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篇1

【关键词】东方主义魏特夫超越

大概在美国学者中，像魏特夫这样引起国内外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强烈关注的并不多见。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提出的“治水社会”的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促使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其本人及其著作展开了多层面的探讨和研究，他们对该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本文拟从探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着手，分析以魏特夫为代表的东方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困境，并对史学界目前比较关注的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超越“欧洲中心论”的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与同行。

一、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命题涉及的问题

在美国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中，魏特夫确实独特，倾其一生研究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当属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综观全书，大体说来，魏特夫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提出了“治水一专制主义社会”理论分析范式，构建了宏大的分析框架。据此，他把世界分为“治水社会”和“非治水社会”，这是该书的核心理论和灵魂。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纵贯全书的核心概念和主题——“东方专制主义”。

第二，他根据自己对东方社会历史特点的认识，把“东方社会”、“治水社会”、“农业管理者社会”、“亚细亚社会”、“亚细亚式的经济制度”等混同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把它和“官僚机构”和“东方专制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出了新的解释。

第三，他从宏观世界史的角度，通过东西方社会比较，对东方社会的结构、东方国家的起源、东方社会发展的动力、东方社会的“停滞性质”、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东方的“治水社会”里，为了保障国家力量永久地大于社会力量，避免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与王权抗衡的政治力量，统治者在军事、行政、经济乃至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因此，东方社会一直处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在他看来，若没有外部强力的介入，东方专制主义社会是不能被打破的。

第四，他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他曾宣称，他之所以研究东方专制主义，其目的是要对社会主义“极权政治”展开批判。他在该书的1957年导论中称：“赤手空拳不能进行战斗。在危机的时候，任何理论上的真空犹如权力上的真空一样，招致灾难。当我们自己方面拥有无穷的强大潜力时，没有理由听任敌人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理由听任极权主义的战略家们在理应属于我们的地盘上，炫耀他们制造的教条。”①

从以上简略的介绍中，人们不难看出，魏特夫的著作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写成，因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使得他的论述从不存在历史的客观性。当然，毕竟魏特夫了解西方社会的历史，并长期从事中国史研究，这为他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全书涉及时间跨度长，抓住“权力”这一关键问题，从管理、税收、徭役、财产、宗教、法律、心理等方面对专制制度作了全面分析。

二、东方主义者的理论和方法困境

对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内学者已结合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的历史，运用丰富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全面深入地作了批判，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主导魏特夫等西方“东方主义”学者的思想观念与方法论问题。

1．浓厚的“东方主义”情结

“东方主义”一词是由美国学者萨义德于1978年提出来的。按照他的观点，现代东方主义最早产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它是西方研究东方社会的一个学科，也是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还是西方企图主宰东方的一种权力话语体系。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建构物”，②是一种宣称西方对于东方具有内在优势的世界观，它建构了一个优越西方的永恒形象，也建构出落后东方的“他者”形象。③可见，所谓的“东方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

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具有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的传统。西方人肯定东方文化价值的观点始于古希腊，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虽然在其著作《历史》中谴责波斯的专制制度，歌颂希腊的民主、自由，但总的说来，他能以相对平等的态度描述异邦文化，并坦率地承认东方文化对希腊人的影响。他在该书中提到，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人希腊的，不少风俗习惯也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④但同时西方人否定与贬低东方民族的思想也开始萌芽。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希腊人的思想观念时说，希腊人是天生的自由人，亚细亚蛮族则

①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②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257页。

③johnm．hobson，theeasternoriginsofwesternciviliza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p．7．

④希罗多德：《历史》，ⅱ，50—51。

是“天生的奴隶”，“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①此后，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发生变化。18世纪，“中国热”风靡欧洲，这时不少欧洲人把中国当作榜样。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十分推崇。他在《风俗论》中指出，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不像埃及人和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作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当欧洲人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②另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虽然对中国的专制制度持批判态度，对中国的礼教则极为赞赏。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经济与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否定与蔑视东方的“东方主义”形成，并成为西方人认识东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许多西方学者诸如黑格尔、孔德、穆勒、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从不同方面参与了东方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其中韦伯被认为是东方主义的集大成者。韦伯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多部著作，试图通过东西方比较对为什么只有西方能够产生现代资本主义，而东方则没有实现进行解答。在他看来，东方是与倒退、专制、永远处于停滞和奴役状态相联系的，而崇尚理性、自由的西方则创造了勤奋、进取、个人主义等具有“普世价值观”的现代性，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形成，直接成为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的著作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现代化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然而，他的著述深深地打上了东方主义的烙印，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东方主义基础之上的。总之，在西方东方主义学者的建构下，“专制主义”成了“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③“东方”、“亚细亚”等地理名词，被视为丑陋、罪恶、残暴、贫穷、愚味的代名词。于是，东方的形象就被西方主流话语系统定格了，形成了东方主义的叙事文本。

1896年出生于德国的魏特夫，显然受到了“东方主义”的熏陶。他从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专制组织和灌溉农业相互关联的思想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治水专制主义”的观念。受韦伯的中国“对治水以及君主官僚制直接统治的依赖似乎曾经是决定性的平衡力量”④等思想的影响和启发，魏特夫开始系统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治水社会和治水国策的特点。和韦伯一样，东西方社会比较研究贯穿魏特夫著作的始终，《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副标题“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说明了该书的特点。

魏特夫的研究是在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东方主义理论前提下进行的。他对东方社会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也以西方的社会发展现实为价值尺度来进行总结的，这就使他的阐述缺乏客观性，有时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他在将东方和西方进行比较后认为：“东方的专制主义肯定比西方的专制主义更为全面，更为暴虐。”⑤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希特勒专制独裁政权的暴虐是人类20世纪经历过的最残酷的恶梦，魏特夫对此“视而不见”，显然是受东方主义意识影响的结果。魏特夫的研究潜意识中笼罩着浓厚的“东方主义”情结，尽管他对东方的研究不乏真知灼见，可由于骨子里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预设，使得其研究大打折扣，一些结论和认识经不起推敲和历史的检验。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②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4—76页。

③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④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9页。

⑤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导论，第11页。

2．“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

把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使用比较的方法描述世界，在西方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早在古典时期，希腊罗马人就在与东方人的接触、碰撞中，建构了作为自己对立面的“东方”形象。①从此，东西方二元对立作为一种分析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成为不少西方人的思维定势和潜在意识。当这种思维定势与东方主义结合起来后，它便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和问题。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运用了比较方法。从印度、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拜占廷、俄国到拉丁美洲，甚至夏威夷，都把它们视为东方社会。通过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欧洲、美国、日本)、东方社会内部的比较，他建构出来的东方治水社会的专制主义特征十分明显，而且带有地域性的特点。但问题是，他使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法，并不能涵盖和准确描述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实际。例如，他把“服从”说成是东方专制社会中公民的美德，没有看到在西方的斯巴达和罗马，在尚武的社会环境下，“服从”同样也是其公民的重要特点。普鲁塔克在《吕库古传》曾经提到，有人声称斯巴达人只知道如何服从，不懂怎样指挥。当有人说斯巴达固若金汤是因为国王善于指挥时，斯巴达国王特奥蓬波斯回答道，这不如说是因为斯巴达公民知道如何服从。②又如，魏特夫在书中强调父权在东方社会的强大，却忽视以父权为核心的家长制同样是古罗马社会的重要特征。我们知道，古罗马的家父掌握着家中的法律、经济、宗教祭祀等一切大权，对他的妻子、子女和奴隶几乎具有绝对的权威，拥有对他们生杀予夺的权利。上述事实表明，由于戴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有色眼镜并以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魏特夫使自己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3．宏大叙事的理论模式

如同汤因比创建了“挑战与应战”的历史分析模式一样，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建构了“治水—专制主义”的宏观理论分析模式和框架，并以此来分析东方社会。然而，任何一种宏观的分析模式都有其局限性。当学者们面对由最活跃的因素“人”所创造的千差万别的历史场景时，他们就有可能产生生搬硬套、随意裁剪以符合其自身的分析框架的冲动，并由此导致了一种主观性的出现。而当这种带有主观性的理论模式逐渐渗透到历史研究中，并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时，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受其支配和影响。魏特夫的困境正是这样的，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处处可见尴尬的处理和无奈的“忽视”。由于宏观分析框架的局限，他不得不削足适履，裁剪历史，甚至偷换概念。

①参见黄洋：《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4—123页。

②plutarch，lycurgus，30，3—5．

魏特夫的核心理念是把东方国家与“治水社会”挂钩，而当他用水利灌溉无法解释东方各国国家形成的实际状况时，便把东方社会分为治水的“核心地区”、“边缘地区”、“次边缘地区”；①又引入“所有制”作为分析工具，将治水文明划分为简单、半复杂、复杂三种类型。②由于日本的社会历史无法符合魏特夫治水社会一东方专制主义的标准，所以他只好把日本从东方社会中“除名”，纳入“非治水的西方社会”。至于东方的另一些重要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则被有意识忽略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忽视了东方社会悠久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为魏特夫论述重点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情况要远比他想象的复杂得多。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存在众多邦国，其中重要的秦国、楚国、齐国等并不是因治水而形成的。③再以宋、辽、金、夏以及蒙古帝国的兴起而论，情况更为复杂，治水与否并不能涵盖和解释其兴衰更替的历史。再如，连魏特夫也承认俄国是个例外，可为了把它纳入“东方专制主义”社会，还是给它安上“边缘、次边缘”的名义。这样的处理，使治水与东方专制主义形成一个等式链条，并成为了一种衡量的标准，这完全是一种粗暴的简单化的做法。此外，他为解释的需要而引入“所有制”，这不仅牵强附会，更有偷换概念之嫌。实际上，治水社会、所有制与东方专制主义无法形成逻辑的链条。

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用水利灌溉组织的单一因素来解释东方专制主义产生的原因是不可取的。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是由一种“合力”造成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用单一的因素解释历史发展的机械因果论，必然导致其解释漏洞百出，甚至扭曲历史的原貌。

还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魏特夫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与历史的差异，但总体来说，他把东方、西方各自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因而忽视了它们各自内部的巨大差异。我们都知道，在古希腊城邦时代，200多个城邦各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城邦是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比较发达，逐渐建立了民主政治；后者以农业为主，实行贵族寡头政治。但是，魏特夫却硬是把古希腊视为一个整体的“非治水社会”，与专制的东方治水社会相比较。同样，早在古代社会，中国的历史文化就与共同处于东方的印度有着巨大的差别。刘家和先生认为，古代印度注重宗教研究、主张无差别的平等、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古代中国则注重人文研究、将具有礼的形式的人与现实的有差别的人同一起来。④在其宏观理论分析模式的框架下，魏特夫却不愿承认、分析和解释这些差别。所有这些都是传统的宏大叙事理论模式带来的一个后果，其特点和根源已为众多的近现代学者所揭示。利奥塔指出，宏大叙事的表征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逻辑、普遍有效的原则来阐述世界，以此作为衡量一切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标准。康德分析了工业革命对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在他看来，物性化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心智的物性化，单向度的工作机原理带来了单向度的价值偏好的人，宏大叙事般的工业主义形象与实体带来了人类宏大叙事的思维方式和习俗。⑤这些论述分析了宏大叙事方式生成的时代背景，说明了近代工业革命在为人类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思维模式产生了某些不利的影响。

①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第163页。

②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第237—240页。

③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④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595页。

⑤转引自张雄：《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28—30页。

4．静止、片面的眼光看待问题

魏特夫何以把东方与西方看作是有那么大差异的不同社会呢?从方法论上讲，这在于魏特夫视东方社会为停滞的社会，而他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则是拿现代的西方作为衡量尺度和标准。也就是说，魏特夫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用静止或停滞、片面的眼光看待东方社会，由此得出了与中国实际不相吻合的结论。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处于高度一统的“专制统治”之下，这其实是一种“误导”，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事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绝非长期处于静止停滞状态。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并非一直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王家范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巨大的政治转型。一次是西周时“分封制”，实行贵族政治下的地方分权统治；一次是秦始皇一统天下，由“封建制”改为“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君主专制统治”所占历史并不长，极端君主专制还不到六百年。①在经济层面，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自唐宋时期转型，进入“近世社会”，是“实物经济的完结期与货币经济开始的转折时期”。②欧美学界也盛行“宋代经济革命说”。中国有些学者虽不赞成把宋代的经济成就高估为革命，但并不否认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③针对学界存在的“明清停滞论”观点，国内外学者以大量的史实进行了反驳，有人进一步提出了“清代经济是中国封建统治的高峰”的观点。④凡此种种都说明，“专制主义”和“停滞说”不能确切地阐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在我们看来，各个社会在回应环境挑战时，往往会形成合乎理性的制度设计，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作出调整或改革，因而根本就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如果简单地拿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或成功来比较与解释东方社会所谓的停滞或失败，其结论注定是不合逻辑和错误的。

①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279—281页。

②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

③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伯重：《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④李华瑞：《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载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9页。

三、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与方法

魏特夫的研究，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在历史叙述中超越东方主义的问题。基于此，我们认为需要在历史学发展中坚持共性和个性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

1．用全球史观取代欧洲中心论(东方主义)的研究视角

“欧洲中心论”是欧洲资本主义扩展时代的产物。但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欧洲中心论”日益受到批判，同时，也促使西方学者进行反思，试图用全球的眼光解释人类的历史进程。1955年，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的问题，并在后来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把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历史观看作是历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年)这部著作中，以全球性的视野全方位勾勒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景象，揭示了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与传播对人类文化演变过程的影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0—1982年)运用全球史的观点，描述了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发展与演进过程。近年来，一些清醒的西方学者通过重新“发现”东方，开始改变过去被脸谱化的“东方形象”，并在研究中注意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不仅如此，他们还力求尝试能真正建构全球和“东方”的历史。例如，1997年，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出版了《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他试图说明为什么在15—18世纪中国与欧洲遇到几乎相同的问题，但解决办法却迥然不同，作者在此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1998年，德国学者弗兰克发表了《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其明显带有“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意图，认为世界体系至少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强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0年，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通过对中国和西欧的“全球性关联”的比较研究后，正确地指出“只是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欧洲才领先于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①2004年，英国学者霍布森出版了《西方文明的东方渊源》一书，对有关世界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的欧洲中心论的主流倾向提出了挑战，强调了东方在西方兴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最近，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和齐格勒的著作《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在我国翻译出版，该书以“传统”和“交流”为主题，试图以全球的眼光进行历史分期，并描述人类的过去。②

显然，上述批判反思的思路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利于破除“欧洲中心论”的神圣光环。然而，“东方主义”(或欧洲中心论)作为“西方”表述“东方”的理论和实践，它既是一种观念、一套话语体系，又是一种关照场域和思维定势，其产生与发展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紧密联系，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或“退出”历史舞台。除了破除“欧洲中心论”之外，我们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也需要防止对西方历史的“误读”。世界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是多元的整体。我们认为，叙述世界历史，必须把全人类的历史经验纳入其中，目前可行的选择就是倡导全球史观，以全球的视野重构世界史。③

2．重视差异，提倡思维的多纬度，反对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分析方法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很长时间东方、西方都是相对概念，并不具有实质内容。但在欧洲崛起以后，“欧洲中心论”大行其道，从而将世界划分为东方西方，并赋予了特殊含义和形象。于是，东方和西方地位不同、时间序列中位置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等差异，被人为夸大。历史学的发展已印证了东西方“二元对立”模式分析方法的主观和不足。东方西方原本就是人们想像的“共同体”，历史和今天发展的实际已超出了东西方简单对立的模式，需要我们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方法采取抛弃和批判的态度。

事实上，人类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没有东方就没有西方，东西方是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中发展的。因此，尊重历史的多样性，相互借鉴，在多样性中发展统一性，这才是对待历史发展的正确态度。

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言，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魏风莲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关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以及全球史观问题，可参见：于沛主编：《全球化和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裔昭印、徐善伟：《论世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朱孝远：《全球文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3．坚持历史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慎用“宏大叙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坚持和贯穿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的思维和认识方法，才能科学和客观地描述历史的发展过程。那种只见东方、不见西方，片面孤立看事物的思维模式，其方法论和视角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人类社会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因此，只有通过对不同种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各自的特点，总结其共同之处，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我们认为，针对特定对象的一定的理论分析模式对认识复杂的历史来说是有帮助的，也是可行的，不过，要十分谨慎和小心，明确它的边界和解释的能力。历史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心理的等众多因素合力影响的结果。因此，一种解说模式只能就历史的某一层面展开讨论，从而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但无法涵盖全部历史。明乎此，也就能正确对待理论分析模式的作用。

4．坚持用动态、发展、联系的眼光对待历史现象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1篇2

摘要：先后获得1999年和2000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的《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认为1750或1800年以前的欧洲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社会经济文化优势，亚洲或东亚（尤其是中国）超越或者至少不亚于欧洲的各个主要方面。二书的作者弗兰克与彭慕兰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都进行了解构。他们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历史的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并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与空间上的地域性，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联系性。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和整体史观。双方对"现代性"和"欧洲中心论"虽然猛烈地开火，但其解构并没有令人信服地真正完成，理论上的极端化、简单化和史料上的偏狭性、暧昧性不能不是二著存在的严重缺陷。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审视，二著实际上是从"一元代性"到"多元现代性"的经济视野的探索和理论突破。

关键词：现代性；连续性；联系性；《白银资本》；《大分流》

一、《白银资本》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物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第一，《白银资本》的全球发展理论

弗兰克自承："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世界体系是自古存在的（"世界体系存在了五千年，而不是五百年"），从航海大发现到工业革命，处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特别是中国。欧洲和亚洲存在着商品和贵金属的反方向运动：欧洲从亚洲进口大量商品，却不能出口同等数量的商品，而要用白银结算贸易的逆差；18世纪，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向了中国。欧洲利用征服美洲获得的贵金属，取得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并最终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在西方的兴衰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第二，《白银资本》的东亚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具有世界规模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的单一全球经济就己经存在了。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处于经济权力的中心，而西欧和后来的北美只是公元1800年以后才取代这一中心。现在，西方的支配地位行将结束，以前的亚洲占支配地位的模式正在重建。弗兰克分析的观察点是消费品、白银和黄金。当时，金银起到双重作用，既是商品又是货币。弗兰克指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贸易的中心，多数美洲白银途经欧洲和菲律宾流向中国，这样才使得欧洲的初始扩张成为可能。公元1500-1800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增长比西欧快得多，亚洲人也要长寿得多。亚洲有很高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上具有巨大的竟争力。亚洲内部贸易比任何欧洲商业活动都大得多。欧洲人只是依靠美洲白银才能挤进繁荣的亚洲贸易体系。欧洲商人起到的是中间人的作用。弗兰克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赢得了胜利。19世纪时亚洲经济长时期扩张最终走到尽头，这主要是内因所致：由于人口和收入的增长，生产和贸易开始衰退；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对资源施加了压力，约束了底层的有效需求，亚洲廉价劳动力大量增加。欧洲和美洲利用这一形势进行工业化，成为全球主要的生产者和贸易者。

第三，《白银资本》的基本研究取向

弗兰克在撰写《白银资本》的时候，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的任务："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刘禾从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思潮的角度对《白银资本》的研究取向作了更系统的说明。她说，关注西方学术新动向的人都会注意到，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已在西方学界持续了二十多年，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到马丁·伯纳尔(MatinBenal)，凡处于学术前沿的各科学者，都无一不对近代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清算，但环顾左右，我还没有见过像弗兰克那么不客气的人。《白银资本》对有史以来正统的和非正统的社会理论，都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清算。比如，弗兰克认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1400——1800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因此，那些认为现代文明是从欧洲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种种理论，用弗兰克的话来说，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无稽之谈。

第四，《白银资本》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在《白银资本》中，弗兰克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因为弗兰克认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他说《白银资本》"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他强调：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弗兰克甘冒得罪大批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危险，指责：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弗兰克并非不重历史证据，但他认为历史证据并不能取论建构，世界历史的研究模式需要有一个理论取向上的根本转型。他说："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充分利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各种理论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他申明："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

二、《白银资本》的合理内核与缺陷

《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

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这一点，中外学者已经给予充分的肯定，前文已作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也因这一点而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普遍历史的强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历史的偶然的渲染而屏蔽了历史的必然；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对历史的连续性（陷入"历史循环论"的陷阱）的偏爱而看不见历史发展的断裂性（"社会质变"、"社会进化"）等等。不过，弗兰克的理论框架可能使他受到了一些限制，他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炮制出一个万能的理论出来。弗兰克在强调一种研究取向的时候可能正是针对另一种研究取向的缺陷而设定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

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世界史象一个三条腿的凳子，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因此，应研究整个世界史。整体世界史影响部分以及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世界每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不了解比较着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不可能真正比较。中国史不是各省历史的总和，即使部分的历史做得再好也不是整体的历史。弗兰克征引约瑟夫·弗莱彻在1985年曾说过一段话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学、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采，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性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为了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性，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研究部分的历史容易，研究总体的历史难。诚如保罗·科斯特洛所言："面对世界历史也就意味着面对一些有关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我们应该把历史，尤其是世界历史看作对一种未来希望的反映。——逃避全球视野的挑战，也就是不敢面对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译解历史的意义。在一个危机时代拒绝世界历史，也就是拒绝承担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用一种有意义和有益的方式让社会反思自己的过去。——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但弗兰克辩解道："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

三、《大分流》的发展理论体系考察

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是彭慕兰对世界经济史重估的最新著述之一。获2000年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

第一，《大分流》的全球发展理论

彭慕兰认为，三十年前，中西差异被认为是由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所造成。这场"工业革命"一般认为有下列几项特征：第一，它与"前工业"（pre-industrial）时代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二，它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传至欧洲大陆；第三，本质上，它仅限于某些重要工业的技术突破（先是棉业，然后才是煤、铁、钢及陆地运输），但并没有造成其他产业稳定而缓慢的成长；第四，正如某些学者所强调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依赖与殖民地间的贸易往来及奴隶的劳动力。彭慕兰对此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他并提供了一系列数据，殖民地棉花、糖、木材的供应，帮助英国节省下来的土地达到2500万到3000万亩，而当时英国的全部耕地也不过2300万亩，等于多了一个英国。他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有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同的道路。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彭慕兰强调，欧洲由市场引动的稳定成长过程并非不重要，但它并不是造成与东亚及其他地方不同的原因。斯密型动力（Smithiandynamics）在中国及西欧都有极大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形态——高度发展地区终将面临严重的资源限制，一部分是因为商业化与手工业都加速人口的增长。欧洲要避开这个难题需要新的科技，再加上煤、新大陆的资源及各种有利的全球性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这种条件在英国较为明显，至于法兰德斯及荷兰原始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所导致的结果，则与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或日本的关东平原较为相似。从19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因此，工业化并非原始工业化的自然产物。我们很容易在中国及欧洲找到例证。要解释东西方的差异，我们需要观察在欧洲这些限制是怎么突破的。这就牵涉到技术创新的问题。既然我们不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果中国也有类似的资源，它就能自行产生工业革命。然而创新本身也不足以松缓土地的限制并在1750至1850年间带来成长。而且，如果没有煤及新大陆以节省土地（亦即劳力并不密集），可以想见发明的焦点会十分不同。因此，要了解"欧洲奇迹"，我们必须要用中国的经验作为一面镜子，重新注意过去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煤、帝国、英国例外情况、以及工业革命的不连续性。

第二，《大分流》的东亚发展理论

18世纪以前，东西方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发展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东西方曾经有过数不清的相似之处，由于它们太相似，以至18世纪的东西方看起来实际上是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一个世界，而不是19世纪以后表现出来的那样明显的分离。当然，这个世界并不是统一的，正相反，它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中心，它的相似性表现在，一些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如欧洲的英格兰，中国的江南和岭南，日本的畿内，曾经各自独立地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达到了大致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这些相似因素中包括了人口、资本积累和技术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中国和西欧的土地市场以及对土地利用的限制，劳动体系，人口迁移、市场和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中国和欧洲的家庭劳动，还有引起争议的"内卷"与"勤劳革命"。惟一的例外是英国煤矿有着幸运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既使英格兰获得了充足的动力能源，又促成了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推广。无论是从农业、手工业、消费、市场发展水平上比较，还是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上分析，1800年之前，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太大的差距和差异。大分岔主要发生在随后的世纪。使西欧最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原因，一是英国煤炭的采掘及其有利的蕴藏位置引发了动力革命，其次是新大陆提供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缓解了欧洲在生态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19世纪之前，西欧与东亚比较，各方面的发展都处于大致同样的水平上，西欧没有任何内部因素（除了煤以外）比东亚更为优越，而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实际上西欧与东亚是处在一种同样的发展模式中。

第三，《大分流》的基本学术取向

《大分岔》的基本学术取向，是从全球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经济的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学术取向下，彭慕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传统的提问方式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彭慕兰认为，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所谓"标新立异"，也不是仅仅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具有经验（从历史的原点出发，不轻易地套用历史的必然性预设，从而遮蔽历史偶然性的可能）和规范（符合比较研究方法中的交互比较原则）的双重意义，譬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样的提问蕴涵的预设是英格兰是"标准答案"，即英格兰是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则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而以江南的发展为常态。《大分流》就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构了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史，彭慕兰在中国和欧洲都看到了动力和危机的存在，而不是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和危机。中国和欧洲具有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而不是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发展，而在另一部分只有停滞。

第四，《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

关于《大分流》的基本研究方法，我认为有两个：一是全球联系性的视角；二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

从全球联系性的视角出发，《大分流》对欧洲的工业化启动的研究不是从欧洲内部的特殊性回溯，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从全球比较和全球互动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历史探险之旅"。由于他审慎地选取了比较单位与比较目标，因而，他的"探险"有独特的"收获"——1800年左右的"世界历史大分流"之说被构建出来。

其次就是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吴承明在《〈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一文里谈得很透彻。我在前文研究转述过了，此处再概括一下。彭慕兰对比较方法论的贡献在于对世界经济史比较目标和比较单位的创新。彭慕兰没有以传统研究中的生产水平或消费水平或GDP的增速为比较目标，而是以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式（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比较目标，看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看哪一方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在比较单位方面，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四、《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

彭慕兰自己对《大分流》的评价是：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论的课题，在我的著作受到非常多的称赞的同时，它也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一些争议具体针对我的著作，一些则针对着一个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更广泛的潮流。当我们找到新的证据时，某些具体观点无疑会被。但我以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将证明有长久的生命力。我认为，彭慕兰对自己的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从学术界对《大分流》的研究来看，《大分流》的合理内核与内在缺陷都被充分地展示，相对《白银资本》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执有所淡化。我们可以期待对《大分流》有更深入的学术评价。

《大分流》的合理内核可以从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来评估：

其一，基本理论与基本主张方面。《大分流》认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此前，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以此为基础，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并非如"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展示的历史画面：亚洲是停滞的，甚至数千年以来就是停滞的，而欧洲则在不断地发展。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和现代化发展几乎是欧洲自己的启动，与其它地方没有干系。是欧洲特殊的制度、文化与理性开拓了欧洲现代化的征途。彭慕兰并不否认欧洲制度、文化与理性有其特殊性，但是欧洲的现代化启动应该从更加广泛的联系性视角来观察，即要高度重视外因的作用（尽管不是决定性作用）。彭慕兰认为欧洲和亚洲在1800以前都呈现"斯密式的发展"（不是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而这种发展最终会受到资源和生态（尤其是土地）的限制，从而堕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的压迫，资源和生态受人口膨胀的制约，形成一个发展的"瓶颈"）。西方（主要是英国）是怎样跃过这个"陷阱"的呢？彭慕兰认为，解除生态制约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而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没有后者，前者本身并不能解决西欧的生态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对工业革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19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江南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过去对现代化的解释长期忽视从欧洲之外去寻找机缘。彭慕兰的解释可以启发我们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诚如王家范所言：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

其二，基本视野与基本方法方面。彭慕兰强调历史研究（无论什么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比较研究方法是其中的关键。因此，他特别强调"比较单位"（如何选取"比较单位"？）和"交互比较"（如何选取"比较坐标"？）。他说他与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承认王国斌在比较方法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都主张"所用的比较单位必需具有可比性"和"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互为比较的参照物）"。

（1）从单位的可比性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因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或印度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与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江南当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18世纪，其人口超过除俄国以外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其在自己所处的更大社会中的经济职能来说，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这种想法给了我们一条进行类比的基线，能使比较真正具有意义，从而使我们得以弄清，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之间重要关系的建立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一步使我们得以把经济发展看作地区间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始终寻找某种对一个具体地区内生的成功来说是具体的致命缺陷或关键的东西，并用这一关键性特征对1800年前的相同和1800年后的差异进行困难的解释。换一种方式表达，西方很多社会理论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然后，在把世界其余部分从发展进程中排除后，再问"在欧洲内部为什么是英格兰？"但如果江南或畿内或古吉拉特与比方说塞尔维亚相比，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更好的候选对象——或者说它们肯定如此——为什么不彻底取消以洲为单位，直接去比较核心区？我们可能常常折回去引进比较传统的单位，当它们看起来有用时——毕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英格兰有它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建立了与它的殖民地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而江南没有——但如果我们把这些传统单位引进太早，它们就会妨碍我们的视野而不是帮助它，因为我们甚至会永远没有足够的可比性以开始我们的工作。

（2）从选取比较坐标来看，"交互式比较"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承认对西方经典社会理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批评，认为这些理论把非西方社会当作发展"失败"或"没有发生"的实例，同时没有培养我们了解在其他地方确实发生过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但一些后现代学派的理论家根据这一问题断定我们应该放弃比较，与他们不同，王国斌的主张提出了一种避免欧洲中心论（或至少将其最小化）的不同方法，即，在欧洲也寻找"没有发生"与"失败"。尽管诸如"为什么英格兰没有变成江南？"之类听起来古怪的问题无疑并不比人们更为习惯的"为什么江南没有变成英格兰？"天生更高明，但它们也并不更低劣，它们还具有重要的优势，因为人们通常很少提出这类问题，所以我们在研究它们的过程中还没有遭遇到成果急剧递减。史建云强调，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西欧也就成为史学界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理所当然要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欧洲史学家最经常的是以中国作为对照。在这种比较中，人们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江南没有成为英格兰?换句话说，为什么江南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很可能也曾经是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没能发生工业革命。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命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中国江南?《大分流》倡导不再用西方的标准权衡中国历史，而是回到历史的原点，去触摸那一扇扇曾经打开或者未曾打开的门，体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曾经有过的众多可能性和偶然性。尽可能避免决定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对历史真相的遮蔽，这确实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方面，彭慕兰倡导现代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的结合，而反对以现代经济分析取代历史分析的经济学取向。他说，现代经济分析尽管有很大的作用，但可能经常误导我们认为所有资源最终都是可以替代的，以至一个单独的计量数据（总收入或资本积累）就代表了一个经济的容量。即使在几乎有无限的能源供应、低运输成本和化学工业（能够把碳氢化合物转化成几乎任何东西）的当今世界，这也并不完全真实。在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中它更是远离实际，在那个世界中，几乎一切食品、燃料、衣物纤维和建材都来自于植物种植，从而来自于当年的阳光、水分和土地的交互作用；在那个世界中，即使极为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也只能提高某一块已知土地的产量；也是在那个世界中，欧亚大陆的两端都突破了此前已经保持千年以上稳定的人口上限，发现它们本地的土地供给受到了令人痛苦的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一旦我们用难以找到替代品的具体项目的物量进行观察，无论是土地制约的加紧，还是使其松解的资源幸运，最终都能够证明要比我们简单地把它们换算成等值的货币，并假定它们具有可替代性时它们会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它们本身不是对增长加速或危机形成的解释，但它们产生的关联确实有力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发展轨道。由此引起的经济命运和政治命运的分流远远大于实际生活在18世纪的任何人的预料：它是如此之大，以至当回顾它的产生过程时，难以相信它或是发生在相当近的时期，或是具有任何强烈的偶然性。

总之，《大分流》发展了西方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传统，主要是社会经济史学派，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传统，将长时段的视角以及计量史学的方法运用到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为我们重构了一幅崭新的近代经济发展的图景，同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中国与欧洲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分流》在理论、视野、方法方面给我们从事历史研究有益的启示。

第二，《大分流》的内在缺陷。

文献方面的缺陷：恰如史建云所言：彭慕兰征引的多达600余部各国文献中，中文文献仅有40种，即使加上中文文献的英译本和一些中国人的英文著作，也不过70余种，有关中国的情况，主要是通过引用西方人或日本人的著作进行论述。与作者分析西欧中心论时广征博引，对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加以讨论的做法相比，关于中国的部分显得相当薄弱，无形中降低了著作令人信服的程度。

逻辑方面的缺陷：由于缺乏充分的资料，书中对中国的很多论述建立在推理的基础上。这些推理看上去相当精巧，也有一定的内在逻辑，但由于史料不足，或受作者的主观愿望影响，推理过程及其结果有时显得不够合理。

结论

《白银资本》与《大分流》都对人文社会科学弥漫的"欧洲中心史观"（"欧洲特殊论"与"欧洲普世论"的一体）都进行了解构。不赞成以"欧洲"或"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弗兰克主张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彭慕兰主张以"（经济）核心区域"为分析单位。他们并不是要否认"现代性"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作为历史事实的"欧洲崛起"，他们否认（或者说，针对）的是只看到"现代性"在时间上的断裂性（传统与现代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断裂）与空间上的地域性（"现代性"仅仅起源于欧洲），而认为"现代性"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所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巨大断裂"只是一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中心"转移）和空间上的联系性（所谓"欧洲的崛起"是与""的亚洲、美洲、非洲等世界的其它地方分不开的）。他们反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也并不主张"亚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强调对"现代性"探索的全球视野、整体史观和"交互比较"（或者说，"换位思考"）。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篇3

关键词：人本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人本导向；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目前，学界对经济学中人本思想的研究大概有三类：一是从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概括和比较，倾向于历史视野；二是从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倾向于哲学视野；三是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以批判的眼光争论已有的方法和假设是否与现实相符或者是否有可实现性，还有没有更好的理论来解决，倾向于现实主义视野。本文着重从第三个方面，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经济人假设”的不足和应用的局限性，探究其发展过程中只重视经济视角而淡化社会伦理视角的现象和原因；并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要继续坚持马克思经典范式，超越“经济人假设”范式，以更丰富的贴近现实的人本思想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上的错位与融合

“经济人假设”从提出到发展是一个不断遭受批判同时也在逐步回应演化的过程，从最初的经济界标到纳入社会界标，经历了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的错位与融合。其错位表现在，从“经济人假设”的诞生开始，西方经济学一直都以人的理性和自私为出发点和中心来规定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行为和动机，仅仅从自然和技术的观点来理解经济活动，而忽视了伦理道德因素；仅仅依据趋利避害的自利动机推理经济活动现象，而忽略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将经济学变成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

1、“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的错位

“经济人”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受到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关于人性的“自利”与“同情”两面性以及寓言式经济史学家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思想的影响，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由于自私自利的本性驱使，在社会生活中必然要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因此着重分析人的自利性，将“利己心”看作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并将其看作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导向“公利”的社会进步动力，于是将经济活动的动因归结为“利己心”作用的结果，从而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确立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演绎推理体系，并通过对“经济人假设”的分析，奠定了后来影响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经济人假设”对当事人行为和动机的规定，即强调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并且在使用“最大化”一词时经常与“理性的”一词互换。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演绎方法有关，他们只强调逻辑上的有效性，即只是要求假设在逻辑上成立并不要求论据的真实性。每当规定一个目标函数时，都假定利用这一函数，在相同的约束条件下，即使不同的人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因此，新古典理论认为每位决策者做出的都是可以用理性的论据来进行表述的理性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A·博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可以被认为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更为简明易懂；更具有通用性；更具有可证实性；更具有可证伪性；具有较多的肯定；具有较少的否定。无疑这种简化的假设手段受到了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欢迎，也得到多数热衷于以数学为工具来建立模型的经济学家的欢迎。以至于发展到现在必须掌握数理工具才能成为从事经济研究职业的不二前提，这种“工具理性”的膨胀甚至可以在现实中演变为“如果你想得到终身职位或提升，你就应试图在有地位的杂志——也就是那些突出以数学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杂志——上发表你的论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永远不要为你的分析模型的真实性或者怎样你才有可能发现你的模型的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类问题而冥思苦想。”

纵观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种理性的经济价值观已成为进行一切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尽管亚当·斯密起初从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进行归纳和分析，将人性中的“自利”一面提炼出来，从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为动机出发，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经济人假设”的“自利”硬核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如古典市场经济时代)是有较强解释力的。但是，它的致命硬伤就在于将人性中的“自利”锁定为永恒不变，割断了其与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客观联系，因而也就无法回答人性“自利”背后又是由什么力量决定的；现代社会中许多“非物质动机”行为(如慈善捐赠、绿色环保、志愿者行动、企业社会责任等)又如何解释。所以，亚当·斯密所建立的经济学是从人的私利动机和行为出发，以资源稀缺为约束条件，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将研究如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置于核心地位的物本主义倾向开辟了道路。可以说，这种绝对简化、抽象了对人性的研究，不过是过度张扬了人的自利性，试图将人的自利本性合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将人的自利看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普遍法则，但这一假设缺乏社会历史性的视角，也终将无法对经济现象给出合理科学的解释。

实际上，人类生产财富的经济行为涉及了两方面的关系，即人与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仅仅研究供求、成本、价格、竞争、效用，而忽略或者说故意将法律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作为外生变量。这种认为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不重视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只研究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的行为，必然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而“价值理性”的旁落这样不可克服的矛盾；而以逻辑的有效性来替代与经验相关的难题的做法，也使得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脱离实际，虽然逻辑推理的实证过程很严谨，也只不过是“乐观主义的约定主义”，尤其以资源配置最优化为研究中心，只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经济学，只重视经济界标忽视社会界标，无力解释纷繁复杂、鲜活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必然最终滑向“工具理性主义”的泥潭，并致使“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越来越疏离。如果说这是“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错位的表现，那么追根究底，这种错位的根源是由其思想起源、本质要义及其认识论决定的。因为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理性经济人”思想，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哲学理念之上的，其核心要义就在于：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都是在即定约束条件下可计算的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从认识论上来看，这种将人性假定为“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范式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唯心论的世界观。事实却证明，以此假设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解释是十分有限的。

2、将“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之间融合的努力

自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经济学界的质疑与争议之声从未中断过。因其抛开现实，预先设定好了理论框架和研究结论，导致只能工具性地推导、演绎，而无法历史性地加以表述。这种被称为是“李嘉图式的恶习”的方法论范式饱受批判。因而，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开始丰富经济人的内涵，开始呼吁经济学转向人文视角，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加强社会界标的视阈，重视制度、伦理道德等因素的约束，反思人作为社会人的特征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界标和社会界标上错位的“经济人假设”也开始逐步向融合迈进。

首先，指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界标上存在漏洞。针对西方经济学家在做出假设时的潜在条件：即如果现实的条件十分接近其假设的理想状况，那么从这个理想的假设得出的结论就是接近现实的，是近似正确的。但西蒙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前提的非现实性并非科学理论中的一项优点；它是一种必要的恶——一种对科学家有限的计算能力的一种让步，这种让步由于近似值连续性原理是可以忍受的”。而李斯特则批判了“经济人假设”导致的“支离破碎的狭隘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对于社会劳动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力量联合在更大关系中的作用一概不顾。”

其次，对“经济人假设”在社会界标上的缺失和不足进行修补。西斯蒙第从伦理角度审视了“经济人假设”，批判斯密的《国富论》忽视人的道德情感，并从有限理性出发，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罗雪尔、希尔德布兰德等)则认为这将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并且“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近年来滥觞的新制度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也认为人的利他行为是会影响个人选择的，所以他把利他性、人的意识形态等引入了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建立了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并且还认为，只有在制度的约束下，“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的行动才有可能产生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结果。

此外，新福利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更是力图使“经济人假设”通过道德伦理途径向社会界标靠拢，如阿玛蒂亚·森等学者明确地反对忽视人的道德意识、自由、主观能动等伦理属性的经济学，将伦理道德重新引回了经济学。森在基本认同“经济人假设”核心要义的前提下，却认为人的动机是多元的，而“经济人假设”则将人的动机约束为唯一性动机——自利，因此他抨击“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性的”，他通过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一方面肯定了“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主流经济学应包含伦理学的内容，并且这应该成为经济学发展的更高的要求，否则，经济学将走向绝路。因此，他呼吁“经济学应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影响人类行为的伦理学思考而变得更有说服力”。

可见，伴随着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和修补，西方一些经济学者逐步地把“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引入到了非经济领域，力图弥合经济学越来越远离人文关怀的发展轨迹，使抽象的“经济人”包含了更多“社会人”的因素，力求实现其经济界标与社会界标的融合。虽然西方的某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原意进行了质疑、抨击乃至修补，但其主要诉求仍然囿于道德伦理和制度范围，对其理性经济价值观的核心要义没有发生改变，因而“经济人假设”的根本性质就不可能有所改变，其认识论基础——历史唯心论的世界观也不会发生根本性颠覆。由此，这种以历史唯心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模式决定了个人主义的经济价值观仍然贯彻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流变之中。可见，西方经济学虽然也加入了“人文”追求，却是从属于功利追求，只是使原来冰冷的“经济人假设”涂上了一层稍带暖意的伦理油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点：以人本为导向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中心，坚持人本位，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主张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物为本是途殊道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核心，透过现象看本质，历来把人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来看待，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察觉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也提到马克思在这方面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相较于西方经济学家始终陷入对人的研究悖论，一方面为“经济人假设”能够进行富有逻辑的理论分析而骄傲，另一方面也对该假设过于简单、抽象、片面的人性描述而束手无策，相反，马克思超越了“经济人假设”的个人主义，否定把抽象的人物化的做法，强调对人的研究要克服异化，回到人本身研究人，这充分体现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应地，马克思摒弃简单、抽象、片面的人性描述，从经济关系深入到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进而上升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层面，创立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所以，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导向，充满了辩证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充满了人文关怀。

其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的辩证分析，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人的共性和个性、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绝对性和相对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而确立这种统一性的基础是劳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劳动范畴，但又反对黑格尔仅仅把人等同于自我，把劳动看成抽象活动，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可以创造世界，改造世界，并证明人的存在性，使人成为主体。

其二，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集中地体现了人的本质，所以着重研究了人的社会性，他说，“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并从社会性和历史性，对人的本质做出了规定，统一了人的共性和个性。另外，马克思从现实中的人出发规定了人的本质，与西方经济学的个体论相对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假设之一为人是生产的主体，但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而是社会的生产。这种社会性主要表现在：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进行的生产，绝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产；生产过程总是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关系。

其三，马克思认为的人的历史性，体现在“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这种历史性克服了把人当成是亘古不变的错误观点。相较于西方经济学把人的“利己心”视为与生俱来、不分历史时点、一成不变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人是丰富的、历史的，考虑了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制度对人的经济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特色。正是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让我们认识到人既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能动改造历史环境的主体，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的本质内容也应该被不断丰富和发展。

学界对源自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地位的研究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要坚决地彻底否定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地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另一种观点则呼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概念。本文的观点是要继承前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断演变发展，最终实现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就是对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具有的科学性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强调批判。经济学需要明达的批判，尤其要避免批判方法论上的狭隘与偏颇。而“经济人假设”上放大的物本主义不具有可持续性，必将引起人们的质疑和放弃；但也不是一无是处，从古典经济学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探讨“经济人假设”上注入人文关怀的倾向是值得借鉴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本主义所怀有的人文色彩和人的终极关怀必将使它有可继承性、创新性和发展性，它的生命力必将融汇到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类文明潮流之中去。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与超越

西方经济学家面对人们就“见物不见人”的责难，虽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完善，强化了人的自主意识，关注了对人的研究，但西方学者泥古执今，整体的理论体系还是“物主人辅”。说到底，西方经济学是物本经济学，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理论，人被归结为资本和利润的人格化载体，人围绕着物而转。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本经济学，是以对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确立的理论，着重分析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类自己。正是马克思开辟了对人本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尝试，而“经济人假设”贫瘠的“实绩”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光环的照耀下相形暗淡。

1、从“物本”还原为“人本”的世界观批判

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就可以得出：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分析法，高举个人利益至上的旗帜，张扬人的自利性，缺乏对全人类未来发展的深层的人文关怀；强调个人主义，穷极为财是命，见物不见人；于是从资本主义发展中势必凸显的“异化”来看，即体现在人所制造的物控制了人、物化劳动控制了活劳动，马克思归结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到人的异化的裸物欲观，这恰恰在西方经济学惯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计算得失，尽可能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自利性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疯狂仍然停止不下来，自2007年8月全面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演变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始作俑者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利益集团对资本增殖暴利的追逐、是资本拜物教淋漓尽致地展现。对资本拜物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论述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立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主要是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科学抽象方法，即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客观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出发，透过各种经济现象剖析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并揭示其运动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成功地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另外，马克思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坚持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一方面，排除历史发展进程的偶然现象和因素以及各种曲折过程，从复杂的经济过程中揭示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分析的逻辑进程要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反映。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人及其本质分析的根本取向始终是放在这个科学的方法论中来完成。

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整体分析方法，把人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坚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回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注重人本价值，把人全面克服异化、彻底解放作为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同样高度关注“个人自由”，始终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和个性。”只有在取代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只是讨论了空泛、抽象的普适性个人自由；而是将个人自由、个人的需要和发展价值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去看待；通过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异化，揭示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到人本质的异化，从物到人的全部异化。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说在于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诞生以来物质财富飞速增长集聚的迷雾，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性枷锁——“异化”也不断膨胀，要彻底消除异化，就得结束其存在的制度基础——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才不会为少数资本利益集团占有而满足无限膨胀的自利，才会为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与之相比相形见绌，是其根本无法企及的。

所以，还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否认人的全面自由地发展是要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但是在面临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终极目标上究竟是“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就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在世界观上的一个分水岭。

2、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和现实导向

(1)基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超越。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西方主流经济学沿着亚当·斯密的研究路径似乎也未离开对人的研究视角，实际上是从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出发研究经济现象，但这只是他们为了方便地分析问题寻找到的一种工具，把人只是作为生产财富的要素而存在。所以在研究的方向上仍然是“重物”而“轻人”。约翰·穆勒更抽象了人的概念，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人就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一切属性的“经济人”。这种对人性自利的过度标榜和张扬也充分体现在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定义中，“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的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所以，西方经济学将人的行为和动机看成是完全出于理性和自利的驱动，经济现象就是这种理性和自利的行为的结果，进而认为人的理性和自利的追求可以使得经济进步、社会发展、财富增加，但这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和条件的约束下提出来的，是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前提提出来的，因而其解释力相当有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就在于它的人文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力也正体现在它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上超越了西方经济学。这种超越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于人的发展基础的超越。西方经济学也提到了个人的自由发展，目的却是为了维护旧式分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所以个人的发展被当作是一个既定的前提，只不过是为了论证旧的分工、私有财产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恰恰相反，它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历史性的暂时存在，终究会被更先进的制度所替代，因此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必须首要打破旧分工的束缚，建立新式分工。第二，对人的发展目的的超越。西方经济学认为，人获得发展的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因而是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始终无法逃脱功利主义的范畴；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追求利益、市场经济都仅仅是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人类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精神活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是根本目的。第三，对个人主体地位认识上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偏重研究如何配置资源，目的是使资本增值，充满了资本拜物教气息，其主要强调资本创造价值，劳动者的智慧仅仅是为了进行其价值创造，在经济活动中并不占有主体的地位；而马克思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资本拜物教精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反人类的，造成人依赖于物存在，并受到物(资本)的奴役和统治，而且还要受到资本化的科学技术等摆布以及历史的束缚，因此人的本质被物化、异化了，人的能力、创造性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也就无法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由此，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执着于终极的价值判断，追求人的解放，并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视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肯定人的智慧和才能在价值论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尊重人，尤其是要尊重人的需要、人的创造能力、人的个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发展。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实导向。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和灵魂是经济个人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经济人”还原成现实人，似乎就是斤斤计较、孜孜求利的市侩商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归宿的，这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地方，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现实导向。这种现实导向，表现为人的自由、人的现实生存、人的未来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基于此，提出建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因此，当前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坚持以人为本构建改革发展的理论、制定经济发展的方略，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用、由人民共享，促使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样地，衡量改革的成功、社会进步的最终标准也不应该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包括建立在物质财富增长基础上人的自由、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而现阶段我国经济活动中频频出现的“拖欠工资”、“开胸验肺”、“血煤窑”各种“强资本弱劳动”现象；“三聚氢氨毒奶粉”、“苏丹红添加剂”、“地沟油食品”各种唯利是图行经，如此等等，无不颠覆着西方经济学倡导的“经济人假设”公理，也再次说明市场经济中“私恶”对“公利”的主动侵害是不争的事实。因而要纠正这些偏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现实导向，使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必须尽快转变到以人为本、重视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上来；只有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发展需求，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不断迈向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目标。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篇4

2研究领域和成果

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学成果相对集中地表现在历史疆域政区、移民史和人口史、城镇和乡村聚落、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区域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领域。

2.1历代疆域政区研究

从2007年起，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2卷，作者18人)开始陆续出版。它涵盖了自先秦至民国的漫长时期，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历代政区沿革的考证，对一些同一年代各政区并存的面貌作出复原，而且在某些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相关复原的详细程度可以达到逐年。这套著作的完整出版，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目前正式出版的有总论先秦卷(周振鹤、李晓杰撰)、隋代卷(施和金撰)、宋西夏卷(李昌宪撰)、元代卷(李治安、薛磊撰)、明代卷(郭红、靳润成撰)、中华民国卷(郑宝恒、傅林祥撰)[4-9]。

商朝是中国出现较早王朝，唐晓峰认为商代领土不同于后世成熟国家的领土，不能将商朝辖区看城一片单纯的地域[10]。先秦是中国历史政区萌芽时期，待考问题颇多。徐少华对楚国国都陈城[11]，钟炜对秦国的洞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12]，晏昌贵对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县与迁陵县[13]，李晓杰对战国时期三晋和秦国的设县情况、齐国和楚国的疆域变迁[14]，都进行了扎实深入的考证。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全新的看法，其中包括秦始皇三十六郡、两汉州制、高阙、直道、秦汉之际的西北和东南边界等内容，多有创见[15]。古代的城市行政建制研究者向来不多，韩光辉等在宋辽金元城市行政建制的演变方面发表过多篇重要论文[16]。

随着国家清史工程的展开和推动，有关清代疆域政区研究的新成果不断产生。段伟着重探讨清代分省问题[17]，傅林祥探讨清代政区制度一些人们较少关注的方面[18]，侯杨方依据清宫档案探讨了清代十八省的形成等问题[19]，韩昭庆则对清初政区的改制及影响发表了看法[20]。徐建平出版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力图将传统的政区地理逐步深入到政治地理的层面[21]。

2.2移民史和人口史研究

在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6卷本《中国人口史》出版之后，近年有关移民史和人口史的研究虽然减少，但仍有新著出现。吴松弟《南宋人口史》全面探讨南宋户口统计制度、考证人口数据，并探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路的人口变迁及其对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此外他著文探讨辽宋金元时期南北人口的不均衡发展等问题，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受此影响生产工具进步缓慢，导致走上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22]。路伟东著《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及相关论文，理清了清代陕甘回民的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管理制度、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迁移等问题，并首次利用宣统人口普查的“地理调查表”进行人口研究[23]。

此外，安介生对明代北方的灾荒性移民和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24]，侯杨方对乾隆时期的民数汇报[25]，杨煜达对西南边疆的民族关系的若干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郭声波多年致力于西南民族地理的研究，新著《彝族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唐代乌蛮等族羁縻州为中心》在此方面有新的推进[26]。需要指出，安介生所著近70万字的《历史民族地理》[27]，表明了作者尝试建立历史地理新方向的努力，引起较大的关注。

2.3城镇和乡村聚落研究

西安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向为古代城市研究的重点所在。李令福的《秦都咸阳》[28]，王社教的《汉长安城》[29]，肖爱玲的《隋唐长安城》[30]，史红帅、吴宏岐的《西北重镇西安》[31]，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不同历史阶段咸阳或长安的都市面貌。吴宏岐《西安历史地理研究》[32]和李令福的《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33]，则将古都西安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研究，前者深入研究了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城市更新模式，后者对秦都咸阳到隋唐长安的城市发展与城郊布局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史红帅推出37万余字的《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墙、水环境、坊里街巷、城市布局、人口规模等多方探讨，为西安“后都城时代”的最新研究成果[34]。

上海是中国近代城市的代表，张晓虹对上海地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市镇以及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5]。王列辉论述了双岸城市形成这一近代全国滨河城市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邹怡探讨了民国海宁硖石镇的区位条件与空间结构，以及皖南屯溪镇的发展动力[36]。刘景纯立足于城镇实体进行的“景观与文化”的考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清代黄土高原不同等级、不同区域城镇文化景观的特征[37]。李孝聪著《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则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城市体系或几个中心城市核心进行综合研究，阐明城市布局形成的原因和演化的过程，剖析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38]。

乡村聚落地理的论著向来不多，王社教主编的《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首次对历史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进行系统探讨，其中涉及对明清民国时期黄土高原的乡村发展、城乡关系、聚落、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均以实证方式进行开篇论述[39]。

2.4历史经济地理研究

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是近5年来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吴松弟及其带领的团队是这方面研究的主力军，强调近代开埠通商和外来生产力的进入以及沿海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双向经济互动，对塑造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巨大作用。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40-41]，并发表十余篇论文，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兼及唐朝到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民国时期“市”的兴起与中国经济的不均衡发展等重要问题、并揭示了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机制及其8个表现。近年来，吴松弟又利用在浙江泰顺县地域考察所获得的资料，以泰顺为例，探讨明清近代东南山区的经济结构、地域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文化的特点[42]。

戴鞍钢在近代经济地理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2006年又出版《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一书，详细地论述近代以来东西部经济差异形成的过程及其影响，并著文深入探讨长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的相关问题[43]。王列辉著《走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从多个角度探讨上海和宁波这两个长三角主要港口不同发展轨迹[44]。方书生对两广港口—腹地的空间形态和长三角经济区演变过程，张珊珊对汉口的对外贸易及其腹地，姜修宪对闽江流域的进出口贸易及经济变迁，唐巧天对上海的埠际贸易，毛立坤对香港的埠际贸易的研究，构成了近代南方经济地理研究的基本架构。此类研究以往不多见。樊如森所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及一系列的论文，揭示了开埠以后天津口岸的贸易发展过程及对北方经济的促进作用，论证天津在北方经济的龙头地位，清楚地勾勒出北方外向型产业结构和城镇体系等重要问题[45]。樊如森的研究和姚永超所著《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0)》[46]，以及陈为忠关于山东的多篇论文[47]，构成了近代北方经济地理研究基本架构。

值的一提的，还有王元林对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48]，韩茂莉对明清以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及其种植制度的形成[49]，蓝勇和杨煜达对清代滇铜生产和运销[50]，韩昭庆对青海早期现代化的影响因素，程龙对北宋沿边军区的粮食补给问题[51]，辛德勇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等问题的研究。张萍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采用商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以明清时期陕西商业的发展及地域特征为例，建构了颇为周密的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框架[52]。

2.5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近年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宗教地理和民间信仰的深入探讨上。张伟然在佛教地理方面发表多篇相当深入的论文，包括佛教宗派的地域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吴淞江两岸寺院发展的时空进程、清末至民国江南地区庙产兴学的时空分析等[53]。张晓虹对南宋首都临安节日活动的空间特征、近代陕西宣教区的划分原则都作过探讨，又以陕南的杨泗将军为例讨论民间信仰的区域化与本土化问题[54-55]。王元林等人对明清伏波神信仰的地理分布、碧霞元君信仰扩展与国家祭祀的关系、金龙四大王信仰、湖南湘江流域水神信仰等问题，都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王元林还揭示南海神庙的兴衰发展历史，以及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和广州港变迁和国计民生的关系[56-58]。朱海滨主要研究浙江的民间信仰和文化地理，成果颇丰，继2008年出版《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2010年又出版《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对浙江岁时习俗的区域差异和胡则信仰展开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及与行政区域和自然区域的关系[59-60]。此外，蓝勇对巴蜀的休闲好赌风气[61]、古代美女的地域认同[62]，马强对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地理体验与唐宋“蛮夷”文化观念的转变[63]，郭声波对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蒟酱食用习惯和开发历史等，进行研究[64]。

2.6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王振忠长期从事徽州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有较大的影响。近年来，利用新发现的徽州商编路程《摽船规戒》、婺源民间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新安江的路程歌及相关歌谣，对徽州的交通、商业、地名、日常生活、村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相关论文结集出版为《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65]。此外，晏昌贵著《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考察历史时期丹江口水库地区的政区、人口、城邑、经济开发和环境变迁状况，为近年另一项区域研究的成果[66]。

2.7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研究中国生态的日益恶化，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由于自人类出现以来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人类参与的结果，对其演变进行历时性的空间考察，自然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或称为“环境变迁”)和灾害史的研究，实际上已突破了过去按照单一人文要素进行研究的模式，进入到人文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层面上。

邹逸麟主编的“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是近年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丛书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500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主旨在于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粗略地反映中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目前已出版了《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陈业新)、《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冯贤亮)、《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尹玲玲)、《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杨伟兵)、《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谢丽)[67-71]系列著作。有关生态环境史和灾害史的研究论著为数不少。段伟通过对禳灾制度的发掘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运用，推进了秦汉灾害应对制度的研究[72]。

张萍的研究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城堡的废毁主要在晚清民国。她并从人口、民族、经济结构入手，探讨了边疆内地化过程中陕北沿边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及其影响[73]。张莉在前人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了乾隆年间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农业开发活动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74]。

土地利用是人类影响生态环境的最主要方式，在这方面韩茂莉、杨果、满志敏、王社教、侯甬坚都作出自己的贡献。韩茂莉探讨了辽金两代西辽河流域人类活动从游牧业为主向农业占主要地位转变，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75]。杨果、陈曦以宋元明清时期为中心，从农田垦殖、资源利用等诸方面探讨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76]。王社教考察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与环境变迁的关系，认为总体上农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灾荒为直接动因促成的，但是否能够及时调整还要得到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农业技术的配合。

王建革致力于水利史和农业生态史的研究，继出版《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又出版《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77-78]，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他又将目光江南，发表一系列涉及这一区域的农业技术、圩田土壤、水环境、乡村社会等论文。王大学系统探讨了区域海塘修建的过程和技术变化，以及与政权、水系、海潮等方面的关系[79]。韩昭庆关注西南地区的石漠化、西北地区毛乌素沙地形成与扩大的人类因素，杨煜达探讨清中期滇东北铜业开发对环境的影响，都发表过若干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陕西师大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长期流行的人地关系的某些表述进行反思。侯甬坚认为百年来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自然因素更显重要，人类只是一种参与力量[80]。此外，他探讨新疆南部尼雅从聚落到废墟的演变过程，认为尼雅河来水等水源逐渐匮乏，最终迫使一批居民点因彻底无水接济而废弃[81]。他还分析渭河流域的人民生计，认识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除了较多地依赖于自然环境提供的富源和人民的勤劳之外，还在于要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物尽其用的致富之道。李大海的研究也表明，明清以来陕西黄龙山区因垦荒导致森林植被遭到破坏的历史过程，并非完全可以人地关系矛盾激化角度来加以解释[82]。张力仁通过探讨清代陕南流民行为的基本取向，指出人类空间选择行为遵循风俗相近原则，而不是地理环境最优原则，从而对备受非议的流民刀耕火种与清代陕南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重新认识[83]。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无疑有助于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2.8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信息系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价值，历史地理学领域对GIS运用方法的讨论日渐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一文，该文通过讨论小区域GIS数据框架建立的方法，提出了三点非常重要的认识[8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合作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是将地理信息系统用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实践。它按照网络数据和Web地图的要求设计了数据模型和数据库关系结构，开发了基础数据地图浏览、地名查询界面。与基础数据相配套的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政区地名释文数据库，基础数据中的每一个地名，包括全部地名和空间定位的原始史料、研究结论和专家意见，以保存迄今为止对中国政区地名的知识和认识。已完成的四期数据已经在哈佛大学网站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禹贡网”上公开，至今已有数以万计的用户注册，并下载了基础数据。CHGIS项目的研究成果，被有关专家学者公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CHGIS为标志的历史地理数字化研究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篇5

一、大历史观――以小见大，宏观建构

黄仁宇的“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已渐为史学界所熟知，其代表性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等广受读者追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综合概括为：“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简单地说，结合教学实际适当取舍，将大历史观的理念简述为：以小见大、宏观建构、中西贯通、以人带史。

如人教版选修二第一单元第2课《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必修三第二单元第7课《启蒙运动》都叙述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多数学生反映课本里面思想家的主张难以厘清。在重新阅读了教材后，笔者发现课本结构容易让学生产生误解。以选修二《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一课为例，本课中有三个子目，分别是《斯宾诺莎的“天赋人权”思想》、《洛克的权力分立思想》、《卢梭的“在民”思想》。三个子目中的论述本身不存在问题。但是通观全课，斯宾诺莎既有天赋人权思想，也有社会契约思想；而洛克还有分权学说；卢梭也具有上述的思想。课文的子目与内容的表述容易使学生产生“他们到底具有哪些思想”的疑问。因此，对于教材并不清晰的论述，教师需要重新进行处理。下面是笔者尝试处理的情况。

西方民主思想体系：是以“天赋人权”为基础，“在民”为保障，通过“社会契约”确立法律，将部分权力委交予统治者，建立国家（政府）代行人民的权力，以保障人们的权利。如果政府施行暴政，人民可通过革命其统治。另外为了防止政府专制，民主思想家还提出分权学说，实现各种权力之间的制衡。通过建构上述西方民主思想的体系，让学生清楚西方的民主思想不是个别思想家提出零零散散的思想，不能只对思想家的观点一点一点地死记硬背，而是以一个思想体系去理解。上面案例它体现了“多角度解释”、“宏观建构”、“融会贯通”、“综合归纳”等大历史观理念。这种教法，帮助学生避免过于依赖教材文本叙述，体会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二、全球史观――纵向前行，横向联系

全球史观（也称整体史观）主张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层面考察历史，它认为世界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散到整体”、“从封闭到开放”的历程。全球史观，是随着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强调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从全球文明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基本理论概括如下：从全局，亦即从全球的角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两个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基本方面；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两根主轴。

例如，对新航路开辟的影响分析，从整体史观的角度可以这样分析：从纵向来看，加速了世界社会的转型，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对欧洲，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对亚非拉地区，加速了它的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从横向来看，它使各大洲之间的相对孤立状态被打破，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影响、联系紧密的整体。欧洲对亚非拉地区的影响日益加深。东西方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不正当的殖民侵略与殖民掠夺形式：政治上控制和渗透，经济上剥削和掠夺，文化上宗教侵略与渗透，生活上方式的渐入与改变。当然，对不同类型的国家而言，新航路开辟的影响就有个性差异，如对英国、对中国等影响就不一样了。

三、文明史观――物质丰富，精神丰满

什么是文明史观呢？简单来说，文明史观是提倡各种文明与文化之间是相互共生和并列，从全球角度审视文明，是一种相对主义，不强调文明之间存在着什么优劣。我国北大著名的学者马克先生就是这一观点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具体阐述了文明史观的基本观点：即文明史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所以，文明史也是一部世界史；但是，文明史是以各个不同地区的文明来研究历史发展的，在综合各种文明不断演化进步的同时，最终综合成为一部人类不断进步、不断走向文明的历史。

例如，必修二的第6课，《近代的前夜的发展与迟滞》，新教材只是给了很多明清时期我国农业、商业发展的材料，并没有提供什么思维的线索，可是，恰恰是这缺少的思维线索，才是这一节课最深刻的灵魂。如果只按照教材来讲的话，那学生会有一个什么印象？我们的农业好，手工业好，货币流通发达，商业好，对外贸易好，世界的白银有一半都流入中国，我们还是好。那么，讲完之后，学生将这无数个“好”叠加起来，脑子里就有一个超级大国――明清。那么，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就算再不争气，再腐败，也不至于在短短的200余年，就败落到一次鸦片战争中，本土作战的我们却被打得落花流水、毫无还手之力呢？问题出现了，看来，是我们引导错了。如果我们能用大历史观引导教学，那么，在我们讲述我国明清时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跟西方去作对比。我们的耕地增加了，可我们人口也增加了，况且，耕地和人口只能是农业大国的衡量标准，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了。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比整个欧洲都要高，但是，一百年后，我们几乎没有增加多少，而欧洲和美国却在翻倍地增长，这样对比下来，学生马上会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明清时期，我们的经济是到了高峰，但是，却只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高峰，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我们已经“迟”了，我们已经“停滞”了。我们的各方面的数量在增加，可是实际水平却在下降！东西方这么一对比，学生马上就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课的内容。

四、唯物史观――辩证客观，全面发展

历史教学不仅要教给学生历史知识，更要教会学生历史分析的方法，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具备融会贯通的学习能力，具备高屋建瓴的观察能力。而在历史教学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学会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是使学生具有这些能力的关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把钥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物质生产的活动是人类社会所有活动中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的水平和具体形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因而也决定了上层建筑中的政治统治形式、法律制度、哲学思想以及文化艺术的状况等等。当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原有的上层建筑发生矛盾时，引起社会革命，随之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政治思想、法律制度、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一课中，在分析归纳完智者学派产生的背景时指出，智者学派的产生取决于古希腊经济的繁荣和民主政论的发展，强调这正是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引导学生对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观点进行评价时，要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既看到其积极性，也应认识到其局限性，同时树立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化的正确态度。另外在分析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观点时，教育学生树立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教师要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时刻不忘对学生进行正确史观的养成教育，教学中要做到“润物细无声”。

五、现代化史观――工业文明，思想理性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1篇6

【关键词】岭南;民族经济史;经济文化类型;生态环境;海洋经济

【作者】陈光良,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广州510665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161-005

SeveralThinkingaboutStrengTheningtheStudyon

NationalEconomicHistoryinLingnan

ChenGuangliang

Abstract:LingnannationaleconomichistoryhasanimportantpositioninourcountrynationalityhistoryandthestudyonthedevelopmentofLingnanhistory.Fordecades,theareaoftheresearchonLingnannationalityeconomichistorydevelopsgradually,buttheresearchisstillnotmany,whichistrulyfromtheperspectiveofethnology,fromtheinterdependenceandtheinteractionofdifferenteconomicalculturaltypestodiscusstheeconomicrelationsbetweendifferentethnicgroups,andfromtheinterdependenceofeconomicandsocio-cultural,ecologicalenvironmenttostudytheassociationbetweenminority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constraints.Somemajorissueslackthethoroughsystemresearch.StrengthenthestudyonNationalEconomicHistoryinLingnancan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formulationofminority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policiesandrelevantlawsandregulations,andpromotethedevelopmentofthesubjectonminorityeconomichistoryofChina.

Keywords:Lingnan;nationaleconomichistory;economicandculturaltypes;ecologicalenvironment;marineeconomy

一、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之我见

粤海一隅,史称岭南,泛指五岭之南。本文所界定之岭南是指广东、海南及广西与广东接壤的部分地区,不包括历史上宽义的越南部分境界。

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是最早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多次组织大规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许多学者长期深入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如梁钊韬《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1955〕、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1957〕、詹慈《从“合亩”组织试析黎族家长制家族公社》〔1984〕、合著《龙门蓝田瑶族调查》〔1987〕,等等。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组织编辑出版了黎族、瑶族、壮族、苗族、畲族、回族、满族等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资料,有不少学者利用民族调查资料对保留在诸多民族中的原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方式以及私有制形式等进行个案的或综合的研究,探讨这些民族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及其生产关系的演变。一些学者把研究延伸开去,关注这些民族特殊的制度与组织,并深入到民族关系、传统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如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1991〕、李默《韶州瑶人:粤北瑶族社会发展跟踪调查》〔2004〕、王献军《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2008〕,等等。

民族经济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总第101期)20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存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披露于世后,学术界重新评估古代南方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南方民族稻作文化、青铜文化的研究掀起热潮,社会经济成为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如1984年举行的百越史研究第四次年会,即以南方民族社会经济为中心议题。这方面的成果陆续问世,数量不少。有的学者对百越民族物质生产各领域分门别类作系列的专题研究,如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2003〕,是百越民族史研究领域引人注目的著作,在中国百越民族史乃至中国南方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白。作者对百越人口和土地制度的研究,对著名的水稻种植、造船业、纺织业、建筑业、制陶业、玉器和竹木漆器制造业、酿酒制盐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论述,将历史文献、文物考古资料和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增强了学术论证的力度,达到较好的论证效果。《广西民族研究》、《农业考古》等核心期刊,特别重视从考古学、民族学和文化学角度研究岭南古代农业历史的论文及调查报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岭南稻作起源和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发展方面的论文。覃乃昌《壮族稻作农业史》〔1997〕可称之为该项研究的代表作。陈文华在《论农业考古》〔1990〕等系列论著中,注重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畜禽饲养、农作物种植、农具、农耕技术等生产生活个案的考证和分析,推动我国农业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李根蟠、卢勋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的研究,学养深厚,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陈光良《海南经济史研究》〔2004〕是第一部从区域经济史的视角研究海南经济史的专著,该书以“海南原始居民蠡测”开篇,探讨海南岛原始农业及薯粮、稻作、纺织诸业的发展,再以论述汉族移民为转折,阐述海南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及发展趋势,该书深入考察海南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特色经济,并从多角度探讨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以黎族“合亩制”为例,剖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变,论述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特殊性。

对岭南民族贸易、民族关系及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是学界较早关注的题材。王兴瑞《海南岛各民族间相互关系之考察》〔1946〕、岑家梧《宋代海南黎族和汉族的联系及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1965〕,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2004〕,容观琼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和黄道婆生平业绩问题的系列论文〔1984～1994〕,等等,论述了岭南地区民族贸易促进民族关系改善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概况。《广东民族关系史》广泛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心得,博采众言成一家之说,材料丰富,见解独到,观点鲜明,受到学界一致好评。广东人民出版社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精心编辑出版了几十种“岭南文库”丛书,选题包括岭南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如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1993〕,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排瑶历史文化》〔1992〕,吴永章《黎族史》〔1997〕,等等,对岭南民族历史和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论述可谓面面俱到,用功至多。

综上所述,几十年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愈来愈多,但比较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关系的讨论,许多成果依附于民族史、地方志、民族文化等相关学科,比较分散,未经整合,真正从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的视角,从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去论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相互关联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过程及其制约因素的并不多,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研究,长期以来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仍然存在,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二、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岭南原为诸越族及其先民聚居之地。秦统一岭南后,华夏族迁徙粤地者日众。两汉时期,部分诸越族与汉族融合。六朝后期至唐初,瑶、畲、回等族先民先后抵粤。唐末,由诸越遗裔俚人的一支经过长期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而形成的黎族首见于史。至宋元,海南诸越遗裔俚人的另―支演变成为“临高人”,僻居粤西北山区的大陆诸越遗裔逐渐形成大陆壮族的主体之一“主僮”,瑶族由湘入粤后人口增加,居住区域随之扩大,加上唐宋以来一直生活于粤地的回族,岭南各族的分布格局大致形成。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明王朝将海南岛从原来隶属广西划归广东管辖,这一建置变革对岭南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有海南苗族的祖先相继由广西进入海南岛,而世居岭南的黎、瑶、壮、畲、民等族群纷纷融合于汉族。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满洲八旗官兵由京津抽调来粤驻防。至近代,包括广东、海南和广西部分地区在内的岭南各民族大致形成如下分布:汉族人口为大多数广布于城乡各地,黎族苗族定居海南,瑶族迁徙粤北,壮族聚居粤西北,畲族落户粤东,回族散居广州、肇庆和海南三亚等市,满族落籍穗城,这种分布格局是历史上长期逐渐形成的。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岭南是各兄弟民族共同开发、和睦相处的家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史,可以丰富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内容,提高民族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历史上的中国经济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往互动中向前发展,形成了多元交汇的体系。如果只研究汉族或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研究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或者只把后者作为陪衬,这样的经济史是片面的。从历史上考察,岭南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不注重研究岭南少数民族经济史,汉族经济史中的许多问题和诸多现象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也难以在总体上把握岭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失误,往往与对其历史缺乏了解有关,而深入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史,则成为正确制定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对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阐明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杰出贡献,论证各民族在社会经济中和衷共济,相互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意义重大。

岭南民族经济史在我国民族史和岭南开发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世居岭南的诸越族及其后裔(如俚人、民、临高人、壮族、黎族等),以及后来陆续迁徙分布在粤琼各地的瑶族、回族、畲族、苗族等,他们在水稻种植、农业养殖、纺织业、造船业、手工业、海洋渔业等等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为中外研究者所瞩目。岭南民族经济史的主要任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指南,开展田野调查,努力发掘古代文献资料,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有关学科的成果进行论证,复原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重点考察岭南诸民族社会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深入探讨民族经济史中的生态环境问题,阐明诸越民族及俚人、民、瑶族、黎族、壮族、回族、畲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发展过程,揭示岭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当前,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方略,而岭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滞后是客观的现实。要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既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只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需要对其社会经济的历史有深切的了解。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目的是: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岭南民族经济史提供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不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丰富素材,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其科学价值可圈可点。开展此项研究,既可以弥补岭南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研究中忽略少数民族因素的缺憾,又可以进―步论证岭南各民族交往融合、团结奋斗的历史原因和经验教训。本课题既要研究现代黎族、瑶族、壮族、回族、畲族、苗族、满族等民族经济的方方面面,也要研究古代民族如南越族、骆越族、俚人、民等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岭南民族经济史处于多种学科的交叉点上,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理论观点,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为推动该项课题能持续、深入地开展系列研究,有必要将各相关学科中关注岭南民族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集合在一起,成立研究中心,优势互补,合作攻关,加强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发表和出版系列相关论著,推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这一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岭南民族经济史也可以成为高等院校人类学、民族学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的进修课程和研究课题,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以此为研究基地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三、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路向与方法

作为民族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华夏―汉族而言的。它不但包含现存的诸民族,而且包含历史上曾经存在后来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中的古代民族。因此,岭南民族经济史既要研究近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史,也要研究古代民族经济社会的演变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的特征。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岭南古代民族社会经济演变。着重论述我国古代在岭南海滨生息繁衍的诸越民族及俚人、民、临高人等社会经济的概貌;

其二,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经历的经济文化类型。分析自秦汉之后岭南少教民族地区形成的几种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变迁,主要是:原始渔猎类型、刀耕火种农业类型、锄耕山地农业类型、牛耕灌溉农业类型、热带海岛农业类型、城市商贸类型等;

其三,岭南现代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分别阐明岭南主要少数民族,即:黎、瑶、壮、回、畲、苗、满等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概况,着重论述这些民族的生产力在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与此相适应的土地开发、田赋税制、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商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及其运行机制,考察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以及各民族如何在不同类型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推动民族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分析民族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等等。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重点是:科学论证岭南地区古代民族社会经济的历史概貌,阐明近代岭南主要少数民族:黎族、瑶族、壮族、畲族、回族、苗族、满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复原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揭示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为党政部门在制订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时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岭南地区,从来都是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在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或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的重新组合,经过长期彼此交流、互动,逐渐地,同一民族从事着更为多样的经济活动,同一经济类型和经济类型组合也发生着程度不等的变化,构成岭南粤地波澜壮阔、异彩纷呈的社会历史画卷。因此,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经济史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可以按民族研究,可以按地区研究,也可以按经济文化类型研究,而最难把握的是如何在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处理好民族、地区、类型的关系,并从三者的有机联系中进行具体的举证和综合的论述。

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努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考察岭南地区历史上诸多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如何形成的,阐明同一地区不同民族经济和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发展变化的历史原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

第二,从民族、地区、类型三大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中,深入研究岭南民族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开创中国少教民族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

第三,将海洋经济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丰富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内涵。

第四,关注民族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岭南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

第五,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要根据岭南民族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以古代民族演变线索为经,按其社会经济形态分章,而同时并存的各种经济文化类型则为纬,每一类型各自成章,再以黎、瑶、壮、回、畲、苗、满诸民族的经济发展历史为纲目,经纬相连,纵横捭阖,力争著作体例上的推陈出新。

第六,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

少数民族经济史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既是经济史的分支,又是民族史的分支,同时又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边疆史、民族关系史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密切的联系。它不但要从相关学科中吸收研究成果,而且要从各学科中借鉴研究方法。岭南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研究的指南,同时以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并用。要全面查阅、搜集各种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对有关华南民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类,为课题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资料和可靠的研究手段。须深入广东、广西、海南等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典型调查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为课题研究提供实证材料和论证的科学依据。在研究中将本课题有关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拓展理论研究和史料论证的广度和深度。

总而言之,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辟出岭南民族经济史研究的诸多“山兰园”,虽然“刀耕火种”,然而品尝收获却使人兴奋,对来年耕耘满怀期待。展望未来,但愿更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承前启后,开拓创新,让岭南民族经济史的学术园地异彩纷呈,生机勃发,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李粮蟠,彭世奖.加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

[2]练铭志,马建钊.朱洪,广东民族关系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7.

[3]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7.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

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在早期的殖民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殖民战争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得西欧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造成这些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运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仰中。……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内市场的狭小远远不能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扩大市场，有两种办法，一是向深度发展，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市场容量不断增大；二是向广度发展，即将“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注：《列宁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545页。）这“新的领土”就是非资本主义环境。于是，进行资本输出，向海外移民，就成为西欧向外扩张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向外扩张已不可能，只能借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机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战后迅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和资本输出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维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工具，“战后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全世界的内涵式的扩张，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内化于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循环与周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即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注：房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重盘剥，加重它们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恶化和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注：甄炳禧：《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枯》[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本来是为维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而服务的，但由于美国及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操纵这些组织，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西方国家推行扩张政策和干预别国内政的机器，甚至联合国也不能幸免。正如布热津斯基说的：“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在政治上影响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决策，宣扬“人权高于”干涉他国内政，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些实际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

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长期与之分庭抗礼的对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还会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扩张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注：［埃及］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所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思考，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抵制西方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主义，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稳定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推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所以它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加强。任何民族或国家要想求得发展，都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能绕过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又是各个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世界历史”概念本是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民族精神的阶段更替来发展的，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不断转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通过向外扩张，把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相继卷入到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体系中来。

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并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这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不再可能是狭小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而是日益被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恩格斯进而以实例来论证了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历史；这种走向是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的变革，不仅取决于本国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还取决于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国家内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受世界历史的制约；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对外扩张，扩大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消除了狭隘的“民族历史”和经济民族化、地域化状态，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加入到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进程中来，从世界历史整体的角度看，是符合区域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93页。）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就是造成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而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就为人类的相互交往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看待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作用的，从这一点看，人类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地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所以，任何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走向世界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也就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文明并一度被欧洲各国奉为学习典范的中华民族，即使在17、18世纪还出现了100多年“康乾盛世”的满清帝国，为什么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就迅速衰落了呢？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了。其实在此时，正是欧洲乃至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形成并日渐明显、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之时，但当时的中国却走着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相左的道路，对内固守传统，反对变革；对外则闭关锁国、反对开放，盲目排外，最终失去了与世界交流、走向世界历史的大好机会，也失去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机遇。

所以，从经济全球化形成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民族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就是民族国家不断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进这一进程，尽管经济全球化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但毕竟已经成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走向现代化，就不能背离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能失去历史又一次给我们提供的机会，要主动地、审慎地、不失原则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获得更好的外部条件。

三、经济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曲折过渡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客观趋势，它的发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作为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创和主导的、至今众多国家都要参与的客观进程，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这种矛盾和冲突除了表现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各种派生矛盾扩散到世界各地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地区化的冲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制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并大力推行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政治霸权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及价值观，欲使经济全球化变为“西方化”或“美国化”，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同时全球性的加强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以及国家带来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迷失方向。因此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都强烈。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之间就会出现冲突，这些冲突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同时，地区化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区域性经济集团。但还是以北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地区化，对他们而言，地区化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在这一区域内的各种利益，并依靠地区化从外部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还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工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也要借地区化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由于立足于本地区的发展，所以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在制定协议和政策、采取行动时就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排他性，它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民族化”，难免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其他地区化之间产生冲突。

第二，国际性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全球化的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全球性问题的扩散，全球性问题包括很多方面，如人口、资源、环境和贫富差距等，但更重要的是，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和平问题是政治问题，即东西问题，主要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即南北问题，反映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造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贫困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贫富鸿沟和“数字鸿沟”即信息技术差距在不断加大。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跨国犯罪也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总之，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两极分化、环境退化、资源匮乏、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的存在注定了全球化不会是一路赞歌的。

第三，经济全球化要求超越国家与国家作用加强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经济的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和投资跨国化为基础的、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金、技术、劳务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追求的是垄断利润，其经济决策要求不受国家边界的约束，一些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大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都会对民族国家传统的经济管理和控制功能构成严重挑战，从而逐渐销蚀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的中心，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交融正无一例外地在销蚀掉每个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和地区机构及其规则的限制。……国家权力的被迫缩小令人十分担忧，这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弱小国家尤其如此。”（注：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全球化——风险与前景》[N]，参见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2000年6月7日。）但是，另一方面，单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往往势单力薄，很难化解风险，加上经济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要求各国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加强对本国经济的宏观干预和国际调节的力度，这就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冲突。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扩散与反全球化的冲突。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其矛头首先指向三大世界经济组织。1999年11月，全球化的反对者们大闹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千年庆典活动；同样是在11月底，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也遭到反对者的阻挠；2000年4月在华盛顿，抗议者高呼“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堵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在地的出入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对世界市场上数额巨大的流动资本征税（托宾税）；一些非政府组织指出全球化只有利于世界前100到200家大型跨国公司，他们批评这些公司污染环境，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造成社会分裂以及穷国更穷，富国更富。而这些反对的声音恰恰来自极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它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表明人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由全球化导致的问题的担忧。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篇8

摘要: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提出了新的挑战,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谐体现在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的不和谐三个方面。在构建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基础上,从开发理念、产品设计和旅游服务等角度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的思路,并结合典型历史文化名城西安进行案例研究。

关键词:体验经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西安

截止2007年底,国务院确定公布了三批及11座增补城市,共110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1]。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极强的吸引力在众多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脱颖而出,它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从某种角度看,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是城市旅游和历史文化旅游的复合体,它们彼此互为依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然而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势必映射到旅游活动中,它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之间是否存在不和谐因子,如何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进行优化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体验经济与旅游

1998年,美国学者b.josephpineⅱ和jamesh.gilmore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欢迎进入体验经济(welcometotheexperienceeconomy)”一文。首次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体验是指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从而为个体消费者营造一种难忘的经历。两位学者从“顾客的参与程度”和“与环境的关系”两个层面将体验划分为以下四个组成要素:教育、娱乐、审美和逃避[2]。〖jp+1〗体验经济在服务经济的基础上产生,而又完全不同于服务经济,其实质是强调“顾客参与”和“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顾客的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都将成为“体验”的重要环节,顾客在体验的同时又参与营造了体验的氛围;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吸收(absorption)”还是“沉浸(immersion)”都极大地体现了消费者的主体性和与消费环境的互动性。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性化的服务、个性化的产品和个性化的消费方式将逐渐占据体验经济时代消费活动的主体。

旅游作为体验经济的一种典型代表,在体验经济背景下具有一些新特征:首先,从消费结构看,旅游者更多地关注精神享受和情感需要;其次,从消费内容看,旅游者从习惯于标准化产品和一般化服务向定制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转变;第三,从消费价值看,旅游者由消费“结果”转变为消费“过程”。不再是只关注产品本身,而是关注整个旅游活动过程的感觉和体验;第四,从旅游产品形式看,旅游者更青睐于互动参与式双向沟通型产品。最后,从心智模式看,旅游者由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3]。

二、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不和谐因素

(一)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然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中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矛盾表现突出、由来已久又似乎很难调和。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当然相互促进的一面更好协调也更易理解;而在实践当中,旅游开发者则更多地强调其经济特征,强调文物旅游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即使旅游开发者能够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但因其视角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正如旅游界众所周知的“水洗三孔”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很多争议,的确令人深思。

(二)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

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资源禀赋就决定了其自身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这些城市的旅游资源往往是总量丰富、文物价值高、知识含量高,专业特色浓厚,通俗性较差,参与性较低,或者说静态资源多动态体验少。而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本质是追求审美和愉悦,通过旅游的过程去体验差异和新奇。而且不同于其它城市旅游,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相对而言要求旅游者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较强的感悟能力,具备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素质。然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又要通过旅游媒介(包括旅游中间商、导游服务、目的地居民等)去弥合。旅游媒介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动态体验环节的不足又与体验经济时代的消费特征相抵触。

(三)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

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它的旅游产品形式。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核心产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博物馆类、陵墓类、名人故居、节事类(庆典事件、仿古模拟)、古代建筑、宗教类(宗教建筑、礼仪庆典)等。这种产品形式强调文化性、历史性和知识性。游客体验的本质为“过程消费”而非“结果消费”,体验的核心精神表现为以互动参与式取代单项沟通式。某种程度而言,游客也是“生产者”而非单纯“消费者”。体验经济时代,游客趋向于追求个性化的产品、服务和自身的“沉浸”和愉悦,这种不和谐关系如图1所示。

三、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的理论依据

(一)系统论原理

所谓的系统论是指以一般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也成一般系统论。一般系统论将系统定义为:由若干个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4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系统往往是一个多极的、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一个大系统一般可以分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又可分为多个亚子系统,而亚子系统可以再分。现代系统论的出发点在于运用科学方法寻求系统的最优化,使整个系统的功能大于各子系统的功能总和[4]。

(二)体验经济理论

体验经济及其内涵前面已经有所阐释,此处不再赘述。目前国内有关体验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验经济背景下的特种旅游开发、景区管理模式创新、旅游产品设计等领域[5-7]。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和谐理论

和谐理论的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自构建和谐社会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了旅游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并提出了实现和谐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8]。旅游业以其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影响力大等特点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动力产业之一。和谐理论指导下的旅游发展强调“人地和谐”,即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和谐;“人态和谐”,即旅游者之间、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和谐;“人企和谐”,则指旅游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利益共赢。和谐理论应用于旅游发展的实践,可以归纳为和谐的发展目标、和谐的经营理念、和谐的旅游环境以及和谐的消费意识。

四、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模式

(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结构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需求子系统主要构成要素是旅游者,具体涉及旅游者的欲望、动机、需求、偏好、选择、决策和评价内容;供给子系统则包括核心吸引物(文物、遗址遗迹、历史事件、人物等)、交通、市场营销、信息流和旅游服务等。旅游影响(效应)具有双向性,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效应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需求和供给子系统。旅游环境作为支持系统包括自然和人文两方面,人文环境则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

(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的优化

鉴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构成,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是旅游者以文物、历史事件等为主要吸引物的城市旅游体验活动。旅游体验主要是游客以“三求”为出发点,通过体验过程的“三性”来达到“三感”的目标。所谓“三求”即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三感”即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

1.开发理念优化:突出“三求”,有所选择

首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将有些资源实行“保护”和“开发”相对分离。即不宜开发的旅游资源暂且不开发,以保护为主,谋求长远利益。对于旅游开发价值高的资源进行科学开发,满足旅游者的审美愉悦需求。其次,在开发理念上强化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内涵,改变以往资源导向型的旅游开发模式,变“资源导向型”为“资源依托型”。依托于适宜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旅游者“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的本源旅游体验要求,在文物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

2.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

比较而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有其自身的特点:知识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蕴含大量的知识背景,旅游者自身的知识素养会直接影响旅游体验的质量;并且,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产品往往存在于非自然的历史时期,如遗址遗迹、古代建筑设施、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凝结了后人对历史的诠释和感悟;关注旅游体验的“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不断创新,利用高新技术全方位展示历史文化内涵,是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设计的根本所在。

3.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

旅游服务渗透于游客体验的每个环节,它包括旅游接待的硬件设施,旅游宣传促销和目的地的接待服务等。“以人为本”,为旅游者营造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从而实现旅游者效益的最大化是旅游服务的核心。

五、西安城市旅游发展优化

(一)西安的旅游资源赋存及旅游业发展现状

西安市辖9区4县,在9983平方千米的地域范围,巍峨陡峻、群峰竞秀的秦岭山地与坦荡舒展、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界限分明,构成了西安市的基本地貌。西安市自然旅游资源规模体量大、种类较为齐全,拥有3个主类(缺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标中的天象与气候景观主类)、16个基本类型,共67处资源单体;与自然旅游资源相比,西安市人文旅游资源地位更加突出,全市共有人文旅游资源单体2081个,占到全部旅游资源的969%,涵盖了4大主类、14个亚类和79个基本类型。可以看出,西安市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

丰富的旅游资源不能反映在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指标上。西安虽然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成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人文旅游资源数量多、规模大、品位高、分布广,被誉为中国的“天然历史博物馆”。西安的国际旅游收入和其他城市相比处于很大劣势,在全国排名曾一度降至17名。体验经济的来临,对西安旅游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充分利用优势的文物旅游资源,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西安旅游发展优化的具体构想

1.优化资源开发理念:有所选择,强化体验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产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这些城市所赋存的文物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资源。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要树立“有所选择、注重体验”的理念。不是所有的历史遗存都要开发,也不是所有的文物资源都适合旅游开发。进行旅游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应尽可能具有相对高的审美愉悦价值,尽可能符合旅游者的体验要求。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旅游资源赋存数量多、品位高。但不能追求“高开发利用率”,而是有所选择、走资源开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西安人文旅游资源中比重很大的遗址遗迹和建筑与设施类旅游资源,可以选择性滞后开发或者不开发。

2.旅游产品优化:细分市场、活力精品

西安旅游产品功能结构相对单一是长期以来旅游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西安旅游产品在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突出重点。针对一般国际旅游者特点,突出观光旅游、体验旅游产品。激发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提升西安旅游的国际品牌知名度;其中重点进行秦始皇兵马俑及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和配套,增强参与性、提高感悟性。如博物馆内分设体验区(相关知识竞答、仿陶俑烧制、电脑游戏仿真等)。对国内游客,则融观光、文物、体验、商务会展等旅游产品为一体,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展示西安周、秦、汉、唐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对省内游客,重点依托关中平原向秦岭山地过渡地带的自然旅游资源,打造休闲度假、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产品形式。提升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影响力。

3.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优化:追求人性化

旅游服务的对象是旅游者,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旅游者又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旅游服务要具有“个性化”,追求“人性化”。西安可以借鉴欧洲很多旅游城市,在火车站、飞机场、港口等旅游者集散中心设立游客信息中心(touristinformation),提供涉及主要客源市场语言的旅游宣传册、地图和旅游专线的票务服务。再加上免费的人工帮助,使旅游者体验到亲切感和满足感。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市场营销在客源地的保持和开拓、市场营销渠道的选择、经销商的选择都有自己的特色。针对国际市场:突出西安作为“秦俑故乡、丝路起点、东方古都”的城市旅游形象;国内市场:突出西安“西部最佳、中国立体博物馆”等城市旅游形象;省内市场:强化“古城新貌、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等旅游形象。可以通过文化传媒、大型节事活动、巡回展览、名人效应等多种途径来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4.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优化:和谐发展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旅游环境系统更多地强调西安作为旅游城市所应具备的有利于游客更好感知西安的通道。该系统的优化存在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耦合,或者说是利益的博弈。最终达到旅游者和城市资源之间的和谐;旅游者和社区居民的和谐;旅游者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旅游影响系统则具有双向性:即针对旅游者又对历史文化名城本身;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如何强化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对旅游者的正面影响,同时减小旅游者对西安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探讨。

六、结论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谐体现在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以及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的不和谐三个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其中开发理念优化要突出“三求”、有所选择;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jp+1〗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为适应体验经济的本质要求,西安旅游应在旅游资源开发理念上有所选择、强化体验;旅游产品上细分市场、活力精品;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领域追求人性化、体现个性化;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系统平衡博弈、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eb/ol].[2008-04-22]./chinawhmc.html.

[2]b.josephpineⅱ,jamesh.gilmore.theexperienceeconomy[m].newyork: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boston,massachusetts.1999.

[3]陈兴,“体验经济”背景下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我国“旅游体验”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2006.

[4]马建华.系统科学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5]刘敏,石学勇.体验经济与内蒙古特种旅游开发[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18(5):128-131.

[6]李晓琴.体验经济时代下旅游项目设计与实证研究[j].人文地理,2007(3):69-72.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篇9

历史

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因此，实证主义是不可须臾或离的治史方法。19世纪末期以来反对实证主义的议论，都集中在历史认识论上。我以为，应当承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有相对性(卡雨)、性(克罗齐)、思想主观性(柯林伍德)，但都可归之于[认识还不清楚]，需要再认识。历史需要没完没了地认识，否则历史学者都可下岗了。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真实，史料考证非常重要。50年代史学革命要打倒历史主义，代之以[的史学]。结果出现了模式论、逻辑实证主义和包含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研究法，我看都不足取。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史学本来有实证分析(positive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analysis)两种功能。作实证分析时要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可怨天或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是用今天的价值观，不仅评论当时效果，还包括它对后人以至今人的潜在效应，但不要苛求古人。

每个人都有自已的历史，即世界观和历史观。但只应作为思维方法，而非推理根据。[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我赞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维方法，前句是说经济的发展应与界相适应，后句是说要有意义地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经济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是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没有一个古今中外都通用的经济理论。[史无定法]，需根据时空条件、问题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方法。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可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空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在对待[经济人]这个假设时，还要从社会和文化传统上来规范它。

经济史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计量，乃至模糊数学；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回归分析要谨慎，例如不少于十个连续数据。除非当代史，我不赞成用模型，也不赞成用反拟法(counterfactual)。

经济史利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经济分析，但应指出更复杂的历史条件，提供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广阔的视野。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

制度

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运行，才能持久。制度机制着经济的有序运行，要有稳定性；但历史上也常有变迁，尤其像田制、赋役制度、劳动制度等。这种变迁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停滞和倒退。一般说，生产和(或)交换的发展要求制度的革新，而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

近代经济史是研究传统经济向化经济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新的(现代化的)经济因素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的经济因素，不仅要求有一般制度的革新，还要有体制上的(systematic)以至根本性的(constitutional)变革，才能完成(以化为标志的)转变。这是西方从重商主义到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马克思[交往与生产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16世纪交换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引起商业制度变革和革命，最后导至机器大工业的建立，载《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认为，我国在16、17世纪已经产生了现代化的经济因素或萌芽，也有了赋役、租佃、信雇工等制度一定的变迁，但由于一元化专制统治的牢固和18世纪的众多逆流，未能引起体制的和政治的制度变革，因而未能实现工业化。

社会

和制度变革，必然引起结构、群体组识和行为的变迁；同时，体制度和的变革，需要创新集团和社会群体两种力量，才能实现。

近代经济史无力整个社会，主要是考察人中与分业(土农工商)、宗族制度、等级制度、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变迁，这些变迁反映社会化的趋向。

应注意到，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不是同步的，因为还有其他因素。经济史研究中的非经济因素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封建政府对促进经济发展和障碍社会现代化的效率都远大于西方中西方中世纪王朝。

文化

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制衡(conditioned)有变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往往不能持久(如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这种先导上称之为[启蒙]。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一)主要内容。一是关于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经济社会形态是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人类与社会及自然界的发展共存。同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人化发展是相互统一的，自然与人类社会是和谐共存的，离开了自然，人类社会将不会存在，离开了人类社会自然界的改造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二是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前提是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交往，15世纪科学家的地理发展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前提。同时，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世界市场是经济全球化的关键。但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重要手段和必然要求;三是东方社会发展。东方社会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而近代东方社会的发展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例如，中国就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而被迫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

(二)基本特征。一是实践视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采取实践的视野，要求理论知识要受到实践的检验。无论是经济生产理论还是历史发展理论都要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二是人文关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将人以及人的活动作为世界理论历史的中心，围绕人以及人的社会活动来探究世界历史的发展，并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人文关怀，重视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的通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开展时间持此相同态度，都认为世界历史的来使是从15世界的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开始的。15世纪的探险家环球探险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使不同制度和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国家开始相互交流，打破了各国的孤立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开展。同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都认为各国之间的交往和相处需要一定的交往机制。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大多起源于经济交往，然后涉及到政治领域，进而引起文化领域的国际交往。另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结构观念具有一致性，都认为世界历史的结构是由世界的中心向延伸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在部分领域具有共通性。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的批判。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要求，因此，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进行了批判。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工具性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工具性以强制性技术来支配人们，使人们陷入了资本主义世俗社会中，失去了自身自由。同时，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西方资本主义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而采用理性管理方式使资本主义制度向全球扩散，进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如，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中的生态问题进行了批判。部分资本家为了一己之利而毁坏人们共同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导致全球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指导

(一)辨证对待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下，辩证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是应加强重视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要注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反对全盘西化，保证自己的发展特色;二是应积极反对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错误理论，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指导下走正确发展道路，反对霸权主义，追求共同发展。

(二)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注重维护国家安全。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注重维护国家安全。虽然，现阶段，世界和平是全世界的共同追求，但是世界上仍有很多不和平因素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我国应积极面对全球化的进程，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积极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解决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中国的国际化发展。

(三)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力量，也是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重点发展的项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进行了描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占据着突出的地位，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国际地位。同时，国家的教育事业直接关系着这个国家的人才培养，决定着人才的质量，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力量。因此，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

(四)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深化改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要求，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占据世界市场的重要手段。因此，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积极深化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坚持自己的发展特色，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加活力，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五)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文化交流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要注重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高我国文化的影响力，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使中国文化走向国际，促进中国的国际化发展。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篇11

一、革命史观

1.主要观点。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历史是通过不断的革命斗争推动社会演进的历史。

2.史观运用。

（1）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推动人类历史为主线构建历史知识脉络。

教材总体上保留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演进序列，以革命史观为主线描述历史，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阶级斗争在推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2）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分析历史事件。

在分析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背景、动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价的时候，要注意从其代表的生产力和阶级属性入手。

例.（2014年高考四川卷文综历史）历史叙述、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是历史学习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的趋势。参照上图，结合所学知识叙述这一趋势。

材料二

自行车电话机火车机车西式婚礼

火柴电影机

近代中国出现的新事物（部分）

材料三将零散而混乱的过去信息整理成有条理的历史知识是历史解释的基本任务;探讨因果是历史解释的重要形式。（据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

（2）根据材料三对历史解释的认识，结合所学知识解释上图所示近代中国新事物的出现。

材料四“中体西用”后来久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事件

观点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仅没有减轻变法的压力，反而加速了变法的失败。

辛亥革命

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爆发，新政将按计划进行，中国最终将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情绪主义”的产物，导致了各种思想混乱。

（3）概括材料四中陈旭麓是如何评价“中体西用”的，指出这一评价遵循的原则是什么？按照这一原则，任选上表中的一种观点进行评价。

解析：本题以历史学习能力为主题，涉及经济全球化、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迁、民主革命的知识，意在考查考生运用史学研究方法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第（1）题，要说明“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的趋势。新航路的开辟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工业革命中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自由主义原则确立了国际经济交流的基本准则;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形成了国际劳动分工的基本格局;二战后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反映了世界经济的体系化和制度化发展趋势;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表明世界贸易进一步走向规范化。第（2）题，首先要根据材料三把握历史解释的含义，将零乱的信息整理成有条理的知识，探讨因果联系，分析原因，然后对材料二图片中的信息进行归纳，并分析其出现的原因。第（3）题，根据材料四信息“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可得出陈旭麓肯定“中体西用”的结论，根据“那个时候的中国”可得出他评价“中体西用”所遵循的原则是把历史事件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分析。按照这一原则，材料四表格中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脱离了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

答案：（1）新航路开辟后的早期殖民扩张，显示出全球化开始时的无序状态。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确立了国际经济交流的基本准则。19世纪后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整体化趋势，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劳动分工的基本格局。20世纪中叶，世界银行等世界性经济组织的建立，促进了世界经济的体系化、制度化。20世纪末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全球有序的自由贸易新时期的开始。

（2）整理：材料二图片所示新事物具体表现在物质生活与社会习俗的变迁、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变迁、大众传播媒介的更新等几个方面，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

因果：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对传统中华文明的冲击;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倡导向西方学习和社会变革运动的影响。这些新事物的出现，促进了人们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3）评价：当时中国封建顽固势力异常强大，“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入创造了条件。

原则：历史评价应把评价对象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

：该观点忽视了当时封建顽固势力强大，维新派实力相对弱小的特定历史条件。

辛亥革命：该观点忽视了当时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政府的“新政”步入困境，民主革命势力迅速发展的历史现实。

新文化运动：该观点忽视了当时的专制统治和复古逆流的社会现实，以及新文化运动知识精英试图把中国引入民主政治轨道的追求。

二、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通常被称为文明史研究范式，是研究历史的一种理论模式。文明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

1.主要观点。

（1）从横向看：人类文明的内涵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三种文明相互作用。

①政治文明的演进规律：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

②物质文明的演进规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

③精神文明的演进规律：从落后迷信到先进科学。

（2）从纵向看：人类文明经历了渔猎采集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包括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3）从范围看：人类文明可以分成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中华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若干系统。

2.史观运用。

（1）以文明史观为视角，以文明类型为基本研究单位，注意不同类型文明的特点与主要成就。

对同一地区不同时期文明进行纵向比较，对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内部三种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对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文明进行范围比较。重视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文明成果，从现实追溯历史，从历史联系现实，说明现代文明是如何传承演变的，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

（2）把中华文明纳入到世界文明中思考，注意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融合与碰撞。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中华文明的演进，从中华文明的角度看待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

（3）正确认识人类文明成果与代价的关系，理解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一般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战争、浩劫、历史暂时的倒退等，这些代价与文明进步所带来的成果相比是次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

各种文明虽有大小之分，但没有优劣之别，都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文明不是封闭的、隔绝的，各种文明常以和平往来与暴力冲突两种形式发生交往，这两种交往形式加快了不同文明间的整合，促进了世界文明由分散走向整体、从区域走向全球。

例.（2014年高考新课标全国卷Ⅰ文综）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宋应星（1587～约1666）青年时曾考取举人，后来连续六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均名落孙山。45岁以后，面对明末流民遍地的现实，宋应星不再追求科举功名，转而探求“致富”之术。他全面搜集整理传统农业、手工业技术，撰成《天工开物》一书，书名取“天工人其代之”“开物成务”之义。正如宋应星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是书与科举功名毫无关系”，当时士大夫对这部书不屑一顾。后来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不予收录，民间因此更不敢印行。这部书在19世纪传入欧洲后，被誉为“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是我们今天探讨古代科技成就的重要文献。

――摘编自潘吉星《宋应星评传》等

材料二牛顿（1643～1727）自幼喜欢钻研科学。1687年，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阐述了其后被视作真理的物体运动三大定律。该书受到学术界的赞颂，很快销售一空。同年，牛顿被选为国会议员，后被封为爵士，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和法国皇家学会会员。当时他被公认为活着的最伟大的科学家，英国有学识的人都把牛顿“奉为他们的首领，承认他是他们的主帅和大师”。伏尔泰全面接受了牛顿的自然哲学，并与人合作发表了一本关于牛顿力学体系的通俗著作。18世纪中期，牛顿的理论体系在欧洲各国得到广泛认可，对整个欧洲和世界的科学与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詹姆斯・格雷克《牛顿传》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宋应星、牛顿二人科技成果的特点及它们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二人科技成果命运不同的原因。

解析：本题以历史上同时期中外科学家为切入点，涉及中国的宋应星与英国的牛顿的科技成果，主要考查考生材料分析、比较能力。第（1）题，先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宋应星和牛顿二人科技成果的特点，再结合当时我国和英国的社会情况，说明其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第（2）题，从社会政治特征、经济发展情况、科技著作与社会转型的联系等方面，分析二人科技成果命运不同的原因。

答案：（1）特点：传统科技的集大成;多总结，少创造。长期实验基础上的理性探讨;突破性的科学成果。

背景：中国传统农业、手工业技术发达;科举失利后的发愤之作。科学冲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近代科学研究方法形成;长期从事科学研究。

（2）士大夫热衷于科举功名、轻视农业手工业活动;生产方式没有质的变化;文化专制。重视科学的社会氛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新方法。

三、现代化史观

现代化史观强调运用“现代化”的总观点来看待中外历史，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

1.主要观点。

现代化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包括政治上的法治化、民主化，即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等;经济上的工业化，即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等;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理性化。现代化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2.史观运用。

（1）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变革。

①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②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动态的。只要是在工业经济时代，现代化就在进行、就在发展。

③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但并不局限于工业化，它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经济的工业化、思想文化的理性化和科学化等。

（2）用现代化史观来重组中国近现代史。

①工业文明的冲击。古代中国在农业的基础上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这种以农业为核心的文明与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1840年，英国政府为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和开拓市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开始遭受工业文明的冲击。在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

②现代化的起步――洋务运动。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旧体制的破坏，并不意味着新体制的产生，经历了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中国才开始迈出现代化的步伐。在洋务运动中，现代化的起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文化领域，洋务派在其兴办的新式学堂中开始开设近代科技课程。

③对现代化的反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次农民运动，它们的目标并不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完全是反现代化的，是对古代小农经济的回归;义和团砍电线、毁铁路更是一种对现代化的排斥。

④现代化的机遇与挫折――。是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而深入的尝试。变法者意欲通过变法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但是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所扼杀，中国因此错过了一次振兴的良好契机。

⑤现代化的发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政府统治前期。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开展了一场自救运动，即实行“新政”，这充分反映了现代化的趋势。辛亥革命后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充分体现了工业化和机器化的趋势，社会风俗的变化体现了社会世俗化的趋势。国民政府统治前期，中国经济呈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其原因也在于顺应了现代化潮流。

⑥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一元多线论基础上的，即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可以存在多种社会形态，从社会制度来看，可分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等。

（3）用现代化史观重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

①现代化的起步阶段：16世纪至19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出现。

②现代化的迅速发展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形成。

③现代化的转型阶段：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两种不同性质的现代化模式并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调整。

④现代化的稳步发展阶段：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得到发展。

例.（2014年高考重庆卷文综历史）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宋神宗时期整顿太学，创立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上、内、外三舍，学生入学后先编入外舍学习，定期试其行艺，优者依次升入内舍及上舍。外舍生每年升舍考试，考试合格，尚不能直接升舍，还要参考平时的操行及学业成绩，凡列入一、二等者，才能升入内舍学习。内舍进行升舍考试，若成绩达到优平二等，再参考平时成绩及操行，才能升入上舍学习。上舍生学习两年，期满进行毕业考试，由政府派员主考，学官不得参与。成绩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试”。后来，武学、算学及地方官学等，大都仿照太学三舍法，考试、升补，悉如太学。

――摘编自苗春德《宋代教育》

材料二1932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小学毕业会考暂行规定》，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教育部长朱家骅说：会考“可以检查一般学生程度是否提高”，“会考制度，并非用以使任何学识突出之学生得一荣誉，实为考查学校成绩之另一方法”。陶行知说：“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还有人著文说太死知识不合教育原理，不利学生健康。1936年，教育部令各省教育厅、局，将原依学生会考成绩计算学校成绩办法改为仅发表参加会考学校名单，重申对毕业学生之操行及体育成绩，各校应严加考核。

――摘编自高奇《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

材料三美国的政治制度赋予了各州教育行政自，美国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各高校入学考试内容千差万别，中学无法适应。在这种情况下，1926年，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推出了学业性向测验（SAT），测试学生的潜在学习能力。1950年，林奎斯特教授认为SAT不利于引导学生在高中阶段认真学习，他另起炉灶，创立了美国高校测验（ACT），考查学生接受中学教育后所达到的水平。1960年，ACT正式作为一种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被高校使用。当今，SAT和ACT是美国最重要的两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

――摘编自康乃美等《中外考试比较》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三舍法在考试制度方面的主要特点。分析三舍法对宋代学校教育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回答国民政府公布会考规定所引起的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概括争论双方的理由，争论的结果如何？

（3）根据材料三，分别说明SAT和ACT设立的初衷，指出二者的主要区别。结合所学知识，美国“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是由其什么政治制度决定的？

（4）结合以上材料，请自选一个角度，谈谈你对当前我国教育考试改革的认识。

解析：本题以教育改革为切入点，全面考查考生调动和运用知识、阐释和说明历史现象的能力。第（1）题，根据材料一的关键信息可得出第一小问的答案;第二小问可从学校管理、人才选拔等方面进行分析。第（2）题，根据材料二可知是利弊之争;根据材料二可归纳出双方的理由;根据材料二中教育部所作出的调整可归纳出结果。第（3）题，根据材料三信息可归纳出二者的目的和主要区别;政治制度可根据材料三“赋予了各州教育行政自”分析得出。第（4）题围绕考试改革，言之成理即可。

答案：（1）升舍实行定期考试且与平时成绩及操行考核结合;毕业考试实行教考分离;毕业考试成绩等级与官员选拔直接挂钩。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和选拔人才;有助于完善学校教育管理制度。

（2）会考的利弊。认为有利者：可以检查学生学习水平;考查学校办学业绩。认为有弊者：是应试教育，不利国家发展;不合教育原理，不利学生健康。教育部对会考办法作出调整。

（3）SAT是为了让中学更好地适应高校入学考试，ACT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高中阶段的学习;SAT侧重考查学生的潜在学习能力，ACT侧重考查学生的中学学业水平。联邦制。

（4）略。

四、全球史观

全球史观就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即从全球的大视角去研究世界历史，全面探讨世界历史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发展主流和总体趋势，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渗透。

1.主要观点。

世界各个地区、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交互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的状态，逐渐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这种全球一体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主导趋势。

2.史观运用。

（1）从整体性角度把握世界历史的阶段特征。

①从远古到15、16世纪之交：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处于封闭发展状态，亚非欧三大洲存在地区性局部交流，而美洲几乎处于隔绝状态。

②从15、16世纪之交到19世纪末：新航路的开辟是人类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转折点，科技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殖民体系、政治统治秩序的形成，使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③20、21世纪之交：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整体发展的新阶段的起点。经济全球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国际文化交流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人类交往空前方便和频繁。

（2）将人类交往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轴之一。

①交通工具的进步与人类交往的发展：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电报、电话等通讯联络工具;大型运河的开凿，国际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网的形成。

②国际会议与人类交往的发展：巴黎和会、雅尔塔会议等。

③国际关系体系与人类交往的发展：当今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④国际组织与人类交往的发展：全球性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区域性组织，如欧盟、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

⑤思想文化交流与人类交往的发展：人文主义在世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等。

例.（2014年高考北京卷文综）区域的世界・联系的世界・多样的世界

材料一西周时期，周王自称“天之子”，其所居之地称为“中国”（即中央之国），文献准确记载的区域大致在黄河流域。古希腊人认为，他们的主神宙斯的居住地就是世界中心，文献中明确记载的地理范围不超过地中海周边地区。罗马人则说，众神选择并指引罗马成为世界中心，罗马帝国初期所能明确认识的地理范围已远远超过了古希腊，但仍限于欧洲、非洲北部和亚洲中西部。上述三个文明对于远离其统治区域的地方则认识模糊。

（1）概括材料一中各文明对世界认知的共同之处。

材料二

公元1900年前后世界主要航海贸易路线和公元2013年五大跨境电子商务市场对

铁路示意图中国商品网购需求预估示意图

（2）阅读以上地图，以世界洲际贸易的发展为视角，结合所学，对材料二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解读。

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3）世界是联系的，也是多样的。结合“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个历史事件的具体史实，回答：中国的有识之士是如何立足国情、学习外来文化的？中国取得了哪些具有自身特色的成果？

解析：本题以区域的世界、联系的世界和多样的世界为切入点，综合考查考生调动、运用所学知识阐释和说明历史现象的能力。第（1）题，根据材料提供的信息，从神灵地位、自身地位、认识范围等几个角度回答即可。第（2）题的难点在于选择怎样的解读路径：一是可以对图示信息进行逐一归纳概括，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全球化趋势为逻辑线索，做到史论结合;二是可以以世界洲际贸易的各个层面为主线，如发展程度、发展方式、途径变化、贸易中心等，结合史实进行分析阐释。第（3）题，只要结合三个历史事件中我国学习西方的史实进行回答即可。“自身特色的成果”实际上就是指三个历史事件给中国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理解了这一点，再结合所学知识，此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答案：（1）各文明都认为神灵在世界中占有统治地位;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能清晰认知的世界范围相对狭小;与其他文明之间缺乏交往和认识。

（2）示例1：

公元1400年之前，古代人类活动分为若干区域，彼此虽有联系但不密切。亚欧大陆间有陆上和海上丝路，但欧亚与非洲、美洲的直接交往较少;贸易以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为主;世界各地以局部性贸易为主，缺乏稳定的洲际贸易路线。这与生产力水平低下关系密切。

1400～1800年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扩张，欧洲人将贸易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他们通过三角贸易从美洲和非洲掠夺大量白银、黄金，并用来购买亚洲商品运回欧洲。中国和印度曾经成为白银汇集的中心。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19～20世纪，在工业革命推动下，新的交通手段和贸易路线出现了。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世界贸易中居于支配地位。印度和中国等地沦为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建立起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革命使得世界联系有了突破性发展，网购让洲际贸易更加多样化和便捷化。这一时期美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了领先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壮大。

示例2：

从发展程度看，世界贸易经历了从局部、间断、缓慢逐渐向全局、密切、快速的发展过程。古代亚欧大陆间有陆上和海上丝路，贸易以地方物产交换为主，与其他地区联系较少。新航路开辟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这与殖民扩张、工业革命、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等因素密不可分。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出全球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成为更先进的联系方式。

从贸易过程中反映的科技进步看，古代贸易借助人力和自然力，近代则以工业文明成果为主，如轮船、火车等。20世纪90年代后，网购成为更便捷的贸易方式。

从贸易中心的变化看，古代以区域贸易为主，没有世界性贸易中心。1400～1800年间，中国和印度是白银流向的中心，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度成为大西洋贸易的中心。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后来美国又取而代之。如今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3）参考答案要点：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以“自强求富”为目标，掀起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同盟会，提出革命纲领，领导武装起义，了封建帝制。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经过长期斗争，建立并巩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为“中体西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探索。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开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五、社会史观

1.主要观点。

社会史观是指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历史，着重研究历史的结构和进程，注重分析研究广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问题，关注社会经济变迁及其对民众生存状态和风俗习惯的影响。社会史观认为，历史应该是“所有人的历史”或“社会习俗的历史”，历史研究不仅要“眼光向上”，关注“大人物”和“大事件”，还要“眼光向下”，关注“小人物”和“小事件”，如衣、食、住、行等，从而体现出大众化、生活化的特点。

2.史观运用。

（1）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及其相关问题。社会问题具有广泛性、综合性、阶段性等特点，其涉及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变迁史、社会日常生活史、社会习俗史、家庭婚姻史、城市进化和人口流动史、社会保障史、社会政策史、人与环境关系史等。

（2）挖掘历史隐性知识，多角度思考历史现象，特别是运用社会史观看待历史现象。例如，对于近代西方新航路开辟和西欧殖民扩张，从社会史观看，新航路开辟后，世界各地交流加强，各种物品交换增加了人类的食品种类，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

例.（2014年高考天津卷文综历史部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明清时期，形成了一个积累大量财富的商人群体――淮扬盐商。康乾年间，“奢靡风习创于盐商，而操他业以致富者群慕效之”，扬州地区物质繁荣、名流荟萃，周边乃至全国都追慕扬州，以至“作事轩昂，向曰‘扬气’……尽事奢华也”。

――摘编自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

（1）阅读材料一，回答何谓“扬气”。它的出现对思想观念有何影响？

材料二天津通商后不出十年，租界里中国人的时髦打扮已变成“短衫窄裤，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甲午战争前，即便是内地甚至某些乡村，日用洋货也有所流行。洋货成为某些人生活的必需品，原先的“扬气”“今则竟曰‘洋气’了”。

――摘编自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

（2）材料二中的“洋气”是指什么？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扬气”变为“洋气”的原因。

材料三20世纪末，中国百姓生活中，电话从“摇着打”到“走着打”，汽车从奢侈品到代步工具。世界名牌服饰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可供选择的服饰多了。将服饰产品打造成国内甚至国际品牌，成了众多服饰厂家的经营诉求。世界服装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也得到更多体现。

――摘编自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等

（3）对比材料二与材料三，分析中国人在对外态度上有何进步。

（4）综上，你认为影响社会生活风尚的因素有哪些？

解析：本题以社会生活风尚变化为切入点，全面考查考生调动和运用所学知识、阐释和分析历史现象的能力。第（1）题，第一小问根据材料一的信息即可解答;第二小问可从奢靡生活风气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冲击入手进行分析。第（2）题，第一小问结合材料二中的有效信息进行归纳即可解答;第二小问可依据材料二中的信息，联系所学知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进行分析。第（3）题，从材料二提供的信息中可以看出，19世纪后期，中国人被动接受西方文化和简单模仿西方生活方式;材料三中的信息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积极主动学习西方文化并融入世界。第（4）题，根据材料一及材料三可归纳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因素，根据材料二可归纳出外来影响的因素。

答案：（1）始创于扬州盐商的一种奢靡生活风气。

冲击了儒家的正统思想;传统的俭朴观念发生变化。

（2）西方式生活时尚。

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商品的输入，西方文化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范文篇12

【关键词】唯物史观;经济;实践;东方社会

【abstract】theanglefromhistoryisinspected,peopledirectsonmaxhistoricalmaterialismmakeof,existenceletsthreekindsmainmachineryview,namelyeconomicdeterminism,practicedeterminismandeastsocialdevelopmentexceptiontheorydevelop.

【keywords】historicalmaterialism;economy;practice;eastsociety

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一直存在着机械理解的论调。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机械性理解的历史进行考察,成为正确认识唯物史观的必要。

1经济决定论

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又可称为经济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历史内在规律的唯一决定因素,只从单纯的经济因素的方面来理解唯物史观,这是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作机械理解的最早的一种典型的观点。

马克思唯物史观讲经济因素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索,是从“归根到底”意义上讲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否认政治、法律、宗教等因索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的作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同时也重视其他因素来考察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的,而不是经济决定论者理解的那种唯一因素的决定模式。

经济决定论在把唯物史观关于“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经济因素作唯一决定的东西理解的同时,对经济因素本身也存在着机械理解的缺陷,即对经济因素构成的单纯片面的理解。例如,把经济因素与经济利益划上等号,甚至把唯物史观理解成了经济利益史观,认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就是人们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而且这里的经济利益是静止不变的东西。其实,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经济因素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动态的体系,这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者所没有认识到的。唯物史观的经济因素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包括经济关系、经济状况和条件等。马恩对经济因素的考察是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也是不为经济决定论所认识的。经济决定论者眼中的经济因素就是经济利益,而且这种利益是一成不变的,它深埋在历史行动中的人们的心中,由此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西方许多经济决定论者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种历史宿命论,从根本上讲,就是建立在这种对经济因素作机械的,一成不变的物质利益的规定之上的。因此,把这种单纯的线性的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因而,经济决定论既看不到经济因素的复杂层次,也看不到各种因素及每一个层次间的交互作用和普遍联系的动态图景。

对于经济决定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都作过深刻的剖析。第一,马恩提出唯物史观的主要思想大多是在与论敌论战时针对论敌的特点而进行的,很多地方只带原则性的阐明。恩格斯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第二,政治、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因素虽然来源于经济条件和经济状况,但这些因素一旦产生以后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这些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往往使经济决定论者视而不见。第三、经济决定论者认为经济因素对历史决定作用是自动发生的,是纯粹的经济因素的变动。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因素发生变动和起作用往往也要借助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形式和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2实践决定论

实践决定论是机械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第二种突出表现。有人主张将实践唯物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甚至主张用实践人本主义代替历史(辩证)唯物主义,其实质都是实践决定论。

马克思唯物史观,本来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历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常识。众所周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观念的辩证法,其历史观是观念辩证法的产物。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抽象的唯物论,其历史观也是唯心史观。马恩正是科学地剖析了二者的哲学基础和历史观,吸取了其中有益的成分,然后进行科学的改造,才创立了唯一科学的唯物而辩证的历史观。实践决定论在注意了马克思理论中实践的地位后,并不是把实践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去理解,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作了机械的理解,从而导致了对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的、机械的理解。所以有人主张要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要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代之以“实践唯物主义”。

马恩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叫做“物质本体论”,也从来没有把“物质”强调到脱离人的实践、与人的实践毫无关系的东西,他们只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了人的实践必须建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物质基础之上。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只是叫做“物质本体论”或者如上述观点表明的那样,作“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理解,本身就是违反马恩一贯的“辩证法”思想的,就是把马克思哲学基石的“物质”概念作机械的形而上学理解的结果。马克思在强调实践的物质基础后,是十分重视人的实践及其意义的,我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篇看到关于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革命的实践”、“实践的、人类的感性活动”等概念,一句话,看到马克思对实践的深刻理解和重点强调。但这并没有丝毫意味着要贬低甚至否定其“唯物主义”前提和基础。人的实践再“能动”再“感性”,终归离不开“物质”基础。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的实践能动性无可争辩地大大增强了,但看看由此而带来的全球环境问题、航空事故等,就是所谓的传统的“物质本体论”也难于否定,更何况马恩从来就不是主张这种“物质本体论”。总之,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决不能任意夸大到甚至可以脱离物质基础的地步。更不能用实践来统括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只能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辩证地得到科学理解。从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贯彻的辩证法来看,根本就不存在“物质”还是“实践”的机械的本体论问题,二者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中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3在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上的机械论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面临的改革与发展课题的提出,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尤其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在理解这一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同样存在着理解的机械性,笔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的第三种突出表现。

3.1把可能性理解为必然性,割裂二者的辩证关系。马恩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但历史实践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有人就以此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结论失效了。其实,马恩只是根据自己的唯物史观,对西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进行预测,很显然,这只是预测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并没有强调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同样,马恩在看待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也只是持预测的态度。马克思在他晚年的通信和著作中多次谈到象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尽管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马克思的预测是科学的,我们今天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认为马克思当年的考察仍然只能是一种可能性的考察,也不能夸大其辞,认为当年的考察是必然性的。

3.2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割裂开来。有人认为,生产力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只是马克思历史发展理论的特殊性表现。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从而否认马克思有普遍的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历来反对把他的理论当成僵死的教条到处套用。我们也不能就据此认为,马克思本人也反对有一般的历史发展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过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马克思坚决反对的是不顾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教条式地套用“历史哲学理论”的作法。把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是看作“独特的道路”,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构成的全球环境毫无关系的“例外”,实际上是割裂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懂得历史发展的普遍性正是通过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表现出来的道理,是把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否认其中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有人甚至认为东方社会发展的这种特殊性是马克思晚年的“困惑”。其实,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因此“困惑”过。《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恩就考察了俄国公社的未来前途:“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可见,马恩是把俄国革命放在整个世界革命体系中统一考察的,俄国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实际,这也是马克思十分强调的,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俄国等东方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有什么不可预测、不可理解而玄奥的地方。他认为,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从整个世界由生产力决定的链条中,都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3.3混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都必然要面对过去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的征服与统治的历史事实。有人竟作出了如此奇怪的论断:“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公然为殖民统治唱赞歌。诚然,马克思曾承认随着资本主义的侵略,一种较高的生产力被引进到了印度等东方社会,从而使印度等村社这种古老落后的社会组织逐渐瓦解,并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但马克思也花了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殖民统治在东方的罪恶与灾难。例如对印度,他说:“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马克思还总结过西欧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因此,马克思从整体上是反对欧洲殖民统治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最多只是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结构所起的客观刺激作用,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夸大了矛盾的次要方面,必然得出赞美殖民统治的不合符事实的错误结论。我们也可以从中再次看出马克思怎样以严肃的科学态度,严格从历史事实出发来证明自己的唯物史观的。马克思在19世纪50~70年代,花了许多精力注视着东方,写下了《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一系列论文,以确凿的历史事实和材料,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欧洲殖民统治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使后人理解到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也再次证明关于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困惑”的论调失去了依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