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农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有机农业；粮食安全；生态环境

粮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维持人们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更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一直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然而，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诸如耕地的数量以及质量的下降、农药化肥的使用，不仅会影响粮食的数量，也会通过生态环境等因素影响到粮食的质量，加大粮食安全的潜在风险。在粮食安全的应对措施中，有机粮食生产因其独特的理念、管理体系和生产方式而成为非常有效的选择。有机粮食生产是一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它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标识与销售以及管理体系都有严格的监督措施。有机粮食生产不使用农药、化肥和化学添加剂等，对环境没有不利影响，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生产出高质量的粮食，因此有机农业是解决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1粮食安全与影响因素分析

粮食安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完善，其内涵被完整地表述为：“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健康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1］”。这个表述对粮食安全做出了新的理解，即不仅在数量上要求获得足够的粮食，而且在质量上强调既安全又富有营养，把粮食安全从数量安全提升到质量安全。现代粮食安全包括四层含义：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图1）。粮食的数量安全，是粮食安全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为日益增长的人口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涉及到居民粮食安全（买得起和买得到）与国家粮食安全（总量供给与分配）。目前中国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耕地的数量质量、种子的品质、化肥农药等外部投入物质、农业基础设施、气候条件、国家对粮食种植的补贴政策等，这些因素都会对粮食的产量构成重要影响。耕地是生产粮食的必须生产要素，耕地的数量多少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为此中国制定了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以确保粮食生产的最低耕地要求。研究表明，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可使粮食增产0．88％［2］；此外优质耕地的粮食产量明显高于贫瘠耕地的粮食产量；优质良种必然能够提高粮食产量，通常良种具备抗病、抗虫、高产等特征，因此能增加粮食产量。研究人员通过对杂交水稻和常规稻在区域试验中的平均产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杂交籼稻平均产量为7．720t／hm2，比常规籼稻高11．72％［3］；就化肥而言，增施化肥是增加作物产量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学者经过相关分析发现，粮食的单产和总产与化肥用量的R2值分别达到0．9818和0．9591，均呈极显著相关性［4］；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灌溉设施等也会增加粮食的产量；气候条件比如干旱、洪灾以及暴风雨等一些自然灾害都会对粮食的产量带来毁灭性的伤害；此外国家对粮食种植的补贴政策会调动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进而提高粮食产量。粮食的质量安全，是指生产的粮食要具有较高的营养质量和安全质量，必须是纯天然、无污染、高质量、安全营养的健康食品，涉及到粮食的品质。影响粮食质量安全的因素包括转基因种子、农药与化肥的超标使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地下水污染及土壤、大气、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粮食的质量下降。中国对转基因产品持谨慎态度，长期食用转基因粮食可能导致人体基因突变、诱发癌症；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物质的大量使用会导致湖泊水库的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的污染、土壤的硝酸盐以及重金属含量加重、大气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最终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一个污染的环境中生产出的粮食的质量肯定会含有各种农药残留，尤其是那些高毒高残留农药的施用致使粮食、蔬菜、水果和其他农副产品中的有毒成分增多，不仅影响食品安全，并危害着人体健康。粮食的经济安全，是指农民要通过从事粮食生产有较好的经济保障，即要使得粮食生产者有利可图，确保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的积极性和持续性。影响粮食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农业政策扶持，即国家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要关注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对粮食生产者进行补贴以及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等，这些政策有利于改善农民收入，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农民获得粮食生产的平均利润，最终真正确保粮食安全。粮食的生态安全，是指粮食本身没有污染和生产过程不造成污染，即在粮食的生产过程中不对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能够保证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粮食生态安全的因素有农药化肥等一些化学制品作为投入物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只有粮食本身没有被污染、生产过程也没有被污染、生态环境没有被破坏才能促进粮食的可持续生产。各因素对粮食生态安全的影响见图2．总之，全面意义上的粮食安全既有基于单产和一定种植规模的数量要求，也有基于安全的投入物质和健康土壤的质量要求，还有基于良好自然环境的生态要求以及基于对生产者充分激励的经济要求，只有充分理解粮食安全的真正内涵，才能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确保中国粮食安全战略。

2有机农业的基本理念与行为剖析

有机农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通过化肥农药的禁用、作物间作轮作、物理和生物方法治理病虫害，施用有机肥料、禁用转基因品种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完善质量保障体系以使产品可追溯，经由第三方认证等制度体系，不仅向人们提供了健康的食品，还传播了健康、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方式。有机农业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标识与销售以及管理体系都有严格要求，在整个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过程中均实行清洁生产，走循环经济之路，强调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其过程遵循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准则，其中对于产地环境的要求、转换期、种子和种苗选择以及病虫草害的防治等都有明确的界定和方法，以此来约束和规范有机生产者、加工者以及从事有机经营或销售人员的行为，其建立的管理体系为检查、认证、监督提供了基本依据；最后，有机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强调产品从土地到餐桌的可追溯性，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确保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利益。

2．1有机理念的涵义分析

有机农业四大原则表述了它能为人类以及生态环境做出的贡献，充分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目标，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健康原则要求有机农业应当将土壤、动植物、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健康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加以维持，强调个体和群体的健康与生态系统的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健康的土壤可以生产出健康的粮食，而健康的粮食又是动物健康和人类健康的保障。生态原则要求有机农业应以生态系统和生态循环为基础，有机农业禁止使用化学合成肥料和农药，而以使用有机肥料取而代之和利用生物多样性如轮作、间作、建立缓冲带和减少耕作等措施，从而建立生态系统内稳态机制，提高生态系统的效率，保证了生态安全。公正原则要求有机农业以共享环境和生存机遇的公平为基础。应当对社会和生态环境公正，用一种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方式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公正”要求生产、分配和交易的系统都是公开透明、平等的，而且需要考虑到真正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关爱原则（谨慎原则）要求本着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管理有机农业，以保护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福利，同时保护环境。有机农业对于新技术持一种谨慎负责任的态度，它拒绝一切不可预测的技术，避免可能带来的风险影响人的健康。

2．2有机行为分析

有机农业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以及利用生物多样性、轮作、间作、缓冲带和减少耕作等措施，建立生态系统内稳态机制，挖掘系统内部资源，帮助保持和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率，减少环境污染，保证生态安全。有机农业采取与自然融合的耕作方式，强调尽量减少外部物质的投入，主张本地资源的充分利用，此外主张通过轮作、机械除草等方法来防治病虫害；有机农业还协调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平衡，确保双方所需的能量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即根据土地的承载力确定养殖的牲畜量，防止出现“公地的悲剧”，以充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有机农业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化学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加剂等物质，它强调本地资源的充分利用、保持土壤的长期生产力、采取一些轮作套作等耕作方式以及人工防治病虫害的方法保护生态环境，保持了生产体系以及周围环境的生物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有机农业对粮食安全的保障机制研究

有机生产既有利于粮食的质量安全，也有利于粮食的生态安全，对粮食的经济安全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有机农业对粮食安全的保障见图3。

3．1有机生产对于粮食质量安全的保障作用

有机粮食生产禁止使用农药，避免了粮食直接与农药接触，从而保障了粮食的质量安全。当前中国农业生产中为了防治病虫害、提高农作物产量，大量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且农药残留严重超标，人类处于食物链的最末端，由于粮食中的农药残留很难被分解掉，最终会通过生态系统内的能量循环以及食物链进入人体，使农药残留富集在人体中，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相反，有机粮食种植推荐使用生物方法来防治病虫害，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粮食中农药残留量大大降低，从而提高了粮食的安全性。有机粮食生产要求特定的投入物质，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化肥，因此土壤中的硝酸盐、重金属等各种化学物质含量都会下降。研究表明，粮食中高含量的硝酸盐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变成致癌物质亚硝胺，硝酸盐也能削弱血液的携氧能力，长期食用这类食物会对人体产生不利影响［5］；化肥中的重金属通常比土壤中重金属有较高的可溶性，容易被粮食吸收，因而危害更大，由于重金属不易被消化，长期食用这类水稻，重金属会在人体内积累最终引起中毒，危害人类健康［6］。有机农业禁止使用化学肥料，在常规农业生产中化肥的连年施用会造成土壤中重金属累积，从而影响食用者的身体健康，而有机粮食生产禁止使用化肥，可以降低这方面对粮食的污染。在对有机水稻和常规水稻的安全性研究中发现，有机稻米中所测得的6种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标准（除Cd），而常规稻米中As、Cr、Hg、Pb、Cu5种重金属平均值含量分别是有机稻米的10、1．8、6、2．9和1．2倍［6］。不难发现常规水稻的重金属含量均普遍高于有机水稻，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有机稻米的安全性高于常规稻米。有机农业的关注焦点在于土壤，只有健康肥沃的土壤才能产出丰富健康的粮食。研究表明，每增加0．1个百分点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就可释放600～800kg／hm2的粮食生产潜力［7］；常规农场在转换成有机农场后，同以前相比土壤中的有机质和碳储量明显增加了，有机农业比常规农业表现得更出色，同时有机农业也可以促进土壤中的生物活性，保持土壤质量。总之，使用有机肥不仅可以为土壤中的微生物提供营养，而且土壤中的微生物也可以将一些物质转化为农作物可利用的养分及有机质，此外，使用有机肥料还可以通过土壤生物的协同作用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提高粮食的产量以及质量。

3．2有机生产对于粮食生态安全的保障作用

有机粮食生产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从而减少氮素淋失以及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降低了对地下水以及土壤的污染，进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且有机农业可以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水土得到了保持，生物多样性得到了保护或恢复，使粮食能够吸收到清洁无污染的水分，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没有被污染的土壤环境中，从而可以向人们提供无污染的健康环保型粮食。有机农业有利于减少化石燃料能源的消费，进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土壤侵蚀，增加碳的存量等。由于有机粮食生产禁止使用化学制品以及大型机械设备，因此温室气体排放明显降低，有利于环境的保护。Dalgaard等［8］估计，发展有机农业有助于降低农业源CO2的排放，在丹麦如果将常规农场全部转换成有机农场，那么农业生产中能源的消耗以及N2流通的减少可使该国家整个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13％～38％。有机农业能够改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和它们组成的系统总体的多样性和变异性，生物多样性具有保持水循环、稳定水文功能、维护集水区的植被调节和防止水分流失及促进土壤生成和保护、减少土壤肥力的损失、减少水土流失等多种经济价值［9］。李现华等［10］在内蒙古磴口县分别就常规农业和有机农业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发展有机农业能够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如益虫数量的增加，其中七星瓢虫最为明显，另外蚜虫的虫口密度降低，益鸟等生物的数量有所增加。总之，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能够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性能以及土壤的生产力。有机农业能够改善生态环境，它不使用农药、化肥和化学添加剂等，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并且对环境没有不利影响，有利于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长期的粮食安全。一个健康的环境必然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粮食，从这方面讲有机农业能够促进生态安全进而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3．3有机生产对粮食经济安全有重要作用

有机农业能够增加有机生产者的收入。这主要是因为有机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禁止使用化肥、农药、杀虫剂等手段防治病虫害，取而代之以人工劳动来完成诸如病虫草害防治等工作，而且在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等环节的专业分工上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从而为中国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特别是增加了农村老人与妇女的就业机会。有机农产品因为其生产过程禁止使用农药、化肥以及杀虫剂等化学投入物质，因此其产品也就避免了这方面的污染，不仅体现在其营养、安全、健康等方面都要高于普通农产品，而且也体现在其优良的品质和环境友好、社会公平等高的附加效用。有机食品的价格通常比常规食品高20％～50％，有的甚至可高出一倍以上，有机产品的需求人群主要为一些白领、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职员、教师以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这些人愿意以比普通农产品更高的价格去购买有机产品，主要是因为其具有较高的营养及安全价值。最后国家对有机生产者进行的补贴政策可以不同程度上降低生产者的投入成本，如中国对从事有机生产的人员或单位进行资金直接补贴和技术支持，大大降低了有机生产的投入成本，使粮食生产者获得了市场的平均利润。总之，发展有机农业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还可以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此外，发展有机产业还会带来生态旅游等附加值功能，为旅游树立良好的品牌效应，使有机产业同旅游产业良好地联系在一起，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有机农业在转换期间可能出现亏损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在转换期间有机粮食种植虽然按有机标准进行规范操作，但是销售价格却低于有机价格以及转换期间产量的突然下降造成的，相信随着转换期的结束以及技术的成熟，这些弊端最终会被克服，有机粮食的生产会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

4结论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篇2

关键词：以色列；农业科技开发；应用推广服务

中图分类号：F31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以色列农业科技开发与应用推广服务体系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5月23日

以色列位于中东，地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汇处，北部与黎巴嫩交界，东北部与叙利亚接壤，西南部与埃及相连，东临约旦，西濒地中海，以色列地域狭长，南北长约290英里（47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85英里（135公里），国土面积22，072平方公里（包括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在内），其中陆地面积21，463平方公里，水域面积429平方公里（其中，加利利湖为164平方公里，死海为265平方公里）；人口为7，552，049人。以色列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暖潮湿。从北到南降雨量逐步递减，南部沙漠降雨量仅50mm，北部可达700mm以上，是世界上人均占有水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全国以丘陵石质山地为主，土壤条件多为灰钙沙砾土、沙土，土层较薄。国土的90%是丘陵和沙漠，沙漠占国土总面积的60%，可耕地不足20%，其中一半又必须经过灌溉才能耕种。然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阿以冲突持续不断的安全环境，以色列却实现了农业的高速和可持续发展。以2009年数据为例：以色列农业仅以2，948，000杜纳姆的耕地面积和占总人口不到5%的农业人口，创造的产值却达到256亿新谢克尔，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4%和出口的2%，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仅能自给，还大量出口欧洲各国，被称为“欧洲的菜篮子”，其生物育种技术、沙漠温室、滴灌技术、生物综合防治技术、农产品的单产量及其加工技术、农业机械及成套设备技术都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全面考察和研究以色列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模式，探索以色列现代农业科技领先世界的奥秘，有助于为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统一高效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

对于农业科技的管理，以色列自下而上建立起了统一高效的管理机制。由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牵头组建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为协调各方利益，其主要成员涵盖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相关的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机构、农民组织等，其主要职责就是制定全国农业科技发展政策、明确农业科学研究的优先发展方向、审批全国农业科技项目计划。农业和农村发展部设立农业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下设花卉、经济、市场等七个专业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就是起草农业科技发展政策草案，制定项目申请、管理及评估的规范和制度，农业科研项目计划指南，跟踪、管理、监督、评估科研项目的执行情况。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委员会是农业科技管理的决策机构，农业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是农业科技管理的执行机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配合。在以色列农业科技管理体制中，农业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承上启下，发挥了至关重要重要的作用。每年在项目申请指南后，以色列农业科研机构向首席科学家办公室递交项目申请，首席科学家将这些申请向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委员会报告，由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委员来审批。项目立项后，各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每年要向农业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提交年度报告，评估工作由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委员会完成并决定是否继续资助。对于已完成的项目，无论成功或失败，都要评估。除农业部资助的研究项目外，对于其他部门所涉及到的农业科研项目，必须要经过农业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推荐方能有效。如科技部和教育部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和行业协会、私营企业或其他部门资助的项目等。这种统一高效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是以色列现代农业得以高速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二、多元化的农业科研主体

依据农业科研的侧重点不同，以色列形成了由独立的公益性研究机构、大学和公司类社会研究机构组成的多元化的农业科研主体。公益性研究机构和大学重点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民间科研机构重点从事开发性研究。它们之间互不隶属，各自独立，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竞争。

以色列的公益性科研机构主要由农业研究组织（ARO）、魏斯曼科学研究院，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专业研究所、实验站和推广中心所组成。以色列最负盛名的政府农业研究组织ARO，隶属于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府研究机构，设在拜特・达干的沃尔坎尼研究中心内，相当于以色列的农业科学院，主导了以色列50%～60%的农业研究计划的组织、实施与管理，十分具有权威性。其行政办公经费的50%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其余部分来源于农业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国际合作基金和技术成果转让和农业生产企业，等等。ARO下设7个直属研究所和1个直属系（观赏园艺系），4个区域性研究站，1个种子基因库。分别从事园艺、大田作物、畜牧、土壤、水和环境科学、植物保护、贮藏加工和农业工程等方面生产实践的研究。（图1）

魏斯曼科学研究院作为世界一流的综合性研究院，汇集了以色列2，500名各领域一流的科学家，其中农业专家800名，主要从事农业基础研究。其下设与农业紧密相关的5个研究机构，分别是：营养与植物研究中心、小麦科学研究中心、农业与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农业与应用生物学研究所、生物学部植物遗传系。（图2）

以色列大学的农业科研机构主要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农学院、以色列技术学院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农学院共有7个系和2个研究中心，即农业生物化学系、动物科学系、农业植物学系、昆虫学系、大田作物、蔬菜与遗传学系、园艺与观赏园艺系、植物病理与微生物学系和综合治虫研究中心、土壤水分研究中心。以色列技术学院涉及农业方面的有2个系和4个研究中心，即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系、农业工程系和水与土壤农业工程研究中心、农业机械研究中心、环境与水资源工程研究中心、食品工业研究发展中心。

此外，以色列有很多企业投资进行农业科研，以获取相关的知识产权。这些公司类社会研究机构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农药、化肥、种子、灌溉设备等方面。例如，以色列耐特费姆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首创滴灌法，近年又研制了世界上最精确的压力补偿滴灌管线――拉姆压水补偿及梯朗多季节使用滴灌管线（内镶式滴灌管道系统）。

三、完善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

以色列不仅重视农业科研开发，还十分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早在1949年，以色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就设立国家农业技术服务与推广局，其功能：一是指导农民种植高效农作物，为农民经营管理农场提供建议；二是收集分析各种农业新技术及技巧，开发并传播农业新技术，为农民提供专业化技术服务；三是同农业科研单位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四是同农民合作组织进行充分的合作；五是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在专业技术及推广方法上的水平。

以色列国家农业技术服务与推广局下设国家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和区域推广服务中心。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于区域推广服务中心负有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国家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下设13个部级专业委员，范围涵盖奶制品及肉牛生产、养羊、养蜂、家禽、农作物、植物保护、花卉、蔬菜、果树和亚热带水果、柑橘、农业机械、农场管理及园艺。国家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的职能：一是负责收集、检查和分析各种不同渠道来源的农业科研成果，并把这些成果传播到各区域推广服务中心；二是确定国家农业科技优先发展领域、制定农业科技推广应用的政策措施、为地方专家提供技术支持及后勤服务，如编辑印刷各种农业刊物、技术资料等；三是组织技术开发及试验项目的管理，为农业部门的各个单位提供有关建议，决定吸收新的田间顾问及人员培训；四是协调各专业委员会业务交流活动。国家农技推广服务中心每年抽调资深的地方专家作为全国范围某一专业队的总顾问到国家农技推广服务中心每周工作1～2天以调动地方专家的积极性。与地方推广专家及研究单位专家共同组成各种国家专业队，每年召开农业科技信息交流和研讨会8～12次，会上每个成员提交所获得的最新信息及提出解决问题的草案供会上讨论和交流。（图3）

以色列区域推广服务中心共9个，分布于全国各地，负责本区域的技术推广工作和与农业科研相互衔接，在行政上和业务上接受国家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的领导和指导，直接为当地农民提供各种服务、参加新技术的开发示范。区域推广服务中心职责：一是负责将总部确定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农民，并及时向总部反馈效果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服务。以色列技术推广服务人员到农场、田间、果园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如果有特殊问题，专业推广服务人员则会利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系统或电话咨询解决问题；设立区域推广服务中心法定接待日，举办技术示范说明会并组织农民参观；为农民举办技术培训和讲座；季节性的总结会、印发季节性的农业生产建议及定期出版和一些最新农业科研成果小册子、录像、光盘等；出版作物生产和植物保护指南手册；为农民拍摄农业技术推广录像带。

以色列每一个区域推广服务中心有10～30名农技推广人员，他们都是农业各领域的专家，绝大多数工作时间是在田间地头。他们除了解决农业科技应用的实际问题外，还直接参与农业技术科研与开发。一方面推广机构将最新科技成果传播到田间地头；另一方面也将来自田间的问题传递到科研单位，同相关研究者的接触非常深入。这样，就保证了农业科技的有效传播和信息的双向交流。此外，以色列农技推广人员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工资费用全部都由国家财政负担。除工资之外，以色列农技推广人员还可以通过咨询服务和技术指导获得额外报酬，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提供基本农技服务之外的技术咨询和指导服务，推广人员可以从农业合作组织那里取得额外报酬；二是被农业生产者特别聘用为农业技术专家，定向为该农业生产者服务，则可以收取专家费；三是在国家法定的节假日提供农业专业技术咨询和指导的也可以获得一定的额外报酬。（图4）

从以色列的经验来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是农业和农村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隶属于农业和农村发展部的农技推广服务部门是现代农业的重要一环。农技推广服务部门把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农民，同时了解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成为科研机构和农民之间的一座桥梁，为以色列农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1]以色列中央统计局.以色列2010年统计数据[R].以色列中央统计局.http：//cbs.gov.il/publications/isr_in_

n10e.pdf.

[2]李强，冯中朝.以色列农业科研发展特征与运作条件[J].农村经济与技术，1998.6.

[3]王鸣.以色列的国家农业研究组织――ARO[J].农业信息探索，1997.1.

[4]李干琼，许世卫.以色列农业科技、农民培训及科技政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5.10.

[5]吴志鹏，薛永祥.德国、以色列现代农业考察报告[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9.1.

[6]童玉娥.以色列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J].世界农业，1998.5.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篇3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把劳动分工、自由市场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作为导致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认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而扩大再生产的两条基本途径则是增加积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Solow于1956年创建了索洛模型，将技术作为生产函数的一个外生变量，突破了以前仅以资本和劳动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框架。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此被量化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内生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最著名的内生增长模型有Romer模型、Lucas模型等，这些模型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

我国的学者也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高慧清认为，两者是一个互动的影响过程，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是技术创新的物质基础。王建明将这一结论引申到农业领域，实证分析了我国农业科研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科研投资的带动直接而且显著，农业科研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则是间接体现，并指出，农村居民纯收入、科研人力资源和农业科研投资显著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二、关于我国农业科研投入现状的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政府农业科研投入增长缓慢，投资强度（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GDP的比例）低。主要观点有：（1）自1986年后，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增长缓慢；（2）从1986年开始，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呈先降后升的趋势，但数值在0.2%-0.3%之间徘徊，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3）自1987年以来，农业科研增长速度落后于财政增长速度；（4）从投资结构上看，多数学者认为私人投资所占比重较低，但黄季认为，如果算上我国科研单位的创收，那么1996年我国农业私人投资的比重是很高的，有47.4%，这接近了经济与合作原发展组织原22个发达国家私人农业科研投资49.6%的比例；（5）我国农业科研资源分配失衡人、财、物资源主要集中于大宗粮棉油作物领域，农业科技力量主要集中于产中领域，农业科技资源相对集中于研究领域，农业生产一线的科技力量长期缺乏。

三、关于公共农业科研投资与私人农业科研投资关系的研究

公共农业科研投资是指政府投资，而私人农业科研投资指私人公司和各种非政府基金的投资。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是我国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黄季从农业科研投资的内部条件，即农业生产的特征，农业科研本身的特征，以及农产品本身的特征对农业科研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因素，即我国政治、法律、经济与技术环境分析了政府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

还有学者研究了两者的关系，David和Hall回顾了1957年以来的文献，他们收集了30多篇在这一领域有影响的文献，既包括农业领域的，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归纳后发现，多数文献支持公共研发投资和私人研发投资是互补关系的结论。辛贤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业公共R&D投资和私人R&D投资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因此，我国要想刺激和吸引私人部门参与农业科技活动，增加公共农业R&D支出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四、关于农业科研投资体制的研究

在投资体制研究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应改革并完善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体制。田维明认为，入世给我国的农业技术体系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对我国农业科技体系进行重组和转制，其目的是建议一个成分多样、职责明确、分工协调、机制顺畅的高效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体系。刘晓昀则认为应审慎对待1999年开始的农业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以免出现由于忽略跨学科和跨领域研究，出现研究的短期主义和智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现象。

对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方面，黄季认为体制改革应从减员增效上入手，我国科研队伍过于庞大，科研人员相对投入强度高达0.49，而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在0.2以下，资源配置不合理，应精简科研机构人员，提高科研投资相对强度，强化国家和省的科研机构，并为私人参与农业科研投资创造条件。王建明认为在我国科研体制方面，存在着农业科研资源在农业各行业、品种和领域的配置不均衡现象，这影响了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提高。因此，我国政府在加大对农业科研投资力度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政府的农业科研投资模式。

五、关于农业科研投资收益的研究

在以前的研究中，学者们使用了投资回报率、投资效率、投资收益等词，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收益相当高。黄季运用CAPSI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未来市场完全开放条件下，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回报率（内部收益率）达到59.6%，而在未来市场不再增加开放度的条件下，投资回报率也达到55.8%，而2000年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回报率在58%左右。

也有学者对江苏省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进行了研究。周宁根据“边际收益均一化”原则以非参数计量经济方法分析了我国各个省份的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认为我国各个省份的农业科研投资边际收益相差十分悬殊，在2000年前后，最高的安徽省的边际收益值为50万元左右，而最低的北京则不到1.5万元，而江苏省的农业科研投资边际收益水平大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黄文新通过对江苏省1981-1991年的农业总产值与各项生产要素的多元回归运算，得出江苏省的农业科研投资的边际效益为75.79元，即农业科研投资每增长1元可望农业总产值增长75.79元，边际效益相当高。李放认为1980年至2000年期间，江苏省的农业科研投资收益逐年提高，由1980年的51.92亿元逐步增加到2000年的197.3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四倍，说明了农业科研投资的收益呈逐年增长趋势，政府应不断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

六、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以前的研究已经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运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对农业科研投资这一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和广泛研究。学者们认为农业科研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城镇贫困人口，但在能否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存在着分歧。从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上分析，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总量不足，投资强度低；政府是农业科研投资的主体，而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是互补关系，两者领域不同，分工不同，政府和私人部门应联合协作，建立农业科研多元化投资机制，促进农业科研投资收益的提高。对江苏省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虽然也有研究，但大多集中于2000年以前，而进入21世纪后，江苏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科研在投资结构和规模上也有了变化，因此，对2000-2010年江苏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进行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黄季,胡瑞法.政府是农业科技投资的主体[J].中国科技论坛,2000(4):59-62.

[2]宋慧婷.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现状及对策研究[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09.

[3]王建明.提高我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制度思考[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1):47-51.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1篇4

农机农艺相结合历来就受到领导与专家的重视，但在实践和理论上都一直没解决好，这是我国某些地区、某些农机化项目效果不好，进而导致经济效益不佳的重要原因。简言之，农艺是指农业生产工艺过程及其相应的操作技术，农机是指为实现这些工艺过程而设计制造的相应农机具及其管理运用技术，实现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是二者结合的目标。农艺的深层涵义是生物学理论与实践，农机的内涵是机械学原理与技术，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属于应用于农业的两门不同学科领域。如何处理好二者辩证关系，使之相互适应，紧密结合，成龙配套间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关键。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具有精耕细作的农耕优良传统，各地风土条件和耕种传统习惯差异很大。近代生物学在微观技术与宏观理论上已有长足发展，近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对农业机械化又提出新的要求，这些都制约着农机具的设计、制造与运用，也推动着农业技术的改革与更新，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回顾我国农机化历程，借鉴世界农机化发展，重新考察农机农艺相结合，展开讨论，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学科发展是必要的。?

二、国内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启示?

纵观我国农机化近五十年发展历程，在农机管理、运用与科研中始终贯穿着农机农艺相结合的主线，推动着农业机械化不断深入发展。?1．国内自20世纪50年代初农机化起步阶段，推广新式农具中就明确"新农具与耕地作技术是共同提高的"（张林池，1952.5），"一切机械作业均应严格服从先进耕作法的农业技术要求"（国营机械农场机务工作规章，1952.11）。并在新式农具站的组织领导及人员配备中明确要求"农业技术和农具技术员各两人"，要求"农机具鉴定要从农学观点给评价"。为农机农艺相结合提供了条件。50年代中末期，主管农机的领导在总结中指出"农业技术与机械技术的结合不够"（李菁玉，1995.1），"农机具要切合当时的农艺要求"（聂荣臻，1959.6）。?60年代，进一步提出一些农机农艺相结合的具体作法，"石社挂钩"（陈正人，1960），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刘少奇，1964.9），"机农合一"（张省三，1965）。并在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中要求"加强基本性和综合性的科学技术理论的研究"，要"根据我国农艺发展的新方向和耕作制度改革的需求，农业机械产品设计的原则，首先要适合精耕细作要求"。?

70年代在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纲要中提出"农业和工业同时并举"。并具体为"农机部门和农业部门结合起来"，"把农艺改革和农机改革结合起来"，"农艺措施要为机械作业创造条件，既保持了精耕细作传统，又发挥了机械化的作用"（刘瑞龙，1973）。并在农村农机机务管理规章中明确"农艺和农具的改革，要互相适应，互相促进"。1979年9月农机部在"关于农机化几个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中提出"要把全国农机科研力量组织起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农机化必须与农业的区域规划和耕作制度改革密切结合"，"同农业的专业化，经营的多样化结合起来"。当时主管农机的领导进一步明确"树立大农业观点……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的机械化……树立农业机械化同农业现农业现代化其他内容互相联系，密切配合的观点……特别是农机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杨立功，1979.11）。

?80年代初一再强调"农机和农艺相结合"并进一步认识到"农业机械作用的对象是生物，是农作物，它和一般工业机械在厂房里加工无机物不一样，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耕作制度、农艺的制约"（杨立功，1980，1981）。提出"中国农机化道路要根据本国特色办事"，"发扬我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各地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迥然不同，机械化要根据各地的不同特点进行……排涝机械南方先行，耕作机械东北先走一步"（项南，1980.11）。在对中国农业的反思中提出"农机农艺结合这个提法，一般应理解为农业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相结合。但是由于农艺这个概念包括生物技术和实现生物技术的作业工艺方法两方面内容，又受生物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许多作物缺乏直接反映生物技术要求的技术指标，往往用作业工艺代表生物技术指标"。"农业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相结合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是农业技术系统（生物技术）、作业工艺程序系统和机械系统的'三系'配套。……是农业机械化自身发展规律的产物，是现代生物的机械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刘瑞龙，1980.6）这之后，由于家庭生产责任制，土地承包，以及中央不再提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使农业机械化处于整顿反思阶段。80年代末，机械耕作科技人员通过多年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认识到"只有农机没有农艺是无的放矢；只有农艺没有农机是纸上谈兵，农机农艺相结合，无非是为农作物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条件，这又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因此，90年代应该是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机化发展道路。"（迟仁立，1989.8）?90年代机械化土壤耕作在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试验研究引起有关领导重视，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了迟仁立、左淑珍的专题汇报后指出"以前对耕作理论方法忽视了，迟仁立、左淑珍同志提出的办法解决了全面耕翻和不耕翻的问题，解决了两者弊端，但隔几年深翻，间隔深松、镇压，什么地区，气候条件，不同作物上有实用性……还值得研究"（陈跃邦，1990.5）。"很关键的是提出了孔隙度的数据，找出了最适值，农作物增产了，用这个理论能解释。""应扩大试验面积，更深一层虚些问题。这些区域性很大，单纯生物不研究还不行，很需要扩大试验面，要搞多学科综合研究。"（候捷，1990.5）。"把地上地下结合起来研究，很有意义，很重要。""现在研究地上的多，地上地下一起搞的不多，和国外的耕法联系起来，把历史的、中国的、外国的相比较一起研究"，"要把试验面积搞的大点，要扩大试验。"（陈俊生，1990.5）。上述领导人的指示使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的机械化土壤耕作新技术和配套机具的试验得以深入研究并在农业生产中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定量运用。总理在199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农机农艺相配套"，把农机农艺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2．农机农艺关系的演变历程?

从上述我国农机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我国农机与农艺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农机服从农艺阶段，指导思想就是一切机械作业均应严格服从技术要求，农机处于从属地位，为农业服务。但是当先进的农业机械纳入传统农业时，还是对传统耕作方式提出了挑战。例如60年代东北的"犁后喘"；华北机耕快且深，使传统的人畜耙地和水车灌溉发生了困难。?

（2）第二阶段是农机农艺相互适应阶段。农业机械生产中的作用增强了，地位有所提高，也就暴露出更多的农机与农艺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始终伴随着我国农机化过程中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与传统的手工作业技术的矛盾，需要农机和农艺相互让步、磨合，以达到相互适应，这是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例如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间套作，多熟种植的机械化配套。?

（3）第三阶段是农机农艺相结合阶段。农业机械有了长足发展，品种多，功能全，可以为农林牧副渔、加工业的大农业实施各业全过程机械化，从而产生了农业机械化综合生产技术。即生产技术成龙配套，形成了农业技术体系、作业工艺程序系统和机器系统的三系配套。

?（4）第四个阶段是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配套阶段。农业机械化三系配套已不是简单的农艺过程同相应机械来替代所能完成的。其综合性，系统性要求有相应的基础理论来指导，使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有机地组成优质高产高效科学的作业程序系统。表现在SPAC运行系统、土壤--机器--植物系统以及机具--土壤·微生物·根系--农田生态系统和农林（果）茶经菌渔药综合配套立体组合农业等各种系统与实践的研究。为区域化因时因地制宜的农机农艺相结合从量变到产生飞跃，发生质变，实现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定量配套创造性了条件。?

三、国外农业机械化经验的借鉴?

由风土条件、经济、社会体制所形成的不同农业类型决定着农业机械化的方式，人多地少、人少地多、富有型、贫困型，国营与私有制都有不同的农机农艺结合经验可供借鉴。?1．世界上的农业从总体上可分为人多地少，劳力密集型和人少地多能量密集型两大类。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人少地多是其典型。美国农业机械化过程显著特点是靠专业化减少农艺技术环节，促进农机化。大豆带、玉米带的形成，减化了作业程序，减少了机具配备。加拿大大马力、折叠式作业机具充分发挥了机械化的威力，但是大马力机械带来的压实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类能量密集型农业，可为我国东北和西北发展机械化农场提供经验和教训。日本和英国、丹麦、德国可做为人多地少的典型。日本以水田机械化为主，小巧灵活的单人背负式、手扶式形式多样，品种齐全，可为我国南方水田机械化提供参考。德国以北方谷物甜菜机械化大田生产为主，解决"插花地"和科学化、标准化作业为规模化和精细化机械耕作积累了经验，可为我国北方农村精耕细作与农业机械化相结合提供参考。英国和丹麦的农牧并举机械化过程为我国农区发展牧业提供了经验。改精饲料为主的养殖业为草饲的养牛业可以从生物学方面提高转化效率，发展新型农牧业机械化体系。?

英国、丹麦可做为富有型的农业机械化典型，笔者参加国际会议，考察过这两国农业机械化耕作状况，由于经费充足，在自动化程度和电子监控作业提高可靠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给人"锦上添花"的感觉。提高精密性和经济效益。尼日利亚尽管号称"非洲的小美国"，但还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农业机械化明显在减少繁重体力劳动以及提高耕种速度，抢农时和经济效益上下功夫。由于经费有限，只能"雪中送炭"解决当务之急的问题，这些可能给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借鉴。钱多可以在科学化和精细化农艺技术方面发展；钱少就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农艺措施上分析，再配合相应的农机具，实现农业机械化。?

前苏联是最典型的高度集中的以国家意志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下机械化国营农场模式，经营不善，普遍亏损，计划经济"大锅饭"的弊端一直困扰着领导者。我国黑龙江集体办农机站队和国营拖拉机站也有了切身体会。巴西、菲律宾以私人占有土地为主的国家，农机化发展的"各自为政"单纯追求高额利润的短期行为发挥大规模机械化作用和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又产生了尖锐矛盾。这些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机化提供了如何协调国家与地方，集体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实例。如何更好地趋利避害，摆正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之间平衡与协调。?

2．在宏观农业类型前提下，如何解决农机农艺相结合的具体微观技术，国外的实例也很多。美国的大豆收获机械化宽幅割台与损失率高的矛盾就是通过培育高底荚位大豆品种而解决的。西红柿机械化收获使培育方型厚皮新品种取得突破。泰国北部的农业机械化就是将轮作制改为固定耕作制后实现的。日本60年代从中国引进尚未过关的水稻插秧机，通过农学育秧解决了中国多年无法突破的机械手取苗伤苗的障碍点，实现了水稻种植机械化。类似这些从农艺的生物学方面，而不是单纯要求农机配合而解决的农业机械化难点俯拾皆是。俄罗斯农业工程专业中就有"基础理论教研室"研究解决农艺中的"为什么"，作业执行农艺技术实现机械化的理论依据。前苏联威廉斯的机械化平翻耕作体系就是依据"团粒结构"理论，耕地层上下层土壤需周年轮换恢复结构的农艺要求而建立的。国外这些经验表明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正确途径。?

四、农机农艺结合成效显著?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农机化战线上许多成功的农机农艺结合具体范例，值得总结推广，指导未来。?

1．60年代初黑龙江农机化科技人员从解决东北因有三角犁铧耕作，铧耳限制耕深，造成耕层浅、犁底层硬，无法深耕的弊端出发，提出加装深耕部件，打破三角生格子的深松土措施和部件（阎作新，1962）。70年代安与"高寒地区地裂子抗蚀保土启发进行深松土，二者合而为一"发展为"深松耕法"，得到领导重视，组织了农业、农机、农场、气象、林业、教育六局科技人员大协作进行试验研究。但由于增产机理和肥力转化不清，受到质疑。认为增产没根据，光用不养、地下开荒、后患无穷，不能推广。农机和农艺都无法解释这些问题，是生物学专业人员研究揭示出深松耕法创造的虚实并存耕层协调了水肥气热，实现了早熟高产，用养结合，（迟仁立、左淑珍，1997），为深松耕法推广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全省大面积推广应用，并在全国三北地区示范推广，取得显著成效，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另一方面推动了配套农机具研制，产生了一大批以虚实并存层为依据的深松机、整地机、七铧犁改装等新型深松系列机具，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2．基础理论研究从虚实并存耕层的土壤水肥气热、微生物、作物根系、光合生理、农田小气候等方面深入系统测试，总结出虚实并存效应原理。一方面与生产结合，形成以虚实并存耕层为核心，在不同部位、深度、间隔，不同时期深松的整套土壤耕作技术，并在海伦县不同农耕区因地制宜推广应用，形成机械化耕作技术规范，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奖。另一方面从农业历史角度研究提出虚实并存耕作是我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中"精耕"的继承和发展，是比平翻的全虚耕作和免耕的全实耕作都优越的先进耕作系列。在河北通过多年多地多种作物试验研究，提出可以定量运用的华北虚实并存耕作技术规范。同时研制了为小型拖拉机配套的小型深松犁（ZL922064814）、七寸步犁改装，深松步犁和多用组合犁等系列配套机具，得到河北省领导重视，在河北十个县市示范推广200多万亩，获经济效益2.46亿元。为河北省农业机械化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在西北的间隔深松加覆盖技术与南方旱地间隔深松抗旱增产都取得了稳定增产的良好效果。促进了我国机械深耕深松推广应用。?

3．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进行的秸杆粉碎还田，机械化精量播种，抛秧和化肥机械深施等农机化新技术都是在明确农艺技术效果指标基础上，农机农艺相结合发展起来的。从作物增产潜力的基础理论研究出发，查清土水肥光热指标，促进了旨在抢农时、争光热的华北三夏机械化耕种一条龙作业技术和吨粮田优质高效高产技术与配套系列机具的研制，这些都是基础理论指导下农机农艺相结合的硕果。?

五、农业机械化科研发展之管见?

农业机械化的名称就包含了"农业"、"机械""化"三方面含义，就是"农业"和"机械""化"在一起，即农艺农机相结合。?

1．观念的转变。在农机化研究人员中，存在着重"机"轻"化"的错误观念。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在实践中"化"的研究既重要又难搞，它涉及到自然科学，又涉及到社会科学；既涉及到工程技术，又涉及到基础理论，同时又要研究应用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知识面广，研究对象又很复杂，在我国农机界的基础又比较薄弱。应该充分重视并加强这方面研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还应注重经济效益，改变过去只看科研水平，不管生产力转化和能否有商品价值，通过鉴定就万事大吉的错误观念。?

2．人才的培养。现时的农机课程设置以"机"为主，只有一门农学基础还与机械离得太远，因此应该从农机化教材改革作起，增加农业生物学和介绍宏观环境的生态学课程。编撰农业机械化专业自己的农学教材，培养农机农艺结合的"双料"人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重机轻化的现象。?

鉴于农机化专业现状，农机农艺分割，许多农机专业人员要脱离农业，向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现代方向发展也是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应该学习国外的经验，农机农艺相结合不是合并，在农机化专业中设立基础理论研究机构，调配专业人员，充实加强"化"方面的研究，为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提供理论依据，加强力量。?

3．统一分区规划。对于在中国条件下实现农业机械化，特别是田间作业机械化的复杂程度认识不足。对各地的风土条件、作物种类、种植制度、栽培方法的复杂性，都没有联系农业机械化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区域性因地制宜的，有理论数据的，可以进行定量指导的机械化作业体系。五十年来各地农业科技人员已作了大量工作，建议在全国立项，统一规划分区进行，补充完善总结各现有成果，提出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种植宏观设计。同时要从传统狭窄的种植生产过程机械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对种植业要扩展到产前、产后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另一方面树立大农业观念，农林牧副渔各业的机械化也要全面考虑，拓宽农业机械化领域和内容。总之，中国目前仍然依靠种植业生产粮食，传统的机械化栽培方式还是目前农村中农业生产的主体，但展望未来，农林牧渔大农业观念的全面发展又是必然趋势，因此农业机械化研究应该深化与拓宽并重，同步发展。?

4．如何结合是突破口。农机农艺相结合已深入人心，取得共识，但"如何结合"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我国农业机械化近五十年来历程所提出来的重大课题，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科学发展的突破口。?

主要参考文献?

(1)农机化司，北京农工大编：《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88.4。?

(2)国家农委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国家农委办公厅，1981.10。?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篇5

关键词：现代农业；服务业理论；研究综述

一、国外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现状及简要评述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

理论界一般认为，世界农业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以及以机械化、科技化、商品化、知识化、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其中，现代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如下：首先，1958年，W.W.科克伦从农业技术扩散的角度来谈改造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提出了“农业踏轮理论”。同年，G.L.约翰逊又提出了“农业固定资产说”，它既是对前者的补充，又是挑战。其次，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Schultz）在20世纪60年代在其著作《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的增长理论被称为“高收益投入理论”。同时，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Mdlor）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关键是促进技术进步。此外，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速水佑次郎（YujiroHayami）和美国弗农·拉坦（vernonw。ruttan）指出，土地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应走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而土地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走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的道路。

（二）服务业相关理论基础

服务业的概念最早源于西方“第三产业”这个概念，早在17世纪末（1690年）威廉·配弟（WillianPetty）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一些思想。此后，萨伊（J.Say）、西斯蒙弟（Sismondi）、李斯特（List）、西尼尔（Senior）以及马克思等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过分析，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第三产业经济范畴所涉及的经济规律。而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及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近几十年的事，从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埃伦·费希尔最先提出“第三产业”的概念到1957年克拉克把第三产业称作“服务性产业”，发现“克拉克定律”，西方第三产业的理论才初具体系，战后，第三产业理论随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V.Fuchs）1968出版的经典著作《服务经济学》，以及日本经济学家饭盛信南1978年出版的的《第三产业》等都使我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透视当代西方第三产业理论的概貌。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农业服务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拓展农业外部功能、提升农业产业地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国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研究

Risdon、ThomasEponou等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分成前后衔接的阶段，DavidBennett（2002）却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交易过程，而Bertmetz（1992）则认为成果转化是一个社会过程；其次，RobertK（1995）则研究了成果转化效果的评价和计量问题；而ToshihikoMukoyama（2002）就决定成果转化速度的因素进行了数量分析；TenkirRenger（2002）还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农产品的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ThomasEponou（2002）则指出造成转化低效的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缺少系统论的观点和高效的领导责任体系，缺少透明的共同遵守的科技政策，对转化过程的战略研究和科学管理不适应，强调农民参与，以农民需求为动力不够。BertMetz（2003）研究了政府的规制建设、自由贸易政策、教育等因素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2.农业信息的相关研究

由于农村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远离城市、居住分散、交通与通讯设施相对落后，如何在农村有效地实施信息服务便成为长期困扰决策者和信息服务人员的问题。在大多数国家，针对农业信息需求开展的服务主要由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或专门的农业信息中心承担。例如，1988年美国农业部在位于马里兰的国家农业图书馆建立了农村信息中心（theRuralInformationCenter，简称RIC），面向农村政府官员和农村社区提供信息服务。在非洲，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被很多研究确认为传播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Sturges和Chimseu认为有些研究高估了技术推广部门的作用。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农业物流的研究正在兴起，主要体现在对于农业物流和农产品物流概念的界定上，一般认为农业物流是指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加工、储运、分销等，实现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流动；农产品物流是指为了满足用户需求，实现农产品价值而进行的农产品物质实体及相关信息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物理性经济活动。具体地说，它包括农产品生产、收购、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配送、流通加工、分销、信息活动等一系列环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农产品价值增值和组织目标。因此从概念上来看农产品物流是农业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ArloBiere认为农业贸易物流是农业贸易课程中单独的一门课，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使得其非常重要，他并为此设计了教学大纲。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农业旅游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供需动机以及营销三个方面。首先，Pearce（1990）、Oppermann（1995）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应对农场危机、实现农业多元化经营、补贴农业收入以及追求经济利益是农业旅游经营者的主要动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营动机呈现出多元化，涵盖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其次，Oppermann（1996）认为少数旅游者选择农业旅游是出于经济动机；Swarbrooke（1996）研究了其社会文化动机具体包含的方面；Murphy、Sharpley等指出某些旅游者是出于环境动机。再次，Frater（1983）、Streckfuss（1997）认为因农业旅游产品具有半公共品的性质，因此政府是农业旅游营销的主体。而目前国外对农业旅游形象和农业旅游品牌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现代媒体对旅游形象的影响和农业品牌的打造。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马克思（KarlHeinrichMarx，19世纪70年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就具有农业保险费或农业保险基金的意义；而且，农业保护理论、福利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理论、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理论等都对农业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其次，Nelson和Loehman曾经说过：在理论上，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然而在实践中，农业保险却成为一种将损失转嫁给政府或则其他保险机构的高成本的风险转移机制；Schacht（1990）认为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很难防范而且会降低农业保险的效用。现在很多国家支持事实农作物一切险这类保险计划的主要论据并不是该计划能够提高农民或者其他人的福利，而是更多地强调有必要用保险计划取代政府灾害救济。

二、近年来中国理论界的有关研究

（一）现代农业的相关研究成果

国内有关现代农业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其中，张培刚（2001）从工业化对农业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关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问题。他认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实质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长期诱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价格上升。此外，中国理论界对现代农业的内涵进行了研究，综合各家观点，现代农业的内涵可概括如下：现代农业以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技术装备为支撑，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确保农产品供给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是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实行集约化生产，产加销为一体，运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的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二）现代服务业的主要研究成果

国内关于现代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几年，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现代服务业的特征、作用及内涵等方面，并在很多方面有了共识。首先，朱晓青、周勇等认为现代服务业具有高技术性、知识性、新兴性、网络化、阶段性等特征；韩云（2005）认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进产业集聚的重要举措；而盛世豪、张树林等指出现代服务业具有聚集优势和聚集效应，是推动当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此外，刘重（2005）提出现代服务业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是第三产业的延伸和发展；裴（2006）认为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之间存在耦合现象，并且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加深，企业外包成为一种趋势。另外一些学者则研究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战略。

（三）现代农业服务业相关研究

1.关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

周衍平（1997）等把农业技术分为“私人技术”、纯粹“公共技术”和“半公共技术”，相应地提出采市场机制、政府干预机制、市场与政府半干预相结合的三种成果转化机制。从这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还有马扬、陈希平等。而从成果转化面临的困难出发并提出解决对策的研究主要有：王俊明（1994）提出强化行政指导职能、完善推广体系、拓宽转化渠道、增加资金投入等对策；顾焕章（1997）提出要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供求机制；尹利军（2001）提出建立开放的农业科研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和农业风险投资机制。此外，也有不少研究者从某个侧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李宁宁（1999）对成果转化的不同主体特征进行研究比较；马立人（2000）研究了组织管理对成果转化的影响等。

2.农业信息服务的相关研究

谭英、钟永玲等在考察特定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新的信息服务模式。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农业信息服务模式：一是由三个以上的信息传播主体通过相应的信息传播渠道，共同为农户提供科技信息的服务模式；二是由农村产业协会牵头组织、由协会聘请兼职信息员负责收集与传播信息的服务模式。在考察农民信息需求和信息获取渠道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服务模式的研究主要有：赵继海（2001）等提出培育农业信息网络的“中继”机构；邵芳（2003）认为上海农村信息服务应特别注重上海农业网和上海农科热线、沪郊成人教育培训基地、市场信息服务体系三大版块的建设。彭光芒（2006）则提出培育农村意见领袖并把他们置于信息传播的关键地位。对此进行研究的还有李建军和倪莉等。

3.农业物流的相关研究

姜大立、张剑芳等（2004）同时从农业行业物流管理的角度，提出农业行业物流管理应通过农资连锁经营配送管理、农业产业化经营管理和农产品物流管理来开展，并提出了农资企业的连锁经营、订单农业、产业化生产、农产品批发四类农业物流运作模式。赵黎明、徐青青（2003）对中国区域农业物流体系进行了设计，对区域现代物流信息平台功能进行了设定，并进一步研究了大农业物流的产业链结构。此外，李学工、刘伟芳（2003）认为农产品营销需要借助现代物流及其供应链来解决；罗其友、陶陶（2004）将农产品物流支持政策与农业资源储蓄支持政策、农业生产支持政策、农村社会支持政策并列为发展高效农业的四大政策体系；谢培秀（2003）提出要用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多种所有制农业物流企业。

4.农业旅游的相关研究

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各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概念的论述也有差异，何景明和李立华对此综述为四大类，查芳和肖佑兴也对此进行了探讨。此外，潘秋玲（1999）对中国农业旅游产品供需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高曾伟和王志民（2001）对农业旅游资源的特性进行了阐述。何景明和李立华（2002）认为，中国农业旅游发展动因主要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李慧欣（2003）探讨了农业旅游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张成君和陈忠萍（2001）认为农业旅游将成为中国农村经济新增长点。郑群明、梅虎等探讨了农业旅游的开发模式并提出针对现状的开发对策。此外，卢云亭、何景明等国内专家学者对农业旅游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5.农业保险的相关研究

关于农业保险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属性及外部性、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及发展模式三个方面。首先，李军（1996）认为它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而不属于私人物品；庹国柱、王国军（2002）指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的结论。其次，关于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研究，目前理论界有三种观点：一是建立中国农业再保险体系；二是设立农业保险风险保障基金，分散农业保险巨灾风险；三是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再次，目前理论界对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政府论”模式；二是“商业论”模式；三是“相互和合作农业保险论”模式；四是“过渡论”模式；五是“层次论”模式；六是“区域论”模式。此外，庹国柱、冯文丽等探讨了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成因。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有着传统农业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在这一点上国内外已有共识。而且，随着服务业理论的不断发展，国内外有关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内涵、发展模式以及效用评价机制等的理论也日益完善。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有关现代农业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科技、农业旅游、农业保险三个微观领域，而有关农业物流和农业信息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较少。尤其是中国在农业信息的提供渠道、农业科技的创新方法、农业保险和农业物流的可行性措施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外，国内外对现代农业服务业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多一些，而对现代农业服务业的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系统的研究则显得不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2]何景明，马泽忠，李辉霞.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农村经济，2004，（7）.

[3]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1篇6

美国的农业信息化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和知识处理信息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知识的处理、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

(1)20世纪50~60年代的广播、电话通讯信息化及科学计算阶段自从1844年莫尔斯(S.F.B.Morse)发明第一封电报起,人类就进入了电子信息传播时代。1946年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真空晶体管后,美国的无线电声音广播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此后随着图像传递技术的发明,美国的无线电声像广播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普及,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进入广播、电话阶段。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字显示,20世纪50年代,电视已基本在美国农村地区普及。1954年美国农村居民的电话普及率为49%,到196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83%。从1962年开始,美国开始资助在农村建立教育电视台。电话和声像广播在农村的普及,可以把大量的农产品市场信息和科技信息传递给农业生产者,起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和稳定农产品市场行情的作用。此时,计算机才发明不久,体积较大,运算速度较慢。计算机在农业上的应用还仅局限于科学计算阶段。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运用线性规划对饲料配方和饮料问题的处理等。

(2)20世纪70~80年代的计算机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开发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寻求计算机以开发潜在的战略价值。这促进了计算机的研究与发展。1944年霍华德.艾肯(1900~1973年)研制出全电子计算器;1946年标志现代计算机诞生的ENIAC(TheElectronicNumericalIntegratorAndComputer)在费城公诸于世;1956年,晶体管在计算机中使用,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导致了第二代计算机的产生;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后,计算机制造商开始面向普通消费者开发微型电脑。1981年,IBM推出了用于家庭、办公室和学校的个人计算机(PC)。此后,整个80年代个人计算机的竞争使得价格不断下跌,个人微机的拥有量不断增加,计算机继续缩小体积,从桌上到膝上到掌上。与IBMPC竞争的AppleMacintosh系列于1984年推出。电子计算机的商业化经营和实用化推广,带动了美国农业数据库建设、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建设。1985年,美国对世界上已发表的428个计算机化的农业数据库进行了编目。这些数据库是当代最重要的农业信息资源。其中最著名、应用最广的是: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和美国农业部共同开发的A-GRICOLA,它存有杂志论文、政府出版物、技术报告等;由联合国粮农组织生产的AGRIS,存有10万份以上的农业科技参考资料;还有信息研究系统CRIS,该库可提供美国农业部所属各研究所、试验站、学府的研究摘要。数据库应用系统则有不同的目标,它们分别服务于农业生产、管理和科研。如美国还建有全国作物品种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可在全国范围内向育种家提供服务。现有60万个植物资源样品信息被计算机化,可用计算机和电话存取。

(3)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自动控制技术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应用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计算机应用逐步推广到农场范围;到1985年,美国已有8%的农场主使用计算机处理农业生产,其中一些大农场则已计算机化。迄今,计算机的应用,给美国的农场管理与生产控制、科研和生产带来了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

2日本

日本农林水产省对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事广播(有线放送)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开始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管理(计算机)中心、以及农村有线电视放送(CATV)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GreenUtopia构想”,顺应了当时新闻传媒的潮流,对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了80年代末,由于各种信息机械的迅速普及与网络化的发展,农村信息化政策业不断地进行扩充,农村地区的信息化程度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1998年底,在日本各都道府县建立的与农业信息化相关的网络中心等机构有67个,平均每个县有1.5个农业信息中心。另外在全国各地有38个研究机构开展的信息化软件开发以及信息化应用研究等课题。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全国联机网络,即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DRESS),其大型电子计算机可收集、处理、储存和传递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技术信息。每个县都设有DRESS分中心,可迅速得到有关信息,并随时交换信息。

3德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德国农业广播、电话、电视等通信技术发展,并在农村地区普及。是德国农业信息传播的初级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建立数据存储等农业信息化技术从初级阶段走向成熟的阶段。如早在1976年就使用计算机计算每块地的面积、登记每块地的类型及价值。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地区、村庄、道路的信息系统。80年代中期,德国政府委托有关研究部门建立了全德国的地区农业经济模型,后来经过不断地补充和修正成为很成熟的农业信息处理系统,为有关决策提供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德国计算机数据处理、数据模拟模型技术开发走向应用的阶段。在此时期,德国在农业的数据库技术研究开发建设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如B.Hau(1985)设计了害虫管理数据库系统,用于作物害虫信息的采集、存储、查询和应用。J.Lipinski(1988)设计了农药残留数据库IN-TERPRET,科学地管理农药残留数据。G.Teubner(1989)设计了植物保护剂数据库,用于植物保护剂的数据管理和开发利用。E.moll(1990)建立了苹果害虫管理数据库,将苹果害虫的生物学特征、发生与危害、防治方法等信息科学有序的管理起来,方便查询与开发利用。D.Blumenbach(1986)研究建设植物保护文献数据库PHYTOMED,用于德文和英文文献的的管理。进入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在德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电脑广为普及。通过Internet联网,德国已拥有了发达的通讯网络。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互联网络的出现使农业信息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大型而低效的数据存储设施被高效的计算机系统所取代。目前,德国通过各种网络的连接,可查找到各种专业研究信息、科技管理信息和经济等方面的信息。

4法国

在1997年前,法国信息化还相对滞后。在信息网络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当然也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从1997年开始,法国政府将信息社会的发展摆在了优先位置,前总理奥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于当年启动了“信息社会项目行动(PAGSI)"。经过不懈努力,法国已经在信息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法国家庭电脑配备在1997年到2000年几乎翻了一番。在2000年末,个人电脑家庭配备率介于26%~33%之间,增长幅度基本上达到了该时期欧洲平均水平,由此也促进了法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2000年,法国有700万至1100万个英特网用户。法国在家庭、公共场所、农业企业及工厂的英特网用户的增长幅度大大快于欧洲平均水平。为了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步伐,法国政府计划于两年内把全法互联网络建设年度投资额提高到目前水平的2倍以上。

5印度

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农业研究中使用计算机。第一台计算机是1964年安装的,是一台IBM1620-Ⅱ,在新德里的印度农业统计研究所(IASRI)用来进行统计数据的分析。IASRI的计算机系统1977年升级为B-4700。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IASRI应用计算机进行气象学、遗传学和产量预测方面的研究。1971年印度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NISSAT)。国家科学技术信息系统归国家科学与工业委员会领导,不是一个大的领导实体机构,而是一个协调性组织。其目的是把信息系统和服务中心相互连接,成立一个整体性信息服务网。通过协调,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和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实现优势互补,提高信息服务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在1979~1985年间,IASRI通过农业科技信息系统来提供服务,之后则由位于新德里的农业研究信息中心来提供这项服务。1983年,IASRI成立了一个农业统计和计算机应用高级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一些农业大学,比如G.B.Pant农业技术大学也在应用印度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电脑来进行数据处理和学校管理。1985年左右,流行病学的研究数据库和疾病信息系统就开始使用小型个人计算机。直到1990年,个人计算机才开始在农业研究院所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决定实施农业研究信息系统(ARIS)项目,以信息技术促进国家农业科研系统的发展,资金来源于国家农业研究项目基金。建立农业研究信息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使农业管理人员和农业研究人员快速而方便地获取信息;利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的基础设施搜集、加工、储存、检索和利用信息;在国家农业研究系统内部全面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研究项目规划、执行、监督和评价的能力。

6韩国

(1)韩国农业信息化起动阶段(1986~1993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韩国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随着农业现代化和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农作物的单产也较大幅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耕地锐减的负面影响。韩国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把农业信息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下工夫上,首先,加大对通讯设施的投资,1986年在这方面投资高达20亿美元,占政府投资总额的7.7%。其次,鼓励私人企业介入。1989年国家通讯部宣布了若干项通讯市场自由化措施,尤其是建立增值网的措施,加速通讯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的建设,到1994年全国拥有电话线2078万条,并且全部实现自动化。1988年韩国数据通讯株式会社(DACOM)研制出一种尖端电讯网络,可以提供电子邮递、资料库和增值网信息等服务,大大地改善硬件设施的环境,为农业信息化搭好大展宏图的舞台。

(2)韩国农业信息化初步发展阶段(1994~1999年)

1994年韩国推出《农渔业振兴计划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加强科技其中包括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投入。在振兴农业的过程中,农业信息技术开始发挥作用。这一阶段农业信息化的特点是强化了政府在信息化过程的作用。

(3)韩国农业信息化深入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韩国作为农业信息化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农业信息化的“追赶型”模式。“追赶型”国家有可能借助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相对于工业化进程来说提前进入信息化时代,并利用信息化技术反过来推动和改造传统的农业,甚至于形成“工业化”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模式。这一阶段信息化的主要特点是更注重于信息技术应用的实效。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篇7

法国农业科学院（INRA）成立于1946年，是法国最大的农业科研机构，是法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主体，相当于中国农业科学院。INRA的科研管理人员为政府公务员。从1984年起，INRA受法国教育研究与技术部和农业、食品与渔业部共同监管。

1．1机构设置

INRA的机构设置包括行政管理和科学研究两个部分。行政管理部分主要包括理事会、科学咨询委员会、道德委员会等决策领导部门，以及财务、人事、法律、会计等职能部门。理事会是INRA的管理机构，负责审议该院的研究战略及其管理、科研、资金和项目等方面事宜。在科学研究方面，INRA根据学科领域在院一级设置了13个研究部，各研究部由INRA直接领导，是组织领导科研活动的实体机构。研究部下设213个研究单位，其中有与其他研究机构共同组建的研究单位112个、合同制单位41个。此外，INRA还根据生态及行政区域设置了18个区域研究中心，包括21个课题组和150个实验站，其中一小部分在国外，包括在中国设立的办事处。

1．2人员经费

2013年，INRA约有在职职工8500人，其中1837名研究人员、2590名工程师和4061名技术人员。作为其国际交流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农业科学院在全球范围内招募科研人员，目前有171名外国科学家就职于INRA，占全院高级研究人员总数的30％，根据项目研究需要受聘的外国科学家有25名。此外，INRA还在国内外招收研究生，代表法国科技部委托培养相关领域博士后。2013年，INRA的总收入为8．81亿欧元，其中6．79亿欧元来自科技部和农业、食品与渔业部拨付的用于公共服务的费用，占总经费的77％。另外1．5亿欧元为立项的科研项目经费，0．42欧元为科研成果与服务收入，其余为其他产品收入。在总经费支出中，人员费占65％，用于科研活动的经费占31％。

1．3发展战略

INRA的优先科研主题包括食品健康、温室气体排放、生物技术、农业生态系统和全球粮食安全，其科研重点是加强生物学预测能力，如基因组学、生物多样性研究等。目前的科学研究中，生命科学占78％，环境科学占14％。大量科研成果的产出使得INRA在全球农业科学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论文引用频次来看，其在农业科学研究领域一直保持着全球第二位，在植物与动物科学位居全球第四位。INRA在微生物学和环境生态学领域也位居全球领先水平。

1．4绩效考核

INRA重视对科研人员和成果的考核，围绕如何测定研究单位（或个人）研究任务完成情况，制定了考核方法和标准，考核内容包括知识生产、创新能力、专业培训和专业技能等多个方面，并从科学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两个角度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价。一是对研究团队进行考核。从1999年开始，INRA对下属的13个研究部进行考核，每4年考核一次，考核内容包括科研成果质量、在全国乃至国际学术地位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二是对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个人的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知识生产、对团队或专业学科的贡献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

1．5“Meta计划”

为应对21世纪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带来的粮食安全挑战，INRA对13个研究部进行统筹管理，推行学科内和跨学科的规划，启动了“Meta计划”（Metaprogrammes）。目标是实现交叉研究，广泛动员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团队，并尝试找出在上述有关领域中待研究的主要瓶颈。跨学科性将贯穿“Meta计划”内的各个项目，从项目设计阶段开始，就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性以及如何加强国际合作。前缀“Meta”反映了期望超越传统项目的愿望。INRA财政预算的1／3投入到“Meta计划”近期拟开展的10个项目中，总计3亿美元／年。到目前为止，已确定8项“Meta计划”，以推动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

2法国农业、食品、动物健康及环境研究与教育联合体（Agreenium）

2009年，法国成立了一个部级的农业、食品、动物健康及环境研究与教育联合体（Agreeni－um）。Agreenium是一个汇集了法国农业科学院（INRA）、法国农业研究发展中心（CIRAD）等2个研究单位、6所高等院校的法律实体。其目的是促进法国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设施的有效使用，促进农业和兽医研究以应对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Agreenium总部设在巴黎，由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协助开展工作。执行委员会由30人组成，除来自各成员单位的代表外，还包括政府代表（食品、农业和渔业部，高等教育和研究部，外交及欧洲事务部）以及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Agreenium的目标将法国科研和高等教育机构提出的农学和兽医学优先研究领域提升至国际层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Agreenium依赖于其成员单位在国际上所形成的广泛协作网络，主要包括区域主管和法国农业科学院、法国农业研究发展中心联合海外代表。除了促进法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国际化，Agreenium还为其所有成员单位提供技术咨询、确定合作伙伴和提供经费渠道，为发展双边、多边合作提供支持。Agreenium已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中国多家科研教学单位签署了合作协议。

3法国科研经费分配

法国的科研经费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公共科研经费，一部分是公司研发经费。公共科研经费部分用于大学、公共科研机构和财政部门，也包括国家研究局支持的重大项目研究经费。国家财政部也会以全额形式直接给一些科研机构拨款，或通过法国农业与农村发展基金会（CASDAR）有目标性地向农业科研机构征集项目来支持农业与农村发展相关研究。此外，公共科研经费还包括法国地方政府的投入，以及来自慈善组织、公司和欧盟的资助。公司研发经费，主要是国家通过法国创新署（法国的一个公共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由中小型公司发起的创新项目。法国政府也非常鼓励外国公司支持本国公司的研发活动。法国国家研究局除了支持由国家公益性机构开展的项目外，也支持私营企业从事的研发项目。2011年，法国的农业科研经费为44．9亿欧元，其中57％的经费来源于公司。63％的科研经费用在私营部门，15．9亿欧元的经费用于支持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团体，如大学、学院等，其中：约9％的经费专项用于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管理（包括食品和农业研究），约2％专项用于国际农业科技合作。

4法国农业科技体制对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启示

4．1建立国家层面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Agreenium将研究、培训和成果转化等各个单位有效链接到一起。作为一个研究和教育机构，其全部或者部分组成成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允许每一个成员保持其自己的职责和地位。这种灵活协调形式，允许各成员在科研、教学和成果转化方面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可以在长期的大规模的国际合作项目上得以应用。在农业面临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Agreenium在参与由全球农业研究论坛（GFAR）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牵头的全球农业科技体制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存的“部级—省级—地市级”三级农业科研组织“有体无系”，日益呈现出定位不清、分工不明、资源分散等弊端，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效率的提升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迫切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与机制创新加以解决。在现有体制下，借鉴Agreenium的经验，组建以农业部、科学技术部主导的，由部级科学院牵头的，农业科研院校共同参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积极探索建立重大科研任务引领、优势科研资源集聚、科学运行机制保障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无疑是推动农业科技高效协同创新，提高科技资源利用与科研产出效率的一项重要举措。

4．2优化布局，建立区域性农业科技研究机构

法国在规划和构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制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农业的区域性特征，使农业科研工作更能满足区域农业发展需要，促进农业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使农业科技更能适应区域农业发展的需要，实现了农业科技的“本土化”。中国的农业科技体制经过6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中国现行的农业科技体制在全国布局上还有较大的缺陷，不能满足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需求。例如，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大部分部级农业研究所分布在中国东部和中部，而在中国西部布局的科研力量较为薄弱，使得目前开展西部农业研究缺少部级的根据地与支点，与中国西部农业的规模和地位不相称。建议按照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优化农业科技布局，设立区域创新中心和地方试验站，打破原有创新体制对农业科研的行政分割，建立以农业区划及农业生态特征为基础的科技体制。

4．3促进企业科技投入，适时发起以我为主国际重大科技计划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篇8

【关键词】以色列;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农业投融资体制

以色列农业自然资源贫乏,而农业发展成就举世瞩目,除了其具有由农业科研管理与研究机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农民培训与教育体系等构成的较完整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还在于其有较完备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这一机制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其科技投入与管理保障机制;二是其科技政策与法律保障机制。

1科技投入与管理保障机制

以色列农业自然资源的贫乏,使以色列农业发展选择了依靠科技进步实现资源高效集约利用的道路。政府每年的农业科研专项经费有上亿美元,占农业产值的3%。在国家农业部的农业科研经费中,有50%是定向拨给国家农业研究组织,剩余50%和政府其他农业科研基金按分类管理,统称为“竞争性基金”。第一类是首席科学家基金,资金总额约1000万美元,资助对象为研究所和大学单个项目的自由申请。第二类是农场主以交纳销售税的方式提供的研究经费,总额约为800万美元。主要用于资助经济效益比较明显、针对性较强的技术开发项目。第三类是国际基金,包括美以合作的“巴德计划”和欧盟资助的研究基金。第四类是科技部与教育部的有关农业科研基金资助。以上3类研究经费主要是用于应用性研究项目。第五类主要用于基础性研究,每年约3000万美元以上。此外,以色列企业也提供农业研究经费,主要用于引导和补贴应用性研究,如化肥、化工以及农业机械产品等。在以色列农业科研经费的投资构成中,约有10%用于基础研究,70%～75%用于应用研究,15%～20%用于农业科研成果的开发和推广。这些经费中,农业部的投入约占60%,主要用于应用性研究;科技部与教育部约占20%,主要用于基础性研究;企业约占10%,主要用于资助技术开发。以色列的农业科研资金管理正逐步向基金化管理方向发展,实行优胜劣汰,鼓励竞争,并推行严格的项目追踪式过程管理监督、评估机制,大大提高了科研投资效益。[2]

2科技政策与法律保障机制

以色列政府努力为农业高科技发展创造条件,大力支持农业科技的研究与开发,给投资者和企业家制定多种优惠政策,包括优厚的投资津贴、政府贷款保证、免除税额和高风险企业创业基金等各项优惠政策,如1984年以色列就通过了一项“鼓励投资法案”,设立农业开发风险基金,主要是为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提供便利。以色列还专门制定了《鼓励研究与开发法律》等法规,促进农业科技的创新。

在农业高新技术的研发方面,以色列实行了对重点技术重点扶持的政策。首先,他们加大了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投资。农业部、农业研究机构和农业研究开发基金会以及科技部、教育部等均设立生物技术研究基金。同时,以色列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设立和吸引风险投资基金(目前已吸引了近50多家风险投资基金),将其中很大一块投向生物技术。其次,以色列也十分注重农业信息技术的利用。在农业灌溉以及设施农业中温室的供水、施肥和气温调控,农产品加工质量控制等均采用计算机自动化控制,为此开发了一系列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另外,农业生产部门还非常重视农业信息的收集、传播与反馈,通过互联网及建立的农业远程技术服务网能及时了解国内外相关信息,为农业科研提供详实的基础资料,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目前以色列农业现代化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许多农业生产过程实现了全自动化程序管理,农业高新技术的应用普及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色列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给我国以诸多启示。

一要进一步创新农业科技投融资体制。首先,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与扶持。从我国情况看,农业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短时期内涉农企业还不能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政府应成为农业科研经费投入的主体,并通过各种扶持与激励措施,鼓励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科研。其次,要促进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体系的形成。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小、农业企业实力较弱,只有政府建立起规范的农业科技投入体制,才会引导非政府投资的介入。此外,在农业科技的推广领域,也要创立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资机制。这需要将各种农业技术按“公益性”程度,按科研成果能否物化、以及其在市场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大小进行分类,“公益性”技术的推广由政府农技推广部门承担,“私人性”技术推广可以市场化,通过建立农业技术推广项目的基金管理制度,对推广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以加快农业科技项目的推广。

二要建立稳定支持与适度竞争相结合的农技分类发展激励机制。政府必须对各种农业科技按“公益性”程度分类,确定哪些产品技术创新由政府的有关部门承担,哪些技术创新由非政府部门的企业、公司和民间组织来承担并推向市场。鉴于农业技术大多具有易扩散性和公益性等特点,为保护研究人员的利益,鼓励科研人员持续创新,政府对重大公益性农业科研成果应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此外,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为尽管农业技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而且有些成果具有一定的保护难度,但应通过完善知识产权成果保护制度,鼓励私人和农业企业通过市场需求决定其农业科技创新的方向。[2]

三要加快农业科技投入、科技推广方面的立法进程和执法力度。1993年我国颁布了《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和《科技进步法》,进入新世纪根据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入世后的新情况,国家对上述法律先后进行了修订。比如,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修改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传播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加快农业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该法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公益性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进行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农村群众性科学技术组织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的发展提供科学技术服务,对农民进行科学技术培训。该法还规定,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主要用于6类事项的投入,其中就包括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但总体上看《科技进步法》、《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应通过进一步修订对对国家投入比例和资金管理程序进行界定,同时辅之以《国家农业科技进步中长期发展规划》,使之更具体和更具操作性。

参考文献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篇9

关键词：清远市；农业科技；产业发展；成效；建议

广东省清远市是农业大市。近年来，清远市积极践行“产业要兴旺，科技是支撑”的理念，扎实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农业科技在推动清远农业产业发展中，主要表现在农业品种的选育研究、示范推广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等方面，对农业产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激发活力，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1农业科技推动农业产业发展主要成效

1.1农业品种的选育推广，优化了农业品种结构

1.1.1新品种的选育研究，为优化农业品种结构打下了基础近年来，农技部门积极开展农作物、畜禽、水产品种选育研究，取得显著成效。仅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近年选育并已申请审定或通过审定的水稻品种就有4个、玉米品种2个，申请品种保护的花生新品种2个，选育和繁殖禾花鱼F2代优质苗种200万尾，选育家禽品种清远黄羽乌鸡种鸡1000套，保护清远麻鸡原种100套，为进一步优化农业品种结构打下了基础。1.1.2优新品种的引进推广，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动力连南县引进广西毛葡萄品种在石漠化山区试种成功，并进行了较大面积的推广，推动建设了毛葡萄酒加工厂，为石漠化山区发展特色产业开辟了新的途径；连州市结合当地气候地理条件，广泛推广适宜当地种植的菜心品种，推动连州菜心种植面积达10万亩，产值达10亿元；阳山县推广适宜旱地种植的西洋菜品种，打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旱地西洋菜产业和品牌，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3万亩；清新区推广桂花鱼养殖，养殖面积占广东省桂花鱼面积的25%，使桂花鱼产业成为清远市的优势农业产业。英德市推广种植高香型茶树品种英红九号，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把英红九号种植面积发展到10万亩，占英德茶叶总面积的85%，并助推英德红茶品牌发展成为“中国优秀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之一，品牌价值达23.63亿元，茶叶从业人口超过13万人，英德红茶生产企业中有省级农业龙头企业9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17家。英红九号成为“一个品种撑起一个产业”的典范，有效优化了农业品种结构。

1.2先进适用技术的示范推广，提升了农业科技水平

农技部门通过研究、引进和推广适宜清远农业生产的先进技术，为清远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在清远北部地区开展稻渔综合种养技术，先后成功试验出稻鲤（禾花鱼）、稻虾（澳洲淡水小龙虾）高效高产模式。该模式下稻米平均亩产700斤，禾花鱼亩产150斤，澳洲淡水小龙虾亩产110斤，亩产值达0.6万~0.8万元，是当地稻渔平均产值的2~3倍，成为清远稻田综合种养的典范。英德市通过示范推广现代化机械化茶叶加工技术，目前已在英德境内基本实现红茶机械化加工全覆盖，其中大型加工生产线超过10条，实现茶叶加工全程不落地；同时，国家茶叶加工技术研发专业中心落户英德，成为广东省第一个茶叶类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先进技术的推广有效提高了红茶科技水平和质量安全水平。连山县长期致力于优质稻种植技术示范推广，先后承担建设了连山有机稻市级、省级、部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展示了有机稻生产技术6项，制定和颁布了有机稻种植规程2项，培训了获得《有机水稻种植专项技能证书》的技能人才590人，助推全县8个水稻种植基地获得有机认证，认证种植面积达1万亩，使全县实施有机稻综合技术面积稳定在3万亩以上。连山县也因此先后被评为全国有机稻种植示范基地、部级有机水稻种植综合技术标准化示范基地，有效打造了连山有机稻品牌。

1.3现代新型科技的引进融合，推动了现代农业进程

清远积极开展现代农业装备和新型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研究和运用，有力推动了农业现代化水平和进程。一是把现代农业装备在农业生产中融合应用。广泛推广无人机在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控中的应用；推广水稻耕种收一体化，全市水稻耕种收机械化综合水平达68.9%。英德市引进建设智能化茶叶加工装备，实现了茶叶从进厂到出厂都无需人工触碰。二是把农业物联网和信息化科技融合到农业生产中。在基地安装可视化检测设备，接入室内数据系统，实现实时监测基地的气象、土壤墒情、生长情况等，为精准安排农事生产提供了便利；清远与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共同开展农业信息化工作，并成立了清远市智慧农业研究院，把传统农业生产发展成为智慧农业，并已成功申报为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这些先进科技手段的融合加速推进了清远农业现代化进程。

2农业科技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机构不健全

除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英德市农科所、连州市水果技术推广总站、连山县农科所、佛冈县农技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具有相对完整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外，其他地区配备的农业科研机构不健全，部分农技单位有名无实，农技推广体系不完整。

2.2农业科技人才匮乏

一是科技人才少。市、县两级农业科技部门开展农业科技研究工作的技术人员匮乏，部分重点产业仅有1个专业技术人员，形不成研究团队。县级农业科技部门人员总数在10人左右的单位仅有3个。二是科研人员断层现象严重。县级农技部门的科技人员绝大部分年龄较大，在未来5~10年内基本达到退休年龄；中青年科技人员非常少，人才断层严重，造成老一辈科技人员的技术和经验得不到传承，原有的科研基础得不到持续跟踪。三是技术人员抽（借）调情况较多。基层农技人员常因工作需要被抽（借）调至其他部门工作，难以投入精力到农业科技工作中，导致大量农业科研进展缓慢甚至停滞。

2.3财政支撑农业科技强度弱

一是科研经费无保障。财政对农业科研的投入经费有限；部分单位虽有科研经费，但仅能满足科研基地的日常运营，难以满足深入研究的需要；部分单位为争取科研经费，花费了大量精力用于项目申报、绩效考评等工作，分散了精力；且项目经费往往不具备持续性，使用完后又缺乏继续投入，造成科研质量低、成效差。二是基层农业科技人员待遇差，留人困难。县级农技部门薪资待遇普遍较低，难以招录年轻有能力的科技人员，已招录的科技人员也常有流失，难以长期留在基层开展一线科研工作。

2.4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

部分农技部门没有形成系统的推广体系，农技推广常局限于小型示范基地的示范、简单的授课培训、短时的现场咨询等，推广过程中普遍存在推广质量不高、形式重于质量等弊端，导致农业科技不能充分、系统地应用于农业生产。

2.5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接受度不高

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影响，很多中小型农业企业、合作社以及农户常局限在现有知识框架和经验中发展农业生产，生产经营理念保守，对新的农业品种、农业技术的接受程度不高，甚至拒之门外。部分农户虽经过新技术培训但难以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难以打通科技入田“最后一公里”，对产业发展贡献力有限。

3农业科技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围绕主导产业发展，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等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农业“3个三工程”和“3+X”产业体系总体部署，结合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瞄准主导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如柑橘、茶叶、清远鸡、优质稻、连州菜心、水晶梨、鹰嘴桃、旱地西洋菜、黑山羊、桂花鱼、稻田鱼等，深入开展农业科技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通过基础研究、科技攻关和科技推广，解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逐步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3.2加强品种资源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品种基础

一是建立相对完善的品种资源库。广泛收集和保存本土农业品种资源，如清远鸡的原种鸡、本地繁育的水稻品种、本土野生茶树资源等，形成本土农业品种资源库；结合清远气候地理条件，针对性引进优质高效的外地农业品种，作为品种资源库的重要补充。二是加强农业品种的选育研究。在农业品种资源库的材料中，对有发展潜力的品种资源进行选育筛选、提纯驯化，培育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优质高效品种。

3.3加强农业科技力量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加强农业科技机构建设，加快完成县级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的改革整合，组建相对完善的农业科技机构。加强农业科技人员的配备。结合全市人才引进政策，积极招录农业科技人员；积极通过省农科院清远分院等机构建设，柔性引进农业科技人才驻点开展农技研究。通过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等方式，留住农业科技人才，并给予更多的机会和上升空间。加强财政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争取财政部门加大对农技部门的经费投入，确保农技研究能持续深入开展；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待遇，确保科技人员能安心扎根一线开展农技研究和推广服务，为农业产业发展作贡献。

3.4加强市级综合性农业科研基地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科研基础

以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为主体，整合现有科研力量和技术基础，建设一个800亩以上连片的市级综合性现代农业科技研究示范基地[1]，并与当地旅游、教育、农业农村等资源结合，形成集农业品种资源保护、农业科研试验、智慧农业展示、农产品精深加工、综合实验室、农旅结合、科普教育、对外展示等于一体的能推动全市乡村振兴的重要农业科技支撑基地。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309-02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具备优越的经营环境、便捷的交通条件、以及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具有吸引力的同时，向休闲农业的转型便是经营者和游客的双赢选择。尤其是当经营者发现，从休闲观光所获得的收入要比从农业本身的收入多且更容易时，这种转型经营更加势不可挡。台湾的休闲农业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起步，最初仅限于果园采摘、茶园喝茶等简单的经营形式。1998年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休闲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9年4月30日协会公布“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自此，各级行政部门开始拟定相关政策及配套措施，并将休闲农业正式纳入财政预算的范畴。从2000年起，台湾休闲农业开始蓬勃发展，并催生了包括休闲农场、乡村民宿、休闲酒庄、休闲牧场、度假渔村等多种集体验、观光、度假为一体的各具特色的休闲农业形态。

2002年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大陆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进入台湾市场，台湾原有企业纷纷面临转型的困扰和威胁，一些传统老字号企业濒临倒闭。在这种情况下，为企业注入文化创意的观光工厂概念的提出和实践，让台湾的中小企业有了延续生存和转型的机会，也使得当地的传统风俗有了文化的传承。根据台湾经济部工业局2003年所颁布的《工厂兼营观光服务作业要点》，观光工厂为具有观光、教育或产业文化价值，且实际从事制造、加工，并将其产品、生产过程、场地与厂房提供游客参观的工厂，是将传统产业与观光旅游相结合的一种新型旅游业态。因此，观光工厂本身就是个活体工厂，同时具有寓教于乐和增广见闻的功能，当制造业朝向兼具历史文化和观光休闲结合的方向发展时，不仅可以创造更多观光旅游的需求，也使得旅游内容更丰富化与深度化。

在台湾文创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休闲农业的形态种类更加多样化，同时观光工厂也开始涉及更加宽广的领域，以农作物种植、生产、加工为基础的观光工厂在台湾开始出现。现以台湾苗栗县山水米有机稻场为例，分析基于这一文化创意基础上的新型旅游业态的运作模式，以学习和借鉴其成功经验。

一、山水米有机稻场简介

位于台湾苗栗县苑里镇的山水米有机稻场，在2004年开设之初是一个为了推广有机稻米种植而筹设的希望工作站。在2006年成立的山水米公司秉持“友善大地，健康人生”的理念，在苑里镇玉田里兴建了一间“漂浮在稻田上的大自然教室”，有机稻场正式对外营运，以尊重自然、关怀土地、照顾人们为出发点，借由有机稻为示范田，进行环境教育以及推广稻米文化。

山水米有机稻场以“米”作为推广、展示及商品，为游客提供多种接触有机种植及有机生活的方式。主建筑选择“米”字造型，以水泥板与玻璃为主材料，内规划有展示空间、多功能教室、玩米餐坊与玩米小铺。这栋现代建筑藉由“漂浮在稻浪上的教室”寓教于乐，使游客学习友善对待土地的方式，尊重所有生命，关怀农人生活，创造农村生活美学，同时提倡创意与DIY，以更具体的行动来支持“吃台湾的米，爱台湾的山水”。以米字玻璃房为观光主体，加上围绕在周边的教学示范田、有机稻米展场、生态水池、有机碾米区以及米粮仓，构成了集体验、观光、休闲、餐饮、教学为一体的有机稻米观光工厂。

二、营运模式及SWOT分析

（一）营运模式

山水米有机稻场采取自产、自供、自销的绿色循环发展营运模式。由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提供健康与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方式，以及在有机稻田内应用“稻鸭共生”的种养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有机米、稻间鸭等绿色农副产品及餐饮服务所需原料，使得游客在有机稻场内所吃、所用、所游、所玩、所买皆为稻场自产自供，并加上文化创意的方式呈现出来。

前往山水米有机稻场参观游览的散客和团体，通过线上预约和提前汇款的方式，便可享受到接待参观、讲解导览、有机午餐、玩米教学与DIY等一系列体验服务（表1）。在台湾80家观光工厂中，只有包括山水米有机稻场在内的14家可以提供上述全部服务。

（二）有机稻场SWOT分析

1.优势-Strength

传统农业与文化创意相结合，并以观光工厂的形式吸引游客前来体验是山水米有机稻场的最大优势。其全部原料皆由自家稻田、鸭舍提供的生态农家饭，加以“一人一碗”的自助用餐理念，充分体现了有机稻场尊重自然、关怀土地的绿色可持续经营理念，也是目前最吸引游客的服务项目。

针对亲子游的米食DIY、稻米科学种植和生产过程的讲解、以及稻间教学示范，也为游客增加了多种可选择的体验项目。

营销宣传方面，山水米有机稻场的网络主页设计轻快活泼，与多个文创企业合作建立包括米老爷爷、米浆奶奶、阿米哥、米康、米果在内的多个形象生动的人物设计，注入文化创意元素，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有机稻场还与台湾各大超商合作，建立直销模式，大力推广鸭间稻米以及相关产品的销路。

2.劣势-Weakness

因山水米有机稻场位于苗栗县苑里镇玉田里，地理位置远离城区，并且尚无公共交通可直达，所以目前前往的游客大多为自驾或者团客为主。

目前山水米有机稻场如需参观就餐，需要提前10天进行预约，并且在团体预约的人数上只接受25人以上预约，30人以上的团体需要分为各个小组参观。在人数和时间上，有一定的限制。同时由于场地规模较小，最多可容纳80人，但需要分批进行参观和就餐。规模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客的体验效果。

3.机会-Opportunity

台湾地区在2001年至2004年就开始推动“一乡一农业园区”的计划，迄今每年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行政院农粮署、苗栗县政府和农业委员会等政府部门都会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辅导奖励，强力推荐休闲农业与观光工厂的发展。

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形态的改变，人们对健康、养生与休闲的需求增加，再加上城市化影响，居民更加渴望接近绿地、回归农田、亲近大自然，这些都为山水米有机稻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机会。

4.威胁-Threat

近年来台湾地区相类似的观光工厂发展快速，针对同一目标客户群体的同类竞争者较多，外部竞争激烈。同时由于开放性营运模式，技术含量不高，进入障碍较低，容易被同类竞争者模仿。由于水稻等农产品有收播季节限制，使得观光工厂淡旺季明显，也给经营者规划与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三、有机稻场的成功经验

（一）政府层引导与政策支持

2003年台湾推出协助愿意转型的地方工厂转型为观光工厂的计划。从2003年到2009年，总共成功辅导32家传统工厂兼营观光服务，由生产和观光复合经营，直接和终端消费群互动。2008年，32家观光工厂参观人数突破11万人次，观光营业额达到4亿元以上新台币。截止到2014年，台湾共有80家观光工厂，吸引大批本土、大陆及境外游客前往。由台湾观光工厂促进协会、台湾交通部观光局主办的优良观光工厂评选活动，鼓励全台湾地区的观光工厂为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游览氛围，并印发台湾观光工厂导览地图，罗列全台湾地区的观光工厂地理位置和参观服务内容，置于每一间观光工厂内，方便游客取阅。政府层面的引导与宣传，有助于观光工厂进入良好有序的全局发展阶段。

（二）创新产业形式

传统的水稻生产仅仅为满足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需求，而在休闲农业已形成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山水米有机稻场创新产业形式，以观光工厂与休闲农业相结合的形式，不仅为自身品牌增加了创意内涵，也提升旅游吸引力，进而增加企业收入，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本着生态绿色、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山水米有机稻场创新“鸭间稻”这一水稻品种，以稻田为合鸭养殖场地，合鸭以稻田中的害虫杂草为食，同时合鸭粪便为天然肥料滋养稻田，以此循环互利共生，达到双赢的效果。而田间收货的稻谷蔬菜，以及饲养成熟的合鸭，又为每日游客的饮食提供生态有机健康的原材料，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当地现有资源，绿色经济。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游客的参与和工作人员的导览解说，使得游客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起到教育的作用。

（四）以游客体验为主题

无论是稻间插秧教学、“赶鸭子上稼”稻作活动、还是手工教室DIY米食发糕，都处处强调游客参与其中，增强游客体验。在体验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以体验为主题的项目设计，使得游客在参观游览过程中，积极调动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来充分体验和感受。一方面，摆脱了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游客了解水稻种植、生态保护等相关知识及企业的历史和文化，使游客充分感受和回味，提高游客满意度，进而增加游客口碑和忠诚度。

四、结语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篇11

关键词：有机认证制度；全球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建议；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6－0072－05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食品安全已经成为消费者和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和感兴趣的问题，消费者食品安全观念不断加强，消费理念发生革命性改变。在消费需求的拉动下，近10年来，有机农业发展迅速，有机食品成为消费者的新宠，有机食品市场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市场(Raynolds，LT.2004)。目前，全球有机农产品总值达到250亿美元，农田面积约1150万英亩，差不多相当于整个古巴的面积。西欧从1985年至今，有机农田面积增长了34倍，平均每年增长30％；美国和加拿大，整个20世纪90年代有机农田面积年均增幅在15％～20％之间(布莱恩・哈尔韦尔，2006)。

这种发展趋势引发全球农业产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以有机认证制度为核心的全球农业网络正处于重新构建之中。与有机认证相关的研究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重要挑战(Bass，Markopoulos，&Grab，2001，p.xi)。大量学者从社会、伦理、政治、经济、贸易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有机农业网络的全球化结构、空间构造、社会组织(Bemstein，1996；Gibbon，2001a；Hughes，2000；Ponte，2002a，2002b；Raynolds,1994；Talbot，2002)以及商业化网络(Dicken，1998；Gereffi&Kaplinsky，2001；Gereffi&Korzeniewicz，1994；Henderson&Dicken，2002)。可以说，与有机认证制度相关的研究正成为跨学科、多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

二、有机认证制度与全球农业结构调整

目前，有机食品新市场的需求巨大，诱致大量农业生产者进人有机生产领域(BucketaL，1997)。除有机生产在全球的迅速扩展外，有机消费、有机市场、有机农产品贸易、有机分配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都呈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在与有机农业相关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的网络中。有机认证制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ITC，1999)。出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仅从农业生产、消费、贸易与市场结构转变的角度对有机认证制度的功能进行系统的分析。

(一)有机认证制度与农业生产结构调整

有机认证制度的核心是确保有机生产者遵循有机生产的规定，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的有机法规均要求生产者严格按照生产的标准从事生产，并定期不定期地对生产进行监督。只有符合认证标准，并通过认证机构检验许可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贴上有机标签或者有机转换标签。同时对于认证机构的认证，生产者或者经营商必须支付一定数目的认证费用，具体金额包括认证申请费、检查人员的差旅费、食宿费、实地检查费、样品检测费、报告编写费、通讯费、报告审核费以及批准颁证后的颁证费、未通知抽检准备金、标志使用费等诸多费用。由此推算，从申请认证到通过有机认证，商品贴上有机(或者有机转换)标签销售，认证项目繁多，费用高昂，在增加生产者责任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成本。

关于有机认证制度对生产者行为的约束研究，TadMutersbaugh(2002)认为，认证主要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加大认证力度能够对生产者形成重要的新责任：(1)开展有机认证能够在市场与价格之间建立动态的相互依赖的新生产关系；(2)通过为村庄提供包括农户监督和社区技术在内的认证服务，能够对村庄和农户的农产品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3)实行有机认证制度能够对全国范围的大型龙头食业和经销商产生影响，促使这些团体帮助中小型生产者进行认证。但是，JulieGuthman(2004)从土地租金的角度对有机认证的功能进行分析，她认为认证费用在提高土地价值的同时，增加了有机生产的成本，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生产者可能并不一定会严格执行认证标准的要求，在生产方面减少投入，这使认证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与政策制定者初衷不一致的矛盾。

LuanneLohr(1998)认为，有机认证制度的主要职能在于拓展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市场联系的渠道，扩大了市场信息，生产者能够从高于非有机食品的价格中获得应得的受益。但是前提条件是认证必须是值得信赖的过程，认证的价格溢出(pricepremium)只有在标签信用存在的前提下才能发生作用。

通过对不同学者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有机认证制度对不同类型生产者的影响差别较大。对于规模较大的生产者，生产者重点从有机市场中寻求“商机”，普遍认为贴有有机认证标签的产品在激烈的市场中更有竞争能力，有助于市场的开拓，经销商也能够从高价的产品销售中获取更多的利润，每年认证的费用相比较生产者和经销商利益而言，并不算多。而对于亚洲等地区的小农而言，他们的产品主要是销往周边的邻居，生产者和销售者之间采取的是面对面的直销方式，这些邻居也许在平时的散步中就能够对有机生产进行监督，对以有机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比较放心。因此，对于有市场的小农来说，是否贴有有机标签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比如日本的有机农业生产，主要是通过Teikei系统搭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联系的桥梁。

然而，对于生产规模一般，同时市场与生产基地相距较远的生产者，尤其是需要出口的生产者，有机认证制度成为生产者发展的主要瓶颈。

(二)有机认证制度与农产品消费结构调整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广大消费者普遍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快速增长。不少专家认为，尽管在整个食品市场所占的比例目前尚不到2％，有机食品行业却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行业，估计销售额年增长率几乎达到5％～20％。

国际上大量的学者通过实证和规范研究的方法，从认证角度对有机食品快速增长的驱动力、认证对社会福利的改进、认证对消费者实际购买行为以及有机食品生产与消费供求的影响等多层次进行研究。

得到学者们一致认同的是，随着现代自由市场的扩大和产业链的延伸，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突现，有机认证制度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LuanneLohr(1998)认为，有机认证能够增

强消费者区别有机食品与非有机食品的鉴别能力。如果有机产品在出售之前普遍进行了认证并贴有有机标签，购买者就可以在购买前轻易分辨出质量的高低，价高质优的产品也能够获得其应有的价值。

与此同时，有机食品价格比一般食品价格要高2-3倍，这成为影响消费者是否购买有机食品的主要因素(如Thompson，1998；Marvinetal.，2004)，也成为有机产业能否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有机认证制度是有机食品价格高的重要原因。不少学者采用WTP(willingtopay)方法，对消费者对于认证费用支付意愿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支付意愿一般比较高，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12岁以下儿童数量比较多的家庭、年轻人。Diakalia(2002)认为，市场对有机认证制度产生诱致性需求，他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模拟了贫穷的非洲西部城市年轻母亲对婴儿食品的支付意愿，系统分析了社会经济因素对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由于婴儿食品属于信用品，即使消费以后也不能对其安全性进行判断，因此，母亲更愿意为认证的婴儿食品支付较高的溢出费用。

另外，有机认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也有助于解决供应商与零售商之间的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通过产品信息的提供，改善市场合作，从而推动市场信任体系的建设，增强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信心。

然而，国际大量的研究文献也表明，由于有机产品的认证普及度低，公众对认证产品尚未建立足够的信心。因此，有机产品如何更好地建立社会公信力成为当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三)有机认证制度与农产品贸易结构调整

目前，有机农业相关的贸易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出口到发达国家，因此又称为南北贸易。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南北之间的有机贸易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

专家预计到2010年，全球有机贸易将达到1000亿美元，有关有机认证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之。由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有机产品认证标准严格，并采取了不同于欧洲有机生产标准，由此引发广大学者(Gobi，2000；Lohr，1998；MogudandToledo，1999；Renard，1999；Rice，2001；RiceandMcLean，1999；RiceandWard，1996；Soto-PintoetaL2000；WaridelandTeitelbaum，1999；WhatmoreandThome,1997)对有机认证在公平国际贸易中作用的争论。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全球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变，而有机认证制度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从事贸易的成本，作为一种非关税性壁垒阻碍了有意愿进入有机食品市场的小生产者。比如，Marie-ChristineRenard(2005)认为，食品安全标准已成为世界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有机认证对于出口国，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成为一种非关税性壁垒，发展中国家只能遵循欧盟有机认证制度的后门条款，不能享受与欧盟成员国同等的待遇。尤其是近年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有机认证制度作为一种非关税性壁垒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有机产品的出口(MarianGarciaMaranez，etac，2004)。由于有机农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与传统农业具有兼容性，而发展中国家的小型生产者是有机出口的主力军(Crueefix，199807；Raynolds，L.T.2004)，因此有机认证成为拉丁美洲小生产者进行有机贸易的主要阻碍。Barrettetal.(2002)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有机贸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当地认证比国际认证要便宜，但是生产者并没有主动选择认证机构的权利，认证成本高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小规模生产者经济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有机认证制度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对国家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有利于一国国际贸易的增长。国内不少学者(比如。杜相革、王惠敏，2001)认为，在统一的认证和合格评定条件下，有机认证能够有效消除技术贸易壁垒，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四)有机认证制度与市场分配结构调整

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增长，有机食品市场也不断扩大。通过大量的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研究，学者预计目前全球有机市场价值约为110亿美元，相当于全部食品市场的2％，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数量为50亿美元(Blowfield，1999)。

从有机市场分配渠道进行分析，以前，有机食品销售或者采取直接销售的方式(比如日木)，或者主要通过天然食品商店、健康食品店(比如德国)等方式销售。这些方式相对来说针对性强，销售规模受到一定的约束。而土壤食品的全球化、食品零售行业的联合、私人零售标准的提高导致第三方认证(third-partycertification)的出现，并引发现代土壤系统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革。MakiHatanaka(2005)认为，TPC的出现对于全球价值供应链的管理意义重大，无论是在公共认证还是在私人认证领域都发挥了主流的作用。随着TPC的出现，超市供应的有机食品在近年来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BarryKrissoff，1998)。FAO(2001)的研究表明，全球有机果蔬的70％通过超市销售。

不仅如此，与有机认证制度相关的供应链研究也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最早对供应链的研究主要基于生产者与消费者者之间的线形研究(WhatmoreandThome，1997)；随着认证体系的发展，不少研究者发现认证商在供应链中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TadMutershaugh，2002)。而当前，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多角度全方位的有机商业网络重构又成为供应链研究的前沿和核心热点(Raynolds，L.T，2004)。Raynold将物质和非物质的关系融入到商品生活所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关系中。她的研究发现，有机食品网络的更新建立在个人信用、认证企业可获取“国内”规则的程度以及广泛的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的基础上。PaulThiers(2005)认为有机认证制度规范了有机市场，有助于市场采取激励机制建设可替代食品网络。而这种网络建设的过程也是农业生产、消费、分配格局重新构建的过程。

三、如何发展有机农业：有机认证制度视角的分析

有机农业作为一种可持续性的环境友好型农业，当前正成为世界农业的发展趋势，不仅已经认证的有机农业生产面积不断增长，消费市场和分配市场也发展迅猛，全球性的有机农业网络正处于重新构建之中，而认证在这个网络构建中发挥了重要的核心作

用。但是，有机认证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认证标准增加了中小生产者的经营成本、当前我国认证市场体系不健全、国际之间认证标准互认期待发展，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目前需要加强以下几方而促进有机农业的发展。

(一)加强有机认证的政府补助

近年来，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对有机认证进行了一定的政府补贴。比如，早在1993年，欧盟就制定了有机农产品统一标准，鼓励农民从事有机农业生产，并给予财政上的补助。2001年欧盟为有机认证提供了25亿美元的补贴，并于2004年形成欧盟有机农业行动计划(AEuropeanActionPlanfororganicagriculture)，等等。

Johnetac(2001)的研究亦发现，近年来，政府和国际援助项目用于有机认证的资金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为了对政府是如何有效资助有机认证进行研究，他运用单阶段logistic模型和数理方法对认证成本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并对认证费用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在完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自愿性认证是有效的。无论认证成本是否固定，私人认证与公共认证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是一致的，对有机食品实行认证制度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然而，尽管认证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但是对于需要进行认证的企业而言，由于认证增加了生产者的经营成本，因此造成企业负担加大，市场竞争力降低，这成为生产者是否采纳有机生产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MakiHatanaka(2005)认为，尽管第三方认证(Third-partycertification)在全球发展迅速，但是TPC对于中小型的经销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经销商提出巨大挑战。如果缺少资金、技术甚至教育的支持，供应商要维持TPC体系的正常运转非常困难，因此，政府和国际援助项目在提高其竞争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借鉴发达国家有机农业发展的经验，增加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对有机认证的资助，有助于我国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和有机农业的发展。

(二)建立多元化的有机认证制度市场体系

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的标准化发源于民间团体，世界上第一个有机标准可能是英国土壤协会早在1967年制定的协会性质的有机农业标准。1972年，全球性民间团体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成立，这为有机农业和有机食品的标准化带来了新的契机。1991年，欧洲议会颁布了VO(EWG)Nr.2092/91法案，即《有机农业和有机农产品与有机食品标志法案》，简称《欧洲有机法案》，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并促进私人认证的发展。欧洲有机法案的出台，为有机认证标准化提供了新的蓝本。

尽管如此，由于各国各地的环境、文化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完全实行全球统一的有机认证标准很有可能成为制约当地有机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各种认证组织在全球各地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各种认证组织有100多种。其中，私人性质的认证仍然是有机认证不可缺少的部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有机认证主要包括联合国、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比如IFOAM)以及国家组织(以欧盟、美国、日本为代表)三个层面的有机认证，各国内部还有众多民间认证组织的大量存在。总结欧美国家有机认证市场体系发展健全的主要原因不难发现，发展多元化的市场，形成国际、国家、地方标准相补充和协调的认证体系有助于有机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另外，也有的学者认为，有机认证的理想和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需要降低有机认证的标准和对私人企业有机认证的限制(PatriciaAlienandMartinKovach，2000)，以促进有机认证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但是，有机认证体系多元化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各种标准之间有可能相互冲突，这既增加了社会和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有可能为投机者提供机会。有机认证体系多元化运作需要趋利避害，形成各种标准之间的互补机制。

(三)注重有机认证制度体系的国际接轨

有机农业研究范文篇12

[关键词]中华农学会农学研究所学术建制移植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C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I)05－0117－08

随着近代科学在华传播，中国固有知识体系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资源到制度设计均发生了空前变化，在“量”激增的同时，其承载主体也日益“西化”。近代产生的各级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农学研究所等西式学术建制样式，体现了农业知识更新带动的制度变迁。从晚清以至民初，移植域外农业新知识是这些机构的工作重心；到1920年代前后，知识界观念剧变，重心转移，举办研究所风行南北。号为全国农学界领袖的中华农学会登高一呼，倡导设立中华农学研究院，意在扭转学人偏锋，开启研究新风，为后来树立典范。农业学术研究机构的创设，有助于推进中国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中国学术整体演进的重要一环。梳理相关史事脉络，可以深化认识“农业科学化”的时代思潮，以及中国学术近代转承演化的全貌。

一、外来影响

中国知识界倡导研究所，很大程度是受了欧美各国的影响。20世纪初，德国形成大学、政府和产业研究机构三种基本建制形态，研究风气在世界首屈一指。尚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学生注意到，美国后殖民时代建立的大学多受日耳曼大学学风影响，“注其力于研究科”，服膺“大学之极轨，研究天地间之万事万物，作天下人学问之明星”。除美洲大陆之外，欧亚各国也受到这股风气熏染，设立形式多样的研究所，推进本国的科学发展乃至产业振兴。就中国而言，将研究所的思想付诸实际，相比同在学习欧美的日本为时并不算晚。从晚清学制中的大学院、通儒院、学士院，到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再到1928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等一系列构思与实践，是为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体制化与组织化大致的发展脉络。整体来看，近代研究机构大约有国立综合研究机关、大学研究所及各专门研究机关三种。

晚清民国视“科学化”为摆脱农业困局的康庄大道，仿照西方设立本土农校、农事试验场、农学会和研究所，移植域外农学知识以改造传统农业。从晚清开始，南北各地便效法日本，设立各类试验场，到民国初期已达30余处。1906年，大连成立奉天植物研究所，农商部设立林务研究所。以上各种机构成立虽早，但实际状况难以尽如人意。留美生邹秉文1916年在安庆观察到，农事试验场不过农田数十亩，技师毫无农业学识，维持尚有困难，遑论研究与改良农业，“殊无发展前途”。这样的描述大概是晚清以来农事试验场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当然，原因复杂多歧，关键还是缺乏真正致力于农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直至1917年全国性农学社团中华农学会创立，这种情形开始逐步改观。

在留学时代，中华农学会会员中不少人怀有创立本土农学研究机构的梦想。1918年，留法的蔡无忌以为“农学研究所者，农学或关于农业科学之研究处之统称”，如农业试验场、植物病理研究所、种子试验室、机械试验室等，德国和美国此类组织“最多而最有势力”。前者以“分工及分权的普及”最引人注目，各科别立为专门研究机关；农、工业联合出资予以扶助，使其“位置益稳固而势力益扩张”，如Bromberg各院及柏林的发酵工业院；研究所附设于高等农业学校或农学士院，使教员、学生“同得其利益”。后者颇能继承德国精髓，“甚为完备”，研究范围各异，侧重于所在地农业特点，每所均受“农学试验场办事处”监督，使其互有往来，并与议会或民众交换意见，FarmersTusfitutes即为显例。法国也仿照德、美等国设立研究所，使农学、农业日进。由此，蔡氏认为，“吾国之幼稚农学，实不能与泰西各国相抵抗”，故“欲改良中国之农业，以与世界相争，则非自设立研究农学之机关不可”。

留美学人亲炙欧美学风，对建立本土研究所贡献尤大。1914年，时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等发起科学社(ScienceSociety)，发行《科学》月报，“设立各科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秉志、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章元善等科学社元老成为不久以后创立的中华农学会的骨干成员。社长任鸿隽特别强调“学校”与“学会”是创建中国现代“科学学界”的重要手段，当肩负“研究”使命的高等教育“正在破产的时候”，“研究所”成为“制造科学家的时势”的“终南捷径”。任氏另辟蹊径的观念转变，显然与教育界的风向有很大关联。当时不少人诟病清季以还的农业教育为“书本的”，裨贩有余而研究不足，“食洋不化”，难期实效。任鸿隽认为中国的科学教育有两大缺点：“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捷有效值途径”。因此更须“研究所”推进“研究”事业。1925年10月，留美生唐钺发表《中国学术的最大病根》一文，直指学术界“重编译而轻研究”的偏向，欲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必然要从“裨贩进而为研究”。学界鼓吹“研究”，恰是“研究”不足(尤其教育疏离研究)的明证。到192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门类大体划定，因而后创，再造中国的学问日益成为学界共识，并且主张通过研究所的集众研究快速推进。

行动始于文史学领域，多以大学为据点，而后扩展至理、工、农、医等科，并越出大学校园。深谙德国洪堡教育理念的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学术化”改造，他认为“大学重点，不在讲堂，而在研究所”，将裁撤之列的法科(法、商、工等科被认定为“术”科)纳入大学学术化轨道，酝酿创立包括法科在内的9门研究所，引领教育及学术界。随后，政府及各学术社团研究机构渐次成立。科学社移步南京高师后，于1922年8月正式创立生物研究所，分设植物部、动物部，先后由康奈尔校友、中华农学会会员秉志、钱崇澍、陈焕镛主持。秉志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款官费生，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入研究院，师从世界知名学者尼丹(J.G.Needham)习昆虫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又入费城韦斯特解剖学及生物学研究所(TheWisterInstituteofAnatomyandBiology)，为研究学侣，随神经学家杜纳森(H.H.Donaldson)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海外的研究履历为其实际主持所务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经验。

在尼丹及其中国弟子共同推动下，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得以诞生。尼丹的中国弟子众多，诸如中华农学会会员邹树文、秉志、陈桢、胡经甫、刘崇乐、朱元鼎、吴福桢等中国最早一批生物学学者，均是其及门弟子：邹秉文、过探先、金邦正、钱天鹤等与其也有授受渊源。1927年9月，他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之邀来华访问。按照双方约定，本只“辅助发展国内生物科学及其研究”，但金陵学界的众门生却寄望借助乃师之力，设立专门研究所，树立学术典范之际，也可张皇英美一系势力。秉志、邹秉文和胡先X领衔，广为联络康大校友任鸿隽等人，联名致函范渊濂，施加影响。他们认为，国际学术大师若“只在学校授课及往各处演讲，其影响较小；若请其组织生物调查所，本其平生之经验，大约一年之内，可以训练人才，使该所之工作渐有端倪。……将来尼氏离华后，其研究者可以与其计划进行，数年以后，必有较大之成绩”。由此，中国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北京正式设立，秉志出任所长。

并立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农林科与东南大学农科，由于大量留美人士加盟，其办学水平很快跃居全国一流，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学教育与研究中心。另外，这两所学校与同处一地的科学社、中华农学会等学术团体往来密切。中华农学会浸淫在浓重的学术氛围中，并有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直观示范，于1922年提出“将设立各项研究所、试验场、演习林，代社会解决一切疑难问题”。1923年，第六届年会建议政府设立农业研究所，但因经费拮据与政局动荡，皆未能实行。1925年，上海年会和干事会相继提出设立棉业研究所，组织农村问题研究会、改进茶业及推广海外贸易研究所等项，列为重要会务。中华农学会对“研究”的自觉意识，除自身观念转变外，正如时人所道及是受了外来因素刺激，其中日本的影响尤为明显。明治初期，日本引进美国式大农业主义失败，转而移植德国农学，着手建立研究所，大获成功。日本实现从“日本科学”到“日本的科学”转换后，遂按照本国学术典范在中国建立研究所，进行文化输出。1923年3月30日，帝国议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以庚款余额在华举办文化事业。次年2月6日，分别在沪、京两地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与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者初设医学、理学二部，理学部下设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地质学四科，与中华农学会同人专业密切相关。它声称以“自然科学的纯粹学术研究”为目的，办成“由中日科学家共同从事合作研究的场所”。实际包藏祸心，难以掩盖文化殖民的凶险用心，更甚者实际充当日本官方情报据点，而遭致中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教育和学术团体联合抵制。尽管如此，此类机构仍不乏学术典范效应。

学界的反对声音最终未能奏效，退而谋求加入研究。至1925年底，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医学会等学术团体加入为会员，计有章鸿钊(中国科学社副社长、地质学家)，郑贞文(中华学艺社社员、化学家)，胡敦复、伍连德(中华医学会会长)，谢应瑞(中华医学会董事)等。中华农学会设法参与研究，但对方态度不甚积极，未能如愿，因而大生不满。汪厥明愤而指责，“只见医学者占多数人，而无一农学专家插翅其间，岂非恨事!夫医与农，皆与生物有关之应用科学也，医如斯，农岂可落后”，农学界应“急当有所表示也”。而中华农学会并不甘心受此“冷遇”，力图扭转局面。1926年4月首次组团赴日参观考察时，汤惠荪在日本农学会和日本农艺化学会联合大会的讲演中，提到中日农业问题极为相似，两国农学界需要“相互提携”，应在上海自然科学所增加农学部，并请予援助。不久，会员在广州年会上再次提出此案，经大会审查通过，并以学会名义致函中日文化事务委员，但仍未获得肯定答复。这对中华农学会应是不小刺激，会员当即提出“农业研究分科陆续举行建设案”，并获大会通过，预示其自办研究机构的启动。

二、沟通中外

民族主义激发朝野人士自觉追求学术“自立”，超越知识“裨贩”旧轨，树立“研究”新风。理想一旦付诸实践，则远非放言高论所能奏效，须有谋事之人，更须具备办事之力。当时南北分立，政争不断，各政派无暇顾及学术事业；学人社团高谈理想，但因经费困顿，无力实施。在这样的时代大环境下，中华农学会对于研究机构一直“预”而“未立”。它试图争取一部分退还庚款，促成农学研究机构本土化。民初，法、英、日等国相继宣布退还部分庚款，引发中国朝野激烈争夺。英国决定将1922年12月1日以后收入赔款，拨充中英两国“有利事业”，本息每年合计300余万磅，用途并不限于教育。用款指无定向，颇引起社会论争，各方的分配方案分歧极大，口水战背后却是利益之争。主要有教育学术、实业与军事三种用款取向，“教实”双方是论争主力。在华英国商会主张用于“英国式之中国教育”，并补助在华英国文化教育及医学教育；英国工程师学会坚持用来修筑中国铁路，并联合吴佩孚争取。中国科学社力主用于“研究学术”：纯粹研究，如设立研究所、补贴各大学等：补助研究机关，如设立图书馆、博物馆等；还有人呼吁用于“改良司法”。蔡元培在英岛发起退款兴学运动，发表七项意见，其中第一、二项关系农林研究，主张设立科学研究所，并辅助国内有名大学或专门学校，创设或扩充急需的科学或工艺特科，如农林等科。各方激烈争夺，相持不下。

“教实之争”体现了国人对于发展实业与教育，孰先孰后与孰重孰轻的判断取舍，以及争夺双方为实利而各自放大的倾向。农学界鼓吹庚款兴农，由邹秉文首先发起。1924年，邹氏公开提出要规划四项事业，设计一项组织。他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若能拨一部分从事于农业改良的科学研究，是为“协助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之盛举”，将促进中美邦交“敦睦”，符合美方之愿望；将利用庚款延聘美国专家，帮助中国改良农业。其核心观点是设立“中国农业改良局”，设董事会，由中美双方7至11人共同组成，局内设立棉作、林业试验场和血清制造所，推进试验、研究工作。他主张改良局与各地农事试验场、农科大学合作解决中国农业问题，并与全国各县立农场、农校及乡村小学合作推广所发明的新种子、新方法。这体现了将农业改良各环节连贯衔接，实现研究、试验与推广的融合，全国各农事机关联络一体的思路。邹秉文地位举足轻重，此举对中华农学会应有不小影响。实际上，中华农学会早于1923年便议决加入北京对日庚子赔款问题协会，但因时局动荡，未能展开实际工作，直至许璇主会，相关事项才又提上日程。而此时，外籍人士也颇为关注中国的农业教育与研究事业。1926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孟禄(PaulMonroe)列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讨论利用美庚款设立中国农业研究机关。4月，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团威灵顿爵士、胡适、丁文江一行6人，赴沪征集各界意见，为中华农学会接洽建言提供了契机。这确与邹秉文有的放矢、直指美国庚款的做法不同，略显被动，“此款重要点虽在问题，但既来征求意见，亦应有所表示”。中华农学会与教育、实业界均有人脉与利益相系，其不太积极或许与顾忌卷入教、实纷争有关。既然英方主动相邀，发表看法倒也顺理成章。

英庚款代表团来沪，受到社会各界热捧。中华农学会几经周折，才与该团商定晤谈日程。29日上午10时，中华农学会会员庄景仲、过探先、吴觉农、陈同白、陈焕镛、侯朝海一行，赴客利西饭店代表团寓所，与委员团全体委员相晤。首由威灵顿发言，次由庄景仲宣读《中华农学会致英庚款委员团意见书》，由陈同白翻译。他们以两国国情为由头，陈述请款理由：一是中国虽为农业国，“但因水利不修，童山满目，栽培之法，又沿用旧习，故作物生产未能增进，农民生活难以改善”，故“欲谋中国国民真正之福利，非设法从农业上发展不可”；二是中英双方可互利双赢，“英国系工商国……如能从事中国农业之发展与改良，非但能供给多量与优良之农产品原料于英国，以资英国工业上之应用：且于英国之工业品销售，亦有莫大之利益也”；但“中国因农业生产未能改良，农民生计亦渐人窘境，因之最多数之国民购买力甚为薄弱，故从事改良与发展中国农业一事，实系中英两国最有利之事业”。而且，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负担庚款数额最大，“以庚款谋中国农民之利益，以发展中国之农业，又实最适宜之用途”，也可“增进两国国民真正之友谊”。为此，此款用途应为增进农业智识、改善农民生计、治理山林水利、补助中国各种农学团体等。实际上，中华农学会重点表达了两项主张：一是应将英庚款的大部分用于农业改良事业；二是农民及农学团体代表应参与基金董事会事务。双方又经自由发表意见，互相讨论，最后委员团成员一致表示予以采纳，将就大部分庚款用于农业，并请拟具详细计划书。表面看去，接洽相当顺利，其实对方只笼统表示用款意向，并未明确“花落谁家”。但正因此机缘，催生了中华农学研究院的蓝图。5月1日下午3时，中华农学会召集干事及专家会议，郑辟疆、顾鸣岗、陆焕文、邹秉文、于矿、林骥、沈宗瀚、朱凤美、史国英、侯朝海、陈廷煦、朱羲农、吴觉农等13人与会讨论计划书事宜，推举邹秉文、于矿、沈宗瀚、林骥、郑紫卿、侯朝海、朱羲农等7人为委员，负责草拟事宜。2日晚，草就计划书；3日，缮写中英文本各一份，送交委员团。计划书全名为《中华农学会提交英庚款委员代表团之计划书》，主要围绕“中华农学研究院”展开，详述其旨趣、组织、人事及所开展事务各项。它侧重从“沟通中外农学”的角度阐释研究院设立缘起：“欲借以沟通中外之农学，为中国农业贡献，更进而为世界谋其贡献之道也；抑更有进者，有此研究院之设，则可以借此聘请各国学者，相互研究，相互发明，同时而中国之后学，亦可借此而培植其学力，以为农业尽其力；则研究院之设立，如能见诸实行，其有益于中国与世界之农业，顾鲜少耶!”

为争取英庚款，中华农学会设计计划书时，刻意吸收英国学术因素。从整体框架看，欲仿照英国著名农业研究中心RothamstedResearchCenter，将试验与研究融为一体。1923年，钱天鹤认为它是近代农事试验场的“源头”，虽为私人组织，但成为英国全部农业研究的发轫地，并引领世界农业研究机构潮流。美国农业研究机构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它的影响。以此为学习对象，既有助于沟通中英两国农学界，争取对方的同情支持，也将对改进中国农业大有裨益。但计划书并非全部照搬Rothamsted模式，又融入美国的Comell因素。中华农学研究院的架构与功能，与此前的中国农业改良局多有雷同。

此份计划书极有可能由邹秉文本其既有蓝本而成。首先，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及改进中国主要农产物，以稻、麦、棉、茶、蚕丝为主，畜牧、森林、水产等次之，并培养农业特种人才，发表、推广研究结果。其次，确立中华农学研究院组织系统，由研究院、试验场组成。研究院下设动植物育种系、农艺系(土壤、肥料、作物)、农艺化学系、农业生物系(动植物生理、动植物病理、动植物分类、昆虫)、农业经济系；试验场分列稻作、麦作、棉花、茶、蚕丝、森林、畜牧、水产等。相应人事安排：设立院长，由在农学界素负声望、外国著名大学毕业，并曾在农业机关任事5年以上而成绩卓著者担任；各系主任，分任研究与试验部，研究部设立指导员、研究员、助理员、研究生；试验部则设立研究员、助理员和研究生，并且详细规定了任职的学术资历。邹秉文不同时段的计划书实际有一以贯之的学术理路，即研究、试验与推广的融合，但因依附主体不同，侧重各异。中华农学研究院的建制图式更类似于此前全国农业讨论会通过的《全国农业教育计划大纲》附设于大学的研究院，注重研究与试验，推广则稍显次要；农业改良局要直面农事实际，故凸显试验与推广的地位。农学研究院规划出台，意味着中华农学会对于农业改良，渐次走出纯粹的知识移植，着意于农事试验和农业推广实务；既引入农学学理，又重视研究本土实情，两相结合，开出科学新法。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农学研究机构的蓝图，尽管理想成分较大，但毕竟体现了时代需求与学界动向，并对后来产生深刻影响。

对于庚款利用这样牵动各方利益的敏感事件，不仅各集团之间主张各异，集团内部也意见不一。是年5月，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杨靖孚主张发展实业与教育相统一，颇有平衡教、实冲突的意味，建议每年拨款200万元，创办“全国教育基本财产林”，以每年收入充为教育经费，既可减少水旱灾害，又可巩固教育基础，一举两益，惠及全国。8月，中华农学会在广州举行第九届年会，陆精治提出“将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划出一部或一半以上为筹办交通事业及发展实业并请通电全国一致协助案”；杜时化提出“确定庚款三分之二为发展农业经费草案”。会员对此颇有分歧，经大会审查决定暂为保留，待时机成熟再议。另外又决定：反对各国有条件退还庚款及“不当的支配用途”，以示“我农学界之公意”，并派员参加“请求其余各国退还庚款运动”。对英庚款的处理，中华农学会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陆精治的意见，转而主张以一半款额作为发展农业经费，另一半用作交通事业，再将后者所得收益仍作为农业发展基金，并取部分充为中华农学会基金。可见，在各方互不退让的情形下，中华农学会的主张不得不有所调整，兼顾教、实利益。

三、本土化顿挫

中华农学会虽然未能加入上海自然科学所，但传达了会务重心转移的信息。1927年9月5日，杭州第十届年会通过筹设农学研究所案，将“筹设高等农学机关”正式列为章程的九大事业之一，意味着从制度层面确立研究所的重要地位。其缘由大体有三：其一，许璇是直接的推动者。许氏系浙江瑞安人，受特殊地缘文化影响，颇具事功之志，如马叙伦所言，“承先世及永嘉诸子之说，志于事功，以赴国家之急”。他性情笃实，服膺“知行合一”，厌弃坐而论道，“本会既为农学团体，应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责，但此非空谈可以做到”。故从长会始，确立农业调查、研究和推广三项事业计划，筹设农学研究所即为整体工作的展开。其二，邹秉文等留美人士的影响至关重要。从人事安排看，邹氏尽管属于学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前期始终没能执掌中枢。究其原因，内部或明或暗的美、日派系竞争及其实力对比依然是主因。日本留学生为会员主体，且通过同窗、乡谊等多重人脉结成一系，长期掌控学会，直到抗战爆发，权势式微；留美生则随中美关系拉近，地位提升，邹秉文开始掌控中华农学会。但他长期充当精神领袖的特殊角色，政出其门。许璇主导规划的学会新路线当与邹秉文等人的竭力鼓吹有重要关系，同时也是农学界趋向美国农学使然。农学研究所的蓝图也多以邹氏的学术理路为圭臬，而远源则可追溯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其三，中国传统的经世务实学风与西来研究精神相契合。中国古来士夫观念视农业为“经世”要政，与现实须臾不可分离。但近代生吞活剥地“贩运东西洋外国讲义”，学校所授知识不仅与本土实际格格不入，也与中西学风相抵牾，多被学人与社会所诟病，促使其发生根本转向。中华农学会认同农学为实学，不能仅仅停留于学理授受，更应做切合本土的应用性研究，并与试验、推广相衔接，以改良农业，改善民生。英国RothamstedResearchCenter恰好将研究与试验相结合，堪称应用农学研究机构的典范，欲步其后尘，设立农事试验场是当务之急。

杭州年会结束后，农学研究所筹备工作启动，试验场率先成立。9月7日，第一次干事会议推举许璇、陈嵘、吴庶晨、王舜成、钱天鹤、葛敬铭、陈方济等7人为组织委员，确定农学研究所组织大纲，分设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和农业推广三部；章程规定其宗旨为“图农业之发达及农产之改良”，主要事务是先从试验着手，进而为学理的研究。但中华农学会经费困难，单靠日常所人难以支撑，故寻求能够赞助资金的合作伙伴尤显必要，而德国爱礼司淡气肥料公司的出现让它看到了希望。11月19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开办农学研究的合同。据吴觉农追述，对方意在进行该公司出产的“狮马牌”化学肥料对稻、麦、棉等农作物的肥效试验。合同规定外方负责提供有关图书和仪器设备。每月拨官银1000两作为试验经费；中方负责具体试验。中外合作不仅可解决开办研究所的经费问题，也可推进农艺化学研究工作；德方则可获产品试验与推销的双利。德商加盟，使得研究所筹备工作迅速推进。25日，中华农学会第四次干事会推定许璇、陈嵘、吴桓如、过探先、钱天鹤、汤惠荪、侯朝海、黄枯桐、徐澄、葛敬铭、袁皙、江汉罗、吴觉农、周汝沆、陈方济等15人筹备研究所，制定了试验场组织大纲及进行计划。在资金方面，提取会务基金充为筹备费，至此前期筹备基本就绪。试验场选址工作遂即展开，由袁绍、周汝沆负责接洽。众所周知，农业受土壤、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甚大，故选址工作相当关键。当然，地价与消费也是考虑耍项，“惟上海附近，住民之多，低价之昂，欲觅相当试验场址，诚为筹备中之最感困难者也”。历时两月余，于沪宁线真茹站附近择定场址，面积约32亩，平坦整齐，灌溉便利，为试验佳地。翌年1月15日，农事试验场正式设立，场技术员周汝沆与工人迁入开始办公。

农学研究所生产部的各项工作同步展开，包括征集种子、报告，组织图书室和标本室等。1928年2月14日设立研究所筹备处，许璇当选农学研究所所长。生产部、经济部也遂告成立，并确定各部人事，梁希任生产部主任兼研究员，陈方济任研究员，周汝沆为技术员，王志鹄、厉熙勤为助理员，孙尚良为会计员；黄枯桐为经济部主任，发行农业经济杂志，专载农政、农村和农民各项重要问题，并拟向欧美及日本各国捐募图书，设立图书馆等。农业经济部的设立缘由：一是农业经济恶化，日益受以农村为中心问题的时势所迫；二是许璇等人的影响，许氏系农业经济学家，深感农业改良政策、农村问题迫切，有必要联络同道共谋出路。至此，除推广部之外，先期规划各部相继成立，农学研究所架构初步确立。7月1日，许璇提出研究所暂行总则及办事细则，并获通过，研究所正式开始运转。此种建制与中国农业改良局皆突出试验与推广，精神内核又与英国Rothamsted十分符合，强调试验工作的重要性，兼容了英、美两国研究所的风格。此举既开农学研究之新风，也为农学界树立典范。试验场成立后，即整理耕地，添置农具、测候器具、肥料试验用具、谷类试验用具等，然后试验，分棉作、水稻、麦作，栽培试验、肥料试验等多个试验区，研究育种施肥以及各种改良，成效显著，声名远播。沪上媒体称其设置农事试验场、农业化学实验室及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各大系，实乃“会务发达”之“界标”。1928年以来，中央大学农学院师生、第二集团军军官农事训练班学员等相继进场参观。农事试验场的良好运作与陈方济和周汝沆的努力密不可分。此二人与许璇渊源甚深，具有同籍、师友多重关系，又因试验经验丰富而颇受重用。陈方济系浙江海宁人，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农林科毕业，先后加入中华农学会、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等团体。1926年4月，他受中华农学会委派，赴日西原中央农事试验场、丰田村静冈县立农事试验场参观，重点考察遗传试验，并与高石政次郎和石井三十郎等知名学者交流。周汝沆系浙江诸暨人，先后就读于浙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为许璇门生。1921年周氏毕业留校任教，任试验场技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