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篇1

【关键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正文】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认识。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注：

StephenGill,HistoricalMaterialism,Gramsci,andIPE,seeCraigN.MurphyandRogerTooze,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Boulder: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N.Y.1971,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133.）。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

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9.）。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与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0—61,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与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作用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与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作用，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6—70.）。这与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结果不一定可以预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认识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意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利、经济与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与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与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5.），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与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尔（VanderPijl）、考克斯（RobertCox），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墨菲（CraigMurphy）和基尔（Stephen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著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体会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作用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个阶段：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与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金融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安排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作用，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与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政治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工业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意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与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发展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与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企业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应商，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金融官员和当地与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与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与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与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与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与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与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与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关于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andWorld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历史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研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注：NeorealismandItsCritics,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与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赖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作用。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赖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与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竞争力与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与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Pelerin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与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与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时代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与“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与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目前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与其生产能力不相称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赖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带来了可能性。但新的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确定的，要建立一个符合人类进步愿望的新秩序，还需要世界进步力量的长期努力（或者说长期的阵地战）。为了建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首先，在全球化中处于不利于地位的社会力量应该建立广泛的联盟，它应该包括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运动者、和平运动者和其他一些运动，如土著人权利运动和民主运动；由于工人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它应该担当这种联盟的组织领导，但必须超越其狭隘的公司主义思维以适应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需要。其次，还需要建立反现存霸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应确立对新世界秩序性质的共识。这种共识要给现存基本政治经济实体一定的地位和正确处理其相互关系。它还应注意建立新的消费模式，既要极大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又要与全球生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和资源的利用，减少污染，最大限度地解放人和增加平等参与的机会。第三，反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是全球性的，需要各地斗争的相互支持，否则现存全球化的潮流可以孤立各地的反对者并各个击破；另外，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力量基础上的，这种全球化的物质力量决定了反霸斗争的全球性。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篇2

纵观世界经济近现代史，全球经历了多次经济格局变动和治理模式变化的周期，从最早的海洋霸主位势交迭，到美英德法分享全球治理霸权，到以美苏争霸为中心的冷战思维制衡，到美国独霸全球治权，直到当下美国主导的初步多极化全球治理，美国作为主导一方或唯一主导的“美国时代”已经走了100多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逐步为全球经济格局演变注入核心能量，在这股新能量的推动下，世界经济格局开始渐进演变，与之相应的是全球治理模式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格局与治理逐步向“后美国时代”迈进。中国已经被推到全球治理舞台的核心位置，这要求中国尽快适变，调整思路、设计战略、加快落实，在与美国协同推进发展大国新型关系的前提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创建“后美国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全新局面。

世界经济格局开始迈入渐进演变的发轫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增长的传统动力迅速消退，世界经济复苏曲折乏力，旧的世界经济增长框架与模式已经很难带领各国抽身“经济衰退的泥沼”。在这种背景下，世界领袖国家开始着手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框架，并试图利用新旧秩序交迭的窗口期积极作为，寻求在新经济秩序建立中的主导权；世界主要国家也加快对外政策调整，力争在新秩序中占据有利位势。由此，2008年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史的分水岭，全球经济位势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与秩序演变的发轫期业已到来。

（一）沉寂多年的“大国博弈”重启引发世界经济秩序重构

世界秩序的塑造是大国博弈过程，而世界秩序是世界经济格局形成的重要政治基础。纵观人类历史，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结果。“二战”以来，全球经过两次世界秩序的构建，第一次是“二战”后以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对立为特征的世界秩序，第二次是冷战后以美国主导为特征的世界秩序。在第二个世界秩序中，美国和日本一度在经济位势上形成对峙，但没有根本改变以美国为核心世界秩序的本质。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量不断扩张、发展模式优势凸显、外交主张广受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迅速提升，形成了有异于旧秩序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方案，不能否认中美两国的大国博弈已经开启了序幕。中美两国在新旧秩序交迭时期的博弈，将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从而极大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并诱发世界经济格局加速演变。

（二）美国作为全球经济格局主导力量的地位短期难以动摇

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的主导地位建立于19世纪70年代，先后经历了与英德法“四足鼎立”、与英德法日苏“六方博弈”、与苏联“双核对峙”以及独霸全球几个阶段，但不论相关方如何变化，美国一直处于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位置。应该说，美国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源自于其强势的军事格局掌控力、强大的人力资源竞争力、强劲的科学技术创新力和超强的金融体系控制力，这些优势不是其他国家在短期内可以挑战的，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是难以超越的。

因此，只要这些优势存在，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比如美国在IMF重大决策中仍具有一票否决权，同时美国主导的发达国家G7仍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三）世界济版图开始呈现以中国为撬动支点的裂变迹象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格局变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未来世界经济格局重塑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给世界秩序重构带来了新的思路。以中国为支点的“杠杆”正在撬裂现有的世界经济地理版图，中国向西开放导致欧亚大陆经济联通正迅速通畅，中国与非洲以及南美洲国家经济联系升级使“国家”正在逐步靠近世界发展极点。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以欧洲生产网络、北美生产网络和亚洲生产网络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分工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一是欧洲生产网络和亚洲生产网络正在迅速连接，二是非洲和南美洲正逐步与欧洲生产网络、亚洲生产网络对接，旧的全球经济地理版图逐步裂变，新的全球经济版图正在形成。

（四）全球经济“东涨西落”的整体格局在曲折中逐步形成

金融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发达国家，这使得世界经济开始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IMF的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GDP，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达到57.6%，预计到2022年将达到61.6%。

近期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资源型新兴市场国家增速大幅下降，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速也开始放缓，加之美国经济复苏迹象逐步显现，“东涨西落”的趋势似乎有所缓和。但是，这些因素在长期内却难以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根本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从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层面看，美欧日发达经济体仍占据全球制高点，要实现这个意义上的“东涨西落”还需要更为长期的观察与等待。

（五）经济全球化在“停滞”甚至“倒退”中积蓄深化力量

世界近现代经济史就是一部全球化浪潮的历史，全球化推动着人类发展各阶段世界经济格局形成、定型、瓦解和重构。“二战”后，全球化浪潮在西方世界逐步蔓延，并在冷战结束后迅速渗透至全球主要国家。这一轮全球化浪潮原本的内涵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经济格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世界多极化趋势开始出现，但整体上仍然是以美国以及欧日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现有的投资贸易规则以及国际组织功能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金融危机以来，区域化取代全球化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题，区域和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步抬头，包括英国脱欧在内的“逆全球化”事件逐步增多，区域贸易投资谈判取代WTO等多边谈判成为世界贸易规则重塑的重要渠道。但现有条件下各国加快推进贸易保护和区域化，是短暂保护国内经济的应急之策，更是为了谋求未来在新版全球化中争取发言权。

全球治理模式已然进入加速嬗变的肇始期

从未来发展的趋势与前景看，全球治理开始走入“后美国时期”，治理的意识形态逐步多元化，治理涵盖的领域不断扩展，治理搭乘的载体和平台正在增加，全球治理模式进入嬗变的加速轨道。

（一）全球治理方式由多国主导向共商、共建、共享转变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为未来全球治理转型开出的“新药方”，近年为全球主要国家所欢迎和接受，其原因在于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旧方式根本解决不了世界现有的共同问题与困境，只有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才能协同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共商”就是要打破西方对商议主体和客体的垄断，不断深化和推进全球治理；“共建”就是在全球治理的组织机制、重点议题、道义道德和思想理论中实现各国平等贡献智慧和力量；“共享”就是要扩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股权和投票权，在经济中高端的规制权、政治安全的决策权、思想文化的话语权方面给予平等对待，增加全球治理机构和机制的代表性、公正性和民主性。

（二）全球治理理念由新自由主义主导向多元化形态转变

新自由主义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美国为主导的旧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意识形态，但这种治理理念具有三大负面效应：强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增加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因此，未来全球治理的理念将是多元化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将提出卓有成效的理念，全球治理也将由西方国家“治理”非西方国家朝着共同参与和共同治理方向发展。

（三）全球治理层次由传统政经领域向诸多非传统领域延伸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旧的全球治理层次主要涵盖政治、经济和安全三大领域，相关议题也围绕这三个层次展开。近年来，随着人类生活空间的扩展及地球新型问题的出现，全球治理传统领域朝着非传统领域和新领域发展。当前，全球治理覆盖了七个新领域的主题：资源领域、环境领域、灾害领域、高科技负面治理、人口流域、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公域。这些非传统领域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核心焦点，也是各国合作的重要热点。

（四）全球治理载体由代表性国际组织向新型国际组织扩展

在旧的全球治理体系中，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是主要的治理载体，为“二战”以来全球公共物品提供和各国政策协调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全球治理理念逐步转变、方式不断变化、层次逐渐增多，现有全球治理载体已经很难满足当下全球治理中多边磋商、集体协商和联合施策的需求。因此，G20、APEC等新的多边组织开始浮出水面，同时由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等新型开发银行也渐次成立。这些新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并不是要取代传统载体，而是在一些传统载体顾盼不及的层面和诸多新领域积极作为，成为全球治理主体中的有效补充，同时也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主体参与的多元化和民主化。

“后美国时代”我国经济外交战略适变的思考

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排在了全球第73位。“后美国时代”，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作为一个“总量庞大、人均孱弱”的国家，被历史和世界推到了全球治理舞台的核心位置，“被摊派”了更多全球公共物品，“被担负”了更多全球责任，我们可以称其为“仓促上台”。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定要也一定能“站好岗”。

但作为一个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的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的转轨国家，中国要担负起全球责任还存在诸多困难，包括国际意识形态冲突、国际战略资源有限和部门对外协调困难等。因此，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通过讲述过去30多年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模式确立战略自信，通过集成使用有限资源铸造战略工具，通过不断优化部门协调推进战略落实，真正做到利用有限理论、稀缺资源和现有体制更好参与全球治理，并争取制度性话语权，在“后美国时代”实现对外经济外交的战略适变。

（一）强化战略定力：讲述中国故事，提倡中国方案

软实力的较量是一国确立其在全球治理位势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意识观点、发展理念和文化形态的输出，实现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任何一个国家在国内经济充分发展之后，都经历了一个软实力输出的过程，包括早期的英国与美国，以及近期的日本与韩国。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遵循以华盛顿宣言榇表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而是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又不完全同于“东亚模式”的道路。诚然，这个模式还有很多的缺陷，并未到盖棺定论的阶段，但它是当代世界后发经济体追赶先进经济体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这是中国在制度软实力方面最有竞争力的发展理念。

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向全球解释中国模式，并以此为基础讲好中国过去的故事，寻求国际社会的理念认同。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主动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二）铸造战略工具：汇聚战略资源，集成战略合力

“后美国时代”，中国已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力量，参与全球治理需要更多战略工具。从现实看，中国最有力的战略工具和抓手就是“一带一路”建设。但不论从覆盖范围还是投资规模看，“一带一路”建设都是迄今为止中国主导的最大规模的国际战略，其实现需要雄厚的战略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作为一个正处于中高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推进这样的国际战略存在很多困难。因此，如何聚集国内战略资源，整合国际战略资源，形成战略合力，突破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重要条件。

首先，中国应加快聚集国内资源，积极改变“一带一路”建设各省各自一套的现实情况，从战略推进上把各省对接“一带一路”的项目真正整合好，在重点开放方向上打好合作基底、建好基础设施、搞好贸易通商。其次，中国应统筹财政战略性资源，聚集政府投资力量，尽快在六个经济走廊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避免战略性投资的“碎片化”。此外，还应该利用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中国作为主要成员的国际性开发银行，尽快网罗国际优质资本和优秀人才，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对外经济战略和全球治理服务。

（三）抓紧战略落实：强化部门协调，统筹任务推进

落实是一切战略实施最难的环节，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既是中国给全球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开出的“药方”，也是中国为未来全球治理转变提出的方向，它的落实是“后美国时代”中国对外经济外交适变的突破口。从现实情况看，“一带一路”建设操作和落实最大的困难在于部门管理协调、公共外交推进以及社会参与协同。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

关键词：约束条件路径选择世界经济秩序中国

中图分类号：F2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19-02

一、国内外经济形势及问题的提出

当今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1971年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的几十年里，美元是唯一的超国际货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主导了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相应的国际贸易秩序，推动了经济的全球化。然而发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引起世界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与质疑，而美国利用美元特殊的国际地位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打压新兴经济体，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做法更是引人诟病。

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出口冠军；2010年底GDP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2010年4月，中国通过出资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7月，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北京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中国构建起自己的独立信用评级体系；中国企业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上频频出手，吉利收购沃尔沃、中铝投资195亿美元入股力拓等等并购事件引人注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新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了吗？中国可以向以美国为首的旧秩序提出挑战了吗？

笔者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很快，美国经济暴露出一些弊端弱点，但是中国还远未成为世界新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世界经济西强东弱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西方国家控制国际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的实质依然存在。因此，中国应该清醒认识到我们受限制的条件并继续探索发展道路。

二、约束条件

笔者认为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北京共识”经济增长模式被证明是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更好、更先进的经济增长模式；二是中国在重要的世界金融机构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三是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一；四是中国成为带动世界新兴产业发展的火车头；五是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国的发展模式“北京共识”被世界接受认可。“华盛顿共识”，也就是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萨科齐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金融危机面前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北京共识”逐渐被世人了解，然而西方人对“北京共识”并非完全接受，以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中所表达的观点为代表，认为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可以使工业化进程大大缩短，但不能适应以创新为核心的高新产业经济。因此，中国必须通过高新产业的蓬勃发展，证明“北京共识”的先进性、有效性，并为世界所推崇并仿效，我们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引领作用才能在制度上体现出来。

2.中国在重要的世界金融机构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世界金融机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IMF与世界银行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是现在欧美统治全球金融的利器。世界银行与IMF的最高领导人实行世袭制，世行行长由其最大股东国美国提名，并由美国人担任，美国人拥有一票否决权；IMF总裁一职60多年来一直由欧洲人把持，IMF成为欧盟的派出机构。虽然在4月25日，世界银行一致通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3.13个百分点的改革方案，中国投票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成为第三大股东，但在本质上没有影响世行和IMF这两大金融机构的架构。在人力资源方面，中国只有经济学家林毅夫担任世银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的声音还是太小。

3.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一。目前美元是唯一的超国际货币，主导了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相应的国际金融秩序，从历史上看美国充分利用该项特权，通过国内货币政策的变化，搅乱世界经济秩序，将其国内的金融危机分散和转移。1970年美元对马克，1980年对日元，本世纪初对欧元的货币贬值，是美国借助于其盟国分担其国内经济问题的例证。而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洗劫新兴地区的过程，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转移的具体表现。因此，中国只有推动世界货币多元化并努力将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之一，才可以改变目前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

4.中国成为带动世界新兴产业发展的火车头。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从工业革命之后，一直是世界产业升级的火车头，从机械化到电气化，再到信息化，每一次产业升级，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将落后产业抛给不发达国家，而自己经营高新技术产业，并在高新产品与工业产品交换中大占便宜。历史证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为催生新兴产业提供机遇，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中国只要把握机会，大力倡导教育改革与科技创新，在世界经济产业升级方面取代欧美成为火车头，那么就有助于打破西方的产业垄断，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

5.中国企业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世界500强企业为参考，从2008年到现在，前50名只有3家中国企业；虽然近两年来中国企业频频出手并购世界知名企业，如联想集团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吉利并购沃尔沃、中铝并购力拓等等，但中国有自主知识产权、良好世界声誉的跨国企业仍然是寥寥无几。

三、路径选择

中国目前恰当的选择不是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直接叫板，而是应该继续苦练内功，走加快产业转移与升级、扶持跨国企业成长、到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增加国际金融改革话语权的发展道路，逐渐成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主导力量。

1.推动国内产业的转移与升级，平衡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抢占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具体说就是东部地区高新产业化，中西部地区实现工业化。从2010年9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看到，我国已经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作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笔者认为这些高新产业应该立足工业化完备的东部地区，其作用主要是占领世界市场的制高点，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产业升级的发动机。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该通过产业转移迅速工业化，一方面进一步平衡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工业品；另一方面与东部高新产业形成产业梯队结构，相互支持。

2.加强企业“联合”升级，树立中国大品牌形象。一是加强大企业的联合升级，积极培育跨国公司，主导全球资源配置。以钢铁行业为例，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钢铁公司已经走过了垄断之路，表现为一是少，一般为十几家；二是强，前两三家占国内行业总值的七成以上。反观国内，钢铁企业多达300多家，前十强生产总值加起来不超过四成。这就是我们近年来占世界钢铁产量四成有多，而在铁矿石谈判中只能被动接受世界三大铁矿石公司――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的提价的原因。为此，政府要在引导国内各行业大企业联合的同时，建立促进跨国公司发展的长效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投资，引导企业建立与掌握国际营销渠道，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二是鼓励中小企业做强做大，可以通过支持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联合以及建立健全行业协会组织的方式，来加强中小企业的联合，在世界贸易中保持步调一致，以提高企业的世界话语权。

3.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提升国际竞争力。要提高一国在世界的竞争力，必须首先成为一体化区域经济的领跑者。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之前，首先着眼于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是较为实际、较为稳妥的做法。中国必须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重点，加大中日韩、上合组织、“金砖四国”、“中国―非洲”的经济合作，与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并在合作中主动承担与我国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主动维护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在区域经济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4.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使人民币成为世界性货币之一，增加国际话语权。大力改善国内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国内金融机构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逐步实现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的同时，加强汇率改革，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时机成熟后，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使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成为世界性货币之一。在人民币成为世界性货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仿效欧盟，首先在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形成确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并逐渐扩散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最终在亚洲地区确立货币的一体化，使人民币不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成为世界性货币的一极。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努力扩大中国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王焕丽,王军.新科技革命冲击下社会主义中国的路径选择.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1）

2.黄真.中国的战略新动向与世界潮流的创造――基于世界历史的经验启示.理论与改革,2010（2）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1篇4

关键词：亨廷顿；政治秩序

一、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的内容

亨廷顿政治秩序理论的主要内容主要就是围绕政治秩序这一主线展开的，亨廷顿指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政治衰朽，并为这些国家如何避免政治衰朽提出了对策。

（1）政治不稳定发生于现代化国家的转型过程中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缺乏现代性，而是在于他们为了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因为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处于旧政体灭亡，新政体被建立起来的时期，一方面原有的封闭落后但是稳定的政治体系被打破，另一方面新政体的建立还尚不完备，但是城市化、教育等的传播，使得人们得到不断的动员，人们的期待和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以个人或是集体的形式投身于政治中。这样一来投身政治而又没有制度规约，动乱和暴力随之而来。

（2）政治不稳定根源于政治制度化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亨廷顿指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究其原因就是其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二者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权威政府很好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另一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的不平衡可能会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亨廷顿看来经济发展与政治的发展相互之间没有因果或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国家应该积极的关注政治的发展，不能希求靠经济的发展来带动政治的发展。

（3）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要保持一致

关于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亨廷顿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一政治动乱”这一公式反映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人民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水平要保持一致，否则就会发生政治动乱。亨廷顿指出制度化和参与的比率高的是公民型，比率低的是普力夺型。亨廷顿认为在普力夺社会里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和缓解各个政治团体的政治行动，因而普力夺社会会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变得愈加不稳定，而政治制度化程度很高的公民政体则会随着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而趋于更稳定。

（4）强大的政党和政党体系促进政治稳定

“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想防止政治衰朽，就要建立强大的政党和政党体系。亨廷顿认为在一个政治参与水平尚低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事先已经有了适当的政党组织，那么这个国家在未来政治稳定的可能性越大。在亨廷顿看来一党制要比多党制稳定得多，但同时一党制也缺乏制度上的竞争。比较而言两党制是一种综合了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以及民主发展三者的比较好的政党制度，两党制下社会势力和政党在相互博弈中保持了一种公平的均势，很容易将社会势力同化并吸纳进政治体系中。

二、对亨廷顿秩序观和自由观二者的考量

亨廷顿提出“人类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并且在文章的前言部分就明确“政治秩序”是一种目标，而非一种现实。亨廷顿将秩序定位为目标已经很清楚，那么自由他又是如何定位的呢？

（1）秩序与自由的矛盾

自古以来不论中国和西方都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亨廷顿推崇秩序的重要性无可厚非，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但是自由也是和秩序一样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哲学命题，国家权威要做到在维持秩序的同时不侵犯个人的自由。在对秩序和自由的抉择上亨廷顿选择了秩序优先。亨廷顿根据政府是否能有效治理国家将国家分为有效政府和衰微政府，在亨廷顿看来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前苏联）和西方自由国家都是有效政府，然而在今天看来苏联解体了，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苏联是国家高度集中全面控制的全能型政府，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走向权威的另一个极端独裁主义，侵犯了个人和社会的自由。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篇5

一、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由来及决定因素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制约因素，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演变来的。

第一个阶段是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当时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是重商主义，形成的决定因素是领土争夺以及财富掠夺，而掠夺是建立在被掠夺者自愿接受掠夺者规则的基础上的，于是就形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相互制衡的均势体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由英国缔造的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指导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的理念。这时的国际经济秩序运转，是维持在强国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来自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变及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英镑体系的确立。

第三个阶段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它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论，即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的“霸权稳定论”、A.F.K.奥根斯基(anski)“权力转移理论”及乔治·莫德尔斯基(GerogeModelski)的世界政治历史的“长周期论”为依据，形成了美元霸权下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全球化、一体化、区域经济、美元霸权，而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黏合，凸显了美国的霸权效应，强化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及不公正性，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因素

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国家特别是经济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塑造的。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就是在多极化和美国主导地位这两种趋势的矛盾、摩擦和斗争中发展的。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内生变量的变动，使国际经济秩序具有偏向性特征，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在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表现出偏向性相异特征。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因素由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所构成。

1.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

国际经济秩序演变外生变量包括:世界格局的变动；市场力量的一体化;区域化。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生产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分离，美元金融霸权，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反全球化力量以及国际生产中心的转移与国际经济秩序主导国权力“固化”的矛盾，则是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它左右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快慢进程。全球经济失衡下，发展中国家行为主体的强势博弈以及能否成为强势主体，决定国际经济秩序能否向公正、合理、公平方向演变。失衡两极的中国与美国的博弈，在国际经济秩序演变中偏向性相异。

2.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内生变量

“主体、位置、次序、规则”四个变量，为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内生变量。在有限博弈模型下，不同行为主体力量博弈对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国际行为主体GDP的变化；国际经济活动时处于国际经济主流之内或之外，与其他国际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是否相等，是强势主体（国际经济秩序的确定者和裁判者）或弱势主体；参与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先后；参与国际事务制定的规则的主动与被动影响主体力量的演化、相互制衡关系。上述四方面，是构成“主体、位置、次序、规则”四变量的主要内容。外生变量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进程，内生变量影响其演变的偏向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是内外生变量共同作用、国际行为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仅分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外生变量，会导致研究结果的片面性。

3．影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三大主要“偏向性”力量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实施的金融霸权战略，由此导致世界经济体划分为外汇储备过剩国与美国的对垒。“金融、粮食、能源”是掌控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主要“偏向性”力量。不同国际行为主体掌控金融、粮食、能源三要素的能力的大小，以及“金融、粮食、能源”三因素的变动如何，左右它在四个内生变量的位置、秩序和制定规则权力，它们的变动是失衡两极牵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偏向性”力量。

三、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与机制及中国应对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层面的系统走向不断开放，继而加深了相互联系、相互碰撞与互动，致使未来世界发展呈现多种演化的可能性。目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趋势，出现了被掠夺者开始提出改变规则，增加参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不断强化，必将导致国际经济秩序演变路径，从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商的民主型秩序演变。即演变为：多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社会”秩序。由于国家间是通过市场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市场机制根本不能自我调节，而需要调控。这种高度的调控表现就是各国间的协商，因此促成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为全球协调与全球治理机制。在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机制中，中国应做好以下应对。

1.利用充裕国际储备，表达本国利益诉求。中国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力量，来自于对美元外汇储备的最佳配置。为此中国要准确把握国际经济秩序变化的有序度和临界点，利用充裕国际储备，表达本国利益诉求，限制其他对手竞争的权力，使其成为牵制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力量，在未来的国际经济事务中争得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篇6

【关键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正文】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认识。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注：StephenGill,HistoricalMaterialism,Gramsci,andIPE,seeCraigN.MurphyandRogerTooze,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Boulder: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N.Y.1971,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133.）。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9.）。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与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0—61,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与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作用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与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作用，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6—70.）。这与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结果不一定可以预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认识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意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主权利、经济与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与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与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5.），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与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尔（VanderPijl）、考克斯（RobertCox），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墨菲（CraigMurphy）和基尔（Stephen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著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体会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作用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个阶段：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与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金融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安排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作用，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与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政治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工业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意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与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发展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与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企业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应商，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金融官员和当地与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与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与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与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与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与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与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与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关于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andWorld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历史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研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注：NeorealismandItsCritics,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与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赖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作用。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赖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与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主权，竞争力与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与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Pelerin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与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与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主权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时代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与“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主权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与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目前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与其生产能力不相称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赖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1篇7

高一政治《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主题》教案

一、学情分析

新课标要求学生通过本课理解当前时代主题为和平与发展，并结合时事分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明确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和平与发展的不二途径。学生通过电视等媒体对国际社会有简单接触，但少有实质了解，同时学生对一些国际事件好奇心极强。本课采用情景创设、步步紧扣的教学方法展开，发挥学生小组合作和自主探究能力，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二、教学三维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导入活动和探究活动，识记和平与发展已成时代主题。

通过视频《TellMeWhy》和非洲儿童图片，中东剧变、美国二十年代的军事活动表，了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解决世界和平和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

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了解及批判，理解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途径是建立国际新秩序。

(二)能力目标

通过小组讨论世界上哪些地区和国家还在‘让子弹飞’?哪些国家和地区还在‘将贫穷进行到底’?”，提高小组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欣赏视频和图片，思考其反映的问题，增强思维发展及拓展训练的能力。

通过对现实国际纷争的了解，提升自主探究的能力及理论联系现实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关心时事，认识世界大局，提升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鉴别。

通过了解发展的两极分化，认识到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方为第一要务。

通过理解全球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增强忧患意识。

通过了解我国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贡献，增强民族自豪感。

三、教学重点、难点

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教前准备

导学案预习。

五、教学方法

小组合作探究法、多媒体视频运用、问题情境创设法、导学案法、任务创设法。

六、课时安排

1课时。

七、教材处理和思路设计

(一)思路设计

欣慰：和平与发展已成时代主题

桎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救赎：建立国际新秩序

(二)过程设计

步骤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媒体运用

导入新课

[问题情境创设]

如何看待你所处世界？

政治上看，是硝烟弥漫的纷争乱世？还是其乐融融的太平盛世？

经济上讲，是缺衣缺粮、饿殍遍地？还是衣食无忧、大同小康？

学生：政治上太平盛世/纷争乱世；经济上衣食无忧/缺衣缺粮……

意见不一，有分歧。

使学生在课堂之初从宏观上提出自己的世界观，其中生成的分歧正好为下一步引导做铺垫。

白纸

[解读]手执白纸一张，描一黑点，启发学生理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不能只见黑点不见白纸，也不可只见白纸不见黑点。

通过白纸、黑点构造的整体与局部关系，理解和平与发展的现实状况：当今国际社会，整体和平，局部冲突；整体发展，局部贫穷。

学习新课

一、发散思维，小组探究

[探究]：打开世界地图，引导学生指出：哪些地区现在还是让子弹飞”？哪些地区将贫穷进行到底”？

生：让子弹飞”地国家/区：利比亚、埃及、也门、叙利亚、突尼斯、伊拉克、巴基斯坦…

将贫穷进行到底”国家/地区：拉美、非洲……

结合当下中东各国民主化浪潮，这些地区不仅仅让子弹飞”，甚至让总统飞”。展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瑞士和最贫穷国家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视觉冲突比较。

用PPT展示中东剧变；视频展示瑞士”与埃塞俄比亚”。

对当今国际纷争背景作简单有趣的解说。

[小组讨论]1．战争会带来什么？──反观和平之重要性（提示：想想我多灾多难之当年中华。）

2．贫穷会带来什么？──反观发展之重要性（提示：想想我积贫积弱之当年中华。）

[总结]：

和平若不临──和平之殇；发展若不达─—发展之殇。

这些诗词、图片令人触目惊心，但欣慰的是，我们的世界，整体是和平和发展的。

用PPT展示古今中外关于战争名言警句。

用PPT展示非洲贫穷图片。

二、欣慰

：

和平与发展已成时代主题

通过以上学习，欣慰的是：和平、发展已成时代主题。

欣慰之一：

大势维稳（政治上和平）现状：A．二战后，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世界渴望和平；B．时代潮流：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C．经济全球化相互依存程度高。

学生随着教师的情境创设转变世界观角度，从局部的贫穷与动荡中退出看到整体欣慰。

思考：政治上大势维稳（和平）原因，小组探讨：近来中国南海纷争不断，东南亚、日本、美国蠢蠢欲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无可能打响？为什么？

通过理解二战后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了解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培养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通过理解和平与发展的现状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理解和平与发展关系：

世界和平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各国经济共同发展是世界和平的基础。

用PPT展示中国南海纷争、各国谋局。

用PPT展示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发展数据及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情况。

思考：经济上欣欣向荣（发展）原因，观看：二战后各国经济发展数据，金砖国家的崛起材料。

欣慰之二：

欣欣向荣（经济上发展）现状：A．和平环境使发展速度、规模超前；B．全球化；C．知识经济；D．可持续发展受关注。

三、

桎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情境创设]：

欣赏MTV《TellmeWhy》，说说你的感受。

思考：就和平”而言，你所知的不和平”问题，如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恐怖袭击、毒品……

就发展”而言，你所知的不发展”问题，如，饥饿、资源短缺、落后、债务、贫困、危机……

总结：看新闻标题，叹我动荡世界，触目惊心！

问苍茫大地，抚我忧愤之心，几时战休？

用PPT展示美国称霸全球活动简表（20世纪90年代），引导学生总结美国所作所为乃典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展示图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剪刀差”。

谈谈你所知道的不和平”论据。不发展”论据。

叙利亚称120名警察被武装帮派杀害，政府武力反击；埃及街头革命，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群魔乱舞的利比亚；美伊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阿富汗战争……

最穷国家埃塞俄比亚，人均财富仅1965美元，最富国家瑞士，人均财富达到了648241美元，两者相差将近330倍。

整体欣慰，但世界还有的国家、地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国际政治旧秩序；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恐怖活动；贫困和毒品……；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悬殊；国际经济旧秩序；贫困、饥饿、落后、债务；南北差距……

四、救赎：建立新秩序

问题已呈现：

政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国际政治旧秩序──思变图新──？

经济：贫富差距、经济剥夺──国际经济旧秩序──思变图新──？

解决问题：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与旧秩序割裂

中国主张：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

各国主权平等、内政不受干涉；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有平等的发展权；各民族、各文明可共同发展。

用PPT播放约翰·列侬《GivePeaceaChance》

在歌声中结束本课。

八、教学板书设计

九、教学反思

本课系国际社会内容，学生对此接触较少，但通过新闻等媒体有一定了解，所以讲解本课重在使理论活化，国际社会本是充满各种戏剧的大舞台，应该超越理论并驾驭理论，使之服务于理解和兴趣”，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时就在谈论Teachingforunderstanding。如果孩子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无关，他是不会去理解的。

本课结合文学性语言和意境，创设情境，分为三个板块，起承转合，引导学生置身其中，价值体验随着情境转移而转移，欣慰──桎梏──救赎，教学思路的设计，本身就是要建立一个任务，师生结合活生生的国际纷争将此任务完成，在兴致之中见得真知，更加深刻体会当今时代主题。本课另一个亮点在于紧密结合时政热点，引导学生关注外在世界，关注国际大环境，崇尚和平与发展。

本课因设计环节较多，注意把握进度，给足学生发散思维空间，及时进行评价反馈，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

课前导学案的完成有助于学生在学习之前构建知识脉络，对知识重难点有了基本把握。

要重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恰当应用，适时进行情感升华，如播放《TellMeWhy》时，背景设置残酷战争的画面，冲击学生视觉映像，使其明确战争的恐怖。播放图片集《朱门酒肉与路边冻骨》，富裕和贫穷的强烈反差带给学生直观明确的知识诠释，即发展是不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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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能源格局国际能源秩序中国策略

全球能源问题的剧烈震荡和大国能源关系的深刻调整动摇了当前国际能源秩序中固有的权力、利益格局，也为国际能源新秩序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过去国际能源秩序实质仅仅是能源供需问题，关于能源对环境影响、新能源开发合作、能源技术合作等多有忽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能源格局由两极结构走向多极格局，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成为未来国际能源安全保障的基础。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能源互动体系中，国际能源合①作秩序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关注的热点。

一、现存国际能源秩序与国际能源新格局的错位

全球化的发展为国际能源新秩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为该理论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提供了一定空间，也为国际法学中的“世界能源法与跨国能源法理论”、或“世界能源组织”的主张重现生机提供了理论支持。[1]

（一）国家能源主权变化使不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观继续发展

能源主权是经济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各国的能源主权。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能源勘探、开采、运输、贸易等活动穿越了传统的地域空间，加上一些跨国公司和能源组织的迅猛发展，又从某种程度上挤压了国家行使能源主权②的空间，使得国家行使能源主权的范围和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有的能源主权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新的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变化，许多国家被动或主动地选择了对外开放能源战略，给国家能源主权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他们不仅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高度关注能源主权，还不断地利用经济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发出不公平能源合作挑战。而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若不积极应对能源挑战，就将被置于边缘化的境地。[2]世界油气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使大国为获得稳定、可靠、经济的以油气为核心的能源资源，展开了国际间的博弈、较量和争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能源成为各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法规和处理对外合作关系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3]国际能源旧秩序仍然主要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维护的是西方国家的能源利益，没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合作平等和能源自由合作的机会，致使国际能源合作所起的作用甚微、国际能源关系严重失衡。

例如美国期望凭借实力加强对国际能源组织的控制，使其服务于其国家能源利益，并进一步扩张为控制全球能源的“世界能源安理会”。俄罗斯期望凭借其能源资源国的优势，在未来能源秩序构建中占有重要的一极。日本正利用国际能源合作格局深刻变化的有利时机，致力于建立符合其国家能源利益的国际能源秩序。欧盟正积极地以它独具特色的方式参与、影响着国际能源社会，以更大程度上实现其能源利益，并由此逐步形成它主张的国际能源秩序。

（二）国际能源组织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的作用偏小

国际能源组织是国际能源条约机制的升级。任何一个国际能源组织的首要职能就是监督缔约方对条约义务的履行。[4]目前国际能源组织数量不少，但仅仅是能源生产大国之间、能源消费大国之间的分别合作，能源运输中转国、能源弱国参与合作的较少。欧佩克（opec）③和国际能源机构（iea）④对能源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过去国际能源由两极决定——生产国集团和消费国集团——逐渐会向多极结构转变。能源全球化趋势，对国际能源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能源的生产国、消费国、运输国在内，它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国际能源合作组织是实现全球能源合作的必然结果。[5]能源宪章条约(etc)⑤致力于多边能源合作，组织的成员⑥涵盖的范围有较大发展，但它的成员组成，包括能源与环境的协调，以及对能源输出国、消费国、中转国的公平性、公正性还存在相当的局限性。总的来看，现存国际能源组织对全球能源安全的维护收效甚微、在促进全球能源合作中效率不高、引领全球性国际能源合作的组织缺位。

（三）全球能源合作法律机制的缺失

目前国际能源合作法律机制的缺失使国际能源合作实践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使国际能源秩序运行缺少了支撑。国际能源法律制度的产生是以国际能源合作为基础，本质上是通过个体之间复杂的谈判和博弈过程来完成的。目前在国际能源合作过程中以双边合作协议为主，相关的个体可能存在共同的利益，仅仅存在一些能源组织之间，缺乏全球性的多边合作法律框架。个体在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中，需要经过复杂的谈判和不断的博弈过程，此中既有信息沟通问题的困扰，也有利益分配问题的纠纷。[6]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关系，需要面对各种能源问题的摩擦和协调。现存国际能源社会缺乏多边国际能源法律制度安排，所有国际能源合作问题的协商解决无章可循。在一个日趋紧密的能源相互依赖世界中，随着能源合作问题密度的增加，无论在纯粹的能源个体交往之间，还是在具有全球的国际能源合作领域，对全球能源合作的法律制度的需求都会越来越强。

（四）金融危机带来了国际能源合作主体力量变化

金融危机迫使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能源的需求逐渐缩减，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能源需求的新增长点。中国和印度在能源市场上的消费需求逐步扩大。iea预计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将有2/3的石油依赖进口。中、印等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能源消费标准将来几乎是近20年的能源消费大国的两倍。为了确保能源安全，这些国家加快了国际能源合作的步伐。[7]国际能源合作实践表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在全球能源合作领域中迅速壮大起来，美国长期以来垄断对全球能源工业的局势已经有所改变。在目前全球最大的能源公司当中，已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些国家，他们总量比重已经超过了美国。从国际能源勘探开发、运输合作、到新兴能源技术合作，到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能源环境合作，中国和印度等新型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新能源开发利用带来了国际能源合作内容变化

民用核能作为一种经济实用的新型能源，被全球备受关注，且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灾难性的安全事故、放射物质泄漏不停地在核电站发生，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民用核能的发展陷入困境。如何把全球储量丰富的核能资源可以替代化石能源的经济实用和洁净，这就需要全球民用核能技术人才等通力合作，要让民用能源的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这就使国际能源合作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过去主要以保障能源供需平衡、应对能源危机为合作内容，对能源合作环境安全重视不够。新能源开发，清洁能源及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能源合作秩序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能源新秩序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己经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能源新秩序对中国能源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迄今为止，国际能源新秩序并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定义，各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诠释国际能源新秩序。国际能源新秩序就是要求从全新的角度，建立稳定、公平和透明的良好国际能源秩序，以促进国际能源安全。这种新持续将对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和基础性地位，它是保障中国国家未来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因素之一。

（一）中国经济发展对国际能源合作的依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能源供应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一些严重问题也突现出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中对能源的需求增加及能源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能源消费数量不断增长；能源资源相对短缺，我国能源资源人均拥有量较低；能源供应及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能源利用效率还需要继续提高；我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国际能源市场对我国影响十分巨大。随着21世纪全球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对能源需求也日益增多，世界能源供需矛盾加剧，能源地位越来越凸显。加强能源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能源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加深。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受到了石油价格不断攀升、能源市场动荡不安、能源的地缘争夺激烈以及能源的使用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能源消费大国,纷纷加速调整各自的能源秩序观，渴望主宰国际能源秩序的同时，也要求构建适应国际能源合作需要的新秩序，以维护本国及世界能源安全。

目前全球能源供需平衡关系脆弱，国际能源秩序对能源供需乃至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不断增加，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较大，能源供应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国际能源新秩序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国际能源新秩序，是指国际能源合作中各国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是经济新秩序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的拓展，超越了国家、民族和地区利益的局限，以人类利益为其终极归宿。国际能源新秩序的构建是国际和谐社会建立的前提和基础，国际和谐社会是国际能源新秩序建立的目标和结果。

1.国际能源新秩序对中国提倡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要求能源合作国际化，在全球能源合作飞速发展的同时，现行国际能源合作秩序的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也随之加剧，并且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能源合作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极有可能更为复杂、更加突出。构建国际和谐社会，就需要建立国际能源新秩序，改变旧秩序当中不公正不合理的成分，使国际能源社会各成员公平地参与到能源合作新秩序的进程中去，共享国际能源新秩序带来的利益。

2.国际能源新秩序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赢得国际空间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国际能源新秩序中才能公平公正获得表达本国意愿的机会，通过公平竞争、对话协商等方式为国际能源合作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共同分享国际能源新秩序带来的发展机遇。中国只有国际能源新秩序中，才能充分利用本国的优势，坚持能源合作、实现能源安全，使自己的能源综合实力得到不断提升。中国只有在国际能源合作中争取自己的话语权，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在国际能源新秩序构建中把当前急需解决的能源问题和发展自己国家能源综合实力有机结合起来，把自身的能源问题与国际能源合作关系结合起来探索和实践。

3.国际能源新秩序能够推动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当前国际能源合作中由于南北差距大、发展中国家能源综合实力参差不齐，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通过南南合作壮大南方力量，中国在国际能源新秩序中逐步改变在现行国际能源合作中的弱势地位，提高在国际能源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及影响力，以便在国际能源合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此，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规则和制度构建，更好地推进南北对话，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能源新秩序建立。

（三）国际能源新秩序将促进中国走低碳环保发展之路

面对能源消费、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严重问题，各国都在积极寻求有利于社会进步、国民经济发展、能源与环境协调、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道路。大力推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降低低效能源消费，促进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抑制全球气候恶化，使人类社会在低碳环境中生存，这是国际能源新秩序期望达到的目的，也是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最终愿望。面对全球气候变暖，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这也要求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随着改变；虽然近年来发展低碳经济，加强节能减排,但要实现我们在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未来节能减排的责任还十分重大；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水平还有待提高；国际能源新秩序提倡的低碳能源的实质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建立新的能源结构，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于2007年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对能源赋予了提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新使命。中国政府对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重大问题上，注重国际社会的普遍观点是发展低碳经济和运用新能源。在国际能源新秩序中，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为目的，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改变经济发展观为核心。

在国际能源新秩序条件下，围绕低碳环保的各种能源合作，既是保护全球气候和环境的重要内容，更是国家间在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的重大合作。国际能源新秩序中的能源低碳合作中各国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冲突。中国在实现这种共同利益的过程中需要经过复杂的谈判和不断的博弈过程，这中间有信息沟通的困扰，有利益分配的纠纷，也有消除冲突的艰辛。但中国从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使气候与能源合作取得进展，在博弈过程中就必须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逐步消除冲突，从而避免全球气候系统的巨大危险。

国际能源新秩序将形成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合作体系，从技术上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国际能源新秩序符合中国一贯主张的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加强节能技术研发和推广,支持和促进各国提高能效,节约能源,探讨建立清洁、安全、经济、可靠的世界未来能源供应体系上的合作,处理好资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合作的关系,让世界各国获得巨大的收益。

（四）国际能源新秩序对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国际能源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实力不断增强，成为影响世界能源合作中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要求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应的国际能源合作地位，提升自身在国际能源合作领域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建立能够体现自身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国际能源新秩序。随着不能成为国际能源体系主导力量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国际社会建立国际能源新秩序的要求日渐强烈。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在新技术领域内的能源合作,确定减少能源贫困问题的措施和方式等在现存国际能源秩序中不能得到真正解决，它需要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才得以实现。

中国面对国际能源现存秩序的严峻形势，只有通过多边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国际能源新秩序,才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作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的话语权还很弱，一般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能源价格。因此，从长远来看，国际能源新秩序要求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定价机制，形成自己的能源报价系统，以增强对国际能源的调控能力，从而影响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能源价格。

三、中国参与国际能源新秩序构建应对策略

中国既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又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使其在国际能源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能源秩序中，中国还处于弱势地位。但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能源格局下，身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必将与世界共同分担能源合作产生的全球问题。

(一)立足中国坚持国际能源新秩序观

中国主张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指导，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新秩序构建，并在此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改变当前国际能源合作秩序中的不合理成份，并为其注入新的积极因素。现行国际能源秩序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体系，中国作为重要的一员置身其中，应立足自身的发展发挥相应的作用，使国际能源新秩序服务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更是能源生产大国。我们将在平等互惠、互利双赢的原则下加强同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我国严重的资源瓶颈，要求中国应该积极参加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树立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能源新秩序观。

（二）提倡建立全球能源组织

国际能源新秩序的运行和参与的有效载体是政府间的国际能源组织。国际能源新秩序构建需要有一个适合能源生产国、能源消费、和能源运输中转国都能参加的真正全球能源组织，有学者称之为世界能源组织（wea）⑦。笔者认为它是以全世界为基础的能源合作机构，它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即涵盖了能源生产国、能源消费国、能源中转国。所有希望加入的国家都能作为成员国，并更加注重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以及与能源相关的技术合作。[8]wea是国际能源合作中各类能源矛盾的调节器，也是未来国际能源新秩序的重要保障机构。

（三）倡导构建全新的国际能源合作法律机制

国际能源多边合作法律机制的存在可以使国际能源合作按照有序的方式运行，有助于国际能源新秩序的稳定，为能源合作关系提供基础和框架。[9]多边能源合作法律机制包括能源合作的基本原则（平等互利、合作互信、共谋发展）、组织机构、活动程序（协商一致、多数表决的议事规则）、法律制度框架体系、决议的履行及监督机制、争端解决机制等。中国提倡特别关注核能的安全。通过国际能源合作法律机制，明确能源安全职责等措施建立国际统一的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和与能源安全标准。还包括合作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环境领域的合作、建立能源信息共享网络等。

（四）应坚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关于中国国际身份认知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与西方国际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我们一贯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对此存在歧义。认为中国经济总量现在已据世界第二,属于“发达国家”行列了。[10]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当坚实的理由,这是全球经济发展历史比较的结论，经济总量虽然有所改变，但中国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是不变的。

(五)在中国相关法律中规定国际能源合作的具体内容

为了促进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我国需要有协调整个能源法体系与国际能源合作关系的法律条文。我国已颁布了《电力法》、《煤炭法》、《可再生能源法》和《节约能源法》，现在正在审定的能源法草案第十二章中一百零九条、至一百一十五条对境内外能源合作的进行了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可操作性。[11]⑧新能源法应该改变我国过去对国际能源合作中的重政策轻法律，重部门管理轻综合调控的弊端。我国应该在相关的法律中作出具体的规定，通过法律化、制度化的具体规定来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改善能源消费方式，发展清洁能源技术，注意节能环保。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妥善解决能源供应和安全问题，为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和我国国际能源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机遇。

注释：

①这里的国际能源合作主要是指能源开发、勘探、运输等的合作，体现为能源贸易、能源与环境、能源投资、新能源开发、能源安全及争端解决等合作机制。

②国家能源主权是国家所固有的属性，它成为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国家能源主权是指国家对其领域范围内的能源勘探、开采、能源运输、能源贸易、能源投资的永久主权。

③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是一个自愿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0年，成立的目的是在国际石油供求关系中，对其成员国的石油政策进行协调、统一，加紧联合起来捍卫石油输出国利益。

④国际能源机构(iea)成立于1960年，成立的目的是在国际石油供求关系中，对其成员国的石油政策进行协调、统一，加紧联合起来捍卫石油输出国利益。是由美国倡议为了抗衡opec而构建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国组织，它是主要处理iea各国能源管理的应急共享系统，是制定各成员国政府间能源合作政策法规的能源组织。

⑤能源宪章条约（etc），是能源宪章组织是在1994年签署《欧洲能源宪章》基础上谈判而成，该条约涵盖贸易、投资保护、运输规则和争端解决程序。它在1998年4月开始生效，已有51个欧洲和亚洲国家签署了该条约，但美国、俄罗斯至今未签署，中国也不是签约国。

⑥etc的成员与opec、iea等能源组织的成员相比，成员既涵盖了一些能源消费国，也涵盖了一些能源生产国，其范围较仅仅是能源生产大国与仅仅能源消费国组成有所扩大和突破。

⑦全球性的国际能源组织被称为世界能源组织（简称wea），这是为了与国际能源组织（iea）相区别。

⑧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二章对国际能源合作方针和方式、境外、境内、贸易、运输、能源安全合作进行了原则性规定，虽然现在正在修改，但据能源法起草专家组副组长叶荣泗介绍，现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查的能源法草案大的框架没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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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篇9

关键词：地区主义；东亚；地区秩序；历史演进；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1-0178-05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东亚”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人们所建构的地理政治学概念。研究这个概念的产生以及界定其含义。是我们理解东亚地区主义进程、地区秩序建构及历史演进的必要条件。东亚作为一个地理区域很早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尽管其范围并不确定（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东亚”概念本身属于外来词语，是由西裔美籍学者菲诺络沙（EmestFranciscoFenoUosa）于1921年在其著作《东亚美术史纲》中最早使用的，书中的“东亚”是一种文化地域概念。此后“东亚”这个概念逐渐被广为使用。西方人所说的“东亚”一般包括如下地区：东部西伯利亚、中国、蒙古、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这也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东亚的大致地理范围，它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部分。如今，“东亚”演变成了一种地区意识和认同符号。

地区本身是为了保护或者转变现存结构的一种政治与社会工程。秩序是人类行为（包括国际关系）的一种基本价值。根据鲁杰（J.G.Ruggie）的定义，秩序意味着一种关系。就地区主义而言，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是，关于国家带头的“地区合作工程”的理论与实践，它们以政府间对话与合作（包括正式的协定、条约）的形式出现。地区秩序强调一种地缘关系，带有地区价值色彩，它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行为体r地区组织、国家等）之间互动形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相对稳定的结构。地区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维护了地区秩序的合法性，对地区秩序向合作性演进起到不可低估的塑造作用。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世界秩序的转型。东亚地区秩序也处于缓慢的重塑之中。本文试图从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的关联性入手，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历史演进及影响因素做一初步探讨。

一、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建构

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国际体系”还是“国际社会”，前提都是无政府状态，缺少垄断暴力的权威机关。地区秩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新功能主义学派有关地区主义的讨论。地区主义的产生，主要基于国家的自愿选择与国家之间的共识。它以地区共同利益为基础，但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本身又是逐步寻求共同利益、扩大共同利益范围的过程，也即是说，地区主义的发展可以进一步促进地区成员意识到地区共同利益的存在，这种意识即地区意识-它塑造了地区共同价值理念与共同的行为方式。总体来说。地区主义包含价值认同和地区整合两个方面的含义：（1）地区主义是一种观念和信仰。地区主义是“‘系列观念的载体，它促使认同的地缘或社会空间向地区计划转变，或是说它体现了一个特定地区认同的客观存在或有意识的构建。”它代表了一种秩序的价值追求，目的是构建、维持和修正特定地区内的政治、经济、安全秩序，并将拥有共同目的的行为体组织起来，从而共同实现世界秩序。而且，地区主义者坚信地区层次的安排是实现国家收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方法。（2）地区主义是一种实践过程。地区主义是地区成员通过联合形成一体的过程，以期形成一个和谐、稳固的地区单元。它反映了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互动关系变化的进程，因此人们更愿意用地区化、一体化来表达这种内涵。在地区主义因素的影响下，地区秩序的要素不断发展变化，从而实现对地区秩序的重新塑造。在一定意义上，地区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旧的地区秩序的转型和重构。更重要的是，地区主义为建构新的地区秩序提供了条件，是地区秩序实现渐进转型的内在动力。

文化（观念）、制度（规则）、权力三者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地区秩序的形成基础。在观念层面上，地区秩序表现为某种价值、目标或愿望被地区各行为体所共同接受或认同，各行为体具有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其行为受共同的价值与目标的约束；在制度层面上。地区秩序表现为一系列具有约束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的地区组织、规则和安排的形成，这些组织、规则和安排与外部世界既相对又相互联系；在行动层面上，地区秩序表现为地区各行为体之间的有规则交往与互动，以及获得广泛认可的集体一致行动。现实主义认为地区秩序是权力分配的结果，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相对稳定即形成秩序，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行为者。国家权力是解释秩序形成的主要因素。鉴于权力分配往往是不均衡的，小国或弱国倾向于组织联盟制衡大国权力，而大国的妥协、协调和合作对地区秩序建构至为关键。大国常常通过提供地区性公共物品、寻求达成战略信任来缓解其疑虑。因此，地区秩序的形成与发展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地区内的相关国家存在基本的共识，允许彼此的生存。地区内暴力冲突较少，没有出现地区主要力量之间的大。其次，地区内国家遵守共同的规则，这些规则既可以是适用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国际法，也可以是仅仅适用于调整地区内国家关系的各种规则；既可以是经过条约明确宣示的。或经由习惯法广泛实践而被接受的，也可以是地区内国家为处理特定问题而临时草创的。再次，地区拥有相应的制度形式和组织机构，以维持地区稳定，确保地区规则切实发挥效力。这些制度形式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可能拥有明确的组织机构，也可能没有相应的机构形式，但是这些制度安排和地区组织都能推动地区秩序的形成，创造地区意识，从而实现所谓的“地区化”。

从历史上看，地区秩序实现根本转变的方式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前者发端于大国间力量对比与权力关系的短期内转变，以此带动地区社会、经济和制度的变迁：后者则是通过广泛的地区经济社会、规范和政治的结构性重建，使权力在此消彼长的同时能够相互容纳。地区秩序形成的基本特征是地区稳定，而地区稳定有赖于地区内部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和区域内国家对地区规则的认可程度。即在地区秩序中，国家间的交往必然遵守一定的规则，同时受到权力结构的制约。那么，不同地区秩序的差别则在于规则和权力结构的不同。各异的地区秩序建构模式基本反映了地区秩序形成的实践，它为分析地区秩序的形成和演进提供了较为明晰的分析路径。

二、东亚传统的地区秩序及特点

传统东亚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这种秩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介入东亚事务，华夷秩序开始瓦解，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则导致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崩溃。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导确立了华盛顿体制。七七事变的爆发及随后国联会议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东亚的首先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追求的大东亚共荣圈，体现了日本企图以侵略扩张的手段建立某种地区秩序的努力，具有强烈的战略攻击性。

（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及特点

华夷秩序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旧有的一种国际关系。它是基于儒教世界传统的国际秩序观念“华夷观”而建立起来的。华夷秩序是通过中国对外实行的册封朝贡制度维系的，其所倡导的，是以为中心的辐射关系，也是以君临天下的垂直型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一秩序中，所有所谓“夷狄”国家对中国的关系，应是一种以臣事君和以小事大的关系，一种对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以至终于被“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关系。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东亚华夷秩序是基于权力等级结构的等级制地区秩序。华夷秩序作为古代中国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制度存在，其建立的前提是政治上的臣属。华夷秩序的建立是以历史上中国的中央王朝为中心。是以中国的强大和发达为前提的。中国是地区秩序的主导者和规则的制定者。“华夷”秩序在体制上最根本的保证，是与诸邦国之间，形成并建立了一套“朝贡”制度。周边国家大多向其称臣纳贡，虽然朝贡体制是若干国家的联合体制，但其中各国相互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由对“‘’的直接关系规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构成的”。“越种垂直型互动关系模式的产生，不仅是中国在东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产物，也是古代国际关系具有区域性和独立性特征的自然结果。

其次，东亚的华夷秩序不同于西欧的均势体系。在近代西欧均势体系中，少数几个实力相当的大国极力用武力征服周边弱小国家并将其置于受奴役的地位及状态之中，将他们作为自己政治经济的附庸，把自己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强加于这些国家，建立殖民统治。在华夷秩序下，“并没有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一个强大的中心，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准则是至少在法律上平等的各国间的并列关系”。中国周边的弱小国家在保持独立自由的前提下，可以广泛引进对自己有用的各种文明，而不需要引进外国人士作为“太上皇”操纵政权。华夷体制内部具有高度认同。体制认同的背后是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础。

再次，东亚的华夷秩序是机制健全、具备自我更新能力的地区秩序模式。华夷秩序有效地维护了本地区的和平，“除了自己坚持和平国策外，还要求“华夷”秩序内所有国家，都要在处理彼此关系上实行和平的政策。如果有谁违越了这一原则，威胁到“华夷”秩序的和平局面，那么，则自认为有权力、也有义务通过外交途径、直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以维护“华夷”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华夷体制同时确立了区域内相对固定的区域内文化交流机制和模式，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基础上，促进了文化交流和共同繁荣，形成了儒家文化圈，这成为二战后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文化基因。

（二）美国主导的东亚华盛顿体制

美国在完成美洲大陆向太平洋西进之后，进一步将扩张的触角伸向远东。美国以1867年向俄国购买阿拉斯加为起点。开始了建立“太平洋帝国”的扩张计划。美国从1898年8月兼并夏威夷群岛开始。到1901年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形成了争夺远东和太平洋霸权的态势。1899年和1900年，美国两次向众列强发出“门户开放”的照会。1902年。美国对门户开放政策进行补充说明，进一步染指中国，参与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美国在远东的扩张所遇到的劲敌是野心勃勃的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遏制日本的扩张，倡议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签署了旨在打击日本、削弱英国、提升美国的《四国同盟条约》、《五国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集体安全原则的再一次表现。此后，东亚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即“华盛顿体系”。

东亚从华夷秩序到华盛顿体制的变迁，正是西方秩序取代东方旧秩序的过程。华盛顿体制贯彻了美国的国际秩序思想，确立了以国际合作、大国协商、门户开放、和平竞争、裁军为原则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为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了某种“法治”。在经济领域，通过国际化和制度化以及国际银行和金本位制的建立，美国在东亚初步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与国际合作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机制。华盛顿体制是一种均势性的殖民秩序，地区外大国在秩序建构和维持上扮演主导角色，它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东亚秩序的可渗透性。自此，美国在东亚秩序中一直扮演着强权角色，从而使得开放地区主义成为东亚秩序建构的必然特征。

（三）日本追求的大东亚共荣圈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及随后国联会议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东亚的首先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在20世纪30、40年代追求大东亚共荣圈。这是在东亚华夷秩序受西方的冲击而瓦解、东亚开始被纳入现代国际体系的过程中。日本企图以侵略扩张的手段建立某种地区秩序的努力。但是它并没有成为现实，并且给东亚其他国家带来了灾难。其中包含着殖民主义和权力政治的地区秩序观念。

自19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采取了“脱亚入欧”的西方化战略，并很快成为了西方列强中的一员。随着自身实力的进一步增长，日本又试图建立起一个自己所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成为东亚的霸权国家。与此相适应的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战略谋士逐渐形成和提出了以日本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和保护者的思想，继而在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大亚细亚主义”思潮、后来更逐渐形成了区域主义、东亚协同体主义、东亚联盟论等。这些也成为日后“大东亚共荣圈”的主要理论来源。“大东亚共同圈”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的综合体，即是一种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共同体的设想。这和古代、近代日本的地区秩序观和海外扩张思想有一些关联。是想构建一个日本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但是，日本希望以武力侵略和征服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这说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掠夺行为的幌子，体现了日本的战略攻击性。

如果对“大东亚共荣圈”和华盛顿体系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都是在亚太地区基本力量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改变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且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二者还是有重大差别。华盛顿体系是在承认既有现状的基础上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从表面上看，所追求的是与西方相对的亚洲认同性，希望实现亚洲民族和国家的相互联合。但从根本上说已经背离了“亚洲主义”，主要是从军事理论推导出一种构想，不过是企图将天皇理论扩张到整个亚洲而已。“大东亚共荣圈”与华夷秩序相比，它不具备在理念上提供文明标准的地位，所以只能动员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靠直接的殖民统治来维持其帝国的存在。此外，“大东亚共荣圈”在经济领域也缺乏其基础，日本不能像中国那样依靠自身丰富的经济力来吸引周边国家，而是为了解决处于帝国势力范围圈中心而资源贫乏的日本本国攫取资源、掠夺周边国家。必然随着日本的战败而退出历史舞台。

三、二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二战结束以来，东亚出现了两个部分性地区秩序安排。即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和东盟主导的次地区共同体秩序。美国领导的东亚安全体系具有霸权稳定的性质，依旧被某些成员国视为东亚稳定的柱石。在一定意义上，东盟次地区共同体秩序在新一波全球化、地区化浪潮中确立，并成长为与美国安全体系并行的秩序形态，体现了东亚秩序的变动性。

（一）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

二战结束后，在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中，美国逐渐成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美国在亚洲（东亚）采取了不同于欧洲（西欧）建构多边同盟体系（北约）的安全政策，而是运用“轮轴与条幅”原则（hubandspokeprinciple），与某些亚洲国家建立双边军事同盟，设立军事基地。确立了“轮轴与条幅”体系。这种体系，以美国为中心，先后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同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同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韩国签订美韩互助防务协定。1954年9月，美、英、法、澳、新同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签署了《东南亚防御条约》，组成“东南亚防御集团”。在上述诸多同盟关系中。尤以美日同盟最为重要，被美国视为“支柱中的支柱”。“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日同盟的加强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的强化。美国的双边联盟是本地区安全的重要基石，也是美国在亚洲存在的重要支撑点。而亚洲国家之间则缺乏横向联系。这个军事联盟体系构成了对中国、苏联、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圈。1951年1月4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就美国拟定的《太平洋公约草案》发表意见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范围应该是日本——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这条近海岛屿连。这条体系链是冷战时期东亚地区持续分裂的重要根源。并对今天东亚地区秩序转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缺少处理各种问题和管理各种关系的地区结构的一个基本原因正是美国的存在和美国按照其私利干涉亚洲地区国际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它仍然继续维持它在冷战时期在东亚构筑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并予以调整。冷战后，美国先后出台了4份有关东亚安全战略的报告，强调要建立“以前沿存在为基石，以双边联盟为支柱，以多边安全机制为补充”的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安全体系。此外，美国还大力加强与该地区非盟国的安全合作，以建构起一个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网络。通过大规模军售和军援提升在该地区的军事合作。美国同多个地区国家开展多边军事外交活动，积极筹划建立“亚太版”北约。即以调整后的美日同盟为核心，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等盟国，并着力加强美国与印度的战略合作，以“遏制中国势力的扩张”。

（二）东盟主导的次地区共同体秩序

东盟成立之初只是一个保卫自己安全利益及与西方保持战略关系的联盟，其活动仅限于探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随着东盟的不断发展壮大，东盟不仅在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方面不断得到加强，而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盟发挥政治上的调节作用，使成员国之间原来存在的新产生的争端得到了环节或解决，避免了冲突。在经济上，逐渐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局面。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重创使东亚各国深切地认识到在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为应付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加强在经济、金融领域的合作水平，于是东亚各国开始积极寻求建立新的区域性经济、金融合作机制。在东亚地区格局中。东亚的一体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格局，该地区不断从分散向一体转变。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国家集团成为东亚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大国平衡格局。东盟在大国之间扮演缓冲、平衡和调和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初。东盟率先发起区域合作进程。逐步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其中，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浪潮。以FTA为代表形式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得到了迅猛发展。

四、影响东亚地区秩序演进的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全面崛起、东盟的发展模式、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成为东亚秩序变动的新要素。东亚权力结构趋于均衡，某种地区均势正在形成之中。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东亚均势导致了对大国的战略约束，或可被视为进一步合作以及地区秩序建构的前提条件。这些因素构成东亚地区秩序建构的主要动力。

第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及其溢出效应。市场力量是东亚一体化的天然推手，但东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各自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而非多边框架下的经济合作。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触发了东亚的紧密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进入经济、政治双轮驱动阶段。强调一点，缺乏政治合作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可能后果是，难以发挥出经济合作收益的政治社会聚合效应，反而加剧了随经济收益分配的不均衡而带来的猜疑和恐惧，诱发出竞争和冲突等经济相互依存的消极意义。各国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共享增长成为东亚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东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其溢出效应反过来加强了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地区合作，一些制度框架开始建立起来，东亚共同体理念被接受为地区合作的愿景。东亚领导人明确认识到本国前景与地区的未来变革密切相关，共同应对挑战和潜在威胁、共同发展和繁荣成为东亚合作的积极推动力。共同利益的汇聚和制度化逐步成为东亚合作的主导要素。

第二，中国的全面崛起。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着年均10%左右的增长，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逐步扩大，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被视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在国际社会中积极作为、建设性作为的意愿逐步展现。中国崛起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国际秩序的转型几乎同步，中国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全球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作为东亚一体化最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崛起的战略效应正在全面展现。中国致力于塑造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国际环境，通过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此为基点，中国与东亚诸国展开全面合作，经济紧密度稳步加深。中国积极参与一系列基于合作原则和共识的多边制度，并成为东亚地区制度的建设者之一和东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逐步明确地进行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调整，与地区内国家达成了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建设性合作，并积极寻求共同利益、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中国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安全维护、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了整个东亚地区朝着更加和平与稳定的方向迈进。

第三，美国的东亚战略。美国的地区优势战略是在力保其东亚霸权地位的同时，遏制其它大国进行挑战的能力与可能性，实质上是维持现状，扩大优势，确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以积极抑制可能的挑战者为目标的东亚地区秩序。支撑美国这种优势或霸权战略的是其全球战略的向东亚倾斜、在这个地区众多的双边同盟或友好关系、稳定加强的前沿军事存在和东亚国家对其经济的依赖，而东亚国家间政治共同体建设的举步维艰、根深蒂固的历史怨恨和互不信任情绪的增长，则为此创造出了足够的空间。

加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转变其同盟职能，扩大同盟范围，扩展合作领域及合作方式，初步完成对其东亚同盟体系从冷战型到后冷战型的改造。与此同时，美国还力图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主导东亚政治经济秩序。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后，重新提升了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并开始积极参与亚太事务。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曼谷宣布“美国回来了”，标志着美国重返东南亚；同月，美国同东盟签订了《东南亚和平友好条约》；11月14日，奥巴马在东京宣布他是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并于15日召开了首届美国一东盟峰会；2010年1月，希拉里在夏威夷发表亚太政策演说，强调美国在亚洲不是一个“过客”，而是“常住国家”。这表明，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要防止在该区域出现一个排他性的区域集团，损害美国利益，通过利用和整合现有机制，主导区域合作进程。应当指出的是，美国“重返”东南亚并不确切，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东南亚。在冷战期间，东南亚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是高度制度化的，例如美国和泰国、新加坡等国一直具有紧密的军事关系。加速美国“重返”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东盟国家对美国的“邀请”。随着中国的崛起，其对东南亚的影响不断增大。东盟主要国家希望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一平衡。这些年来，他们努力邀请美国给予东盟更多的注意力，要求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现在美国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们看到，美国的东亚战略实际上是延续了冷战思维模式，即利用大国间的竞争和区域结盟来围堵中国。2012年1月5日，美国《可持续的美国全球领导：21世纪国防战略重点》的美军战略利益评估报告。新战略意味着美国将缩减陆军规模，并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转而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维护亚太的“安全与繁荣”。

在经济领域，美国是东亚所有经济体的重要伙伴。东亚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长期稳定在37%-38%，直接投资占其总量的比重近年来有所增长，从15%上升到18%左右。美中、美日经济关系往往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衡量双边关系的标尺。美国还致力于加强与中日之外其他经济体的合作，寻求与某些东亚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总之，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制度安排得以持续。其战略利益得以维护和拓展。美国将继续在东亚秩序建构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另一方面，美国不是东亚霸主，它与东亚其他大国形成均势格局，将均势视为东亚和平的主要标杆，并寻求与东亚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位。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篇10

【关键词】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欧盟；反建制主义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6-0092-02

全球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一种历史选择，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为促进全球化的脚步也一直未曾停歇。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并生的一种现象是反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主导者，现今却出现了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现象，这势必会给当前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这种影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反全球化的发展现状

反全球化与全球化进程相伴而生，如今更多表现为一种思潮和运动，全球化进程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加速，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世界市场完全形成，反全球化运动也在此时达到了高潮。随着反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其运动形式和内容也不断丰富，运动形式主要以在全球各种重要会议期间的示威游行为主，而且还有各种形式的全球论坛，内容由最初的反对经济全球化又增添了关注世界人权、妇女权益、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反全球化的主体主要有三种，反全球化国家、反全球化组织和反全球化人士。反全球化国家多是以发展中国家居多，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外来资本或者思想的冲击，这给本国带来的损失大于全球化给本国带来的收益。反全球化组织最为著名的是世界社会论坛，最初是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对立面出现的，而且还曾在论坛上通过了有关反全球化的倡议。反全球化人士多为社会左派人士，他们反对全球化给本国或者民族带来的冲击，较为著名的反全球化人士有前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全球化进程为人类的发展提供巨大助力，但为何仍有一些人反对全球化？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0年发表的《千年报告》中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全球化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异，根据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贫富差异越来越大，世界上最富有的10%的成年人掌握了全球近九成的财富。当前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然而G20成员国占据了全球GDP的85%以上，从现有经济数据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的国家大多数是G20成员国，所以上述比例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反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一个新趋势是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反对全球化，西方国家作为全球化的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也面临两极分化问题，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严重的社会裂痕，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得国内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国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要求囊等嗽钡母呒际跛平和高学历，这就让占人口多数的低学历人群面临经济困难，由于西方国家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时这些社会问题并未引发社会矛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不少国家为削减政府开支不得不降低社会保障水平，这让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之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低收入群体反对社会精英治理国家，希望通过民选选出强势的领导人能够采取激烈的手段改变社会现状，当前学术界将这一现象称为反建制主义。所以反全球化发展至今天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现象，而且还伴随着反建制主义思潮的兴起愈演愈烈，这对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反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

庞中英博士认为反全球化运动本身是另一种全球化，[1]因此反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当前国际秩序处于不稳定的时期，这也让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达到一个新高潮，反全球化的发展对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反全球化对当前世界政治秩序的影响

当前世界政治秩序是以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平等为基础的，但经济的缓慢增长以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带来了西方世界内部的社会分裂，反建制主义伴随着反全球化动摇了西方价值观。西方国家认为自身价值观的绝对优越性使得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变得极端，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价值观是西方难以推进改革的重要原因，自身不推动改革就很难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社会矛盾会愈发尖锐，民众就会反对建立在自由价值观基础上的各种国际原则和规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将美国现在面临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全球化将美国的岗位带到了中国等新兴国家，上台之后先是退出TPP谈判，然后了中美合作制定的全球气候协议，这表明了曾经主导建立了全球政治秩序的国家现在不打算遵守当前的政治秩序，这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国家将效仿美国的行为，因此这会使得当前的国际政治秩序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反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

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势必也会有负面影响。全球化使得人员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如今人员自由流动会带来难民的自由流动、恐怖主义的自由流动等问题，难民的自由流动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恐怖主义的自由流动会重创当地旅游业，增加社会安保负担，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资本的逐利性是造成全球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极力推进国际分工，这给发达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低级产业转移到人力成本低发展中国家，造成本国失业率增加，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带来了沉重的环境负债。当这些国家发现全球化进程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小于他们的损失时，他们就会抵制全球化进程，进而反对现有经济秩序，政府也将会更多地采取贸易保护这一方式来处理国际经济问题。

三、反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也顺应历史潮流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非凡的成就，奠定了中国强大国力的基础，当前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兴起，这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一）反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全球化进程虽然不可逆转，但全球化确实给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带来了负面影响，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的兴起必将给世界秩序的参与者带来挑战，因此认清这些挑战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首先，未来一段时期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必然会显著增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其次，反全球化运动多是反对全球化带来的两极分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扩散等问题，因此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这些问题。最后，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企业走出国门经验尚且不足，目前存在中国企业污染当地环境或因为腐败等问题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因此如何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也是中国这些跨国企业需要正视的问题。

（二）反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在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中，反对最多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未来一段时期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会不断增加，这会给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带来的机遇：1.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力量，使得中国从世界经济秩序的服从者变成秩序的保护者和改革者。美国作为世界大部分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明显不再完全遵守由自己制定的规则，而是希望通过贸易保护来改善自身经济，然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分工早已完成了全球布局，因此全球化进程是难以逆转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在多个国际场合表明中国维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决心，这展示给世界的是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中国在十之后推出了“一带一路”宏伟规划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公共产品，在中国发展的同时欢迎其他国家搭乘顺风车，为改善沿途国家的经济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当前世界冲突中有很多是因为经济落后造成的，中国致力于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客观上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在美国不想遵守国际经济秩序的背景下，中国的做法不仅给中国带来其他国家的赞誉，也增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力量。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今也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改革全球化中不合理的规则和秩序，为更为完善的世界经济秩序贡献力量。2.促使中国加快改革脚步，促使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西方世界作为全球化进程的主导者现在也因为这个问题使得社会分裂，因此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中国在十之后没有放停改革的脚步，而且用壮士断腕的决心整治吏治腐败，反全球化带来的压力将会促使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分配公平，避免社矛盾积累，这也有利于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总结

全球化作为世界发展潮流，任何一个国家或者组织都难以逆转这一进程，反全球化与全球化共生共存，因此必须应对反全球化带来的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反全球化思潮与反建制主义等思潮并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当前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如何将挑战转变成机遇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认清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制定出解决方案也是中国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

【关键词】华尔街金融危机；国际经济秩序；重大缺陷；重建

2007年8月开始浮现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混合了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席卷全球。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并在全球引发了“金融海啸”，极大地冲击了世界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引发了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深入思考。

一、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影响

美国的经济管理思想自上世纪70年生经济“滞涨”以后，由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转为新自由主义，80年代“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成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走向的主要道具。[1]在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倡导下，政府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发展，同时实行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保证资本充足和市场流动。由于政府监管制度和监管模式的严重滞后，部分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违规操作，再加上职业经理人的短期行为，使得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已不能有效地处理当前的金融问题。

美国长久以来的“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无限扩散。从国内来看，美国长久以来的“负债型经济”发展模式严重依赖收入支出差的国债补充和居民负债消费的资产证券化，在债务经济的循环过程中，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形贡献”；从国际来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得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确立的美元的绝对地位攫取财富，并在危机发生时转移、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2]任何对金融机构无力兑现的怀疑都会引起连锁反应，骤然出现的挤兑狂潮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使金融机构陷入支付危机，导致公众金融信心丧失，引发整个金融体系崩溃。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的软弱无力和不负责的态度严重打击消费者信心，投资者因损失惨重极度悲观，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大幅波动，市场价值系统失灵，金融道德风险陡增，次贷危机在全球快速蔓延。

二、华尔街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缺陷及其影响

华尔街金融危机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严重不足，更暴露出了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的重大缺陷，造成了国际经济的不公平和不公正。主要表现在：（一）少数金融垄断资本所控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二）少数发达国家控制与制约的国际经济机构。（三）以不平等交换关系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四）以不合理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3]

华尔街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股市大幅下跌，大量银行、保险公司倒闭，华尔街一片动荡；同时危机迅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企业大量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就业市场一片萧条，通货膨胀、企业倒闭、经济困境降低了人们的支付能力，美国国内贷款、投资、消费急剧萎缩，美国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大幅度萎缩，美国人民对美国经济的未来更加悲观，美国经济全面衰退。为了挽救经济颓势，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大量刺激出口，减少进口，美元快速贬值，其弱势地位被进一步强化，通货膨胀经此被输送到全球。其使得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遭受到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考验，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被逆转，世界经济整体下滑。

三、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建

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刺激下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冲击，面对危机，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当代国际经济体系各种经济体相互依存度加深，共同制度和规则构成纵横交错的网络，经济体相互依存导致的冲突对国际经济秩序构成威胁和挑战。

（一）国际经济秩序重建得基本原则

当今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为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对反映旧国际经济秩序的现行国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改变所形成的、能真正体现公平互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并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机制。国际经济秩序重建要遵循以下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尊重各国利益与意见，尊重世界多样化发展，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彻底否定。加强各个行为体的合作，实现“共赢”。[4]这种合作既来自于发达国家间、发展中国家间，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精诚合作。倡导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要运用经济、政治、外交等多种手段，求同存异，合作协调，维护全球经济稳定。

（二）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应有所作为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生产、贸易和国际货币金融领域仍受到不公平和不合理对待，并且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强烈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要形成新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经济法规和制度框架。根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重新划分国际经济领域以经济实力为话语权依据的“加权表决制”和“集体表决制”；充分利用MIGA、ICSID、GATT等解决争议的具体方法解决国家间、国家与国际经济组织间的经济争议；确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是国际经济领域的基本人权，形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普惠制”、国民待遇等。[5]

要加快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自己。社会进步和国民富裕，通过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与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开放政策，不同程度地参与国际经济大潮，争取有利机会，增强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决策权和利益分享权，加强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以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对话的发展，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逐步与发达国家磨合为“命运共同体”。[6]

（三）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使其成为未来国际新秩序的有效控制机构

由于全球国家众多，各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大相径庭，各种力量的消长组合影响着国际经济的走势，并形成了一系列挑战。联合国作为目前在全球有效持久运行的国际机构，应该在全球经济政治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反全球化和应对大国操纵以及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防止扩大最不发达国家“边缘化”等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全球经济繁荣的角度进行不懈努力，使其成为未来国际新秩序的有效控制机构。

四、结语

为了使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世界各国、国际社会要共同努力，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已迫在眉睫。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华尔街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无序动荡和不平衡，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李杰豪,石靓砉.刍议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重构[J].北华大学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2]孙可娜.以金融危机为契机重构国际经济秩序[J].理论与现代化,2009(1).

[3]张春敏.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危机[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3).

[4]叶卫平.国际金融危机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J].教学与研究,2009(30).

世界经济新秩序范文篇12

【关键词】联大决议；国际经济秩序；法律效力

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建立独立的国家。然而，原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制约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以及经济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打破原有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此时，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建立，为各国提供了一个集中表达意愿和参与制定国际经济新秩序规则的平台。1974年5月第6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1974年12月第2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确立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指导原则和制度，获得了各成员国的普遍认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这些决议，奠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然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旨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建立一个公平的国际秩序。这必定会触动到某些国家的利益，不愿打破旧格局的国家便一直否认这些决议的效力，并在决议的制定过程中百般阻挠。对于联大决议在国际经济秩序领域中的性质和法律效力的问题，在学术界亦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关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联大决议法律效力引发的争议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旨在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明确地记载并积极肯定了第三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数十年来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其中包括他们为之奋斗的关于确认和维护各国经济的正义主张。然而，关于这些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

（一）这些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

要判断某一国际组织或者其特定机构所指定或通过的决议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性质，首先应考察该国际组织或该组织的特定机构是否具有立法权。如果该组织或者该组织的特定机构具有立法权，那么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自然具有法律性质；反之，那么它所制定的文件当然就不具备法的约束力，而不管这一决议从字面上看如何具备法的特点[1]。那么该如何判断联合国大会是否具有立法权呢？一般而言需根据联合国据以设立的性文件来判断。《联合国》第十条对联合国大会职权的规定为：大会得讨论本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或关于本所规定任何大会之职权，并除第十二条所规定外，得向联合国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对各该问题或事项之建议。《联合国》并没有赋予大会以立法权，因此，联大决议的"建议性质"并不对各成员国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马尔科姆.N.肖认为：除某些内部事务，例如预算，大会不能约束其会员国。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机关，其决议纯粹是建议性质。当然，如果这些决议反应了习惯国际法规则，也会是拘束性的，而且它们作为导致新的习惯法规则形成的国家实践的例子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大会决议本身并不能对会员国产生拘束性法律义务[2]。

（二）这些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从根本上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际法之所以为法律，因为它体现了国际社会成员的协调意志，至少是国际间斗争获得妥协后的各国意志。国家法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重要的是在于人们对它具有法的确信，"自愿遵守"是人们的法的确信的表现，所以不能否认"自愿遵守法"的法律效力。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根据《联合国》，的确是一种所谓"建议"，然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这样一些决议，体现了会员国的协调意志，而且这些文件的制定，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对它是有法律确信的。这将使得这些决议成为超越"建议"范围，建立"国际经济关系制度的有效文件"，具有法律效力[3]。余劲松教授也认为：有些联大决议是旨在宣告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的，应具有约束力，有些决议在国际实践中也已逐渐被接受而成为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4]。

否定联大决议在调整国际经济领域的法律效力，这种观点多是从联大本身的职权范围来证明联大决议仅具有"建议性"，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笔者认为对于联大决议在调整国际经济秩序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一问题，不能一概而定。诚如陈安教授所言，《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这样一些决议体现了会员国的协调意志，这些决议已经超越了"建议"的范围而成为有拘束力的文件。像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如此高参与度的"世界讲坛"，其决议集中地反应了各国政府的意愿，是世界舆论的积累和集中表达，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对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联大决议在调整国际经济秩序领域中的法律效力

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中央权威的机构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制定规则，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并非呈一种混沌和无序的状态。反而，大家越来越接受这么一种理念：世界是一个无政府但又有序的社会。有序的前提是各国对他们相互关系和交往有可预见性，这种预见性需要规则或者习惯予以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社会，虽然局部冲突时常发生，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但是国际社会整体上在一个稳定的轨道上有序地运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联合国的建立。联合国为各个成员表达意愿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平台，并且为了世界和平，促进各成员国的合作和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文件。这种"会议外交"的模式便利了各国之间的对外交往，对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国际经济秩序领域中，除了传统的国际经济条约和国际习惯以外，联大决议对于调整国际经济秩序亦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首先，联大决议确认已经存在的国际习惯，并将其成文化，规范化。

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所谓的国际习惯是指"作为通例的证明而被接受为法律者"。国际习惯由两个因素构成，即各国的反复相同的时间和被各国认为具有法的约束力。亦即所谓的"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由于国际习惯没有一个确定的载体，其表现形式多元化，因而很难证明某一实践是否为形成习惯以及行为要素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在某种限度内，国际组织作为国际生活的一个因素有助于使习惯法较快地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需要。除国际组织作为国际法的可能产生的渊源的任何较直接作用之外，在国际组织内所发展和表现的实践的集中性以及国际组织本身的集体决定和活动可能是在这些国际组织的业务领域内被接受为法律的一般实践的有价值的证据[5]。根据奥本海的观点，国际组织作为各国集体行动和国家实践以及表达各国意愿的主要场所，那些决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业已存在的规则，是国际习惯被接受为法律的有利证明。

例如联合国大会于1962年12月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宣言》，承认各国对其境内的一切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永久，尊重各国的经济独立，一切国家都有权依据本国的利益自由处置本国的自然资源。1974年联合国大会更是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确立了经济独立的国际经济法原则，肯定了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经济独立是国家原则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国家原则应有之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落后的亚非拉国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及经济命脉，大多被外商控制和垄断，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国家，但经济和政治都是残缺不全的。二战之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求获得真正的独立，摆脱原殖民国家或宗主国的控制以及不合理的经济旧秩序的桎梏，争取经济独立和经济。《关于自然资源之永久》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通过，逐步确立了国家的经济原则，这既是对原有国家原则的确认，更是进一步的发展。

国家经济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005年12月19日，国际法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案中，就通过援引《经济》来确认自然资源之永久原则。在最近的中国原材料案中，WTO争端裁决报告中也确认了自然资源之永久原则，并指出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是一项国际法原则，这一原则允许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需要自由地利用和开采他们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可见，调整国际经济秩序的联大决议已经在事实上产生了法律拘束力。

其次，联大决议有助于产生新的国际规则。

联大决议在一定程度为国家的行为方式提供了确定性的指引，尤其是在一些国际法空白之处，联大决议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对于那些投赞成票的国家来说，共同的意思表示表明了对联大决议内容的认可，他们完全可以以此作为两国或者多国之间共同的行为准则，以此来约束彼此之间的行为，即使该决议纯属建议性质，会员国也可以采取单方面承担义务的方法使决议产生法律约束力，因为国际法上存在国家单方面承担义务的情形[6]。像联合国大会的每个决议和宣言都是各参加国集体意志的表示，所以当它以一系列同一内容的决议、宣言等屡次表示同一立场时，这些决议，宣言就有助于国际习惯的形成。因为这表明了各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坚持同一观点和意见，表明了各国的法律确信。

此外，联大决议促进了国际公约的签订，国际公约是联大决议的一种发展。70年代联大关于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决议，尤其是《经济》，已经成为众多双边条约的原则依据，其中1975年、1979年和1984年由欧洲共同体和非太加地区国家签订的三个洛美协定，更是广泛体现了《经济》的精神。从发展的角度看，联大决议为调整国际经济秩序所制定的一些规则促进了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对国际经济规范的最终形成具有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