生存条件恶化的灾难必会出现，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点下，当事人通过仪式展开忏悔，并收敛起干预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环境中的诸神、祖先、诸物恢复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乐业。同样，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广泛存在蕴含共生观的现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万物崇拜、布依族的图腾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数民族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在诸多禀赋共生智慧的文化内涵中，我们虽无法运用现代逻辑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无论禁忌是否符合现代人观念的“情”与“理”，它作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调控手段确实存在。“他们对待自然万物的方式与对待，都体现了一种共生道德情感，进而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感活动”⑥，并以此维系着人类与自然间的共生秩序，为人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适度开发的发展观适度开发观阐述了人对大自然的“干预尺度”，它解决了人如何调和自身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智慧。为适应区域地理条件与生产力状况，“靠山吃山，靠林养林”成为生存于该时空中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思维，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技术。如:为不伤害土壤中植物根系，尽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术;为顺应不同植被的生态状况，对土地进行功能区划，实施差异化的耕作技术;为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实行多时段土地轮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资源为例，“我国长江流域(26.69%)、黑龙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资源占据了全国森林蓄积面积的51.51%”②，两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资源的大储量，除自然涵养外还同居住于该地的少数民族所秉承的适度开发理念分不开。例如:侗族有“爱护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传统，至今还有很多侗寨仍旧保留着“儿孙林”③的习俗;云南富民彝族，认为竹林的生长兴衰象征民族的兴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树、紫柚木等植物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对所需保护的树种、草原有明确的要求，不许砍伐的种类甚至连树枝也不许采摘。可见，正因民族生态文化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们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保持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和谐。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蕴藏了丰富的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制度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实践，并通过意识干预与组织制度起到约束文化主体的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这套制度文化的约束来保护生态环境。1.以习惯法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于日常生活与劳作过程中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人民用以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制度性内容。“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明文法之外，依据民间社会权威与社会组织，赋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的总和”④。我国清代“嘉庆”至“咸同”年间的贵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现了《护林碑》。贵州兴义顶效的《护林碑》载道:“窃思天地之钟，诞生贤哲;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赖此外城之气所淤结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以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举目四顾，不甚叹息。于是齐集与岑性面议，办钱十千，木品与众永人为后代，于后代培植树木，禁止开挖”⑤。依碑文可见，村民已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明文禁止开挖砍伐树木，并将种植树木作为一项社区规范确定下来。同样，纳西族在其原始经典教义《东巴经》中也同样蕴含了水资源保护的制度性内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杀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资源确权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屋架都有梁柱，楼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场。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线，白岩做界桩。山间的界石，插正不许搬移;林间的界槽，挖好不许乱刨。不许任何人，搬界石往东，移界线偏西。让得三分酒，让不得一寸土。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过界挖土，越界砍树。不许种上截，占下截，买坡脚土，谋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别人是别人的，不能夺取。屋场、园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业，各用各的。”⑥自然资源产权的明确，解决了私有资源与共有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责任不清的问题，进而为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2.有效的组织制度保障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保障了各项生态保护规则落于实处。首先，在组织领导上，由经社区民主推选出来的首领(组织)实施执事活动。如苗族“议榔”是苗族社会的基础组织形式。“议榔”最高权力机构是合款大会，大会由榔头、款首主持，制定“款约”，并选举产生各种执事首领。“款约”涉及到社会生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地区安全等诸多方面。至今“议榔”在苗寨中仍发挥着自律作用;其次，严肃惩罚措施。族人一旦被认定违反习惯法，将按照习惯法所规定的内容实施处罚。“黔南瑶族，以习惯法为准则，审判时由寨老召集族众，对违法者施以批评教育、请酒赔礼或惩罚示众;贵州水族则由‘三老四公’负责履行乡规村约的处罚权，对违反习惯法者给予惩罚”①;第三，以生态道德性施行制度内容教育。惩处是对身心的处罚，教育在于提升内心的意识。两者的有效结合为乡规民约秩序的运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壮族习惯法中的惩戒条约直接规定了，一旦触犯习惯法，当事人没有选择余地，仅有接受和服从。违法者不仅要受到条约规定的惩处，个人还将在未来生活中背上‘骂名’。在广西龙脊十三寨，对于违法者的‘游村’和鞭挞刑，不仅使违法者在身体上要接受处罚，还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讽、谩骂。”②同时，“在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到场的情况下，对违反者实施惩处，以实例对村民进行现场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态管理意识与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才得以在“有形审判”与“无形教育”中获得塑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因此获得了保护。

二、采撷的意义

采撷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汲取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区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基础单元框架。民族生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思考制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政策提供基础性的依据，也凭借其生态智慧的共通性可为国内其他地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滋养。“我国地理空间是一个自西向东逐级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东连横断山脉，地势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又有塔里木与四川等盆地。向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级阶梯落差，南北又达30个纬度，温度与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环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单元，孕育出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作为一项关系人类福祉的发展旨愿，如其开展能够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差异与历史生态文化，可克服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增强其信度与效度，真正满足符合区域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需要，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二)有益于贡献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现实环境问题并未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而消失，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发生如此状况的归因在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追求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同一生态系统之中，生态保护在执行依据上出现了‘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剥离”⑤。文本法与实践法之间存在的沟壑，无疑会导致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无力，致使生态环境状况恶化。事实上，文本法与实践法之间存在沟壑产生的原因，有着深刻的“现代化”背景。“现代法律体系，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于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文本法与实践法分离的重要原因”⑥。其一，因自然历史而形成的中国传统社区，社区内的规则往往是根据具体情景做出行动判断，其情境规则不以效率为协调指南，而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和谐为目标。如此的“情景化法规意识”(行为规范意识)，距离依据西方文明法律制度设计而成的政策系统还有相当的距离;其二，当下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由外力主导，生态环境保护同样也是借以“现代化”的力量，将民族文化排除出去，继而选择了一条不顾区域历史传统文化，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预防与消解上述症结，需调整社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从认识与理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入手，促成社会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实现衔接，并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法律制度建设困境提供解题路径。也因此，富含生态制度智慧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关照了特定时空下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对其采撷于文本法与实践法沟壑的弥合是大有裨益的。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篇10

【关键词】白马藏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建设

白马藏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民俗风情的少数民族。由于地处于甘肃与四川交界的“灰色地带”，其文化保护一直游离于经济发展的边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旅游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可以说毫无节制，游人的大量介入也使得该地区社会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冲击。因此，建设白马藏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是有助于保护及发扬白马藏族民俗文化的迫在眉睫的事情。

1加强民族文化保护教育，形成文化保护自觉意识

位于四川省北部与甘肃交界处的平武县白马乡是白马藏族最大的聚居地。由于其地理位置邻近旅游胜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催生出当地文化生态旅游。而旅游这种行为自然会使两地文化产生交流，本地传统文化会受到冲击，特别是这种小族群更容易受到影响。当地居民的语言、服饰、饮食越来越趋近大众化，旅游产品也逐渐失去本民族特色，旅游区盲目的建设、效仿，商品同质化严重。如果不重新认识、挖掘、整合传统白马藏族文化，树立其独特的风格，现有的白马藏族文化将会变成现代大众文化的附庸。

在大众文化强大的影响下，要想加强民族文化保护，必须增强民族文化自觉、自信与自豪感。首先应该选择一个民族文化保护核心区，该区内白马藏族文化生态目前保护状态应该是最完好、民族特征最典型、民俗风情最浓郁，这样可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其次，明确民族文化保护区内保护主体和客体及其各自的职责，其中政府、企业、民族三个主体应明确各自在文化保护中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最终可享受的效益。另外，增强民族文化认知和认同感，让本族人更要让外界感受到这个目前游离在56个民族以外、身世之谜有待探索、非常典型有特色、人数稀少并且富有神秘色彩的民族应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颗璀璨的新星。

2结合生态旅游，建立白马文化生态旅游品牌

2002年的“王朗白马风情旅游节”使得白马旅游具有了全国性的知名度，白马旅游迅速进入繁荣期。但正是由于这个非常迅速繁荣的过程，白马的旅游从小规模的生态旅游转变成大众观光旅游，大量的大众观光游客进入白马地区，使得旅游接待能力削弱，接待质量变得粗糙，游客体验下降。但是给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在增加。

考虑到上述状况，笔者认为要想形成真正的生态旅游，树立白马文化旅游品牌，首先应该控制游客规模，减少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因为大量游客到来增加了当地住户的木材等用量，废水、汽车尾气以及固体垃圾的排放量都大大增加，部分客人对当地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的意愿，并且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种种不良影响使得当地居民的态度由最初的热情纯朴转变为抱怨与图利，而当地居民态度的转变直接影响到游客的体验，当游客对当地接待不满时又会产生抱怨情绪，还可能向外界散播不利评价。

其次要引导当地人进行环境保护，促进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确保经济来源稳定。并且要让当地各阶层人士明白，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不应当完全以经济指标来衡量，政府也不能以吸引大量游客旅游来脱贫致富。这种快速拉动经济增长的大众旅游开发模式背后其实是以牺牲民族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为代价的。

另外，当地旅游开发初期带动了一小部分人致富，而大部分的人其实并没有因为游客量的增多而富裕起来，反而要共同承担旅游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贫富悬殊的增大、经济收益与责任承担的不平衡破坏了白马寨子中居民当初那种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很好的机制进行调节，贫富悬殊在这个有着原始公有制传统的民族社区中，将会成为阻碍社会民族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给贫困户以旅游获益的机会，尽量平衡当地居民收入。

3掌握白马藏族文化生态旅游核心竞争力及发展途径

一些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调查和考证，认为生活在甘肃、四川一带的白马藏族就是昔日氐族的后裔。有关学者对甘肃、四川的白马藏族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提出将“白马藏人”称之为“白马人”，以便把他们同藏族区别开来。白马藏族除了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以外，其风俗习惯、也不同与藏族。但是仍有大部分的人认为白马藏族就是藏族的一个支系。因此，白马藏族的身世之谜及其非羌非藏的游离在中国56个民族以外的独特民族文化则可以打造成白马藏族文化生态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应以低密度、高质量、深层次的旅游体验为白马藏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建设的最佳途径，让旅游产品之魂——文化、旅游产品之形——功能、旅游产品内涵——服务全都渗透到游客亲身体验的各个角落。

4利用白马藏族文化生态旅游品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旅游景区规划有“核心区，缓冲区，密集游憩区”的三层功能分区理论，在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上，又有“前台—帷幕—后台”的理论。白马文化保护者可在上述三层功能区域里分别建立宣传平台，做好将旅游品牌向社会各个阶层推广的工作，在各个功能区配置不同旅游产品以区别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内涵，激发游客求新求奇求异的心理需求，让游客有兴趣逐层进行探索。另外，在当地打造一流导游团队，或者由政府与旅游院校合作培养可满足当地高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旅游专业人才，以保障旅游优质化服务。通过高质量的旅游体验打造白马文化生态旅游品牌，树立良好口碑，让游客乘兴而来，满载而归，以此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由旅游产业带动其他产业，推动当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常清民.白马藏族：神秘的氐族后裔.中国民族报第8版.文化周刊/风情旅游.

[2]连玉銮.白马社区旅游开发个案研究——兼论自然与文化生态脆弱区的旅游发展.旅游学刊.2005[20]：13-17.

[3]王挺之，李林.旅游开发对小族群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四川平武白马藏族的个案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213]：152-157.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篇11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界对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内涵的认识基本已达成共识，即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作为特定形态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一种与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伦理相对应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一种以伦理的方式对待自然界及自然物的态度、意识、观念和行为模式。由于侧重点不同，学界对这一伦理内涵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从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看，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各少数民族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而形成起来的对待自然的特定伦理观念及生活方式。各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于边疆高山、高原、河谷、盆地和密林地区。为了生存，人们在适应和改造这些复杂的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了农耕经济为主,农、林、手工业、畜牧业共生互补的经济形态，也形成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作为各少数民族在这一过程中积累和形成起来的生态智慧和生态知识，蕴含和表现在他们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等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就是各少数民族与自然环境长期互动的产物，是他们建立起来适应自然环境的“风俗习惯以及伦理道德态度和文化”。如哈萨克族保护草原的各种禁忌和处罚规则,维吾尔族禁止伐木、禁食猪、驴、马、骡、狗、猫及所有食肉类的猛禽和异兽的禁忌等。从研究对象上看，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伦理不同，而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伦理。它把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道德扩展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把自然看作是与人具有同等地位的主体，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里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物都是自然整体中的普通一员，具有同等的生存权利，因此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就此而言，人们应该重视生态平衡，尊重生物的生存权利，应当把人类的伦理道德推广到自然界中去。蒙古族萨满教就主张，生命并未有类的区别，更不存在高低上下之别，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而值得尊敬的。这突破了抽象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或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传统伦理学,深入到了生产生活中从实际生存环境出发,承认了价值主客体的双重效应：既承认了自然界对人的效用价值,又承了认人对自然界的效用价值。尽管如此，这里的伦理主体仍是人，其评价的终极尺度仍是各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满足，它遵循的仍是各民族的生存原则和发展原则。从价值观上看，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于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站在民族生存利益的高度引导和规范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行为，所以它不仅要求人们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还要在认识和把握自然的生态属性和规律过程中实现人类自身的善，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各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是“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由此形成的生态文化是“以调适生态与文化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的文化”。如蒙古族生态伦理的核心就是“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和谐共存”。这种和谐是“天人和谐———无灾无害，风雨调顺；人事和谐———没有死亡，永葆青春；天人和谐———只要人世间没有蟒古斯之流的危害，那么天灾也不会发生，草原、河流依然碧绿清澈，人们依然幸福安康”。在这类生态伦理引导下，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思想追求和行为准则是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周边生态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从文化构成上看，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不同文化领域生态伦理总和。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内含于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方式中，内化在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心态中，形成于他们的认识、观念、意识和信念中，并最终诉诸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据此，我们可知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包括三方面内容：精神生态伦理、物质生态伦理和制度生态伦理。精神生态伦理包括、文学艺术、节日文化等；物质生态伦理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制度生态伦理包括禁忌、乡规民约、礼俗、政治制度等。如纳西族禁止在河里洗屎布，禁止向河里扔废物或倒垃圾，禁止向河里吐口水,禁止堵塞水源，不得在水源地杀牲宰畜,不得在水源旁大小便,不得毁林开荒,立夏过后实行“封山”,禁止砍树和打猎；再如哈萨克族禁止铲除丛生青草，住房附近、水源旁、礼拜寺、墓地周围不能大小便等。

二、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特征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不仅具有丰富内涵，也具有不同于一般伦理的特征。从现有研究看，学界对少数民族伦理特征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1、地域差异性生态观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各少数民族在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观念，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苏日娜就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与当地特定时期的生态条件密切相关。不同的生态条件是不同民族的生态伦理意识形成和流行的基础之一；民族生态伦理意识又反映或体现了生态状况，透过千差万别的习俗，我们可以洞窥到中华民族生态伦理意识的差异。安颖也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是由产生它的自然地理环境承载的,不同的地域滋养和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如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充分利用河流纵横、沟渠密布,各地普遍设有水利灌溉系统，广泛种植水稻，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稻作生态文化；哈尼族也根据云南亚热带山区气候垂直分布和植被立体分布特点,创造了堪称人工生态系统大创举的梯田农业，建构了一整套系统的生态文化思想。

2、尊重生态规律的可持续发展观

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可选择及其对人活动的限制，各少数民族在与当地自然环境长期交互影响中自发遵循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规律安排本民族的生产生活，在促进适度多样化利用资源实现低水平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在减少污染、绿色消费、较少破坏自然及野生动植物等方面维系生态平衡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贺瑞金等人就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遵循生态规律，要求人们把握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违背生态规律，以牺牲民族的生态环境及资源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将导致整个民族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土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在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下能够长期生存、繁衍和发展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清真’的饮食习惯、可持续的农耕方式、农牧工(手工业)商相互依存的复合经济形态、民居中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和厚养薄葬的方式维持了当地生态平衡，促进了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而间接地符合生态规律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哈尼族、傣族、侗族在适应与利用当地山高林阔、高温多雨的自然条件中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形成了‘林-水-田’的生态模式。它与其所处生态环境及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互动，体现着人与自然环境的融洽与和谐,更符合人类共同利益。

3、天人一体、和谐共存的生态观

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在与当地自然环境的不断调适中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同源共祖、共生共荣的天人一体、和谐共存的生态观。如回族伊斯兰教中的人与自然都是真主创造的生命体的和谐共存的生态观，纳西族的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兄弟的生态文化观，藏族的人与自然混融一体的认识，普米族的人与自然是朋友的观念，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中的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和自然崇拜所包含的文化与自然一体融合的思想等，它们的具体内容虽有差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人与自然万物是一体的，它们有一个共同本源,都是大家庭的兄弟姐妹，是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共荣共生的。因此，人们应该尊重生命，善待自然万物,应该与各种生命和睦相处,共同生存发展。由此，善待自然就成为各少数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和谐模式。这一模式既反映了人与自然原始的直接同一性，同时又蕴含了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内在要求。

4、敬畏自然的适度消费生态观

随着对自然不断索取而感受到自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和报复，各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了敬畏自然的适度消费生态观。“敬”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促使人们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畏”显示的是一种警示的界限和自省的智慧,告诫人类应“厚德载物”,有所不为。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当人类对资源利用超过一定的限度时,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因而他们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根据自然资源的数量与季节,有选择性地控制对动物资源的使用,适度的动植物消费,适时利用自然资源,适度人口繁殖,使自然能保持自我循环,即适度消费的生态观。这尤其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适度截取方面：“他们从不把植物的果实摘光,也不把地下的薯类掘尽,不是无节制地猎杀动物,是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这种从民族生存与发展中认识自然并调整自身行为而形成的生态观,有效防止了人们过度猎杀或采集动植物,从而避免了动植物资源的迅速灭绝,保护了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界平衡。

5、万物有灵的普遍约束生态观

由于对自然依赖和时常受到自然威胁，各少数民族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希望得到自然的庇护并通过某种方式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某种力量，就产生了对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种种虚幻认识和崇敬心理，形成了“万物有灵”观念，并以巫术、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形式表现出来。萨满教就认为万物有灵,山川树木、风雨雷电、日月星辰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狩猎的运气等等都由神灵主宰，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湖,一鸟一物，处处也都有灵,因此时时处处都需小心谨慎,不触犯自然,也就不会触犯神灵。结果，蕴含这一观念中的生态伦理虽不像专门法那样具有明确的系统和规范，但对人们的行为却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人们敬畏自然就是对神的尊敬，破坏自然就是对神的冒犯，要受到神的惩罚”，由此就很好地保护了当地自然环境，维持了生态平衡，美化了环境。

三、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逐渐显示出它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价值和优势，在养护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作用，学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

1、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和我国生态多样化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作为各少数民族适应特定自然环境的生态文化，养护着当地生态环境，并促成了我国生态多样化。贺瑞金等人认为，少数民族生态伦理遵循生态规律，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把握少数民族经济社会问题，“根据民族地区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少数民族和自然的关系”，就使民族发展与当地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伦理道德与生态有机地统一起来，促进了少数民族与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宁夏南部山区的回族就积极探索创造了一些适合高原地区的耕作技术,实行倒茬、歇地、换种、套种等农业生产方式,以农作物物种多样性协调机制和歇换张弛来改善土壤和保持土质,促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就体现了回族人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注意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意识。正因为如此，“综观生态环境较好,生物多样性的地区,都是民族生态意识牢牢根植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地区”。“民族生态意识浓厚的地区和时期,生态就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反之,民族生态意识失效的时候,就会造成生态的灾难”。

2、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

少数民族伦理思想是我们克服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资源。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表面上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后果，但实质是狭隘人类中心主义所致。狭隘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利益看成是惟一的、绝对的,把自然看成人类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可以任意使用,这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人们在传统物本论发展观影响下，对自然肆无忌惮地索取和掠夺,造成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为了克服人的自我神话化和对自然的轻视，走向科学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然要以人与自然平等的道德原则建构和谐生态伦理观。而少数民族生态伦理就为我们克服人类沙文主义，重新认识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建立和谐生态伦理观提供了思想借鉴：人与自然物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都是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只有和谐相处、协同发展，才能建设美好家园。不仅如此，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作为各少数民族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独特方式和文化机制，还是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基础。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生态文明只有在扬弃他们的生态伦理传统并在价值理念层面与之相融合，才能获得本民族理解和认同，贯彻和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因此，要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必然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他们的生态伦理传统，使其引导他们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3、有利于维护民族地区团结稳定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作为建立在各少数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心理认同基础上的道德体验，不仅是维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文化机制，而且是形成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因素。它对团结部族成员、增强安全感,维护民族心理整合凝聚起着重要作用。白葆丽认为，“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规定着人生态度，规范着人们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从而形成共同认知和心理，上升为一种民族意识，通过教育和引导使各少数族人民自觉维护本民族的整体利益并由此维系民族内部团结，从而保护了该民族繁衍生息和社会不断进步。在这种生态伦理引导下的自然经济则造就了各少数民族社会在群体利益至上的前提下,维护个人利益与人际关系,促成对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体贴和宽容，这有效地保障民族成员的权、利的统一以及社会互动的和谐。

四、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虽在促进当地社会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陷入生态危机，他们的生态伦理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而被挤压得支离破碎甚至遗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对人与自然认识上，随着唯物主义世界观

和科学知识广泛普及，各少数民族建立在经验直观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直接统一的天人一体观念和万物有灵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人与自然生命同根、价值同等的意识也逐渐被“人与自然相对立和人类有能力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等”的意识所取代。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开始命令自然、征服自然,打着相信科学、反对宗教迷信以及向自然界进军的口号不适当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这不仅使少数民族地区生态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破坏,也使民族生态伦理传统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敬畏自然和保护生态的传统逐渐被人们漠视、丢弃、遗忘。

2、在生产方式上，随着科技的推广、经济结构

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各少数民族逐渐放弃了适度多样化利用资源以维持低水平持续发展的模式，代之以机器化大生产为依托，通过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资源来追求高水平富裕生活的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民族生态伦理日益显现出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不相适应甚至冲突而逐渐被忽视和淡忘。这表现在它虽蕴含着科学、辩证的合理成分，但都是自发、朴素、直观的感性观念，它维持的是一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同命运等亲缘关系”和“人地关系所限定的亲生态”的动态脆弱平衡，当生产发展突破这一条件走向工业化而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并伴随着城市化而不断扩散时，这种生态平衡模式就被打破，人们也“被纳入到人与生态、族群与他者的对话体制中”，其传统生态伦理随之受到抑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流失。

3、在生活方式上，随着各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

进程中人口流动的增加和外来文化的冲击，适应特定生态环境的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社区管理、民间组织、饮食文化、建筑文化缺乏理解和认同而逐渐不被社会接受，同时本民族对它们又缺乏文化自觉并加以创新而导致对其缺乏自信心。结果，它们日趋式微，逐渐被各种流行方式、西装革履和现代推进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标准化、批量化建筑所取代，其生态伦理传统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日益被人们忘却。为了有效利用少数民族生态伦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需要传承和创新这些生态伦理，使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组织形式和全球市场体系紧密结合，从而转变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生态伦理。

①.在看待人与自然上，“应该在尊重自然、礼敬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性和生态伦理的基点上”，实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无神论思想与各民族人与自然浑融一体的宇宙观和万物有灵信仰之间相互尊重。为此，我们要承认自然力量的神圣性和庄严性,必须接受人类行为受到自然约束的事实，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掠夺和被掠夺关系,而是相互给予、平等索取关系。我们在普及科学知识时，也应持有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价值理念；在主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积极给予自然等量的甚至是超量的回报。

②.在生产方式上，在现代科技支撑下，要让各民族多样化利用资源的生产方式能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获得较高经济利益，以满足各民族群众既保护自然与文化，又尽快脱贫致富的要求。这就要求少数民族地区应在继续维护传统生态文化多元性和科学合理性的同时，根据现行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特征，更多地把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合理成分融入传统生产生态系统，将其传统的“弱势生态文化”改造成为“强势生态文化”，从而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包括精神、物质、制度层面的整体文化体系。具体而言,就是要使各民族认识到只追求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坚持天人合一的产业结构,努力搞朝阳产业,进行绿色革命；要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必然存在隐患。

③.在生活方式上，各少数民族要“通过依靠自己的文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唤醒其文化自觉意识”。同时，要通过编写相关传统生态伦理乡土教材、举办传统节庆活动对各民族成员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要他们知道,良好的生态不仅关系当地经济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还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由此使这些生态文化逐渐深入人心。

④.在民族社区治理上，“坚决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实现文化、习俗、宗教和法律等多重保护自然资源意识,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实行村民自治”。同时，从民族传统社区环境治理功能的现代化兼容、扩展与重塑角度出发，建立兼容“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内驱力与现代化进程外驱力”的长效组织机制，以民族社区创新运作为核心进行“生态文化变迁及生态治理载体”的重塑，寻找符合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且共享现代化成果的生态建设模式。

五、结语

对各民族文化的态度范文篇12

关键词：生态位；畲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和传承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1-0103-02

1畲族旅游生态位与族群记忆的界定

1.1生态位与叠族旅游生态位

生态位的英文为niche，原来的词义为壁龛，生态位的概念主要反映的是物种在特定尺度下、特定生态环境中的职能和地位，它是物种属畲族旅游生态位性特征的集中表现，定量地反映着物种与生境的相互作用关系。

按照扩展生态位理论的观点，地球上所有的复合社会生态系统中。凡是具有一定生态学结构和功能的单元都可被看做是“生态元”，而所有的生态元均具有相应的生态位。将这一观点应用于浙江畲族旅游领域，则浙江区域范围内的畲族旅游产业系统也可看做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畲族旅游作为区域旅游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与生态元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相类似其在区域，旅游系统中也具有一定的结构与功能。因此可将浙江畲族旅游比作生态元，则畲族旅游在整个浙江区域旅游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即为其相应的生态位。

1.2族群记忆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的理论起源自法国的社会年鉴学派，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ehs)被公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起点。学者们普遍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1.3生态位视野下的畲族族群记忆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也就是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术，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它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畲族旅游生态位是畲族旅游的本体条件与区域统环境相互作用后的结果，其内涵构成主要包括了资源价值层位、客源市场定位和总体开发条件三大块。首先，资源价值层位反映的是由资源本体条件和域组合状况所决定的畲族旅游在区域旅游系统中地位和作用，我们视其为畲族旅游的“营养生态”。例如，畲族精神文化非常有特色，其民族旅游精神理念、价值观念、心理素质和等构成了畲族族群记忆的“营养生态”。其次，客源市场定位作为畲族旅游的“空间生态位”，主要反映的是基于畲族旅游的价值层位所决定的其在区域市场上所占据的位置和市场层次。例如，景宁是浙江、安徽两省畲族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又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形成了畲族族群记忆的“空间生态”。最后，总体开发条件主要反映了在畲族旅游价值和市场定位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其所处的区域环境条件所确定的畲族旅游在区域旅游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2浙江畲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与生态位失衡

2.1生态位与族群记忆的同化

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衙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

2.2生态位置叠与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只要两个物种(或生态元)共同占用同一资源位即为生态位重叠。在畲族旅游发展初期，环境资源条件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浙江各区域旅游重复竞争与生态位重叠的几率较小，即使出现也不会引起竞争。而随着同类型旅游产品的不断出现，同类型畲族旅游在生态位上的重叠是产生竞争的根本原因，而其竞争的强度则与生态位的重叠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重叠部分越多则竞争越激烈。将族群记忆商品化就成为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

2.3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表现在：

(1)对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不是采取客观的态度进行科学的评价，而是夸大其词，大肆渲染；

(2)为迎合一些旅游者的低级趣味，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格调低，猎奇成分过多；

(3)没有深入研究族群记忆的丰富内涵，不能表现族群记忆浓厚的民族性和纯朴性，表现形式简单化，生搬硬套；

(4)不尊重民族的信仰、意愿，随意解说、展示民族习俗，伤害民族自尊和宗教感情。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巨大魅力。

3基于生态位的浙江畲族旅游的族群记忆保护和传承策略

3.1错位开发策略

基于竞争排斥原理，当两个畲族旅游单体的资源价值、市场定位和总体开发条件出现重复的地方，就会形成畲族旅游生态位的重叠，进而引起竞争，重叠度越高则竞争越激烈。此时，采用错位开发策略，对畲族旅游生态位的重叠部分进行分离，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间的竞争关系，也避免了因生态位重叠可能导致的价格、营销等方面的恶性竞争。因此，立足于自身的资源优势，努力发掘市场潜力，通过准确的定位和错位发展策略可以为各方的发展赢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从时间角度的错位就是要尽量增加其在时间维度的生态位差别，采取的方式包括增加季节性的旅游产品以及对非传统旅游时段的开发，例如晚间时段及冬季等旅游淡季。

从地理空间角度进行错位开发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功能分区。根据区域内各类型畲族旅游的空间分布特点，确定区域旅游系统的合理空间梯度及重要功能节点，通过分析各节点周围区域的互动效应，最终形成的层次有序的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产品维度的畲族旅游生态位错位开发主要是从产品的特色角度进行的生态位分离，以畲族旅游的鲜明个性和明显差异性为开发的前提，重点进行特

殊旅游产品的开发，同时在产品的规模档次方面，也应根据其不同的优势和个性，进行针对性的项目设置。

市场错位策略则是从市场空间的维度，对畲族旅游生态位进行重新的定位。只有明确自身的竞争优势所在，才能寻找到最终合适的市场空位；只有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旅游细分市场进行资源的开发，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同质问的激烈竞争。

3.2拓展策略

作为一个有着主观能动性和自主选择性的生命体，生物本身具有不断扩充生态位潜力的属性。为了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对环境产生更大的影响，物种大多选择采用生态位的拓展策略对原有的生态位构成进行调整。同样，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并提高整体竞争实力，区域旅游系统也会在已有的构成基础上，对畲族旅游维度的潜在生态位进行开发，通过引进新的市场空间对畲族旅游生态位宽度进行拓展，以寻找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实现对畲族旅游的可持续开发。在具体实践中，对畲族旅游生态位的拓展主要包括了泛化和特化两种手段。泛化，即意味着新生态位的引进。从资源开发的角度看，对于那些优势不够明显、特色不够突出的畲族旅游来说，通过设置新的产品项目、建设新的接待服务设施、采用新的服务方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集合现有资源，提升整体竞争力。而对于那些高品质的畲族旅游项目，泛化手段则更多被应用在市场的开拓方面，通过多元化的产品体系设置来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虽然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生态位重叠，但也能极大地降低经营风险，保证其在各种市场环境条件下的稳定发展。

特化，即代表对潜在生态位的开发。这里的潜在生态位指的是在当前条件下没有被完全占据的那部分畲族旅游生态位。从资源维度进行的潜在生态位开发，主要遵循“错位开发”的原则，根据资源本身的属性特点来选择具体的开发角度及方式，其通常表现为新景点新项目的开发。而在市场维度的潜在生态位开发，则更多表现为针对某一细分市场的全面深入分析和与其需求相配套的产品体系开发。作为目前生态位拓展最常用的优化策略，特化手段能尽可能地减少生态位重叠，进而减轻竞争的激烈程度，有利于区域畲族旅游在稳定环境中的长期共存。

3.3协同发展策略

受畲族旅游生态位系统性构成特征的影响，在开展基于生态位理论的畲族旅游整合开发时，应遵循整体性和协调性的基本原则，采用协同发展的竞争策略。

首先，应开展区域联动，做好线路及产品的系统规划。一方面，按照经济性、市场性、时空性和可行性的设计原则，通过旅游线路的组织来实现与周边景区的区域联动；另一方面，则可尝试不同的产品组合搭配方式，通过构建互补的产品体系，对各资源单体的优势特色进行整合，以实现区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开发。

其次，应着力塑造区域整体形象，联合开拓市场。一方面要保持区域内各旅游产品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还要将相关联的单体串联起来，形成组合优势，强化区域的整体旅游形象。在此基础上，通过集合区域范围内的各方优势，来实现整体层面的市场范围拓展。

3.4生态位分离策略

生态位的分离具体包括空间生态位的分离、时间生态位的分离和功能生态位的分离三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