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新论范文

关键词：达沃斯论坛发展背景影响力中国

一、达沃斯论坛及意义

（一）达沃斯论坛的沿革

1970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瑞士商学院年轻教授克劳斯?施瓦布邀请欧洲企业界人士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晤，目的是鼓励业界人士正确面对国际市场和竞争的挑战，并根据经济发展形势，探讨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及管理方法。这次会晤得到了当时欧共体委员会和欧洲工业家联合会的极度赞同。次年1月，欧洲400多名企业家和学者都前往达沃斯参加了第一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历经40多年的发展历史，达沃斯论坛年会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其受邀群体开始延伸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要人。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达沃斯论坛年会上涉及的内容也超出了纯粹的经济问题。最近十年，是达沃斯论坛迅速发展的十年，整个世界所发生的政治、军事、安全、社会等重要事件都会在论坛上得到反映和讨论，不同领域的问题在此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二）达沃斯论坛的意义

首先，达沃斯论坛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思想交流平台，对全球舆论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达沃斯论坛从成立起，通过年会等各种会议形式，成为各国政要、企业领袖、国际组织领导人、专家学者探讨各种世界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的最佳平台。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达沃斯年会讨论的均是全球各国发展中的热点或趋势问题，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的舆论方向。以2011年的夏季年会为例，按照大会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目前已有来自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多达2000人次的正式代表参会。

其次，达沃斯论坛的意义还表现在其涵盖全球的会员和关系网络，对世界经济社会影响巨大。达沃斯论坛采用会员制组织形式，全球1100多家大型跨国公司、500强企业大部分参与其中。同时论坛还与世界各国的政界、学界、媒体高层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此外，达沃斯论坛还拥有很强的研究及分析能力。论坛相关机构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信息、数据，再进行统计分析，并出版多种研究报告，从而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如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刊物，就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份国际权威研究成果。

二、达沃斯论坛与中国

（一）达沃斯选择中国

中国自1979年成为达沃斯论坛正式会员起，积极参与各成员共同探讨世界经济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2006年6月13日，世界经济论坛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同时还在互联网上宣布定于2007年9月在中国举办“中国夏季达沃斯（WorldE-conomicForumSummerDavos）”论坛，中国各大城市积极反应，并报名参与申办。经过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运营官安德烈?施奈德博士为团长的考察团的全面、细微考察，中国美丽的大连因为其绿色城市及整洁的市容获得了承办权。

世界经济论坛选择大连本质上即是选择中国。近年来，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BRICS）”同样在争取“达沃斯”会议的承办权，但惟独大连得手，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大连市长夏德仁说过：夏季达沃斯论坛选择大连，这不只是大连赢得的发展机遇，更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大连有能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果的典型代表，也符合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领军者年会”这一会议宗旨。

（二）中国成为论坛的焦点

2012年达沃斯论坛旨在探讨“新形式下的共同准则”。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谈及今年年会主题时说，当今世界正发生根本性变化，能源、资源等严重匮乏。在这种形势下，全球政治和经济重心开始出现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的趋向。“新形式下的共同准则”要求各国将基本价值观和共同标准转化为推动未来发展的积极力量，树立一个新的“全球一体化”意识，而中国即是这种“新形势”下的一颗耀眼新星。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将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与西方发达国家疲软的经济态势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外，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近年来的达沃斯年会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提升。细看2011年达沃斯年会议程表，“中国”二字出现的频率高于以往任何一年。

按照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议程，2011年达沃斯论坛在中国就设立了4个专场论坛，这在中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四个专场，一是名为“洞察中国”的分论坛，SOHO中国总裁张欣和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等中方嘉宾在会上就中国的创新政策、法律改革、房地产走势等热门话题进行探讨。二是由商务部长陈德铭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等人共同参与的名为“中国对全球贸易和增长的影响”的分论坛，论坛的焦点是中国出口增长模式和多边贸易的发展趋势。到201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有10年之长，回顾这10年，中国对外贸易有着飞速的发展，并跃居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此外，还有两个中国专场论坛的主题：“中国企业的未来”和“现代中国的新现实”，主要由中国企业家和专家学者代表们共同探讨中国大企业如何在国内和国际市场获取竞争优势，以及世界应该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等问题。

三、达沃斯论坛关注中国经济的原因

（一）中国经济多年来快速增长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了飞速发展，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1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471564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7712亿元，涨幅高达4.5%；第二产业增加值220592亿元，增长了10.6%；第三产业增加值203260亿元，增长了8.9%。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1%，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8%，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1%。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扩大。从一定层次上来说，中国已跃居为世界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

（二）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彰显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占地位愈加重要，尤其是金融危机造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滞后这个特殊时期。多年来，我国政府长期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面对一段时间来的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做出科学的决策，在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上采取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相关措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国内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增长趋向于均衡发展，通货膨胀也得到有效遏制。

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用2011年出席达沃斯论坛代表的话来说，中国经济的增长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就像火车头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它给世界各国带来希望，因此，世界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中国经济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①陈重.来自达沃斯的声音――2001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观点述要，工厂管理，2001（5）

②陈华蔚.“中国元素”溢彩夏季达沃斯.江苏企业管理，2009（3）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篇2

1971年，“欧洲管理论坛”（1987年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开办时，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绝对不曾料到，这项活动今后会闻名于世，“达沃斯”这个小镇的名字会响彻全球。

达沃斯位于瑞士东南部，人口仅有1.3万。每年元月底，一年一度的年会在这里召开，来自全球的政界领袖、商界巨头等两千多名各路精英汇聚于斯，再加上近万名的后援团队、记者和随从，这个静谧的小镇就会沸腾起来。

“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主办，又称“达沃斯论坛”，这是一个全球性平台，其非官方色彩让很多在正式场合无法调解的问题，在此得以畅所欲言。在这里没有贵贱之分，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富可敌国的企业领袖，概莫能外。

那么，达沃斯从一个区域性研讨会，发展成为国际经济非官方的最高级别论坛，并长盛不衰，成功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秘密？

施瓦布居功至伟

《时代》周刊评选的2007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百人榜单中，施瓦布成功入选，被誉为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与思想家”，这个奖项无疑最能概括施瓦布的丰功伟绩。

施瓦布1938出生于德国，拥有两个博士学位。1970年，一本书改变了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施瓦布，它就是法国人让・雅克的《美国的挑战》。这本书点破了欧洲经济危机四伏的处境，也让欧洲的企业家突然觉醒，并感到诚惶诚恐，手足无措。

这个时候，热血沸腾的施瓦布站了出来，他倡议欧洲企业界很有必要举行一次会晤，商讨如何迎接国际市场的竞争与挑战，特别是如何迎接美国的冲击。

施瓦布是个行动派，想做就做，从一家德国公司的老板手中借来了5万瑞士法郎，招聘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正式投入工作。据施瓦布回忆，为了获得这笔贷款，他签下了“卖身契”――如果不能按时还清贷款，他就得去那家公司打工偿还。

1971年，首届“欧洲经济管理论坛”就吸引了来自31个国家的超过400人参加。早期，论坛讨论的重点是欧洲的管理问题，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施瓦布发现，不仅仅是欧洲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全世界都是这样。1987年，论坛更名，一个服务于商界、政界的全球性平台成型。

四十年来，论坛年会规模越来越大。每届年会都有数十位国家元首和两千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参加，大家聚集一堂，研究和探讨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

达沃斯论坛早期也走过一些弯路，“我们曾经邀请过好莱坞的明星们，但媒体关注他们胜过论坛本身。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再邀请明星了。”施瓦布说，“我们对与会者要求十分严格，确保每个人都是活跃的决策者，而不是过气的精英。”

宁缺毋滥，确保了论坛的权威性，也进一步促进论坛形成良性循环。

尽管达沃斯论坛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但没有充沛的资金是万万不行的，施瓦布深知这一点。因此，在1976年论坛蒸蒸日上的时候，他高瞻远瞩地设立了基金会。随着论坛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以及良好的运作能力，世界经济论坛的财务状态也日益改善。现在，每年来自会员的会费、参会企业的缴费等收入，已达数千万美元。

施瓦布对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功居功至伟，论坛下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风险报告”和“战略洞察力”三个研究性下属组织，就是施瓦布独具慧眼的结晶。今天看来，达沃斯论坛不仅提供交流平台，自身也是顶级的研究机构，为世界经济提供参考与决策的意见。其中，《全球竞争力报告》今天已经是国际权威研究报告。

此外，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设立了“未来全球领袖”、“全球成长性公司”等组织，发现年轻而杰出的企业家以及锐意进取具有创新意识的公司。这些前瞻性的举措，是世界经济论坛活力常驻的秘诀所在。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就给了施瓦布很高的评价，“施瓦布满足了人们需要新世界的要求。”

紧贴时代脉搏

达沃斯40年来长盛不衰，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在这里，什么都可以讨论，涵盖全球经济与政治事件。“这就是达沃斯的特别之处：它是一个跨学科会议。”作为一个经济论坛，近年其议题包括了能源、汇率、资本市场、信贷市场危机等最热门的话题。

而在上世纪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肆虐，美元主宰世界，施瓦布每年邀请近百位的银行家，商讨建立多边金融协调体系，对稳定欧洲金融市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样重大的使命，即使是联合国出面，也不一定能很好地解决。

世界经济论坛不局限于讨论经济问题，论坛讨论的话题不断延伸，扩展到气候变暖、核武器扩散等社会与国家安全问题。政治和社会问题被纳入进来，这一转变，为它注入了新的血液，相当于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政治角度讲，达沃斯论坛同样功勋卓越。1998年，希腊与土耳其领导人之间的对话，防止了战争的爆发。

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论坛。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了30年，缔造了全球经济奇迹，世界将目光对准中国。2006年6月，施瓦布作出了一项惊人的举措――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安家30多年后，终于迈出了大的一步――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这是它在瑞士境外设立的首家代表机构。

施瓦布说：“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欧美发达国家已走过高速成长期，经济重心正在向太平洋转移。我们不能只呆在西方，日新月异的中国经济将为我们注入新的血液。”

2009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的首个夏季论坛在中国大连举行。尽管金融危机余温尚在，但这次论坛吸引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学术界代表1700多人慕名而来。“今后，冬季年会与夏季年会将旗鼓相当，它们将构成世界经济论坛的双箭头。”在施瓦布眼中，冬季年会定位于大型跨国企业，夏季年会定位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它们并行不悖。

世界经济论坛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在于它的出现和发展顺应了人类社会、全球经济数十年来发展变化的大趋势。但施瓦布依然很低调：“这仅仅是个论坛而已，而不是一个决策机构，它不能包治百病。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人们以启迪，发现经济规律，求同存异，其他的各自去解决。”

一个世界经济论坛的长期会员表示，“通过这一论坛，我们不仅达成了一些商业上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启迪了智慧，让我们学会了如何把握时代趋势，从容应对变幻莫测的经济变革。”

无限的交流平台

在世界经济大潮中，人类面临新的挑战：即人类社会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一个搭建跨界交流的沟通平台就十分重要。而世界经济论坛满足了政要、企业家以及各行各业精英的需要。

“尽管公司规模已经够大，管理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我们依然需要倾听世界，而通过达沃斯，我们可以与更多成长型企业的领导人面对面地交流，从而获得有用的信息。”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全球首席执行官迪帕扎说，“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主要会员，这个平台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的在节目安排上的独具匠心，也是它受欢迎并魅力不减的原因所在。在历年议题设置和趋势探讨上，施瓦布和他的团队总能抓住热点、紧扣前瞻。但很多企业看重这一平台，也与论坛本身的“非官方、非盈利”色彩不无关系，这反倒使得它无心插柳柳成荫，社会名流慕名而来。另外，全球各界的精英参会，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广告宣传――“名人效应”具有“传染”性。据悉，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论坛的长期会员，包括戴尔、麦肯锡、德意志银行等跨国公司，它们的高层总会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全球各地的精英交流学习。

通过40年来的积累，世界经济论坛与各界精英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年会期间，你或许就能在咖啡厅里看见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在使用自己的搜索工具，“金融大鳄”索罗斯在与人聊天，诺贝尔奖得主在与人交流。而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的，有可能是某个国家的总统，也有可能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许多人认为，在大巴上或酒店里与那些名人相遇交谈，本身就有价值。实际上，很多人会则用这次集会来与客户沟通，洽谈生意，了解世界的动态和流行趋势。你可以将达沃斯年会视为讨论全球问题的一个论坛，但对于很多行业领袖来说，他们更愿意将此当作一个私下交流的平台，与潜在客户攀谈、寻找新投资者，这与他们更加切身相关。甚至，还有人将此当作搜罗人才或寻找跳板的机会。这种私下的峰会，越来越受欢迎。

《金融时报》的文章说，施瓦布没有理由邀请到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前副总统兼诺贝尔奖获得者戈尔。因为，与其他的组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大会”）相比，施瓦布在政治、金融界的地位要弱得多。但他深谙什么样的活动有意义，并且通过论题安排来放大效果。

达沃斯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外界对施瓦布充满敬佩，还有不解的神秘。但他却轻描淡写：“即使你早已声名显赫，但并不能与这个世界脱离开来，很多人对你依然很重要，而说不准这个人就会出现在年会上。”在他看来，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托的世界，看似强大实则脆弱，传统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方法，已经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世界经济论坛就是要充当一个媒婆，穿针引线。■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1篇3

一、“世界历史”之路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于《共产党宣言》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再经《资本论》系统而深刻地论证最终完成。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严肃探索和科学论断。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运动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明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实现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动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本质性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

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同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与人的解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一部世界历史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离开人的解放与发展去谈世界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形成的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人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可以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交往越是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就越是世界历史化。因此，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化的本质性规定。可见，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条件、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归宿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是因为只有依赖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产主义的外壳，而缺乏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与人类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其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程度越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离人类的彻底解放也就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应当说，通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意的，而当代全球化的事实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预见和把握，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致性。

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界定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战争贩子。

诚然，由于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过过于激进的失误，这里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始终认为生产力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不过是非常态的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的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逻辑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时代的全球主义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途径观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理论以及的和谐世界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充分说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晚年在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学界称之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这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以及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状况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充分认识。恩格斯在他辞世六个月前，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文时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那时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地认为，从法国开始的欧洲1848年革命表明，“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

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由于这个经济革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

从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来看，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一致认为暴力革命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并对拒绝暴力革命的各种思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的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斗争的思想萌芽，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形势的变化，为恩格斯研究议会斗争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宝贵的实践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写成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恩格斯将多年来的考虑和零散提及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不放弃暴力革命准备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开展革命取得政权，把进行议会斗争当作一个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来看待，从而形成了革命斗争新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导言》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性质、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当前的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之所以确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战略，主要是受法国历史经验的影响，历史证明以前的战略错了，现在革命的性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变。

恩格斯认为，首先，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5］

其次，斗争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铲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强大推动力；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发展，“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6］

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大失败，都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还带来了欧洲两次反动黑暗统治时期，使革命倒退了几十年，而德国党在普选权斗争中却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7］

这两者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导言》中认为，必须对过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权争取“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实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8］

应当认为，《导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了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现在其1885-1892年间的近20封与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商讨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书信中；在公开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几篇文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200年未发生过的衰竭”。［9］

战争只会对沙皇政府或俾斯麦等有利，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至整个欧洲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写到，“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10］恩格斯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当制止，而不应当采取“保卫祖国”或“爱国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还提出了裁军建议，他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未，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11］

总的来看，恩格斯认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和平方式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常规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以他锐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这一新阶段的时代主脉。第一，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指明了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其核心主题，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主题。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比之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体性、整体性和紧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体系而独善其身。第三，通过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结果。第四，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外在条件。总而言之，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在其时代观理论所提出的共同发展观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理论及其共同发展观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的和谐世界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及其共同发展观的拓展和提升。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05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此后，“和谐世界”———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新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7年10月16日，“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论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怀，体现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

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和谐世界”理论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在“和谐世界”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强调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成“和谐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论渊源。

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绝非仅仅是一种外交口号或辞令，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口号，更不是一种所谓“战略规避”的体现。应当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本质、脉搏、趋向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立场，而是永恒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更在实践中践行世界和平主义，中国将一贯地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世界历史之路”也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

结论

纵观历史，过去200年里，人类有过三次或说是三个阶段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领导者，伦敦和纽约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投资银行和债券融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始到80年代，领导者是美国，主要参与者是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观。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者依然是美国，主要参与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战后苏联阵营的瓦解结束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使分割为两大板块的世界市场重新归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促使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结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信息产业革命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推动并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热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战结束这一因素的催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冷战结束是新时代全球化的直接动因。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全世界超过20亿人口为摆脱贫穷，勇敢加入全球竞争，实乃人类历史之奇观。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新时代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过程发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义普遍历史逻辑的崭新再现。但是，由于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动力、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新时代的全球化以新质，使全球主义在新的实践层面上展开，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内涵。

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内容却有了时代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当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在70年代末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革命，90年代勃发的网络技术再次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信息产业革命作为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革命，目前正以高于、快于工业革命的速率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对于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经济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抱有充分乐观的估计。信息作为新质的生产力，再一次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技术杠杆和根本动力。

几乎与之同时，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了市场自由化浪潮，多年来受到凯恩斯主义打压的自由市场力量在经济中重现活力。此后20多年中，市场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广泛的认同，不仅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东西方集团对峙的两极架构，重新统一了世界市场，为全球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追求实际上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物（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而被纳入世界体系；二战后在两大集团冷战的局面下，全球市场事实上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块，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场。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将市场连成一片，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张，为网络生产力在冷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网络信息技术为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无前例的强大推动，其全球渗透力、覆盖率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市场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已产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质，从而使新一轮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新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趋强烈。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作为对经济跨国关系的政治反应，当代全球化也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作用和权威形成挑战，要求新的治理形式。从全球生态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等复杂的全球系统，均不属于领土国家主管的领域。在全球信息通讯和交通设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许多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组织新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也是国家所无法约束的。当代全球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动形式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

国家权力急待重组和重构，全球治理已上升为客观需要。高于单一国家利益（安全）的全人类利益（安全）日渐凸出。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不仅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发全球危机的负面效应。环境危机、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或潜在风险，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且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摒弃对抗、寻求合作，越来越成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各国家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对于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追求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70年代以来人类的生态关怀、环境意识、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取向。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

跨国公司的能力超越国家能力；迅猛扩张的国际贸易对调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持续呼吁；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国家权威；全人类的利益（安全）有重于单一民族和国家利益（安全）的倾向；全人类对于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空前上升……这些具有新质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诸因素，代表了新时代全球化区别以往历史上现代化全球进程的崭新特征。由于这些新质现象的出现，当代全球主义理念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全面更新与超越。物质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类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反过来讲，对于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合理张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意义。

从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来看，“世界历史”之路是由这样三种历史逻辑构成的，其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大工业的世界本性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动力。当代社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本性或逻辑将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其二是交往发展的逻辑。人类的交往本身就是趋向世界性的，而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交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普遍交往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的各民族全面参与的当代全球化及其世界贸易，使交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参与民族，包括中国在内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其参与之众取得进步之大，堪称人类奇观。当代全球化向人类表明，无论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怎么样的动荡、曲折，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人类才会走向光明。其三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向全球化自身逻辑的转变。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作了大量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分析。资本的世界性本性造就了当代的全球化，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高度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的社会化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程度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将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将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正如资本正在向非资本主义的资本转变一样，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正是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这样，初期的全球化由资本扩张的本性所主导的逻辑就让位于全球化本身的逻辑，既由特殊趋向一般，趋向于对特殊民族、制度、文化的超越。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发展理论创新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不断的发展中的。这个命题是恩格斯提出的。他在1887年给一位美国女士的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着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因为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以事实为最后依据，它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理论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科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类历史经验的，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以人类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而得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当时在西方一些国家正在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的本质的全面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中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的理论，关于建立能够担当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说等等。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是，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二是，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社会历史上，越到近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所占位置越加重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论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很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两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或者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中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在苏联这样的重要国家中既唱了社会主义的凯歌，又为它奏了挽歌。这里先讨论前一个现象。

中国在历史条件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反对了社会上存在的一种中国特殊论，这就是认为中国的国情是绝对的特殊，因此完全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社会发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远不能说已经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能说已经完成。还要用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来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全胜利。还要通过实践，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中国处于其中的世界，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界，是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剧烈变化的世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正确地认识世界，并且懂得世界和中国的相互关系。我们就必然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

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脚踏实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分配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着巨大的现实指导作用。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作用于实践，指导实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土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又必将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

由于时代的限制，任何理论所揭示的真理都不可穷尽。真理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所揭示的真理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历史时代变迁了，社会经济实践变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必然随之发展、创新，以适应新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内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获得重大发展的沃土。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雄辩地验证了在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在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现实指导作用。其现实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是为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是武装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产生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的巨大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既符合规律，又顺乎民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自觉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去，成为一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创造性力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得人们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眼光观察社会问题，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制定的基本纲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脚踏实地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现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对于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中国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实质。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如何理解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哲学层面上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哲学上考察，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及其态度，而世界本身是变化发展的，如何看待发展以及采取何种态度则是世界观所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因此，发展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发展观历来就是世界观。当代中国人的发展观，在逐步探索、发现并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和“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认识阶段，吸收了发达国家“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综合发展的理念合理内核，特别是发展的本质就是提高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趋向的理念。在实践和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和反思中，开始形成了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来共享和分享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原则，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思想，而且丰富了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内涵。实践创新决定了理论创新和世界观创新。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是因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及其思维方式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转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思路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所造成的困境，也无法破解面临的种种发展难题。在当前改革攻坚阶段，遇到的矛盾问题，从收入差距拉大、社会阶层分化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能力，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从发展的具体规划部署入手，而且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如果说马克思科学发展观的人学依据是人性的全面性和丰富多样性的话，那么科学发展观的社会学依据则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丰富性来看，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建设既符合时代特征、又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并能持续发展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新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平发展合作的和谐世界。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现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解决发展难题，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文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海英.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6).

陈先达.论与时俱进与理论创新[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4).

张先贤.遵循规律，努力推进理论创新[J].探求，2003，(1).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

在2011年第41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受到的热捧史无前例。达沃斯论坛年会历来被认为是世界经济权贵和精英们的狂欢派对，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只是达沃斯论坛的配角，多是应景陪衬。直到去年，达沃斯论坛才开辟新兴市场国家的专场研讨会，而今年则一下子设了四个有关中国的专场论坛，这在达沃斯论坛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出人意料。

中国构筑的新现实

本届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新形势下的共同准则”。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对这一主题的解释中强调，本届达沃斯论坛的核心议题是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崛起，它们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和全新的形势，人们必须调整思维模式、全球治理模式以及商业模式，来适应这种新形势。而对于新形势的解释，施瓦布则认为，“所谓新形势，最重要的一点是全球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已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

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领导力在提升。世界经济论坛首席商务官罗伯特・格林希尔说，发展中国家、东方国家正在新世界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点从中国、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达沃斯论坛上出席情况的变化可以看出来。中国代表团的人数是十年前的五倍，印度是十年前的四倍。这反映出中国和印度的全球领导力正在加速上升。

中国构筑了新的增长极。在本届论坛开幕的前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公布了对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报告指出2011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4.5%，而发达经济体GDP增长仅为2.5%，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将保持在6.5%的水平。正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朱民所言，“全球经济出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增速’的特征”，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增长极。

中国的增长势头迅猛。普华永道董事长丹尼斯・纳利在本届论坛的发言中指出，全球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很有信心。他们看到在世界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不仅抓住了促进增长的机遇，还表现出了积极的增长势头。

丹尼斯・纳利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普华永道在论坛期间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调查了全球1201名企业首席执行官，其中39％的人将中国列为未来增长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得票率最高，随后依次是美国、巴西和印度，得票率分别为21％、19%和18％。中国、美国和印度同时还被看做是未来原材料和产品最重要的来源地。

纳利因此得出结论：在首席执行官们的眼中，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将是未来真正的增长引擎。

中国开辟了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分量越来越重，全球经济复苏的质量和程度同中国经济表现和参与程度密切相关。很明显，中国凭借迅速提升的经济实力，开辟了全球政治经济的新格局，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程度不可小觑。在谋求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中国参与将无法想象。无论如何，在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都将居于重要地位。

中国元素点亮论坛

本届达沃斯年会将“洞察中国”作为论坛的第一场讨论，正式点燃年会对中国热烈的关注。这场讨论也是围绕中国的四个专场讨论中的第一个，是达沃斯论坛历史上首次进行的一场全中文的讨论。不论是在有关中国的专题讨论会，还是在其他各场讨论中，“中国”话题无疑都是热烈讨论的焦点。

首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世界实现了繁荣共赢。2011年正好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中国已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并且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大的经济体。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刚刚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2010年，中国年度GDP仍同比增长9.8%。

“中国赢了，其他国家也赢了”。这是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总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成果时说的一句话。他认为，事实证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使中国受益，也为世界提供了发展动力和市场机遇。

通过连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工业产品生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拉米特别强调，中国以此为契机，成功带领数亿人摆脱贫困，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此外，加入世贸组织还使中国获得了市场准入、贸易争端解决、贸易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便利，也增强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帮助中国赢得了大量投资。

拉米强调，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决定了如果离开中国，世贸组织就不能称为“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篇6

笔者在第五届中国策划大会上提出一个鲜明口号“告别昨天、突破今天、刨造明天”，“明天是我们创造，创新是策划主题”而为全国策划界所奉行，以马上要召开的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七大议题看：

如同一条红线贯穿“创新主题”：1、中央出政策，部长级圆桌会议提国家营销方式创新举措；2、传媒与旅游结合贯穿品牌媒体一体化创新；3、将文化大概念融入山山水水，如同房地产界“将文化打进钢筋水泥”一样创新；4、旅游与地产强度组合创新，真正体现旅游品牌“吃、住、玩、乐、购、游、体验”七要素重新组合：5、中国未来营销进入3G时代，3G改变旅游体验；6、如“阳春白雪”式高端休闲活动与国际旅游岛组合(高尔夫)创新；7、海洋经济以游艇经济方式推陈出新(全球游艇经济收入超500亿美元)。

但从全球经济一体化视野要求：博鳌旅游论坛、建设国际旅游岛，首先是世界的，不能关起门来，而是要高视野下推动“小小环球”：如提升会议议题方面：变“关门议”为“开门议”。如“国际领袖旅游论坛”、“世界多国部长圆桌会议”、“国际互联网国际旅游岛网上游览”；如旅游方面：变“中国游”为“世界游”。世界多少家重量级旅行社落户三亚?多少家6星级以上重量级大饭店建在三亚?多少家最先进的世界级娱乐项目落户三亚?再如品牌建设角度，变“中国品牌”为“世界品牌”。为何不建一个世界500强前100强搭建的“世界品牌塔”?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以年收入4580亿美元，刷新沃尔玛成为世界品牌塔之巅(出一亿美元可建金塔尖)：再如从世界教育培训来看，根据德国智库预测：20年后，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在政治影响力方面，中国仅次于美国。可能到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就超过美国的GDP，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到2030年中国的GDP就占到世界的23％。世界500强企业有50％在中国。如何教育培训中国未来世界500强领袖?，变“中国教育”为“世界教育”，为何不建一个“以哈(佛)、剑(桥)、牛(津)、耶(鲁)”为核心的，世界500强领袖商学院，整合世界智力，为中国第一经济强国服务?等等、等等。创新是无止境的。任何的论坛，不管牟取什么形式，也只是为一方城市经济拉开序幕，如世界达沃斯论坛，会议期间创造2.024亿元，而拉动的经济总量却是数倍。博鳌旅游02年收入只是2000万元，而2004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3.38亿元(这是笔者创立的经营城市“6P5S360度”理论中所论证到的)。记的前几年西安旅游热的时候，笔者曾与时任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段先念交流过，笔者提出的“把西安的兵马俑搞活了”这一旅游概念，得到段主任认同并融进了以后“大唐芙蓉园”的开发，在经营三亚城市品牌时，笔者也曾与时任三亚市长的陆志远交流，中国经营城市团队提出的“美丽三亚、浪漫天涯”不只成了城市口号，连陆市长的名片上也标着这两句话。

总之，搞好博鳌国际旅游论坛，创新无止境，如一句话概括会议性质、一首歌展示会议主题、一条线贯穿三亚经济……尚缺一个完整、创新、组合策划方案。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1篇7

一、世界经济风险因素增多

2011年伊始，世界经济总体上在上年的基础上保持着复苏增长态势，良好的开端使国际经济机构初期对世界经济前景作出了较为乐观的预测。①但事实上，2011年前半程未过，世界经济复苏性增长的稳定局面还未形成，先是北非和中东局势风云突变，许多国家发生社会动荡和政权变故，持续动荡的北非和中东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并引发全球性通胀压力增大；尔后便是5月后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明显放缓。特别是，在新一轮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凸现的影响下，为世界经济前景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就没有前期预测的那么乐观了，不仅世界经济基本面乐观因素在渐渐减少，而且风险因素日渐增多；急转之下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导致市场信心严重受挫，市场恐慌情绪带来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全球股票市场一度连连重创，期货市场石油和黄金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随之上窜下跳，多次走出了反复振荡行情。由此，受到欧债危机发酵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与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影响，经济二次探底的议论接踵而来，发达经济体则首当其冲，其中欧元区国家更是危机四伏。从2011年中期以来世界形势经济的基本面看，主要风险因素包括以下几方面：

1．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下滑，金融与经济风险因素增多。从201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基本面看，前期缺乏就业改善的复苏似乎到了尾声，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乏力端倪，特别是前期过度依赖于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的复苏，又随着量化宽松政策执行的减弱而得不到新的支撑，同时随之而来的债务和经济下行风险使发达经济体处在一个经济低速增长、就业率低下和经济政策选择两难的境地。发达经济体未来潜在的风险因素既有经济复苏上的反复，也有前期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潜在通胀上升和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滞后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为避免经济的下行和缓解就业压力而更加依赖于宽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以欧元区为典型的部分发达经济体国家在债务和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以及通胀预期上升的情况下又不得不采取紧缩财政政策，使得部分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增长缺少刺激性政策上的支持而难以为续复苏态势，甚至有可能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由此，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特别是债务和财政负担沉重的欧元区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

2．发达经济体债务和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新一轮金融危机风险因素增多。目前，在发达经济体内普遍存在着公共债务危机和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尤其是以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为代表的部分欧元区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深化和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是导致其金融风险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其影响，2011年中期以来不仅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债务危机应接不暇，而且人人自危，债务危机成为发达经济体国家一道难以迈过的“门槛”。进入2011年5月后，随着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债务违约风险的骤然升级，欧元区国家又一次陷入了债务危机的旋涡，一旦欧元区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扩散，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整个欧元区国家将有可能被拖累，出现新一轮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甚至有人不无担忧地预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恶化最终的结果有可能导致欧债危机全面爆发，甚至是欧元区的彻底崩溃。当前，债务危机已成为欧元区难以抹去的阴影，其影响面也在进一步扩大，为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增添了另一层面的风险因素。此外，其他发达经济体国家债务违约风险也相继浮出水面，其中美国潜在的债务违约风险更加令人担忧，一旦美国出现债务违约和风险外溢，将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领域带来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

3．全球性通胀压力升温，导致世界经济增速减缓。2011年上半年，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水涨船高的“综合症”，虽然有受到前一段全球极端天气和近期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市场上流动性泛滥和投机炒作的因素在从中推波助澜，从而在大宗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影响下全球范围的通胀已成事实，通胀压力的形成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基本面中又一潜在风险因素。尽管下半年受欧美债务危机深化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前景堪忧影响，国际市场上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在前期的高点上一度大幅下行，但各种大宗国际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和跳水并未减缓全球通胀预期压力，市场上流动性充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全球性通胀形势也没有改观。全球性通胀压力的有增无减，一方面反映了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脆弱复苏的环境下，通胀预期风险使许多国家经济政策转向扼制通胀上，导致其经济增速减慢，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也随之放缓。

4．新兴经济体强劲复苏受到限制，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动力减弱。2011年在大宗国际商品价格高位振荡和市场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复苏则遭遇到不断升温的通胀压力，同样面临经济增速回落风险。为了加大抵御通胀风险的货币政策力度，许多新兴经济体选择了加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经济的强劲复苏势头；同时，由于新兴经济体被视为当前牵引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支撑着世界经济复苏，而新兴经济体强劲复苏受到限制也就削弱了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基于上述风险因素和发展变化，到了下半年，国际金融机构一方面发出风险预警，提示世界各国警惕世界经济陷入新一轮危机，一方面纷纷下调对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从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面看，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始终被发达经济体债务危和经济疲弱及失业率上升的阴影所笼罩，欧元区能否从债务危机的旋涡中挣脱出来？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滑局面是否能够有所改观？世界经济的走向又将怎样？这些答案的悬念需要时间做出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经济下行的风险始终没有排除，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风声水起”。特别是欧美以及日本不仅经济复苏缺乏动力，而且均被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所困扰，这种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和债台高筑以及高失业率下的经济复苏，一方面必然使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难以维续，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其风险向全球释放，增大世界经济增速下滑的风险。事实上，根据上述分析和判断，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是如此。在临近2011年底，不仅发达经济体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办法来保证其经济在2011年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而且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选择了继续维持刺激经济的宽松货币政策，尚且不论宽松货币政策对发达经济体经济的修复和经济的增长是否有效，恐怕还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也会带来通胀风险的进一步上升，使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甚至有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新一轮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当然，前期国际金融机构对2011年和2012年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还不能说是最终判断，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和最终的增长数据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修正，但无论增速是上调还是下调，不可否认的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风险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仅从国际金融机构对世界经济增长预计数字来判断世界经济的前景显然不够充分，需要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进行全面分析和理性看待，警惕世界经济复苏出现反复。

二、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

受希腊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蔓延以及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风险的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言论一度被大肆渲染。但到了2010年下半年，随着各国经济转危为安，曾经议论纷纷的经济二次探底言论渐渐淡出了媒体和人们的视野。但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只是被暂时欧债危机的缓解和各国经济的利好数据所掩盖。2011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日趋恶化的财政赤字与不断深化的债务危机导致其经济与金融风险进一步显现，其中尤以欧元区国家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而英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样也成为这场债务危机的高危国，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经济波动对于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十分巨大。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同时，使其信用等级下降和货币大幅度波动，从而也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再加上发达经济体国家普遍失业率得不到改善等多方面负面因素也渐渐显现出来。由此，随着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达国家普遍债务问题的爆出，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和失业率的高企，发达经济体下行风险再次显现，世界经济徘徊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由于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且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大，发达经济体债务和经济风险进一步加大，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不断上升，因此无论是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的下滑还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强劲增速的减弱，不仅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而且一度消声匿迹的二次探底议论成为全球各界关注的话题，并又一次在媒体中升温。其中有不少言论指出，尽管经历了衰退和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已走上了复苏轨道，但毕竟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仍然缓慢且又脆弱，再加上发达经济体许多国家政府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和债务风险深化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极有可能出现反复和下滑。

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进一步显现。首先，虽然美国经济有望进入危机后新的增长周期，但增长受到内需疲软和高失业率等因素影响将会有所减慢，美国失业状况要想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还十分困难，消费低迷仍将是美国难以走出的困局，为此美国则需要继续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刺激经济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甚至不能排除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可能。即便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或许因宽松货币政策所排除，但不等于美国经济能够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美国经济的刺激将更加依赖于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一旦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也失去作用，美国经济将难免再度陷入衰退，世界经济也将会受到美国经济衰退风险的严重冲击。其二，在债务危机仍得不到有效缓解和救助机制不能确切落实的情况下，欧盟的经济复苏最有可能出现反复或剧烈波动，财政和债务状况的恶化将在较长的时期干扰着欧洲各国经济的恢复，甚至不能排除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可能。由此可见，债务危机仍将是欧元区切肤之痛，受其影响欧洲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最为突出，甚至有可能将整个发达经济体拖下水。其三，虽然日本经济在前一段时期逐渐摆脱了长达近20年之久的衰退困境，但2011年发生的严重地震和海啸及其后的核泄漏危机，又将日本经济带入了一个既要恢复经济又要进行地震后重建的艰难时期。另外，再加上受日元不断升值和其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政府频繁更迭等负面因素影响，未来日本经济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也存在，其中也不排除出现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其四，尽管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大大好于发达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速，依然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素，世界经济的重心已逐渐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但2011年以来不断升温的通胀压力和全球范围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正严重阻碍着新兴经济体的进一步复苏；此外，如果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衰退必然也会殃及新兴经济体。同时，一旦美国强化刺激经济措施的力度，通过美元的新一轮贬值将其风险向全球转嫁，从而导致全球性通胀进一步上升，新兴经济体承受的通胀压力必将增大。从上述情况看，2011年经济二次探底的话题再度被各界所议论显然是针对发达经济体而言。虽然新兴经济体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需要警惕发达经济体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外溢，同时还需要防范输入性和内在通胀的上升，避免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下滑。①

也有观点认为，虽然世界经济已经站在了二次探底的十字路口，但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并非渲染的那么大，目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复苏性增长阶段，复苏态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下滑对全球经济影响还十分有限，需要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危机，树立信心克服当前困难，世界经济依然有希望能够保持稳定增长。在2011年9月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力排众议指出：关于经济会不会进入二次探底，我个人认为不会，全球经济在降速，特别是整个发达国家的速度下降得很厉害，比如说美国的经济以前预期大概2011会增长3％左右，现在看可能在1．5％到1．8％左右，所以整个降幅很厉害。同时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下调，比如说印度、中国，但是经济还在增长，只是增长得比较慢。同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认为：尽管欧洲债务危机情况确实比较糟糕，世界经济正经历新一轮波动，但今天的世界经济和2008年不一样，更为多元化，因此整个世界经济出现大衰退的可能性不大。此外，朱民不无担忧地表示：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危机中非常关键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断和有效措施的话，滑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同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也认为：大的经济体目前特别是欧洲的债务危机非常敏感复杂，很可能继续恶化，并很可能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可能这一次不是到底，还会继续走向衰退。如果解决好这也是一个平底锅的锅底，一个长期的、持久的、缓慢的复苏。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会引起另一次新的经济危机。

尽管对于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的看法和争论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毕竟各界对经济二次探底或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后困境可能性存在的现实没有否认，忧虑也没有消除，各界的担心和国际机构发出的警示不是没有根据，媒体对经济二次探底的渲染也不是没有道理，部分经济界人士的言论也不能说是耸人听闻，防范和警惕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依然是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当然避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2010年在各国积极努力下，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并未成为现实，如果世界各国再次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二次探底，依然可以避免世界经济再度陷入衰退。

三、艰虞之际的挑战与机遇

在当前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领域风险重重之际，不仅灼烤着发达经济体各高危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是一个挑战和机遇的选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中，对于世界各国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有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显然发达经济体需要的是摆脱债务危机和努力修复经济，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则不仅需要应对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同时也处在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机遇？展望世界经济前景又将何去何从？不仅是新兴经济体需要考量的问题，对其它各经济体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世界经济艰虞之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十分盛行，这不仅对国际多边贸易体系构成严重危害，也严重威胁和影响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其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影响最明显，深受其害。由于导致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严重失衡的主要方面和原因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处在一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之下，使得各国间经济和贸易关系错综复杂，各领域争端不断增多。尤其是由于美国长期存在着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逆差，在短期内又难以改变这一状况，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对此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正在不断升温，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矛盾和摩擦将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相互间随时有可能引发“贸易战”。近段时期以来，全球范围各种贸易争端和摩擦有增无减，这不仅反映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反映在发达经济体内部和新兴经济体内部之间。二是随着各国经济复苏不同步和经济增速差距的扩大，主要各经济体间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协调出现严重分化，导致未来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增大。其中，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发行泛滥和竞争性贬值，一方面使全球范围的“汇率战”此起彼伏，另一方面使全球性通胀有增无减，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所面临的是不断上升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使得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得不适度调整货币政策应对通胀的上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中，既面临着挑战也有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篇8

论文摘要：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转化的规律，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作出了对当代世界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邓小平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是他对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他观察和分析社会形势，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政治与经济、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

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判断，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根据之一。深刻领会这一判断的精神实质，必须对邓小平理论在形成这一判断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作一番考查，揭示它所蕴涵的哲学含义。

一、时代主题问题的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

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是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作出的概括。党的十三大在叙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时，把“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列为12个观点之一。十四大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时，更明确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时，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两大问题提出来的。1984年5月29日，他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一般说来，它产生于三种情况：一是新的观察与旧的理论的矛盾；二是原有理论之间或某一理论内部的矛盾；三是要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和超越传统的价值观念。邓小平之所以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两大全球战略问题揭示出来，既基于一定的事实判断，又包含新的价值判断。

邓小平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变化作出的事实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一方面，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家。因其在进行军备竞赛，因而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另一方面，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现代战争的高科技条件成为美、苏两家企图直接毁灭对方的冒险举动的制约因素；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似乎已走进了“死胡同”。在南北关系上，一方面，在五六十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后，集中在南方的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它们同大部分集中在北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矛盾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在70年代，北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南北合作的重要性，并开始了南北对话；南北合作形成了一股改变南北不平等关系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南北关系的改善和矛盾缓和。

邓小平在考察世界形势变化时所蕴涵的超越传统的价值判断是：在东西方关系上，和平问题之所以凸显，重要原因之一是，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使世界任何国家，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综合国力，乃至不同对外政策的国家，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就南北关系而言，发展问题之所以突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南北差距的拉大阻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一方面使发展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北方国家的资本、贸易和市场的出路受到限制；同时，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发展与提高。因此，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些判断，同样也反映了邓小平对整个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很明显，邓小平的思维判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一是以人类的利益为重，二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没有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可能从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强烈地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时代主题的概括过程：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时代主题相互关系的把握

邓小平对当代全球性战略问题的概括，是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基础上，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一步变化了的世界格局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

面对60年代开始的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苏联对中国威胁的增加，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形势，在1971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告：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两个阵营”的传统观点，客观地反映了世界局势的新变化，也为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没能透过世界的变动进一步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时代主题演变的端倪，以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他正确地看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后果的严重性，却夸大了战争的现实危险性；他正确地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斗争形势的发展，却忽视了这些国家反霸斗争的注意力已更多地转向发展经济的事实，从而高估了它的革命性质以及世界革命的形势。

邓小平考察了8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新变化，把它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这一概括继承了划分“三个世界”格局的基本思想。首先，在划分标准上，同“三个世界”理论一样，“东西南北”格局的划分也超越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划分方法；其次，在基本态势上，“东西”格局包含了“三个世界”格局中的“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以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格局则体现了“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的矛盾。因此说，“东西南北”格局的概括发展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邓小平把握了“三个世界”格局向“东西南北”格局的转化，揭示了整个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概括出对当代世界最突出问题的新的战略判断：“东西”问题是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发展；由于和平离不开发展，因此，“南北”问题既是发展问题，又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当代世界格局和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了当今伟大无产阶级政治家放眼全球，透析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趋势的气魄与胆识。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才把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时代主题”。这是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战后形成的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各种力量开始重新分化组合，新的格局尚未形成。邓小平从“东西南北”格局中揭示出来的时代主题，是否会因两极格局的终结而改变呢?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和平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西方某些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延续了冷战思维，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两极对抗时期被掩盖着的、反映大国利益的一些地区性矛盾，不时酿成局部冲突。其次，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南北差距仍在扩大，而冷战思维也被一些人用于对付落后国家。再次，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两极对抗时期一些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加之反对霸权主义意识的增强，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依然存在。总之，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三、形成时代主题判断的思维方式：对经济、政治、战争、革命之间相互关系认识的调整

如果说，作为科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的提出，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其中包含了观察现象的理论视角的转移的话，那么，问题的解决，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原有的思维方式作出调整。邓小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了他科学的思维逻辑和唯物辩证的哲学方法，观察和分析世界形势，敢于实事求是地对世界范围的经济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重新进行认识和作必要调整，在重新审视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这种战略思考与判断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走向进步和发展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邓小平在1987年曾提出：现在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个国家，我们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和平力量的支柱，也把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看作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他在1987年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从这个分析中可以看出，“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革命并不是消除战争的惟一手段。

其次，邓小平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运用“和平方式”或“非和平方式”是解决世界争端的“新办法”，战争并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途径。

再次，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应把和平的希望寄予发展。这一思维方式调整的重要客观根据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对当代世界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篇9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迫切关心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探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伦理学底蕴、经济学内涵等新问题的熟悉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去甚远。其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或者被人类中心论者引为同道,这就影响我国学术界,并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认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全人类的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它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说法完全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可持续发展观变成西方近现代以人类中心论为基本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变种。因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披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华丽外衣,使可持续发展观布满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它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新问题摘要: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科学阐释人类文明发展和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关系,才能确证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说摘要: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生态本位理论,以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实现观,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从而形成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即把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成以生态为本位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这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摘要: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和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熟悉,发现了地球资源和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和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摘要: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闻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和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摘要:不战而胜》一书说摘要:“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闻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摘要: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摘要: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假如处理不好“环境和发展”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索,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忽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和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熟悉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新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和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和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和社会、人和自然有机统一和和谐相处和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摘要: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熟悉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摘要:“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4、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篇10

林毅夫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路线图，他一步一个脚印，开拓着自己的梦想之旅。在此之所以用“完整”来注释，而非完美，因为林毅夫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卸任前的拜访

2012年5月16日，世界银行为自己65年来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圆满完成四年任期的工作，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以及几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由衷地表达了他们对林毅夫的钦佩和留恋：他给世行留下了崭新的理念、视角和挑战。他呈现在世界舞台上的领袖魅力及对世行的贡献将超越时空，永远记录在世行史册之中。

面对数百位顶级经济学界同仁，林毅夫这样讲述道：“50年代我出生在台湾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但是，在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帮助和厚爱下，我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我努力奋发，曾梦想有一天，让自己的家人脱离贫穷，过上富足的生活；后来我的梦想是一个大中国，我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让全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来到世行，这里的舞台，让我的梦想又成为世界之梦，我要帮助穷人，要传播希望，要改变世界。”

2008年5月记者在北京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在地——朗润园的办公室里，与林教授面对面，做了他世行任职前夕的采访。2012年5月，在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所在地、林教授世行办公室，再次完成了他世行辞行前的又一次采访。

世行任职四年来，林教授走访了世界60多个国家，做了数百场演讲、报告。他对世界经济以及中国经济的总结和预见，有许多独到之处，大量信息和全文，在网络上都有刊载或者转载。所以关于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经济课题，并非是本刊记者此次采访的重点。记者竭诚希望拉开林毅夫教授世行背后的大幕，呈现出是什么炼就了林教授这样一位令世界经济学界“震撼”的奇人？四年世行任期里，林毅夫给世行又带来了什么新的内容与突破？

公众视线之外的林毅夫

北大师生都习惯以“林老师”来称呼林毅夫，而世行的同仁们已经习惯以他的英文名字“Justin”称呼他。去世行之前，他为自己在华盛顿即将需要安置的家，提出过三点要求：“每天上班路途，不得超过15分钟；环境要安静；需要自己能支付得起。”

去世行采访之前，记者向世行办公室索取了林教授的美国住址，希望自己到林教授在华盛顿的家周围走一走。从地图上看，办公室与他居住地，绝对距离3英里左右，他的住所为两层的townhouse，坐落在华盛顿边上的乔治城，这里是美国著名乔治城大学所在地，林教授住所不远的地方有一片丛林，是一个闹中取静、鸟语花香、能“闻”到空气的世外桃源。

世行员工正常工作时间为早晨9点到下午6点，而林教授的工作时间，基本在早晨8点到晚上8点区间，即使晚上回到家中，他还要继续完成白天未完成的工作，或者继续他的研究整理。记者当时给林毅夫教授发出采访邀请邮件是在下午五点多，出乎意料，当晚七点半就收到了林教授的确认回复。

林教授在世行工作的四年里，大概有40%的时间行走在世界各地。世行成员国一共188个国家，四年里，他走访了60多个国家。一年四季旅行的人都知晓，人到中年后，倒时差异常痛苦，难道林教授不倒时差吗？他说：“时差永远都在调整，因为时间永远在变化。”

别人百忙，林教授则要千忙，他的工作量绝对超负荷，尽管他展示给大家的总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的一面。正如世行人力发展网络首席经济学家ArielFiszbein所说：“Justin在世行任职的四年里，永远在拼命工作着，他是世行惟一一位没有休过假的人。然而，每一次与他重逢，他精神抖擞的风貌，总会给人们留下错觉：Justin一定从哪个海边刚刚度假回来啦！”当然，林教授有他解除疲劳的秘密，他买了两把电动按摩椅：一把放在了世行的办公室，供大家享用；另外一把放在家中客厅。

林教授的夫人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博士，但她却默默守候在林毅夫身后，理解、支持并陪伴着他。虽然林教授长年奔波在外，但是，只要他在家，总持之以恒要为夫人献上自己的一丝温情：为夫人端上一杯自己亲手酿制的咖啡。当然，偶尔，他也会陪夫人去看电影，这不，刚刚还看了新上映的《复仇者联盟》，同事问他“电影好看吗？”他却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好像什么也没有记住，因为自己坐在电影院里睡着了。”

当初，林教授是手提两只行李箱抵达华盛顿的。有趣的是，添置的家什里，西方风格的家什为中国制造，而一些中国传统的家什，却由西方国家制造。许多在美国购置的用品，已经无法一一带回中国了，但是，林教授世行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千本书籍，他一定会打包带回北大。一个不追求物质的人，最大的财富就是他一生积累的学识，而这些著作也可谓世行四年赐予林教授的永恒留念吧。

给世行的换位“新”视角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应该是一位国际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要为政策制订以及决策者提供建议。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负责和把握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有关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二，跟踪分析世界经济变动，提供前景预测；三，收集提供有关发展的数据统计。林教授所主管的部门里有250位学者，此部门简称为DEC，其中80多位是高级经济学家。如果把他们研究经历的年限叠加起来，会超过1000年。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林教授个人绝对不代表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自身利益，他最重要之使命，就是和世行经济学家一起站在全球的视角，就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经济问题，进行知识上的交流，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世行欢送会上，世行行长佐利克再一次讲述了当初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候选人中，为何选择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一直由欧美世界轮流掌管，当世界进入新的经济变迁的大时代，佐利克行长认为应该在世行65年的历史里，起用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而这位经济学家一定要在世界经济学界有很高的名望和作为。在众多的候选人里，佐利克对林毅夫的背景情有独钟。林毅夫七十年代在台湾拿了MBA学位，然后来到北京大学获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最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博士学位。

20世纪下半叶经济学领域的所有重大进展，几乎都与芝加哥学派有关，这里出产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公认为“经济学的麦加”。佐利克行长深知，林毅夫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特别重视观察真实世界，继而找寻它背后道理的经济学家。除了林毅夫自身独一无二、丰富的个人阅历之外，他早期在芝加哥大学得到的系统训练，至关重要。

同时，林毅夫参与、见证了一个发展中的中国的经济崛起。林毅夫一方面是一位经济学界功底深厚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施者，佐利克行长坚信，林毅夫的到来，一定会给世界银行带来新的思路和挑战。

果不其然，从林教授就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挑战传统性的思维方式。而他就任的四年，也是全世界经济面临危机的四年。

林毅夫教授给世行带来什么新的突破呢？

首先，他是世行65年历史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其实这个第一，往往是媒体上报道最多的。而世行同仁们一再强调，不能忽略的是，作为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领头人，林毅夫在世界舞台上，以领袖般的人格魅力，打造了一个世行各抒己见、完美的经济学家团队。

在世界经济舞台，林教授是第一位把中国成功的故事，系统解密给世界的中国人。他与发展中国家深入探讨与交流，努力探索着各种可以借鉴、同时又适合他们各自国家，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推动他们各自国家的经济途径。

正如佐利克行长当初所预见的，一位非世行常规背景的人，一定会带来打破常规理念的景象。所以，在全球粮食与石油危机爆发时，当其他经济学家无不认为危机很快会过去的时候，林教授第一个提出疑问和担忧，提出西方工业国危机将起伏不断，而不会渐渐消失，经济会恢复得缓慢；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逐渐增长。当时做出这样预测的时候，雷曼还没有破产，经济学界仅仅看到的是7000亿美元次贷的问题。

上个世纪60年代，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认为非洲比亚洲更有希望，因为，非洲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其次他们很多国家原来都是殖民地，等于直接沿袭了比较先进的体制。但是，四五十年过去了，非洲还是原地踏步，有些地方的产业结构还出现了倒退。世界银行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对林教授来说，非洲是一个最具挑战的地方，所以林教授成为了走访非洲国家最多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众所周知，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65年来，始终轮流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所掌控。所以林教授自然成为了第一位在世行平台上，对以往的经济分析理论提出公开挑战、疑问的首席经济学家。过去30多年，国际经济学界不时预测中国经济何时崩溃，但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崩溃，反而保持快速增长态势，“预测中国经济崩溃的都是著名经济学家，不能说他们不了解经济理论，关键是他们的理论有没有问题？”林教授认为，以往的分析样板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为背景而建立理论依据的。这些依据和模式，并不适合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作出正确合理的评估与分析。林教授在努力发掘新理论下的新解释、依据以及规律。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各个经济体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相互牵连，“蝴蝶效应”愈来愈明显，加之信息工业技术日新月异，世行任期内，林教授也是一位努力把世行研究信息公开化的倡导者与领导者。

世行任职的四年里，除了繁忙的工作之外，林教授从未停止过研究和思考，上任以来他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了《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解读中国经济》、《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和《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框架》等4本英文专著。十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这些书写了推荐语。

另外，他计划在世行任职结束后于今年9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繁荣的求索》，于年底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球宏观新视角》（暂定名）等两本新著，以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理论界、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林教授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颇有争议的《中国的奇迹》，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奇迹这件事情。同样，林教授四年任期留给世界银行的新的换位思考和挑战，不是没有争议和质疑的。然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给经济学界同仁，打开了新的窗口。谁能预料2008年6月林毅夫教授世行任职伊始，国际经济旋即进入变幻莫测的危机，如果当初世行会有人预料到金融风暴如此席卷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的要职，世行还有勇气从一个发展中国家挑选吗？

“真理需要时间来证实。”即使林教授已经卸任，但是，他所带给世行的反思、震撼和蝴蝶效应，将会持续许久、许久。

当然，记者不得不提到，作为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顾问、参与者和见证人，林教授给世行呈现了一个可以借鉴、可以学习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功案例，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对世行来说，与中国的合作是一个最成功的案例！”林毅夫说。

守望“高处不胜寒”

众人眼里，林毅夫教授是风采照人地度过了他的每一个时刻。但是笔者情愿以“一位孤独的探索者”来形容自己相识多年的林教授。

1979年他把生命置于身外，从台湾游到无法预料后果的对岸：祖国大陆。这个决定一定是他在无数个漫漫长夜里，独自做出的。

1987年，当他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在中国物质不富足、学术环境还不开放的环境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这个决定，对当时毕业后无不想办法留在美国发展的许多留美学子来说，更是不可思议。

90年代初期，当他向世界讲述中国奇迹时，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人自己又有多少能想到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将会如此强势崛起？

2008年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在世界经济危机出现苗头，在风雨还未到来的时刻，率先做出与众不同的预测，当时许多经济学界同仁并不认同。

回首林教授的人生，他超前的决策和行动，都是如此英明和智慧。之所以能与众不同，具备超越常人的远景视线，记者以为：

其一：他从来没有局限在自己的立场看周围、看世界。他从台湾遥望祖国大陆，看到大陆同胞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祖国前景和潜力；他来到北京后，以自己在台湾得到的MBA系统训练，突破大陆人的常规思考，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了芝加哥大学，又以对台湾、对中国经历的验证，比较中西经济学。正是他勇敢的超越，才换来了超人般的高瞻远瞩之境界。

其二：林教授曾是军人，军人的磨炼，让他成为一位坚韧不拔的勇士。志向在青少年时就已形成，为此，他勇于面对无法预料的未来、为此他耐住无法言语的寂寞。无论离开可以让他继续“升迁”的台湾，还是放弃原本可以享受安逸生活和研究环境的美国，他所有的付出和抉择，最远离的是对物质生活、个人名利的奢求，最守护的是对理念和梦想的永不言弃。

其三：十年前第一次拜见林教授时，他对记者说：“我是非常幸运的人，我感谢这个时代，正是因为这个波澜起伏的大时代，给了我们许多机会。”记者不能完全排除林教授生命中的幸运成分，比如那天晚上横渡海峡，如果天气、方向感、或者营地查岗有丝毫闪失，也许他的生命轨迹将被改写。

台大有位校友曾问他：“假如当初没有到内地，你现在的情形会如何？”林教授回答：“对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去假设。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努力去工作、去做人。”

其四：林教授对历史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深刻，加之自身的修养和底蕴，这些都给予了他博大的胸怀。他是一位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人；是既可以让自己守望寂寞、专心研究，又可以把挑战和激情放飞到世界舞台上的人。

采访之前，朋友们给了我一些采访中可以提问到的有关中国和世界经济走向的大问题，大家无不期待着林教授挥手指引、让世界经济摆脱困境。其实走进林教授的世界，不难发现，他并不是神。走进世行大楼任职的第一天，他便把自己比作学生，完成四年任期时，他告诉我：“自己仿佛刚刚上完了一个大学！”还在继续学习。不久的将来，人们将在北大朗润园万众楼的学堂上，再次聆听林老师的教诲，内容会多了他从世行归来之后的新感悟。

那么四年世行经历给了他什么？也许来世行之前，林教授以了解中国经济为主，即使试图了解世界经济，也是从中国视角出发。世行之后的岁月，林教授已经站在世界经济舞台，带着对中国经验的认识和积累，重新了解世界。“帮助国内学者及决策者更好地了解国外的经验教训。”这是林教授的心愿。

采访手记

冥冥之中，人生之旅有他的偶然和必然。1979年5月林毅夫从台湾游到祖国大陆，2008年5月林毅夫任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2012年5月林毅夫在世行圆满卸任，即将返回北大校园。2012年本身又是属龙的林毅夫教授的本命年。

在我的眼里，林教授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路线图，他一步一个脚印，开拓着自己的梦想之旅。在此之所以用“完整”来注释，而非完美，因为林毅夫最大的梦想，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谁不想回去看一看自己小时候生活的地方？那是注入血骨的记忆，一生一世！”这是林教授的肺腑之言。加拿大电视台采访林毅夫时，曾经问他：“台湾是你出生的地方，那才是你的家。”林毅夫回答：“不，我的家在内地，因为我的祖先都是从内地去台湾的。”

采访之前，我大量翻阅了林毅夫教授的文献，我仿佛看到：许多许多年之后，我们的子孙会在历史书籍里读到前辈林毅夫的名字，也许史书里会这样记载着——林毅夫，别名林正义，1952年生人，出生在台湾宜兰县，他一生创造了许多中国和世界的第一，完成了许多常人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壮举，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用生命书写传奇的人。也许有一天，林毅夫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组名词，一个经济学界的符号，一个自豪民族的象征，然后成为一组动词，正如林教授在北大100周年校庆时所引用的豪言：“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只要活着，就要赋予生命一个梦想、一种精神、一种使命。

其实作为作者，我是幸运的。2004年北大朗润园万众楼上，林毅夫教授为我的新书《因缘际会》做了精彩的推荐：“陈屹的创作是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最后再进入看山是山的境地。”这是当时我说不明白的心路历程，却让林教授一语道破。十年间，在林毅夫教授经历的三次重要人生转机之时，他赐予了我采访机会。这次采访之后，我希望与林教授继续保持交流。有生之年，如果再一次面对面采访到林毅夫教授时，希望那一次将是林毅夫作为一位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时刻。我们祝福他，我们期待他！

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这些年里，Justin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历史赋予他的使命，非常幸运与他共事。他不仅是同事，更是一位朋友。”

——RobertB.Zoellick（世行行长）

非常荣幸能在林老师世行任职期间，作为他的助理，与他度过许多拼搏的日夜。

林老师，首先是一位充满激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爱的人，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回到家还日日工作到深夜，面对重重阻力，仍不遗余力地推动他的想法。

其二：他是一个不畏困难的人。几年前，产业政策在世行还是一个，林老师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理论也不断受到来自内部外部的挑战。但他从没有退缩，而是通过更努力的研究，积极的学术争论，从理论和实证上完善新结构经济学，现在世行在这个领域不光有了更多的讨论，而且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还开始了一些试点项目，并取得了喜人的初步成果。

其三，林老师虽然是一个专心做学问的人，却绝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将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注重实践和注重实效的精神融入到他在世行的工作中，时时刻刻在探索着如何让自己的理论能够在现实的非完美的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从新结构经济学中对增长的识别和推动的六个实际操作步骤，到和中国以及非洲的同事密切合作，为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谋划策，积极促进中国企业产业升级和在非洲的投资，都是他注重实效工作方式的体现。”

——王斌涛（世行副行长办公室林毅夫助理）

传奇.林毅夫

1994年，林毅夫回到北大，联合多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界人士，共同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曾是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是朱镕基总理和总理倚重的经济决策智囊，也是“十五”计划起草人之一，对中国的经济决策，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去世。他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祭父的申请，台湾“总统府”和“国防部”高官纷纷发表谈话，对林毅夫当年的“叛国”极尽严厉之辞，引起轩然大波，由于林毅夫回台奔丧的问题已被泛政治化，他改变了初衷，最终放弃了返台奔丧的念头，由妻子陈云英代为奔丧。

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来到北京大学，林毅夫被选为翻译。舒尔茨对林毅夫的翻译非常赞赏，回美国后不久，正式将林毅夫推荐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他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父亲林火树给他取名叫林正义，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林毅夫据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毅夫”。

1987年，林毅夫从美国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篇11

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意义在于，它是我们党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在深刻认识与总结当代世界历史进程、发展变革实践经验和人类文明智慧基础上，提出的关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系统的根本观点，科学阐明了发展是以人为本为核心，注重“五个统筹”，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发展这个时代主题上的一次飞跃。显然，它不是一般的学科理论，而是属于世界观范畴的理论体系。因此，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和国际化整个历史进程，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具有长期的根本指导作用。我们一定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创新的高度，来深入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破除关于发展问题的落伍理念和陈旧公式，才能真正提高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反映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变革及认识成果的世界观方法论

同志最近在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军事训练要“围绕推进从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转变这个主题。”同志提出的这个当代世界从机械化条件向信息化条件转变的论点，是对邓小平当代世界主题转变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深刻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基石。所谓信息化条件，就是当今时代的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进程。它是当代世界发展变革、时代主题转变的基础和发动机。它推动着全球经济、产业、劳动、社会、政治、文化等的全面重构，引起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活动方式，生活方式和国际交往方式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从标准化、均质化、物本化的、周期震荡的、激烈冲突的机械化时代，向着个性化、多样化、人本化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开放包容和谐、世界和平合作的信息化时代，不可阻挡的艰难曲折的漫长演进。这都在催动和昭示人们进行思维方式的变革，进行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发展观的创新。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世界历史进程的新趋向、新阶段，研究吸取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进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发展创新，形成了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科学与和平发展等新的社会理念，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因此，我们要深刻地理解和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认识超越机械化时代的水平，充分认识信息化时代世界的根本变化和认识成果，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与时俱进。

提升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把人类社会推向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为其社会本性所决定，它又把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变成为它追逐利润的手段，社会发展被物本化，人成了物的附属物，变为“单向度的人”，生产主义，科学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成了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发展观。于是，人类社会不仅遭受了它推行殖民掠夺、世界战争的劫难，又面临着资源、能源浪费，环境严重破坏，生态日益失衡，贫富差别加深，社会腐败，道德堕落等等问题。尽管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罗马俱乐部、生态环境主义者和未来学家等有识之士就发出了警告，一些发达国家也进行了若干的探索。但是整个世界特别是不发达世界的发展仍然陷入巨大的困境，增长难以为继。这些现展的通病，在走上现代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的中国，也日益显现出来，成为我们发展面对的难题。我们党是一个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政党，对这个关系人民福祉、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积极应对，同时也不必惊慌失措，裹足不前，甚至走回头路。因为我们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制度。由于发挥这种独有的思想政治优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思考发展问题，我们能够科学地借鉴人类发展的经验，深刻检讨发展的进退得失，勇于破除发展的思想的和体制的障碍，适时地提出了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等等反映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实际和体现人民利益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并扎实地逐步地把它们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轨道，展现着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前景。这就是我们党科学发展观的威力和奥秘所在。所以，要真正把握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信心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中探寻现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战略。

世界经济新论范文篇12

一、“世界历史”之路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于《共产党宣言》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再经《资本论》系统而深刻地论证最终完成。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严肃探索和科学论断。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运动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明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实现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动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本质性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同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与人的解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一部世界历史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离开人的解放与发展去谈世界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形成的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人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可以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交往越是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就越是世界历史化。因此，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化的本质性规定。可见，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条件、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归宿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是因为只有依赖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产主义的外壳，而缺乏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

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与人类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其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程度越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离人类的彻底解放也就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应当说，通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意的，而当代全球化的事实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预见和把握，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致性。

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界定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战争贩子。诚然，由于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过过于激进的失误，这里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始终认为生产力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不过是非常态的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的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逻辑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时代的全球主义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途径观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理论以及的和谐世界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充分说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晚年在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学界称之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这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以及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状况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充分认识。恩格斯在他辞世六个月前，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文时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那时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地认为，从法国开始的欧洲1848年革命表明，“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由于这个经济革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从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来看，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一致认为暴力革命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并对拒绝暴力革命的各种思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的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斗争的思想萌芽，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形势的变化，为恩格斯研究议会斗争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宝贵的实践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写成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恩格斯将多年来的考虑和零散提及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不放弃暴力革命准备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开展革命取得政权，把进行议会斗争当作一个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来看待，从而形成了革命斗争新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导言》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性质、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当前的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之所以确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战略，主要是受法国历史经验的影响，历史证明以前的战略错了，现在革命的性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变。

恩格斯认为，首先，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5］其次，斗争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铲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强大推动力；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发展，“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6］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大失败，都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还带来了欧洲两次反动黑暗统治时期，使革命倒退了几十年，而德国党在普选权斗争中却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7］这两者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导言》中认为，必须对过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权争取“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实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8］应当认为，《导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了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现在其1885-1892年间的近20封与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商讨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书信中；在公开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几篇文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200年未发生过的衰竭”。［9］战争只会对沙皇政府或俾斯麦等有利，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至整个欧洲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写到，“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10］恩格斯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当制止，而不应当采取“保卫祖国”或“爱国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还提出了裁军建议，他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未，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11］总的来看，恩格斯认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和平方式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常规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以他锐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这一新阶段的时代主脉。第一，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指明了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其核心主题，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主题。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比之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体性、整体性和紧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体系而独善其身。第三，通过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结果。第四，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外在条件。总而言之，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在其时代观理论所提出的共同发展观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理论及其共同发展观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的和谐世界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及其共同发展观的拓展和提升。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05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此后，“和谐世界”———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新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7年10月16日，“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论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怀，体现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和谐世界”理论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在“和谐世界”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强调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成“和谐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论渊源。

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绝非仅仅是一种外交口号或辞令，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口号，更不是一种所谓“战略规避”的体现。应当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本质、脉搏、趋向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立场，而是永恒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更在实践中践行世界和平主义，中国将一贯地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世界历史之路”也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论

纵观历史，过去200年里，人类有过三次或说是三个阶段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领导者，伦敦和纽约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投资银行和债券融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始到80年代，领导者是美国，主要参与者是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观。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者依然是美国，主要参与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战后苏联阵营的瓦解结束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使分割为两大板块的世界市场重新归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促使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结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信息产业革命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推动并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热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战结束这一因素的催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冷战结束是新时代全球化的直接动因。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全世界超过20亿人口为摆脱贫穷，勇敢加入全球竞争，实乃人类历史之奇观。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新时代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过程发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义普遍历史逻辑的崭新再现。但是，由于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动力、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新时代的全球化以新质，使全球主义在新的实践层面上展开，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内涵。

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内容却有了时代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当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在70年代末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革命，90年代勃发的网络技术再次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信息产业革命作为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革命，目前正以高于、快于工业革命的速率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对于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经济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抱有充分乐观的估计。信息作为新质的生产力，再一次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技术杠杆和根本动力。

几乎与之同时，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了市场自由化浪潮，多年来受到凯恩斯主义打压的自由市场力量在经济中重现活力。此后20多年中，市场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广泛的认同，不仅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东西方集团对峙的两极架构，重新统一了世界市场，为全球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追求实际上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物（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而被纳入世界体系；二战后在两大集团冷战的局面下，全球市场事实上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块，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场。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将市场连成一片，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张，为网络生产力在冷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网络信息技术为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无前例的强大推动，其全球渗透力、覆盖率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市场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已产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质，从而使新一轮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新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趋强烈。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作为对经济跨国关系的政治反应，当代全球化也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作用和权威形成挑战，要求新的治理形式。从全球生态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等复杂的全球系统，均不属于领土国家主管的领域。在全球信息通讯和交通设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许多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组织新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也是国家所无法约束的。当代全球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动形式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

国家权力急待重组和重构，全球治理已上升为客观需要。高于单一国家利益（安全）的全人类利益（安全）日渐凸出。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不仅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发全球危机的负面效应。环境危机、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或潜在风险，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且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摒弃对抗、寻求合作，越来越成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各国家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对于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追求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

70年代以来人类的生态关怀、环境意识、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取向。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

跨国公司的能力超越国家能力；迅猛扩张的国际贸易对调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持续呼吁；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国家权威；全人类的利益（安全）有重于单一民族和国家利益（安全）的倾向；全人类对于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空前上升……这些具有新质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诸因素，代表了新时代全球化区别以往历史上现代化全球进程的崭新特征。由于这些新质现象的出现，当代全球主义理念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全面更新与超越。物质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类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反过来讲，对于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合理张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意义。

从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来看，“世界历史”之路是由这样三种历史逻辑构成的，其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

大工业的世界本性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动力。当代社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本性或逻辑将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其二是交往发展的逻辑。人类的交往本身就是趋向世界性的，而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交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普遍交往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的各民族全面参与的当代全球化及其世界贸易，使交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参与民族，包括中国在内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其参与之众取得进步之大，堪称人类奇观。当代全球化向人类表明，无论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怎么样的动荡、曲折，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人类才会走向光明。其三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向全球化自身逻辑的转变。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作了大量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分析。资本的世界性本性造就了当代的全球化，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高度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的社会化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程度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将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将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正如资本正在向非资本主义的资本转变一样，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正是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这样，初期的全球化由资本扩张的本性所主导的逻辑就让位于全球化本身的逻辑，既由特殊趋向一般，趋向于对特殊民族、制度、文化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