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1篇1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湖南省

湖南省政府的2012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湖南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2万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3.3万元，双双创造历史新高。在建设两型社会的大背景下，湖南省除了经济增长显著以外，经济结构也有了明显改善，万元GDP能耗持续下降。但是，传统产业仍然占据着湖南省工业的主体地位，技术含量较高的装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及计算机产业在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较低，迫切需要进行产业升级，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从而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正面临着刘易斯拐点的冲击，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从劳动生产率着手，转变生产经营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由原始粗犷的“大干快上”转为更适应现代化产业要求的“精耕细作”。有研究显示，劳动生产率和产业集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能够提高产业集聚度，产业集聚度的提升，又能反过来促进劳动生产率，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实现增长。以下尝试对劳动生产率与湖南省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湖南经济决策提供量化依据。

一、研究综述

劳动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历来受到专家学者的重点研究。丁元使用广东省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广东省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李友德通过对全国分区域的经济数据研究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使经济模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田成诗等人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进行的研究则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劳动生产率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但既有的研究往往是从大地域的角度出发，尤其是关于正在建设两型社会的湖南省的研究较少。

二、统计分析

1.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规模的度量

劳动生产率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原材料投入，产品产出过程中的效率表现，体现为每单位投入的产出。它可表示为产出对投入的比值。因此，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可以在维持或减少劳动力投入的水平下，得到更多的产出。具体计算中，可以使用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指标，劳动投入用工作时间核算。但考虑到数据的易得性，工作时间往往用行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取代。因此，本研究使用湖南省工业增加值与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之比x作为劳动生产率的测度，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得到lnx序列。湖南经济规模则可以用成熟的GDP指标来衡量，同样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lnGDP序列。

2.统计分析

从散点图中可以看出，两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因此，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原序列不平稳，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分别进行一次差分后，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是平稳的。

接下来进行约翰森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两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但GDP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格兰杰原因。

时间序列中往往会出现序列相关性，因此首先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获取残差序列。从残差与其滞后一期的自相关图可看出，由于它们基本落在第一和三象限，所以随机误差项之间存在正相关。而残差时序图则表明当期及随后的几个随机误差项具有偏离0的趋势，因此随机误差项有自相关关系。Durbin-Watson检验和Lagrangemultiplier检验的结果支持了以上判断。

接下来利用Durbin两步法对序列相关性进行修正，通过差分变换可得到消除序列相关性的新模型。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DW=1.38），模型中序列的相关性没有被完全消除，模型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二阶序列相关。通过对差分模型的估计，消除掉二阶序列相关，此时的DW值为1.96，使序列相关性得到修正。最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最终的回归结果，常数项和变量项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结果显著，R2为0.9023，调整后为0.8749，解释效果较好。实证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对湖南经济增长提供了较高的贡献，劳动生产率人均每增长1%，可以拉动经济增长0.37%。因此，如果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对湖南经济增长发挥较大的作用。

三、结论和建议

劳动生产率和产业集群互相促进的作用，能够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让湖南省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发展。

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都是由投资来驱动。但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早已证明，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没有可持续性。从理论上来说，生产率可以无限制地提高，因此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则具有可持续性。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首先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技术进步能够加快产业改造步伐，促使产业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提高劳动效率；科技创新则可以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抢占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创造有利条件。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离不开专业人才的贡献。湖南省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显示，湖南从业人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虽然逐年增加，但它们占湖南人口数的比例与湖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相对仍然偏低。因此，应该进一步贯彻教育强省的战略，从各方面为人才提供保障。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的同时，通过人事制度改革，革除影响人才发展的体制弊端。

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湖南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以三一重工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带动了湖南装备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事实证明，只有开放市场，吸引民间资本，为民营资本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才能实现产业结构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快速发展。

湖南毗邻广东，在承接珠三角向内地的产业转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适合引进的珠三角地区产业，应该主动出击，积极对接；对于有利我省经济发展的高新技术成果，应通过市场招标方式引入，在技术嫁接的基础上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参考文献：

[1]丁元，周树高.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08（12）：52-55.

[2]李友德.劳动生产率投入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江汉论坛，2010（6）：19-24.

[3]田成诗，盖美.地区劳动生产率与其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7（8）：50-52.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篇2

一、劳动价值理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一，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其他经济学原理的基础。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其他经济学理论相区别的基本标志。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学理论，这些经济学理论之所以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因为建立的价值理论基础不同。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一，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自然也否认劳动价值理论。第二，劳动价值论阐述了价值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只有弄清楚价值方面的问题，才能比较科学合理的研究其他的经济学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地位得以体现。

通过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分析，能够引申出另外两个原理，分别为价值原理、劳动价值运动规律原理。价值原理主要包括价值形成、价值实体、价值本质、价值形式、价值量等内容，这些构成了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体系。其中，最核心观点是“活劳动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运动规律的原理也是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原理，对其进行研究，可以清楚了解现实经济在竞争、价格、供求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运动变化，并从中总结客观经济规律，明白如何遵循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进行经济活动。因此，必须加强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并对其有一个正确认识，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之一。从马克思个人研究层面上看，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要深于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他本人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真实实践，提出的相关理论还不完整、系统，现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主要成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总结，在总结中发展，来源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形成了理论与实践互动发展的一种模式。在现实实践中，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体化，不再抽象化。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主要成果，没有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不完整的；第二，当今世界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制，若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就无法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基本原理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不发达社会主义采用何种经济形式等内容；第二，所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基本理论研究的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包括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公有制应当采用怎样的实现形式、所有制结构特征等内容；第三，分配。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理研究的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问题，如分配方方式的性质、特征、基本结构及不同分配方式之间的关系处理等。

与其他基本理论相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两个鲜明特点：第一，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是单纯的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为依据形成的，结合了当代实践发展的具体情况。其他基本理论没有结合当代实践；第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中国实践和理论创新发展成果为基本内容，其他基本理论不是结合中国实践与相关的理论成果。从以上两个方面能够看出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结合了具体实践，是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

三、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另外一个重大发现，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理论处于主体地位，所以把其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进行了揭示，全面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特别是对于资产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等内容阐述都是围绕剩余价值展开研究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完整、成熟的理论，要想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就要准确认识剩余价值理论。

第二，剩余价值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与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动的一个基本理论，足见它具有很大的普遍适用性。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分析，也要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

基于剩余价值理论还可以延伸出其他的原理，主要包括：第一，剩余价值生产原理，研究的是剩余价值生产问题，如剩余价值生产方法、劳动力商品特殊性、资本的再生产等；第二，资本流通原理，研究的是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如资本周转、资本形态循坏等；第三，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原理，主要研究的是剩余价值分配问题，此外还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收入来源等。

将剩余价值理论当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基本原理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但是把剩余价值这一基础理论具体化为基本理论，并与社会主义当代实践发展结合起来，则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提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虽然也以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为基本条件，但还要符合另外一个条件，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行。为此，应当加深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相同经济条件中的剩余价值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背景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样可以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发展。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研究剩余价值理论，既要搞清楚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也要充分结合实践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然而现实中作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1篇3

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

因何被“遗忘”?据作者观察，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而这种切割不但肢解了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而且在理论上遮蔽了包括有历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甚至工艺学等等在内的具有丰富内容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体到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作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被遗忘和遮蔽有其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就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外在敌人时生存与胜利的需要，学术研究让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特定的情势不得不将马克思本人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作出“虚无化”的处理，而这种处理简单地说分别由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完成;就现实来看，从前苏联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员依据培养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除固守马克思哲学经典著作之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的局限与知识面的狭窄都使得阅读如《资本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存在困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基本观察下，作者着重提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问题，即从马克思思想演化的视角表征经济哲学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例如作者认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直到逝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每一次质的飞跃和相对集中的表达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化和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哲学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范式和传统，“让普通劳动者说话”、“改变价值中立的所谓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关系下掩盖的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就成为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价值前提和出发点。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及其结果

“市民社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出镜率”极高的一个概念，然而人们在疏于考据和实证的情况下频繁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引发了诸多误解和不一致。本书的另一着眼点是通过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使用和理解重新诠释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首先，作者详细考察了市民社会的起源和流变过程，认为市民社会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2—16世纪本真或原生态意义上的市民或市民社会，17—18世纪君主集权前提下臣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公民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如此梳理绝不是多余的，正如作者所言，“不了解市民社会的概念的起源、流变及其社会历史基础，就不可能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其次，作者分析得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已经在以黑格尔为主的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全新形态的“市民社会”理论，即颠倒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同时，得出普通劳动者及其劳动是市民社会真正和最终的基础，“劳动基础论”和“劳动者论”才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的真正性质和内涵。只不过，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在基于和黑格尔法哲学“较劲儿”的层面上暂且使用这一概念，但实质是在“市民社会前加多少限定词都不会符合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结果的客观实际了”。第三，分析和考证马克思语境下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对其“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和经济生活及其历史的哲学提炼和升华”。依作者的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包括三种存在样态:一是经济学中的哲学，即在经济学中引申哲学问题，如逻辑前提问题、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等;二是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如货币范畴、诚信范畴、资本家范畴中蕴涵的哲学意义;三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要“解剖市民社会”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又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包含的劳动哲学本体论与劳动人道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回到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篇4

1（略）

从当前茶园生产实际来看,调查法是茶园生产技术经济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试验法可用于茶园中新品种、新的技术措施或方案、新的科研成果等单项技术推广的试点或进行技术性试验(如测土配方施肥)的检验。调查法较适用于对茶园生产的综合配套技术及优化组合(如茶园生产规模、投入产出等)、已经大面积推广技术的持续效应等的研究。可以在多点调查基础上,选择某些重点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项目或技术,加以重点的局部的专项试验研究;或者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试验和分析,从而筛选出先进适用的技术加以推广。以上两种常用方法,是侧重定量资料的收集。对茶园技术经济研究而言,定性资料的收集也是很必要的。我国的茶树栽培、生产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总结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地收集各种史料(如各类志书、文献、报刊、杂志等)中有关茶园生产的记载,从更长时间、更大范围内思考和分析某些技术措施或经济现象得以不断发展或逐渐消失的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等,从而对当今技术推广、应用以及研究今后技术的发展方向、途径等提供历史依据,并可对宏观技术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订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如60年代提出的茶园“北引西迁”的决策,在茶树生态不适宜区(北部和西部)大面积发展茶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如果当时能认真分析我国茶区布局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历史,就有充分论据证明这一决策在技术和经济上都是不可行的。通常对史料的分析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2],虽然其研究结果只能是粗线条的定性结论,但其对整体的、总的势态和方向的把握是相当可靠的。恰当的分析和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和失败教训,对于指导现代茶园生产,尤其是区域性的宏观的技术经济政策的制订、实施是很有意义的。

2茶园生产技术经济评价方法

茶园生产技术经济研究的目的不仅是研究客观规律的发展,更是为解决具体问题所进行的分析评价和研究,并为生产决策提供科学的论据和论证,科学的评价方法是精确分析和计量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果的必要手段。茶园生产技术经济评价方法一般多采用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中各种评价方法[3]。与农业生产类似,茶园生产中影响技术经济效益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复杂多样,有些是难以数量化的,因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两大主要评价方法。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反映技术经济问题中技术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态效应的规定性及各因素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常用方法包括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归纳法、演绎法等。定量分析特别是数量界限及适合度研究在技术经济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行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因此,只有加强定量分析才能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定量分析按所用计量方法不同分为一般数量分析法和现代数量分析法。一般数量分析法包括比较分析法、因素分析法、综合评分法等。现代数量分析法包括边际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生产函数模型、线性规则法、灰色系统、系统动力学等。如笔者曾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茶园投入与产出研究。由于定量分析是运用数学来对茶园生产中一些技术经济现象的分析,并不是纯数学理论的研究。因而,客观事物的复杂性,数据、数学方法的不完善等,使得定量分析结果有时与实际不符,难以用茶树生物学、茶树栽培学的理论来解释;即使结论正确,在实际运用时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一定时期内也可能较难迅速实现,必须有一个逐步的过程。所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是进行茶园技术经济评价、分析的原则。

3茶园生产技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是进行技术经济评价的手段和工具,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和前提。茶园生产中技术的应用总是与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等直接相关的。要作出正确评价,必须设置一系列指标,从各个不同方面、不同范围、不同层次来计算和分析技术经济效益的大小,从而构成评价指标体系[3]。评价指标体系的作用可概括为:¹将茶园生产中各种生产资源、产品及技术因素以数量或比值表示,不但可以衡量经济效益的大小,而且揭示出取得这一经济效益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便于找到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的技术对策,并为选择最佳方案提供依据;º运用指标对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益加以比较系统、全面而又简明的分析评价,增强科学性,防止随意性,避免盲目性、片面性;»根据评价对象、目的和要求及地区条件选择恰当的指标;¼为制订茶园生产发展规划、技术政策、技术方案与管理决策提供依据。通常一个较完善的指标体系按其所反映的内容和实质,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衡量指标:这类指标直接计算、衡量技术措施经济效益的大小,在指标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反映茶园生产中技术因素变化引起的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常用的如土地盈利率、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品成本、净收入与利润等。第二类,分析指标:分析指标主要用来从不同侧面分析影响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益各种因素的投入状况及影响作用。又分为经济分析指标、技术效果分析指标和生态效果分析指标三类。经济分析指标是反映茶园生产经营状况、影响经济效益各种经济因素的数值指标。包括茶园生产成果指标,如鲜叶产量、产值、利润等;劳动消耗指标,如栽培用工、肥料施用量、生产成本等;还有反映投入产出和资源等的构成比例指标,如产品及产值结构、成本结构、利润结构、投资结构、劳力结构等。技术效果分析指标是反映茶园生产中技术措施应用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先进性的数值指标。如茶树良种的抗逆性、茶树生育特性(发芽迟早、芽头壮瘦等)、肥料利用率、鲜叶产量增长率等。生态效果分析指标是反映技术措施、方案或政策对茶园生态环境产生的效应。茶园生态效益的好坏或早或迟都会反映在经济效益上,对经济效益的提高产生深远影响。常用的有:茶园土壤肥力和水土流失指标、灾害发生率、生态平衡状况等。第三类,目的指标:这类指标能综合反映满足社会和人们需要的程度。它既反映经济效益的增长结果,又反映经济效益增长同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增长的关系,是综合评价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益并进行生产决策的重要依据。茶园生产,是茶叶生产的开始部分,鲜叶并不是最终消费商品。人们从事茶园生产目的是为获取最大的利润。现阶段,我国茶园已基本承包到户,茶农是否愿意投资茶园,将受比较利益的驱使。在投入水平相当情况下,如果茶农的人均年纯收入低于从事其它作物生产的农民的纯收入水平,则其势必会把部分人力和资金投入到利润较高的作物生产中,以提高收入水平,从而出现茶园失管或少投入现象。提高茶农人均年纯收入水平应是当前茶园生产的主要经济目标,也是把技术真正转变为茶园生产力的推动力[4]。从总体来说,我国大部分茶园仍以粗放经营为主,而且这种状况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还难以迅速改变。只有逐步提高茶农人均收入水平,增加资本积累,才有可能增大茶园投入,从而加快向集约经营的转化进程。构成茶园生产力的三个基本的投入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由于它们在生产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经济意义,一般分为土地利用指标组、资本利用指标组和劳动利用指标组。土地是茶园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一般都以土地占用的形式考察它的利用效果。资本利用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消耗,它是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的价值表现,可用生产成本来表示;另一类是资本占用,包括固定资本占用和流动资本占用。由于当前茶园生产基本上是土地、劳动密集型,茶园中固定资本占用额的变动一般不大,即使发生变动也是同流动资本的变动成一定正比例,而流动资本又随投入的生产成本变动成正比例变化,也就是在一年中投入的生产成本越多,流动资本占用额就越大。因而可以只根据资本消耗(生产成本)状况来衡量茶园资本利用。劳动消耗从实物量上包括活劳动消耗量和物化劳动消耗量。由于两者计量单位难以统一,不能相加。因而目前仍以活劳动消耗量来衡量劳动利用效果[2]。茶园的产出,视其评价的目的、要求不同而异,可以是实物形态,也可以是价值形态,概括起来分三个方面:总产量或总产值、净产值和利润。由于茶园产出物鲜叶的产量和质量存在一定矛盾,产量高不一定产值大。因而衡量茶园产出可侧重价值量指标(产值、利润)。但由于鲜叶价值量受到自身内在品质、加工茶类、市场供求规律等多因素影响,也难以真实反映技术经济效果的好坏,有时仍需要采用实物量指标。二者相辅相成,组合运用,以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把上述的三类投入和产出的三个方面分别进行比较,就可得到构成衡量指标的各种组合(表)。以上按不同投入划分的三类指标都各自从一个方面反映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益的大小,能较好地满足不同的评价需要。在评价某一技术措施时,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其中任一类指标作为生产中追求的主要任务与目标,而其他两类则作为次要的目标,以便正确反映茶园生产技术经济效果,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我国大部分茶区,劳力比较充足,茶园多属劳动密集型,精耕细作管理。尤其是以名优茶生产为主的茶园,要求投入较多的劳动量,其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都不高,但单位鲜叶成本低,比较效益仍较好。而对于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缺乏,劳力机会成本高,就需要采用节约劳力的资金集约型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如实行机械化采茶。我国茶区分布较广,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总有一个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进行技术经济研究要根据资源稀缺性原理,抓住主要矛盾,确定各衡量指标主次地位。如果衡量指标主次选择不合实际,往往易导致技术经济分析的失误。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关键词]服务业就业效应理论综述

一、引言

没有理论为基础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提出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如上所述，中国服务业调整和变化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的理论支持、遵循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中国的服务业才能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和真正意义的发展。目前，关于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理论研究国内、外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不同观点加以梳理，深入透彻研究服务业的就业效应，为我国发展服务业、提高有效就业率提供理论依据。

二、国外对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研究综述

1.配第-克拉克定律

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中最早提及由于不同产业间的相对收入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过的更高收入的部门转移。克拉克（M.A.ColinClark）在配第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劳动力在三大产业的分布结构变动趋势，解释了经济进步过程中就业结构的演进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移动。因此，第一产业劳动力将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将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中各产业存在的收入差异。该定理被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

2.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s）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致的历史分析认为，“工业化”过程并不表现为劳动力以向工业转移为主，相反，是以向服务业转移为主。具体的，他将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相结合，对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在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进一步从统计分析的角度进行验证并得出结论：（1）农业的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过程中；（2）工业的国民收入的对比重大体是上升的，而工业就业的相对比重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3）服务业的就业相对比重在所有国家均呈上升趋势，但其国民收入相对比重的上升趋势略逊与就业上升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他采用统计学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工具，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加工、整理和分析，对各个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特点及其相互联系进行计量和分析，最终发现经济规律。

3.富克斯服务经济理论

富克斯（VictorR.Fuchs）以统计学为研究工具，主要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详细地说明了从工业向服务经济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中服务业就业增长情况及其成因与影响。富克斯的研究表明，二战后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增加大幅度高于工业和农业。富克斯通过他所掌握的统计资料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后认为，就业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一定量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减少在农业和工业部门比服务业快。富克斯还对服务业产值和就业的周期性比动的影响做了说明。他认为，在经济周期中，服务业的就业比工业稳定，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不稳定。对此现象的解释是：服务业中有相当比重的个体经营者，他们受就业影响相对小，从而使服务业就业相对稳定。

4.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型

钱纳里（H.B.Chenery）和塞尔奎因（M.Syrquin）提出，如果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和贸易结构的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的结构变化就是“标准产业模式”。典型的就业模式反映出，在结构转变时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都存在滞后现象，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较慢。而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即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在钱纳里的产业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对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会出现规律性的变化。基本特征是：在劳动就业结构中，农业所占份额下降，工业所占份额变动缓慢，而服务业将吸收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

5.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刘易斯（A.Lewis）通过对二元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存在过剩人口，而有限的耕地和简单的生产技术限制了产量的继续增长，因此农业的边际生产率趋于零，有时甚至是负增长。这部分过剩的劳动力被称为“零值劳动人口”。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零值劳动人口”的存在。在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中，由于工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工资水平也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有效地促进了二元结构逐步削减。

费景汉（H.Fei）和拉尼斯（G.Ranis）于1964年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他们的转移不会对农业总产出水平产生影响。第二阶段，部分边际产出大于零的劳动力向工业转移，他们不仅使农业总产出水平下降，而且使其它未流出劳动力的人均报酬下降。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工业吸收，决定社会劳动力在工、农两部门间分配的主要因素是竞争性的工资水平。不仅农业部门要向工业部门继续提供剩余劳动力，而且工业也要反过来支持农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传统农业必然转化为商业化农业。

三、国内对服务业就业结构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与服务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上述角度进行，国内学者在国外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融入创新的方法和观点，在服务业的就业效应问题的研究上，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1.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巨大，应大力发展服务业

由于我国高经济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特殊国情，使大批学者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保持现有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而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为他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研究的空间。赵农华（2002）、魏作磊（2004）、江小涓、李辉（2004）、蒲艳萍（2005）、张秀娥（2006）、严浩（2008）等通过对我国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巨大。其中，宋湛（2005）认为，“我国非农产业是拉动就业的主要部分，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种非农就业效应：增长效应、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马利彪、高文博（2008）对服务业就业需求和服务业劳动力的供给进行预测，认为“吉林省服务业未来在拉动就业方面的潜力很大”。冯亦封（2012）提出，“浙江推进服务业的集聚能够增加服务业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特别是对高素质劳动者的吸纳能力。其中，生产业就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相对更为显著。”

2.拒绝盲目发展服务业，重新审视服务业的就业拉动效应

李冠霖、任旺兵（2003）通过对比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国际标准模型理论，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已处于较高水平，也就是说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吸纳空间有限。程大中（2003）在研究技术进步对我国服务业增长中的作用时，发现中国服务业的有效劳动增长率为负，即通过服务业增加就业的做法已影响到服务业本身的发展。程永宏（2005）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分析表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至多只能吸收农业或工业部分转移的劳动力和就业新增人口，但不能降低失业率”。

3.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还应重视其他产业的联动发展来吸纳劳动力

赵建国（2000）、喻桂华、张春煜（2004）等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其中，宋晓丽（2004）在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分析中得出结论，“在倚重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同时，第二产业也将成为增加就业的重要领域，尤其对多数进城农民，第二产业仍是他们就业的重要领域”。朱莹、蒋乃华（2006）对江苏省第三产业就业效应分析时指出，“协调发展三次产业，一方面要把发展第三产业放在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它的高附加值和高就业率的功能；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第一、二产业的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和‘泡沫经济’现象”。

四、小结

本文阐述了西方经济学家对服务业经济理论，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效应理论在理论方法上的演进过程，以及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服务业就业效应研究的创新成果。

保持宏观经济内部均衡发展就是要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服务业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衡量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产业。因此近年来研究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是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通过对传统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我国创新的研究方法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方法上更好的理解服务业及其就业拉动效应，并最终运用到实际中，适应我国与世界服务产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难题。

参考文献：

[1]ColinClark.TheConditionofEconomicProgress[M].London：Macmilliam&Co.Ltd，1960：25-40.

[2]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5：353-380.

[3]维克托·富克斯，服务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4-65.

[4]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90-93.

[5]阿瑟·刘易斯.紧急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9-114.

[6]FisherA.TheClashofProgressandSecurity[M].London：Macmilliam&Co.Ltd，1935.

[7]宋湛.影响我国非农产业就业的三种效应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5，（5）：33-38.

[8]马利彪，高文博.大力发展吉林省服务业以促进就业[J].经济纵横，2008，（3）：74-76.

[9]冯亦封.浙江服务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研究[J].商业经济，2012，（9）：56-57.

[10]李冠霖，任旺兵.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增长难度加大——从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的演变轨迹及国际比较看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J].财贸经济，2003，（10）：69-73.

[11]程大中.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与技术进步[J].世界经济，2003，（7）：35-42.

[12]程永宏.服务业就业比重与失业率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2）：46-56.

[13]宋晓丽.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4，（4）：105-107.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篇6

关键词：方法论；劳动价值一元论；创新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05―06

一、引言

劳动价值论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基本要求。在国外论坛上，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以及其他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虽反对劳动价值论，但表示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某种赞赏。有些经济学家主张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来代替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然而事实证明，离开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还不能真正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甚至使本来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弄得模糊不清了，使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又产生了偏离。

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强调创新和发展，却在方法上偏离了劳动价值一元论；一是强调坚持而没能有效地进行创新与发展。我们知道，方法论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但许多错误观点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方法论的缺陷，特别是没有正确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方法。如何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应采用什么方法研究，这也是新时期劳动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课题。

二、劳动价值论讨论中各种不同观点及方法论评述

（一）争论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与发展作了大量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有物质劳动创造价值论、广义劳动创造价值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论、新劳动价值一元论、劳动整体价值论、三元价值论、资源贡献价值论、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效用价值论、广义价值论、利益价值论、均衡价格论、供求决定论等。[1]54－55所有这些不同观点，在方法论上存在许多差异。一个体系完善的理论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劳动价值论发展的思想方法可以概括为一元与多元之争。

坚持一元论方法者认为要保持原有的逻辑体系，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加以修正，保持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对现实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从而加以继承和发展。坚持多元论方法者有的对原有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加以变更，形成能解释新时代内容的理论；有的对其理论体系中的某个部分加以说明，指出其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从而否定这个理论体系，以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还有的干脆置之不理，根据新的情况构建新的理论体系。

（二）在创新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时应当避免以下方法论误区

1．走出相对主义的误区。相对主义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把相对性加以绝对化，必然导致否认在一定界限内质的确定性，把客观事物和规律看作变动不居、不可捉摸的东西。例如有人认为应把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范围，延伸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延伸到各种服务劳动中去；还有人认为凡是创造出价值，合乎社会生产目的，不靠国家预算拨款，靠自己赢利取得收入的，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一律是生产性劳动。

2．走出绝对主义的误区。有人认为只有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创造价值，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虽然重要，但并不创造价值。这显然在解释现实问题时有乏力之感。另外，我们也不能用某一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去证实和驳倒某一认识的真理性。如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面临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在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并不存在，如社会主义社会私营企业主的管理劳动；有些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并不突出，如科技工作和第三产业。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而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真理性。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的扩张和缩小，正是反映了人们的认识和知识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扩张和深化。

3．走出折中主义的误区。有人采用了折中主义手法，去抹杀真理和谬误的原则界限。他们认为真理和谬误之所以能相互转化，就是由于真理和谬误是相互包含的，为此谬误也就变成了真理。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例如，有人主张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是不正确的，片面强调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是不全面的；提出联合劳动创造价值，即要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实物生产劳动和服务生产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辩证统一在一起，才能创造和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

三、在方法论上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

（一）原创性的含义，劳动价值论是一元论

坚持价值决定一元论的科学依据，就在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在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只有抽象劳动才能决定商品价值，而排除其他各种因素。因为这是由商品生产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

价值的实体是劳动，商品价值是人的活劳动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从商品交换的表面现象出发，推导出这个科学论断。他分析指出：不同商品能够按照一定比例相交换，是因为它们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2]51是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没有搞清楚的。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一元论。他运用科学的抽象法，论证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劳动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包括两部分，即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物化劳动作为活劳动的产物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才创造价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科学内涵。无论商品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其都是不会改变的。

马克思撇开具体劳动的有用性，同时排除各种非劳动因素之后，把价值实体界定为抽象劳动，并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生产者把自己的劳动消耗在某种商品生产上，只有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进行交换。由于现实中绝大多数商品交换都要以货币为媒介，买和卖在时空上高度分离，直接观察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似乎看不出价值实体的一元性。从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我们知道，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是从物物交换发展而来的，分析物物交换可以清楚地说明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一元性。

（二）以下方法的应用体现了劳动价值一元论

1．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科学抽象法）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3]8运用抽象力就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从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形成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这也是唯物史观的一元论思想的体现。例如，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商品的价值。价值这个东西是通过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概括出来的。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是起点，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具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整体表象”，它是在简单经济范畴转化过程中展开的复杂的经济范畴。

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进一步展开。我们知道，研究方法是要解决如何认识对象系统，而叙述方法却要解决如何使已经认识的对象系统再现。“具体―抽象”是正确的认识方法或研究方法的第一阶段，说它是错误的方法是个误解。另外，“抽象―具体”也是认识过程或研究方法不可或缺的第二阶段。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3]23－24这一点可说明马克思在“价格的存在和变动”方面作过大量的研究。“具体――抽象”只是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作为叙述方法却是错误的。“抽象――具体”是思维复制具体的方法即叙述方法。“具体――抽象――具体”是思维掌握具体的完整方法即研究方法。叙述是以研究为前提的。在研究中，在“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中，经过了多次反复，即使在同一系统同一层次中也经历了这种反复。它是在一系列偶然性和曲折性中达到具体的。然而在叙述中，这种偶然性和曲折性则扬弃了，在新的系统或层次上表现为不断上升。在已经完成的理论体系中，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作为一条原则被贯彻的，这一点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理论系统的结构是先验的。实际上，叙述方法把研究过程以扬弃的形态包含在自身中。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开始，逐步地增加规定性，即从商品上升到货币，从货币上升到资本；从剩余价值上升到利润，从利润上升到平均利润，再从平均利润上升到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从价值上升到生产价格，从而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从理论上揭示出来。有人认为马克思在交换价值分析中排除了货币与资本，排除了供给与需求关系，排除了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仅仅局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在方法论上，显然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混同起来了。

同样，有的认为劳动价值论仅适用于阐释本质层次的分析，认为市场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认为市场价格取决于供求是显而易见的，提出供求决定论，可以用许多日常经济生活的例子来证实。而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计量的，市场价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这种论点显然不了解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先论述价值，以后才论述价格，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在研究价值以前，没有进行价格研究。

2．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又加以批判改造的研究方法。对这一点恩格斯曾作了十分具体的说明：“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5]12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命题、概念是具体的、历史的。马克思的抽象逻辑不同于李嘉图的抽象逻辑，虽然李嘉图也始终一贯地使用抽象逻辑，把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作为分析一切经济现象的基础和出发点。然而，由于李嘉图缺乏历史观点，没有真正把握住价值实体，没有集中考察隐藏在商品躯体中的价值实体究竟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并且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其价值表现的形式又如何变化，以及向着什么方向变化。在研究经济范畴时，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直接去论证各种经济范畴的一致性，导致在他的分析体系中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历史的起点也是逻辑的起点，尽管逻辑对历史的各种复杂情况进行了修正。商品生产和交换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起点，它从逻辑上确定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个范畴。商品这个经济细胞，既是资本有机体最一般、最抽象、最基本的要素，又是资本有机体的历史起点，还包含了推动这个有机体发育、生长和死亡的一切内在矛盾的胚芽。因而，我们不能把逻辑起点理解为最简单易懂、最容易确定和在认识史上最先完成的，这是一种误解。应当从它是对象系统的最抽象要素来理解，应当从相对于具体的多样性规定来说最少规定性来理解。唯其因为最抽象，所以往往还是最难理解的。因为货币、资本、利润、地租等都是价值这惟一“实体”的形态变化。在研究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同样也应用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因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4]197－198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济范畴是对于现实经济关系的概括和反映，而不是一些先验的“假说”，不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和逻辑推论上的。以为只要能够从“逻辑”的角度找出其中的“矛盾”和“破绽”，这一理论就被“”了，而事实上，这本身则是由“经验”和“实践”决定的，而决不是单凭“逻辑”本身就可以加以“证实”或“证伪”的。

3．本质与现象的方法

现象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和外部联系，而本质则是同类现象中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一元论，必须澄清有关模糊认识，不能使认识停留在表面现象的层次上。说具体劳动、物化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就不仅不是深化认识，而是回到现象化、表面化，已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范畴。[7]34如主张价值决定多元论，在研究方法上是把价格范畴看作是本质的东西，颠倒了价值与价格之间的本质与现象关系。“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或“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正是由于被市场经济的表面现象所困扰，因而乱了思路的结果。[6]51为什么说价值是本质范畴，这是由价值的特性和作用所决定的，从马克思分析的四种价值形式中可以看出，当货币出现以后，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用货币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格。因此，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等价的原则进行交换，就是说商品价格必须符合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每次商品的交换中价格与价值都是完全一致的。在现实生活中，商品价格总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以此为由断定价格是本质范畴，决定商品交换中的供求关系。其实，商品价格和价值偏离现象并没有违反价值规律。单位商品价值量决定该商品价格水平，商品价格的涨落，总是围绕价值这个中心而进行的，从不同商品的自身价格涨落来看，总是以自身价值为基础。例如一台洗衣机的价格无论怎样波动，绝不会低于一个洗衣盆的价格，这是因为前者的价值总是高于后者价值的缘故。有些学者把现象的东西当作本质，而把本质的东西当作现象来分析和论证，其原因就出在思维方式上。正如马克思批驳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思维方式时指出：他们“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92

四、在坚持的基础上进行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

价值决定只能是一元的，而价值认识可以是多元的。主张价值决定多元论，并不等于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为，价值决定多元论是资产阶级早期庸俗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的现代表现。庸俗价格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效用价值论。主要以英国萨伊等资产阶级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它的效用即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从而形成了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二是供求决定价格论。主要以英国马尔萨斯等经济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商品无所谓内在价值，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但他们不能回答当供求一致时，商品的价格由什么决定。三是生产费用论。主要以英国萨伊等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而生产费用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即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润、土地创造地租。因此，也称“生产要素论”或“三位一体公式”，它决定商品的价值，进而决定商品的价格。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理论体系，包括有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价值本质、劳动如何形成价值、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市场价值、价值规律以及价值的消亡等理论。我们应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不能随意缩小其范围和取消某些规定性。例如，跳过必要的理论中介，把价值的生产或形成问题无条件地延伸到价值的实现及分配领域，直接用劳动价值论加以诠释。一些有关的争论应该重视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理论体系，例如有人把劳动价值论片面地理解为体力劳动价值论，忽视脑力劳动、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而在事实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生产中的劳动过程，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共同劳动，即总体劳动，凡与生产产品直接间接有关的劳动，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劳动，都是总体劳动中必要的构成部分，都创造价值。[7]32－33如果忽视这一体系，也就不了解他们所研究的某个争议中的问题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其他部分的联系。人们往往只记住其中的一部分论述，忘记其他大部分论述，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这就要误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而，要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整准确地理解，应充分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创立的过程及内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论战中逐步深化和发展的，应在坚持中求发展。光坚持不发展，是教条主义。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发表《资本论》时的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固然肯定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但限于一百多年前的实际情况和当时的特定研究任务，其视野还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当今新的发展阶段所凸现高度。科学史表明，真正科学的理论并非是一切原理和论断都永恒适用的理论，而是既具有不变性成分，又具有可变性成分的理论。不变性指的是基本理论的核心或“硬核”，这种最抽象、最本质的“规定”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和理论张力。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的“硬核”，而劳动二重性又是劳动价值论的“硬核”，因而是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分析的基础、本质和出发点。但是其层次的观点和论断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则是劳动价值论的展开和具体化。因而我们不能在思想方法上受到西方流行的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影响，认为科学史和人类发展史只是以前的理论被以后的理论不断取代的历史，而不是科学知识的变化、积累、]进和发展的历史观点，同时还要防止科学史上的虚无主义观点。

参考文献：

[1]冯春安．国内劳动价值论争鸣简评[J]．经济学动态，2001，（11）：54－56．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劳动合同；和谐劳动关系

建立和谐社会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构建和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和谐与否，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国学者对劳动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逐步展开而出现的。在借鉴国外劳动关系的理论上，对劳动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进步。《劳动合同法》以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为目标，为和谐劳动关系建立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此背景下，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研究从法律角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就显得很有要了。

1国内学者对劳动关系含义的解读

从公开发表和出版的论文和著作来看，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劳动关系内涵的界定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种观点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劳动关系是指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基础上，人们在社会劳动过程中相互之间必然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嘲。温海池(1994)认为应对之加以拓展，他认为劳动关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是指所有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可称为社会劳动关系。狭义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张庆伟(2007)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三种经济学分析范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后两者要么把劳动关系抽象的看成经济技术关系，要么把劳动关系看成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将劳动关系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揭示了劳动契约关系平等背后的控制与剥削关系。

第二种观点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将劳动关系界定为一种经济利益关系。俞维强(1996)认为劳动关系是由劳动者让渡劳动力的使用权换取消费资料而产生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郭庆松(2002)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关系就是指劳动力的使用者与劳动者在实现劳动的过程中所结成的一种社会经济利益关系。

第三种观点是程延园(2004)从管理学的角度认为劳动关系是在就业组织中由雇佣行为而产生的关系，是组织管理的一个特殊领域，以与雇佣行为管理有关的问题为研究对象。劳动关系的基本含义是指管理方与劳动者个人及团体之间产生的，由双方利益引起的表现为合作、冲突、力量和权力关系的总和。

关于劳动关系的概念国内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分析和界定，从这些研究中看到，学术界较统一的认为劳动关系是指劳动力的提供者与劳动力的使用者双方以及相关组织之间在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统称。

2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劳动合同制度

对于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当代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我们认为和谐劳动关系应该是劳动者在实现就业过程中与劳动力的用人者，从共同利益出发，建立一种融洽、平等的合作关系，并能通过有效的机制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达到和谐统一，进而促进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

近两三年来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已经被提上日程。许多学者指出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义。邱小平(2008)指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保持经济健康协调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实现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

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常凯(2005)指出法律是现代劳动关系运行的基本依据和规范，劳动关系系统的运行是以劳动权利和义务为中心展开的。依据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必须依靠劳动合同这一法律形式。

3我国劳动合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的源头。但近年来我国劳动合同中体现出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在劳动合同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将主要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与变更中进行文献回顾。

王焕培(2007)发现在劳动合同方面，合同不规范，合同签订率低，集体合同流于形式。孙祖芳(2007)指出非公有制企业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比较普遍，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签订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不足1／3。现在有很多企业把员工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正式工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而临时工不仅不签订劳动合同，更别说缴纳社会保险享受同工同酬的待遇了。强制性劳动合同多，协商性劳动合同少。在雇佣人员时很多企业只是口头约定劳动时间、工作任务和工资报酬，老板根据个人的喜好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从签订到最终完成包括许多程序，劳动合同的履行虽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它在整个劳动合同中却居于核心地位。由于劳动合同其当事人具体利益还存在差异，加之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劳动合同的履行中往往发生有关劳动权利与劳动义务的冲突，致使劳动争议案件层出不穷。用人单位滥用试用期现象普遍，通过设定较长的试用期来规避对职工应尽的法律责任，成为近年来劳动争议的“重灾区”；最低工资制度得不到保障，拖欠工资的现象时常发生。很多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滥用“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虽然劳动法、合同法对工人的工时、社会保险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很多用人单位存在着严重的加班加点工作超时的情况。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特别是部分非公有制性质的企业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随意或武断的解除劳动合同，以所谓“经济裁员”的名义解除劳动合同，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劳动法的规定。

劳动合同变更，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对依法订立、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条款所做的修改和增删。劳动合同一经订立，就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但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变化，使得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这就需要对劳动合同的部分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在我国劳动合同变更中用人单位多是在单方意愿下口头的对劳动合同的内容进行变更。

近年来的相关文献中指出了企业在执行劳动合同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由于《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变更不仅内容稀少、散乱而且缺乏程序性规定，操作性差，使得诸多文献中对劳动合同变更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很少。其次在这些文献中缺乏对国内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不同管理层次员工的纵向对比分析。很多文献都集中在对存在的问题分析而缺乏对后果的深入研究。

4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措施

①认真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为了规范和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发展和运行，弥补现行劳动合同制度实施中存在的欠缺，解决劳动合同制度推行十多年来在用工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劳动合同法》有助于缓解劳资矛盾，建立和健全规范有序、合法合理、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开启了我们国家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新时代。

《劳动合同法》能否得到实施，关键在于政府。政府首先应加强宣传《劳动合同法》，采取措施贯彻执行，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实施办法和相关的配套法规，加大对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惩处力度。

面对劳动合同法的贯彻实施之势，用人单位要积极转变态度，努力提高认识和自我管理水平，优化劳动管理体制，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与履行应尽的义务。要用战略眼光看待《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把构建新兴的劳动关系作为改善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任务，并且纳入组织发展战略。

②劳动合同制度应当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配套。劳动关系的层次化、市场化、多样化、规模化和复杂化，要求劳动合同制度应当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配套，以期使劳动法律制度体系对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产生整体功效。劳动合同的订立应当以集体合同为依据，注重通过集体合同有效规范、制约和引导劳动合同的实施；劳动三方协商机制应成为推动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合同制度实施必不可少的条件；建立一个公正、快捷、高效的劳动争议制度，成为劳动合同运行必不可缺少的环节。建立平等协商制度，针对群体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企业应当与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代表进行协商，针对职工个人的劳动关系的问题企业要与职工本人进行平等协商。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篇8

关键词: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市场转型;社会转型

劳资关系是指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它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经济学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周新军,1999)。笔者认为,就社会学而言,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指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所说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定位于此。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讨薪及其引起的集体行动、群体性事件等反映劳资关系紧张、劳资双方矛盾大等方面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给了理论研究以现实层面的压力。而劳资关系研究是劳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认为要想对劳资关系有较为准确、深入的认识,就必须把它放在劳工关系、以及大的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来研究方可。

从本世纪初开始,社会学的市场转型理论风靡了国内社会学界一段时间。国外学界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展开主要是以对前苏联和东欧的研究为基础的,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转型和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国内研究者和学习者基本上是仿效国外学者,主要将该理论应用于资本转换、精英转换、社会分层之类问题的研究上。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试验场里,市场转型理论的适用领域不止于上述几点,诸如劳工研究,以及本文论述的重点——劳资关系,都可以用市场转型理论加以考察。以下对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的述评也是基于这个理论起点。

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方面,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从市场转型理论的角度看,社会的生产与阶级的生产仍在进行之中(沈原,2007),这二者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阶级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的生产。

综观现有的劳工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从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了劳资关系的涵义(张庆伟,2007);有的阐述了现阶段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江海洋,2008);有的研究者比较了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周新军,2001);有的研究考察了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乔健,2007),为我们研究劳资关系提供了另一个面向;也有研究者做出了实证研究,具体探讨了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杨正喜,2008),为相关的思考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考。下面列举几例,稍加述评,以引出笔者的几点浅薄之见。

在早一些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从生产关系的几个环节的研究转到劳资关系研究上来”,“在研究内容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资本积累、体制转轨过程中劳资关系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模型以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层面劳资配置方式、效率等问题的研究上。突出劳资关系的矛盾,并寻求解决的途径”(周新军,1999)。虽然该研究者的主要视野是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但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表述表明,在市场转型(该研究者用的术语是“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来研究劳资关系这一课题,在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已被发现并引起注意。那么,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转型过程中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劳资关系的新特点就是个迫切且有依据的问题了。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两种范式有关劳资关系的论述进行了批判,认为劳资关系应该“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即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种生产要素的结合中所必然发生的分工协作关系,它体现着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其本质而言,劳资关系更是一种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体现并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张庆伟,2007)。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探析到了劳资关系的本质,尤其在经历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的当代中国,如果只是简单地论说劳资关系的现状、与改革前所谓的劳动关系的异同而不深究其背后的所有制及其变化,无异于隔靴搔痒,放弃了社会学的学科诉求和社会功用。

有学者对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关系模式进行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劳资关系带有强烈的统合色彩,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劳资关系已开始由计划走向市场,但仍难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单边主义;资本对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包括其劳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雇主双边主义的劳资关系模式在国家层面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单边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三方机制过渡的进程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在外资等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中,劳资关系模式多表现为资方-政府双边主义或中国式集体谈判制;在港台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中,由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劳资关系模式带有强烈的资方单边主义色彩(杨正喜,2008)。在这样的劳资关系中,劳方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其他一些针对性更强的实证研究,如探讨企业性质、规模、政府作为、工人的素质、组织化程度、工会组织状况与工人的工资、劳动时间、劳动环境等劳工权益之间的相关关系(刘林平、郭志坚,2004),对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劳资关系模式的研究(佟新,2005),都是在大量的实证调查和数据支持基础上的社会学研究的典型。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目前国内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虽然不少,但缺乏一个较为深刻的理论框架支撑,仅就劳资关系研究劳资关系,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变迁等深层次里去。这就容易导致研究缺乏深入性、深刻性,也容易导致研究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帜下忽视现实的紧迫性和社会学的学科责任,甚至成为“社会巫术”(布迪厄语)的制造者和维护者。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诸如市场转型、社会转型等理论的发展和应用还主要是放在狭义上的劳工研究上,而没有具体应用到作为劳工研究重要一个面向的劳资研究上,但是有效地借鉴市场转型等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阶级的生产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审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会使中国的劳资关系研究更进一步。

学者沈原在《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一文中强调,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7:163)。他主要吸取了卡尔.波兰尼(k.polanyi)、麦克.布洛维(m.burawoy)、安东尼.葛兰西(a.gramci)等人的理论成果,主张发展“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社会。

沈原指出,在劳工研究中,应当区分“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返回到生产的中心性,对工人及其生产关系进行工厂民族志研究;分别用“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对处于转型期的“新”、“老”工人即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和由原国有企业的工人转变为市场社会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进行分析。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由于转型起点上种种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被分割成“新”、“老”两个不同的片断,并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径展开,形成不同(下转110页)(上接109页)的“工厂政体”,但这正为研究转型期工人阶级的具体形成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沈原,2007:163-191)。

虽然他的研究及理论旨趣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学这个宏观视阈的,但笔者由此得到灵感,认为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劳资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大力借鉴这方面的理论资源和研究经验。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社会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而不看其所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失去根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新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意识的再形成、强化,对社会生活、劳资关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回到马克思”、“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等口号,还是布洛维的“工厂政体”概念,都是劳资关系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和逻辑生长点。特别是“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观点及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理论探索,笔者认为,是解析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特别是涉及到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一逐渐形成的产业工人大军与资方关系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唯有结合市场转型、社会体制转轨、阶级、阶层的变化等社会学分析范式,把劳资关系的变化放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来考虑,社会学在劳资关系研究方面才能走出一条有自身学科代表性和特点、体现自身学术价值的路子。

参考文献

[1]周新军.社会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研究[j].经济评论,1999(1):44-48.

[2]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张庆伟.劳资关系的涵义:三种不同的经济学解读[j].当代经济,2007(11):142-143.

[4]江海洋.劳资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中亟待解决的新课题[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1):99-103.

[5]周新军.劳动关系与劳资关系:两种体制下的经济关系——中国转型期的经济关系研究[j].现代财经,2001(12):46-50.

[6]乔健.略论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2):28-35.

[7]杨正喜.珠三角以农民工为劳动者的劳资关系模式[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1):36-42.

[8]丁霞萍.从阶级到阶层理论的当代解读——对转型期中国劳资关系“返祖现象”的评析[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50-55.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篇9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宏观动因；微观主体；社会网络理论；二元经济；劳动力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11-0089-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14

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渗透和制度更迭，劳动力流动现象呈现出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共生性与矛盾性，因而长久以来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劳动力流动问题也表现出了多面性：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体现着文化差异，同时又深受制度影响。正是由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导致我们要想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一现象也极不容易。本文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梳理，以期掌握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1早期关注：宏观动因

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系统研究最早关注的是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本观点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劳动力呈现出宏观层面部门间的流动，对于把握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和机理给与了模型论证和经济学阐释，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1]（由于刘易斯首先提出，拉尼斯、费景汉做出修正和扩展，故也简称为刘易斯模型），作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经典模型，首次论证了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性意义，既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又揭示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二元经济理论肯定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农业部门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影响。经过扩展和完善的刘易斯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和有限剩余。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处于无限供给阶段，工业化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不受限制，资本积累决定着整个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进程，在这个阶段，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力市场处于明显的需求方控制的买方市场，劳动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没有发言权，因此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且长期没有上涨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在加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时，二元经济发展就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力资源仍有剩余但并非源源不断，而此时二元经济结构尚属于主要经济结构，工业化的进程仍在不断发展，此时进入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将决定整个二元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乔根森[2]从新的角度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宏观动因在于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人口增长在乔根森模型中被内生化，它认为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受生理限制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却是无限增加的，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消费需求拉动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乔根森模型为分析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宏观动因作了有益的补充和推进。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3]研究认为个体劳动力在效用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实现自由流动，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托达罗模型认为，预期收入差距和就业概率是影响劳动力做出流动决策的主要动机，这是其在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创新，但是托达罗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的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假定与发展中国家现实极为不符，而且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争议。

劳动力流动模式研究中微观基础极为薄弱，对于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关注甚少，没有考察劳动者作为微观个体的流动决策过程，这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2研究深入：微观主体

新古典主义劳动力流动理论弥补以上缺陷，以“经济人”假设作为研究出发点，认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于微观主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推拉理论从劳动力流入、流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各种因素。拉文斯坦“人口迁移法则”是最早探讨劳动力流动原因的理论，得出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唐纳德·博格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拉理论，论述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推力和拉力的存在，流动是否发生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大小。随后经过李的扩展，将推拉理论进一步细化，分析劳动者个人特征对推力、拉力的反应，开始将宏观分析纳入微观因素。

在劳动力迁移行为研究的微观分析中，成本-收益理论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斯加斯塔德[4]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衡量行为的唯一目标则是通过对流动行为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对比，追求净收入最大化为劳动者的迁移目标。成本收益理论将收益成本划分为货币收益、非货币收益、货币成本、非货币成本，货币收益和成本决定着流动行为的货币性净收入，非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成本则体现了流动行为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为我们理清影响劳动者迁移的个人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非货币性因素更多的表现为劳动者对流动行为的主观评判，其中个人因素发挥主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TheNewEconomicsofLaborMigration），仍然以理性选择作为前提，但研究主体由个人发展为家庭，其核心理论观点被称为斯塔克[5-6]“相对贫困假说”，即家庭作为劳动力流动的决策主体，虽然收入仍是其追求的目标，但更加重视与参照群体的对比效应：家庭追求的是预期收入的最大与未来风险的最小，希望获得与其他参照家庭同等的福利效用。当收入分配在家庭之间越不均等、家庭间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的贫困感会越强烈，为了分散风险，消除贫困感，做出迁移决策的可能也越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或是缺失，这种由于相对贫困而做出的迁移和流动更为常见。因此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观点出发，经济因素并非影响劳动力流动唯一动力，收入分配状况以及家庭作为决策主体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启示。

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是新古典主义方法研究的最大缺陷，因此研究的结论难以解释现实。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并非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劳动力作为流动的生产要素不同于资本等普通的生产要素，因为劳动力是依附于劳动者的流动而流动的，而劳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人的行为与决策不能简单应用经济学假设和原理去分析。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正是基于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置入研究框架，比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状况等均认为是对流动决策产生影响的关键因子，通过借助于劳动者流动的微观行为来解释宏观层面的流动现象。

博加斯[7]的自我选择模型（selfselectionmodel）就是从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内生性，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主体的个人特征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了劳动者个人禀赋的不同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表现，最终发现劳动者会通过自我选择机制流动到符合自己发挥能力的劳动力市场，个人素质高的劳动者往往会选择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个人素质较低者则会选择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市场。自我选择模型为我们研究劳动力个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分析思路，也为劳动力流动能力与方式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洛伯兹[8]在解释劳动力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就业过程时，关注到了劳动者年龄的影响，他提出，劳动年龄人口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就业形式：年轻时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小企业（非正规部门）就业，以雇工的身份开始职业生涯，当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掌握一些工作技能之后，30岁左右会选择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向现代部门流动，经过一定时期的继续积累，40岁左右劳动者会重新选择回到非正规部门，以创业者的身份开始自己的事业。这种研究结论对于研究劳动流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3创新性研究：社会网络理论的中观视角

社会网络理论（SocialNetworkTheory）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具有时代特点，它弥补了已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的角度，开辟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网络结构的研究层面。社会学家波斯特[9]和梅西[10]劳动力流动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结构框架之下，重点关注潜在迁移者与相关亲朋好友的关系与联系对迁移者迁移行为的影响，认为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劳动者流动的成本与风险，从而引发了更多的迁移行为、扩张了迁移的范围。

社会网络理论的代表性理论模型有社会资本理论和风险多样化模型。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置于人际网络结构的研究中，劳动力通过利用社会资本最大化其流动所得收益。波斯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通过利用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地位和资格，从而更加有效地支配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的拥有会使得劳动力流动的信息更为充分、渠道更加多样，风险和成本却因此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迁移的目的一方面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追求家庭风险最小化，家庭作为决策单元主体，利用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多样化其收入来源，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卡林顿和戈登对社会网络理论作了修整和扩展，其结论也非常具有借鉴价值。卡林顿[11]通过建立成本内生化的动态劳动力流动模型，论证了劳动力流动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社会网络的构建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较早的迁移者会在信息传送、工作搜寻、环境适应、语言沟通等方面给与潜在迁移者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这种迁移网络一旦形成，劳动力迁移成本就会较前期下降，迁移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戈登[12]的贡献在于加入了劳动力迁移决策中性别、家庭准则、预期、人力资本、家庭资源、社区特征的作用，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迁移决定行为模型，研究发现迁移意愿和迁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并不相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如何区分影响流动意愿和流动行为的因素，并能准确地确定何种因素在何种情境下会起主要作用，这是戈登研究给与我们的重要启示。

早期经典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于劳动力流动的解释仅仅局限于工资差别，并且将劳动力流动看作是完全竞争市场下无成本的流动，因此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具体内容和动力机制缺乏解释力。社会网络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和缺陷，它将劳动力流动看作一种“链式流动”，并且在流动中嵌入网络结构，很好地解释了劳动力流动的动态机制以及无法用收入因素解释的诸多流动行为，社会网络理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路启发。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均是在劳动力流动经典模式的基础上展开的，这其中有许多支持其发展的经验验证，也有关于其命题的激烈争论，无论何种声音，都对二元经济框架下劳动力流动理论起到了完善和补充的作用。正如GustavRanis[13]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相互作用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二元主义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有效的、经验的、实际可行的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和作用毋庸置疑。事实上，即使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只要一体化的现代经济还未实现，二元理论就不失其指导价值，但要注意的是既然二元经济的分析框架引起诸多争论，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经济发展现实与二元理论的相符性，如何在继承经典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做出有意义的发展，是我们认清二元经济发展历程，解决二元经济发展问题的必然之举。

4国内研究动态：二元经济及其拓展

国内学者在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对我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实践，做了大量的调研、论证与分析工作，有关文献不胜枚举。理论界对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注，然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逐步扩大，劳动力流动研究也扩大了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劳动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以及纳入性别、年龄、教育、婚姻状况、人均土地面积等多因素的实证研究等，研究人员试图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方式、影响及结果。

4.1二元经济分析框架的理论探索

众多研究人员[14-15]认为，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价值，但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陈吉元[16]将非正规部门引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框架中，在借鉴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三元经济理论，对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动因和机制作出合理解释，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开创性探索。杜鹰、白南生[17]建立了外出家庭决策模型，研究发现由于中西方文化理念的影响，家庭因素成为影响中国劳动力流动重要因素，有别于西方迁移决策研究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国劳动力流动则体现出明显的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特征，并以经济收入的获得为直接目的。杨春瑰[18]以托达罗模型为基础，建立了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在考虑制度因素的前提下，研究发现预期工资率的差异与迁移的增长率呈正比。黄泰岩[19]、张宏伟[20]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地提出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元并存的三元经济理论，突出了人力资本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作用。肖六亿[21]则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二元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将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层面推进到技术进步层面，创新性地提出工资差距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直接力量，而技术进步才是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的观点。朱农[22]通过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劳动力迁移过程既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也有别于托达罗的三部门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四元经济”的假设，即中国劳动力迁移是在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这个四元经济中进行的。蔡昉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集中了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学科角度，对该问题的研究非常深入，但蔡昉认为[23]，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盲人摸象阶段，他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与劳动力流动结合起来，从而完成集大成的研究重任。

4.2实证研究：二元经济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探索

近年来，关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越来越多，而且实证分析占据主要比重，由于所选用的模型不同、样本对象不一致、分析方法与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往往不具有可比性，但实证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补充和验证，弥补了理论分析的不足，同时对我们如何科学使用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提供诸多借鉴。

白南生[17]通过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一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也并不构成对劳动积累的必然障碍。杜鹰[17]依托实地调研和抽样调查获得的大量数据，对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宏观经济背景做了实证研究，将民工潮形成的基本原因作了分析和透视，合理阐明了当时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原因和宏观背景。赵耀辉[24]在研究影响中国人口乡城转移的因素中发现，耕地面积不足、劳动力过剩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农村税收的增加更加激发了劳动力向外流动，更多的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会减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动机和可能。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城市的工作和收入缺乏稳定预期，导致农村消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对城镇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郑真真等[25]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流动妇女的婚育和生殖健康，指出性别因素在劳动力迁移流动中存在质的差异。袁志刚[26]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并非城镇失业的主要因素。赵伟，李芬[27]开始关注异质性劳动力流动行为，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进行扩展，研究显示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集聚更倾向于扩大地区收入差距，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延缓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张永丽，黄祖辉[28]通过甘肃省10个样本村调查所获资料，对比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渐渐成为流动主体，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将会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9]对2003-2006年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反之社会网络、农村收入增加都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显著影响。

5理论述评与思路启发

5.1理论述评

国外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表明，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视野迈向微观分析，从经济人假设深入到社会人研究，从个体决策延伸至家庭及网络影响。一方面证明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研究该问题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相互融合，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于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微观切入，认清和把握微观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才会看清宏观经济现象的趋势与特点。

国内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尤其越来越多的专题性研究和实证分析已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予以研究和论证，以至于我们在进行文献梳理时难以找到很好的分类标准将各类研究归类，然而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探讨背后缺乏系统的、抽象的宏观把握，所以直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一般化理论或分析框架仍未建立，有效解释我国劳动力流动现象还需从微观分析中走出来，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宏观的流动规律和特点，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笔者认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微观分析入手，避免具体性研究的特殊性缺陷，将研究视野放眼于整个宏观经济背景，以劳动力主体作为整个研究的切入点，看似微观的分析手段，实际上着眼于整个宏观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通过对劳动力主体的分析和论证，考察劳动力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得出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理和流动模式，为我国在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动提供决策支持，同时也为构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作出理论上的创新与完善。此外，国内最新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分析、性别差异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这表明当前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呈现多样化，如何将诸多影响因素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是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劳动力特征的提出和论证将有助于将整个研究建立在一致的逻辑范畴，通过规范性的分析方法建立的理论与模型才具有代表性和一般性。

5.2思路启发：研究视角的时代选择

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基础性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对于劳动力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不符合劳动力流动现实。新家庭经济学以及社会网络理论在分析异质性劳动力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劳动力流动实践为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突显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又为我们分析后人口红利时代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人口转变历程的特殊性也为异质性劳动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有效的人口基础。笔者认为如此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有利于在异质性劳动力分析框架下展开对我国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

将异质性劳动力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并非首次，但是已有研究中涉及到的异质性基本上限定于劳动力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无论是教育与培训经历的区分，还是技能与非技能型的分类，均只考虑了劳动者异质性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关于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异质性因素并不唯一，而且也逐渐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比如对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劳动力反复流动、女性劳动力流动、大学生就业等问题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缺乏有效论证。笔者认为劳动力的异质性并非仅局限于人力资本的不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异质因素并不唯一，所有造成劳动者个人决策差异的非经济因素都是异质性劳动力的内涵所在，他可能会包括劳动者对区域经济的整体预期、对出生地的眷恋、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考虑、对生存环境的选择等等很多方面。异质性的突显与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联系，当整个经济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社会福利和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劳动力流动会更多地通过非经济因素做出决策。笔者有意通过对异质性劳动力内涵及外延进行严格界定，并将异质性因素纳入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扩展和丰富，从而有效解释我国新的历史时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HarryTOshima.TheRanisFeiModelofEconomicDevelopment：Comment[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3，53（3）：448-452.

[2]DaleWJorgenson.TheDevelopmentofaDualEconmy[J].TheEconomicJournal，1961，71（2）：309-334.

[3]TodaroMP.AModelofLaborMigrationandUrbanUnemploymentinLessDevelopedCountrie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9，59（3）：138-148.

[4]LarryASjaasta.TheCostsandReturnsofHumanMigration[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62，70（5）：80-93.

[5]StarkO，TaylorJE.RelativeDeprivationandInternationalMigration[J].Demography，1989，26：1-14.

[6]StarkO，TaylorJE.RelativeDeprivationandMigration：Theory，EvidenceandPolicyImplications[R].WorldBank，1991：656.

[7]BorjasG.SelfSelectionandtheEarningsofImmigrants[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7，77（4）：531-553.

[8]RamónLópez，MauriceSchiff.MigrationandtheSkillCompositionoftheLabourForce：TheImpactofTradeLiberalizationinLDCs[J].The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1998，31（2）：318-336.

[9]AlejandroPortes，JuliaSensenbrenner.EmbeddednessandImmigration：NotesontheSocialDeterminantsofEconomicAction[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93，98（6）：1320-1350.

[10]DouglasSMassey.SocialStructure，HouseholdStrategies，andtheCumulativeCausationofMigration[J].PopulationIndex，1990，56（1）：3-26.

[11]WilliamJCarrington.MigrationwithEndogenousMovingCost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86（4）：909-930.

[12]GordonHHanson.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theInternationalMigrationofLabor[G].NBERWorkingPaper，14490，2008.

[13]GustavRanis.AnalyticsofDevelopment：Dualism[M].YaleUniversityHandbookofDevelopmentEconomics，ElsevierSciencePublishersB.V，1988：74-91.

[14]梅建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与农业劳动力转移[J].上海经济研究，2003，（6）：8-14.[MeiJianming.DualEconomicStructuretransformationandtheTransferofAgriculturalLabor[J].EconomicResearchofShangHai，2003，（6）：8-14.]

[15]胡铁成.发展经济学二元结构理论与我国城市化的困境[J].江海学刊，2003，（2）：59-64.[HuTiecheng.DualStructureTheoryofDevelopmentEconomicsandtheDilemmaofChineseUrbanization[J].JiangHaijournal，2003，（2）：59-64.]

[16]陈吉元，胡必亮.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经济研究，1994，（4）：14-22.[ChenJiyuan，HuBiliang.TrieconomicStructureofChinaandtheTransferofSurplusLaborForceinAgriculture[J].EconomicResearchJournal，1994，（4）：14-22.]

[17]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DuYing，BaiNansheng.OutoftheVillage：EmpiricalResearchofRuralLaborMigrationinChina[M].EconomicSciencePress，1997.]

[18]杨春瑰.劳动力迁移的logistic离散模型及其稳定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3，（2）：45-49.[YangChunhuai.LogisticDiscreteModeofLaborMigrationandtheStabilityAnalysis[J].ChinaRuralSurvey，2003，（2）：45-49.]

[19]黄泰岩.知识经济的结构革命[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12）.[HuangTaiyan.StructuralRevolutionofIntellectualEconomy[J].ReviewofPoliticalEconomy，2005，（12）.]

[20]张宏伟.三元经济下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ZhangHongwei.AnalysisFrameworkofLaborMobilityinTrieconomy[M].Beijing：EconomicSciencePress，2008.]

[21]肖六亿.劳动力流动的原驱力：技术进步[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XiaoLiuyi.TheOriginalDrivingForceofLaborMobility：TechnicalProgress[M].Sichuan：SichuanUniversityPress，2008.]

[22]朱农.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ZhuNong.ChineseLaborMigrationandtheFarmingProblem[M].Hubei：WuhanSciencePress，2005.]

[23]蔡昉，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CaiFang，BaiNansheng.LaborMigrationinTransitionalChina[M].Beijing：SocialScienceLiteraturePress，2006.]

[24]ZhaoYaohui.LaborMigrationandEarningsDifferences：TheCaseofChina[J].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999，47（4）：767-782.

[25]尤丹珍，郑真真.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6）：52-62.[YouDanzhen，ZhengZhenzhen.FertilityDesireAnalysisofRuralWomen：EmpiricalResearchonAnhuiandSichuan[J].SocialScienceResearch，2002，（6）：52-62.]

[26]袁志刚.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理论和经验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YuanZhigang.LaborMigrationBetweenRuralandUrbanandUrbanUnemploymentinChina：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search[M].Beijing：EconomicSciencePress，2007.]

[27]赵伟，李芬.异质性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扩展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1）：27-35.[ZhaoWei，LiFen.HeterogeneousLaborMigrationandRegionalIncomeDisparity：AnExpansionoftheNewEconomicGeographyModel[J].ChinaPopulationScience，2007，（1）：27-35.]

[28]张永丽，黄祖辉.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特征及流动趋势：来自甘肃省10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8，（2）：80-87.[ZhangYongli，HangZuhui.CharacteristicsandTrendoftheLaborMigrationofNewGeneration：SurveyandAnalysisfromSamplesofTenVillagesinGansuProvince[J].ChinaPopulationScience，2008，（2）：80-87.]

[29]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1）：28-41.[SunWenkai，BaiChongenandXiePeichu.TheEffectonRuralLaborMobilityfromRegistrationSystemReforminChina[J].EconomicResearchJournal，2011，（1）：28-41.]

ThoughtChangesandPathExplorationofLaborMigrationTheory

SUNXiaofang

（SchoolofEconomics，Shanx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TaiyuanShanxi030006，China）

AbstractThispaperreviewsthetheoryfromtheperspectivesofthemacromigrationmodel，micromigrationtheory，socialnetworktheoryandelaboratesonthedifferentconcernsindifferenteconomicperiods.Atthesametimeinthedualeconomicanalysisframework，thepaperreviewsthetheoryondomesticlabormigration.TheauthorsuggeststhatthelackofalogicallinkinthecurrentstudiesinChinaandthe

failuretocometothenatureofthephenomenonoflabormigrationarethemaindefects.Considering“shortageofmigrantworkers”，“tideofrushinghome”，“difficultEmploymentforcollegestudents”and“beachheadbattle”，theauthorproposesresearchprioritiesthatexploretheessenceofthesephenomenaand

establish

thegeneralizedtheorytoexplainlabormigrationinChinaeffectively.Itputsforwardthatwe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hepreferenceofsubjectoflabor（individual），whichiscalledheterogeneity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论文摘要：有些学者已经运用数理方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行研究，数理方法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使研究表述简洁清晰，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本文主要对已有的几种研究方法进行述评，从中找出它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价值，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开始用数理方法度研究马克劳动价值论，经济学中，数理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说明经济运行中变量之间的关系，运用数学符号和数字算式的推导研究和表示经济过程和现象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通行的方法。数理方法的引人使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清晰、准确，逻辑性更加严密。数理方法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用数理方法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使研究表述简洁清晰，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马克思也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简要回顾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多年理论研究的结晶，该理论是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本质。这里的劳动是指，物质生产和创造价值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商品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始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论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对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区分。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没有价值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是劳动价值论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总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就是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价格表现的，价值是价格的内容和基础，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的内容不是相互独立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创造出来的，其中商品的价值由价值量表示，而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它们之间构成了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及方法创新述评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新表述和方法创新，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采用过的表述和方法。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的，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证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使自己的理论精确化，数学方法的运用会使经济学的研究变得更加精确。

在一些学者所做的有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某些研究中，已有运用数学模型的较好范例。如吴易风、冯金华、白暴力、何明等人都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数理方法进行分析，对该理论进行了新表述。

(一)吴易风运用数理方法对劳动价值论中的商品二重性、价值规律等理论进行了定量分析

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定量模型。由于具体劳动反映商品的自然属性，所以使用价值的度量只能从量数量上反映，函数式表示为Q=f(L,K)。其中，Q表示使用价值量,L为劳动力数量，创造了使用价值，K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因为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是个别劳动时间的数学期望，所以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V是个别价值V的数学期望，价值形成的数学模型表示为V二V(1)二}V;}(1;})P},P}表示概率分布函数，其服从的分布形式由具体生产情况决定。

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商品二重性模型反映了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抽象劳动创造新价值和转移旧价值的过程，前面二者结合构成了商品二重性的综合模型;V=V(L)=V(Le+L})=V(1,+1t)Q(L,+K)，其中，L。表示投人的活劳动量,Lt表示物化劳动量，一方面，L。使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生产出使用价值的数量为Q的商品，抽象劳动创造产品的价值，由于旧使用价值形态被具体劳动生产性地消费后生产出新使用价值，旧使用价值包含的价值V(Lt)被保存下来，被活劳动L。转移到新的使用价值中，所以，商品价值中既包含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又包括活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吴易风用数学方法对价值规律进行了重新的阐述。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必须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价格自发地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当某种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的生产扩大，引起市场供给增加和价格下跌，当价格低于价值时，会导致该种商品生产缩小，市场供给减少，价格上升。

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意义:使用价值形成过程模型从物质生产角度考察了生产力和使用价值量的关系，价值形成模型说明了商品的本质和价值量的确定;商品二重性模型概况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关系;价值规律模型阐明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和盲目性。

(二)冯金华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z二L+Q和基本公式Z二ziQ=LiQ十c。其中，L代表必要劳动，K为生产资料，z代表价值总量,z代表每一个商品中包含价值量，它是由平均的新价值量和平均的转移价值量组成。马克思说:“如果仅仅就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本身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进行纯粹的考察，那末生产资料，这些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略〕可见，根据研究的需要，公式简化为:z=L/Q。

冯金华在此基础上引入短期生产函数Q=Q(L)，得到短期价值函数:=L/Q(L)，根据数理推导得出短期价值函数是一条从某个大于0的值开始、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当引人长期生产函数Q=Q(L,K)时，得到长期价值函数z=L/Q(L,K)。并详细谈论了劳动变化、资本变化、劳动和资本同时变化和同比例变化以及生产函数变化对价值量的影响。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数学原理的意义:根据价值函数的基本假定推导出了短期和长期的价值函数。

(三)白幕力以生产函数存在“资本量度和生产函数存在性问题”和效用函数存在“效用量度问题”为出发，在发展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模型

白暴力首先分析供纸曲线，设劳动耗费函数，分析假定劳动耗费与产量之间是非线性的，边际劳动耗费和平均劳动耗费不是常量，而是变量，所以称为“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或“变量劳动价值学说”，在此基础上推到出了市场供给曲线。厂商生产产品的平均劳动耗费为生产该种产品的厂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厂商生产成本就是劳动耗费的货币形式表现，成本函数就是劳动耗费函数的货币表现形式。由此得出，在假定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完全竞争厂商短期供给曲线就是边际成本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也就是边际劳动耗费曲线向上倾斜的部分;当存在外部效应时，劳动耗费曲线会向上或向下移动，完全竞争厂商长期供给曲线有三种可能的情况。综合前面的分析，完全竞争市场短期供给曲线由短期厂商供给曲线水平相加而得，完全竞争市场长期供给曲线，当无外部效应是是水平线，当存在外部效应时一种是向上倾斜的，另一种是向下倾斜的。

其次分析需求曲线，提出用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度边际效用来解决效用无法量度的问题，而且两者成正比例关系。在社会是理性和边际效用递减的假定下，使等量劳动生产的效用相等实现社会最大效用配置，达到效用均衡。当生产某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产品出售价值较高，对应的边际效用也较高，这时消费的数量就会较少，反之.消扮的数量就会较多。因此，产品的出售价值与消费产品数量成反比关系，所以市场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

最后分析市场均衡，由前面得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的交点就是产品的市场价值或价格。短期市场均衡价格是边际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是部门平均劳动耗费的货币表现形式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案的表现形式。短期市场均衡价格围绕着长期市场均衡价格波动，也即围绕着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格波动。

非线性劳动价值学说的意义:推进了市场价格理论的构建。

三、总结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篇11

时间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等不同价值论之间长期以来便存在争议，但是如果没有可以作为内在统一的衡量尺度，那么不同的理论在各自的范畴内都是合理的，并且这个合理性既不能用来作为自身合理的证明也不能作为其他理论不合理的依据。因此，许多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试图从不同方面对价值理论进行阐述，以往学界对于不同价值论间的讨论多是分析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的比较关系。以时间为内在尺度，不仅能够阐明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的合理性，同时能够证明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以及这个统一的合理性。价值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尝试在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以及要素价值论的研究上有所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及其统一性探究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是价值也即财富的不同度量，也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劳动价值论是用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解释并度量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上，重点是由此引出的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也为按劳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效用价值论用商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或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解释商品的价值及其形成过程。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效用价值论尽管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但它易于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特点仍被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所广泛采用。要素价值论认为价值由不同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企业家才能等）共同创造，它既是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也与产权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三者的理论基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许多学者在对三者研究的道路上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对要素价值论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学界多运用比较法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同时进行研究，通过比较两种价值理论的区别和联系阐明两者的统一性问题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向国成（1995）认为价值是劳动耗费价值对效用价值的关系，两者能够进行理论综合。[1]他认为对商品价值本质的认识要借助哲学价值理论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①[1，64]，在需要计算价值量时才需以某种实体作为计量价值大小的单位。他指出马克思关于机器磨损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效用对劳动价值量起折算作用的思想，并总结出公式②解决了机器无形磨损论述中的矛盾。宋波（2001）认为劳动时间就是历史时间，经济发展的长期演进趋势就是由单位产出劳动时间下降和边际效用递减共同决定，历史时间本身的推进会显露出两者的综合和统一。[2]文章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发③[2，65]，通过具体数字和图表例证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关系：价值决定效用，效用制约价值。价值与效用的源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并且也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白暴力，张栋（2006）证明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性，说明了边际效用的度量可归结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3]文中运用边际分析法了社会总效用量与社会总劳动消耗量在总量上的统一、商品的边际效用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个量上的统一，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统一的。并在两种价值论统一性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及其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分析基础正确性的结论。许有伦（2006）提出揭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的商品价值理论的关键，他认为尽管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在对商品使用价值源泉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对商品价格的认识上也存在相同之处。[4]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统一的基础上，董德刚（2005）又进一步提出与要素价值论结合的观点。他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劳动和资产等客体因素与社会需求这个主体因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既要肯定劳动的作用又要承认资产的作用，既要考虑客体因素（劳动和资产）又要考虑主体因素（社会需求），建构“系统价值论”。[5]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既取决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和资源，也取决于它对消费者的效用，是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的统一，并提出了“系统价值论”商品价值公式：商品价值=商品效用÷（劳动+资源）。我们可以看到，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统一性是具有理论依据的，寻找三者的共同点可以实现新的价值论的突破。

二、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创新的突破口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研究内容是时间的经济价值，但本文的研究不属于时间经济学的内容而是在价值论的讨论范畴。因此，本文不赞同时间经济学将时间的机会成本作为时间价值的观点。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同劳动价值论一样是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的，作为价值的度量它具有绝对性，不能用耗费单位时间所损失的货币收入衡量。经济发展越来越体现对人文关怀的诉求而不再是单纯地追求财富，对价值的讨论只有落实到人的层面上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因此，对价值的讨论必须要有“人”的因素，这也是本文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的初衷。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间观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体现的时间观思想正是本文进一步研究时间价值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是劳动价值论重要的理论资源，李瑞娥等人（2004）从时间尺度、时间价值、时间节约、时间分配和未来时段五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时间论析和时间思想。[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人的实践活动是理解经济学时间观的支点。[7]首先，从经济实践客体的角度分析，时间是作为物的形态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8，53-54]价值量的衡量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凝聚在商品中以物――也即经济实践客体――的形态存在。其次，从经济时间中介的角度去看，马克思把经济学时间观在经济制度运行的微观层面上划分成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宏观层面上则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周期。再次，马克思时间观的分析重点是经济实践主体，他指出：“劳动时间的每个相应部分由一个必要劳动时间和一个剩余劳动时间构成。”[9]劳动时间体现的是对劳动的人的关怀，因而对价值的剖析能够深刻地揭示出经济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2.关于劳动、时间与价值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这里，“无差别”既是商品交换的基础更是研究商品价值的基础，商品之所以能交换就是因为这种无差别的“等量的共同的东西”[8，49-50]。“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8，50]马克思认为这种原子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也即抽象劳动，而具体劳动只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不生产价值。其中体现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笔者认为，一方面，马克思对商品交换基础的发现，以及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对人的尊重也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另一方面，将具体劳动剥离出来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已经不再是“无差别”，仅仅把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来源的价值论应当称作“抽象劳动价值论”是不能称之为“劳动价值论”的。因此，笔者认为商品中“无差别”的“原子”应当是劳动时间而不是劳动，也就是说，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

首先，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没有违背商品交换的“无差别”前提，它比以劳动为尺度更能体现“无差别”，能更好地反映价值的本质。一方面，劳动本身可以“无差别化”，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可分割的，只要劳动就会在该段时间内创造价值。以劳动时间为尺度尽管弱化了劳动的二重性，但能够对价值进行目的性更强的研究。另一方面，时间本身比劳动更具有“无差别”性，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0]商品作为客观物首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并且时间比空间更能代表所有事物的无差别同质性。也就是说，商品是一种具有价值的特殊空间和时间存在，劳动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时间形式更能够体现其本质。其次，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能够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西方经济学认为，事物具有价值是因其稀缺性或相对的稀缺性，供求理论便是在这个思想上构建的，尽管混淆了价值和价格，西方经济学对价值和稀缺性的观点却是值得肯定的。客观说来，如果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有适当的物质条件劳动都能够循环再生，不存在稀缺性的劳动（不同于劳动力短缺）不能通过这方面体现价值。但是时间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这是由生命规律客观决定的，时间的稀缺性正是价值的来源。再次，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的价值规定与价值量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从逻辑角度来看，越符合简单逻辑的理论越易理解并且越具有合理性。马克思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论述用简单逻辑表达即是：价值是劳动，价值量是劳动量，而劳动量用劳动持续时间计算，所以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其中需要进行劳动量到劳动时间的转换，这样虽有其合理性但是否是等价转换还有待商榷。而价值是无差别人类劳动时间的规定的简单逻辑是：价值是劳动时间，价值量是劳动时间量。这条逻辑线中间不需要任何转换，因而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在逻辑上更为紧密。综上所述，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的“无差别”本质，能够更好地体现价值与稀缺性的关系，能够使得价值和价值量的逻辑关系更为紧密。

以上对价值的讨论中，时间始终与劳动结合在一起，都能够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反映出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充分说明了以劳动时间为规定的时间价值论和以劳动为规定劳动价值论是紧密联系的。比如，两种价值论中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关系是一样的，复杂劳动仍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其换算关系依然是人们在长期交换中通过反复比较换算自发形成的[11]。但是笔者认为两种价值论还有着本质的区别，最主要体现在对劳动的理解上。在劳动价值论中，劳动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结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在时间价值论中，笔者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本质，商品中凝聚的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人类的时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不再是价值源泉而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唯一手段或方式，只有通过劳动，时间付出才具有经济价值。

3.时间价值的测度

笔者认为时间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中对时间价值的规定相同的，都是用价值量进行测度，只不过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上有细微的差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8，52]而时间价值论中具有更丰富的制造内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由于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迅猛发展，当代社会的许多特殊商品并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如虚拟商品。尽管没有使用价值，诸如虚拟商品等的新型商品仍旧凝聚了无差别的劳动时间是经济市场的消费内容，因此符合价值内容的要求。

三、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的时间内涵

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还没有对于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中时间内涵的著述，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出的几点拙见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在研究价值论的道路上相互探讨。

1.效用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效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人对效用的主观评价，传统西方经济学多用效用函数对其进行描述，但是长久以来没有在效用的测度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笔者认为，效用本身不会生产价值，但效用的价值可以依据商品中凝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进行判断。如前文所言，时间是人最为稀缺的资源，商品的效用能够通过节约而等效延长消费者的生命，宋波（2001）也提出计较劳动时间（时间节约）是经济社会的真正内涵的观点[2，67]。消费者对某一商品和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和具有相同的效用评价。因此，在不考虑使用价值区别的前提下，商品间的效用可以通过生产该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小进行比较。通常情况下，商品的效用同品质成正比，而品质与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成正比。因此，商品的效用同商品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测度是符合生活经验的。

2.要素价值论的时间内涵

与效用价值论一样，要素也不是价值的来源，要素的价值也必须通过与其等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测度。土地和资本作为物质要素是物化劳动时间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土地和资本是生产价值的必要条件具有不可替代性，但是却不能作为充要条件说明土地和资本能够生产价值。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作为人特有的资源在运用的时候必须付出劳动时间，价值的来源也是劳动时间，不能因为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的表象掩盖了劳动时间这一价值的真正来源。总得说来，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核心是对物化时间的所有权，进而占有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正是这种所有权下的价值占有导致了生产要素能够生产价值的错觉。

四、时间价值论的意义

本文的内容是对时间价值论的讨论，重点是对价值和价值量的规定。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与人类劳动时间无差别，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时间价值论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或消费内容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确立时间价值论的新思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时间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扬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体现。时间价值论不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否定，相反，时间经济学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其价值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价值是劳动时间的论断与劳动价值论一脉相承，都是关于蕴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价值的合理理论。第二，时间价值论的时间内涵能够为分析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提供合理的依据。效用和要素不生产价值，学姐对效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在价值生产上一直存在争议，以劳动为出发点对另外两种价值论进行合理的解释均有难度，但时间价值论比较合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将效用和要素统一划归到劳动时间进行等价度量。第三，时间价值论的核心是人，体现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符合经济学发展趋势。自近现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不再仅仅是对财富的追求，更多的是谋求与自然和自身的协调发展。时间价值论突出了人的价值，体现了经济学的道德一面，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由于学识和眼界受限，笔者在对时间价值论考量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希冀藉此能够为价值论的研究提供一些浅拙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向国成.价值是劳动耗费价值对效用价值的关系――对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综合[J].当代经济科学，1995，（05）：61-71.

[2]宋波.劳动价值和边际效用在历史时间中的共同递减趋势论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综合统一[J].南开经济研究，2001，（02）：64-68.

[3]白暴力，张栋.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统一―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100年的弯路[J].财经科学，2006，（08）：91-96.

[4]许有伦.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关系――与卫兴华、晏智杰教授交流[J].经济评论，2006，（03）：14-17，24.

[5]董德刚.从单一要素价值论到系统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创新[J].求索，2005，（01）：56-58.

[6]李瑞娥.时间价值的升华：从马克思经济论析中的时间思想到当代时间资源的拓展[J].人文杂志，2004，（03）：77-81.

[7]范冬梅.马克思经济学时间观的当代思考[D].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54.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6-57.

[11]李朝林，王永年.政治经济学原理新教程[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33.

注释：

①原文P64：“哲学价值理论认为：（1）对价值的认识，必须以主客体关系为依托，以主客体关系中人的本质和内在规定性为依据，为尺度。需要、劳动、社会关系都是人的本质或内在规定性。（2）客体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客体是否按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来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具有肯定、促进作用。（3）在主客体关系中，主客体相互作用，存在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种趋向，价值就存在于这种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三点对于分析交换关系中的商品价值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②其中，、分别代表A、B的社会劳动耗费价值，、别代表A、B的效用价值，代表以劳动耗费价值量为计量单位的A的价值量。

③原文P6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首先提出了被学术界称之为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创造某个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第三卷中又提出了被称之为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限制，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生产同类产品的单位劳动消耗，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按照社会需求总劳动时间分配到部门的劳动消耗总量……”

④关于时间经济学的内容参见，屈炳祥.《资本论》与时间经济学[J].当代经济研究，1999，（11）：5-6.

劳动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篇12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借鉴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经济学，是两种基本立场对立的基础经济思想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区别。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当时社会的最主要最激烈矛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理论以及吸收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创立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历史任务，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段矛盾，阐明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派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对象，通过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分析，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制度是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制度，是完美的永恒的制度，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从这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水火不容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对立的阶级性。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因而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做出不相同的解释，提出不相同的政策主张，得出不相同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层次、国家和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研究经济理论。与此相反，大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其实，有些西方经济学家不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造成了历史观的局限性。这种历史观的局限性使西方经济学家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是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

（3）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对象及其看法相异。

西方经济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所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涉及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同属于经济关系，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哲学教科书所认为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其中的一个部分。

（4）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内容的看法相异。

从研究内容上看，西方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计量和实证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把握，定性，规范分析。如有关工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劳动力后，就取得劳动力使用权，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工人的劳动能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和剩余价值，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份，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这就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西方经济学认为劳动的价格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即是工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这就是说，资本家雇用的最后一个工人所增加的收益等于应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这一本质。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上的，更具有科学性。而西方经济学从大体上来说，是以科学哲学中的证伪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迄今为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数学分析，一种是哲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多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偏重分析经济运行，就像萨缪尔森的规定，其首要任务是对生产、失业、价格和类似的现象加以描述、分析、解释，并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从总体上说它着重研究的是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要分析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就得用数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特别是注重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分析，它建立的各种经济范畴都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2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只要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弄清了经济学的实质，就可以更全面地更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的实质是一套研究规范。这些经济理论由于在研究规范上的基础相同，使得他们同列入西方经济学的门下。马克思提出的很多理论思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存在一些交集的。比如说，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劳动价值论为例，西方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价格理论并非与此完全矛盾。而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有关福利经济学，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1）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它们的共性。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经济具体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与市场的运行等，其真正的目的是如何使微观经济主体实现利润最大化。之前西方经济学提出有关“经济人”的假说，通过数据的计量检验，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以达到特殊个体的利润最大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建立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作为重点，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来推理、预测未来社会的生产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都有反映各自特性的特殊规律，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运行共性的一般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处在不断演进和不断发展中，经济学体系的演进其实质上也是一个综合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不同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被兼收并蓄地容纳进西方经济学框架里，这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浅显的说，政治经济学就如同一个大厦，各个经济学家的不同时期，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同具体意义上的建筑材料，其中合用的材料常常被用于其中。有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也许本来就是大夏具体的建筑材料。也可能这些经济学家建立了的庞大的理论体系同时又被分解成各种素材后又重新建构成新的大厦，从而形成了更加庞大的理论体系。对其他经济学家经济学理论的重新组合构建最著名的就有约翰•穆勒的第一次综合，马歇尔的第二次综合，萨缪尔森的第三次综合。所以说从研究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的共性。

3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相互关系

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只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和共性，我们才能真正科学，可行的吸收其中的有用范畴和相关的政策措施，运用一些共性的范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创立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新范畴。比如我们可以从私有剩余价值和私有资本中抽象出剩余价值一般和资本一般，把它们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去创造共有剩余价值和公有资本的新范畴。我们可以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置于一个统一的一般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待，利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建立起具有科学，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两个异质的机体。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同时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体系，将那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仔细地把西方经济学中可资借鉴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劝说集［J］.商务印书馆，1962：24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