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篇1

论文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对弘扬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文化个性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现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进行适度的旅游开发便成为目前公认的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以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保护工作的更好开展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弘扬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文化个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借助旅游加以开发、利用与发展，这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现代社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

随着世界、国家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相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列入名录的遗产项目给遗产地带来的知名度的提高和人们对不同文化现象的好奇与探究是必然的，无形中促进了旅游目的地的发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集中在偏远地区和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充分利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加大了对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民族成分构成最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云南省为例，云南省率先确立了“文化立省”大战略，旅游业作为云南省文化产业的主导行业，并成为该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云南省还设计了多条民族文化旅游线路，如西双版纳的泼水节、“二月街”民族节、苗族“赶花节”等。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问题

1.生存环境恶化，开发工作困难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逐渐失去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条件的变迁、技术的发展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地被人们所忽视。因此在开发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第一，是对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等认识不清，调查了解和掌握不够；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缺乏法律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适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第三，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及人才培养体系。

2.开发模式单一，缺少吸引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遗产地居民大打“旅游牌”的信心和决心。但在旅游规划过程中，遗产地居民的极大热情往往会导致对科学规划工作的干扰。近年来，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依托的民俗村、寨、博物馆在一些地区比较时髦，致使有关民族文化旅游的人造景观越建越多，且形式上大多雷同。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造景观泛滥，导致其吸引力大大降低。不仅发挥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吸引力，反而会使遗产地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3.资金投入不够，开发力度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得较好的地方一般都位于西部地区或偏远的民族地区，而“老、少、边、穷”一直是用来特指这些地区的同义语。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却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进行开发，则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旅游产品。由于缺少资金，导致整体接待水平偏低，配套设施不完善，影响开发力度，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至今还未开发利用。多数地方没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工作摆上重要的位置，不能正面主导、参与这项工作。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必要性

旅游开发是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手段，只有采用开发式的保护措施，文化遗产才会活生生的传承下去，才不会让我们的文化遗产消失。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转贴于

（一）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越发达，当地居民以及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就越是依赖于旅游业，他们对当地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就越重视，自然也就会自愿和竭力地加以保护。事实上，许多濒临灭绝的民间工艺品、传统食品、戏剧曲艺、民风民俗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得到重新发掘、整理、更新和提高的。如果这种源于经济原因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能够同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相联系，则这种保护就将获得更为有力的保证。

（二）旅游开发可以为保护提供资金支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发展旅游业，资源是基础，吸引力是关键。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弘扬地方与传统文化，进一步惠及当地的经济发展。如过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靠国家或地方政府十分有限的财政拨款，旱涝不保，难以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而通过发展旅游业，可以将参观游览的门票等旅游收入，全部或部分地用于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使得保护工作有了更充足的资金。

（三）旅游开发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大贡献，民族文化因它在旅游市场上占据的优势而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被开发利用。许多原先几乎被抛弃的文化遗产不仅随着民族旅游文化的商品化而获得了新生，而且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通过这些具有民族历史价值的人文旅游景观的再现和重组，一方面展示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智慧和创造力，重新唤起了各民族成员的历史记忆，增强了内聚力、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塑造出良好的形象；另一方面，也使得主流文化群体的旅游者在民族旅游中获得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新的认知和再认识，总之，民族旅游文化的商品化推动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变迁朝着健康的方向进行。

参考文献：

［1］梁学成.对世界遗产的旅游价值分析与开发模式研究[J].旅游学刊，2006，（6）.

［2］杨丽.我国博物馆特色旅游开发刍议[J].经济地理.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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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勇，舒伯阳.区域旅游规划-理论、方法、案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文化；现代化

二十一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响亮的名字走进了中华民族的语境中，成为文化界的“焦点”和举国上下所有国民关注的热点话题，如今，更是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长期的、系统的保护工程。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进入立法保护时代，保护工作的重心已由普查申报的初期阶段进入到探索“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保护途径与方式的纵深发展的重要阶段。越是在重要的关键时期，我们就越要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核心是什么，目的何在，保护的思想理念是不能有丝毫偏离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样定义的：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1、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2、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3、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4、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5、传统体育和游艺；6、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核心强调的是“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这就不难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实就是保护传统、传统的文化，就是要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保护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那部分遗产，留住历史的文化记忆，传承中华文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如何面对传统，如何在现代化的今天来保护传统文化，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传统文化与农业文明

传统文化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现象的有机复合体。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代代延续，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传统文化的内涵丰富而宽泛，相对现代文化而言，它是历史上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化，具有民族性、草根性、传承性等特征，其主脉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所谓“精华”与“糟粕”并存的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基础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农耕文明、农业文明的产物。没有农业文明，我们今天就没有文明，就没有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更不会产生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们的祖先在生产、生活劳作中总结出了一门绝活手艺或技艺，一辈辈地传承，传给了爷爷，爷爷传给了父亲，父亲再传给你，你再传给儿子，就是在这代代的传承中，经验在不断积累与丰富，每一代人都可能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加之自己在实践中的点滴创造，一点一滴地积累，一代一代去传承，最终成为传统，形成传统文化。这一切都跟农业社会、农业文明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孕育发展的，最终成为农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农业文明具有地域性、传承性等特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性决定了农业文明色彩斑斓、五彩缤纷，也造就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有近四百个地方戏剧种，这些都是先辈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不能否认这些剧种大部分因在当下面临自身传统与现代化的不适应而流失，处于严重的濒危状态，但这绝对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这就是特殊的、悠久的农业文明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农业文明重视传承，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代一代积累传承下来的。另外，因为有传承，所以整个农业文明从它的产生、发展、鼎盛到逐渐衰落，在整个过程中它的精神实质，包括审美观、价值观都是一脉相承的，伴之农业文明产生的传统文化也是在社会的不断变革与进步中得到优化传承至今的。如最早的诗经是四言的，发展到五言诗、七言诗，到了唐代诗歌达到了顶峰，出现了齐言体诗，到了宋代，宋词的出现打破了齐言体的形式，而改用长短句。宋词代替唐诗，或者说唐诗代替诗经，明清戏剧代替宋词，这些都是发展，都是传承，但其精神实质、价值观念、审美内涵是一脉相承的。唐诗和宋词在这些问题上没有根本的区别，无论从豪放派、风花雪月到爱国主义诗词和唐诗没有本质区别，内容是一样的，变化的只是形式。另外，在传承性中也包含着牢固性的一面，也就是它内在的不变性、稳定性。比如我国自古有之的“诚”、“信”、“勤俭”的社会美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自强不息”的人格意识；“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积极进取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等等。这些忠孝仁义传统与中华美德，一千年，两千年都没有变，也不能变。这是农业文明的特点，更是我们要保护的优秀传统。

农业文明在面对今天高速发达的现代文明，其历史的局限性不断被凸显出来，在现代化面前很多传统的东西表现为不适应甚至落后，有被现代化所淘汰的危险。正是因为农业文明的局限性决定了在其土壤中孕育的传统文化并不都是精华，也有糟粕的基因，这需要用科学的态度，一分为二地剖析，汲取精华、弃其糟粕，有批判地继承。

谈到精华与糟粕的问题，不能不从所处的时代及社会环境来分析。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鲁迅先生曾在1925年《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说过一段话，喊出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强音，曾经震撼无数五四青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里的“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时期的遗书；“百宋千元”指清代两大藏书楼，分别因藏有100部宋版书和1000部元版书而著称；“天球河图”是指古代的传统历法及八卦等；“金人玉佛”是珍奇的宗教工艺品；“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则是珍贵的中医药财富。站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恰恰几乎都是我们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认为，“脱离反帝反封建狂飙突进的时代环境而用今天的标准和视野来苛责鲁迅先生，当然是不应该的。但是，在80多年过后，在我们跨越生存、温饱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再用那时候的偏激观点来粗暴地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也是相当不公正的。”

“在所谓的‘精华’与‘糟粕’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精华’与‘糟粕’共存共生的文化，存在着大量在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视为‘糟粕’，而在另一个文化体系里被认为是‘精华’的文化。”所谓的糟粕，也就是不能适应今天主流价值观的那些思想、行为方式等，但这些所谓的糟粕在当时年代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只是在今天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与现代化的精神存在相悖的一面，我们不提倡不倡导而已，如旧社会的“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传统落后思想，与传统丧葬习俗相关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相关行业、相关产品，以及束缚人性，残酷的“三寸金莲”、“凌迟”、“车裂”等传统的落后的行为方式、封建陋俗及古代酷刑，等等。但这些所谓的“糟粕”，不为今天时展所接受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事项，也属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包容的态度，通过文字、图片，影像及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客观真实地挖掘、记录与保存遗产的所有文化基因与元素。因为这些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都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历史真实的直观体现。对其进行保存层面的保护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认知价值、文化研究价值及教育启示后人的价值，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区别对待“保存”与“保护”两个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否能适应今天现代化的发展都首先要完成“保存”层面的抢救性保护，而对能够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为新文化的创造起积极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应采取的是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继承与弘扬式的保护。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与融合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现状堪忧，其生存传承的原生土壤和社会环境正已惊人的速度被损毁、消亡和流失。一些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很多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一些少数民族的建筑、手工艺品、音乐舞蹈、服饰、借助语言传承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等诸多门类缺乏必要的保护，面临失传的危险；一些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许多属独门绝技、靠口传心授的民族民间艺术，往往因人而存，人绝艺亡等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认为：“就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的比物质的更脆弱，也更濒危。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口传心记一代代流传下来的，现在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生态的改变，农耕文化孕育的民间文化正遭到毁灭性重创，可以说，如果传承断裂，很多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断绝。”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抢救、保护，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正是我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现代化基因的起源不在中国，而在西方，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变革过程，对于我国来讲是一个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化、信息化转化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个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老祖宗留给我们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面对现代化时或是抗拒或是融合。西方的现代化不仅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还有西方所谓的“先进文化”。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与思想两个层面，思想的上层建筑也可称之为意识形态范畴。我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发展并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它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鲜的西方文化，难免会发生冲突与碰撞。传统文化就好比是身居高墙内的“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在面对高墙外的世界时会表现出或好奇，或羞涩，或排斥等复杂的内心状态。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所产生的冲突“更多的则是指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的冲突，是传统心理、现代心理承受力之间的冲突，而物质上的冲突并不主要，故人们又把它称为‘深层型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主要是指人们对保护理念、目的、价值、意义等的认知，以及如何采取适宜各类别、各项目的保护方式与方法的探索上。

我们谁都不可否认，现代化带来了我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快速腾飞，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产生了很多不曾有过的现代文明。我国目前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现代化。我国现代化不仅仅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其实从“”就已经开始了。但仔细审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会发现在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绩背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过程中充满着太多的痛苦、血汗、曲折，走了太多的弯路，损失了太多的东西，特别是我们的传统。我国的现代化毕竟不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不是在我们自身的文化土壤中自然孕育的、瓜熟蒂落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是受到外界因素的迫使。这些就决定了现代化必然要与传统文化发生剧烈的冲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往往都是以本土传统文化的失败与妥协而告终的。假如我国的现代化是在没有八国联军、没有外国列强的入侵及战争的威胁下，通过自身的改革与变法来实现的话，它必然是自然的、健康的，在整个过程中也不必完全地抛弃自身的传统。但当时的现代化是把传统文化看成是创造新文化、发展新文化不折不扣的绊脚石。比如“”提出的“打倒孔家店”，以及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慷慨激昂的陈词等，都见证了当时的社会趋势是要现代化，要科学，要民主，不要传统，视传统为现代化的天敌，要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我国的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的。当然，在今天我们不能仅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因为时代背景不同，存在的就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所幸的是，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我国现代化从起步到现在的时间还并不长，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现在认识到存在的问题还为时不晚，关键是要吸取经验教训。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慎重行事，对待现代的高科技要客观地认识，特别是事关人类生存及食品安全的相关领域，更引起重视，避免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畸形”发展。比如现在很多母亲十月怀胎剖腹生产，而非顺产；现在吃的转基因食品，激素催肥的鸡、鸭、鹅等家禽，反季节培植的蔬菜与水果等，可以这样讲，这都是现代化带来的便捷与物质的丰富，但这其实是违背人类自然生理需求及动植物生长规律的，从长远考虑是不利于人类身心健康的。我国现代化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思想认识在不断提高，健康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开始意识到顺产对于母亲与胎儿身心发展的益处，也逐渐开始认识到用传统方式生产的非转基因食品，传统方式饲养的溜达鸡等家禽，以及应季蔬菜和水果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人们在对待传统问题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人们在置身当前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文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重新审视与理性认识的过程。

近些年，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优质基因愈来愈多地被重新发现，并为现代所服务。如今，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复苏热”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这绝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探讨，而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焦点的重塑国人文化认同的理性回归。“一个民族，尤其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必须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重新寻找文化定位，找到遗失的自我。”目前，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在面对强势的西医文化面前，所表现出的自信与自觉，以及世人对它的重新认识与认可，也完全说明这一点的。现代化就要在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寻找融合点，应该是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上的现代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文化而构筑一种全新的完全非中国化的现代化。

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点发展

文化是历史的财富，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凝重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杰出智慧，展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彰显了独特的品格和气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共同对保存人类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全球的旅游业更多关注于如何利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创造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对非物质文化的开发应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反映其民族感情。它不仅可以满足不同背景的游客体验各国、各地区文化差异的需求，也实现了跨文化交流，是旅游开发中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旅游开发有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文化事业。如何正确处理旅游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和合理的模式，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从而最终实现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都是近年来备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各地政府也纷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方法规立法规划。

在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另外还包括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文化空间。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国内的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范畴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以及功能性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作用和意义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和保护措施研究，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方面。研究涉及内容之广泛、时间跨度之大、地区范围之广大大的领先与其它国家学者的研究。第二，从研究的侧重点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侧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范畴、特征、价值以及其功能性研究，较多的涉及到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但是较少涉及到具体某个地区的具体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横向的两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研究以及纵向时间迁移中某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历程。第三，从研究的范围上来看，国内的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整个国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从大局上把握事物的发展动向，指导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很少一部分学者是以某个地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基础。我国是个东西、南北跨度都是很大的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应该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做到“因材施教”。第四，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均无学者在文章中指明具体的研究方法，但通过对所有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均采用了资料搜集和文献综合分析法。部分采用了比较和综合分析法，也有人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文章较多，定量分析的文章则为数不多，往后的研究可以更多的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发展方向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上特点。从上述特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指出问题的同时，我们可以明确以后的研究的发展方向。笔者的总结归纳如下：第一，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专家多为民族学，艺术学或政治学专家，其他专业的专家介入较少，研究视角就较窄，造成不同学科角度下保护措施研究缺失或不够深入，以及多学科结合的分析欠缺。以后我国一些文化和旅游部门要多多倡议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介入研究此问题，促进研究的多元化，在多元化的研究中碰撞出出火花。第二，很多学者提出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没有规范的理论指导，保护措施的系统研究不到位就很难对其现状归纳总结和创新。理论与实践脱节，一方面不利于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实践的执行。以后的研究需要以规范的理论为指导，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严谨的治学思路来开展。第三，研究方法也较单一，文献综合分析法较多，实证研究较少。论文撰写多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部分做得不够。以后的研究需要提高实证方面的研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多多开展比较研究，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国内与国外的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中寻求创新之处。

三、结论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抵制强势文化的侵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从而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的历史课题，如何在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保持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是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友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根[J].群文天地，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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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篇4

关键词：徽雕展示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J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4（b）-0018-01

1婺源徽雕文化的展示对象

徽雕文化发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是古徽州重要的工艺美术精粹。婺源原属于古徽州的一个县，解放后在行政区域上划归江西，但是其风俗习惯文化基础都是与徽州文化一脉相承的，其著名的“婺源三雕”（木雕、石雕、砖雕）也是徽雕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具有典型的代表性。2009年婺源著名的雕刻大师俞有桂被文化部授予徽州三雕（婺源三雕）代表性传承人，这是国家对于徽雕文化遗产保护的极大认可与重视。此次非遗的实验性记录研究就以传承人所在的传承基地建设一个700m2的徽雕艺术馆为突破口，对于这项文化的展示内容是需要进行前期的详细策划，雕刻品的陈设是此次展示最为重要的展品，通过与“非遗”大师俞有桂的调研交流、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其展品主要确定在根雕艺术品、木雕家具、古建筑的砖雕石雕装饰部件三个主要方面。徽雕主要是依附于建筑装饰和徽州家具而存在，经过装饰性的发展之后产生了具有独立艺术价值的根雕、木雕艺术品体系。在图片和文字展示方面主要是关于徽雕文化的发展历程简介、雕刻技艺简介、材料的展示介绍及最近几年这项“非遗”行业所获得的传承性发展与创新四个方面来进行。但是要将这些作品、图片及文字合理地植根于地域性的浓缩空间中，并与空间融为一体来使观众感受到沉淀的历史文化氛围是需要仔细推敲斟酌的事情。最好的方法便是从与当地环境、文化的类型学建构着手，来寻找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符号，这样设计出来的空间就会与历史、环境与文脉产生某种天然的联系。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先进行广谱式的考察，通过与当地居民的交流沟通，将婺源所有与徽雕有关的地理环境、人文特色进行归档研究。通过资料及现场调研分析得出当地具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主要有：江湾古村落群及萧江宗祠、非遗传承人的故乡汪口村、婺源步行街、婺源景观桥、沱川理坑为代表的徽州古建筑群、当地著名的自然景观油菜花及月亮湾等。其文化符号中有完全传统遗留的徽雕艺术，有与现代地域发展结合而创新的徽雕艺术，还有哺育徽雕艺术的基础性自然环境代表，就完全能够有机地串联成一个能够反映非遗传承基地发展现状的背景资源。

2展示氛围的营造与展示方法

2.1利用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手段进行非遗文化的多媒体展示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制作互动投影视频，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讲述徽雕的发展历程、华龙徽雕非遗基地的发展历程、已研发成功的代表性项目和作品以及相关史料典籍的数据库链接等。参观者可以根据触动触摸屏进行选择性点击，与此相链接的是一个完整的徽雕多媒体资源库平台建设，其中包括这个展馆所容纳不下的所有徽雕艺术品的基本背景资料及相关数据、相关的影像视频资料以及个性化定制的选择服务等。展厅中的部分展品比如龙椅采用360度旋转的动态展示，配合其背景的虚拟展示墙面产生一种虚实结合的幻影空间效果展示。对于前期调研过程中所发掘的文化符号也要进行科技化的展示融合，比如由该基地所完成的景观桥、萧江宗祠、步行街等大型项目以微缩模型的形式加以展示，其周围的场景以现实中的周围的活动场景作为动态背景进行影像投射，使其更具备真实性和趣味性。

2.2注重在展示过程中的互动体验性

在参观的过程中使部分家具类展品可以与参观者产生互动体验关系，参观者可以亲身的坐在或者躺在相关的座椅及木床上进行舒适性体验。在参观完木雕艺术品的时候可以在展厅的雕刻体验区自己动手雕刻一些相对简单的小艺术品作为纪念，让更多的人感觉到这项艺术的博大精深及保护发展的重要性。又比如在进行古建门头砖雕的展示时就会出现两种思路，一种是将收集回来的古建零件在展厅的某一入口处进行重新的拼接组合，复原其原来的面貌，而另一种思路是用等比例的图片或投影将这个门头的原始样貌展现在墙上，然后在图像旁边的墙上以人视线的范围内为基准安装玻璃展示盒，将零部件展示其中，零部件的盒子用发光的灯线指引在图像中的原始位置，这样的展示效果显然就更加具有体验性，因为一般平时人们只能看到高高在上的门头，而以人视角来观察这些组件显然更加别具一格，令参观者印象深刻。

2.3流线及空间排布的趣味性设计

在流线上由于整个展厅的空间面积并不大，只有700m2，因此适当增加其室内的流线长度是非常有必要的。整个流线采用造园方法中的借景、对景等基本方法，使参观者在整个过程中的任何视线都有相应的主展物品呈现其中。在铺地材质上也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在统柜和零散的展区就用PVC等反光适宜的材料来与整个叙述性“博物馆”展示的语言来表达徽雕的发展历史和静谧的艺术氛围，而在套件样板中则用青石板的铺地来还原真正徽派室内空间的特质，来展现最为现实的生活场景。在整个流线的设置中使叙述性“博物馆”展示方法与场景式样板空间相结合穿插，以避免其参观的乏味性，并且整个展示空间的光照也会不断的进行亮暗交替，来增强展示“过程中”的体验印象。

3文化遗产空间化记录的后续设计研发保护

对于徽雕的艺术馆记录设计其实只是对于这项非遗保护的第一步，而要真正发掘这项非遗文化就必须进行更为深层次的梳理规整，将其所有的价值性资料完整的记录下来，比如在后期可以进行多媒体资源数据库平台建设和徽雕的大型数字化虚拟博物馆设计，与现代高科技的结合更能够焕发出传统工艺的魅力价值，虚拟化的空间记录是当下人们更为方便且更容易接受的保护方式，可以结合徽雕文化和数字化虚拟展示的最新技术进行了原创性的研发运用，当完成对这项非遗的保护和展示两个方面工作之后便可以与市场商业接轨，建立“产学研“的互动平台自行运营体系，解决这项非遗事业后继无人的现状。由于目前非遗的此类数据库及虚拟展示平台系统大都是由政府出资运营维持，长此以往势必增加政府负担，并且不能够激活传统非遗的现代化应用，通过平台的搭建策划一种自行运营的模式，使其带来的经济效益能够满足平台的运作费用，使非文化遗产平台摆脱完全依赖政府的局面自行发展，这才是对于传统文化复兴、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创意产业的重要示范途径。

参考文献

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篇5

世界第一背后的尴尬

我国有34项“非遗”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居世界第一，国内保护名录统计数量也不断增加，但不少现实存在的濒危品种在不断消亡。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我国申报的《京剧》、《中医针灸》2个项目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并将《中国活字印刷术》等3个项目列入急需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共有28个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6个项目列入急需保护名录，总数达34项之多，居世界第一。

在国内，类似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2006和200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两批部级“非遗”名录，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开展了普查申报工作。时至2010年11月，7109项“省级非遗名录”、18186项“地市非遗名录”、53776项“县级非遗名录”；3488名部级项目传承人、6332名地方项目传承人先后进入保护名录，走进公众视野。目前，第三批部级“非遗”名录已进入公示阶段。2010年6月,文化部公示了拟通过的190项。

虽然我国收入名录的品种数量不断增加，然而“世界第一”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尴尬，不少现实存在的濒危品种在不断消亡。

以戏曲为例，历史上我国曾有戏曲品种394种，1949年统计时为360种，1982年统计时为317种，而2004年我国戏剧品种仅为260种左右，短短几十年间损失了传统剧种134种，占戏剧品种总量的35%。再如传统舞蹈，20多年前进行舞蹈普查时列入山西、云南等19个省市《舞蹈集成》卷中的2211个舞蹈类遗产，目前已消失了近40%。秦腔作为我国影响深远的梆子腔剧种，明清以来曾广为流传，如今随着老艺人的离世后继人才缺乏，不少剧团茶园纷纷关张，即使在仅剩的少数剧团茶园里，也很难听到真正的秦腔韵调，面临消亡的危险。东北岫岩大鼓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上世纪80年代鼎盛时期曾有艺人300多人，而如今只剩下不到10人仍继续维持着这种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生命。类似的命运在很多其它“非遗”身上，正不同程度地上演。

濒危品种不断消亡缘哪般

保护机制不够健全，过度开发与利用，多元文化消费的冲击，是濒危“非遗”品种不断消亡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国家每年投入“非遗”保护专项资金高达几十亿，再加上地方各级财政的投入，总数上百亿，投入可谓相当可观。如此高投入缘何挽救不了濒危“非遗”品种消亡的命运？其间原因很复杂，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保护机制不够健全。目前，除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之外，我国尚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法规性文件。尤其是对濒危品种，没有特别的保护条例和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规划；对濒危品种的传承人，没有具体的资助办法。管理机关职责分工不明确，文化、文物、旅游、规划、城建等部门，相互之间职能交叉，有时出现有经费有利益时靠前站，需投入需保护时靠边站，这就导致了一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通病：申报开发热情高涨，保护管理还不完全到位。

过度开发事与愿违。一些地方片面地理解“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追求经济效益，让保护偏离了方向。世界自然遗产张家界拥有优美的自然风景和罕见的地质遗迹――石英砂岩峰林，当总造价1.2亿“最高的户外电梯、最高的双层观光电梯、载重最大速度最快的客运电梯”的“世界第一梯”落户景区时，遭到广泛的反对和置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我国的6处世界遗产进行了黄牌警告：希望中国享有世界遗产的地方政府都能认识到，成为世界遗产，更多的是意味着承担责任和兑现承诺，远不止是享受旅游收益，可以随意开发那么简单。

多元文化消费的冲击。随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的悄然来临，观众在文化消费的选择上有了更广阔自由的空间，一些传统文化艺术样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如中国的皮影戏曾一度风行欧亚，日本等国称之为“最古老的动画”，歌德、卓别林等人也给予盛赞，如今却香火难继。皖南皮影戏第九代唯一传承人何泽华说：“演出一场才几百元钱，老艺人怎么维持生计？”随着老艺人相继谢世，五到十年之内，皖南皮影戏面临消亡的危险。“千节之省”的贵州，一年365天里曾有大小传统节日、集会1400多个(处)，丰富的民族服饰，独特的节日饮食，古朴的音乐舞蹈，虔诚的祭祀活动，几乎都要在节日、集会中呈现，如今随着电视、网络的普及，许多年轻人宁愿在家里看电视节目、打网络游戏，也不愿参加此类节日和集会，“千节之省”的美誉渐行渐远。

保护与利用，实现双赢不是梦

只要健全保护机制，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高全民保护意识，完全有可能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发展。

北京798艺术区将工业遗产与“创意广场”完美结合，在引领潮流的文化“时态空间”推动了产业发展；《印象・刘三姐》先后演出2000多场，年演出收入超过2.6亿元，为广西阳朔县的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广东凉茶采用传统工艺和配方进行生产，产值由原来的3亿元提高到300多亿元……一连串的事实和数据表明：只要方法措施得当，完全可以实现“非遗”保护与利用双赢发展。对此，我们应进行路径上的探索。

加速立法，健全保护机制。保护好“非遗”，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实施好这项工程，仅有应急性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作为规约和保障。1950年，日本政府颁布施行《文化财保护法》；1962年，韩国颁布《文化财保护》；1965年，美国通过《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20世纪60年代，法国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制定保护“非遗”的整套评价标准和管理办法……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尽快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法规性文件，并明确管理部门职责分工，建立问责机制。

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1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三道茶；旅游背景；发展；保护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3.013

0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元素，是区别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主要因素之一。200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样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领域的开发利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如果开发不当，旅游发展也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如何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关系，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既促进旅游的发展，又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大众旅游时代务必要解决的问题。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其中白族三道茶历史悠久，是白族传统民俗文化的体现。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的早期就受到广泛关注，并且知名度较高。但与此同时，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发展遭遇瓶颈。文章通过研究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

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在旅游领域的开发利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同时，旅游化生存也被视为保护和传承非遗的一种良好选择。

1.1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1.1丰富旅游地旅游资源，让旅游资源更具吸引力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丰富了旅游地资源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中所包含的事物可能就是我们生活经历的。将非遗开发成旅游项目，有利于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也会充分挖掘其美感、艺术感，提升了资源的内涵，也极大地提升了资源的吸引力。

1.1.2形成品牌效应，促进旅游发展

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相当于获得了一张身份证明，一张私有名片，得到了权威机构的认定。对其进行挖掘，对其中的文化元素进行创新、融合、整合，容易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品牌。

1.1.3增加旅游收入，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随着旅游的发展，浅层次的观光、购物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到了旅游地已不再简单追求买点旅游产品证明“自己到过”这样的简单需要，而是渴望更高层次、更有价值的产品。文化价值具有增值性，文化的融入将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将不同地域文化融入旅游商品中，将凸显旅游商品的独特性，促进旅游收入。

1.1.4增强游客的情感体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一定的客观事物作为表现形式展现出来，是对过去生活情景的再现。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文化，在旅游过程中，随着环境、氛围、讲解等外部因素的不同，旅游者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

1.2旅游业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保护作用

1.2.1激发核心利益相关者的保护意识

随着旅游的发展，旅游地居民、当地政府等各核心利益相关者都会不同程度地获得利益回报。为了获得更多长期利益，各相关部门、相关人员会积极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来，无形中加强了大家的保护意识，利于人力、物力、财力的聚集，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量的形成。同时，旅游发展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1.2.2促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丰富其内涵

配合旅游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不仅仅是博物馆里、资料里、传承人手里所掌握的文化记忆，它会更加融入人们的生活，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为了适应旅游发展的需求，人们将会不断挖掘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丰富其内涵。

1.2.3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结构更为合理，机构分工更加明确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足够重视，会促使部门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关注，从而进行科学思考、规划，并组织人员进行调研，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明确部门分工，并将分工不断细化。

1.3旅游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相互促进。旅游的发展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旅游发展。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制约。不合理、不恰当的旅游发展，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适应旅游的发展，也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原样，甚至逐渐消失，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危机。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唯一的，一旦被破坏，将很难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有不好的部分，不仅违背了所追求的主流文化，也会阻碍旅游发展，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因此，应正确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适当开发，规避风险，寻找中间点，以旅游促进保护，以保护带动旅游发展。

2白族三道茶的介绍

2.1白族三道茶的历史渊源

三道茶由烤茶开展而来的，白族人称其为“绍道兆”。起先白族仅仅用来作为学艺、肄业、经商、婚嫁时老一辈对后辈的一种祝愿，后逐步演化成了款待贵宾的一种方法。

三道茶的形成源远流长，许多古籍都曾提到过。《蛮书》卷七中有“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而饮之”这样的记载。到了唐代，随着佛教禅宗在大理的发展，喝茶之风盛行。明清时期，大理白族民间的茶道文化也随之进一步发展。三道茶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民族烙印。在这条文化的长廊中独具魅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三道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明内在。2013年，云南省政府下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大理州白族三道茶在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云南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2白族三道茶的茶礼茶俗

三道就是头道苦，二道甜、三道是回味。第一道叫苦茶，名雷响茶，又叫“百抖茶”。在烘热的茶罐里放入茶叶，在炭火上边烘边烤，直到茶叶发泡变黄，散发浓香，就散入微量沸水，茶罐中顿时发出隆隆响声。这时将少许茶倒入茶盅，再加入沸水，至半盅左右，即可敬献给客人品尝。第二道，甜茶。将本地特产漾濞核桃仁削成薄片，把烤过的乳扇切成细丝，再加红糖，冲上滚烫的茶水调制而成。第三道茶，回味茶。加上取自当地的蜂蜜、花椒、生姜片、桂皮末等佐料，冲上茶水调制而成。

在白族人民心中，白族三道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白族小孩出生后满一个月，家里要请“满月客”，主人家要用甜茶招待前来道喜的宾客，以表主人的答谢之意。大理民间的白族男女订婚时要下聘礼，俗称“四色水礼”，在大理的任何区域，茶叶始终是聘礼之一。在建房方面，茶也至关重要，寓意建房的人家，能够像茶树一样枝繁叶茂、兴旺发达。白族人家办丧事期间会设置专门的茶房，制作“回灵茶”，给送葬回来的人饮用。每到白族传统的节日以及进行本主供奉有关的活动时，茶是必不可少的供品。三道茶涉及到白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白族民俗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3白族三道茶的哲学意义和文化内涵

白族人民将生活感悟融入了三道茶中，形成了“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人生感悟，赋予了三道茶较深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义。第一道，清苦之茶，寓意清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生在世，要学会吃苦，学会忍耐，才能体味出生活的滋味。第二道，甜茶，寓意苦尽甘来。经过生活的磨练，学会放下，学会珍惜。第三道，回味茶，代表人生的淡境，人的一生有苦有甜。看尽人生百态，历经人世沧桑，宠辱不惊。对生活的思考，因人而异，正所谓，人生百味，尽在茶中。

3白族三道茶与旅游发展

3.1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

白族三道茶的旅游开发历史并不长，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1994年8月，白族三道茶在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表演，受到各国专家赞扬而一炮打响。2001年4月5日，大理苍山感通旅游有限公司茶艺表演队在中国云南首届春茶交易会上进行三道茶表演，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2003年11月11日，在中国武夷山首届茶艺节上，大理白族三道茶夺魁折桂，捧回金杯。2010年11月6日，充满异域风情的“七彩云南，神秘大理”民俗风情展在美国纽约进行展出，其间进行了白族三道茶的歌舞表演，引起巨大反响。当前，白族三道茶在大理旅游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体验白族三道茶，是了解白族生活，体验白族风俗的必然选择。

白族三道茶与旅游的结合，不仅丰富了大理的旅游产品，满足了游客需求的多样性。同时也是大理重要的旅游创收产品，促进了大理经济的发展。而且，其中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提升了大理旅游的文化品位。大理白族三道茶的原料多采用下关沱茶。下关沱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与白族三道茶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区优势。文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形式，其中融入的情感、文化也就会有所差异。对于游客来说，白族三道茶中包含着白族诸多的民俗，是白族文化的剪影，是很具特色的旅游体验。对于大理来说，三道茶文化的旅游开发对提升白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

3.2白族三道茶的发展现状

最初，白族三道茶在居民生活中不常出现，只有遇到重大的事，例如，婚嫁、丧葬等，才会一起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最常喝的是第一道苦茶。白族人民认为第二道甜茶可以驱寒、驱邪，第三道回味茶可以调理肠胃，益于身体健康，一般生病的时候喝，因此，平时生活中不会三道茶连在一起喝，是根据时间、节庆来喝白族三道茶的。进行旅游开发后，为了让游客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更好体验白族文化，三道茶才被设置为连在一起喝。同时，将白族歌舞融入其中，对其进行艺术加工，融入生活哲理。

在大理旅游发展中，白族三道茶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大理旅游线路中的一个单项产品。旅游发展前期对白族三道茶的开发很成功，但随着旅游的发展，白族三道茶的发展遭遇瓶颈，不仅停止不前，还有衰退的趋势。为了解白族三道茶，笔者对大理白族三道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网络搜索的结果显示，在大理市范围内，大大小小的茶馆有170多家。仅大理古城，就有32家左右，由此可见，茶在大理旅游、大理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虽然喝茶的地方很多，但能喝到白族三道茶的地方并不多，一般人们熟知的是张家花园、洱海游轮、喜洲大院，除了上述三个比较有名气的地方，桃源码头、周城的茶马人家、周城朝株的白族三道茶示范点也可以喝到白族三道茶。

4白族三道茶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白族三道茶历史悠久，在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白族三道茶已经作为旅游产品进行开发。随着发展，其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凸显。

4.1政府部门问题

4.1.1对三道茶的关注度不够，宣传不到位

翻看近一年的大理日报，进入大理旅游局官网，查阅近三年的旅游咨询，基本找不到有关白族三道茶的任何报道。只有涉及特色饮食的时候会提到白族三道茶，但也只是简单的介绍。中国知网上所搜到的与白族三道茶有关的期刊，多是前几年的，近期的基本没有，这说明对三月街的关注较少。对三道茶的宣传也不到位。2013年三道茶就已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很多大理的当地居民都不清楚，这说明宣传工作做得不到位。

4.1.2制度失效，与经营者之间存在脱节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其中，当地政府属于重要的一环。大理政府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部门，但很多无法实现其应有的绩效。例如，在政府和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云南省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于2012年12月30日正式建成开馆，目前设有5个主题馆。白族三道茶2013年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截至2015年11月，在博物馆里并没有三道茶的陈列。在州图书馆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室，但基本不开门，想获得关于三道茶的资料很困难。周城设立了文化馆，对外公布的项目里虽含有三道茶内容，但实际上基本看不到。政府部门和经营者之间存在脱节，政府出台的非遗保护的政策规章制度，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施。

4.1.3对传承人的保护不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基本上是靠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因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力量。大理目前对白族三道茶的传承人保护尚不完善。例如大理周城，虽然能在三道茶的示范点欣赏品味到三道茶，但其属于消费项目，且没有明确的传承人，在很多资料的查阅中，也基本了解不到关于白族三道茶传承人的情况。大理当前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有一定奖励，但并没有涉及三道茶传承人。

4.2经营管理问题

4.2.1运作方式存在问题

现在的白族三道茶基本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所能看到的白族三道茶都伴以歌舞表演，大多都是在《霸王鞭》、《小心肝》、《弦子弹到你门前》、《白族打歌》、白族婚俗《掐新娘》这些具有白族特色的歌舞表演结束后，直接端出三道茶来让游客喝。三道茶本身所具有的特色已走样。在整个过程中只作简单的介绍，很多游客看了，不懂背后的含义。

4.2.2三道茶的制作质量退步

现在喝的三道茶都是直接端出的，看不到具体的制作过程。表演场次之间间隔较短，用具是否经过高温消毒，让游客的心里存在疑虑，且对水温、配料的加工处理太过马虎。例如有的地方用的茶叶是包装好的袋装茶，必然会影响三道茶的口感。目前各景区的从业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文化层次较低，对大理白族三道茶的理解停留在较低层次，难以将较深层次的内涵传递给旅游者，而且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利益，这样的状况不利于三道茶的发展，不利于白族文化的传递、交流。

4.3社区居民问题

旅游发展，受影响最大的是当地居民。但现在白族三道茶的发展有完全与社区居民脱节的趋势，只有到专门的地点才能体验白族三道茶，这不利于三道茶的发展。通过访谈发现，很多本地人只停留在知道“三道茶”这回事，更深的内容就不了解了。一部分从事茶艺类工作的居民或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从事旅游工作的居民还或多或少了解一些。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白族三道茶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社区参与环节存在缺陷，社区居民对白族三道茶保护和发展观念意识淡薄，对三道茶的认识参差不齐。

5旅游发展背景下白族三道茶保护与发展的对策

白族三道茶在大理传统民俗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白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的人文旅游资源。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白族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1加强保护管理

5.1.1积极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截止2014年底，中央财政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共计35.14亿元。国家层面如此重视，当地政府也应发挥其主导作用。不能只管申报，申报成功后就放任不管。三道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益性，应对其进行规范。其产业营运经费不能直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全交给景区景点管理，应该通过政府财政再分配获得，所得收入将用于三道茶的发展。

5.1.2规范制度体系，严格执行

从2003年至今，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已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体系。大理相关部门应该进行整理学习，在国家大方针的前提下，制定出适合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体系，并严格执行，规范大理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详细制定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适合三道茶的规章制度、保护体系，依据这些体系建立由上至下的保护制度，保证三道茶的保护有法可依。

5.2重视人才的保护和培养

首先是对白族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甄别和保护工作。要尽快寻找和甄别白族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并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对年轻的传承人应进一步培养。同时有效提高三道茶工作人员、表演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技术，提升文化素养。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上岗，从严要求，提升三道茶的文化品位。

5.3做好宣传保护工作

针对游客，宣传工作、相关书籍、期刊、门户网站都应该融入更多关于三道茶的信息，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苦、二甜、三回味”的浅层次介绍。除旅游化生存外，生活化生存也是非遗保护的重要途径。民俗文化在当地居民心目中扎根，容易提升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荣誉感，有利于非遗文化的更好传承，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年轻居民当中要做好宣传工作，改变年轻民众对白族三道茶的模糊认识，提升他们对三道茶深层次文化内涵的认识与把握。

5.4重视民间力量

游客到旅游目的地，接触最多的是当地居民，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交流影响大于经营者和政府。应该积极发动社区居民，了解、学习本民族的文化，提升居民的意识，让他们正确认识旅游带来的各方面的改变，正确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当地居民，对民族的事物，本就有较深的认识和认同感，通过对其进行系统培训，能促进居民与游客之间的互动，居民所能传达给游客的，也将更为全面，利于游客对三道茶、对白族民俗的了解，增强游客的体验性，促进旅游的发展，同时也将促使当地居民对本民族的事物更为珍视。

5.5利用数字化技术

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三道茶进行采集、整理、处理、存储，把信息汇聚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中，实现资源共享。并对数据库中的资源进行加工处理，丰富其形式，让其形象生动，例如，视频、动画等，更好地吸引各界人士都能通过非遗数据库较为全面、直观地了解到三道茶，使三道茶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同时，相关部门要建立平台，丰富网络信息，对居民进行定点宣传培训，更好地保证基层人们的参与。

5.6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创新

应该使三道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长远活下来，使之适应当代生活的需要，成为新民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才是三道茶的生存之道。

三道茶在开发早期，充分考虑烤、调、烹三大特点，采用南昭洞经音乐，把白族人民拜天、拜地、拜本主以及崇尚大自然的历史情结贯穿其中，文化内涵深厚。这样的创意对民俗的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旅游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现有的三道茶产品应在此基础上积极创新。比如，可开展以三道茶为主体的体验性旅游活动。如将三道茶与茶马古道、马帮相结合，举行马帮巡演、骑马、赛马大会、走茶马古道的体验性旅游活动。举办品茶评茶会、学习茶艺等互动项目。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理拥有众多茶园。可以让游客参观茶园生态风光，领略采茶乐趣。可结合下关沱茶，专门开放一两个制茶部门，让游客体验制茶过程、感受茶乡风土人情等，让游客对三道茶“一苦、二甜、三回味”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6结束语

随着各国文化意识的觉醒，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其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受到广泛关注。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领域的发展中，取得不小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不少问题。大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这既是大理旅游发展的良好机遇也是挑战。深度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使用价值，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良好方式。但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既要注意对其进行保护，也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而不能墨守成规，最终只能使非遗走进博物馆，慢慢被大部分人遗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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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文化生态；活态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46-0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一些国家兴起，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我国于2004年加入此公约。200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开始实施。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官员、学者纷纷为非遗保护献言献策，但在这种“非遗热”的背后，非遗传承人却成为讨论的缺席者。而他们却是活态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最该有话语权的传承人的失语注定我们的各种讨论在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对他们的社区母体或族群的民众具有现实意义，他们对非遗的生存前景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作用，没有他们参与并适时反馈信息，保护措施是否得力就无法及时得到检验。所以，调查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措施的认知，了解传承人的真实意愿和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具有基础意义。

河北省拥有不少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启动实施“河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6年出台《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和《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各地市县也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河北省同样缺少对非遗传承人的后续调查和跟踪研究。本文以河北省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的认知为视角，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再思考，希望能对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有所贡献。

一、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笔者对河北省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进行了调查，相关内容包括传承人对国家和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政策法规的认知、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入选名录后的传承情况、最佳保护方式和发展前景以及商业化等问题，综合分析有关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一）关于“非遗”法律保护效果

传承人对相关保护政策、法规有一定了解，“非遗”法律保护取得一定效果。他们普遍反映，被确定为“非遗”后，所传承的文化遗产知名度得到提升，媒体关注度增加，有媒体或机构、个人对其传承的“非遗”进行记录、拍照或录像，有的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想拜师学习的人有所增加，也得到政府一定的资金支持，生存情况较被确定为“非遗”前有所改善。

“非遗”中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美术、歌舞等属于民间文化表达的部分可以在《著作权法》中获得一定保护，还有一些传承人主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版权登记。也有一些传承人选择通过商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那些已经投入市场竞争的“非遗”。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非遗项目，其传承人商标意识越强，生存能力也较强，反之则较弱。还有少数传承人使用专利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总体来看，传承人的维权意识普遍较弱，能主动为“非遗”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传承人目前还是少数。

（二）“非遗”的演变、传承情况

许多传承人都认为，与传统相比，现在所传承的“非遗”已经有不少变化或内容减少较多；使用的场合也有很大变化，尤其是民间音乐舞蹈类，传统的使用场合多为民间节日、庙会、庆典、拜神祭祖等活动，不少与民间有联系，在形式的背后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而现在的使用场合很有限，有的已转为商业演出。即使这样，传承依然很难。相比而言，传统技艺类的生存、传承情况较好，有的还有发扬光大的趋势，比如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安新芦苇画、曲阳石雕等。可见传承情况与“非遗”自身性质有很大关系。

（三）“商业化”问题

同样，因“非遗”自身性质的不同，传承人对商业化的看法也不相同。一般而言，与民间、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了解商业化带来的好处，但也担心商业化会淡化、破坏所传承项目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影响传承者的学习动机，不利于真正传承。更有一些传承人明确表示所传承项目完全不适合商业化，保护非遗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传承、光大传统文化。而与民间、文化传统等关系不太密切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持欢迎态度，甚至主动寻找商业化机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尤其是传统技艺类。

（四）影响传承的因素

传承人对影响传承的因素认识较为一致：缺乏有效地传承机制，年轻人不愿意传承；人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非遗失去了生存环境；非遗缺乏创新，没有市场前景等，甚至传承区域群众对保护的认识问题也被提及。

（五）最好保护方式

鼓励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举办文化活动为非遗项目搭建平台，加大宣传；保留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希望政府加大投入、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保护等都在传承人的选择之中，而让文化产品商品化也是一些传承人的考虑方向。安新芦苇画传承人杨丙军说，传承非遗文化，一方面要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还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1]。杨丙军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就是对他这种做法的一种肯定。而井陉拉花传承人武新全曾经着力创新拉花艺术，但他越来越感觉到拉花必须回归原生态，因为很多创新后的拉花都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已经变成一般舞蹈了。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创新，古老的原生态的拉花艺术不能丢[2]。总之，让大家了解非遗，使用非遗，让非遗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非遗才会有活力，才能传承下去。

（六）主要保护责任承担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传承人能用在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上的时间较为有限（当然以此作为职业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传承人除外），事实上，不少传承人只是出于责任才坚守至今。面对现实难题，传承人非常强调传承区域群体的传承责任，同时认为传承人、国家和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也应该承担责任，有了政府的支持，传承人对传承前景还是乐观的。

二、关于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的思考

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从传承人认知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保护内容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难保护，问题不仅在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性”，更在于其表现形式背后的与民间信仰、文化传统相关的精神内核。因而单纯技艺类的保护起来比较容易，越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越困难，但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所以对于此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连同传承区域群体的文化认同、传承一同考虑，这样才不会得其“形”而遗其“神”。

（二）文化意义与经济利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远大于其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人看重的实际是其经济效益，如果保护的出发点有问题却希冀得到好的结果无疑是自欺欺人。我们看到的“非遗异化”现象就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以经济价值大小来衡量“非遗”是否值得保护的思维模式，更不能有把非遗当摇钱树的想法。

（三）原生态与创新问题

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对象，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强调“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原生态并不是排斥创新，而是排斥脱离所处环境、脱离传承区域文化认同、破坏非遗精髓的创新。相反，越是与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相适应的创新，越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种创新反过来又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四）行政干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原本就是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作，行政干预从保护工作一开始就存在。实际上行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抢救、保存了那些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唤起人们保护非遗的意识。但是过度干预，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规律的干预不是保护而是破坏。有些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民俗”成了“官俗”。笔者认为，从国际、国内非遗保护的实践来看，完全去除行政干预是不可能的，对非遗保护也是不利的。政府要做的是如何顺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给予良性干预，实现由濒临灭绝的民俗到政府扶持的民俗再到传承群体认同的活态民俗的转化，最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五）传承机制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生存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当前的难题是非遗后继乏人。非遗的传承不仅需要传承者，还需要有接受者，现在的年轻人原本对非遗就不感兴趣，再加上非遗的学习并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但学习之后的前景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仅靠项目传承人个人的努力，许多项目难以实现顺利传承。因而有学者提出要在加强对传承人保护力度的同时，加强对被传承人的激励机制的研究，要关注被传承人的切身利益[3]。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提升传承群体的文化自觉，依靠国家、地方政府、社会、教育机构、传承区域群体、传承人多方力量，形成合力来传承。比如梅花拳的保护，广宗县政协协助政府采用民间传统形式向一些资深拳师授予“武术世家”的称号并赠送木刻门匾，还每年组织以梅花拳为主题的民间艺术节，让日渐式微的梅花拳文化重新得到社会关注。广宗县政府在农村小学体育课中专门增设了以了解梅花拳为主的课程。在县政协的积极推动下，广宗县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城镇、农村对梅花拳及其团队建设的重视和保护，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拳焕发出新的活力[4]。这种群体认识的提高才是非遗传承的最好土壤。

三、建议

首先，政府必须彻底摒弃功利主义思想，提高认识，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注重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

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一直强调“要尊重文化持有者自身的意愿”，从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传统保护的倡议”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直贯穿了这一原则，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仅为了收集一些歌舞或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让它们在母体社区作为一种活体文化传承下去，留住我们多样的文化。“礼失求诸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乡野，其保护也应该回到乡野。我们必须尊重传统知识来源群体或个人的文化习俗与意愿，尊重他们对非遗的一切自然权利，尊重其自然的传承特点和传承方式，尊重他们发展所传承项目的自，政府可以鼓励、引导，但不能代替传承区域群体作决定，当然更不能命令必须如何发展。

现在所看到的“非遗”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至于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我们只能引导，无法决定。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应注重对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教育民众珍视当地文化传统，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和保护意识，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这样非遗才不会失去生命力。

再次，把握个性，区别对待。非遗保护应把握个性，区别对待。对于适合商业化的，给予其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对于不适于商业化的，尽力打造展示的平台，加大宣传，在不破坏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可以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提供展示舞台，结合各地乡土教材建设，推动非遗进课堂，从娃娃抓起，解决后继乏人问题；增强传承人和传承区域群体传承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鼓励、帮助传承人著书立说，对濒危项目作好抢救式记录，多收集其作品，使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有文献上失传的遗憾。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文化上的根，它的流失是我们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必须立足现实，从文化多样性的大视野上、从中华文化传承角度来理解非遗保护工作，培育文化生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课题组成员：董保莉，温芽清，王岩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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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新全.原生态的拉花不能丢[N/OL].http：//.cn，2008-03-07.

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1篇8

关键词：原真性；旅游；遗产保护；演变；差异

原真性是世界遗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由于被运用于多个语境和层面，原真性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概念”(Golomb1995)。的确，原真性概念在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都在相互传播与使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不断为原真性提出新问题，再加上国际间的文化差异，使得原真性概念理解越发困难。

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原真性概念在遗产保护与旅游研究两个甚至多个学科领域之间交替出现，关注视角的不同导致对原真性概念理解差异使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两个本已经矛盾重重的管理部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此理清原真性概念在两个领域间的不同演变路径及其理解差异十分必要。本研究拟从authenticity的中英文词义人手，分析该词两种不同学科语境的词义与概念演变并进行分析比较。

一、“Authenticity”的起源及其中文译法

一般认为，“Authenticity”来自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起源的”(original)两词。在宗教占统治力量的中世纪，“Authenticity”用来指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程度(阮仪三、林林，2003)。“authenticity”的英文词义表示“真正”(trile)、“真实”(real)、“原作”(original)、“诚实”(honest)、“神圣”(sacred)(Lowenthal，1994)。

“Authenticity”引入文化遗产领域始于《威尼斯》(1964)，在汉语中能与“authenticity”相对应的术语是用于鉴定文物的“真品”一词中的“真”，但仅针对可移动文物而言。根据英文辞典中对“authenticity”的“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三种含义，以及《奈良文献》中的相关理解，曹娟(2005)、徐嵩龄(2005：105)认为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更能准确反映英文原词的含义。但此前，张松(2001)、阮仪三、林林(2003)在讨论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时就已经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同是文物背景的学者也有将其译为“真实性”(张成渝、谢凝高，2003；张成渝，2004)，国家部分机关的相关正式文件也译为“真实性”。

“Authenticity”引入旅游研究领域源于对现代社会失真性(inauthenticity)的认识。美国历史学家Boorstin(1964)将托马斯库克组织的大众团队旅游称为“伪事件”(pseudo－event)，是一种“失真”(inauthenticity)。与之相反，美国社会学家MacCannell(1973、1976、1989)则认为旅游者生活在现代化、异化(Mienated)的社会中，真实的东西越来越少，他们旅游的动机就是为了寻找“authenticity”。社会学研究者王宁(1999)在将MacCannell的“Authenticity”概念介绍到中文语境中时，将其译为“本真”。但在哲学研究领域，早在1991年就有人将“authenticity”译为“本真性”(杜维明，1991：49)。

其实，“真实性”一词早在中文语境中存在，只不过是多用于传播学、哲学、语言学等领域。从可查文献来看，“真实性”早期含义主要是针对“真”与“实”，“假”与“虚”而言，如纳扎罗夫(1953)关于电影纪录片真实与否的讨论，杜岫石(1959)、金岳霖(1959)关于真实与正确的哲学讨论等等。或许缘于语言习惯，后来旅游界常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吴忠才，2002；于岚，2003；吴晓隽，2004；钟国庆，2005；田美蓉、保继刚，2005；陈勇，2005；王晓跷等，2006)。

综上，“Authenticity”的中文译法各有背景，但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原真性”与“本真性”的词义基本相似，“原”指“原生的”，“本”指“本来的”，只不过目前社会学界、民族学界通常译为“本真性”(最近也有译为“原真性”，如马晓京(2006)，而文化遗产保护界常用“原真性”，与之相比，旅游界常用的“真实性”更强调旅游者的体验，但由于“真实”失去了“authenticity”中“原初的”、“本来的”含义，与遗产保护的国际准则相背，根据英文翻译的“信”、“达”、“雅”原则，译为“原真性”应该更符合原意。

二、遗产保护法规与文献中原真性概念的演变

根据曹娟(2005)、徐嵩龄(2005)的研究，原真性概念大致经过以下几部国际法规文献的发展与完善：

《威尼斯》。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了“第2届国际历史古迹的建筑师与技师大会”，通过了《国际古迹和遗址保护》(简称《威尼斯》)，《》首次明确提出“使它们(历史古迹)能以充分完备的原真性传承下去”，《威尼斯》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最早的状态”(theunderlyingstate)而且要保护“所有时期的正当贡献”(thevalidcontributionsofallperiods)，“不能改变布局和装饰”，“要保护古迹周围环境”，等等，充分表达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概念内涵，即“最初的状态”与“当时的环境”。

《奈良文献》。1994年11月，日本文部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罗马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日本奈良组织召开“与世界遗产公约有关的原真性”国际专家会议并形成《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献》(简称《奈良文献》)。《奈良文献》第13款指出，“想要多方位地评价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其先决条件是认识和理解遗产产生之初及其随后形成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意义和信息来源。原真性包括：遗产的形式与设计、材料与实质、利用与作用、传统与技术、位置与环境、精神与感受。有关‘原真性’详实信息的获得和利用，需要充分地了解一项具体文化遗产独特的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层面的价值。”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保持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都包含着特定的形式和手段，它们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构成了某项遗产”。

《巴拉》。在国际遗产界对原真性概念一系列探讨中，澳大利亚的《巴拉》(TheBurraCharter)是一部对原真性概念也有重要影响的法规，它针对原真性原则提出遗产保护方式可以包括维护、保存、恢复、重建、兼容性利用、利用、适应性改变、展示等多种方式，接纳了“重建”等符合亚洲文化遗产特征的遗产原真性保护方式。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1999，2002，2005)将遗产价值认证直接与遗产的原真性联系起来，并明确指出遗产申报必须经受“原真性检验”(testofauthenticity)：“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财产(property)至少应具有《世界遗产公约》所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中的一项标准以及原真性标准”；每项被确认的项目都应“满足对其设计、材料、工艺或背景环境以及个性和构成要素等方面的原真性的检验”。自此以后原真性概念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概念，受到世界各国遗产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明确提出，文物古迹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现存实物必须是历史上遗留的原状，并规定原状是指实施保护工程以前的状态和历史上经过修缮、改建、重建后留存的有价值的状态，以及能够体现重要历史因素的残毁状态；局部坍塌、掩埋、变形、错置、支撑，但仍保留原构件和原有结构形制，经过修整后恢复的状态；文物古迹价值中所包涵的原有环境状态。并提出了具体的鉴别、修复、保护工程的技术要素。所有这些理念都充分考虑了中国特色的古迹与文物保护要求。

当然，迄今各国对原真性概念的理解仍有差异，关于它的发展与完善仍在不断的进行中。总的看来，近几十年国际遗产保护的法规与文献中关于遗产价值识别或遗产保护观念的变化基本上反映了原真性概念的演变过程：从纯不可移动物质遗产到可移动物质遗产，从物质遗产本身到物质遗产的非物质元素，从遗产价值标准的欧洲化到遗产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从遗产保存到遗产保护与利用多种方式并存，并开始关注遗产与人的关系，关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见表1)。

三、旅游研究中的原真性概念演变

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来源于哲学领域的人类存在主义研究，但借用自早期博物馆研究(Trilling，1972)，随着美国社会学家MacCannell(1973)将原真性概念延伸到旅游研究领域，它很快变成一个热门话题。但随着原真性概念的广泛运用，其内涵的不明确性与使用局限性日益暴露。批评家质疑它的可用性与正确性，支持者用它来解释旅游现象，成为旅游研究领域批评、改进与再批评的热点问题。Wang(1999)将原真性概念分为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几个类型：

客观主义的原真性(objeetiveauthenticity)。对原真性的客观主义方法研究以Boorstin(1964)和MacCannell(1973，1976)为代表，二人把原真性当作旅游客体内固有的一种特性，可以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在看待旅游者追求这种原真性的能力和动机方面，两人的观点截然相反。Boorstin(1964)认为游客既没有获得原真性的能力，也没有追求原真性的愿望，而MacCannell(1973)则认为游客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虚伪，他们出游目的就是追求原真性。在客观主义的原真性概念中，不管是Boorstin所批评的“伪事件”(pseudo-event)还是MacCannell所提出的“舞台化的真实”(stagedauthenticity)，其衡量标准都是基于博物馆情境下的对旅游客体原真性的判断。他们的这一主张招致了多种质疑和批评，其主要批评在于原真性在现实中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专家、学者所判断的不真实或“舞台化”对旅游者而言则有可能是真实的(Wang，1999)。

建构主义的原真性(Constructiveauthenticity)。Wang(1999)将建构主义的原真性概念概括为：(1)绝对客观的、静态的起源或“原物/原作品”是不存在的；因而没有一种“原物/原作品”意义上的绝对真实(E.Bruner1994)；(2)真实或不真实是一种人们看待、解释事物的主观结果；因此对于真实的体验是多元(pluralistic)的而非单一的；(3)对于旅游目的地的不同文化和民族来说，原真性是旅游客源输出地的游客基于其期望甚至刻板印象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所贴上的一种标签。在效果上，旅游者确实在寻找原真性，但他们寻找的不是客观的原真性，而是社会建构的原真性。旅游目的或其他事物作为原真性被体验不是因为他们是原物或真实的，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标志或原真性的象征被认识到(Culler，1981)；(4)曾经是不真实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历了一个“突现的真实”过程后会被重新定义为真实(Cohen，1988)。由此可见，建构主义者寻求的原真性不再是Boorstin和MacCannell所指的客观的原真性，而是一种符号的、象征意义的原真性，是社会建构的结果(Wang，1999)。

后现代主义的原真性(PostmodernismAuthenticity)。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在对旅游客体和旅游主体的认识上，代表着一种比建构主义原真性更激进的观点，他们完全不把“不真实”(Inauthenticity)当一回事(Wang，1999)。他们的核心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1)“真”、“假”其实没有严格边界，“真真假假”其实经常相互替代。Eco(1986)用美国迪斯尼乐园的例子来说明真假的界限，他完全解构了原制品与复制品、符号与现实等之间的界限，抹杀了“真”与“伪”的界限，进而也解构了原真性的概念。(2)现代技术可以使“假”变得比“真”还真，“假作真时假亦真”。Baudrillard(1983)用柏拉图的“虚像”(simulacra)来解释真实与虚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虚像的发展经历了“伪造(counterfeit)一复制(copy)一仿真(simulation)”的过程，而现在的世界正是一个“仿真”构成的世界，它允许没有“原作品”，没有“起源”，仿真(simulation)和虚像(simulacrum)变得如此真实，比真实还要真实，已达到了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的境界。“表演的原真性”可以替代原物，因而也可以起到保护脆弱的旅游文化(Cohen，1995)。

存在主义的原真性(ExistentialAuthenticity)。存在主义原真性概念并非源于旅游研究领域，它主要与人类存在的意义、幸福的意义、人对自己的意义等话题有关(CarolJ，SteinerandYvetteReisinger，2006)。其早期含义是“人在某一时期对自己的真实”(Berger，1973)。在相关研究基础上，王宁(1999)将游客的原真性体验分为个体内部的原真性(intra－personalauthenticity)与个体之间的原真性(inter－personalauthenticity)两个维度，并认为既使旅游客体是假的，但游客会在旅游活动的激发下放松自己找到个体内部的原真或者个体之间的原真体验。当处于存在的原真状态时，人们感觉自己比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更加真实、自由，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发现旅游客体是原真的，而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约束，能够参加非同寻常的活动。

此外，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authenticity)。在存在主义原真性概念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同时，持批评观点的学者仍然认为这种原真性在强调旅游者追求原真自我的同时忽视了东道主社会(李旭东、张金岭，2005)。美国学者WangYu(2007)也指出客体的原真性与存在的原真性(与自我相关的原真性)之间并非毫无联系；而且，通过某种机制这两种类型的原真性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她认为原真性有三个层次――客体、自我(主体)和家。她认为除了客体层面的原真性和自我(存在)的原真性之外，与家相联系的原真性(home－relatedauthenticity)亦是理解旅游者追求原真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游客旅游是为了逃离熟悉的环境，却又不断“在他乡寻找故乡”，在“陌生中寻找熟悉”，WangYu将这种原真性理解为“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authenticity)。其核心思想包括：(1)事先对“他者”的想象――这种原真性主要是与客体相关的，而且受大众传媒、旅游文献、旅游指南等影响；(2)旅游者本能地寻找“家的感觉”，在陌生中寻找熟悉，在他乡中寻找故乡。(3)东道主根据旅游者的需要创造和提供符合旅游者需要的原真性的旅游产品。WangYu提出的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authenticity)的概念事实上是一种客体(东道主社会)和主体(旅游者)共同建构的原真性。这个概念强调了客体和主体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它解释了建构的、舞台化的遗产文化何以被旅游者所接受。wangYu超越了对“原真性”概念的二元理解。但与此同时，定制化的原真性的问题在于当这种二元对立消除后，东道主社会是否可以提供每个个体旅游者认同的原真性遗产文化以及如何提供。这种定制化的原真性必然是多元的，而最终的结果可能就如wangYu自己丽江案例研究所说：在旅游地“旅游者可能随处发现也可能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本真的纳西文化’”。

总的看来，旅游研究中的原真性概念虽然最初源于博物馆研究领域、哲学研究领域，但在旅游研究中却是从关注旅游者动机与旅游者体验开始，这也就奠定了其概念后面的演变过程，即基本上是站在旅游者的角度来分析“真”与“假”，尽管客观主义原真性更强调客体本身的“真”与“假”，但这种“真”与“假”也只旅游者辨别能力范围内的真假，建构主原真性则开始认为旅游者所关注的客体“真”“假”是被社会建出来的，其本质仍是从旅游者角度来判断的“真”与“假”，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原真性概念，可以不作考虑。存在主义原真性完全从旅游主体即旅游者自身开始分析“真”与“假”的感受，实际上是将原真性概念的视从主体对客体的关注与判断转向了主体对自身的关注。“现实存在主义”的原真性提出的“定制性原真性概念”又重新将原真性理解拉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但却不是将客体放在一个被动的“判断”与“鉴定”“真假”的位置，而是认为客体是根据主体的需要而主动建构的一种“真”的场景(见表2)。

当然，西方旅游研究中对于“原真性”概念争论只是一种理解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的一种视角，原真性概念的发展与演变本身就说明了“原真性”并不是一个“静止、客观、固定的标准”或“某种产品或吸引物的固有属性”，它往往是主观的、建构的以及不断发展和被创造的，对原真性概念的分析将有助于研究旅游地管理、文化商品等多个热点问题。

四、原真性概念的演变路径与理解差异比较

首先，从学科背景看来，遗产保护界的原真性概念是以考古学、博物馆学为基础，而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则是以社会学为基础，学科背景不同，其最初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遗产保护研究更多地关注遗产保护的标准与实施技术细则，而旅游社会学者则关注旅游社会现象的解释。

其次，从研究与争论焦点来看，遗产保护界因国际文化差异及遗产特性的不同对原真性标准理解不同而产生争议，争论原真性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制定一个公认的遗产保护标准体系。而旅游研究领域则从解释旅游社会现象，增强旅游者体验、管理旅游地的角度来讨论原真性的概念，但由于旅游产品类型不同、旅游场景不同等旅游形式多样化的特征而形成对旅游体验的多角度解释，其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旅游现象。

第三，从发展过程来看，遗产保护界的原真性概念经历了从强调物质遗产的本身到强调物质遗产相关的非物质元素，从强调物质遗产的现状到强调物质遗产的时空演变过程，从物质之间的关系到强调物质与人关系的过程。与之相对应，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则从分析旅游主体对客体的“真假”辨别到讨论旅游客体“真”与“假”的构建模式，再到完全从旅游主体的“真”、“假”体验态度，然后发展到旅游客体与主动的互动构建模式。二者都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但其演进动力不尽相同。遗产保护界的演变动力是世界各国遗产保护界的实践，推动世界公认的、适用于多种类型的遗产保护的标准，而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演变动力却在于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的旅游现象，对旅游活动与旅游地管理提出改进意见。

第四，从发展趋势来看，遗产保护界将原真性概念不断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扩展到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并且这一概念在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不断地推进世界各国的各类遗产保护与保存。旅游研究领域也将原真性概念从主体关注不断向客体及主客体互动关注不断推进，使原真性概念的内涵边界不断放大(见表3)，值得一提的是，原真性概念在在旅游研究领域出现之初就没有局限在文化遗产范围，而是以旅游者体验为中心延伸到任何其他旅游客体对象进行讨论，并且已经在业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如近年来旅游业界以“真山真水”为宣传口号的旅游“寻真”运动日益盛行，这一现象说明旅游经营者与旅游需求者都已经开始关注旅游活动中“真”与“假”的问题。

五、原真性概念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中的理解逻辑框架

如前所述，遗产界关注物质但日益向非物质元素聚焦，旅游界关注现象但日益转向互动分析。鉴于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基于两者互动之间的研究，原真性概念有必要充分吸引各自的优点，在研究中予以全面考虑(见图1)：

关于客体原真性理解。根据遗产保护界对原真性概念的理解，在徐嵩龄(2005)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将原真性的理解要素分解为遗产的地点、位置，形态、法式，形式(指非物质艺术的表现形式)、器物，材料、材质，环境，技艺，功能，精神、情感，原住民社区(生活方式、艺术传人)，相关事件、人物与地方，时序变化等12个方面。在旅游研究中，于客体本身的“真”与“假”辨别的复杂性，以及旅游主体“真”与“假”的辨别能力限制，因而也只能从游客体验的角度来分析客体“真”与“假”对旅游体验的效果，为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提供依据。

关于旅游主体的原真性理解。遗产保护界基本上只关注客体本身，认为遗产本身一定是可以用一个绝对标准对真与假进行衡量，但旅游研究中却将旅游主体即游客自身是否有“真”与“假”的体验作为关注的焦点。不过从长远来看，游客对客体原真性认知能力的提高也受客体原真性标准的普及程度有关，因此遗产旅游研究中主体的原真性体验与满意度的关系将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应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主体的原真性体验。

关于旅游介体对原真性的影响。由于时间、空间以及旅游者知识能力等原因，旅游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并不是直接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旅游介体的影响，这些介体包括宣传媒介、旅游服务机构等，他们对旅游客体的宣传、介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主体对旅游客体原真性的认识。因而媒介对客体的构建方式与传播途径，以及媒介对主体即旅游者对客体的认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都是旅游原真性概念需要分析讨论的问题。因此遗产保护界在研究客体的固有标准时也要注意对这些标准信息的传播与普及，保证遗产原真性在媒介中建构的准确性。

六、结论

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篇9

关键词遗产保护；遗产区域；遗产廊道；文化景观；景观设计学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7)01-0050-06

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目前全人类关注的焦点。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时间里，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已从文物建筑扩展到历史街区、历史城镇，保护的主题和内容都在不断深化。随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文化景观作为一种重要的遗产类别被纳入遗产保护体系。以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和遗产运河（heritagecanal）为代表的大尺度文化遗产在国际遗产保护界也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我国有着丰富的大尺度文化遗产资源，但目前对这类遗产的保护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保护措施及管理手段都不完善，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对此类遗产资源的保护。

遗产区域是美国针对本国大尺度文化景观保护的一种较新的方法，该方法强调对地区历史文化价值的综合认识，并利用遗产复兴经济，同时解决本国所面临的景观趋同、社区认同感消失、经济衰退等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指定了第一个国家遗产廊道到现在，遗产区域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保护体制与方法也渐趋成熟。因此，学习和借鉴美国遗产区域保护的经验对于我国大尺度文化遗产保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遗产区域的发展历程

1.1美国历史保护的背景：从历史建筑到文化景观

美国的历史保护开始于19世纪初，最初保护的对象主要是具有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的建筑物或遗址，如名人故居或战场遗址。20世纪后，建筑的历史和美学价值开始成为保护所关注的重要因素。随后历史街区概念的出现进一步扩展了保护的视角，将保护对象扩大到整个乡村以及其未受破坏的环境。

二战后，《国家历史保护法》（1966）产生。该法扩展了遗产的定义和对遗产价值的理解，认为遗产应包括有价值的城市、乡村景观、民间文化等更广泛的资源，同时也认识到历史和资源是动态的，其保护应该和日常的生活联系起来，因而对传统土地利用方式、乡土建筑、工作景观和平常景观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重视①。但总的来看，当时历史保护领域对景观的认识仍远不及其他文化资源。景观通常被建筑物的背景装饰，少数的景观保护也仅限于历史性园林。

美国历史保护领域真正对文化景观进行保护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此前景观设计学和文化地理学领域的相关工作也体现出一些景观保护思想，但这种思想并未正式进入历史保护领域。在这期间有大量关于景观保护的会议召开，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也将大奖授予了一些景观保护项目。1978年，北美成立了历史景观联盟，专门探讨景观保护的相关问题。尽管如此，此时官方的历史保护计划中对景观的保护仍然不够，只有很少的景观被列入国家历史场所登记计划。

1977年，遗产保护和游憩管理局对乡村景观保护的计划进一步促进了景观保护的发展。1980年前后，出于对国家公园内乡土建筑保护的关注，NPS（美国国家公园局）开始关注文化景观的概念。国会技术评价办公室于1987年了《保护史前和历史景观的技术》，这是文化景观保护历史上重要的一步。文化景观于1988年正式在《NPS管理政策》中被确定为国家公园系统中的一类文化资源。该政策要求识别和保护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考古学价值、人类学价值和设计学价值的景观资源。

1.2遗产区域保护方法的产生与发展

遗产区域的保护方法除了与历史保护领域对文化景观认识的提高外，还与协作保护思想、公园运动、绿色通道的发展密切相关。

美国联邦户外游憩局于1968年开展了一项遗产研究项目，用于评价在康涅狄格河谷建立国家游憩区的可行性。该研究认识到“有必要通过公共和私人协同合作，建立一个突出的由历史、教育、文化遗产、高质量风景游憩资源构成的集合”（Eugster，2003）。该建议标志了一个以遗产价值为核心的多目标保护方法以及区域协作保护思想的萌芽。与此同时，传统的仅作为城市中一个孤立要素的城市公园的概念，逐渐被一种将整个城市或地区作为一个大型“文化公园”的概念所替代（Bray，2004）。这个时期许多地区都将文化公园当作社区复兴的重要手段。当时马萨诸塞州罗尼尔市决定基于现有的工业历史，通过与地方和州政府以及私人部门合作，将罗尼尔建成一种新类型的国家公园。1978年国会批准建立了罗尼尔国家历史公园，这是遗产区域运动历史上的关键一步。

1976年，国会指导国家公园局开展“国家城市游憩研究”，该报告建议通过地方、州、联邦政府的协作建立一个国家景观保护区系统，创立一个新的城市游憩基金计划，并建立一系列基于敏感地区的遗产区域。国会研究局的丘克・里特在他的《绿线公园：一种保护城市地区游憩景观的方法》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保护思想。虽然当时国会未对这种方法进行立法，但许多私有组织开始将这种方法应用到具体的社区中。

此外，从18世纪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的绿色通道到20世纪80年代后渐成体系，其功能也从最开始仅关注游憩功能逐渐转向游憩、生态和历史文化保护等多功能的综合，历史文化价值在绿道规划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NPS在1983年对马萨诸塞和罗得岛的黑石河廊道进行研究后，认为不应将其纳入原有的国家公园系统，应该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对该地区的遗产资源进行保护。这次建议直接促使了1984年第一个国家遗产区域――伊利诺斯和密歇根运河国家遗产廊道（I&M）的诞生。与传统的国家公园或州公园不同的是，I&M位于美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同时，该遗产廊道将大量的土地利用、管理计划、文化遗产保护、地方经济开发与草根计划结合，试图通过保护工业区周围的自然土地和历史文化资源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I&M的成功引起了美国东部许多州的效仿。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已经指定了27个国家遗产区域，这些区域大都位于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

国家遗产区域还通过成立国家遗产区域联合会来实现不同遗产区域的交流与协作。2003年由白宫的“保护美国”计划，指导联邦机构通过适宜性再利用或与社区合作发展遗产旅游的方式改善遗产保护工作。该计划的实施更进一步推动了美国遗产区域的发展。在地方尺度上，各州和县政府也开展了大量遗产区域计划。

从遗产区域的发展来看，最开始其建立主要是为了经济萧条地区的复兴，但现在越来越强调加强文化旅游同时维持经济发展和地方生活方式的平衡。同时，美国遗产区域有逐渐向西部地区发展的趋势，在类型上也变得更加多样化。

2遗产区域的概念内涵

2.1定义与特征

美国国家公园局对遗产区域的定义是“为了当代和后代的利益，由居民、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保护、展示地方和国家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区域。遗产区域包括较大尺度的独特资源，可以是河流、湖泊或山脉等自然资源类型；又可以是运河、铁路、道路等文化资源类型；还可以是废弃废旧的工厂、矿地等文化资源”。美国保护基金会在其名为《新一代的国家公园》一书中将遗产区域保护定义为一种从要素到整体环境的保护方法。在遗产区域观念与方法的指导下，遗产保护对象由传统的单个孤立的遗产点或自然公园转变成为了有人类居住的区域文化景观。在美国，遗产区域还有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城市文化公园（urbanculturalpark）、遗产公园（heritagepark）、合作公园（partnershippark）、遗产合作伙伴（HeritagePartnership）、遗产地区（HeritageDistrict）等多种称谓（Bray，1994）。

所有遗产区域都是“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是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特殊文化景观，其保护和解说的焦点应该是正在或已经消失的当地生活方式和历史记忆BarrettBrenda,CoppingSuzanne.NationalHeritageAreas:DevelopingaModelforMeasuringSuccess.2004,cr.nps.gov/heritageareas/REP/research.htm.。虽然有很多文化景观都是独特的和有价值的，但只有当地方社区联合起来重视历史资源并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时，它们才可以称得上是遗产区域。

遗产区域定义主要说明了以下特征：

（1）尺度变化大，构成要素复杂。遗产区域的尺度变化很大，从单个城市到不同的地区，可以跨越不同的行政或地理边界。实际中遗产区域通常包括不同面积大小的，由某种特殊的历史经济活动或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地区，有时候甚至由一些分离的地区构成。遗产区域不仅包括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资源，还包括自然要素以及民间传说、手工艺和游憩机会在内的不同类型的资源。同时，遗产区域还可以包括许多平常生活的要素，如废旧的作坊或工业区。

（2）价值的多元化、多层次。遗产区域既有作为整体的历史文化价值，又有区域内外自然要素的生态价值，多数遗产区域本身就建立在河流等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并以山体、湖泊、沼泽等自然生态系统为基底。此外，遗产区域即包括内部大量遗产点和非物质遗产所蕴涵的价值。

（3）以合作伙伴关系为基础的综合保护方法。遗产区域强调各级政府部门、商业机构、研究机构、非盈利组织以及个人等不同实体建立遗产保护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解决遗产区域内面临的复杂问题。遗产区域是在协调保护与发展关系的迫切需求下产生的，它通过引入保护与发展两类团体的参与机制，同时兼顾自然、历史、文化、教育以及经济效益等诸多因素。

2.2遗产区域的分类

遗产区域可根据其资源特点细分为历史通廊道、历史性工业区域、历史性乡土景观和其他四类（见表1）。

（1）历史通廊道。历史性的交通线路是人类影响自然环境的典型例证，它代表了综合自然与文化环境的线性文化景观（Cameron，1993）。国际社会对遗产运河与文化线路的日益关注，也表明了此类景观作为遗产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实施指南》认为“它们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UNESCO.WorldHeritageConventionInformationDocumentonHeritageCanalsExpertsMeeting.Canada.1994,whc.省略/archive/canals94.htm.。”美国的伊利诺斯和密歇根运河国家遗产廊道、黑石河谷国家遗产廊道和德拉瓦和里海国家遗产廊道都属于这一类型。

（2）历史工业区。虽然工业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各种或好或坏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它们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身份、景观特色、创新精神、场所记忆的代表，?其中包含有丰富的信息，属于重要的遗产类型（Constance，2003）。目前随着经济的转型，许多代表不同时代工业类型的景观正逐渐消失。对这些工业遗产的重新利用能够作为文化和经济复兴，重新唤回社区认同感的重要手段。如美国昆博格与谢它科河河谷国家遗产廊道重新改造利用了区域内大量的纺织工厂；艾塞克斯国家遗产区域解说了该地长期的航运和繁忙的渔业历史；钢铁河则重点讲述了关于匹兹堡钢产业的发展历史。

（3）传统乡村景观。乡村景观反映了人类农业生产生活与自然的独特关系。随着时间的流失，景观中文化价值、社会行为和个人活动都会反映在景观的空间组织格局、土地利用、交通、植被、结构等方面。以传统乡村景观为主题建立的遗产区域通常考虑该地区在农业技术史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或者根据该地区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业景观格局。1996年由美国国会指定的“仓库和烟窗”国家遗产区域包括了爱荷华州东北部地区的37个县。该地区代表了独具特色的美国农业工业化的历程。

（4）其他。除了上述三类外，也有少数遗产区域建立在战场遗址、海岸带等类型的文化景观基础上，如美国的谢兰多河谷战场国家遗产地区和密西西比湾国家遗产区域。这两个遗产区域分别反映了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发生地，和具有特殊审美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的早期殖民者居住的海岸带地区。

3遗产区域保护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3.1遗产区域指定的步聚和标准

不同级别的遗产区域通常有不同的指定步聚与评价标准。就国家遗产区域而言，近年有望通过的《遗产合作伙伴法（草案）》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具体在该法中体现为以下13条标准：

（1）遗产区域应是一个自然、历史、文化、教育、风景美学或游憩资源的集合，并因作为这些资源的整体集合而具有国家遗产意义。

（2）遗产区域应代表国家遗产的独特方面，值得人们去认识理解、保护、解释和持续利用。

（3）遗产区域应作为资源集合体，通过地方、区域层次公共和私有部门的伙伴合作得到良好的管理。

（4）遗产区域应反映了某种足以成为美国遗产之珍贵内容的传统、风俗、信仰和民间生活。

（5）遗产区域应为保护自然、历史、文化和风景美学资源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

（6）遗产区域应提供了极好的游憩和教育机会。

（7）遗产区域应包含具有国家遗产意义的某些资源或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

（8）拟议区域中的地方居民、商业利益相关者、非赢利组织和政府部门（包括相关联邦土地管理经办部门）都参与到规划之中，并有信件或其他形式的证据证明他们对国家遗产区域的指定和管理提供由衷支持。

（9）已经成立了负责准备和实施管理规划的地方协作授权实体。

（10）拟议地方协作授权实体及政府工作小组愿意并已经就国家遗产区域内保护、提升、解说、资助、管理和开发资源签署承诺。

（11）拟议地方协作授权实体已经形成财政计划草案，并已经在草案中明确了有关各个合作伙伴在国家遗产区域管理中的职责。

（12）拟议遗产区域的提名计划和该区域长期持续的经济活动不发生冲突。

（13）已经在公共部门和参与联邦政府有关机构的支持下形成初步的边界图纸。

在发起或审查某项遗产区域的考察研究时，内政部长应依据上述标准来决定正式指定某个计划中的国家遗产区域是否适宜、可行。

3.2遗产区域边界的确定

在遗产区域核心地区及其周围通常包含有重要的自然和人造景观资源，这些资源是由人类定居、交通和工业增长、城市化等历史过程联系起来的，确定边界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考虑将这些资源按照某个遗产主题整合起来。遗产区域的主题是确定边界的基础，边界应该包括与遗产主题关系最为密切的关键性资源，通常可划分为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游憩三种类型。不同类型遗产区域对应的资源存在较大差别，以运河型遗产廊道为例，构成情况如下：

（1）自然生态要素：①各种支流（间歇性和非间歇性）、溪谷和沼泽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②与运河相连的潜在或实际的侵蚀或沉积地区；③地下水及河流的水源补给及倒灌区；④附近的林地、湖泊、重要的生物栖息地等自然资源。

（2）历史文化要素：应该包括核心的运河资源以及关键性的文化景观。具体包括：①运河功能相关装置、设施（如古闸坝、古桥梁）以及牵道等；②与运河历史发展有着紧密关系的城镇环境以及交通、工业和社区开发的遗存；③沿运河的地方性特色文化景观；④其他运河边的风景道、废弃铁路等线性景观元素；⑤与运河关系不大，但位于运河附近的其他历史文化资源。

（3）游憩要素：其他运河附近重要的风景区、公园、广场、游乐场、度假地等游憩类要素。

遗产区域的边界并不是绝对唯一的。对于同一个遗产区域，不同的规划要求和主题会产生不同的边界。遗产区域主题应能充分的体现出该地区遗产资源的核心特征，反映区域的文化特质及遗产的综合价值，同时考虑到后继解说、娱乐、教育等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及大众的接受程度。总体而言，确定遗产区域边界时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①遗产区域的边界应该尽量紧缩，这样能够将关注的焦点和资金集中在对与历史背景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资源上，即保护的经济性与高效性；②边界通常由地理位置相对明确的景观要素（如水体边界、山脊线、交通设施等）来界定；③边界应该包括关键性的生态或文化资源密集区（如大的国家公园、保护区、湖泊和湿地、具有历史意义的居民点）以及它们的缓冲地区；④边界内不仅仅只包括核心区（如运河河道）本身，还应该包括由核心区繁荣而带动发展起来的地区；⑤可以形成由遗产廊道构成的网络状边界，并有主线和支线之分。

3.3遗产区域管理规划的主要内容

遗产区域管理规划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项目系统、解说系统、交通系统和支持系统四个部分，此外还包括前期的资源评价与后期的方案实施影响评价两部分内容。

（1）项目系统。项目系统是进行资源保护或利用的相关配套项目的组合，主要包括资源管理项目、设施开发项目、文教项目、社区和经济发展项目四类，这些项目通常结合遗产集合点进行设置。遗产集合点是遗产区域内重要核心资源密集之处，或是在遗产区域发展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区（点）。

（2）解说系统。解说系统本身也是项目系统的一部分，但由于其在遗产区域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通常单独被作为一个系统进行规划。遗产区域本身是一个由共同主题统一起来的整体，因此应该建立独立于单个遗产点和行政边界以外的整体解说策略。这个策略的关键是通过将历史现象与可见的景象结合从而强化遗产区域的地理特性，同时，利用大量沿游线分布的核心历史和自然资源，建立多解说节点或多中心的模式。

整体解说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主题框架――分段定义主题，以故事为导向，反映遗产区域的大主题，反映历史变迁。

解说区段和廊道旅行――如同文章的主题一样，是一个组织工具，将所有的资源和解说项目串起来。

解说集合――在关键位置设解说集合，并根据所在位置、资源的可达性与邻近性提供不同级别的解说，既包括整体故事或廊道的概貌介绍，也包括个别焦点的详细解说。

解说项目――具体的单个的解说实施项目。

（3）交通系统。规划的交通系统应该让游客在不同情况下，尽可能利用各种游览方式来体验遗产区域的特色。而且，游线与交通规划应该让游客能够自由选择任意一段、一个闭合环、或整个遗产区域进行体验。至于交通方式，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条件，并根据各段情况补充潜在的或有可能增加的方式。此外，还应尽量将遗产区域内的各种交通方式与邻近社区的交通系统（特别是非机动车道）以及绿地系统相连，从而增加遗产区域的可达性。

（4）支持系统。此部分内容主要反映在《遗产合作伙伴法（草案）》（2005）的第六至第九部分。主要包括四个部分：明确具体遗产区域的合作伙伴及相应的权力与义务、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机构、资金来源与配套办法以及分期实施策略。

4对中国遗产保护事业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对文化遗产内涵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早在1997年，国务院即提出“大遗址”保护的概念1997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对由遗存及其相关环境组成的大型古文化遗址的保护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众多大尺度文化景观类遗产都位于大遗址保护范围之列。尽管近十年来国家对大遗址的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目前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大遗址保护依然面临种种难题。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包括本体保护和环境控制的问题；二是社会经济层面问题，涉及与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以及发展的矛盾，而这些问题解决关键在于此类遗产的保护政策和法律环境（陆建松，2005）。特别是对大运河这类区域尺度的线性文化景观，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俞孔坚等，2004）。

从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我国许多保护项目中已经逐渐突显出了对遗产进行区域化保护的更为迫切的需求，这些项目部分上是由于各地对于申报世界遗产的重视FrenchmanDennis.InternationalExamplesoftheUnitedStatesHeritageAreaConcept.2004,cr.nps.gov/heritageareas/REP/research.htm.。同时，国家文物局对大运河整体进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前期研究工作也正在进行之中单霁翔代表呼吁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中国文物报报道（2004年3月13日）；中国筹备申报三千里大运河为世界遗产.新华社报道（2004年7月2日）。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遗产区域保护的方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具体而言，遗产区域保护方法对我国遗产保护工作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宣传教育，增进对遗产概念的理解。充分发掘地方文化、特色，同时重视工业类遗产、乡土文化遗产的调查与基础研究工作。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对这类遗产资源的认识是实现遗产区域保护的前提，也是提高公众和各级政府对遗产区域认识的重要途径。

其次，以具体遗产入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尺度文化遗产保护体制。从目前情况来看，极有必要以大运河等具有代表性的大尺度文化景观为例，结合我国特殊的自然、经济与社会背景，探讨此类遗产资源保护的具体方法，从而逐步补充与完善我国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同时，我们又应当看到我国的具体情况。从美国遗产保护的历程来看，其遗产保护运动具有明显的草根性质，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保护模式。就我国的实情而言，当前在遗产保护领域民间保护团体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因此更应当加强政府在此类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此外，在我国自然灾害频发、人多地少、快速城市化等实际背景下，遗产区域保护应该与区域和国土生态基础设施建设联系，以应对各种尺度的土地生态安全问题，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更高效的保护方式。

最后，还应该从科学研究角度，结合景观设计学、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管理学、法学等专业，对遗产区域的规划、管理和立法等相关问题进行多学科集成研究，以解决遗产区域内各种复杂的问题。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俞孔坚教授和李迪华老师对本文所提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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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Area:ANewApproachforthePreservationofLarge-scale

CulturalLandscape

ZHUQiangLIWei

（TheGraduateSchoolofLandscapeArchitecture,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篇10

【关键词】文化产业化；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产业化提供了新的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实现产业化可以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为保护与传承创造新的方式。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文化资源的整合。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可以扩展文化的传播途径，更多的人可以方便快速地获取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并且可以融入更多的商业元素，可以为产业化发展创造条件，借助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增加其价值。此外，为了保证经济收益的提升，文化产业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对各类文化资源加以整合，打造出产业链，非遗项目实现产业化运作有了更多的便利条件，文化与经济可以实现共同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产生更多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也会有更多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有利于非遗的传播。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有了更多的途径，传播速度也在不断提升，并且提升了信息的时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有助于保护与传承。当前，网络用户会习惯利用零碎时间获得网络信息，网络信息碎片化传播的特征，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不同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还可以借助专题网站、公众号、手机APP等，建立信息交互平台，增加互动性，获取潜在客户的需求信息，让不同用户可以借助检索及时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实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三）扩展非遗保护传承的途径。在传统的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多通过口传心授的形式，传承人很多时候难以深刻领悟其中的内涵。一些表演艺术与手艺多由于不同的原因难以找到合适的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传统的传承形式易存在传承断层问题，导致很多文化遗产发生流失。借助信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数字化管理能避免此类问题的发展，可以完整记录传承方式，并可以长期保存，可以方便获取相关的资源，减轻了传承的工作量，提高了传承的效率，还可以保证经济收益。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要解决的问题

（一）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方向。非遗产文化要实现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不仅是简单地整理、记录、编辑、出版各类艺术作品，也不能局限于录音、录像，还要实现静态资料的保留，要实现活态、完整再现非遗，这就要从原有片面注重抢救性保护非遗项目转向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原有的抢救式数字化保护多局限于对非遗内容的简单记录，多注重其表现形式，如针对非遗舞蹈的动作实施数字化拍摄等。这种方式的优势体现在快捷，对于非遗项目实施抢救性保护具有效果，但不足是仅记录非遗的文化活动，而遗漏了其文化空间。“文化空间”存在于非遗项目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生存的土壤，可以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可能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要实现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的持续发展，需要发挥文化空间的作用。文化空间体现为人文环境，其具有活态性决定了难以实现数字化。（二）明确保护与传承的要点。非遗项目管理部门要借助网络平台构建交互模式，结合用户的网络社交环境，采用数据挖掘的方式来分析用户的潜在需求，以保证非遗项目服务的针对性、个性化。交互模式的重点在结合网络社交环境，发挥其优势，向文化需求者提供与之匹配的服务。数字非遗项目针对交互要依托网络技术，借助对用户的分析，并结合所处场景向其提供有针对性的非遗项目服务。此服务模式是网络时代文化服务的必然选择，也是保证数字非遗项目可以交互的有效方式。模式构建的重点是借助终端为用户提供服务，并保证非遗项目服务接入的便捷性。非遗项目服务可以借助用户的场景来构建交互服务模式，要考虑用户利用文化的行为习惯、结合网络环境，经过多年的发展，数学非遗项目利用虽然有作用，但是存在不足。比如非遗项目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文化服务要考虑满足各类用户需要。当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文化利用空间有限性，这也导致了非遗项目的交互利用受到了影响。另外，不同类别的非遗项目的保护采用了各自为政的方式，技术、标准不统一，要实现大范围的无缝连接、共享存在多方面的障碍，非遗项目要保证交互性的实现还存在多种制约因素，所以要明确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的范围，扩大覆盖群体。非遗项目要拓展内容，要结合时展，实现文化的开发与社会发展的结合。比如文化服务部门可发挥高新技术的优势，对各类资源加以综合开发，实现高效利用，实现非遗项目更大的价值，可以融入电子技术、网络管理、在线服务、在线搜索、在线体验等，以保证非遗项目实现更好的交互服务，发挥非遗项目数字化、网络化管理的作用。

三、文化产业化背景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

（一）网站提高服务水平。为了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与传承，许多地方采用网站形式扩大影响力。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部门也推出了专题网站。但是此类网站要实现产业化运作还有要解决多方面的制约问题。要实施产业化发展还需要深度对接市场，实施针对性开发。非遗网站要建立配套的产品营销平台，为不同消费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非遗手工制品的营销可以采用定制的方式，将网站打造成产品宣传、开发与销售的平台。此外，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潜在客户的需求加以挖掘分析，利用交互平台有针对性地向非遗客户推送产品。非遗网站及时各类信息，扩大影响力，积累客户，为非遗数字化服务体系的创建消费基础。（二）利用VR技术提升影响力。在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中，一个有利条件是可以发挥虚拟现实技术的作用。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效果，提升影响力。针对保护与传承，除了注重产业化外，还要对文化遗产本身实施开发。比如可借助民俗节日进行表演，推出文旅纪念品等，实现其商业价值。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非遗项目中的民族民俗类、口头文学类、表演类实现产业化有了新的平台。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还可以实现交互式服务，可以将民间故事、音乐和舞蹈等项目采用实景VR加以展示，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吸引力，可以使非遗项目的潜在商业价值得以有效开发。可以借助VR技术具有的互动功能提升体验效果，采用VR技术为载体的资源更好地传播给受众。通过文化资源实施数字化加工、存储为非遗项目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三）借用服务实现个性化。针对非遗项目的服务模式，要实现个性化需求需要采集用户所处社交环境中的相关数据，同数据系统加以结合，利用适配算法分析用户的兴趣及需求，结合用户的需求创建个性化的需求服务策略，结合用户对非遗项目的需求及兴趣，通过服务系统向用户提供差异化的内容，还要保证服务推送方式的合理性。针对数字服务模式，关键是服务推送方式、组织方式，内容的描述效果。而科学有效的适配需求算法推荐是保证此服务模式得以实现的重点。交互服务要确保非遗项目服务与用户的需求加以匹配，要保证精准判断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数字非遗项目服务者要借助大数据技术、精准地判断用户的个性需求，以提供精准性的服务，用户在获取到服务推荐后，会查询、浏览、下载，系统将用户的行为信息加以记录并反馈给算法推荐系统，系统结合反馈信息调整服务策略，实现了服务的优化。（四）借助标准保证市场化。非遗项目要实现其产业化价值，还要分析到不同用户的潜在需求，保证“供”与“需”处于更好地对接，要建立基于市场经济的平衡机制。非遗项目内容的保护与传承还要结合民生。为实现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价值，非遗项目的利用要结合市场的需要，非遗项目要转变传统的模式，要向社会不同群体延伸，要采用有效方式扩大非遗项目的覆盖范围。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要实现制度、管理、技术的共同作用。当前互联网营销改变了传统营销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由于新媒体影响，社交软件的普及，传统的营销方式需要发生改变。对于新市场的开发，要发挥互联网营销的作用，要注重原有客户关系的维护，保证用户的体验感，实现产品与用户对接，调动用户的参与感。

四、结语

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创造了基础条件。数据化的非遗产保护与传承要结合数字技术的应用，实现观念、管理、技术、流程等要素的创新，实现整体性、全方位的整合，要以新兴技术为引擎，以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动力，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

参考文献：

[1]赵燕燕.数字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北方文学(中旬刊),2019,(9):221.

[2]朱烨青,王云庆.数字化传承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及展望[J].人文天下,2019,(17):55—59.

[3]陈林.基于数字化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分析[J].人文之友,2019,(16):46.

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篇11

关键词：档案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主体

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以来，作为缔约国之一的中国便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纳入了政府的职能范围，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明确了文化行政部门在非遗保护领域的主管之责。然而“文化行政部门承担主管之责”并非意味着它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唯一主体。作为一项新兴的、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非遗保护工作需要各相关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努力。本文将以档案部门作为关注对象，着重分析其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并就如何发挥优势、化解劣势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为更好地发挥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领域中的作用提供参考借鉴。

一、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优势

1.现代档案部门的使命定位与非遗保护根本目的基本一致

组织的使命定位，简单来说，即对组织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功能的确定。现代档案部门的使命定位是与其传统的使命定位相对应的。新中国建国之初，档案部门的使命定位基本沿袭了古代的传统，即为“党政机关存史、资政”。[1]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中国档案部门的性质已逐渐由政府机要单位转变为公共文化机构。与之相适应，档案部门的使命定位也逐渐转变为“为社会保留记忆、传承文化、提供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2011）》（以下简称《非遗法》）总则第四条规定，非遗保护工作要“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2]以此为据可以推断：从根本上说，非遗保护不是为了满足某一部分人当下的功利性需求，也不是要全面振兴所有的传统文化，以复活一个农耕时代的古老中国，其根本目的是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留存并提供精神财富。[3]由此可见，非遗保护的根本目的与现代档案部门的使命定位是基本一致的。

2.档案部门的业务环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内容高度契合

根据《非遗法》的相关规定，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调查、认定、记录、建档、保存、传承、传播等七大类。具体来说，“调查”即确定某一地区或某种非物质文化的实际存在状况；“认定”即对某种具体的非物质文化的社会价值进行判断，以确定其是否应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信息全面、真实的记录在适合的媒介载体上；“建档”即应用档案管理的原则和方法收集非遗档案，并对其进行科学整理使之有序化，以方便管理和利用；“保存”指使非遗档案得到长期、安全的保存；“传承”即让非遗所包含的核心知识、技术或技艺或生活方式被系统的继承；“传播”即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非遗的相关信息。

一般来说，档案部门的具体业务主要由以下八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构成：收集、鉴定、整理、保管、检索、编研、利用、统计。其中收集、鉴定、整理、保管、检索和统计是档案的基础工作，编研与利用是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口述历史档案的收集，通常也需要首先开展调查和记录工作。

对比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内容和档案部门的业务环节，我们不难看出，口述档案的收集与非遗的调查与记录之间、一般档案的基础工作与非遗的建档与保存之间、档案的开发利用与非遗的传承与传播之间存在着高度契合关系（见表1）。

3.非遗的档案化保护在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非遗的档案化保护，就是采用特定的手段将非遗以特定的方式记录在一定的载体上，从而形成物质化的档案，纳入到档案部门的管理范围，以档案系统的方式来保护它，以使其得以世代传承和传播。[4]

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拥有数量惊人的非遗宝藏。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现存的非遗项目达87万项之巨；但与此同时，中国的非遗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农耕时代甚至是原始氏族时代，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正在无可挽回地成为即将消失的历史。[5]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这些活态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非遗抢救性地实施档案化保护，从而使其所包含的有价值的信息得以流传后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4.档案部门是在非遗建档和保存方面最具有专业优势的机构

相对于其他各类组织或机构而言，档案部门应该说是在非遗建档和安全保存方面最具有专业优势的专门机构。档案部门不仅有成熟的收集档案材料并使之有序化的科学管理经验，有专门的适用于各种媒体介质档案安全存放的库房，还有成体系的相关管理机制和专职工作人员。因此，从理论上说，由档案部门指导非遗建档并接收非遗档案，是确保其得到永久妥善保存，方便社会公众查找利用的最佳选择。

5.很多档案部门已实际参与了非遗保护工作

实践中，已有很多档案部门实际参与了非遗保护工作，其中以云南省的情况最为突出。云南省境内少数民族众多，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少数民族档案是云南省档案部门的特色馆藏之一。根据笔者的调研，云南省档案部门还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制定了分区分批实施调查、记录和建档的工作计划。目前云南省档案部门已经收集的少数民族档案有佤族土司的实物档案；傣族的贝叶经、折叠经和绵纸经；白族家谱档案；纳西族东巴文档案；拉祜族、基诺族、哈尼族的结绳、刻木记事和数豆计龄用的木、绳等。[6]虽然云南省档案部门所开展的工作没有直接以“非遗”为名头，但由于少数民族档案与非遗之间存在很强的渊源关系，云南省的档案部门实际参与了大量的非遗保护工作。

除了主动进行调查、记录和建档以外，将非遗档案接收进馆是近年来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例如，截止到2013年3月，广东清远市档案馆已先后接收了三批共47个非遗项目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列入部级非遗名录的瑶族耍歌堂，列入省级非遗名录的舞马鹿、舞被狮、凤舞、闹花灯、瑶族长鼓舞、小长鼓舞、英石假山盆景传统工艺、豆腐节等。[7]

二、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劣势

1.主体身份未被明确写入相关法规性文件，导致档案部门参与非遗缺乏专项资金支持

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在2003年至今中国政府颁布的所有指导非遗保护工作开展的正式文件中，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地方层面的，都没有明确提到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职责和地位。

以国家层面的情况为例，国家层面的法规性文件共有两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以下简称《意见》）和《非遗法》。其中，《意见》做出了建立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决定，然而在联席会议的九个成员单位中并没有档案局。[8]在《非遗法》第四章第三十五条有关公共文化机构的非遗保护职责的相关规定中，所列举的公共文化机构只有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而没有档案馆。[9]

档案部门属于非生产性部门，其业务经费需要靠财政拨款支持。而在中国的体制背景下，主体身份没有被明确写入相关正式文件之中，就意味着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得不到政府的专项经费支持。根据笔者的实地调研，缺少经费支持正是档案部门目前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2.对于非遗保护工作的意义被普遍误认为仅限于建档和保存，导致档案部门的作用很难获得关注和重视

尽管根据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档案部门的业务工作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内容在诸多方面存在着高度契合关系，但从公众的认知情况来看，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能够发挥作用领域仅限于建档和保存，即使是在非遗档案管理的专业研究者中也不乏有人持这一观点。[10]

而与此同时，在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中，“建档和保存”与“传承和传播”相比，前者在获得重视的倾向性方面存在明显的劣势。这是因为：第一，“建档和保存”工作相对比较隐性，且很难与“政绩”挂钩；而“传承和传播”工作则相对更显性，容易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通常的“政绩”指标相关联，更易获得外界的关注和支持。另外，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还处在开展初期，很多非遗项目档案的累积数量和面临的安全风险还未在现实中形成对科学有序化管理与安全保存的迫切需求。

综上所述，由于公众的普遍误解，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作用被人们主观缩小为仅与建档和保存有关，又由于“建档和保存”工作相对较难获得外界的关注和支持，且这类工作还未成为现实的迫切需求，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的作用在实践中往往容易被忽略，而这也对其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3.改革还未深入开展，导致档案部门自身在全面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方面还欠缺足够的条件

无论是性质的转变，还是使命的重新定位，档案部门都还处在变革的过渡阶段。因此，在充分发挥档案部门的作用，参与除建档和保存以外的其他非遗保护工作上，尤其是在如何促进传播和传承上，档案部门自身在思想认识、组织设置、工作机制、管理经验以及相应场所的准备方面都还有所欠缺。这显然也是目前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发挥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优势、化解劣势的对策建议

就档案部门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其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优势、化解劣势，笔者有如下建议：

1.用现代档案部门使命定位的思想来统一内部工作人员的认识

要在档案部门内部掀起一场意识变革，促使内部工作人员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档案部门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其使命定位必然要发生的转变，以及在上述背景下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对于推进档案部门实现上述转变、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推进档案事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要抓住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酝酿修订《档案法》的机会，争取将相关的内容写入法律之中。

2.在档案部门内部设置专门负责推进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组织机构

要针对非遗保护，在档案部门内部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由其负责研究如何在工作体系设置上将参与非遗保护工作与档案部门的业务工作相关联，使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成为档案部门业务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并积极推进档案部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

3.制定从最优势的地方入手，从优势扩展到化解劣势的非遗保护参与方案

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行动方案上，首先要以目前档案部门最具有专业组织优势的地方，同时也是最符合公众普遍认知的“建档和保存”入手，一方面建立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实现馆藏资源的优化；其次，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改变工作模式，将被动接收转变为主动征集；同时建立界面良好的非遗档案数据库，实现对非遗档案资源的信息化管理；第三，在拥有一定馆藏的基础上，积极进行非遗档案馆藏资源开发，促进非遗的传承与传播；最后，全面参与非遗保护工作。

4.与其他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高校等相关单位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由于非遗保护工作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人力，而根据前面的分析档案部门目前恰恰缺乏相应的支持；又由于非遗保护工作本应是全社会的共同之责，同时中国目前在民众相关的意识觉醒和民间力量的兴起方面已为民间参与准备了现实条件。例如，成立于2003年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就是一个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机构。[11]因此，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档案部门在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更要充分挖掘社会志愿资源，有计划、有目的地与相关的高校、研究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等民间力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围绕非遗档案馆藏共同开发和开展调查记录、学术研究、特色教育、文化休闲等相关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国家层面的私人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2BTQ046）、北京联合大学社会科学类新起点计划项目（2013-2014年）“北京市档案部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通讯作者：孙爱萍）。

参考文献

[1]王春晖.我国公共档案馆职能现状分析与定位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10：23-27.

[2]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inc/faguiwenjian.jsp

[3][5]曾平.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立场与核心理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学理解读[J].中华文化论坛，2011，03：68-74.

[4]吴品才，储蕾.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理论基础[J].档案学通讯，2012，05：75-77.

[6]云南档案信息网.http：///ynda/2738188573441261568/

[7]清远日报.市群艺馆向市档案馆移交第三批市级非遗档案资料.2013.3.28

[8][9]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inc/faguiwenjian.jsp

[10]陈祖芬.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主体研究――以妈祖信俗档案管理为例[J].档案学通讯，2011，No.19901：16-19.

[11]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官网.http：//www./

保护非遗的背景范文

一、利用数字化技术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集和存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首先是对其进行采集与保存。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形式多样、非物质形态和信息量庞大等特点，对非遗进行完整有效的采集、编码，并长期存储存在一定难度。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的形式和巨大的信息量，通过传统的图文扫描、录影、录音等技术来获取文字、图像、视频和音频等信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传统舞蹈的采集和保存中，利用上述方式就很难进行精确和全而的采集，更不要说进行完整重现和修改利用了。在数字化背景下，数字化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多种数据形式的记录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近年来，三维扫描、动作捕捉、虚拟现实等新数字技术逐渐兴起，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另外，数字化存储技术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储提供了许多新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数字化形式后，往往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三维模型等多种形式进行储存，这些数据来源多样、结构异质，大多包含较大信息量，并有长期保存、方便管理的需求。在存储而，除了以传统的光盘、磁盘作为介质外，磁盘阵列、分布式存储等现代数字技术为大容量存储提供了可能，同时数据库技术和检索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的结构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便利。_、构建数字化虚拟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是指以数字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方而信息进行收藏、管理、展示和处理的信息系统，它可以通过互联网为用户提供数字化的展示、教育和研究等各种服务。在数字化的大背景下，有很多博物馆开始把计算机应用于博物馆展示领域，通过构建数字化的虚拟博物馆，拓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空间和手段。在数字博物馆里，阅览者只需敲击一下鼠标就可以清晰详尽的了解这些文化遗产的具体信息和表现形式，满足人们观赏的欲望。数字化博物馆借助网络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博物馆所必需的建筑、陈列、参观时间等条件的束缚，尤其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更是丰富了其表现形式和存在空间，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从网上方便获得需要的信息，使稀有的文化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示利用和共享。另外，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有效拓展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借助数字技术特别是虚拟的三维动画技术，使其变得生动化和形象化，加深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大大弥补了传统的实体博物馆的不足。

二、构建地方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数据库

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表现形式多样，而且特色鲜明。而对众多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部门应该针对不同地方的实际情a5}最大范围的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地方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源数据库，以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其中最有效的一项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措施就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信息库。首先，要对可以永久传承和坚守的文化遗产基因信息的核心元素进行科学论证和提炼，并通过对文化基因的分析对其进行科学、客观地分类，以保证民族文化DNA的止确传承。其次，利用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图形符号、色彩、纹理等基因式信息的特征进行识别与采集。然后，依据图形特征或语义特征创建一种准确、快速的图形图像检索方法，实现文化遗产基因信息的准确检索，从而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效利用的目的。

三、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强非物质文化的传播

文化的表达和传播必须依赖一定的工具和载体，而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出现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方式。其中新媒体就是一个最主要和普遍利用的工具。新媒体是指以二进制数的形式记录、处理、传播、获取过程的信息载体。现代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创造了新的条件。新媒体的应用主要是充分利用图像、音频、视频、地理信息系统、3D动画等先进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充分利用数字媒介的特点和优势，构建交互立体的传播渠道，再利用数字电视、网站、移动互联网等平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互式传播，同时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方位呈现在人民群众面前，使得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更大范围地学习、研究和传承。比如，在2014年元宵节前夕，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电视益智竞技节目《中国谜语大会》，通过新颖而有趣味的节目设计，将猜谜这一渐渐被遗忘的民俗重新带入到人们生活中，并且吸引大众参加，在无形中传播并普及了这一传统文化。在数字化背景下，要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高效利用，相关部门应该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对非物质文化的采集和存储，并利用虚拟博物馆、新媒体等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形式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效利用，从而实现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永林,谈国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2:49-55

[2]谭必勇,张莹.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1,04: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