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的方向范例(12篇)
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篇1
关键词:媒介融合所有权政府规制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媒介生态环境的变迁,“媒介融合”成为全球传媒业发展的重大现实和重要趋势,并被视为国际性的热点与前沿课题。我国业界和学术界也对其给予了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和探讨。作为思维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对“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的清晰界定及其内涵的充分理解是极为必要的,这是一切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基石。然而,尽管对“媒介融合”概念及内涵的探究早已不鲜见,但至今仍未形成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认可的共识。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演化与界定
“融合”,即Convergence一词,最初源于科学领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该词才被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纵观“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历史演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Negroponte)是最早提出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的人。1978年,他用三个相互交叉的圆圈(分别代表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来演示和描述其技术边界趋于重叠的聚合过程,并认为三者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在此基础上,他将媒介融合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媒介形式都在汇集到一起”。这给新闻传播学界众多的后继研究者带来了启发。
20世纪80年代,Convergence一词得到了推广和普及。1983年,美国传播学者、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DeSolaPool)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随后,美国哈佛大学的安瑟尼•G•欧廷格(AnthonyG•Oettinger)及法国的西蒙•诺拉(SimónNora)和阿兰•孟克(AlainMinc)还分别创造了“Compunication”(计算机通信)和“Telelmatiqu”(电信技术)两个新词来试图反映数字融合的发展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融合伴随着计算机数字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发展起来,它在为媒介产业融合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也给信息传播带来了重大变革。因此,大批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随之出现。1997年,葛林斯丁(Greenstein)和迦拿(Khanna)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赋予“融合”以新的理解,“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尤弗亚(Yoffie)则以计算机和电话为例将“融合”定义为“采用数字技术后原本各自独立的产品的整合”。同年,欧洲委员会还根据马丁•班格曼(MartinBangemann)和马塞利诺•奥雷(MarcelinoOreja)的提议,将其关于电信业、媒体业及信息技术产业相融合的概念采纳到绿皮书中,并将“融合”定义为“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等三个角度的融合”。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已开始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和界定“媒介融合”。
技术进步促进了两种转换的产生,这两种转换即代表了融合的实质和方向:
第一种转换是发生在低带宽一侧的、从专用平台到非专用平台的转变。最能说明这种现象的例子是IP电视。传统电视是基于专用的电视网传送的,而IP电视则可以绕开传统电视网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传送。图书、报刊和音像资料的发行过去都要依靠专门的发行渠道,而电子出版物同样也可以绕开原来固有的专门渠道在非专用的互联网平台上发行。
第二种转换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的从低带宽需求向高带宽需求的转换。如果说非实时的文本信息对带宽的需求还不是很高的话,图像型信息对带宽的需求就已经提高了,而从专用平台上转换过来的实时型业务,如IP电视业务对带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然,这种向高带宽的转换也发生在专用平台一侧,但更多是发生在非专用平台一侧。
2003年,美国学者李奇•高登(RichGordon)在《融合一词的意义与内涵》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媒介融合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人们对媒介融合的内涵有了更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
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研究初期,相关研究成果极少且视野狭窄,直至2006年,相关研究才拓展开来。而此前的2005年,被视为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之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对此功不可没。这一年,她发表了多篇有关“媒介融合”与“融合媒介”的文章,并引入了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AndrewNachison)对“融合媒介”的定义――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2009年,蔡雯教授又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王学文共同展开研究,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大传媒业四个角度将国内外关于“媒介融合”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这对弄清媒介融合概念的发展演进及界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两人还进一步提出了对媒介融合的概括性认识,他们认为“媒介融合”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媒介内容的融合、传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终端的融合,并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此外,我国其他研究者也曾提出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如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熊澄宇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中国人民大学高钢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在于“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孟建、赵元珂则提出,“媒介融合”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与并购,二是媒介技术的融合;关于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把握,西安外国语大学黄建友认为,关键是要抓住媒介融合的数字技术推动前提和动态过程属性;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戴元初则从电视从业者角度对媒介融合概念加以界定,并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资源共享,是电视媒体获得市场竞争力的一种有效策略”。
综上,通览国内外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不难发现,由于语境、研究视角、视野和研究层次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研究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表述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媒介融合的现有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媒介融合是缘于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而导致的不同媒介之间的边界模糊甚至消失的现象和过程。
二、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
基于我们对媒介融合的上述理解和界定,我们可进一步厘清媒介融合的内涵与外延,并将其概括为四个层面,即媒介技术的融合、媒介业务的融合、媒介所有权的融合以及媒介政府规制的融合。
1.媒介技术融合(ConvergenceinMediaTechnology)
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为支撑的技术融合是“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所有内涵中最为本质的一点,是媒介融合的依据,它可细分为三方面:
其一,信息源融合。这是指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任何媒介类型的任何内容及表现形态均可转换为符号化的“0”、“1”来进行存储和传输,这意味着作为信息源的符码是相对一致的。这为媒介边界的模糊甚至消解提供了可能,为不同媒体的信息内容在同一网络平台上的传输与分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其二,传输渠道融合。它指的是基于网络化技术的普遍运用,以往不同媒介类型、不同形态信息内容的传输信道由单一性、差异化走向互动联合,从而形成具有共通性、兼容性的多媒体网络传输平台,对媒介内容进行集成和分销。从目前来看,信息传输渠道主要有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电信网三种,而且三网融合也在逐步推进,进而形成多媒体、多渠道融合传输的模式。
其三,接收终端融合。这是指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推动下,媒介消费者所使用的信息接收终端设备,即信宿,呈现出多种功能融于一体的特征,并“以一种开放的终端平台将信息和服务传递给使用者”。具体的终端类型,如数字电视一体机、互联网电视机、个人电脑、手持多媒体终端等。
2.媒介业务融合(ConvergenceofMediaBusiness)
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与融合,各类传播媒介在行为、目标等业务实践层面的交叉愈加频繁,这使得媒介业务也逐步走向融合。具体而言,媒介业务融合可细分为以下四方面:
其一,业务形态融合。承载着媒介信息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为多媒体形态,从而使信息内容的叙事形式实现融合。
其二,业务技能融合。业务形态的融合要求传媒从业者所掌握的技能也趋于多方位甚至全方位发展。学者奎恩(StephenQuinn)就曾针对媒介融合对记者业务实践的影响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剖析,并指出“媒介融合对于媒介组织的内部运作尤其是对记者间的合作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可见,职业技能的融合是传媒从业者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其三,业务战术融合。除业务形态与从业者业务技能的融合外,战术上的融合同样是媒介业务融合的重要内容。根据李奇•高登的阐释,所谓战术融合,通常指不同所有制下的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体之间在具体内容和营销管理等领域的通力合作,如在业务经营方面的联合营销战术等。
其四,业务战略融合。与业务战术融合不同,战略融合通常是不同的媒介机构在更高层次、更长远意义上的发展战略层面的互动与联合。它并不要求参与战略融合的各机构都处于相同体制下,也不要求以媒介所有权的合并为前提。
3.媒介所有权融合(ConvergenceofOwnership)
业务的融合,尤其是媒介机构在战略、战术层面的通力合作,往往会对其在所有权层面的融合起到进一步的催化作用。
顾名思义,媒介所有权融合,即指不同媒介在融合、兼并过程中实现的所有权的集中,并在此基础上组建相对较大型的传媒集团,从而充分整合媒介资源,降低媒介运营成本,增强信息传播效益,打造媒介整体与核心竞争力,以此来应对国内外媒介市场的激烈竞争。所有权的融合,是媒介行为主体的融合,是媒介融合的内涵中层次最高的一点。
从广义上讲,媒介所有权的融合,既包括传媒领域内部各媒介机构之间的所有权融合,也包括传媒机构通过跨行业、跨领域发展,与其他领域内的相关机构所形成的所有权融合,如传媒业与电子产业、电信业等领域的所有权融合。这一理解,恰与美国学者雪莉•贝尔吉(ShirleyBiagi)对“融合”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契合,她认为“融合是指由于技术的进步,出版、传播、消费者电子和计算机产业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的现象。”
4.媒介政府规制融合(ConvergenceofMediaRegulation)
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是媒介融合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积极的、面向媒介融合的政府规制会有助于媒介融合的顺利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政府规制融合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是规制法律融合。这是媒介融合时代政府规制的根本依据。融合媒介的大量涌现,必然需要有新的融合性法律法规与之相匹配,以使其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其次是规制机构融合。面向媒介融合的规制需要融合的规制机构。英国将原来的电信规制局(OFTEL)、独立电视委员会(ITC)、广播管制局(RA)、广播标准委员会(BSC)和无线通信管制局(RCA)等5家规制机构合并成一家新的规制机构――通信办公室(OFCOM),即是为了满足面向融合的规制需要。
第三是规制行为融合。有了面向融合的规制法律和规制机构,面向融合的规制行为就顺理成章了,这将改变过去多头规制的混乱和冲突,大大加快媒介融合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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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喻国明,戴元初.媒介融合情境下的竞争之道――对美国电视的新竞争策略的观察分析[J].新闻与写作,2008(2):18.
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篇2
[关键词]媒体融合路径
当社会进入一个“互联网+”的新常态,“媒体融合”成为2014年下半年以来的行业热词。在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群众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地方党报媒体融合发展该如何做?开启新思维,开创新机制,用好新工具,是新常态下地方党报适应时代变化、改进工作思路和方法、推动工作向前进展,最终实现融合发展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开启新思维,用思想引领融合发展
地方党报以其地方党委政府喉舌和重要宣传工具的职能,成为众多传统媒体中地位非常特殊的一个,多年来围绕地方党报要不要改革创新有过一些模糊不清甚至是意见完全不同的认识。开启新思维,用思想引领融合发展,是做好媒体融合这道大餐的前提。
在地方党报融合发展这个问题上,当前仍然存在三种思想交锋。一是“中规中矩论”。有人说,地方党报要按老规矩办事,不出导向问题、政治问题就行了。二是“无所作为论”。有人说,媒体融合发展是晚报都市报等市场化报纸的事情,其他媒体可以创新融合发展,唯有党报工作不能创新不能融合,因为党报工作要求严谨,一有创新举动就会遭受批评,不创新要比创新好。三是“大胆改革论”。有人认为,既然是改革就应该有大动作,因此党报融合发展工作不能畏首畏尾,要敢冒风险,在媒体融合发展上要冲破一切壁垒。
同志在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对新时期新常态下地方党报融合发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横冲直撞,要开启新思维来引领融合。
开启新思维,首先要求地方党报在融合发展上要有勇于前行意识。著名记者普利策把新闻记者比作船头的t望者,在媒体的发展方向上,地方党报应该做一个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t望者,要明白媒体融合发展是时代的趋势和必然,地方党报应该在媒体融合发展这个问题上勇于前行,去适应时展,去抢占媒体融合发展这个新阵地。否则就如人民日报在头版评论文章《媒体融合是场大变革》所说的那样“在‘互联网+’的时代,未知远远大于已知,如果不自我革新,就可能被推向边缘。”
开启新思维,要求地方党报在融合发展上要有勇于担当意识。作为主流媒体,在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问题上,地方党报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现在地方党报大多组建了现代化传媒集团,在企业化运营、市场化运营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建成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的融合发展道路上,地方党报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这一点毋庸置疑,地方党报应该满怀信心勇于担当。知名媒体人大春哥说,我们不敢跨界,就有人敢跨过来“打劫”。地方党报不敢融合发展,就会被其它媒体融合整合。
开启新思维,要求地方党报在融合发展上要有勇于开拓意识。地方党报融合发展,根本目是在新时期新常态下提升党报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巩固发展壮大党的舆论宣传阵地。原来的舆论宣传阵地,仅仅局限于单一的报纸这块,现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报纸是舆论宣传阵地,从桌面互联到移动互联,从个性新闻到社交网络,从单一报纸到全媒体,都是舆论宣传阵地,地方党报需要积极进取开拓,占领这块阵地。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党的宣传工作的要求,只有通过开拓进取占领这块阵地,才能实现“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开创新机制,靠体制促进融合发展
地方党报媒体融合发展这个工作能否做好,机制很重要,没有好的机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地方党报这些年在媒体融合上做了一些工作,但除了少数几家党报外,多数党报的媒体融合工作还流于表面,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机制不到位。开创新机制,靠体制来促进地方党报媒体融合发展。
地方党报融合发展新机制,要求地方党报在内部体制上要与媒体融合发展工作相适应。与其他媒体相比,地方党报在内部体制上有机制陈旧、不敢创新、缺乏勇气的突出问题,在干事上有等与靠的思想。现在媒体融合发展成为热词,除了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的倒逼:纸媒经营进入寒冬,地方党报经营困难,不改革创新,不融合发展,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方。以新媒体发展为例,对新媒体,大多数地方党报经历了从“看不见”到“看不起”到“看不懂”的过程,在新媒体的一步步发展过程中,大多地方党报都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机,有的甚至“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当民营新媒体在开疆拓土的时候,地方党报的新媒体因为内部体制限制裹足不前,新媒体建得不伦不类盈利谈不上,影响力更是谈不上,大量的资金和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丢了进去。当走在前面的同行借助市场运营、通过公司运作、牵手资本运作、跨界融合发展取得耀眼成绩时,一些地方党报还在纠结于要不要走出市场化的这一步。现实证明,凡是融合发展做得好的媒体,都是具备与融合发展相适应的内部体制。这一点,从山东的大众日报、浙江的萧山日报、云南的开远日报等地方党报身上都得到了有效证明。
地方党报融合发展新机制,就要创造条件在融合发展工作中发挥党报人才的主体作用。事业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地方党报与其他媒体尤其是市场化的新媒体相比,具有人才密集、智力雄厚、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但由于机制的原因,地方党报和其他媒体尤其是市场化的新媒体相比,存在着人才不用、人才难用的劣势。地方晚报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出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到心不到,出工不出力”的惰性层,和地方党报机制中存在的能上不能下、庸者居其位等问题相关,让能做事、愿意做事的人到重要岗位上去,让占住位子混日子的人不再阻碍媒体融合发展,在地方党报上下形成“谋事不谋人”的工作环境对媒体融合发展尤为重要。地方党报在媒体融合发展中,要建立健康的用人体制,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让能做事、愿意做事的人奋战在媒体融合发展一线,从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上给予充分保证。针对媒体融合发展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的现状,地方党报应该拿出政策,让更多的优秀专业人才加入到地方党报,只有这样,地方党报媒体融合发展工作的力量才会越强,取得的效果才越明显。
现实很紧迫,时代有要求,地方党报要实现媒体融合发展,必须在机制体制上创新突破。荆门日报传媒集团领头人赖建权在对此深有感慨:“确实是阻碍发展的东西,我们就要改。任何体制改革都会有人反对,只要大多数人拥护,只要有利于集团的发展,我们就要改,要通过体制创新形成正确导向,弘扬正气,激发潜能,绝不能让吃苦的人吃亏,让流血的人流泪。”
用好新工具,让互联网+提升融合发展
提到媒体融合发展,媒体人会想到做强全媒体、转企改制、融资上市、新媒体创新、跨媒体经营……这都离不开新技术新工具的运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互联网+的时代。这个“+”号,代表着各个传统行业,如果这个“+”是地方党报,则意味着地方党报必须推进媒体融合发展这个系统工程来适应这个时代。在互联网+时代面前,与现代化传播工具实现与时俱进,结合地方党报自身优势,用好新工具,让互联网+提升融合发展,是当前地方党报推进媒体融合工作的的重要内容。
媒体要实现融合发展,地方党报必须用好大数据这个优势工具。当前市场,数据库营销已成潮流,通讯商用自己的客户数据赚钱,短信群发商用自己的客户数据赚钱,无数行业在拼全力搜集建立属于自己的数据库,连快递的客户信息和火车票上的客户信息都成为抢手的资源。地方党报拥有的让人羡慕的数据库,却一直在沉睡,很少精准分类,更没有转化为地方党报媒体融合发展需要的生产力和赚钱工具。地方党报的订户是庞大的数据库,报纸小记者团、太太理财团、相亲俱乐部拥有良好的数据库,地方党报利用这些数据库做好纸媒营销活动促进媒体融合发展没有?答案是一般没有。地方党报既没有大媒体有望上市的好环境,又不掌握新媒体的终端和核心技术,就要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数据库,不仅要做好传统“三高人群”――高收入、高学历、高社会地位人群的数据库,还应重视“新四有人群”――有退休金、有时间旅游、有空喝下午茶、有空逛商场,即新一代主流群体的数据库,数据库的建成与运营如何事关地方党报发展前途,也是地方党报实现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现在不少地方党报在融合发展中尝试跨界经营、组建报商联盟,正是建立在用好自身大数据工具前提上的。
媒体要实现融合发展,地方党报必须用好立体传播新工具。立体传播新工具在媒体上的运用,称为“全媒体行动”。新华日报副总编辑屈志坚先生认为:“全媒体行动不仅表现为各种媒体的参与,也不仅是将报道内容多渠道,还包含了媒体与读者、线上与线下的互动,努力探索动态新闻动态发稿,一次采集、多次和多渠道呈现。”无论是多次还是多渠道呈现,用好立体传播新工具是关键。对于地方党报媒体融合发展工作来说,立体传播新工具不仅仅是电脑、手机等工具,也不仅仅是网站、微信、微博、H5网站等方式,而是对这些工具方式的全面整合且与时俱进。萧山日报给所有一线记者配备了移动互联设备并不断更新,在移动互联设备安装了系统并不断更新,就是对互联网+时代立体传播新工具的有效运用。对于地方党报的经营工作来说,用好立体传播新工具,实现对客户内容的立体传播和多次,也是解决当前经营下滑、客户流失的有效方式,经营状况的好转又会促进地方党报媒体融合发展工作的推进。
地方党报用好新工具,还包括对当前新政策及时运用。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促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地方党报要把这些政策为我所用,有效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工作。以新闻出版总署的《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例,这个意见明确支持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对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出版企业进行兼并重组,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兼并重组新闻出版领域以外的其他国有企业,鼓励和支持转企改制到位的新闻出版单位自愿加入各类出版传媒集团,指导和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出版传媒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其他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允许有序引入非公有制资本;鼓励出版传媒集团之间通过联合重组、参股等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股权多元化发展,鼓励出版传媒集团通过整合资源实现多媒体、全产业链发展,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异地设立分支机构、连锁经营、与同类企业进行产品、项目和资本合作等方式,实现跨地区经营,支持出版传媒集团与广播电视、电信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开展合作等。这些政策应该引起地方党报重视和消化,转化为促进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工具,成为地方党报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在市场竞争中的尚方宝剑。
参考文献:
[1]:《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2014年8月18日电
[2]屈志坚、陈炳山:《党报融合发展中的坚守与创新》,《传媒观察》2015年第6期
[3]马利:《媒体融合是场大变革》,《人民日报》2014年8月20日
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篇3
新媒体时代,媒介融合不但重塑着传媒业格局,冲击着传统传媒的生存,同时也导致了编辑职业角色和功能的改变。面对跨媒介传播机构以及新型互动传播技术的发展对编辑提出的新要求,重新审视编辑的角色和功能显得十分重要。
一、媒介融合:从“单一媒体”走向“全媒体”
媒介融合是一种“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与并购,并借此组建大型的跨媒介传媒集团;二是媒介技术的整合,形成新的传播手段,甚至是全新的媒介形态。当前,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互动与融合,产生了网络报纸、手机报纸、手机杂志、数字出版、数字电视等新型传播方式。传媒业任何一次大的新技术变革,都会带来媒介外部环境的改变与内部要素之间的裂变与整合。媒介外部环境的裂变,导致内部要素――编辑的转型就为期不远了。
在媒介融合的形势下,采集与新闻信息已经不是新闻媒体的核心竞争焦点,它还需要整合各种新闻资源,通过对各种内容产品的不断裂变与融合,使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形成新的内容产品,从而促成媒介集团中产品链和价值链的生成。而新媒介的采编管理也不再是一报一台一站各行其是,而是“全媒体”的团队合作,是对多种媒介新闻生产流程的重组和整合。因此,传播渠道与信息载体的多样化,必将带动编辑角色和功能的变化。
二、身份裂变:从“被消解”走向“被整合”
由于魍趁浇槭艿绞码技术和网络传播的冲击,导致新闻报道由单向转向双向、多向,媒介的受众资源也从而转换为信息资源。单一业务技能的编辑人员已难以胜任跨媒体的编辑任务,编辑的身份将在裂变中被消解,被整合。
20世纪90年代以前,读者的阅读中心是纸媒文学,专业作家可以依靠文学期刊和图书上的作品,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成为“大众的偶像”。随着新兴电子传媒的崛起,传统纸媒文学的地位快速下滑。由于新传媒需要新型的网络,而原来的专业作家多数无法完成角色转换,致使广大的业余作家和成为新传媒环境下的“作家”。
同样,传统媒介环境下,记者编辑处于信息控制者地位。然而,受新媒体互动技术的推动,新闻信息源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来自普通民众的新闻和言论在信息传播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
“公民新闻”对传统大众媒体的最大挑战是打破了传统媒体在新闻传播中的垄断和特权。它不但使传统媒体的信源结构发生了裂变,还使传统媒体对新闻信息的“议程设置”功能受到影响。人人都可以是传播者,人人又都可以是受众。在这种情况下,编辑身份悄然裂变,专业编辑的信息垄断转变为与社会公众共同的信息分享。
三、功能整合:从“单一型”走向“复合型”
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的融合是全方位的。内容的融合、终端的融合、技术的融合等,使融合性、多元化成为网络时代编辑活动的一个新特征,这从客观上要求编辑尽快完成三方面的转型:
(一)从“单一技能”转向“一专多能”
媒介的融合,使传统媒介从业人员与新兴媒介从业人员的界限将被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业务技能单一的编辑人员将难以胜任跨媒体的编辑任务。这就要求编辑人员在精通一种媒介的编辑技能的基础上,努力成为“复合型”的融合媒体人才,即以融合的业务技能实现对多种媒体的资源整合开发,以“融合新闻”的新模式提升媒介传播的品质和效果。
编辑工作的大融合,离不开对信息技术、网络平台、多媒体转换等现代化技术的应用,这就要求编辑人员必须具有与此相关的各种能力,包括:信息检索能力,能熟练地利用各种搜索引擎查找到策划及编辑所需的资料;计算机操作能力,能利用计算机处理素材,并加工成媒介传播所需的成品;多媒介转换能力,能将一种媒介的成品熟练地转换成另一种媒介所需的文件格式,为另一种媒介的产品生产创造条件。总的来说,融合媒介需要两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复合型记者编辑。
(二)从“采编者”转向“信息提供者”
传统媒体的转型,对于新闻从业者个人而言,最大的改变不是强化发现和采集新闻的职能,而是强化新闻和信息的“整合力”,即通过对新闻与信息的过滤、提炼、修饰、分类和打包处理,提升内容产品的品质和价值。同时,在新型媒体的互动传播环境下,媒体的传播观念逐渐由“传者本位”转向“受者本位”,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得以强化。
因此,编辑功能的转型应由被动把关走向主动策划,将编辑工作侧重点从稿件加工的“后道”移向“前道”,把创新重点放在整合和策划上,借力新媒体,做好独家报道和深度报道。
(三)从“新闻把关人”转向“多媒体主持人”
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篇4
关键词:网络技术;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
随着网络数据日益丰富,人们对广电工程技术的数据处理效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些年,融媒体出现在大众视野,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在数据分析与处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融媒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数据进行筛选、整合,将互动性与差异性相结合,为广播电视媒体行业带来了新发展。为了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应加强网络技术在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中的合理运用,为融媒体广电工程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1媒体行业发展现状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广播电视在媒体行业中的主体地位受到一定影响。从总体上看,虽然广电媒体的总收入占比持续呈上升趋势,但发展进程缓慢,其中广告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而网络收入则不断增加。应对电视媒体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使电视媒体朝着新方向发展,积极推广网络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
1.1广播媒体
因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广播媒体行业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对于收听传统广播,网络广播优势明显,它不仅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还具有多种功能和表现形式。传统的广播媒体比较单一,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选择网络广播。为了转变人们对传统媒体的印象,广播节目不断创新形式,与融媒体相结合,为听众提供不一样的体验,从而提高广播的收听率。
1.2电视媒体
我国有线电视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据不完全统计,有线电视安装用户已占全国用户的65%左右,但是,电视收视周期却在降低,2019年的电视收视周期下降到160min。各地方电视台收视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传统的电视节目因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时间和内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很难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与传统的电视节目不同,网络电视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着多媒体设备的出现,无线网络的普及,只要用户拥有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就可以随意观看网络视频和网络电视。
2网络技术在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中的应用
2.1实现业务服务平台的创立
传统的广播电视中,信息来源大多来自于广播电视台,数据来源路径比较单一。在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下,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中的信息数据来源途径众多,广泛的数据信息集中通过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创建了业务服务平台,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多种客户端,不断向外即时信息与新闻,吸引用户来体验或观看。为了让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观看到电视节目,可自主研发与卫视同步的电视平台APP。如湖南卫视的芒果TV、浙江卫视的中国蓝等。这一举措使电视市场的发展空间得到延展,促进了融媒体广电工程的广泛应用。
2.2优化数据采集
信息数据是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中的根本,在数据信息采集过程中,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对微博和论坛等各个社交平台进行数据的集中收集,还可以利用它们挖掘更深层次的数据信息,通过后台监控实时把握数据信息的最新动态,这极大提高了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的数据采集与整理的效率。还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收集图片和视频等动态信息,使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的数据更加真实丰富。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上传至云端进行保存,确保数据的安全性。
2.3数据分析
数据信息多种多样,需要借助网络技术对其进行分析,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为用户提供优质化服务,推动广电媒体行业向服务方向发展。如浙江卫视的中国蓝和湖南卫视的芒果TV应用软件,它们的后台都有监控系统,可实时监控和保存用户的浏览记录,从而了解用户最感兴趣的节目内容,及时为用户推送与浏览过的节目内容差不多的视频资讯,从而实现广电媒体的服务性。数据分析还可找准时机投放广告,提高广告投放时间的准确度,确保广告的经济效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融媒体广电工程的服务范围和规模也将逐渐扩大。
3网络技术与融媒体技术的运用发展
3.1网络技术的运用发展
网络技术是指将多种技术结合起来,包括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的结合。借助网络技术将信息数据资源进行分类、分析、优化和整合,这样能够全面推动广电工程技术的创新升级。另外,网络技术运用得当,还可以将网络技术中的数据量扩大,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多样性,如:网页渠道、游戏渠道、软件渠道、监控设备等。
3.2融媒体技术的运用发展
融媒体广电工程技术主要依靠媒介载体,将各式各样的媒体形式整合到一起。作为广电工程发展的基础,融媒体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具有重要作用,将单一的媒体表现形式逐渐向多元化形式过渡。融媒体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广电工程技术和网络技术相互融合的产物,融媒体的出现使广播工程形式表现多样化,作为当前最科学、系统的形式,融媒体在今后的发展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农村地区;传播偏向;多元融合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6)176-0037-02
1概述
1.1媒介融合的概念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课题,但学术界对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仍处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
美国新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1]。他强调了“媒介融合”更多是指各个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之后,美国学者李奇・高登提出了媒介融合的“五种融合说”,总结了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得媒介融合的概念更加清晰具体化[2]。
国内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2]。此外,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熊澄宇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2];中国人民大学高钢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在于“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2]。
虽然各学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强调一个共性:媒介融合并非排他或者替换,而是互补共享,在传播过程中保持自身的个性优势。而媒介的传播偏向维持着媒介自身的个性优势。
1.2传播偏向的提出
伊尼斯在他的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了“时间-空间偏向”理论。他认为:“根据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另种媒介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v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3]。
传播偏向理论又将媒介的传播偏向分为了四大类:口头传播偏向、书面传播偏向、时间偏向和空间的偏向。由于时代的局限,伊尼斯的大部分研究放在了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上,只有少部分涉及了广播传播偏向。其继承者麦克卢汉则有涉及对电视传播偏向的讨论,却还是无缘于新媒体时代的研究。之后也有学者对传播偏向论进行相关研究,梁艳芬等人的《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学术渊源》,从伊尼斯的学术渊源和思想谱系,探讨了传播偏向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具体媒介的传播上进行传播偏向相关研究的有:胡婉婷的《论网络媒介的传播偏向――对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推进》,杨腾飞的《电子书的传播偏向――以亚马逊电子书Kindle为例》,廖雨思的《对电视养生节目节目话语的传播偏向研究》,胡昌龙的《微博的传播偏向研究》等;而操瑞青的《传播媒介的消极偏向:由批判三部曲解读波兹曼的媒介批判理论》则从媒介传播偏向的文化批判视角进行论述。
以上大部分的研究几乎都围绕着媒介传播偏向的理论渊源、单一媒介偏向以及文化批判几个方面展开,对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偏向导致媒介融合多元化的趋势却鲜有甚至没有相关研究。直面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媒介,依循前人的研究路径来探索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偏向的特点是我们的荣幸和责任。
2016年,笔者有幸参与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研究项目,其主要针对新媒体影响下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渠道的方面进行相关调研。调研中发现,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涉及新媒体、传统媒体和最原始的人际传播,形成了以新媒体为主导,传统媒体和人际传播三者交织的传播格局。为什么新媒体没有取代传统媒体而一枝独秀?传统媒体为何能在新媒体环境中仍能占有一席之地?而人际传播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却也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消亡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将以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为研究基础,从媒介传播偏向的视角对新媒体时代农民获取信息媒介传播偏向进行相关研究。
2媒介的传播偏向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乡镇、农村3个地域公众最常用的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均以计算机网络、电视台和报纸为主,辅以图书、电话、电台,而农村公众还热衷选择像乡政府、村能人、农技员以及集市等人际传播渠道。由此看来,农村公众在选择获取信息的渠道时,首先会选择兼具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新媒体;其次选择单一偏向的媒介(如电视、报纸、广播)作为补充媒介;再而可能会选择去集市道听途说或是同邻居闲聊,虽然这些道听途说可能不够客观,渗入许多个人感情,但这却是任何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见表1)
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3]。像报纸媒介,其本身具有的图文并茂,保存时间长,传阅率翻阅率高等特点决定了其偏向于空间的传播,但其时效性和消息相对滞后的特点却导致了在时间传播上受阻。相反的,电视传播在现代化技术的支撑下,其信息采集、处理与达到了与事实现场的同步效果,使得电视在传播的时间偏向胜一筹。当然,因为传播的时效性也造成信息在保存时间上的缩短,以致其在传播的空间偏向上稍逊于报纸媒介。
在农村地区,按照“时空偏向”理论解释:报纸媒介因为具有空间偏向,更适合于广泛传播;而电视媒介的时间偏向,则更适合于生活节奏较快的城市地区。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公众获取信息时除了运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外,还习惯到集市、商店等人群较多的地方打听相关信息,或者跟邻居聊天,或者跟村能人取经等,人际传播方式在农村地区依然占势。农村公众在选择报纸渠道上相比城镇少了很多,但其他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都在相应增加。这说明了农村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乡土本色使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写道:“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统万有的真理,这是乡土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特点”[4]。同样的,乡土社会的人在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时也是不追求“万有真理”的。这就使得农村公众在训责获取信息的渠道时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可以说,任何媒介在乡土环境中都适用,却没有哪一单一媒介独自在这里适用。
其二,对新媒体的新鲜好奇感使然。新媒体的数字化和交互性特征是其成为信息时代的宠儿。数字化作为新媒体的技术基础,使得新媒体可以海量的存储信息及光速传输,让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能够共享资源,实现媒介大融合。交互性即互动性,在新媒体时代,每个新媒体的用户都可以参与到媒体信息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这与传统媒介的单向、线性地接信息模式完全不同。在传播过程中,新媒体的用户拥有更多的参与感,而这种新媒介的参与感又恰与人际传播最为贴切。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媒介,只达到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平衡还不够,还需要将人际传播在内的如口语传播作为桥梁来平衡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理想传播方式。笔者比较赞成伊尼斯的观点,毕竟人是社会中有感情的高级动物,除了需要时空带给我们历史感,还需要情感给予我们当下感。在人际传播中,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仅有强烈的参与感,可以对信息进行及时处理和反馈;而且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情感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着纽带作用,或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传播效果只有在人际传播中才能真正实现。
人类的现实生活极其复杂,交流方式更是多种多样,任何一种单一偏向的媒介都不可能满足人类对信息的需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海量信息,从信息量的角度来说,可以说相当充足。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面对着同一信息,公众也时常会翻开报纸看看相关报道,也会偶尔打电话问问请教相关的专家学者。正所谓媒介有偏向,生活却无偏向。媒介传播偏向的多元性正是因为其包含了时间、空间和感情的三位一体之结合。因此我们说,新媒体时代传播偏向的多元融合趋势不可阻挡。
3媒介传播偏向的多元融合
农村的日常交流重视人际传播是事实,但当代的年轻农民或现代农民每当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不像年长的村民找村能人咨询,而是首先会想到上网,因为网络具备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的特征和优势,它融合了多种媒体的功能,是一种兼具多元偏向的新媒介形式。总之,现代农村选择多媒体集一身的网络媒介,既是迎合了媒体融合本身目的即为了让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畅通和多元,也是为了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在互联网和数字传播技术条件下,许多媒介的个性可以实现共享。如手机报的出现,不仅实现将报纸自身进行了媒介形态的转变,消除了传统的报纸媒介时间偏向的阻隔。同时将移动互联网时空偏向的媒介传播形式引入进来。至此,报纸真正意义上实现时空的跨越,不再担心传统媒介传播偏向带来的阻碍。
新媒体的传播已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地呈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使用传播媒介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更多的是通过新媒体的使用来实现和他人的交流沟通,以及满足个人内心交流所需。
4结论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人体本身是一个集视、听、触、嗅、品于一体的综合媒介。随着文字、印刷品、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的外在媒介的出现,人的感觉渐渐地被分割成若干部分。文字分离了人的视觉系统,广播分离了人的听觉系统,虽然电视将人的视觉、听觉进行了融合,却最终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漠了。如今,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不仅集合了传统媒体的优势,而且将人的感情也尽可能纳入技术的框架内,并对人体感觉的完整性施以了新时代的观照,可以说新媒体的出现让人重新找回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感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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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
[关键词]广播电视新闻;三网融合;互联网思维;媒体融合
一、相关概念概述
广播电视新闻是较为传统的新闻方式,多年的发展造就了广电行业强大专业的采编制作队伍,使广播电视拥有丰富的内容资源。内容的严肃性、原创性、独立性,使其在网络时代仍继续占据主流地位。
三网融合是指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三网融合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化的说法,在现阶段它并不意味着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三大网络的物理融合,而主要是指高层业务应用的融合,其表现为技术上趋向一致,网络层上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形成无缝覆盖,业务层上互相渗透和交叉,应用层上趋向使用统一的IP协议,在经营上互相竞争、互相合作,朝着向人类提供多样化、多媒体化、个性化服务的同一目标逐渐交汇在一起,行业管制和政策方面也逐渐趋向统一。
二、三网融合的资源优势及发展瓶颈
(一)三网融合的优势
三网融合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面采用,使电话、数据、图像信号都通过统一的编码进行传输和交换。数字技术的主要优势是信号质量好、抗烦扰能力强、传输效率高、多功能复用、双向交互性、便于网络化等,得到了广泛应用。光通信技术的发展,为综合传送各种业务信息提供了必要的宽带和传输高质量,成为三网业务的理想平台。tcp/ip协议软件技术的发展使得三大网络及其终端都能通过软件变革,最终支持各种用户所需的特性、功能、业务。三网融合信息服务将由单一业务转向文字、话音、数据、图像、视频等多媒体综合业务,有利于减少基础建设投入,并简化网络管理、降低维修成本,将使网络从各自独立的专业网络向综合性网络转变。三网融合不仅继承了原有的话音、数据、视频业务类型,更极大地拓展了业务提供的范围。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能够提供包括语音、数据、图像等综合多媒体的通信业务。
(二)三网融合的发展瓶颈
“三网融合”是为了实现网络资源的共享,形成适应性广、容易维护、费用低的高速宽带的多媒体基础平台。但是面对三网融合这一历史性的信息网络和内容产业结构调整,三网融合受到了诸多限制。同时,作为一个新媒体市场,电信、广电作为三网融合两大推进主体,各自都拥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优势,同时也都不乏“短板”和“软肋”。更重要的是,随着三网融合试点的推开以及试点深度、广度的拓展,广电、电信目前所拥有的优势与劣势还在不同程度地转化。
三、广电企业面临的新形势
随着三网融合时代的到来,业务类型的趋同化,企业竞争更多地体现在运营、营销、服务等企业的管理能力上,因此广电企业在管理能力上的弱势是其面临的另一个重要挑战,如果不能及时加强自身管理能力的建设,将会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虽然目前已经有部分省完成了广电网络的整合与双向改造工作,但整合程度较低,基本是省网层面的网络整合,大量的有线电视用户掌握在尚未完成整合的县级的有线网络公司手上,进一步整合的难度较大。
从时间上来看,省、市、县三级网络的整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三网融合留给广电企业的过渡期仅有1-2年;从整合需要的资金的角度砜矗完成全国有线网络的双向整改至少需要近万亿的资金,凭借广电企业自有资金与资源几乎不能完成,因此,融资渠道也是网络整改面临的巨大困难。
四、广播电视新闻的发展定位
在移动传播时代,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秩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相当一部分受众热衷于简单的“新闻快餐”,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传播效率的提高,受众对高质量内容的需求不断增加,各类新媒体也认识到“内容为王”的重要性,纷纷加强内容生产力量,并格外注重原创内容。而城市广电媒体组织生产新闻内容的能力,尤其是协调团队形成组合优势原创内容的能力,显然是一般网络媒体望尘莫及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内容为王”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媒体只要做好内容便可以获得受众和影响力。媒体应该认真地考虑,究竟是哪些因素使人们在接触海量信息时愿意去点赞、转发和评论,要运用互联网思维从受众的角度去分析新闻内容的有用性,重视内容的可分享性。只有认清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和规律,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及时把受众反馈的信息表现在内容生产中,才能够以真实的事例、生动的表达、鲜活的语言做到内容创新,凸显实用功能,提高传播力和影响力。
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今天,城市广电媒体的“内容为王”还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就是要把握时代脉搏和国家发展大势,坚守和发扬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提升主流舆论的引导力、影响力,成为舆论场的定海神针和中流砥柱。城市广电媒体只有立足本土,在舆论监督、权威信息等领域深耕细作,打造一流内容、一流品牌、一流栏目,才能在众声喧哗中通过优质的传播渠道发出最强音,进一步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真正成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巩固在人民群众心中的主流地位。
五、以“互联网思维”推进广电媒体融合发展
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7.31亿,其中手机网民用户占据95.1%。手机网民依然是拉动中国总体网民规模攀升的主要动力。这个数据足以表明电视业在接受着新媒体浪潮的冲击,不过,短时间内,电视作为接收消息容易的媒体,还是有着最大的受众市场。三网融合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对它们提出了更大的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既是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城市广电媒体应对新型媒体挑战,以转型谋生存、以融合求发展的重大机遇。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需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
(一)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全媒体团队
媒体融合的关键是理念的更新和体制机制的创新。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融合发展工作的推进,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媒体机构先后进行了内容生产机制和新闻采编流程的改造。在这样的新闻加工平台上,传统采编人员变身为专业化的全媒体团队,媒介组织通过统一指挥、集中处理,能够有效地整合媒介、信息、人力等各方面资源,实现“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元”的全媒体生产模式。
对城市广电媒体来说,由于地方新闻资源相对较少,而传统媒体常以独家新闻作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因而“中央厨房”的建设在破除不同媒介利益壁垒的同时,需要通过“以受众为本”的内容生产理念保证各个子媒的“独家”优势并有效解决新闻同质化的问题。按照这一目标,“中央厨房”的建设除了创新内容共享、集约生产的管理模式外,需要重建面向全媒体的业务流程管理机制。
(二)重视技术研发,内容呈现多样性
城市广电媒体不仅需要采编流程的更新,更需要注重技术创新以及新技术与信息内容的结合。只有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把传统媒体长期积累起来的内容生产优势、传播公信力优势与新兴媒体的数字技术、多媒体传播、多元交互等技术优势充分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融合发展的最佳效果。
面对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成为城市广电媒体融合的标配,辅以html5、css3等浏览器前端技术,让图、文、视频、音频、数据图表实现动态化呈现,进一步提高了传播效果。不少城市台还纷纷建立了全媒体互动技术平台,建设包括轨道机器人、虚拟演播室及在线包装、视屏墙图文系统在内的全媒体演播厅,可以以更加生动的形式报道新闻。
(三)推进双向融合,构建新型传播途径
媒体融合,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融合。城市广电媒体既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也要积极发挥广播电视的入口优势,实现从传统媒体的受众到新媒体用户的转化,并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让新媒体用户也关注传统媒体。深圳广电开发的电视直播伴随客户端“摇看”,就是电视频道推出的手机互动APP,用户收看电视节目看到提示时进入互动环节,可以获得电视频道准备的好礼。通过这样的形式,传统电视成功与移动互联网实现融合,既带动了收视率的上升,也为移动客户端的推广拓宽了渠道,实现了双赢。
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广电媒体还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偏好,调整内生产和传播策略,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内容产品和服务功能,实现各类节目和产品的迭代升级。根据与用户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数据信息,推动传统广告向精准广告转变。
对城市广电媒体而言,媒体融合不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简单相加,而是内容、理念、体制、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是彻彻底底的革故鼎新、浴火重生。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体制机制以及思维定势等方方面面的挑战,只有进行新旧媒体的双向融合,实现各种媒体生产要素和资源的整合,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与传播体系,并通过新的效果评估体系接受检验,才能打造出凸显公信力影响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为传播中国声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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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1篇7
【关键词】三网融合新媒体平台化终端传播内容经营管理模式
现代社会是在两种技术的推进下发展的,即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信息方面,关于生产、传播和信息的接收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一些传统的信息性行业正在多个层面、多种纬度上走向融合。这些传统的信息性行业,像电信业、广播电视业与新闻出版业等,传统产业界限也从曾经的界限分明变得日益模糊。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这场信息业革命的规模是绝无仅有的,它催生了各类新的媒体形态,比如在电视方面有数字电视、手机电视等;广播方面有数字广播、卫星广播等;报刊方面有电子报刊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这些新的媒体形态,这些新的媒体形态成为一支让人们无法忽视的力量,其有着传播技术上的革新与传播形态上的颠覆,并且搅动着传统传媒格局。三网融合对于新媒体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全面而且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三网融合是一种新的革命,并不仅仅涉及某些传播介质在信息中的更换交替,它还牵涉到三网融合中的两个全方位的革命――内容生产和管理体制。对于这种情况,本文从运营模式、接收终端、传播形态、经营管理等层面进行分析。
在大众传播时代,在三网融合中媒体商业模式和运营平台的重建是运营模式平台化的根本意义。传统媒体根据各自不同的传播媒介,在技术的限制下为大众提供界限分明的产品。“媒介融合”通过三网融合的发展进而促进生产、传播方式的融合。在这种融合而成的大传播格局下,“全媒体”就成为传媒发展的必然趋势。
平台化建设是在全媒体传播别值得重视的。相对于使用者而言,对各类信息的需求在媒体向荣的趋势下通过同一个平台实现。此外,从某些角度来看,媒介产业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必然演化形态是媒体融合,也同样是一种以融合为生产方式的新型生产形态。
三网融合是一种纽带与平台,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模式才可以在传媒产业中更具有竞争力?显然这种发展模式应该是一种“平台模式”,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提供多种信息类型。“平台”是一种交互装置或交互空间,并在海量端点和通用介质基础上建立。它的核心竞争力是通过通用介质(网络)聚合后连接海量端点来提供内容和服务,在满足用户的需求上,通过一些特殊的机制提升海量端点之间的交互效率。由此观之,三网融合为平台化的趋势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这种平台化趋势将产生颠覆性影响,主要对象是媒体的生产和运营模式。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很多方面将发生改变。首先,在资源的观念上,开放将取代封闭;其次,利益观念上,从前的独占被共享所代替;再次,在具体组织上,对等协作替代了层级控制。就国外和国内方面来看,英国成立OFCOM,以及美国的兼并和联盟方式,都是通过政府的相关政策及市场调节两个方面来实现广播电视和电信的双向准入,从而使技术和业务两方面互相融合,最终实现可以最大限度地共享资源。IPTV作为平台的运营方,也在我国的发展中初步体现出这种转变。
在中国,对于三网融合的进程,接收终端的重要性在新媒体时代是不言而喻的。主导权经历了从“内容为王”“渠道为王”到“终端为王”的论争,而数字技术的推动成为新媒体接收终端发展的开端。在三网融合过程中,各类新媒体为用户实现了更多的服务,例如语音数据、音视频、远程教育和娱乐服务等。它们通过采用数字化的制作传播手段,以及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和卫星网络等渠道来实现。另外,它们有可能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利用彼此的信息资源实现共享的目的,而数字技术给他们提供了各类媒体相互融合的接口。
同时,在三网融合中,实现了最大化的传播覆盖。产品的差异性以及平均成本分别实现了最大化和最小化。信息可以产生多种价值的传播产品,也正是由于这些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充分整合运用各种传播途径,扩大了经济规模和范围的传播。同时,在接收终端中促成了多样化和多功能化。移动化的体现是当下最为典型的。新媒体的接收终端进一步多样化,可以说正是由于向移动化方向发生的转移。近些年,互联网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不仅仅来源于互联网的延伸,这一次浪潮与新型的通信技术和无线网络相结合。此时的移动互联网在手机上体现了最典型的应用。在无线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下,手机已经成为强大的媒体终端,然而,曾经它只是一种单纯的移动通信工具。现在各类型的融合新形式也纷纷呈现。这些融合的新形式,有手机中的报纸、出版、视频、APP等应用方面。各传统媒体也纷纷向手机媒体领域迈进。并依据自身的资源特点,发挥出手机的传播特点。移动媒体在三网融合下的发展空间也将更为广阔。
例如,在3G中,用户的一些需求在无线网络传输速度和资费下降的情况下被极大地刺激,我国用户通过手机这一媒介上网的数量急剧增加,在2013年1月CNNIC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我国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数量截至2012年12月底已经有4.2亿,远远超过网民整体增幅,年增长率达18.1%。另外,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在网民中的比例也达到了74.5%,此时,在网络的使用中,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的地位已逐渐上升并变得更加稳固。三网融合的出现改变了信息的传输渠道,它的发展还将继续推动新媒体的多功能化。三大网络及其终端给用户带来了便捷的体验,也实现了功能上的更好融合。通过相应的软件,可以满足用户在电话、电视、网络等多种需求上的“一条龙服务”,这种方式极大地避免了资源方面的浪费,支持用户所需的各种特性、功能和业务。曾经有学者指出:“对普通百姓来说,手机、电视和电脑最简单地实现了‘3屏’的相互融合,手机可以看电视、电视可以上网打电话、电脑可以打电话看电视。三者之间也相互交叉出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基于三网融合背景下的新媒体产业的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项目论文;项目编号:12532184)
参考文献:
[1]黄春平,余宗蔚.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内容的监管难题与解决路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
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篇8
论文摘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徐沁.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东南传播,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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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新闻大学,2009(1).
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篇9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中特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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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篇10
2014年7月1日,安徽新媒体集团挂牌成立,新版《安徽手机报》同步上线,成为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做大做强主流媒体的重要举措。就媒体融合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徐东平。
“媒体融合不是谁要吃掉谁、取代谁的问题,更不是谁控制谁、干扰谁的问题,而是大家要主动融合,积极作为,吸收其他媒体的优势和长处,毕竟不同的媒体都有先天的基因缺陷,都有需要补上的不同短板。”徐东平认为,加快融合,就是要把不同媒体的优势盘活再造,产生新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进而把传播的速度、内容的厚度、影响的广度和服务的效度有机统一起来,直道奋进,弯道超车。
谈到纸媒在媒体融合中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时,徐东平表示: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过去那种大水漫灌的粗放运作早已不合时宜,传统媒体要学会通过数据分析和处理找到用户,学会向精准化、渗透式的滴灌作业转变,使服务更具体、更深入,而媒体人强调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接地气要求的意义也在于此。
徐东平认为,当前我国媒体融合才刚刚上路,没有成功的样板可以借鉴,我们能做的,唯有瞄准方向,立足实际,才能走出一条新路。他说:“媒体融合,融的是理念和思路,合的是内容和技术,做的是协调和互动,求的是再造和双赢。它是通过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进行有效整合。这种整合,既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的技术融合,也包括报纸之间,报纸和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间的资源整合。这种融合,不是大家抱在一起防范式地取暖,而是用抱团方式,产生更为壮观的火焰。”
(内蒙古日报记者李振南)
关键要解决好“融”的问题
江西日报社社长王晖认为,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关键要解决好“融”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绝不是单纯的为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增加新的平台和渠道,对新闻进行简单重复的,而是要运用新媒体运作的新思维在整体上进行战略优化重组,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实现一体化发展。
纸质媒体要通过组建全媒体中心,打造集采编、、经营、管理为一体的独立的全媒体数字化转型技术支撑平台,生产出适应受众新的阅读特点和阅读习惯的新闻产品,让受众在互动中参与,在参与中传播。通过视频、音频、文字,突破纸媒时效性差和表达效果单一的局限,让新闻变得生动活泼,让读者有亲近感,提升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纸质媒体一方面在媒体融合中要发挥好评论和深度报道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要改变办报风格,转变舆论传播方式,多增加能拨动读者心弦的报道,在体现权威性、公信力的基础上增加亲近感。在抓好新闻内容的前提下,通过微博、微信、手机报、多媒体、新闻客户端等多种传播形式,打造可看、可听、立体动态的报纸,让平面媒体插上腾飞的翅膀。
要不断提高记者、编辑的全媒体素养,加快记者、编辑跨媒体转型。让记者不仅做到能写、能拍、能摄,还能对所获信息进行多层次、多样式、多手段的整合,并在第一时间推送到不同的介质上,形成一次采集、多次生产、多元、多级放大、多渠道融合、多平台互动的采编及流程,达到传播范围最大化、传播效果最优化的目的。(内蒙古日报记者苏永生)
确立“用户第一”的观念
2013年,大众网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利润1921万元,综合实力居全国省级重点新闻网站前三位,利润居首。在媒体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这样的效益是怎么来的?
大众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社长梁国典说:“探索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把报纸传媒线继续做强,把有线电视传媒线做大,把网络媒体传媒线规模做上去,进而探索实现三种媒体的融合,走适合自己发展的特色路。”
报纸要与新媒体融合,不是简单地为新闻报道增加新的平台和渠道,也不是浅层次地运用新技术新手段让新闻报道多样化,更不是报纸+网站的平面组合。梁国典说,融合发展要确立“用户第一”观念,着眼各自优势,取长补短,一体发展。在免费经济大行其道的数字时代,掌握新的商业模式,为用户提供“稀缺”内容、“增值”新闻服务。
梁国典介绍说,大众报业集团的基本做法是:对重大事件报道,各报稿件见报后源源不断输送给大众网,再由网站配发视频、动漫和海量图片整合成专题,使主流媒体声音在新媒体阵地形成集束重磅报道;在重大节点报道中,报纸在网上设置议题,征集网友意见,倾听网友见解;在民生热线类、特色访谈类栏目中,报纸积极利用网友的力量产生互动;都市类报纸下设官网、移动客户端、收费数字报、增值业务等业务部门,搭建互动交流平台,打造网友生活圈,并尝试与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合作,通过二维码扫描,实现厂商与消费者的精准化互动消费。
平面媒体在融合发展中,要整合既有新闻素养又懂互联网技术的新闻团队,改变僵硬的新闻运作和采编流程,凭借自身的品牌和传播优势,利用新媒体的即时性、便捷性和多元化特点,将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延伸、聚焦和放大。(内蒙古日报记者及庆玲)
做第二个吃螃蟹的人
“与很多省级党报一样,我们也正在积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广西日报总编辑于起翔说。
于起翔说,对于处于西部后发展地区的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来得迟了一些。直到今年6、7月份,我们再也坐不住了。我们深刻体会到,传统媒体已经到了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
“我们非常清楚,相比发达省区,我们在资金、人才上都有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的想法是采取跟踪战略,做‘第二个吃螃蟹的人’。那些短时间内由于资金、人力等原因学不来的,我们要‘低态跟随’,瞅准合适机会再着手做,这样虽然时间上可能晚一些,但能够把风险降低。”于起翔特别讲述了“广传魔码”的故事。去年第14个记者节,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上线“广传魔码”――一款结合二维码和增强现实技术的手机应用端。“广传魔码”上线当天,《广西日报》出版了“魔码特刊”――《传播正能量老记在动》。不仅以文图形式叙述了5位记者的职业理想和历程,还通过相应技术,向读者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广传魔码”上线后,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广告中心迅速跟进,通过多轮扫码送大奖和各类活动迅速扩大“广传魔码”用户群。通过“广传魔码”,传统纸媒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了很大提升。目前,广西日报传媒集团的所有报纸都在上魔码。“为了解决下载视频耗费流量的问题,集团与移动、联通、电信部门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扫魔码免费。这一借鉴来的技术,成了我们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敲门砖。”于起翔说,目前除了继续开展“广传魔码”的升级工作,广西日报传媒集团正在学习做新媒体矩阵,号召所有对新媒体感兴趣的记者都开通微博微信。
(内蒙古日报记者丁燕)
把握好“技术+用户”这个核心要素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是大势所趋。”谈到媒体融合,伍义林语气很肯定。
近几年,党报也启动了新一轮与新媒体融合的步伐,只是有的行动快,有的走得慢。伍义林认为,快与慢的最主要差别,就表现在观念转变、人员配置、机构设置、资金投入、技术培训等方面,而目前则集中反映在运用微博、微信的广度、深度和频度上。
伍义林举了一个例子:当前,很多党报都有微博和微信,但是有的更新慢,有的只是简单地推送报纸的内容,有的只是配备一两个人在兼职做,有的仍然运用办传统媒体的思维在办新媒体。
伍义林说:“新闻传播向来是善于和勇于运用新技术的,每一次的印刷革命和信息技术运用,报纸都是不甘落后的。今天,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突飞猛进,尤其需要纸媒体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从而焕发出更大的传播效能,传播更多正能量。”
对于党报与新媒体的融合,伍义林认为,首要的仍然是观念转变的问题。在党报营业收入下行态势中,希望开发新媒体就能马上赢利不切实际。不从党报引导舆论的职责出发,就难以看到与新媒体融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其次,是要更新“读者”观念,树立“用户”思维。“读者”观念是将受众看作被动体,是单线传播,难免灌输,是静态服务;“用户”思维是尊重受众的主动性,是参与式互动传播,是平等交流,是动态服务。没有“用户”思维,在新媒体融合中可谓寸步难行。第三,流程再造。流程再造内容丰富,但有两个原则,一是基于阅读传播移动终端技术进步的流程再造,二是基于阅读丰富性和用户体验多样性的流程再造。把握好“技术+用户”这个核心要素,流程再造的具体内容,可以根据各自的人力、技术、资金、信息内容等实际,加以有效整合创新。
(内蒙古日报记者李振南)
新技术的引领和推动是关键
“《重庆商报》的数字媒体转型升级成效非常明显。商报在原有的汇融网、重庆商报电子报、腾讯・大渝网、重庆一百度等网络媒体基础上,推出了重庆财经新闻手机报、重庆商报官方微博、重庆商报官方微信、重庆商报微视频、微电影等项目,形成了全媒体发展格局。到目前为止,重庆商报的微博粉丝总量超过了200万,微视频推出100多部,网上浏览量上百万次。去年2月创立的新财商指数研究院,为政府、企业决策者提供数据智库。”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向泽映自豪地对记者说。
“报纸的存在已不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报纸,而是具有多种形态的全媒体传播综合体。”向泽映说这话时略显沉重。那么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在哪里?向泽映的观点是,新技术的引领和推动是关键。向泽映说,为加快重报集团全媒体一体化技术平台建设,重报集团利用建设集团新闻传媒中心大楼这一契机,在集团层面和各报建立全媒体一体化技术重要支撑平台,期待整合资源,打通集团内部信息资源共享通道。此外,集团为其所属的各主要新闻媒体单位配备全媒体直播车,为一线记者配置全媒体采访设备。在实现大渝网媒体报网融合基础上,力争把华龙网打造成集新闻咨询服务、数字出版融合为一体的新兴产业集群。
今年和明年是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确定的全媒体数字化转型攻坚年,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是各种资源要素整合、产品的研发,通过组织架构和采编流程的再造,加速集团新闻产品、产业结构调整,形成集报刊、网络、手机报、微博、微信、音视频等多业态、多种传播手段于一体、全媒体发展和产业集群的新型事业产业发展格局。
(内蒙古日报记者及庆玲)
期待一种新的媒体样式诞生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谁也不能回避。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不足。传统媒体的传播力、渗透力、互动能力不及新兴媒体,而新兴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不如传统媒体。”贵州日报副总编辑张兴说,无论对于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就是走融合发展的道路,最终很有可能形成的是一种新的媒体样式。目前,贵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在研究二者的不同特点,期待找到融合发展的正确道路。
张兴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者简单共存,是表面的融合,没有在深度上达成合作。第二个阶段,是二者互动发展,新闻报道产生了立体的效果。第三个阶段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以融合体的方式出现,它既不是单纯的新兴媒体,也不是单纯的纸质媒体,是一个新的融合体。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体借用新兴媒体的优势,新兴媒体学习传统媒体的长处。同时,还要把一切可利用的传播形式和手段都融进来。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影视方面作了一些探索,拍摄了一些影视剧,比如宁静主演的电视剧《奢香夫人》。
张兴介绍说,今年8月初,借着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召开的契机,贵州日报官方微博、微信正式启动运行。官方微博除了及时对书博会进行报道,第一时间传递书博会上的重要信息外,还设置了有奖互动参与栏目――微评论。官方微信设置了互动猜字游戏,整个活动效果非常好。“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是充满智慧的时代,是对媒体充满考验的时代。我们必须在内容上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在思想观念上寻求创新。新旧媒体融合格局将呈现出既裂变、又结合,既转型、又回归的态势。”张兴说。
(内蒙古日报记者丁燕)
打造全媒体“中央厨房”
在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的时代,传统媒体如何跟上时展步伐,加快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就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忠。
李忠说,随着互联网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媒体受到很大的冲击,许多企业的广告开始由平面媒体转移到“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但是,传统媒体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资讯、审慎的评论和价值取向的优势仍然不可替代。传统媒体要发挥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优势,科学分析新生代青年的阅读习惯,借助新兴媒体的技术平台和传播平台,提高新闻传播的质量和效率。
纸质媒体要迅速在传统媒体的平台上建立全媒体整体发展战略,打造全媒体的“中央厨房”,将精神文化产品内容进行集成,输出到不同的终端,并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进行不断调整变化。一次制作,一次投入,形成主媒体生产线和大规模集约化的产业链条,对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做对象化、分众化的表达。
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传统媒体要“嫁接”新媒体,不仅要在内容和技术上实现对接,而且要在技术、营销、融资等方面向新媒体学习。在表达方式上,传统媒体要不拘一格,一方面要为社会提供主流价值观和正能量,另一方面也要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资讯,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要接地气,通过多种介质,用老百姓能接受的方式提供新闻资讯。
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上,内蒙古有后发优势,有民族文化优势,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要利用全媒体的形式,总结、发掘、传播内蒙古的历史文化,让内蒙古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篇11
智库与媒体当然各有其独立性,智库就是智库,媒体就是媒体,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定位。但它们之间同样具有兼容性。就其主要功能来看,它们具有两大共性:
就成果的传播方式而言,现代智库具有一定程度的媒体功能。智库的核心功能首先是进行智慧产品生产,但它生产的智慧产品都是为了传播出去,而不是束之高阁,自守终生。可以说,传播也是智库的核心功能,传播力也是智库的核心影响力、竞争力、生命力。正因为这样,许多智库都有自己的报刊(尽管有些是内报内刊),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广泛应用,智库至少都有了自己的网站、网页,还有许许多多智库学者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微博客、微信,运用自媒体进行智慧产品的传播。从这方面看,智库是不叫媒体的媒体,至少也是“亚媒体”。
就传播的影响力而言,权威主流媒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智库功能。媒体的核心功能首先是大众传播,但还有面向高端的传播。它所传播的不仅是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而且要传播先进的思想、科学的理论,传播科学技术,传播智慧与文明。事实上,媒体还在源源不断地进行智慧生产,譬如它的评论、社论、编辑部文章,以及调研、课题、理论文章,等等,都是智慧产品生产。大凡有影响力的媒体,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思想库,至于媒体的内参与智库就更接近了。可以说,智慧产品生产也是媒体的核心功能,核心影响力、竞争力。从这方面来看,媒体是不叫智库的智库,至少也是“亚智库”。
当然,相对于媒体,智库的传播能力、传播功能显然要弱;相对于智库,媒体的研究能力、智库功能也显然不够强。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媒体常常寻求与智库合作,譬如请智库专家学者参与课题研究,以约稿、访谈、座谈会、“会客室”、“连线”等方式,就某些重大问题请他们发表意见,等等。媒体的专家效应,名家、大家效应,大大增强了媒体传播能力,放大了媒体传播效应。同样,智库及其专家学者也常常主动为媒体撰写文章,提品,借助媒体传播平台和渠道,实现智慧产品的及时有效传播。这是智库与媒体融合的基础,但与相互融合还相距甚远。由于媒体的研究能力不够,还缺少高智慧、高价值、大影响力、大传播力的智慧产品,媒体的影响力、传播力受到制约;同样地,由于智库的传播力不够,其智慧产品还没有实现充分有效的传播,智慧产品的价值还未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甚至有少数智库不懂传播规律,时有不当传播,以至于出现随意地、不负责任的传播,散发了很多有害信息、有害产品。
当前,媒体融合发展的战略任务已经展开,尽管这种融合的视野与范围是高远宏大的,但所寻求的只是业界多媒体融合,还没有把智库纳入视界;同样,智库的战略发展只是立足于智库视野,通过各类智库的统筹发展,提升智库影响力,也没有把媒体纳入视界。从智库和媒体面临的战略机遇、战略任务看,双方的或多方的融合――多领域、多方面适度融合及某些领域、某些方面的深度融合,是迫切需要的。这样做,既能提升、放大智库功能,又能提升、放大媒体功能。
智库与媒体融合的实现途径,可以是多样化的。
其一,媒体要依托自身基础高起点建设“媒体型”高端智库。许多媒体既有公开发行的报刊,又有在一定范围报送、发送的内参,不少媒体还有定向服务或泛化服务的舆情类产品;既有传统媒体,又有网络等新媒体。经过媒体融合发展,其传播功能和影响力将大为扩大。但是,由于体量陡然放大,其原本就不是很强的研究能力由此很可能会有所下降,从长远看这恰恰会影响媒体传播力、影响力,这不是媒体融合发展所期待的。媒体自身不管怎样融合,评论部、理论部、内参部不仅不能削弱,还需要加强,这些部门本身就具有十分明显的智库特点,应该在媒体融合中进行内部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强化其研究能力,突出其智库功能,赋予其更多的智库任务,使其成为智库新军。媒体人多将广,信息富集,搞得好,很容易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其二,智库要抓住新媒体异军突起和媒体融合发展的历史机遇,以智库为依托建设“智库型”媒体,打造媒体高地,推动智库升级。以网络和移动通信技术为引领的新媒体突飞猛进式的大发展、广覆盖,是智库与媒体融合发展的良机,智库应以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加以审视,紧紧抓住,很好利用。首先要用好新媒体,占领媒体高地,扩大智库传播力、影响力。还有一些像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智库,通过自身媒体融合、智库与媒体融合,必定会明显提升智库的传播力,推动智库升级。
其三,智库与媒体应积极寻求相互融合发展的空间。智库与媒体的融合,当然不是合二为一,而是智慧资源融合。过去有些智库与媒体是合作互动的,但那些合作互动是随机的,单项的,短暂的,浅层的,多数还是个体的,而不是资源融合。还有不少智库与媒体连合作互动都很少。这里所说的融合,是指智库与媒体以法人形式建立起智慧资源融合机制,双方或多方都提供可以共享共用的智慧资源,进行诸如共同承担研究项目、共同进行产品推介和传播、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双方进行人才交流、共同开展业务活动、图书资料相互开放,等等。这种融合当然是以长补短、以强补弱、以多补少、以有补无的融合,而不是同质同量、半斤八两的资源掺和。可以预想,如果智库与媒体相互之间真正有了不是简单而是复合、不是浅层而是深度、不是形式而是实质的融合,必将带来智库与媒体的双赢以至多赢。
媒体融合的方向范文1篇12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传媒行业也走向另一个新的方向———媒介融合。媒介融合是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从对立碰撞转向融合依存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反映着社会发展深层次的趋势和必然性,对整个社会今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探索传统媒体的转型之路,就必须交流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的走向,增强电视新闻的影响力,找到电视新闻的新起点。
关键词:媒介融合;电视新闻;走向
众所周知,“第三次科技革命”其实是互联网的革命。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以及手机客户端的日益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依赖报纸、电视、广播来获取新闻,而是直接从网络上得到。这对电视新闻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那么如何在媒介融合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找到电视新闻传播的更好的发展走向是每个电视新闻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理解媒介融合
从起源上来说,媒介融合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浦尔提出,原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我们这里所说的媒介融合,仅限于传媒行业,除了传统的纸媒和电视外,手机和互联网的新闻也在不断实现着媒介融合。是指依托新型的通讯技术,把包括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多种多样的信息融合到一起,让信息尽量多元化,内容更加充实化,真实性更加得以确认,以实现技术的融合,业务的融合,平台的融合,市场的融合和机构的融合。媒介融合的最大特点就是实现了资源的最优整合,不仅从全局出发看新闻,让新闻更加生动立体,给受众带来非凡的体验和极大的便利,更促进了传媒行业的变革和进步。
二、媒介融合给电视新闻带来的发展契机
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电视新闻传播迎来许多挑战,但也带来了很多新机遇,为电视新闻的走向指明了道路。
(一)实现了新闻信源的无限
在网络大面积普及和极度发达的今天,新闻信息流通的速度明显加快,而通过媒介融合可以将海量的新闻信息进行资源的整合和优选,大大的丰富和改变了传统新闻的信源来源方式,也提高了新闻信息的传播速度。电视新闻完全可以借助网络的优势,消除对新闻信息传播渠道的特殊依赖,改变新闻传播的现有格局,实现新闻信息的无限传播,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的多元化的要求,以达到促进自身的转型的目的。
(二)改变了新闻采编的模式
传统的电视新闻信息采编,信息来源单一,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采集和编辑工作,而且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既影响电视新闻的质量,又流失了收视观众,往往很难起到引导舆论以及传播中心走向的作用。但是在煤机融合的帮助下,电视新闻制作可以实现新闻信息资源的共享,不管是文字、图片还是视频,都可以非常效率的实现采编和制作,节约了时间也节省了电视台的人力物力,对电视新闻的实况转播有极大的益处。
(三)丰富了新闻观点的多样
在这样一个“自媒体”时代,想要掌握独家新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网络上,手机里都是铺天盖地的各色新闻。所以,电视新闻的看点必须要从新闻播报转移到新闻评论上来,有特色的的新闻评论才能吸引观众的收看和长期的关注。对新闻评论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在资源共享的情况下,新闻评论中观点的角度越不同越新颖,就越可以避开同质化竞争,越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电视新闻传播如何应对媒介融合的大背景
新的时代环境,推动着电视新闻传播不断改变自身,以达到满足市场需求的目标。而电视新闻传播也要积极依托媒介融合的的优势,积极融入媒介融合的大环境,充分利用媒介融合带来的资源,推动电视新闻传播走向更好的发展。下面介绍电视新闻传播如何把握时机融入媒介融合的大背景:
(一)强化信息整合
在面对扑面而来的海量新闻信息,电视新闻如何有针对性的选择和利用有价值的新闻信息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强化对信息的整合能力对电视新闻传播来说是一个关键点,同时也是增强电视新闻传播影响力和感染力的重要途径。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往往发生一件新闻,网络媒体总是最先发出消息,而电视媒体没办法同其他媒体在抢新闻的环节做竞争,电视新闻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做出新闻片来。
(二)增加多媒体技术
电视新闻作为传统的新闻媒体,在这样一个新媒体的时代背景下,固有的传播方式已经无法让有新需求的观众满意,因而必须通过创新电视新闻的传播方式来实现巩固电视新闻影响力的重要举措。电视是集声音和画面为一体的电子媒介,重视的画面感,所以电视新闻的观众对画面要求很高,而固有的电视新闻模式在画面上想要突破很难。
(三)电视新闻走向故事化和栏目化
电视新闻故事化就是指运用电视语言,以故事化的手法来做新闻报道。不仅仅关注事件的结果,更要去关注过程,深究原因,尤其要注重展现过程进行中的情节的发展与细节的捕捉。而电视新闻栏目化是指说要把电视台开设的电视新闻栏目做成“品牌”和“门面”,形成独有的特色电视新闻。电视新闻故事化和栏目化,是新闻发展到今天必然的一个走向和趋势,但是也要注意对新闻故事化的把握,毕竟新闻不是故事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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