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篇1

关键词：奥康纳；阿格尔；生态危机理论；比较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020—04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本·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并把生态危机理论作为其研究的重心。在总结自己和其他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时，阿格尔明确指出：“出发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最后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批判资本主义，形成关于资本主义主要危机形式的理论，最终提出如何从战略上过渡到未来社会主义的模式。”作为后来者，詹姆斯·奥康纳批判性地发展了阿格尔的生态危机思想。对二者的相关理论进行比较探析，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和深化生态危机研究，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也具有诸多启示价值。

一

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热带雨林丧失、沙漠化、有毒废料扩散、海洋污染、环境健康下降……自近代以来，人类在向自然进军并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也日益严重。在寻求损害环境的真正因素时，奥康纳和阿格尔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由于阿格尔关注的焦点是“消费”，核心性范畴是“异化消费”；奥康纳聚焦于“生产”，核心性范畴是“生产条件”，因而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上两者首先产生了差异。

通过对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形势的分析，阿格尔认为，随着晚期垄断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愈演愈烈，重新研究危机理论成为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正重新研究马克思关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的原本思想。今天的危机理论既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现论形态，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论点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已不再能单独用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了。因为这种危机趋势已经发生了转移，“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转移，需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上，以弥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理论缺陷。

阿格尔指出，不难发现，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不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异化消费已经取代异化劳动成为一种占主要地位的异化现象，“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转变是必然的，因为既然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那么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为了确保异化劳动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同时消除其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操纵广告和大众媒体向人们大肆宣扬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把消费作为人们治疗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的最好解药，最终将满足和幸福的实现引导到消费上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向人们许诺，人们不用担心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商品，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可以无止境地消费。持续增长的“消费行为”不断刺激着资本的过度生产，逐渐成为损害环境的直接根源。最终，由异化消费导致的生态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篇2

【关键词】消费主义抵制适度消费观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

消费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流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化，消费主义思潮传入我国，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不断冲击着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对于这一社会思潮，必须结合中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对其进行具体解读，廓清中国语境下消费主义思潮的种种问题。

2016年中国消费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消费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直至今天，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通过人们具体的消费行为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透过纷繁复杂的消费现象，对今年消费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进行总结。

过度性消费进一步加剧。当前消费主义造成的过度消费表现在数量和价格两个方面。生产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千方百计地向人们推销商品。频繁的优惠促销，绚丽的广告画面，生产商与大众传媒合谋创造出了各种“虚假需要”，导致人们的消费欲望极速膨胀，开始毫无顾忌地占有、消费商品。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一路高歌猛进，11月11日变成购物节，“剁手”“买买买”等流行语形象地反映出了广大消费者的疯狂状态。2016年“双11”交易额再创历史新高，而在这些消费中，哪些真实，哪些虚假，可能连消费者自身都不能彻底分清，他们只是在为消费而消费。另一方面，信用卡透支消费、分期付款的流行使量入为出、谨慎节制的传统消费观被“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观所取代，无限的消费欲望在这一观念面前备受考验，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脱离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和偿还能力盲目消费，只顾眼前享受，最终沦为“卡奴”。

符号性消费的深化。消费主义本身就有非常典型的符号化特征，符号性消费使人们为了商品的符号象征价值而非使用价值去消费。商品生产者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商品共有符号价值的基础上又人为地赋予其独特的象征意义，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将其传递给广大消费者。人们购买不同的商品就是希望通过对商品的占有将它的符号价值转移到自己消费者主体身上。更确切地说，人们想通过这些外物的占有和消耗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产品的品牌甚至价格都可用来显示自身的社会地位。商品符号价值的专有化程度加深以及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使人们可能会同时拥有多个同类产品，随意抛弃或更新仍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造成了对各种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奢侈性消费重新崛起。目前，奢侈性消费集中体现在少数富裕阶层购买、消费各类奢侈品的行为之中。这其中不仅有传统富裕作用对奢侈性消费的习以为常，将其视作高端生活的标志、成功的象征；更有新生富裕阶层在奢侈品消费上的强劲势头，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为了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购买奢侈品。然而，富裕阶层一些炫富性的消费行为却影响到了部分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普通消费者，在奢侈品广告、电商购物以及分期付款的劝诱下，他们深陷奢侈性消费的虚幻梦境不能自拔。当前中国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的实际消费能力，决定了现阶段的中国并不能承受这种近乎疯狂的奢侈性消费，其背后“未富先奢”的消费理念与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消费中的拜金现象日益凸显。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将消费享乐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就越发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导致当前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相互纠缠。一方面，为了获取消费资本，人们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拼命赚钱，在赚钱――消费――再赚钱――再消费的无限循环过程中，人们渐渐体会到了金钱的巨大魔力，“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金钱的力量之大使人们由消费享乐演变成对金钱的痴迷追求后，又发展为对金钱本身的顶礼膜拜，不是人支配钱而是钱支配人，人在沦为消费的奴隶后再次沦为金钱的奴隶。另一方面，在符号消费、奢侈性消M等消费主义的具体表现中，皆渗透着浓重的拜金主义因素，它们背后反映的是人将商品消费与身份地位相关联的扭曲金钱观，价格越高，耗费的金钱数量越多，人也就越高贵。金钱成为商品的衡量标准，最终成为人本身的衡量标准，消费主义的泛滥使人们在种种畸形消费中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价值观。随着消费主义思潮的愈演愈烈，消费中的拜金现象也会愈加深重。因此，对消费主义的抵制必然也要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

消费的两极分化依旧存在。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确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惊叹的消费高潮，出现了过度消费、符号消费、超前消费等现象。然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地区间、行业间仍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这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及消费意愿。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收入水平较高的阶层来说，消费主义的表现比较明显，但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而言，勤俭节约仍是主要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疯狂消费仅是消费主义在中国表现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仍然挣扎在基本生存线上的贫困人群，二者的鲜明对比构成了消费主义思潮在我国的独特表现。虽然消费主义在当下中国还没有为人们普遍接受，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主义势必会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群，对此必须保持警惕。

消费主义思潮蔓延滋长的根源

当前中国社会消费主义思潮的蔓延滋长是多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既有制度的也有文化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消费主义有机会传入我国，商品市场繁荣乃至过剩，为消费主义的生长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些都是消费主义得以在国内社会产生发展的原因。现阶段，还需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进一步挖掘消费主义蔓延滋长的根源，才能为抵御消费主义的不良影响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对策。

当前中国消费主义的蔓延首先是由于消费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消费政策逐渐转变为提倡适当消费，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开始把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置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性地位，实行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居民消费。现如今，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消费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重要作用，大力提倡拉动内需，扩大消费。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性的调整的确为我国经济带来了生机，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消费主义这个副产品。市场的繁荣使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忘记了消费的初衷，一些商家为了获取利润，打着“促进消费、爱国救市”的旗号推出各种打折促销活动，联合大众传媒极力鼓动诱惑消费者，导致中国消费领域出现了一些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非正常现象。

大众传媒在消费主义的蔓延过程中起到了助推作用。大众传媒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和密集的传播网络，成为社会的舆论中心，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越来越受到利益原则的支配，最终成为了消费主义的传播工具。最直观的形式就是广告，抓人眼球的广告语，闪耀的明星代言，吸引着人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消费上。现代的广告不仅介绍商品的实际功效，更将商品与人的地位、价值以及幸福美好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赋予商品独特的符号意义，对消费者更具煽动性。

近几年，大众传媒开始用更加隐蔽但更为有效的方式――广告植入，制造了接连不断、五花八门的消费热点，人们的生活更加彻底地被物质和消费所包围。影视剧、综艺节目中主人公的衣着打扮、场景的装修摆设等各种细节都可以被用来向人们推销产品，即所谓的“某某同款”。硬性的广告宣传和软性的广告植入使人们的生活彻底被物质和消费所包围，无限的消费欲望被激起，人们陷入了消费的环境中无法自拔，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变成了消费。

消费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当下社会愈演愈烈，最终还是要从民众本身消费心理及行为的变化中找原因。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民众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变得敢于消费、乐于消费。如今，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涌流，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个人在消M中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权，只要有钱，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大街上各类购物场所林立，网购更是为众多的消费者大开方便之门，人们终于可以尽情消费，在消费中享受期盼已久的幸福生活，为消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可趁之机。较为严重的是，转型时期社会上少数富裕阶层的消费行为容易成为普通大众向往、艳羡的对象，加上传统中国人“爱面子”心理的作祟，使得普通消费者脱离实际经济能力去追求流行时尚，模仿富人的消费方式，开始一轮又一轮的盲目消费、攀比消费，消费标准节节攀升，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坚决抵制消费主义，建立适度消费观

消费就其原本的意义来讲，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我国正在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消费必然会在个人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吃饭穿衣、购物旅游、社会交往等都是正常的消费行为，不能完全以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方式否定人们对良好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但是，当消费的目的演变为满足无限的欲望，生活的全部意义都只在于消费，人成为了消费的奴隶时，消费就已经背离了它的本质，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消费主义与合理消费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消费主义的泛滥只会使人沉溺于物质享受，精神世界愈发空虚，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统统被抛之脑后，消费成为人生的最高目的。

大量的消费背后是大量的生产，这意味着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消耗，不仅如此，产品更新换代的加速、快速消费模式的流行还产生了大量的垃圾，甚至由于消费过多导致商品的外包装处理都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消费主义的泛滥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此外，自古以来人们有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当前消费领域的两极分化意味着少数富裕阶层占有了过多的社会资源，容易使普通民众形成强烈的失落感、不平衡感，甚至生发出一种“仇富”心理、敌对情绪，这些都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阻碍因素。因此，我们鼓励、提倡合理消费，但坚决抵制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作为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是，消费主义在我国的蔓延则包含着一定的制度性、政策性的因素，不同地区及阶层人民消费水平的差异也说明消费主义在我国并未完全成为大众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两者的区别为我国抵制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我们仍需继续加快构建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人们的消费能力，扩大人们的消费需求，同时要努力提高社会公平正义，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另一方面，必须构建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费文化，引导人们树立适度消费观。适度消费以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为尺度，并且认同人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而提升自己的消费水平，但明确反对盲目追求商品的符号意义，反对为满足无限膨胀的欲望而过度消费。建立适度消费观需要大众传媒充分发挥在消费舆论中的正面作用，加强对公众的消费心理及消费行为的引导，营造协调、绿色、健康的消费氛围。

适度消费观的树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个人的消费行为之中。如今人们在消费上拥有多大的自由，就肩负着多大的责任。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去选择商品和服务，这是消费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消费者还要考虑到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个人与他人的相对均衡以及人与自身的平衡发展，使消费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相协调，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协调，与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相协调，发挥消费对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吴穹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篇3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异化经济扩张性经济全球化解决

中图分类号：N941文献标识码：A

一、全球目前的生态环境现状

根据IPCC的报告，地球表面每十年温度上升0.3℃，这是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大量增加造成的。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海平面上升，严重威胁到了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存环境。面对一系列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寻找一条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途径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党的十中提出，要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提出“美丽中国”的口号，就是要求从环境上建设一个生态美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但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是只靠我国的一己之力就能化解，而应全球各国一起联手，共同保护环境。但尊重生态规律与发展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医治的顽症。因此，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生产和消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其领导下的经济全球化来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其解决途径。

二、资本主义是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

（一）资本主义异化的生产和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的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西方消费主义宣扬“把消费数量和种类日益增长的物品和服务视为至高无上的生活目的的价值观念或文化态度”，把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只用消费数量来衡量自己幸福尺度的一种状态，人们通过金钱获得物品，而获得物品的目的往往满足于占有要保存的物品，而不是满足于占有要使用的物品。这彻底使人变成了物的奴仆，沦为了虚假需要的奴隶。

当代资本主义为了暂时缓解其根本矛盾，往往通过鼓励消费、刺激消费、拉动消费，以及煽动超前消费，甚至炫耀性消费等政策措施来使人们过度消费，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更加放肆地对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对环境进行无所顾忌的破坏。在资本主义中，整个西方世界占世界人口的20%，却要消耗世界能源和物质材料的80%，人均消耗能源和物质材料分别为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

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生产，使资本积累和再循环得以继续进行。异化消费和虚假需要会使资源产生巨大的浪费，使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二）资本主义本质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虽然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已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本质却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积累制度，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这种积累一直靠不断剥夺全球自然环境资源而得以维持，要进行永无休止地积累，就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就会出现巨大的浪费，这也说明了资本主义对自然持一种敌对态度，将自然看作是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从而必然导致自然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产生。

本来因生产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应当计入生产成本，但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资本主义本质的驱使，资本家在每次投资时，总是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并且会获得长久的利润回报，所以使得没有资本家愿意牺牲自己企业的利润来保护环境。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就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及其规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性。资本主义的触手从一个地方伸向世界各地，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所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全球环境的破坏史。

（三）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全球化是生态危机的现实原因。

在资本的驱动下，为了追求利益，资本主义将自己的贸易范围扩张到于世界各地。而保护环境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反。保护环境，是要求过度发展的国家节制消费，要求穷国以消灭贫穷为目标去使用资源，但是，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全球化却要求，过度发展的国家必须更多的消费，因为它们对于穷国而言是关键的市场；相反，穷国必须要减少公共开支，保持低工资并开放本国经济，吸引外国投资。这样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资本主义为了降低成本，促成生产场所集中，造成了城乡之间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二元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发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工业资本在所有权及控制力方面集中化和集结性趋势与空间上的集中化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关联”，在资本主义领导的经济全球化中，二元对立结构的“不平衡发展不仅是工业生产、商业、人口等因素在发达地区的集中，而且也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和原材料的集中榨取，这同时也会使这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基本新陈代谢’遭到破坏”。这一破坏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源方面。表现在资源的耗尽衰竭；第二，汇方面。表现在自然界对污染物和废弃物的吸收。

在二元对立结构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对欠发达地区带来对土地、土壤、植物等的大量毁坏的危害和环境的污染要比发达地区严重得多，并且还导致欠发达地区出现人口过剩、贫困积聚进而加速它自然条件的恶化。

全球化会在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出现全球的区域化分工。资源消耗基地、生产基地和消费基地这些集中化的社会分工给也会给环境带来新的压力。比如，很多生产基地建立在离发达国家很远的欠发达地区，那它们所进口的每一件基本商品在使用之前都要消耗掉数加仑的燃料，这意味着每件商品的背后都承载了大量的环境成本。

生态帝国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直接元凶。所谓生态帝国主义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并对这些国家进行生态掠夺，即生态殖民。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发达国家通过WTO机制和全球投资、跨国公司等渠道，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洋垃圾和倾倒废物，而发展中国家无法有效防止污染转嫁。

三、解决全球化生态危机的途径

第一，倡导生态理性，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的贪图享乐、缺乏责任感的思潮，以及从“够了就行”（enoughisenough）到“越多越好”（themorethebetter）的思想变化，这是造成消费异化和虚假需要的根源，要消除异化消费，必须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树立以更少的生态消耗来过更好的生活这一生态理性原则。同时，全世界的国家一定要联合起来，推动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树立一种新的安全观――共同安全或集体安全，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第二，超越资本主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我们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建立一个以维护生态为基础，又能充分保障现代人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的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不仅要以现代人的需要为中心，还要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目标。“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欠发达地区要优化本地区产业结构和进出口结构。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要转变观念，从单向度的以经济利益为首位的发展方式，向以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为基础的方向转变；由“单一资本结构向以生态资本为基础的，由生态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组成的复合资本结构转变”。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我们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沿着十报告中提出的生态建设要求，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共同繁荣的国家，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建设世界的绿色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齐鲁工业大学文法学院2012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注释：

SchlesingerWH.Biogeochemistry：Ananalysisofglobalchange[M].NewYork：Academic，1997.ed.2.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第494页。

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和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中国文艺出版公司，1988年，第134页。

卫建林：《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第二卷，清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541页。

哈维：《后现代化的条件》，波力第出版社，1990，第180页。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04-305页。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09页。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篇4

马克思认为：“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而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生产只是实现生产目的的手段，离开了生产目的的生产，是盲目的生产。经济学回到需求本身进行研究，也就不再只是需求经济学的任务，而是整个经济学本身现代化的要求，是人的复归的要求。

消费也是投资

消费资本化的根据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一样，拥有对扩大的再生产和再消费的剩余的索取权；只有消费者与生产者在资本层面取得平等地位，才能在生产目的上保持稳定均衡，从而进入和谐产销；消费也是一种投资，消费的倍增，可以对生产的倍增，起到价值实现意义上的平衡作用，从而使生产价值的增值，得到更充分的实现。

我们不能单纯地指望货币和金融系统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应允许或鼓励其他信用方式的中介，介入消费价值的表现。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消费资本化。即把消费作为投资，获得消费资本剩余价值回报，实现消费增值。而消费增值的价值所在，是对社会生产目的的社会化实现。

修正西方经济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将消费与生产作为平等的概念来研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在交换领域，提出了生产的抽象交换价值，但没有提出消费的抽象交换价值，使得消费不可进行社会交换；在资本领域，研究了扩大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而没有研究消费扩大再生产的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对于需求扩张理论缺乏微观基础。

在以生产为中心话语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消费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依附性的，从来没有取得与生产概念平等的独立地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体系本身，在消费话语上存在某种与信息经济大的前提假设不相符合的重大缺陷。具体表现为：生产价值论中缺乏抽象消费概念，生产资本论中缺乏消费增值概念，生产目的论中缺乏自主消费概念。以至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不断表现出“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中心”倾向，造成一次又一次经济危机。

让消费意义浮现

以消费为本的消费资本论，推动经济发展从生产向消费的复归；恢复消费在经济学中与生产的平等地位；并以“回到消费本身”的方式，实现经济学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在此背景下，研究独立的消费理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消费是指消费者通过获得产品、服务和体验而得到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满足的过程。消费价值是指消费本身创造的价值，包括直接动机满足的价值、消费者的社会必要消费时间消耗，以及消费对于实现生产目的的贡献。一种商品是否具有消费价值，取决于这种商品是否具有效用，是否具有满足消费者欲望也就是直接动机的能力。

抽象消费价值，就是消费的交换价值。这个概念的提出，使具体消费的社会意义得以浮现；并且使消费与消费之间，可以产生交换关系，从而为消费增值提供社会化的价值基础。抽象消费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消费资本化设计

消费资本市场，是由实体消费资本市场与货币消费资本市场构成的。它们与实体消费商品市场与货币消费通货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在扩大再生产中获得利润和利息的特性。

消费资本化，首先是在信用形式之外的实体资本市场上实现的。也就是说，消费者从消费的资本化中获得的剩余价值，首先来自实现个体消费，然后才有来自消费资本化系统本身的。消费作为投资而不仅仅是作为交换，可以从消费投资中获得利润。

在具体实践中，消费利润实际来自厂商的剩余价值，消费资本化的利润来源，是消费者与生产者协调利益关系的结果。消费资本化就是在消费货币化基础上，进而进行了消费资本化的制度设计，它是一种具有总供求内在调节机制的制度设计。

解决现实问题

我国的工业化建设，一直是以生产为中心，要加快我国经济从单一的生产中心向消费转移，必须促进消费市场的启动，重新审视并平衡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及时制定政策，引导生产和消费。消费资本论的基本意义就是把消费与生产一样，作为一种具有资本增值的特性重要的经济增长力量，这种理论和基于这种理论下的商业模式，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篇5

“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目前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即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对生态危机原因的考察“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做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同时并未囿于这一对基本矛盾，分析视角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态性扩展到消费的非生态性，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及其自身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一)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社会中严重生态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工业文明时代“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因此，只要能获取利润，资本所有者就会不顾一切的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以资本积累为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适应资本与利润的生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个工业体系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滥用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现象，追求金钱的目标支配着理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企业是以利润为目标指向的，其首要的关注目标不是“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将自然环境作为影响其生产的内生性因素来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因此，“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对利润的狂热追逐必将导致资本的自我扩张和积累，而由于资本对自然界存在价值的低估，以自然和人的自由的破坏来换取利润的增长就成为必然，其后果就是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反映生态的危机，同时生态危机的产生又会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二)物质代谢链条的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生产领域的具体表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自然与社会间的物质循环应严格遵守物质代谢(新陈代谢)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对人的剥削，而且揭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将人及社会经济活动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并且这一物质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代谢。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研究最为系统的是福斯特，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概念的具体方式”，而自然异化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征进行全面批判的核心概念。因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不可逆转性具有重要意义。

蒂姆·海沃德(1994)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学新陈代谢概念“在自然方面由控制各种卷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而在社会方面由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等的制度化规则来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制度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制度体系下的所有制度安排都服务于利润的获得。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物质代谢的断裂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成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可以说，马克思对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分析不仅体现在其对由于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过度“剥削”而造成的人类与土壤之间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而且马克思还将其扩展到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上，并且将其视为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一个证据。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断裂的概念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着物质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后果就是生态危机的产生。

(三)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象。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即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命题。那么，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是怎样由生产决定和强化现有生产方式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现呢?

对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产生，莱斯将其归结为“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指引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其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限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结果是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进一步强化了异化的生产制度，并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而过度生产满足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目的是“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并最终实现对利润的获取。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和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之间互动的一个循环周期结束，紧接着下一周期又会在新的得到强化的生产方式中开始。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消费的“人类生活过程”的含义隐蔽了起来，“消费”的概念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处于异化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也正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使发达工业文明“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都表明现代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以至于消费现象演变为“资本制市场经济社会赖以维持和扩大其再生产的有机构成”，消费已不是单纯为了人们的生存，而是服务并强化资本追求无止境的利润欲望。在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存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于人类基本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生产的根本目的，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变得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也就是说，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必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导致生态危机，消除生态危机的手段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其不再异化。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认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表象、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又做出怎样的解释呢?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是否能实现很好的融合呢?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奥康纳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主要代表)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奥康纳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生态危机的客观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迅速地(或更快地)耗尽了它们的不可再生资源，它们对空气、水源和土地等所造成的污染即便不比其对手资本主义多，至少也同后者一样。”谈及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生态危机的原因，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与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奥康纳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西方引人技术、生产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环境破坏的原因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类似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就此而论，自然退化的原因和后果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同时，“即便不是全部那也是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一段粗放型经济发展史，并没有走以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和高技术生产为基础的集约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共产党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落后、或半地区取得政权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个粗放型的发展时期——资本扩大的投资项目、重工业、巨型能源工程、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等等，这些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早期曾经历过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这是二者的相似性。其次，奥康纳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生原因的不同根源。奥康纳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明显差别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而政治体系上的差别在生态退化过程中及环境斗争与重建过程中都会起到重要作用，这一切就构成了二者之间生态危机原因差异性的根源。最后，奥康纳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消除生态危机的条件。奥康纳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央计划的两面性——一方面消除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中央计划“鼓励进行大规模的生态上不合理的采矿、建筑和工程活动，并将能源的生产和输送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指出，“不论有无广泛的市场机制，中央计划经济一般都可强制企业内化可能出现的各种消极外在物和社会成本。然而，只有党中央计划制定者、企业及政治家和人民都希望它成为现实时，这种倾向才会成为现实”。

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与模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给出了回答。高兹(1994)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而且应与生态理性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生态方式的合理性存在于生态理性的合理性之中。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地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为实现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有效融合，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应是通过生产性正义对分配性正义的替代和废止，用生态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真正融合。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虽然生态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爆发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但从本源上来看，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社会主义生态关系内蕴涵着克服生态危机的因素，生态危机的出现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它带给我们的警示是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其克服生态危机的内生因素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生产关系的构建没有完全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保持一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使其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示

虽然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采取的战略，而全面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实践看，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生态马克思主义似乎失去了解释力。但要清楚的认识到，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出现生态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存在未真正相互适应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运行并未真正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路径进行。因此，现阶段我们不能否定生态马克思主义，应借鉴这一理论中的科学观点指导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第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干预自然的活动是有限的，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共同发展，人类的发展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马尔库赛认为异化自然“已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并且“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因此，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就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构建良好的生态文明观，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实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理性地处理节约与消费、节约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节约与消费之间关系时，马克思认为，节约“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人才能的发展”。同时，马克思在考察节约与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在实现共产主义、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条件下，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即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节约思想的最终目的。在现阶段的我国，存在着对劳动时间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强调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劳动时间的节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人的异化。

第四，正确对待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强调要将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强调社会的计划性。克沃尔认为，当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生态化生产迅速转变成生态生产，在此过程中首先要恢复生产领域中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协调好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根据全社会的整体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最后，在生态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工资和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发挥计划的作用，市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是作为一种有限的理性工具出现的，其调节作用是通过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过程来实现的，其核心作用是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在某种程度上应继续发挥计划的指导性作用，合理的运用计划可纠正生产中的非生态行为，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篇6

【关键词】异化异化劳动异化消费生态危机

异化一词由来已久，从词源上最早指某物通过自身活动与其自身之中的一部分相分离，后者反过来与其自身相对立。在哲学上最早使用它的是黑格尔，他认为自然与人类都是绝对理念异化的表现，稍后持人本主义立场的费尔巴哈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马克思继承二人思想进而以异化劳动概念剖析资本主义的矛盾本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四重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在劳动产品中表现出的人的异化；人同其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劳动异化首先是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本来与人的存在是同一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中，劳动仅仅作为谋生手段而存在。劳动分工使得工人被肢解，成为生产线上的螺丝钉，人的丰富性完整性被分解，劳动过程不再是愉悦的，而是痛苦的。异化劳动是对人的制约和奴役，使人仅仅沦为一种被利用的工具。从劳动成果看，工人生产出的商品越多，他们自身的价值就越低廉。“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异化劳动使生产者与其对象处于对立关系之中，使工人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相分离，工人生产出来的商品反过来成为支配工人的工具，人为其创造物所支配。“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劳动异化还使人同其类本质相背离，并带来人与人之间病态的社会关系。

动物与其生存环境是直接同一的，而劳动将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连接。劳动使人自身存在的自然与人之外的自然相分离，并使后者成为对象性的存在，前者成为其对象的对象性存在，劳动的首要价值在于这种区别性，正是区别性使人类获得了主体性力量。生产劳动是对象化的活动，但是活动的结果却危害到劳动的对象，支撑人类生存基础的自然承担着人对其生存条件的破坏，这种破坏如此严重以至于人类因之陷入生存困境。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取消对象意味着取消劳动本身，自然的不存在意味着人的不存在，彻底的虚无化带来的是彻底的异化，自在的自然并不会随之消失，反倒是人最终取消自身的存在。自然与社会都是循环系统，当人类对自然索取过度，自然将反作用于人类而导致异化，两者之间会出现新陈代谢的断裂，而新陈代谢的断裂导致生态危机发生。存在着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两种物质变换断裂现象，生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强调转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视。作为人宣示自身价值的产物，生态危机反过来揭示并控制人的观念与活动，究根归底是由于人自身的不完善性，人与自然的分裂是人自身分裂的自然后果，这种分裂也确证了人与自然本源上的同一性，确证了人的不自由与局限性。人的劳动是包含目的性的创造性活动，劳动过程置于人的目的性中，而劳动的结果却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异化劳动展示劳动对人自身的否定，确证了人的自然本质，但否定了自然的人的本质。人试图以对自然的统治结束自然对人的控制，结果自然无一例外的报复了人。

在经济理性支配下，资本主义通过意识形态灌输，通过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成功营造出消费主义，通过制造虚假需求鼓励消费，成功的将非必需品不断转化为必需品，将扩张性需求转化为生存性需求。虚假消费与异化消费互为动力，资本主义不仅为消费需求生产产品，而且为产品寻求消费者。人们不是出自真正的需求，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为衡量生活状况的基本尺度。这样的消费主义主导下，人盲目的运用主体力量戕害对自然的，引发自然规律反弹，生态问题愈演愈烈。解决生态问题不仅仅要求改进环保意识，更迫切需要转变消费观念。异化劳动的束缚使人们寄希望于在劳动之外弥补生产中的不自由，消费主义迎合这一需要，以异化消费补偿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越不自由，在消费中就越会出现貌似自由的依附性。莱易斯指出，人们在异化劳动中享受不到不到真正的劳动尊严，于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特别是消费领域加以弥补。资本主义迎合这一需要，创造出虚假的幸福概念，将幸福与消费等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脱离了真实需求而陷入编织的谎言中，在毒害自然的同时毒害自身。传统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难以为继，面临死亡的判决。而异化消费及虚假需求的满足缓解了紧张的劳资关系，整个社会满足于资本主义提供充足物质的虚假幸福之中，丧失了警惕性，使资本主义重新获得合法性，无疑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但是，异化消费构成资本主义人的全面异化的一环，实质上以物的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最真切的关系，只是相对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生命，而必将以更的激烈方式埋葬它，生态危机的出现宣告了彻底的毁灭。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引导人们关注消费领域之外的人生价值体现。消除异化消费需要消除虚假需求，最根本的是消除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把消费限制在真正必要的地方，而将自由时间用于自由自主的个人创造性活动中，以自由的生产而非虚假的消费实现人的解放，换言之，异化劳动压制人，自由劳动解放人。

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道德、经济无不存在着异化现象，异化劳动是其他异化现象的总根源。技术异化本质上也是劳动异化，异化劳动割裂了人和技术，使技术逐渐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人的对立面。技术既是引向异化深渊的工具，也是人类借以实现自由的条件，这些都应当在技术之外，在技术的社会应用中实现。消除异化劳动的根源，也就实现了技术合理运用，限制经济理性，改变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消除了技术同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的总根源，也是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产生异化劳动的总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这一传统论断，看到了自然系统的异化根源在于社会系统的异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2]。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生态危机，问题被转换到不是人们的行为而是支配人们行为的深层因素应该对生态危机负责。生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到自然的反叛应在社会背景中寻求突破，对自然的解放是人解放自身的先决条件，而改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首先在于恢复社会系统的生态平衡。

关于生态危机的解决，高兹着重刻画了资本主义下的消费异化现象，将消费与经济理性相联系，将异化与消费相结合，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主张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以更好更少代替更多作为原则，限制经济理性的适用范围。莱易斯主张关注中心重回生产领域，消费不再是唯一的衡量生活的尺度，人们在消费之外有着众多的选择，通过非等级制的联合体结构组织劳动生产，个人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真实需要的权利。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而不是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主要危机。生态危机导致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丰富的生活理想一定会破灭，因而反过来促使人们要求现实变革的理想，促使人们对它进行深刻反思，这被称作“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阿格尔进而提出以生产技术的分散化、生产组织的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等措施消除异化消费和背后的整个异化现象。这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侧重关注社会分配性正义相佐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力。

异化劳动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内在环节。以异化理论为基点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之维，无论对生态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其作用都不容小觑。

参考文献：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1篇7

论文摘要:主观价值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根源—反马克思主义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本文还对主观价值理论的产生发展历程和理论缺陷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并提出应该批判与借鉴主观价值论，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主观价值观念，即效用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与劳动价值思想同时出现。边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观价值论的哲学基础。17世纪英国的巴尔本就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论文百事通18世纪中叶，瑞士数学家伯努里提出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为边际分析开了先河。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1778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孔迪亚克所谓的效用是消费者基于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可以说孔迪亚克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孔迪亚克的这种经济思想迅速地传播到法、德、英等国，并得以深人和发展。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价值看成人们对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效用价值论仅缓慢发展。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英国的劳埃德被认为是明确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决定的第一人。爱尔兰的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成本和边际需求的概念。法国的古诺较多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并且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德国的屠能也使用了边际分析法，并对马歇尔产生重大影响。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1854年发表的《人类关系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主观价值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并独立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首先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几乎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变革。他们认为价值具有主观性，从而把经济财货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替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主观价值决定客观交换价值。奥地利学派在考察价值尺度或主观价值量的测定时，出了边际效用量决定财货价值的规律。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效用价值论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效用理论。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

一、第

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理论“摆脱”了“主观感觉不可计量的批评”。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则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和支流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价格论的创立可看作是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马歇尔在其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相关的价值论进行了综合:他将效用价值论当作需求的基础，通过需求价格的引进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将生产费用当作供给的基础，把实际生产费用看作是劳动的“反效用”和资本的“等待”的总和，通过货币生产费用的引入，在边际生产成本递减的基础上推导出供给曲线;然后，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后来，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而最终的集大成者是萨缪尔森。

二、主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主观价值论的政治根源

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产生的政治根源。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题，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而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已经不能满足大资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末，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在理论内容上把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他们借助于当时的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将心理分析引人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按照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或每增加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东西，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乃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继承了其辩护性的固有传统，表现在更加敌视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定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这样一来，商品的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

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古典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己经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其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优越性。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光大。即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人获得最大的产出(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一问题实际上又是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即社会对既定的资源量，企业(个人)对既定的资源量如何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于是以理性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为前提，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始终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标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它从需求和效用角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原则，研究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和产品在生产与配置中的最优数量和途径问题;从微观层次，通过对个人消费者、单个厂商的行为分析，寻求单个产品市场的均衡问题。

总之，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从其发展、演变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劳动，以效用解释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和辩护的特征。

三、对主观价值论的评价

(一)主观效用价值论的错误与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一笔抹杀了价值范畴的社会规定性和客观性，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和剥削性。不仅被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色彩。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论体系中。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的效用(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为前提，其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价值由其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物品主观评价达到均衡的结果。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主观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几点:(1)效用不能计量。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反了确定交换比例的原则。因为，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是千差万别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没有也不可能用基数或序数来计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无法计量的。(2)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因而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相应地，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现实情况表明，凡是参与交换的商品，都必须有明确的价格，不存在没有交换比例或价格的交换活动。但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却不能在交换中确定，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做出评价。至于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足够数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结果。但事实是，消费者在消费他通过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边际效用混同于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实体，并以此错误的理论基础来证明其系统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就使整个理论推理过程充满矛盾、混乱，使得“边际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走人了死胡同。新晨

(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借鉴作用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借鉴

一、生态社会主义环境伦理思想及其评价

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颇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孕育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绿色运动，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一个派别，并在90年代成为引人注目的左翼社会思潮；其基本出发点是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补充生态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本成因及其性质，探讨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和方式，阐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相互关系，力求找到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方案和途径，以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和原则去解决当今时代的新问题，在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工业主义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如莱易斯的“异化消费论”、高兹的“生态危机论”、基尼乌的“生产力论”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的惟利是图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引起了生态危机。他们还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各自是对方的一部分，通过对方来界定自己、展现自己，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人类作为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能拒绝它的内在规律，必须承认外部自然的优先性，同时人类又可以作用于外在自然界，这种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构成了人与自然日益统一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种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与早期的思想相比，显得更加现实，理论更有整体性。但因其不能也不可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其理论视角、研究目的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方法都不明确，在关键时刻还暴露出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虽然生态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针砭时弊，特别是其环境保护意识和措施符合时代要求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关心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强调人类要与自然保持一种平衡协调发展，主张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和行为方式都应注重生态性、系统性原则，保证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他们把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力图开辟一条既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又能保护人类生存的绿色环境的途径。

二、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这些折射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一）认清国情，树立危机意识，培养全民族的生态意识

把生态破坏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生态危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有所改善，局部趋于恶化，仍然存在严峻的挑战。其一，资源总量相对短缺，人均占有量绝对不足。据统计，我国人均耕地0.1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量2257立方米，为世界水平的27%；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人均森林面积仅有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其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城市垃圾清运量由1亿吨上升到1.8亿吨，其中只要少数经过无害处理；城市大气污染普遍比较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3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8.2%；退化、沙化、盐碱化草地总面积达135万平方千米。德国绿党早在其理论声明中警告我们说：“人类理性可以干预自然平衡，但没有任意改变自然的权利，我们必须意识到和承认保护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是基于它自身的价值。”[1]因此，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认清当前国情，树立危机意识，增强生态意识。为此，我们要教育先行，要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更多的环保知识、环境伦理方面的课程，不仅要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提高他们的环境道德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为缓解我国日趋紧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

（二）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首先，应确立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生态社会主义从主张“稳态经济”到经济适度增长的转变，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适度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经济增长并非越快越好，超越国力及环境承载力的经济增长，不仅会造成经济超常波动，而且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而增长速度过慢，也不能为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而会带来诸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党和政府在制定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计划时，既要努力避免经济发展速度过慢，又要注意防止经济过快、过热，力争将发展速度定格在一个理性的发展水平上，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其次，实行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积极采用多种手段保护环境。现代社会，环境日益恶化，资源逐渐枯竭，生态危机严重，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我国的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实行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把解决浪费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率，科学、合理、综合、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创造条件，开发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来取代已经接近枯竭的稀缺资源。一些发达国家已大量开发太阳能、风能、沼气等新能源，我们应加以借鉴。

第三，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发展第二产业，这必然造成资源、能源的紧张，影响生态环境。而资源、能源消耗少、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第三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和一些发达国家比，差距很大。因此，为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的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改变以前高投入、低产出和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降低其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三）倡导绿色消费观，培养绿色消费者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普遍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幸福程度的标准，这种异化消费观是人性扭曲的表现。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自然的可承受力是有限的，为克服二者的矛盾，必须走出这种消费观念的误区，在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性原则下规范消费行为。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舒马赫“小即美”的思想，且不论以这种思想来指导生产是否合理，但若将其在消费观念上做一适当的引申，不无深刻的现实意义。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要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消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初露端倪，甚至在某些群体中甚嚣尘上。一份统计报告说：中国人每年喝掉的酒有两个西湖，用掉的一次性筷子相当于一座大兴安岭森林，抽的烟一根一根接起来可绕月球转150圈，这种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就显得刻不容缓。当前应努力避免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尤其应抵制以浪费为荣、互相攀比的风气，杜绝以“大”为美，倡导一种适度的、“绿色”的消费观。这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际性消费新潮流，是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鼓励人们崇尚自然，节约资源，追求健康、文明、舒适的生活方式。同时，绿色消费要求消费者培养绿色意识，购买绿色商品。据专家预测，我国目前有近200家企业、40多大类、500多个产品获环境标志认证。政府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以保证绿色产业的健康发展，绿色消费的顺利实现。绿色消费不仅是一种消费模式，更要成为一种制度。作为个人，消费者应该提高自己的绿色意识，自觉购买获得“绿色产品”标识的产品，自觉抵制使用一次性用品。

综上所述，虽然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并非完全正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甚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但毕竟提出了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资料，表达了“对地球以及对人民、组织和政府正在与之斗争的相互连接的生态和经济威胁的共同的关切”。[2]剔除其消极影响，吸收其积极主张，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乃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十六大报告已经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指明了发展思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我们要大力开展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力求避免生态灾难，在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篇9

关键词：环保人士；类别；消费特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X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69-01

1中国环保人士的起源背景

中国环保人士是伴随着中国环保主义运动的产生而出现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关注掠夺式的采矿、森林滥伐、工厂烟雾、广告牌和废弃物，以及休闲机会的损失和由于受到脏空气、脏水和化学品污染的食物对健康引起的问题等。

1978年，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标志着中国环保人士的正式诞生。1992年，北京签署了里约地球峰会之后，环保主义运动在中国更加热烈地展开，并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由此，中国的环保人士队伍也进入了快速扩大化的时期。

2环保人士的类别及消费特征分析

根据不同的标准，环保人士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1）主流环保人士与新环保人士。

这是根据环保人士对产品价值链包含的绿色长度的不同认知来进行划分的。主流环保人士认为，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消费，只需要将目光关注在最终的绿色产品身上即可。他们没有考虑到在产品的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购买的产品是否比同类其他产品消耗了更多的资源；而新环保人士则认为，绿色产品的整个产品价值链上都应该包含“绿色因素”。他们购买的产品除了在最终的用途上能够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外，在其生产和配送过程中，与其他同类产品相比，应该是消耗了最少资源的产品。

（2）节俭型环保人士与时尚型环保人士。

这是根据环保人士对环保与时尚关系的不同看法来进行划分的。节俭型环保人士他们反对过度消费，抵制奢侈消费，环保人士中的部分素食主义者即是此类环保人士的典型代表。

而时尚型环保人士认为，环保与时尚同样能够结合起来，对于将环保与奢侈结合起来的新奢侈主义从不避讳。他们一方面选购环保型的绿色产品，另一方面也追求时尚型的生活。

（3）个体型环保人士与组织型环保人士。

这是以环保者的组织程度为依据来对环保人士进行的划分。个体型环保人士指的是没有参与任何环保组织的单个民间环保人士。此类环保人士的环保行为往往是自发的，随意的，且由于易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具有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组织型环保人士指的是参与了某个环保组织的环保人士。该类环保人士的环保行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持久性。由于环保组织在社会环保运动中有比单个个体更大的话语权，能够在社会上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它往往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到环保运动当中去，从而形成环保行为的规模效应。

（4）单环境型环保人士与综合型环保人士。

这是以环保人士对环境保护内容的不同看法来进行划分的。单环境型环保人士是指那些将环保注意力仅仅集中于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物种保护等方面的环保人士。动物保护者反对滥杀动物，拒绝吃肉类食品，抵制动物皮毛制品。林木保护者爱护绿色植物，反对一次性筷子的生产和使用，积极倡导回收纸制品。他们的环保行为具有唯一的环境相关性。

综合型环保人士则将环保运动的焦点集中在生态环境及其之外的地区文化和社区保护上。青海省的雪域三江环境保护协会的藏族领导哈西――扎西多杰，在2002年北京举行的一次非政府组织论坛上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而且决策过程“应该有当地民众参与”。

3环保人士的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3.1个人因素分析

(1)年龄和性别影响环保人士的消费行为。

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显示，在环境认知、环境问题严重性评价、环境意识方面其积极分子均以34岁及以下人群为主，但在环保行为方面则其积极分子则以24岁及以下人群为主。这说明，中国环保消费行为集中于青少年身上。

同样的，性别对于环保消费也有一定的影响。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加关注绿色运动。

（2）环保消费在城乡人群上的差异。

由于目前环境保护宣教更多地以城市生活为基础，还缺少适合农村生活的宣教主题、宣教内容和宣教渠道。农村环保行为集中于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和植树绿化，而城市居民的环保生活方式，典型表现为购物时特意不使用塑料袋、将家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购车时特别关注油耗指标等。

（3）收入是环保人士实际购买选择的重要制约因素。

由于绿色产品在定价时要把保护环境所支出的成本纳入其中，所以价格相对较高。许多环保人士有时候由于收人的有限，对于环保性购买显得力不从心，在实际作出购买决策时，有时实用主义就会占上风。

3.2心理因素分析

(1)选购环保产品是环保人士消费时的激励因素。

环保人士在消费产品和服务时，并不只注重基本功能的实现，他们开始追求超越“物质”的生活，向往美好的生活品质，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关心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的、协调的发展。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来看，环保产品的环保特性是环保人士消费此类产品的激励因素。产品只有具备了不对环境造成破坏，尽量减少资源消耗的环保特性，才能够让环保人士在消费过程中感到满意。

(2)学习对环保消费行为的产生、强化有极大的影响。

人们环保意识的产生和环保消费的实践行动，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损害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二是环保知识的普及推广，全社会对环保运动的推动，提高了消费者在环保方面的素质；三是消费者的个人环保消费经验的积累，从中感受到环保消费对自身和社会的好处。

根据以上对我国不同类型环保主义人士的消费特征及对环保人士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企业应当在今后的营销活动中注重对环保生活方式和环保消费的宣传，并进行有针对性的环保产品研发、生产、配送和销售。

参考文献

［1］卢风.论环保理性的建立――对消费主义与环保主义两种心愿的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3，（4）.

［2］李立红.对消费者购买动机的分析［J］.商业研究，1998,（2）.

［3］青平，李崇光.大学生环保性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J］.绿色经济，2006,（4）.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1篇10

关键词:经济发展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态文明

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首先当归之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种种非生态化的经济决策和行为，而思想根源则要归结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决策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的错误观念及其影响，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二是妨碍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确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

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1]，其中的“物”就是指金钱、资本、财富、土地、机器设备等物质利益因素。实际上，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求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利益最大化、无情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也都鲜明体现着这一特点，它们作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直接在决策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引导经济发展走向非生态化的误区。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基本宗旨和原则，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其紧密相伴的还有自由竞争原则，因为奉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结果，必然要允许和鼓励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单纯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竞争制胜为目标，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家们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凡事围绕利益需要来决定取舍，对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工具理性看来，对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源不加以最大限度的掠夺和利用才是愚蠢。如此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必然要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对抗程度的加剧。事实上，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引导下，传统经济模式在20世纪最终演变为一种“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利益最大化原则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导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狭隘发展观，以及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测试标准的GDP政绩观，盛行于世，并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当然，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唯利主义盛行的原因，也涉及到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但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于利益主体的决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对于那些奉行“赚钱第一”的利益主体来说，唯利是图、无情竞争的价值取向才是第一位的抉择。事实上，即使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仍不时出现企业出于赢利和竞争的需要仍然昧着良心向环境排放高污染物的事件，如1953-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例。1956年，日本氮肥厂医院已经发现水俣病病因与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有关，但厂方却责令厂医院严加保密并拒绝承认事实，当地政府也基于利益考量而极力反对公开事实真相，直到1968年氮肥厂才停止排放废水，12年时间里致使水俣病在当地不断蔓延，受害人数多达上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可以说，缺乏生态伦理规范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竞争原则，因其往往不考虑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的利益，不考虑子孙后代、其他生命以及自然界的利益，因而是不公正的[2]，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还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生态危机

随着20世纪初福特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广泛应用，加上借助大众传媒、分期付款等营销手段的种种创新，消费社会逐渐在美国兴起，特别是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使得二战后消费社会在西方普遍兴起，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其伴侣的享乐主义已取代传统消费观而成为普遍流行的主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力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从生态文明角度看，消费享乐主义引导消费大众进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等，使经济模式演变为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它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真实需要无关的时尚、地位、身份等符号价值，追求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许多虚假的需要，如“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3]，直接将国民消费欲求引向物质主义的歧途，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使得消费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4];而且它也导致大量污染性垃圾的产生和排放，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它还造成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等文明异化现象，导致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贫乏和空虚，如美国学者指出的:“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5]。[Www.]

可以说，作为经济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享乐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利于环保、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物本主义消费观，反映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而且，过度偏向于超前消费，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毕竟是畸形的，难免无穷的后患。如美国在2008年秋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虽直接起因于华尔街少数金融商的贪婪造假行为，但究其深层原因，美国长期实行的超前高消费、低储蓄和高借贷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难脱干系。从科学发展观来看，惟有绿色、适度、均衡、可持续、有节制、崇尚精神追求的消费，才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赢，但这一点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未免是一种永难企及的奢望。

(三)西方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在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作为全球化运动领导者的西方强国，却从决策到行动都将维护和发展西方强国经济利益为中心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价值导向，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这导致在全球化经济上出现种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的不公正现象，诸如:在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不能合理考量发展中国家利益，片面维护西方强国利益;倚仗其资本和科技上的优势，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公正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反倾销政策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等等。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上的体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其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之中，这突出表现为西方强国在环保上的不负责任、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公正，以及设法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拿温室气体来说，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却一直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普遍存在着富国消费过度、穷国消费不足的现象，据统计:占世界不足1/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地球资源的2/3，制造了4/5的垃圾和污染物，仅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就消耗了地球资源大约35%。富国对穷国输出工业垃圾，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是由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的;按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国外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正在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场”。近十几年来，也有成千上万吨难以统计的“洋垃圾”以各种形式运进中国，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些西方企业还到一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既利用了他国资源，又逃避了生态责任。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在直接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四)狭隘功利主义导致科技成果的非生态化滥用

近代科技革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的辉煌成就，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使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也使得科技创新观念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这种重视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却明显缺乏环保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讲述生产力的教科书来了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是生产力中第一要素等众多论述，但绝难找到环保、节约资源的思想。它实际上是将大自然看作是要用科技力量予以征服和改造的敌人，是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手段，而不是予以保护、关怀的对象，反映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科技创新上的狭隘功利主义，根本不顾及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在这种狭隘的创新功利主义影响下，企业研发往往不考量环保、资源、卫生等因素，缺乏关于新产品、新技术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前期研究，结果导致科技成果被非生态化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和使用氟利昂而导致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就是一例。

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已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导向，一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回收等方面很重视环保和节约，这是生态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从社会制度上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等矛盾的解决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现有资源的公平分配，这在以私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制度障碍。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支撑。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也有着相当的错误影响。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而价值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用、意义的价值性认识。对于人类成功的实践活动来说，二种认识构成一种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着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事实认识上看，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思想误区，就在于未能认识到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近代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在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上的承载力是无限的，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前提，具体体现为所谓的牧童资源观。它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辽阔的草原，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人类经济活动则像是牧童在草原上放牧，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对地球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依此还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而且该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大，因而不必考虑环境问题。牧童资源观客观上为传统经济模式在资源开采和向环境排放工业垃圾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以“三高一低”作为其突出特征，结果导致传统经济在20世纪终于趋近到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并产生如下严重后果: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严重短缺，若干资源濒临枯竭;二是因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垃圾，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危害生命健康的大垃圾场。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事实认识上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通常表现为利益主体对于环境和资源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事实认识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抹煞，以及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予考量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等现象。虽然从哲学上说，事实认识一般构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基础，但现实中人们若发现事实认识不符合其价值或利益要求，往往可能不予理睬，甚至加以歪曲。如列宁就曾引过一句著名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价值认识上看，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思想误区则在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将自然界则看作可以任意肆虐、奴役、征服的对象，将人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自然事物价值的根本尺度。从历史上看，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对于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它把人类的主体性片面推到极端，也造成了重大思想缺陷，这包括:盲目藐视大自然，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主仆关系，忽视了人类的起源和自然属性;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待野生动物，缺乏关怀其他生物的生命伦理意识;盲目崇拜和滥用科学技术，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采取人天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方法，缺乏从整体、系统、互利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等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价值认识的非生态化影响，突出体现在利益主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持和强化上，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取向，就支持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资本家利益阶层往往以人类利益的代表自居，但实际上，在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它代表的其实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体现的是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利益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导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盛行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只知道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探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就难以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潜在心理动机上深刻把握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层社会思想根源，从而使认识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因而也难以为有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生态化的积极因素，如绿色和平运动、环保公益活动、家电回收利用等，历史上最早的生态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我们应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公害事件而产生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来认识、学习和借鉴[6]。[hi138\Com]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余谋昌.生态伦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48.

[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6.

[4]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30.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

【关键词】消费社会；角色认知；消费者；责任

20世纪西方社会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化、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使得消费者的购买力获得极大地提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先后步入了“大众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随着全球化浪潮和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加深，在我国的部分大中城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消费社会特征已经初露端倪。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形势将扩展波及到中小城市甚至农村消费市场。

一、消费社会背景下我国消费者的自我角色认知

在消费社会背景下，从需求的角度看，国家本着经济发展优先的政策，因此对于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十分看重，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得到极大的鼓励，购买力也在不断提升，从供给的角度看，商品供给空前充裕，企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联合大众传媒不断刺激消费者的各种消费欲望，使消费者的角色认知与传统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目前我国消费者主要表现为如下的两种角色认知：

1.消费者上帝论。这种消费者角色的认知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方面对自身与企业的相对权利和地位的认知。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企业面临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因此消费者对于企业而言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作用。企业在生产、销售等方面日益重视消费者的重要作用，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甚至利用营销的功夫来取悦消费者，因此“消费者就是上帝”成为消费社会广为流行的口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和以往相比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商品、公平交易等权利，不再像商品不充裕社会那样，缺少自由的选择权。而伴随着物质的日益充裕，消费者也越来越认同这种观念，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消费主体，消费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2.消费者论。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从他开始，人成了世界的中心，一切由人出发，一切服从于人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自然界就只能作为人的实践对象和满足实践需求的对象而存在[1]。消费者论正是以此为依据，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认为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关系中，生产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意愿来进行生产，消费者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它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理论得到极大认同，人们越发认为消费权利至上，使消费者的欲求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鼓励。

二、对消费社会下我国消费者角色地位的深层解读

随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以及企业和大众媒体的推演，上述探讨的“消费者上帝论”和“消费者论”已经成为我国消费者两种主要的自我角色认知，但是，实际上消费者的地位并不如此乐观，消费者的自我认知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下面是对我国消费者角色地位实质的分析：

1.真正的劣势地位——对消费者上帝论的驳斥

虽然我国绝大部分市场已进入买方市场，但消费者在市场中具有天生的弱势地位，而且我国在经济领域的立法也相对滞后，导致“消费者是上帝”在很多情况下是消费者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面对垄断行业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即使是非垄断行业消费者也存在着资源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不对称等种种的劣势[2]。近年频繁出现的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证明“消费者上帝论”只是一句美好的口号而已。

2.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利用工具——对消费者论的驳斥

由于消费者思想根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因此，伴随着消费者思想的渗透，消费者对自身的主体地位日益认同，认为自身相对于他人，相对于社会、相对于自然，均是处于主导的主体地位，消费的自由权利不涉。而这种消费者的意识，由于忽视了伦理道德的约束，变得越发的危险。它为人们不受制约的追求自身消费欲望的满足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提供了借口，使人们欠缺对自身行为后果的自省，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经济活动中非伦理现象大量滋生。由于消费者缺乏对自身消费的道德考量、缺乏理性的思考和公平正义的判断，被物质消费欲望所束缚，精神领域却日渐贫乏。人类在消费上的无度而导致的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人类消费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3]

三、我国消费者自我角色认知的重建

在消费社会背景下，消费者应该认识到“消费者上帝论”和“消费者论”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建立起对自身角色的正确认知，努力塑造自身成为责任型、智慧型的消费者。

责任型消费者角色认知。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论得到极大的认同，但是这种极端强调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模式，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理念，从而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消费的理想模式[4]。根据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在消费者享受消费自由的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承担相应的消费责任和义务。消费者的责任主要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实现消费公平正义的责任。消费的公平是指每个人在行使自己自由消费权时，以不影响他人消费和整个社会消费等为前提。主要涉及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涉及当代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一国内部当代人之间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上的公平问题。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利用自然资源消费方面的权利极不平等。即使在我国，目前消费不公现象也普遍存在。穷人和富人、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在消费方面无法拥有平等的权利，富裕阶层的奢侈、炫耀、浪费消费等享乐主义消费行为大行其道。而作为负责任的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应该意识到自己对资源的过多占用就是对他人的掠夺和不公。代际公平是指人类代际间对消费利益的享有也应该实现机会上的均等。当代人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感，从根本上转变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观念，在利用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子孙后代赖以健康生存和正常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5]。（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追求合理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做到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系统的绿色消费。每个消费者都应该在消费时对自然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杜绝不必要的奢侈浪费的消费行为，从而间接成为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者。（三）优化社会文化环境的责任。消费价值观、消费习俗是一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价值观和人们消费习俗的良性变化，对一国的社会风气的净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消费者应该警惕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避免过度追求享乐主义、物质主义，避免只追求物欲的满足，而忽视精神境界的提升。在消费时，弘扬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悲天悯人、敬畏自然的传统消费文化理念，为社会风气的净化做出贡献。

智慧型消费者角色认知。在消费社会中，虽然“消费者是上帝”，“消费者论”充斥我们的视听，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消费者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消费者应该理性的看待自己的角色地位，塑造自身成为智慧型消费者。智慧型消费者主要表现在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两个方面。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源于消费者对自身弱势地位的理性认知。现代企业与单个消费者作为市场主体在地位上的不对称日益加剧，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经常出现。消费者应该坚决抵制和揭露各种侵害自身权益的事件，熟悉各种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渠道和法律，积极的进行自我保护。消费者的自我约束主要是指消费者应树立适度理性的消费观念，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发展。适度消费就是适当合理的消费，既包括数量上的适度合理也包括质量上的适度合理。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消费欲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刺激，传统的节约、朴素、居安思危的消费思想普遍被摈弃，取得代之的是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我国城市消费者、年轻消费者和中高收入消费人群表现尤为明显。然而这种无度的消费已经背离了人的需要、幸福等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容易使人逐渐在消费中失去对自我的掌控，沦为自身物欲的奴隶。无度的消费更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适度消费的观念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责任意识和对自身人生意义的理性把握。

参考文献：

[1]徐新.现代社会的消费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符国群.消费者行为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秦鹏，黄学彬.消费者质疑——种环境伦理下的人文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2006（1）.

[4]陈启杰，田圣炳.论从消费者到可持续消费的转型[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10）.

消费主义的根源范文篇12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启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21-0062-02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人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打造生态文明社会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衍生而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学理论、生态环保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于一体，对当时生态环境失衡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关生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为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和研究。

一、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现状

我国的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却非常稀少，未来我国的发展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受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加强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我国给予了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足够的重视，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措施，但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我国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实际，其中仍存有很多问题：一是，粗放式经济增长。所谓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是指单纯地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提升产值，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对资源、能源的消耗量非常大，但是取得的经济效益却相对较低。这种模式下的产业结构尚未得到最优化，资源配置也没有得到有效整合，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的稳态经济模式，采用小规模技术实现生产的分散化、民主化，继而取代工业社会的过度生产模式。在我国这种经济模式更适用于那些传统产品、手工制品等较小规模的产业；二是，非理性消费。过度生产导致很多商品的数量远超于人们的需求数量，企业了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加大了广告宣传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造成了人们的非理性消费，无形之中加大了资源环境所承载的压力。非理性消费不仅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还引发了一系列的过度生产、过度消费等一系列的问题。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涵括的主要内容

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成以来，它一直将视线聚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危机为主线，重点就生态危机的起源以及应对方式进行了探究，为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根据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认识，我们大致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归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述了生态危机。所谓的生态危机是指人类在进行某项活动时，由于不当行为而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最终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视域下人们错误的价值观和技术观，而造成生态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错误的控制自然观念；二是，论述了异化消费。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异化是随阶级共同伴生的，它是人类的生产与人类生产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类的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的主要根源归结为社会私有制。异化消费是让人通过消费的方式来补足生产劳动中所受到的创伤，且常常是获得报酬补足的劳动生活，使人们在单调乏味的生活中利用消费来寻求刺激和满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异化消费进行了批判；三是，论述了稳态经济。稳态经济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阐述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它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生态危机提出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解决生态问题的有效策略。稳态经济模式是维系人类生存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模式，强调了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平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倡导下的稳态经济要求我们将自然资源消耗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维系生态系统平衡为基础，减少生态环境污染，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启示

作者结合上述对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现状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涵括内容的认识，归述了以下几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启示，以供参考。

（一）推行科学发展

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属性，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才是引发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必须要理性地运用科学技术，尽量消除科技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应该利用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新能源、新技术的发展，进而保护生态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学技术应作为一种有效治理生态污染的手段被使用。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实情况，即无论是生态环境建设、治理，还是自然资源保护、利用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具体而言，现阶段我们需要做的绝不是限制科技的发展，而是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发展绿色技术、节能技术，利用先进技术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改善低产出、高消耗、高污染传统产业的技术环境，逐渐减少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环保型产业以及地能源、资源消耗产业的发展，为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技术环境，在技术层面上完善我国生态文明社会相关建设。

（二）发展生态经济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势必会影响生态平衡，继而引发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要求我们必须要控制经济增长，发展生态经济。众所周知，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生产不断扩大的过程。但是按照以往的现代化建设模式来看，扩大生产就意味着财富增长，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人们期望通过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这种以发展为目的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最终导致过量生产、过度发展引发了更大的生态危机，使人类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时至今日，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要依靠经济发展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但发展经济并不可盲目而为，需要我们以保证人类的正常生存为前提。因此，我们应该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着力于传统生产模式的优化和调整，科学合理地处置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方位考虑经济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对传统经济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转变传统产业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积极探索新型产业模式，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从而为人们创造优质的现代化生活。

（三）倡导理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